预测2021年不设具体GDP目标 时代周报：今年支撑中国经济强力反弹的因素有哪些？ 刘元春：四大因素支撑2021年中国经济常态化： 首先，中国经济复苏已经进入稳定轨道，内生复苏的力量已经出现。其中，企业利润已呈现正增长。2020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071.1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11月份加快4.6个百分点；财政增长实现正增长；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三大主体收入的正增长，决定了附属的内生动力。 其次，宏观政策不进行急转弯，此前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效果将持续显现。同时，扩内需的政策会进一步出台，将支撑有效需求的提升。 第三，全球疫情的控制会使全球经济得到复苏，从而使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得到常态化的支持； 最后，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按照新发展格局来进行布局，会产生比较强劲的拉动效应。 时代周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2021年会设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吗？ 刘元春：首先，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第二，我国现在进行高质量发展，对于速度性的指标要有所弱化，要综合平衡质量、效益、速度、可持续性和安全等综合性指标。不过，速度依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全面强调增长速度，但不等于说政府工作报告和实际工作不会强化增长速度的一些底线指标。 2019年GDP增速设定的是区间目标，去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原因，未设定明确的GDP增速目标。我们认为，2021年不会对GDP增速提出具体目标，但会强化底线管理，比如规定增速不能低于多少。此前疫情令经济增速下滑，考虑到基数因素，叠加疫情超常态政策向常态化政策的转变，按照疫情前的增长趋势，2021年，中国各类宏观经济参数将全面反弹。我们预计，今年的GDP增速会超出大家的预期，显著高于疫前水平。 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6%，按我们目前的测算，2021年正常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以上：第一季度增速预计达到11.4%，第四季度下滑到5.4%左右，呈现“总体偏高、逐季回落”的基本走势。如果今年GDP增速低于6%，整个经济复苏的进程就达不到预期，中国经济也很难在今年持续政策的作用下步入常态化区间。 时代周报：“十四五”期间会不会设立具体的GDP增速目标？设定为多少比较合理？ 刘元春：第一，从增速目标来讲，未来五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地跨越12，37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第二，根据中国的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测算未来的潜在增速。这几项速度折合一下，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剔除今年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在5.5-6%之间。但如果考虑到今年的经济增速（由于去年的基数因素）会有过高表现，应该在6%左右就挺好。 宏观调控不能从唯GDP转向唯就业、唯通胀 时代周报：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提出，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目前来看，你不赞同这种观点？ 刘元春：对。即使是欧美国家，如何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如何管理宏观调控目标，自2008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 过去美联储主要是盯住单一目标即通胀目标值，认为只要通货膨胀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就会处于很好的区间。这是单一目标、单一规则。但实际上，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异。只监控通货膨胀，很难监控到就业水平和GDP水平。这意味着，传统的宏观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在目前这种大调整、大改革、大冲突时代，已经不再适用了。 目前整个世界最基本的发展趋向，是要从过去的单一目标、单一规则、单一工具这样一种理想的宏观调控模式向一种多元目标、相机决策、多种规则的框架进行转变。中国同样面临这种情况。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上来了，其他参数都好办。发展到现在，中国处于结构性调整时代，宏观调控的目标不能再局限于单一指标，而应该采取多元指标和多元工具。所以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就不能从过去的唯GDP转向唯就业、唯通胀的目标上来，必须多元化，并且是多途径的。 更具体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目前的就业数据很不完整。城镇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都没有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纳入其中；第二，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异。大量的零工就业、弹性就业，导致传统的就业统计口径，很难对新就业形态、新就业模式进行统计。如果用一个错误的就业指标来指导中国经济，可能比唯GDP带来的问题还要大；第三，就业与GDP增长、与通胀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被打破。就业与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也是非线性的。实施对几大经济主体、市场主体运行情况的监控，只简单监控就业，也是不充分的。 时代周报；多元化的宏观经济管理指标，应该怎么设定？ 刘元春：首先，要有底线管理的目标值，比如就业和风险指标。就业维系民生、维系收入、维系市场运行，要强化就业指标的重要性，作为底线管理的重要参数之一；此外，设定区间目标，包括GDP、通胀的区间管理。 这几个目标都需要，不是简单地要不要谁的问题。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要从过去的常态化、稳态化运行，向大改革、大调整、大冲突时代的运行进行转变，更多地强调底线思维，在设定底线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再进行区间管理。 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常态化 时代周报：近期一线城市的楼市调控政策频出，这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这是普遍现象，现在全球都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面临疫情和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大家对于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相比之下，金融和房地产的整体收益率还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肯定要强化监管。在楼市采取三道红线，根据不同银行的资产规模及机构类型，分成五档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进行管理，限制流动性向特定部门流动，从而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货币政策所遵循原则就是：没有项目，就不会进行相应的流动性支持。 最近一些流动性偏紧的趋势，是国家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脱实向虚”趋势所采取的、定向化的举措。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急转弯。 时代周报：1月26日，“地量级”逆回购叠加货币政策委员发声，市场利率显著上升，不少人士开始担忧货币政策趋紧。这些是货币政策的拐点信号吗？ 刘元春：2020年的货币政策，在5月份两会之后，操作都是非常宽松的。除了降准降息，更重要的是，在名义GDP增速很低时，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 9月末广义货币（M2）增长达到10.9%已经很宽松了。 尤其在去年三季度，投放得相对较多，四季度名义GDP增长6.5%，货币供应量适度向名义GDP增速靠拢，在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做出一些相对调整，这是很正常的操作，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回归。我们不可能延续去年三季度持续扩张的状态。 时代周报：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中国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从近期央行释放的诸多信号来看，货币政策“不急转弯”。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政策转弯已成定局？ 刘元春：是的，在经济增速开始趋于正常时，货币政策继续像2020年三季度那样宽松肯定是不正常的，对经济发展也不利。“不急转弯”意味着不会在短期内实施过度甚至全面转向的调控。 现在货币政策的定位，第一要持续支持经济复苏；第二在支持复苏的基础上，要从去年超常规的政策，向常态化逐步转向。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复苏、2020年四季度呈现加速状态、今年1月份的先行指标还在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资金投入手段和投入量都要进行调整。 货币政策已开始调整 时代周报：目前，货币政策是不是已经开始转弯了？ 刘元春：对，已经做出一些调整了。第一，结构性上，对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进行全面收紧，避免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状况；第二，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在逐步进行调整和回收；第三，整个信贷和货币投放的速度开始进行微调。 时代周报：货币政策转弯要注意什么？应有哪些配套政策稳定市场担忧？ 刘元春：首先，国家会进行预期引导。比如易纲行长重申，货币政策不会过早退出，还在支持中国经济的复苏。这是货币政策最基本的功能，定位明确。 其次，实体经济相关项目，会得到持续、全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通过直达和普惠的模式持续进行； 最后，对房地产的管控和流动性政策的调整，会产生普遍收紧的预期，但这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 时代周报：货币政策逐步缓慢转弯，是不是意味着整年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刘元春：目前简单来说，货币政策的定位就是国家所提的“稳健”。但实际上稳健的内涵非常丰富，不能简单化它要朝哪个方向进行，只是说它在什么样的框架中来进行决策。 第一，货币政策本身不是规则性调整，处于相机决策的状况； 第二，由于经济复苏依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基础不是很扎实，货币政策未来的调控幅度和路径，要根据复苏的进程决定；如果复苏进程非常顺畅，货币政策将会从过去总量相对偏宽松，回到真正适宜的状况； 第三，货币政策将会配合财政政策和一些大型项目，进行相应的总量和结构形式的变化。 实际上，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幅度会有所调整和收缩，但不是太大，并不像市场人士所解读的，会出现过度的调整。原因很简单，2020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1%，信贷增速12.8%，社融规模13.3%。预计2021年，这些数据都会分别回落至10-11%左右。 2021年社融增速在10%左右 时代周报：如果今年GDP增速在8%以上，是否需要保持去年的赤字率和发债规模？ 刘元春：2021年，整体宏观政策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但是会从过去超常规的操作模式，向常规偏扩张的方向逐步转变。 一方面，赤字率要从2020年3.6%以上的规模收缩到3.1%左右。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收缩，但也不能再坚持去年抗疫纾困的超常规规模； 另一方面，发债在保持规模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有所收缩。一方面保证去年5月份以来所布局的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的连续性，同时为“十四五”开局做好铺垫。 时代周报：地方债的规模大概会收缩为多少？ 刘元春：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会进入还债高峰期。地方债和专项债相当一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这是测算的基准。另外还要考虑到一些重点项目和工程的布局。预计2021年专项债规模在3万多亿，保持去年的规模水平相对稳定，但不再增长。 目前信贷、专项债和各种融资规模已经比较确定，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那么社会融资总额除以名义GDP的比值应该相对稳定，这样倒算出来就很简单：2021年社融增速在10%左右。 本文刊发于时代周报
经过10余年的持续细分和跑马圈地，中国私人银行正处于多元竞争加剧、动能持续转换的关键时期。对此，国雄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尚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私人银行势头正猛前景广阔。 姚尚坤认为，中国私人银行与高净值人群相伴而生。他表示，很多人认为私人银行就是升级版高阶财富管理服务，其实不然，两者在多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一方面，财富管理通常以金融资产“物”为对象，构建投资组合，提供产品服务；私人银行以“人”为对象，提供专业个性、综合全面的私人定制服务，人在私人银行具有关键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财富管理专注于资产管理，以“产品”为中心，针对客户生命周期中的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提供金融产品服务，具有标准化同质化特征；私人银行聚焦客户，以“客户”为中心，针对客户全生命周期提供金融和非金融综合服务，具有高度个性化定制化特征。 姚尚坤向记者解释，中国的私人银行更加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特性，私人银行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更多高净值客户及资金将留在国内市场，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积累，缓解资本流失。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3日16时27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619774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298747例。 美媒13日报道，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第一个800万例用时268天，第二个800万例仅57天。目前，美国平均每小时近100人死于新冠肺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建议》科学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重要保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作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加彰显统一完整、权责对等、高效公平、公开透明等特征，为科学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既巩固已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提升预算配置财政资源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更好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增强税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更好贯彻国家战略和体现政策导向 政府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要在挖掘潜力、规范管理、提高效率、释放活力上下更大功夫。 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预算编制的全过程，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指导地方和部门在预算编制中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加强公共资源综合管理，将依托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等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加强部门和单位对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或单位预算。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更好发挥标准在预算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加快建设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应用，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和程序编制预算和安排重点支出。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严格规范预算调剂行为。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深化绩效管理改革，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层层传导压实绩效责任。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重大战略、重要任务、重点改革的财力保障研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增强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编制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聚焦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加强政府债务和中长期支出责任管理。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重点将涉及生产要素全国流动和市场统一的事务，以及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事务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委托事务，加强中央直接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地方优先的原则，将涉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务明确为地方财政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按照规范的办法共同承担支出责任，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职责范围。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稳定地方预期。指导各地按照分税制原则科学确定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划分。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省级在维护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方面的责任。督促省级政府切实担负起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主体责任，加快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 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厘清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结合落实政策需要与财力可能，合理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加强对基本民生、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的资金保障，支持地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体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相衔接，加大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增强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坚持依法治税理念，提高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规范化、协调化、法治化水平。建立权责清晰、规范统一的征管制度。分步推进建成全国统一的新一代智能化电子税务局，建设标准统一、数据集中的全国税收征管信息库，持续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各部门信息共享。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完善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又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完善以债务率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评估机制。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决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硬化预算约束，全面加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预算评审，涉及财政支出的全部依法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依法健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事业单位拨款机制，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必须审慎合规经营，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完善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机制。优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持续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健全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发挥国债利率的市场定价基准作用。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机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融资自律约束机制。
工业互联网时代，企业迅速做大不仅仅需要研发创新，更需要资本的有效赋能。 通过技术+资本驱动，青岛有屋智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屋）颠覆传统企业成长模式，开启了一条“技术引领资本赋能”的企业快速增长之路，2019年实现收入增幅超40%，利润增幅超70%，2020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让黑科技走进家居生活 “在智能家居领域，所有的大企业要么忙着争夺入口，要么只是在单品智能上下功夫，但能够拿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强调智能感官和智能交互体验的产品却是一个市场空白。”青岛有屋智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廉景进向记者表示，“现在我们都强调场景，所谓场景其实就是全屋智能家居场景解决方案。就像从功能机到智能手机时代的转变，并不是在功能机上做加法，未来的智能家居一定不是通过一个个智能单品的普及累积起来接近消费者的。” 据其介绍，2016年6月，有屋在北京发布有屋虫洞智能家居产品。将家具和家电进行智能化融合，厨房里看不到冰箱、油烟机，客厅里看不到电视、空调…………这也是国内第一款集成智能家居产品，“就像iPhone跨界与融合改变手机行业一样。” 经过5年发展，有屋将智能感应灯光、等离子除菌、超声波驱虫等技术整合融入了家居，并通过物联网实现智能互联，全面提升用户居住体验，引领定制家居行业升级方向。 截至2020年6月，有屋共获得专利300余项，并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山东省第二批瞪羚企业、2019胡润中国潜力独角兽榜单、山东制造·硬科技TOP50品牌榜。 颠覆传统企业增长路径 在廉景进看来，时代在变化，企业的成长方式也在变化，现在企业必须要了解资本和产业发展新模式。 有屋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对企业传统成长路径的颠覆。有效的资本运作可以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尤其当家居行业在面对来自经营环境和经营模式的新挑战时，资本的吞吐吸纳与聚合裂变已成为左右企业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因素。 有屋管理层正是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开启了一条“技术引领资本赋能”的企业快速增长之路。 2018年12月14日，有屋宣布完成12亿元A轮融资，用于家电和家居互联融合、全屋语音控制模块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全屋智能供应链的整合以及市场渠道的开拓等。 2019年，为夯实B端业务，有屋收购博洛尼B，形成B端C端双翼协同发展格局，产品品类扩充至整体厨房、全屋定制、木门墙板、成品家具等多品牌、多品类发展阶段。 智能家居独角兽平台支持 不同于其他企业，有屋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智能家居生态圈少海汇。2020年12月，少海汇连续第二年入选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 少海汇构建了一个竞争的生态系统，更强调连接而不是拥有、开放而不是封闭、共享而不是独享的理念，遵循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让每家成员企业快速成长，并致力于促进成员间的协同合作发展。 借助少海汇生态圈资源优势，有屋从一开始就在设计上与海尔家电深度融合，实现了设计风格的一体化。在渠道上，家居家电一体化的智家体验店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继落地，提升了用户体验性，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同时，有屋不断探索如何将传统定制柜与杀菌、除螨、除异味等智能模块相融合，先后推出橱柜精灵、阳台精灵、鞋柜精灵等物联网产品，在有屋APP控制下，实现驱虫、防潮、抑菌、除味、除螨等功能，完成传统家居产品向智能网器产品的转型升级。 在智能制造端，有屋是行业内拥有全屋定制家居产品大规模定制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在全国布局济南、河北深州、湖北咸宁、苏州4大智能生产基地。
2月开门红，成功收复3500点，表现还不错。 不过和人家港股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恒生指数、国企指数涨幅均超过2%，恒生科技指数大涨超4%，A股这点涨幅真是要被吊打了。 上周创下9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纪录，估计很多人被吓傻了，仍然深陷在恐慌犹豫彷徨迷茫中不可自拔，导致不敢进场。 所以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今天只成交了8567亿元，是新年之后成交最低的一天，说明人气不太够。 这反应在个股上，今天仍有1700多只个股是绿的，有上百只个股涨停或超过10%，但也有近70只个股跌停或超过10%，可见个股分化之大。 而在指数分时图上，仍然是白线领涨，黄线落后，说明仍是蓝筹主导市场，二八风格转换仍然不容易实现。 所以就得继续执行“聚焦”的策略，特别是年报预告已经披露完毕，业绩高增长的个股大部分已经浮出水面了，聚焦绩优股就成了当前最重要的一条主线。 在板块选择上，也可以继续聚焦主流板块。就拿这两天来说，酿酒、食品、猪肉为代表的消费板块，疫苗医药医疗医美为代表的健康板块先后领涨，午后银行、煤炭也集体异动，这些都是容易拉大盘的品种。 上周因为担忧央妈收紧钱袋子而导致流动性紧张，进入2月份之后，其实已经不用再担心了，继上周五之后，今天央妈再度释放980亿资金，连续两天给笑脸，市场必须得赏脸，不然又要被打脸。 而且可能被外资打脸，特别是再次被外资抄走底部，今天就是如此，外资尾盘再次加速流入，全天净流入近62亿元。 而从历史上看，外资每次都能抄对底，上周刚刚大跌过，外资进场就这么积极，看来这次又要把底给抄去了。如果内资仍不争气，就会再次重蹈今后给外资抬轿的命运！ 而场外资金也将虎视眈眈，据中信证券预测，央妈有望于2月初进行万亿级净投放，1月公募新发创新高后，预计2月募集规模仍将超2000亿元，机构端待入市资金规模庞大。 所以虽然上周因情绪扰动跌幅较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相当于又砸出了一个黄金坑，在去年砸了那么多个黄金坑，都没把市场砸下去，何况今年呢？ 因此对于后市行情，对于向上的趋势，对于新年这波牛市，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外资已经跳进坑里刨金了，场外还有大批资金虎视眈眈，这个黄金坑注定会再次被填平。 震荡行情怎么办？期权期指是应对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原标题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刘昆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3日第 09 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建议》科学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重要保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现代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作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加彰显统一完整、权责对等、高效公平、公开透明等特征，为科学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既巩固已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提升预算配置财政资源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更好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协作、有序运转、有效履职，增强税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和市场统一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更好贯彻国家战略和体现政策导向 政府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要在挖掘潜力、规范管理、提高效率、释放活力上下更大功夫。 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预算编制的全过程，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指导地方和部门在预算编制中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加强公共资源综合管理，将依托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拍卖收入等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加强部门和单位对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收入纳入部门或单位预算。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更好发挥标准在预算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建立国家基础标准和地方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探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化管理，根据经济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扩大清单范围。加快建设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应用，建立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和程序编制预算和安排重点支出。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严格规范预算调剂行为。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深化绩效管理改革，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进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层层传导压实绩效责任。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体系，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重大战略、重要任务、重点改革的财力保障研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增强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编制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聚焦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加强政府债务和中长期支出责任管理。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重点将涉及生产要素全国流动和市场统一的事务，以及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事务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委托事务，加强中央直接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地方优先的原则，将涉及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务明确为地方财政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和地方按照规范的办法共同承担支出责任，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职责范围。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稳定地方预期。指导各地按照分税制原则科学确定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划分。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省级在维护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方面的责任。督促省级政府切实担负起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主体责任，加快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逐步建立基层“三保”长效保障机制。 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厘清各类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结合落实政策需要与财力可能，合理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加强对基本民生、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的资金保障，支持地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体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相衔接，加大常住人口因素的权重，增强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功能作用 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同时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合理配置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统筹推进非税收入改革。 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坚持依法治税理念，提高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规范化、协调化、法治化水平。建立权责清晰、规范统一的征管制度。分步推进建成全国统一的新一代智能化电子税务局，建设标准统一、数据集中的全国税收征管信息库，持续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各部门信息共享。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完善规范、安全、高效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是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既有效发挥政府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又坚决防范化解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机制。根据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及财政可持续的要求，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税收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收益相匹配。完善以债务率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评估机制。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结果应用，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决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硬化预算约束，全面加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预算评审，涉及财政支出的全部依法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管，依法健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事业单位拨款机制，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隐性债务。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必须审慎合规经营，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完善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机制。优化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持续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健全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发挥国债利率的市场定价基准作用。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机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融资自律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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