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教育部举行发布会。会上透露，目前，全球有70国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十三五”期间全球参加HSK(中文水平考试)、YCT(中小学中文考试)等中文水平考试的人数达4000万人次，这表明国际中文教育拥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新年首只违约债券浮出水面。鸿达兴业集团昨日发布公告称，18鸿达兴业MTN001未能如期偿付本金和利息。该券是鸿达兴业集团第2只实质性违约的债券，也是2021年信用债市场首个违约案例。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其债券违约有一定的偶然性，目前集团正在积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未来争取盘活资产，应对本轮债务到期高峰。 受此影响，新世纪评级下调鸿达兴业集团主体信用等级，从BB下调至CCC。18鸿达兴业MTN001和19鸿达兴业MTN001的债项信用等级由BB下调至CCC。 按照新世纪评级的等级划分，CCC级属于投机级，是指发行人偿还债务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概率极高。 实际上，此次违约已有先兆。1月12日，18鸿达兴业MTN001主承销商建设银行曾召集18家机构参与的债权人大会。此次债权人大会主要讨论3项议案：《关于豁免本次持有人会议缩短召集期的议案》《关于同意办理“18鸿达兴业MTN001”本金展期兑付的议案》及《关于同意办理“18鸿达兴业MTN001”分期支付本期利息的议案》。不难看出，此次会议旨在提早应对18鸿达兴业MTN001的到期兑付。 去年12月，该集团曾召开20鸿达兴业SCP001债权人大会，由于时间把握不好，最终导致触发违约。此次18鸿达兴业MTN001债权人会议有意选择在2021年1月12日召开，在到期日前有充足的反应时间。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债权人大会并未通过上述3项议案。 据悉，会上有债权人坚持要求按期还本付息，导致观望情绪浓厚，最终未通过上述议案。不过，未来仍会商讨债务处理方案。 知情人士认为，鸿达兴业集团债券连续违约可能受到大环境影响。去年12月份，集团已经准备发行相应的债券，应对近期密集债券到期，但受到市场谨慎情绪影响，最终并未发行成功，随即导致债券连续违约。 对于鸿达兴业集团而言，连续两期债券违约并非最坏的情况，在即将到来的2月份，该公司还有2只债券到期，分别是3亿元的18鸿达01和10亿元的20鸿达兴业SCP002。加上近期违约的18鸿达兴业MTN001和20鸿达兴业SCP001，短短3个月内，该集团将应对逾30亿元的到期债务。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面对近期集中到期的债务，鸿达兴业集团正在筹划盘活部分优质资产。目前鸿达兴业集团最优质的资产当属上市公司鸿达兴业24%的股份和中泰化学10%的股份。Wind数据显示，这部分股权绝大部分已经处于质押状态。
看到这个标题，很多人会以为我要给港股热泼冷水，其实并非如此，港股作为全球估值水平相对较低的市场，应该具有上涨潜力。年初至今，估计有近3000亿港币的南向资金流入港股，按目前的规模推算，估计今年净流入港股的南向资金或许可达3万亿港币，港股不热才怪呢。但是，在资本市场的盛宴背后，我们更应该反思金融业的“非理性繁荣”，关注实体经济的冷暖和居民收入的变化。 为何北向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远超南向资金 去年4月中旬，我们出了一份报告，叫《恒指史上第三次破净——港股配置价值凸显》，建议配置港股，因为港股的总市值已经跌破净资产总值。从历史上看，当港股下跌至PB小于1后，都会出现强劲反弹，涨幅在27%到84%之间。而到目前为止，破净之后这轮恒生指数涨幅已经达到30%，估值上看，也不算太便宜了。 恒生指数与国际市场主要指数的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尽管恒生指数已经反弹了不少，但南向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远不如北向资金。例如根据估算，从2017年末至2020年末，南向资金赴港近9千亿元，却只赚了3千亿元；而同期北向资金不足7000亿元，却赚了1.1万亿元。 这说明两点，一是陆港通以来，境内资金更流向港股的比北向资金多；二是南向资金在港股的配置上，主要配置在基于H股相对A股折价率高的金融股上，但这类企业的成长性远不如北向资金配置在国内大消费或高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股票上。从恒生指数和沪深300的指数走势看，前者目前仍低于2018年初形成的高点，而后者已经超过2018年初的高点30%以上。 这说明两点，一是北向资金在选股方面确实比南向资金“聪明”，它们更看重“成长价值”，而南向资金在2019年末之前，配置的前三大股票分别是工行、建行和汇丰，似乎更看重“低估值”和两地价差；二是A股市场的流动性远好于港股市场，作为一个开放度较低的市场，疫情之下，国内增量入市资金规模惊人，北向资金入市正逢其时。 不过，从2019年至今，具有成长属性的股票已经涨了不少，当A股市场好赛道上奔跑的除了少数属于千里马之外，大部分估计都不属于后劲十足的好马，因此，往后的风险一定会加大，这也是年初以来港股公募基金发行大量增加的原因。 就我国资本市场而言，随着南向资金的继续增加，港股市场前景如何？只要有资金持续流入，港股的结构性牛市应该会出现，目前估值还处在历史的相对低位。以A+H的溢价率为例，我曾在去年9月份就撰文提出，在陆港通时代，146%的高溢价率是反常现象，一定会回落。如今已经回落至135%了，A股与H之间价差应该还有较大的收窄空间。我对中国股市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不会因为今天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调整而改变对结构性牛市延续的观点。 首先，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外资的在A股市场的占比还会不断提高，未来应该能到达10%左右；其次，国内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为重心，慢慢移向金融资产；第三，在资管新规必将落实的预期下，净值型产品会越来越多，银行和信托产品的原有优势不再，权益市场将吸纳更多的资金流入。 从豪宅热销看其背后的货币现象 2020年以后，南向资金开始重配腾讯、美团、小米等大市值、高PE和高PB股票，说明投资偏好发生了变化。而在A股市场，大消费和高科技行业的巨头的市值水平也大幅提升，挑战两桶油和四大行。这主要得益于估值水平的大幅提升，提升的依据的高成长预期。 过去，只有中小市值股票才能享受高溢价，如今则反过来了，好赛道上的大市值股票受到追捧，而过去所谓的“壳资源”从高溢价变为高折价。这种估值体系的修正，与机构投资者占比上升有关。尤其在2020年公募基金规模大幅攀升之后更加明显，如目前A股市值最大的股票，静态市盈率已经达到60倍左右，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与股市好赛道上大市值公司受追捧类似的是房地产市场。如2020年，去年美国1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与10万美元以下的独栋住宅销量同比差，达到80%，而国内也出现了豪宅热销的景象，如上海、深圳、厦门等城市，大户型住宅每平米价格要高于小户型的，而过去则相反。 这些现象的出现，从表象看，是机构投资者配置上的需求大幅增加，如过去单只管理规模超过100亿的大基金屈指可数了，如今则比比皆是。这就决定了这些基金需要配置大市值的股票，对大市值股票的需求大幅上升。从产业集中度提升的角度看，配置大市值公司股票的逻辑也是成立的，因为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升，很多中小企业会被淘汰出局。例如，美股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公司要占总市值的70%以上，因此，给大公司高估值是合理的。 但从深层原因看，这轮全球性的股市和楼市大涨，与货币当局滥发货币有很显著的相关性。疫情之下货币大规模超发，如2020年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幅度均在30%以上，规模合计扩张了8万亿美元，相当于“再造两个美联储”。导致全球超发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楼市。我国央行扩表规模虽然不大，但M2增速达到10%，远超名义GDP的增速。 中美M2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可见，货币越来越成为发达经济体政府的救命稻草，它可以帮助政府度过难关，解决流动性危机，但却不解决根本问题，反过来，由于过多的货币往往被过少的机构或个人占有，由此带来的资产泡沫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却成为无解：泡沫破灭会引发金融海啸，为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股市和楼市上涨与货币泛滥密不可分，那为什么总是少数资产在大涨，大部分资产却不涨反跌呢？我认为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都过剩了，只有核心资产才值钱；二是经济增速下行必然带来分化，分化的时代不再支持普涨。 例如，美国从1980年至今，累计退市的上市公司超过1万家，即便没有退市的公司，其中有一半的公司市值加总后只占总市值的3%左右。美国股市已经延续了11年牛市，但这11年来，大部分股票并没有上涨甚至下跌，只有10%的股票大幅上涨。A股市场也是如此，过去一年涨幅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有近一半的A股是下跌的。 无论是楼市还是股市，今后都会面临资产过剩的困扰。 为何金融业在不同经济周期下都是受益者 中国私人小汽车的保有量大约为2.3亿辆，居民住宅总套数大约为4.4亿套，后者是前者的两倍。2020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增速为-6%，但住宅销售面积增速还是正的。而美国私家车保有量大约是住宅总套数的两倍。这是否说明我国居民对住宅的需求相对于私家车而言要比美国大很多？ 在商品过剩的时代，乘用车基本属于“车开不炒”，它更能反映消费需求，而住宅却具有投资属性。正是因为有投资属性，则对住宅的总需求就不能以使用价值的需求来比对，如按每户套数，国内也已经超过1了，与发达经济体的户均套数基本拉平。而金融与房地产紧密相关，我国的贷款余额中，30%左右是房地产相关贷款。所以，房地产20多年的牛市助推了金融繁荣。 助推金融长期繁荣的还有基建投资，因为基建投资通常是逆周期助推，而房地产政策实际上也往往是逆周期的，这就是为何我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全球平均水平两倍左右的原因。因此，当经济繁荣的时候，金融自然受益，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有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总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同样受益。 2020年，我国初步统计的GDP增速为2.3%，但金融增加值的增速为7%。从三驾马车看，去年出口和投资都是正增长，其中出口和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维持正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消费却是负增长。而美国虽然成为新冠疫情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但2020年的美国零售与食品服务销售额却有3%的名义增长。 可见，我国在2020年是经济增速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实现正增长还是靠传统的拉动经济模式，即投资和出口。当然，美国零售额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对居民的补贴，与特朗普竞选有关。但我们是否也需要对2020年出现了高端消费火爆而普通消费清淡的现象做反思呢？ 例如，2020年在乘用车负增长的背景下，豪华车销量却增长了14%；社消零售总额下降，但奢侈品销量两位数增长、出现LV和爱马仕等专卖店长年排队现象；白酒产量下降，但高端白酒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消费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收入的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居民收入数据，平均数增速超过中位数，意味着差距在扩大。而差距扩大的背后，是否与金融、地产的繁荣相关呢？2020年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3%，大概比美国高出一个多百分点，远超日本。局部城市楼市的大涨与股市的繁荣，带来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但这只是少数居民的收入增长。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金融业增加值如此之高，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样，投资在三驾马车中的占比如此之高，也不合理。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内需”，而扩内需的前提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 这就使得今年的金融政策要适度转向，让金融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货币要适度收紧，遏制个别城市房价疯涨的势头。实际上，央行和有关部门都已经有动作了，如今天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回笼了700多亿资金，而且隔夜回购利率也在小幅上行。继上海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之后，住建部也分别去上海和深圳调研督导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这些政策非常及时，但也应该认识到，应急性政策难以解决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长期问题需要通过实质性的改革，如税制、土地、社保、转移支付、第三次分配等来解决。
近日，以相互宝为代表的网络大病互助计划遭遇用户规模负增长，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相互宝最新的一起公示分摊中，参与分摊人数降至1.03亿人，较前一期下滑1.73%。虽然用户规模仍然庞大，这一下降却具有较强的标志性意义。这是相互宝参与分摊人数连续两期环比负增长，亦为首次出现较大程度的环比负增长。 实际上遭遇用户增长瓶颈的网络大病互助计划不只有相互宝。以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的互助计划为例，美团互助用户数今年也进入下行通道，12月19日用户数为1546万。水滴互助更是自2019年起便逐步下行，最新一期分摊会员数1312万人，不到2019年高点4352万人的三分之一。 与用户规模负增长对应的是，大病互助计划分摊金额在持续上升。一位2019年6月加入相互宝的用户分摊金额显示，2019年6月分摊金额仅0.84元，2020年11月增至9.66元。 网络大病互助计划大热之后集体陷入增长困境，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用户的绝对数量有限，用户规模在发展初期迅猛上涨后必然会进入调整周期；二是互助计划是事后分摊机制，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滞后效应导致整体出险率增加、分摊金额上升，进而导致更多健康人群选择退出计划；三是网络互助计划本身的吸引力下降；四是市场上各类互助计划数量众多，“蓝海市场”已渐成“红海市场”。 实际上，网络大病互助计划一直就存在会员数增长快但脱落率也高的问题。加入网络互助的人群有的是一时兴起加入，随着时间推移和分摊次数增加，一些对互助机制理解有限和后续分摊费用预估不足的用户就会退出，这种用户特性也推动了网络大病互助计划加速洗牌。 诚然，我们需要客观看待网络大病互助计划参与人数下降，但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网络大病互助计划调整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例如，大病互助分摊人数下降后，分摊金额未来将如何上升？以低门槛为卖点的大病互助计划是否仍有吸引力？大病互助计划未来将向何处去？ 除了参与人数下降，大病分摊金额问题也如影随形。一位从业多年的寿险人士分析，根据保险公司的经验，通常会在客户投保5年后开始看到有理赔申请，并逐渐增多，互助平台可能也会有同样特征，相关纠纷会在互助计划设立5年后慢慢增多。 从兜底机制来看，保险公司对保户有破产保护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除因分立、合并或者被依法撤销外，不得解散。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大病互助计划则不然。一旦存留会员和需要领取互助金的人群出现失衡，不排除互助计划面临调整和结束的风险。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网络大病互助计划覆盖了逾亿人群，虽然不是真正的保险，但内核仍然是管理风险，为促进大病互助计划的持续稳健发展和防范风险，有规范管理的必要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既是网络大病互助计划的调整期，更是规范化运作的机遇期。一方面，网络大病互助计划平台应该密切关注用户动向，采取积极举措保证互助计划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另一方面也应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有业内人士呼吁将网络大病互助计划纳入监管，进一步规范大病互助计划的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要求。例如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来强化互助行业风险管理，每年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互助计划的人群特点、资金分摊和赔付情况进行精算分析并形成报告，报告对所有会员公开，供会员了解和评估所在互助计划的运营情况。
2020年，注册制改革为A股股权激励机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灵活性。 1月18日，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荣正咨询”）发布《2020年度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践情况统计与分析报告》称，2020年，A股440家上市公司发布448个股权激励计划，同比增长32.94%，创历史新高。其中，以电子通信为主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占比超过七成，成为股权激励“主力军”；多期股权激励数量达到208个，同比增长30.82%，逐渐形成常态化趋势。 荣正咨询董事长郑培敏在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股权激励机制在公司战略层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行业龙头的多期趋势和标杆效应在市场中逐步体现。未来股权激励市场将稳步增长，上市公司也将在中长期激励机制的建立健全中更具竞争力和责任感。 股权激励案例创新高 总量超预期成为2020年股权激励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2020年，A股共有44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448个股权激励计划，同比增长32.94%，创出新高。 郑培敏向记者分析称，背后主要有两大驱动因素。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经济回暖，并带动了后疫情时代企业凝心聚力的发展诉求；另一方面，新证券法的实施以及由科创板扩围至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带来上市公司规模提升，为股权激励提供了基础。 从企业属性来看，受益于国企混改进一步深化，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尺度加大。近年来，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和推动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数量显著增加。2020年，A股市场共有62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布了股权激励计划。 从板块来看，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业务发展速度远超其他板块。在科创板开板一年多时间以来，共有67家科创板公司发布70个股权激励计划，其中乐鑫科技、晶丰明源、航天宏图均发布了两期股权激励计划，科创板股权激励广度达到31.16%。而同期沪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股权激励计划占新上市公司的比例分别为7.89%、5.71%、11.36%，科创板企业对股权激励需求之大、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制造业企业热情最高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对股权激励的需求亦有所差别。《报告》显示，2020年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数量最多的行业依然是制造业，达到318个，占比70.9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仅次于制造业，共推出59个，占比13.17%；再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占比3.35%。 从制造业各细分行业角度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行业2020年共推出76个股权激励计划，占比23.90%，位居首位；其次是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占比分别为11.95%、8.81%。 对于制造业企业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热情高涨，郑培敏向记者表示，一方面是因为该行业本身上市公司体量最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传统制造业在面临现代工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核心人才的需求日益攀升。而得益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及信息化资源的普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热衷于股权激励的行业。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行业龙头及标杆性企业发布股权激励计划，未来将带动整个行业加大对现代化人才管理的重视和加快企业内部中长期激励机制的建立。2020年，中微公司、宁德时代、青岛啤酒、公牛电器等一批细分行业龙头纷纷加入股权激励的行列。 多期股权激励常态化 随着股权激励日益发展成熟，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逐步认识到制定长期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在推出首期激励计划之后，更多的公司逐步推行多期股权激励计划。《报告》显示，448个股权激励计划中，第一期激励计划有240个，多期激励计划有208个（二期116个、三期50个、四期25个、五期12个、六期1个、七期3个、八期1个）。 根据2010年至2020年（2006年-2009年除首期外，没有上市公司推出多期激励计划）的数据统计，多期股权激励计划年均增长率超过50%。从多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市场比重来看，其数量从2010年的9.23%增长至2016年的51.02%，多期激励计划以年均78.09%的速度增长。而2017-2018年，由于上市公司推行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力度加大，多期激励计划占比的增长速度有所减慢。2020年，多期激励计划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至46.43%，股权激励已然进入了“常态化”时代，成为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提高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 在激励工具选择上，由于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适用板块的限制，上市公司普遍倾向于采用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具。448个股权激励计划中，有207个计划选择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具，占比达到46.21%；109个计划选择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具，占比达到24.33%；72个计划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占比16.07%；59个计划选择复合工具。 具体来看，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大多选择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作为其激励工具，不仅因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无需提前出资，激励对象在满足获益条件后，便可以用授予价格出资获得公司股票，限售期后可自由交易；而且，若公司不设置限售期，激励对象完成股份登记后即可按相关规定出售，使激励对象避免因目前股价过高带来较大资金压力。此外，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可避免出现因员工离职等因素导致频繁回购的情况，提高了公司实操的便利性。 郑培敏直言，作为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制度福利”，第二类限制性股权激励工具的力度和范围都更大，给了科技创新等新经济、新产业公司更多的自主空间，便于凝聚人才。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12月21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湾区建设是香港青年最好的机遇。大湾区建设需要他们的聪明才智。 张茵表示，大湾区建设对于香港来说，有很多机会。她呼吁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建设所呈现的机遇面前不要犹豫。她说，香港青年回到祖国的大怀抱里，就是最好的发展前景。留在大湾区发展，他们会获得很多机会。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选择到内地发展。”她说。 张茵出生于广东韶关，从小在军人家庭中长大。大学毕业后她便在深圳的一家纺织厂当会计。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受托去香港收废纸。也就是这一次去香港的经历，让她发现中国造纸业隐藏了巨大的商机。不安于现状的她放弃了待遇不错的会计工作，手握3万元人民币只身前往香港创业。 随着废纸行业的不断发展，内地市场需求越来越大，香港的废纸供不应求。于是，1990年，她成功劝说丈夫刘名中与她一起奔赴美国，并创立了中南控股。张茵发现，国内运往美国的船只常常是满载而去空仓而归，便让自己的废纸搭上这些“顺风船”回国，再将运回国的废纸加工成牛卡纸后向国外出售。经过不断的发展，张茵在美国的10年间便拥有了7家打包厂和运输企业。 有了香港积累的造纸经验和美国积累的资本，让她有底气开始了更大的发展布局。1996年，她果断地投资了1.1亿美元在国内成立玖龙纸业。2006年，玖龙纸业在香港成功上市。 从废纸回收商到如今的“造纸大王”，张茵把一个不起眼的废纸生意做成全球产能排名第二的造纸集团，并将商务版图继续向世界扩大。
一位同学托我帮他查找一下近年来中国各省的GDP增速数据。我在查找了数据之后，随手做了一个统计。统计结果如上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以下一些有趣的规律。 规律之一，是西部省份逐渐从全国范围内GDP增速拖后腿的位置，逐渐上升至全国范围内GDP增速靠前的位置。例如，1999年至2006年期间（除2004年外，全国各省中GDP增速最低的省份均为西部省份（四川1次、云南4次、新疆2次）。又如，2014年至2020年期间，全国各省中GDP增速最高的省份均为西部省份（重庆4次、贵州3次、西藏2次）。 规律之二，是从2007年起至今，华北与东北省份开始持续成为全国范围内GDP增速最低的省份（山西3次、天津2次、黑龙江1次、辽宁2次、吉林1次）。其中北京也有3次排名全国增长最慢的省份，但有趣的是，这3次北京的GDP增速与全国GDP增速相差不大，最多仅1.5个百分点。 规律之三，在1999年至2020年期间，GDP增速排名由最低到最高的没有出现过，但由最高到最低的省份，则有上海、北京与天津。相比之下，上海排名最高为1999年，最低为2010年与2013年；北京排名最高为2000年，最低为2010、2011与2013年；天津排名最高为2011年、2012年与2013年，最低为2017年与2018年。换言之，排名由最高到最低的转换，天津是最快的。 规律之四，在1999年至2020年期间，各省GDP增速算数平均数均高于全国GDP增速。两者之间的差距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拉得最开，平均为3.0个百分点。在2016年至2020年，两者的差距快速缩小，平均为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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