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公布了“参与1+X证书制度试点的第四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名单”,经过材料审批、专家遴选等多轮严苛程序,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合作院校、行业及企业知名专家共同开发的“智联网(AIoT)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成功入选。 基于此,金山云将深度参与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助力智联网(AIoT)应用开发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人才评价模式的改革与优化,打通人工智能、物联网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促进智联网技术及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 作为智联网(AIoT)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建设主体,金山云将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在院校开展“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要求,积极承担标准开发、教材和学习资源开发、考核颁证等工作职责,协助试点院校实施证书培训,积极与合作院校共同开展智联网(AIoT)应用开发人才培养,助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关于智联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智联网(AIoT)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面向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建设发展所需的应用开发类人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该证书主要围绕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学科的应用和开发,对应用型人才需求开展培训、考核认证。 智联网(AIoT)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AIoT技术为核心,兼顾主流技术的发展趋势,注重技术融合与灵活应用,理论联系实验、实验联系工程项目,注重创新实验及综合项目实践,将物联网技术真正融入到实际应用中。 该证书面向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等相关专业,例如: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自动化等。主要完成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主,涉及大数据、云计算相关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帮助学校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丰富学生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 关于“1+X”证书 2019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正式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其中“1”为学历证书,全面反映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X”为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用以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 一项重要部署和重大创新,旨在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学生就业能力。
新年伊始,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了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提振餐饮消费、补齐农村消费短板弱项、强化政策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从五方面的任务来看,《通知》的精神在于促进消费。 《通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消费,这需要时间来给出回答。毕竟扩大消费,促进消费,这是政策面年年都在强调的事项。但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收入来源。因为购买高价房的缘故,很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其实是严重不足的。毕竟房贷还要还几十年呢,怎么敢消费!因此,在年年刺激消费的基础上,今年又出台新《通知》来促进消费,效果如何,自然需要等到一年后见分晓。 但股市里的投资者显然不会等。《通知》一出台,就有人将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家电、餐饮消费(包括酒类、饭店等)、物流(特别是冷链)等四大行业归于风口之上了。从政策的内容来看,这四大行业也确实是《通知》出台后的受益行业。但让投资者困惑的是,这些所谓的风口,本来就是近年来的市场热点,今年还是要继续炒这些热点吗? 那么,《通知》对市场的影响如何呢?个人认为,《通知》的影响较为有限。一方面是从政策面来说,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是长期的,并非始于今天。在长期的刺激中,老百姓的荷包一天天都在往外掏,有些该买的商品,老百姓也都已经买过了。老百姓不会因为《通知》出台了,又再大量地买进。而且老百姓也并非都是富翁,他们也没有这么多钱来消费。何况对于一些“负翁”百姓来说,他们除了消费上的刚需外,也不敢大手大脚地消费。所以,《通知》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总体上还是一个正常消费,理性消费。老百姓没有钱来过度消费。 另一方面是从股市来看,消费概念本来就是近年来股市一直都在炒作的一个重点,一些消费股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历史的高位,甚至是天上。如A股第一高价股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股价站在了2100元的天上,市盈率已经接近60倍。这已经完全超出了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范畴,是一种典型的博傻。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种股票已经没有了上涨的空间,只剩下博傻的空间。A股博傻的投资者越多,其股价上涨的空间就越大。因此,有没有《通知》出台,跟这类股票的走势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通知》出台也就是给这类股票的炒作壮壮胆子而已。 既然消费股已经处于高位,那么,今年的市场还要继续炒作这些热点股票吗?回答其实是肯定的。实际上,中金公司(行情601995,诊股)最近将贵州茅台的目标价上调30%至2739元也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这首先是由目前市场炒作的模式来决定的。即目前市场的炒作模式就是一种机构抱团取暖的模式,像贵州茅台这样一些优质白马股,都成了机构抱团取暖的对象,想撤出来并不容易,已经没有了散户接盘,所以只能继续一直抱下去,只要上市公司本身基本面不要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抱团取暖的模式对于机构来说是相对安全的。 其次,A股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投机炒作的市场,并没有真正的价值投资可言。炒什么股票都还是炒,相比较而言,机构抱团取暖的股票还是安全的。像那些没有被机构相中的股票,成为被市场抛弃的对象,其股价连创新低,一些垃圾股甚至还面临着退市的威胁。而且股市里的热点,也就这些,热点轮换着炒,今天炒炒消费,明天炒炒5G,接着再炒炒疫苗概念,还有周期股等,股市还是这个股市,炒作的还是这些热点。如果没有了炒作,股市也该关门了。 当然,这样的市场增加了投资者的难度,投资者需要适应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投资者需要跟上市场炒作的热点,另一方面也需要做好风控,毕竟目前一些股票的投资风险很大。此外,投资者如果选股困难,也可以选择指数基金,以及自己看好的某些行业基金。这会让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省心许多。
编者按:2020年,一场突发的疫情使快消行业面临集体大考。商场门店流量下滑,宅经济悄然发展,休闲零食万亿市场蓝海出现……消费行业或迎来新一轮的重新洗牌。 随着消费升级和新消费群体的兴起,网红带货、社群营销……新兴的营销模式又会给快消业带来哪些改变? 搜狐财经推出《新消费观察》栏目。专题旨在结合当前经济形势,解读餐饮、零食、乳业、酒业等公司的新动态和新兴模式,为行业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第30期关注的行业是近年消费市场火热,备受投资人青睐的新茶饮市场。 瑞幸咖啡的暴雷,戳破了中国“万亿”咖啡市场繁荣的假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今年以来茶饮市场的火热。 《2020年新式茶饮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茶饮市场的总规模为4420亿元,中国咖啡市场的总规模为2155亿元,不足茶饮市场的一半。据统计,新式茶饮市场规模预计到 2020 年底突破 1000 亿元。 今年以来,已有数十亿元资本进击新式茶饮市场,喜茶、奈雪的茶IPO消息频传。“新茶饮第一股”尚未落幕,更传出4元一杯的蜜雪冰城估值已高达200亿的消息。 继咖啡市场后,备受瞩目的茶饮市场正值风口还是资本炒作下的泡沫? 投资人对搜狐财经表示,目前过多的参与者进入市场,行业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但茶饮市场的未来增量有限,待头部企业上市后,茶饮品牌的高估值将受到挑战。 喜茶8个月内估值涨八成,雷军注资新茶饮 近日,长沙网红奶茶茶颜悦色首次出省,武汉首家门店外创造了排队8小时、150元一杯的新纪录。 三年前,喜茶排队的盛况还历历在目。全国门店爆单、排队7小时,喜茶早在2017年开启了黄牛代排奶茶的先河。初入北京时,喜茶三里屯店门口的黄牛靠每杯加价15元的排队费,甚至可以月收入上万。 喜茶公布的2019年数据显示,其单店单日最高营业额为17万元,单店单月平均营业额在100万以上,2019年共在43个城市开设390家门店,是2018年的两倍有余。而截止目前,喜茶已经开出650家店,且均为直营。 今年以来,29岁的喜茶创始人聂云宸以40亿身家登上多个富豪榜,被胡润评为榜单上唯一一位白手起家的“90后”企业家。 (图片来源于网络) 聂云宸的底气来自于今年3月喜茶获得的由高瓴资本和Coatue联合领投的新一轮融资,这是自2016年正式更名后,喜茶获得的第4轮融资,投后估值超过160亿元。 对于资本的一路青睐,聂云宸曾公开表示,这是公司发展壮大的重要一步,且喜茶的掌控权一直牢牢握在他的手心里。 天眼查显示,2016年,喜茶获得超1亿元的A轮融资,投资方为IDG资本和何伯权创办的今日投资。此后喜茶开始全国扩张,成为备受追捧的初代茶饮网红。 两年后,喜茶宣布再获黑蚁资本和美团旗下龙珠资本领投的4亿元B轮融资。2019年7月,喜茶被曝获得新一轮融资,投资方为腾讯和红杉资本,投后估值9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此后8个月内,喜茶估值涨了近8成。上一个增长如此强势的还是曾在5个月内相继完成A、B轮融资,估值由10亿美元涨至22亿美元的瑞幸咖啡。 但喜茶还不是当前估值最高的茶饮品牌。 有消息称,蜜雪冰城即将完成IPO前的最后一轮融资,正筹备上市事宜,投资方为此前先后投资过喜茶的高瓴资本和龙珠资本,计划融资10亿-20亿人民币,投后估值约200亿。 这意味着,若消息属实,蜜雪冰城成为茶饮市场当前估值最高的品牌,赶超喜茶160亿估值。 竞争“新茶饮第一股”的还有另一网红茶饮,奈雪的茶。据搜狐财经不完全统计,奈雪的茶即将IPO的消息今年以来就传了3次,而奈雪的茶方面则每次都回应:真的没有上市计划。 而最近一次的消息称,“奈雪的茶已委任招银为上市负责行,将会再有其他承销团加入。”上市或再进一步。 资本助推下,“新茶饮第一股”究竟花落谁家还尚未可知,而古茗、7分甜、沪上阿姨等中小型茶饮品牌今年以来也先后获得首轮融资,颇受资本偏爱。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茶饮品牌已拿到10笔融资,数十亿元的资本流向新式茶饮市场。 除了已经向头部品牌连投几轮的高瓴资本、红杉资本外,更有雷军旗下的顺为资本首次出手新茶饮品牌7分甜,碧桂园创投则领投了茶包品牌茶里CHALI。其他投资机构此前亦无茶饮方向投资经历,且参投的皆为中小茶饮品牌。 数十亿资本堆出高估值泡沫,投资人回归冷静 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对搜狐财经表示,当前中国市场上过多的茶饮品牌,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红海竞争的状态,但像前两年一样自由化发展的难度也比较大,这里面也不乏一些泡沫和一些有问题的商家。 启信宝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30日,中国茶饮企业总数超30万家,其中停业、清算、吊销、注销的企业超13万家,占比高达43%。哪怕在疫情影响下,全年茶饮行业注册仍新增超2万家。 与消费市场的火热不同,经过茶饮几年的迭代,资方情绪已经回归平静。 企查查数据显示,茶饮品牌今年共拿到10笔融资,与2019年全年持平,而2017年和2018年,茶饮品牌百花齐放,在一级市场也更为火热,分别获得15笔和13笔融资。 公开资料显示,传统奶茶的毛利率在60%到80%,称得上是“暴利”行业。而近年来,随着奶茶等茶饮店的转型升级,据联合利华发布的报告,从2018年起,一二线城市茶饮店关店率就已经超过了开店率,近九成的奶茶店赚不到钱。 (图片来源于网络)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搜狐财经,与传统低端奶茶毛利较高不同,新茶饮的成本是很高的,包括其体系的整合、人员管理成本、流程供应链的完整度、产业链的优化度等等,以及整个产品的创新升级迭代成本都比较高。 如瑞幸、喜茶之类的网红品牌发展模式又被投资人们称为经济单元(门店)快速复制模式。 “大部分的企业可能只有20%的头部单元是强盈利的,30%-40%是弱盈利,剩下的部分是失效的经济单元。而失效的经济单元如果用快速的资金去燃烧扩张,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这时快速扩张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出现大面积流血亏损。”杨歌表示。 招商证券2019年新式茶饮报告显示,从成熟的头部新茶饮品牌的单店模型来看,年销售收入千万元量级的茶饮店净利率为11%。而网传喜茶C轮融资时净利率只有8.97%。 奈雪的茶创始人彭心此前透露,疫情期间,奈雪的茶全国开出的420家线下门店十天共计亏损过亿元。 近年来各式茶饮品牌相继兴起、融资消息频传,而真正公开宣告盈利的连锁茶饮却寥寥无几。 瑞幸暴雷前后,喜茶恰好完成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160亿元。而蜜雪冰城最新估值更是高达200亿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200亿的估值整体来说并不算高,但从可持续发展以及盈利能力来看,相对有些偏高了,因为它本身的品牌及运营的含金量并不高。 另有投资人表示:“聊过不少茶饮项目,喜茶也有聊过,当时觉得太贵了。” 继咖啡市场后,备受瞩目的茶饮市场正值风口还是资本炒作下的泡沫? 杨歌认为,茶饮市场确实是当前国运浪潮大风口下消费方面的一个垂直领域。 “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消费品会涌现出一批国潮的品牌。”杨歌告诉搜狐财经,“而在后互联网时代,流量和整个行业的有效性下降,零售端饱和,很多消费公司趋向于往生产端转移,倾向于去自建品牌。” 多位投资人表示,茶饮市场以及元气森林等新品牌的火热确有其逻辑和趋势在,但当前的过热和泡沫实际上是资本在推动。“其实是带有泡沫在里面的,已经有过多的参与者进到了市场里面去,行业属于一个产能过剩的状态。” 在杨歌看来,估值主要由它的基本面和增速来决定。“但市场在增量预期上可能会削减,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市场,增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过后两年大家再去追一个风口,能够追出更大的这种浪潮来。” 而从存量上看,大多数行业在红海市场竞争过后只会剩下2-3家头部企业,如今茶饮市场百花齐放的状态或将不复存在。 “茶饮品牌的高估值未来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头部企业上市之后。”杨歌表示。 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下沉市场、咖啡市场再厮杀 《2020新式茶饮白皮书》显示,即使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中国茶饮市场的总规模仍达到了 4420 亿元,其中新式茶饮市场规模预计到 2020 年底将突破 1000 亿元。 投资者普遍认为,中国新茶饮市场是一片红海无疑,而红海之下是血淋淋的竞争,如不能杀出一条品牌化的道路,“网红茶饮”免不了昙花一现的结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尹军峰日前表示,新式茶饮让上游的技术、产品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众多新茶饮品牌形成的协同效应之下,技术、产品越来越走向趋同已是事实。 早在2018年,奈雪的茶创始人彭心在朋友圈公开指出喜茶抄袭,包括芝士草莓、霸气蜜桃、黑提等产品。随后,聂云辰回复称,“创新不是抢占时间先位,如果这样我们可以把所有世界上的水果或材料都拼凑起来先出了。” 截至目前,二者同品类产品仍有一半以上从配料到制作都极为相似,而经典饮品则会出现市面上的大面积模仿,也侧面体现了茶饮产品门槛较低、复制性强的特点,难保竞争力。 高度同质的不止是产品,作为头部品牌,喜茶和奈雪的“默契”还体现在不约而同地收割下沉市场的决心。 今年以来,喜茶推出廉价版“喜小茶”,产品价格在11-16元之间,主攻三四线城市;奈雪则在二三线城市开起了奈雪酒屋、梦工厂等“第三空间”,增强茶饮的社交属性。相关数据显示,喜茶、奈雪在三线以下城市的门店数量目前已经超越了二线城市。 然而茶饮市场并不是两家独大,下沉市场更面临着不少劲敌。 “奶茶界的拼多多”蜜雪冰城的主战场始终就在三四线城市,3-10元的客单价让它在下沉市场更具优势。 在不少县城中,开业首日的蜜雪冰城往往也围得里外三层,从点单到拿到饮料需要排队1小时。“市区里以前没有蜜雪冰城,附近很多人没喝过,价格又很便宜,排队的学生比较多。”附近的居民表示。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今年6月,蜜雪冰城宣布门店突破万家,成为首个步入万店时代的茶饮品牌,这个数字不止远超星巴克,甚至比喜茶和奈雪的茶门店数之和的十倍还要多。 当然,与喜茶、奈雪不同,开出上万家店的蜜雪冰城采用加盟制,走出了一条“包围城市”的增长之路。数据显示,2019年蜜雪冰城收入为65亿元,净利润约8亿元,营收同比翻倍。 除蜜雪冰城外,茶饮品牌1点点、CoCo等也多采用加盟制,全国店面数千家。截至今年3月,CoCo的门店已经超过3000家;而一点点去年7月公布的门店数量也达到了2300家。 招商证券报告显示,当前一线城市茶饮门店经营已经趋于成熟和饱和,门店开店数量出现负增长,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开店数量增长率则超过138%。 地域上的跑马圈地外,新茶饮品牌将产品上的增长锁定在了咖啡市场,推动茶饮和咖啡等饮品的融合消费。 去年3月,喜茶宣布上线咖啡产品,正式拉开进军咖啡市场的帷幕;奈雪的茶近期开启PRO店战略,将精品咖啡作为主打线;蜜雪冰城的咖啡饮品延续5元起步的低价策略;茶颜悦色也在今年双十一期间宣布和互联网网红咖啡品牌三顿半合作,售卖联名限量款咖啡。 朱丹蓬对搜狐财经表示,新茶饮和咖啡是新生代最受青睐的两个品类,随着新生代人口红利的叠加和消费升级,这两类产品几乎成为新生代的日常必备品,也受到资本端的频繁加持,未来还会持续有玩家进入,但整个行业进入了一个相对固化的阶段。
对房地产投资青睐有加的合众人寿,当前正面临较大的偿付压力,一边是将于2021年9月到期的5亿美元债(相当于32亿人民币),一边是不断下滑的偿付能力以及亟待补充的资本金。2018年推动引战计划无果之后,自2019年起,该公司通过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回血”9亿多人民币的同时,也不得不走上发债“补血”之路。 12月30日,合众财险发布股权变更公告,合众人寿拟将持有合众财险33.33%股权以1.3亿元转让给吉利控股。同日,银保监会发布行政许可信息,合众人寿获批发行不超过2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 对于转让股权,让吉利控股入股合众财险,合众人寿相关负责人向 “在2020年合众人寿成立15周年之际,公司提出了‘新时代、新合众、新发展’的发展规划。在此之际,公司申请发行20亿资本补充债券,主要目的是为新一阶段战略起步奠定基础,充分助力公司业务稳健发展,提升公司偿付能力。”对于发债目的,合众人寿向 钟情地产投资 合众财险是于2015年1月由合众人寿和中发实业联合发起设立,二者分别持股99.5%、0.5%。若此次转让获批,合众人寿持有的合众财险的股权将由99.5%下降至66.17%,吉利控股则将新晋为第二股东,持有合众财险33.33%的股权。 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曾表示,由于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需要谋求集团化发展,而布局财险是希望综合建立网络销售平台。但几乎拥有合众财险100%股权的合众人寿突然选择转让33.33%的股权,或与其近年来业务扩展导致的资本金压力以及即将到期的美元债务压力有关。 合众人寿共有6家股东,第一大股东中发实业持股46.056%,其余股东包括斯迈特投资、西藏德凡创业投资、西藏楚汉经贸、北京天信杰投资以及太阳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等,持股比例分别为18.478%、13.865%、13.859%、4.435%和3.307%。 以房地产行业起家的戴皓,对于地产投资一直有所偏爱。不过监管层对于险企投资不动产以及相关金融产品也有不超过上季度末总资产的15%的规定。 一位业内人士向 不过,合众人寿的投资性房地产业务占比一直不低。2011年底,合众人寿投资性房地产23亿元,占总资产仅有7%的比例,但在2012年飙升至54.9亿元,占总资产的14%,这与监管规定的15%红线仅一步之遥。随后该项投资虽有所下降,但也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位置。据 另外, 2020年,合众人寿还进行了三笔较大规模的关联交易。具体来看,去年2月,合众人寿、龙马资本以及首创置业全资附属公司首金资本、国信易诚签署协议,共同成立合作基金,购买投资首创置业旗下的上海天阅滨江商业项目,加大不动产股权领域投资布局。该基金总规模为25.36亿元,合众人寿投资12.67亿元,占比49.96%。 4月10日,合众人寿与渤海信托签订《渤海信托2020金盛1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认购金额15亿。而该信托计划实际融资人为合众人寿大股东中发实业集团。8月28日,合众人寿又以15亿元投资江苏新华沣裕资本发起设立并兵力的基金产品,对振瑞科技进行投资,最终用于振瑞科技名下“永泰数字文创产业园”项目建设以运营,而振瑞科技系持合众人寿5%以上股东控制的法人。 去年7月,穆迪将合众人寿的保险财务实力评级(IFSR)从Baa3下调至Ba1。同时将合众人寿的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从Ba1下调至Ba3。主体评级展望从评级观察调整为负面。 穆迪指出,合众人寿有大量另类投资敞口。具体来看,过去两年该公司的信托产品敞口已在增加,其中部分基础资产是为房地产项目融资的贷款。相对于该公司的股东权益而言,规模最大的投资中,一部分具有较大的集中度风险。上述投资的风险体现在2018年和2020上半年合众人寿因其投资的信托产品出现违约计提了重大减值支出。 合众人寿亦在2019年报中表示,2019年受宏观经济走弱,信用环境恶化影响,个别非标类信用资产出现不良。不过其强调,总体来看,2019年公司信用风险水平在风险容忍度范围内。 偿付能力承压 发债或将进一步推高财务杠杆 合众人寿更为外界熟知的是其在养老产业的布局。成立于2005年的合众人寿一直以“寿险为主、养老为辅”为发展路径,自2010年起便开始布局养老产业,2013年10月,建成了国内首家复合型养老社区。2015年开始便大举进军美国养老社区,完成四批美国资产包项目投资,收购了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弗吉尼亚州、俄勒冈州、德克萨斯州、新罕布什尔州、威斯康辛州等的17处养老社区。 除了在海外养老产业的布局,合众人寿在国内养老社区领域也保持强劲的扩张态势。2016年,该公司斥资2亿元收购了上海长青藤颐养院、上海金苹果养老院、南京欢乐时光老年公寓、南京真美好连锁老年公寓(包括瑞金北村分院、琥珀花园分院、镇江路分院、东井亭分院)等长三角地区共7所养老院,成为当时国内首家收购养老院股权的保险公司,目前其在沈阳棋盘山、广西南宁、安徽合肥等地养老社区项目也在筹备中。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向 的确,养老社区项目的激进扩张,也给合众人寿的偿付能力带来不小的压力。2013年三季度,因合众人寿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23.76%,属于偿付能力充足Ⅰ类公司,被原保监会暂停合众人寿增设分支机构。后虽经三轮增资,这项“禁令”在2016年5月被解除,但其偿付能力却常年处于低位,且不断呈现下降趋势。 2017年-2019年四季度,合众人寿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10.62%、152%和144.16%,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63.88%、198.39%、175.08%。截至2020年三季度,其两项偿付能力充足率数值进一步下滑至134.53%、162.26%,且风险综合评级由A降为B。 对于现金流的流出,合众人寿相关负责人向 另一方面,近几年合众人寿业绩也出现较大波动。2015年-2019年,该公司净利润分别为7.63亿元、0.08亿元、-8.74亿元、8.73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9.91亿元。 此外,合众人寿曾于2016年9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行5亿美元5年期高级美元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3%,该笔债务将于2021年9月到期。 穆迪指出,合众人寿有较大信用和集中度风险的非标资产敞口增大,这进一步侵蚀了其转弱的资本状况。鉴于其在2021年9月有债务到期,预计合众人寿的再融资及流动性风险不断增大。此外,高风险资产敞口带来的潜在减值支出增加会继续令其相对较弱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承压。同时,穆迪预计合众人寿的资本和盈利水平仍将较弱并出现波动,考虑因素包括其另类投资敞口增大,因而投资风险较高。 为了提高偿付能力,补充资本金,合众人寿曾在2018年推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计划,但一直没有进展。合众人寿只好开启了“卖卖卖”的“瘦身”之路。2019年下半年开始,合众人寿陆续向股东方、关联方转让3家子公司股权、1笔信托投资计划。 具体来看,2019年12月30日,合众人寿与中发优年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合众健康产业投资(济南)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价格为1.87亿元,由中发优年分三期支付给合众人寿。同月17日,合众人寿向中发优年转让所持的“北京信托-润昇财富00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的全部受益权,以及与之相对的委托人与受益人权利义务,交易价格为6.667亿元,中发优年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资金。如此一来,合众人寿可从中发优年手中获得约8.537亿元资金。 与此同时,2019年8月、12月,合众人寿还与中发实业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元的转让价,出让武汉小额信贷服务平台49.37%股权;以7095万元的转让价,出让合众科技全部股权。如今又以1.3亿元出售合众财险33.33%的股权。在宋清辉看来,合众人寿此举主要是为回笼资金,缓解自身债务压力。 在公告转让合众财险股权的同一天,合众人寿发行20亿元资本补充债获得银保监会的批准。这与穆迪的预计相一致,穆迪在评级报告中表示,该公司为提升资本水平而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事宜取得的进展有限。预计合众人寿将依赖发债补充资本金,而这将进一步推高其财务杠杆。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记者 | 何艳 一个小小的盲盒能创造千亿市值,究竟是市场傻,还是公司好? 一位在市场浸淫了近30年的职业投资人表示,当他看到女儿一定整箱买盲盒的时候,他知道遇到了一个好的投资标的——泡泡玛特。 但也有人对泡泡玛特弃若敝履,觉得这个公司没有创造价值。 消费群体典型样本:快乐花钱的女孩 据记者调查,泡泡玛特的消费群体既有收入优厚的95后上班群体,还有完全没有收入的学生群体。 样本一:女孩,11岁,小学生,金领家庭。这个小女孩不是泡泡玛特的“死忠粉”,仅仅是同学喜欢偶尔参与购买。和她不同的是,她同学中几乎所有女孩都收集泡泡玛特产品,为了获得隐藏款,整箱购买的同学众多。而男性同学玩“娃娃”收集的相对少一些,但班级、年级玩泡泡玛特“收集游戏”的十分普遍。他们玩的原因是,收集的玩偶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就是“大家都在玩”。 样本二:女孩,27岁,办公室白领。她是入职场有几年时间的年轻女性,除了对化妆品有天然的喜爱以外,更爱的就是泡泡玛特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让她感觉有了心灵沟通的伙伴,令人愉快且有满足感。 总之,以上两个女孩在买盲盒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花钱,只是在做想做或该做的事。 盲盒“诱惑” 泡泡玛特出品的各种玩偶,单独拿出来一个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每个玩偶都有自己的故事,一系列玩偶的故事更是多到讲不完。这些玩偶许多是通过盲盒的形式销售,即只有买下来打开后才知道里面装了哪个玩偶。 外界解读盲盒特性的用词包括“赌博心理”“收集欲”“社交属性”等。泡泡玛特的“官方解释”是,其做的是潮玩产品,产品有“情感”“寄托”“陪伴”“天性”“自我”“治愈”等特点。 有研报指出,潮玩本质上是Z世代(1995-2009年)的收藏品,如同集邮之于 X世代(1965-1980年),集“水浒卡”之于Y世代(1980年-1995年),其底层的驱动力在于心理层面,是一种对于精神需求的满足。 泡泡玛特正是如此,不断地进行产品系列化,保证产品新鲜。同时,产品价格比较稳定,且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目前,泡泡玛特盲盒零售价为59元,部分系列会推出相同主题的随机抽取的徽章。此外,对于头部IP如 Molly、Dimoo、Skullpanda等,公司推出了BJD娃娃、限定手办等更高价格的产品,2020上半年BJD、手办均价分别为342元、258元,远高于盲盒。泡泡玛特还在试图“破圈”,通过 IP 开发和渠道铺设形成产业链闭环,新推出哈利波特、周杰伦等系列IP。(见图1) 图1 泡泡玛特不同产品类型平均售价(元) 不管怎么说,价格不高的泡泡玛特产品,满足了许多女孩的心理诉求。根据谷雨数据对泡泡玛特用户调研,盲盒女性玩家占比达到75%,以18-29岁(58%)收入8000-20000元的白领阶层为主。此外,学生也是核心购买群体。(见图2) 但对比记者的草根调查,女学生群体更可能是其最大的主力消费群,因为相比职场的“病毒式”传播,学生群体更容易出现羊群效应。 图2 泡泡玛特用户的年龄及职业分布 来源:谷雨数据、国盛证券 变现还在路上 从泡泡玛特的财报来看,其推出盲盒的那一年正是公司利润大涨的转折点。在2017年-2019年期间,泡泡玛特分别实现净利润156.9万元、9950万元和4.511亿元。 数据显示,盲盒依然是泡泡玛特今年的盈利支柱。2019 年其泡泡抽盒机付费会员平均支出1107.8元,以均价51元的盲盒计人均消费个数达到 22个,2020上半年平均支出 629元。天猫旗舰店付费会员支出整体保持相对稳定,2019年为564.9元(约11个盲盒)。 表现在泡泡玛特的财务指标上,其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和净利都保持较高增速,均在24%以上,销售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为65%和17%。对比其去年底的翻倍式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前景似乎依然不错。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统计,预计2024年潮玩市场规模将达763亿,2019-2024年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9.8%。 有机构预计,泡泡玛特2021年目标市值1159亿港币,按此计算,这家公司已经距离目标不远。但如果结合市场规模增速,以及泡泡玛特的先发优势,机构早先预测的结果可能有所偏低了。 (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
摘要 2019年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北大本科毕业生留京率都不到2成,其中北京大学(校本部)为16.07%,清华大学为18.20%。这已经是清北毕业生留京率连续多年下跌了。2013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曾高达71.79%,清华本科生留京率为30.7%。 以清北为代表的名校生的就业去向,代表了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倾向。 反观南方的两座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对大学生态度更为“友好”。在2020年深圳人才引进政策下,全日制本科且未满4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全日制大专且未满3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2020年底,广州出台宽松的落户政策,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在引进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即可入户,另一方面,个别区域大专也可以落户。 与上广深相比,大学生在北京落户依旧很难。2017年北京在引进毕业生的工作中强调,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严控北京禁限产业引进毕业生。 当年同样控制人口的上海,落户政策也有了松动。继对清北两校毕业生抛出橄榄枝后,2020年上海对本地的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4所985高校的毕业生也友善招手。2020年9月23日,《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正式发布,将之前“以清北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以及人口大迁移的都市圈城市群化,未来抢夺年轻人才是城市竞争的关键,“抢人大战”正在西安、郑州、长沙、成都、武汉、苏州、广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如火如荼上演,落户政策大幅放宽,当然,除了北京。 过去人为控制人口,排斥外迁“低端人群”,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人口迁移规律,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效果:城市生态被破坏,生活成本上升,难以落户的年轻人流出南下,城市的活力下降,老龄化加重。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并根据该框架在2015年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预测的逻辑除了货币超发因素外,主要是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普涨;第二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迁移聚集,即都市圈城市群时代,一二线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但非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房地产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 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试图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性措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在于着力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本文详述了相关的逻辑和证据。这对我们理解未来城镇化规律、人口迁移趋势和预测区域房地产市场具有启发意义。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分别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300万、2500万左右。 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是否合理?从长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1)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逐渐趋近1。2)高收入经济体城市人口集聚的国际经验:经济-人口比值接近1。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美国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日本人口长期大规模向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三极集聚,直至1973年三大圈经济-人口比值分别降至1.22、1.13、1.12后,转向东京圈一极集聚。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降至1左右。 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过去历次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市场机制作用。在近年严厉人口调控政策下,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转负。但是,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在迈向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路上,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从土地资源看仍有较大空间。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均不是严控人口规模的理由。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大城市病”的关键。1)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东京圈人口比北京市多约1460万,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多约1000万辆,但其交通状况较好,原因在于其轨道交通出行比例高达60%、远超北京的32%。当前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约0.10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2)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因为单纯人口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远小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的影响。3)城市并非封闭系统,且技术可变,即资源承载力可变。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变至39.5亿立方米,常住人口从1028万增至2171万。从当前情况估算,北京水资源可支撑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1)老龄化严重。当前北京、上海户籍65岁及以上比重分别达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大量年轻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两地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幅下降至10.9%、14.3%。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多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2)人口分布失衡。接近一半的人口聚集在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区域,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6万、1.7万人/平方公里,明显高于东京都区、首尔市的1.5万、1.6万人/平方公里,北京、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已严重饱和。3)职住分离严重。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一些新城“睡城效应”明显,比如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如果短期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而长期人口由于市场化流动而控不住,会导致住房供地、轨道交通、医院学校等供给不足。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控制人口,而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一流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建议:1)放弃人口总量控制,优化人口学历技能和年龄结构。2)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3)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目录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1.3 美国都市区经验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3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4.3 职住分离严重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正文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在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 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核心城市集聚。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在城市研究领域,由于各国城乡区域划分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包括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建筑密度等,这使得城市及城市化率的国际可比性较差。人们通常谈论的城市可能存在三个范围:以行政边界划分的行政城市、以建筑情况展现的物理城市、和以就业联系的功能城市。比如,以就业联系定义的功能城市情况包括居住在河北廊坊燕郊、工作在北京,居住在江苏昆山、工作在上海等。 为解决城乡区域划分可比性较差的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城市功能经济联系的思想于2012提出一套测量“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Area)的方法,通过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就业通勤等指标划分城市区域,并在OECD经济体范围内建立了2000年以来、281个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相关数据库。由于OECD成员大多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功能区的人口集聚情况较为稳定,因而其经济-人口比值对我国城市发展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剔除新兴经济体墨西哥的数据,2012年OECD248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均值为1.07;其中,有195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7,1.3)之间,占比为78.6%;有220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6, 1.4)之间,占比为88.7%。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经济-人口比值最大为1.67,最小为0.93,中位数、均值分别为1.22、1.27。 1.3美国都市区经验 美国人口长期向大都市区集聚,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美国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基于都市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人口统计(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1910-2015年,美国都市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100万人以上都市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50年的29.4%增至2015年的56.0%,50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5.1%,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的趋势明显。 2000-2015年,美国107个5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0.99降至0.94,均值从1.01降至0.98。在53个1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12降至1.07,均值从1.13降至1.10;在9个5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31降至1.22,均值从1.26降至1.23。 作为美国最大的都市区,纽约都市区(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NY-NJ-PA)土地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为2018万,占比为6.3%;GDP为1.6万亿美元,占比为8.9%,经济-人口比值为1.42。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0.2%,当前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合计分别为52%、56%左右。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74、-91、10万人。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3年变化3.2、-3.1、0.5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人,占比分别为28.6%、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4.7、-0.6、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3、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左右。首尔圈由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组成,土地面积11830平方公里,占韩国的11.8%。朝鲜战争结束后,首尔圈人口快速增长,从1955年的393万人增至2015年的2442万人(不含外国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在人口持续大量迁入的同时,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随经济波动且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回升至1.008。首尔圈人口(不含外国人)在2010-2015年基本持续净迁出,净迁入人口分别为-0.8、0.7、-0.4、-2.1、-3.3、-0.1万,2016年为1.6万人。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分地区看,与改革开放后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徙的传统趋势不同,2010年后中国人口迁徙开始出现新特征:不少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净流出人口明显减少,东部地区人口集聚的速度明显放缓。2011-2017年,除福建外,其他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重庆、广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显著提高。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增速下降严重,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开始负增长。 分城市看,人口向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明显,但趋势未改。2011-2017年间,除天津、重庆(主城9区)、南昌、长沙、南宁、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1949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基本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万人增至2017年的2171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78%增至1.56%;上海市常住人口从503万人快速增至2418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93%增至1.74%。虽然中央及相关地方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人口规模,但其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一次又一次被突破,主要原因在于忽视市场作用、低估人口增长趋势。此外,政府在早期还存在对常住人口把握不准的问题。 2013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开始大幅加强人口调控,控制人口总量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北京市提出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等。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调控措施主要包括收紧落户审批,清退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疏解部分非核心功能,对群租房、地下空间、城乡结合部等联合执法开展综合整治,上调公共服务价格(水、天然气、共同交通)等。受此影响,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51.0万人降至2017年的-2.2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37.5万人降至2017年的-1.4万人。但是,人口集聚可能会在短期由行政力量主导,但在长期仍将决定于市场力量。 与此同时,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大幅增长。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7.2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47.3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8.6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58.3万人。其中原因除广州、深圳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外,可能还在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赶人”的影响。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从经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北京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呈波动式变化,但在2004年达3.25的阶段性峰值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17年为2.17;上海市呈波动式下降,特别是1978年达6.47的阶段性峰值后呈明显下降趋势,2015年为2.09。即便考虑居住在区外、工作在区内的人口,单纯对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各加200万,北京市、上海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依然高达1.9以上。 目前,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中央对上海的功能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要求至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从人均GDP看,北京、上海虽在国内领先,但远低于国际先进城市。以扣除延庆、怀柔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北京都市区人均GDP计算,仅相当于纽约、巴黎、伦敦都市区的不到40%,东京都市区的约一半、首尔都市区的约2/3;而上海市的人均GDP比北京还稍低一些。从经济份额来看,由于中国是大国,北京、上海不可能像巴黎、伦敦、东京和首尔都市区那样占本国GDP25%以上的份额,但可以大致参照纽约都市区。目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份额约8%,远高于上海市的3.6%、北京都市区的3.4%。因而,在北京、上海建设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目标下,可以推测其经济份额未来不可能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如果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被长期执行,即便最后控制住了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但很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周边、通勤就业,也即北京、上海都市圈人口显著增长。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是从土地资源角度,判断一个区域人口增长是否存在空间的主要方法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比较需要遵循功能相近、面积接近两个基本原则。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功能相同或相近区域进行。另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土地面积接近的区域之间进行;如果土地面积差异太大,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则缺乏意义。 从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利用OECD的城市功能区数据,加上印度孟买都市区,可对北京都市区、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进行全球比较。由于乡镇级数据缺乏,尚不能利用OECD的方法划分北京都市区和上海都市区,这使得可比性存在一定问题,但较其他研究已有明显进步。 从人口规模看,上海市以2415万人位居全球第三,居东京都市区3593万人、首尔都市区(2495万人)之后;北京都市区(1970万人)位居全球第六,中间还隔着孟买都市区(2280万人)、墨西哥城都市区(2040万人)。 从人口密度看,上海(3539人/平方公里)、北京都市区(2571人/平方公里)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居于前四的分别是首尔都市区(5339人/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5235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市区(4181人/平方公里)、墨西哥城都市区(4000人/平方公里)。 从土地面积看,首尔都市区(4673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4355平方公里)明显小于北京都市区(7664平方公里)、上海(6833平方公里),且前两者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后两者;东京都市区的土地面积(8592平方公里)明显大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且其人口密度仍然高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这意味着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低值可参照东京都市区,上限高值则介于东京都市区与首尔都市区-孟买都市区之间。大致估计,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在4200-4600人/平方公里,即北京、上海的土地资源均可承载常住人口3000万以上的规模。 当前北京市、上海市均要求实施建设用地或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发展,但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城镇用地减量,可以通过缩小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镇用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要求,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720平方公里以内,到2035年控制在367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从当前的2921平方公里至2020年、2035年分别降至2860、2760平方公里左右。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6年北京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表明,当前上海建设用地规模为3071平方公里,要求到2020年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到2035年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800平方公里,腾挪空间仍然很大。 3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长期以来,一些人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为由,强调控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然而,以上述理由要求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逻辑并不成立。事实上,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一些“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强行控制人口的做法,一方面与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广大人民分享大城市发展的好处。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根据INRIX发布的2017 Global Traffic Scorecard报告(不含中日韩城市),洛杉矶为全球最堵城市,而非人口规模更大的纽约;莫斯科人口规模虽不及全球前十,但拥堵程度位居第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人口不到1000万,但拥堵程度位居全球第六。高德地图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100城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与城区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45,线性回归方程的R方为0.2。具体来看,在拥堵指数上,北京、上海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虽然位居前列,但仍有济南、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更为拥堵,深圳市的拥堵排名更是低至37名、武汉、杭州分别位居第47、48名。 东京圈的经验表明,交通状况与出行结构密切相关。从国际来看,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59.6%,东京都区更是高达78.4%,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仅为32%。原因在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较短,路网密度偏低。当前,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轨道交通运营里长高达3347、2705、1098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34、0.31、0.23公里/平方公里。而上海、北京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685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11、0.09公里/平方公里,差距很大。显然,北京、上海轨道交通建设不足是其较为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结构上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目前主要以地铁为主,其他制式(包括轻轨、单轨、市域快轨、现代有轨电车、磁浮交通、APM 共 6 种)等发展非常不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提出,到2020年、2035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将分别增至1000、2500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要求到2035年增至3000公里以上。 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高额停车费限制汽车使用从而降低汽车出行比例。东京圈2012年机动车高达158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1185万辆,远超过北京市2017年的591万辆机动车、467万辆私人汽车。但东京圈小汽车出行比例相对较低,为32.0%,特别是在东京都区仅为14.7%,明显低于北京六环内的38.2%。东京圈没有通过购车摇号、单双号限行等行政手段限制汽车购买和使用,而是通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在核心区域收取高额停车费来降低汽车使用。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从2017年7月、12月全国74个城市的数据看,空气质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很弱。当然,城市人口增加对环境质量肯定存在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要远低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等产生的影响。比如,100人使用私家车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是100人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一辆黄标车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国Ⅲ车的14倍、国Ⅳ车的25倍;一个人口100万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排放污染量很可能远大于一个人口500万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美国洛杉矶的例子表明,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与环境质量提高可以并行不悖。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2年12月和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通过努力,虽然此后人口规模和机动车数量大幅增长,但空气质量却逐步改善。 当前中国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且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因而需要生产大量钢铁水泥并消耗大量煤炭;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单位GDP能耗过高。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4倍、美国的2.18倍、日本的3.02倍、欧盟的3.28倍。因而,即使在超大城市内部未布局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其空气质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区域高污染产业的影响。因此,北京市的空气环境改善还有赖于河北省、天津市等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2014年11月,环保部门通过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区、山东省等6省市实行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管控等多项严格措施,最终保障了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APEC蓝”就是一个例证。在“蓝天保卫战”背景下, 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明显变好,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比下降20.5%,重污染日比2016年减少16天。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水资源约束是北京市强调控制人口总量的一个关键理由,即“以水定人”。很多人对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测算,虽然结果相差甚远,但结论多为北京市现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其水资源承载力。然而,城市并非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将随着水价、节水技术、海水净化技术及价格、雨水采集能力、再生水技术、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南加州地区比北京更为缺水,主要依靠外水调入,但并未提出控制人口。 从北京市人口规模与用水总量的变化来看,二者并无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变化、再生水利用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更大于人口增长。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增至1992年的46.4亿立方米,再降至2006年的34.3亿立方米,之后回升至2017年的39.5亿立方米(其中输水损失比例约8%);而该时期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028万基本持续增至2171万。基于本地水资源、用水结构调整、节水潜力及调水现状等数据看,可以大致估算北京市水资源可支撑其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从需求侧看,1)生活用水(含公共用水)。2016年北京市人均生活用水量约为225升/日,高于全国城镇220升/日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下调空间。以人均生活用水量180升/日计,常住人口达3000万需生活用水19.7亿立方米/年。2)环境用水(指美化城市环境、协调自然生态平衡)。2005-2016年北京市环境用水量从1.1亿立方米增至11.1亿立方米,人均环境用水量从20升/日提高至154升/日。以未来人均环境用水量180升/日计,3000万人需要环境用水19.7亿立方米/年。3)工农业用水。2016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分别为3.8、6亿立方米,两项合计为9.8亿立方米,较2000年的27亿立方米、2010年的16.5亿立方米大幅下降。考虑未来北京市继续疏解一般工业、耕地跨省占补平衡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等因素,工农业用水至少还有3亿立方米的下调空间。上述加总,未来北京市用水需求总量为46.2亿立方米/年。 在供给侧,除少量应急供水外,北京市可供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本地水资源。2001-2016年,北京市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4.8亿立方米,以利用率90%计,则可利用本地水资源22.3亿立方米。2)南水北调供水。2016年南水北调工程向北京供水8.4亿立方米,根据规划到2020年可供水15亿立方米。3)再生水。假设再生水利用量进一步提高,从2016年利用10亿立方米提高至未来的20亿立方米,可主要用以满足环境用水、工业洗车、冲厕等生活用水需要。 综合考虑,在不考虑淡化海水、雨水采集等因素的情况下,2020年及之后北京市供水总量可达57.3亿立方米,比测算的用水总需求量还多11亿立方米,这可以主要用于环境用水,进一步弥补因超采地下水而造成的底下漏斗区,促进北京市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末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的面积为5355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958平方公里,分别较2015年减少117、98平方公里,这表明北京市的地下水生态开始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北京市、上海市人口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17年,北京市、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受益于大规模年轻外来人口的涌入,比如上海市2017年外来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仅3.2%,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才大幅降低、分别为10.9%、14.3%,其中北京市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国际视角看,高收入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乃至深度老龄化阶段,东京都市区、巴黎都市区、纽约都市区、伦敦都市区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23.3%、13.5%、13.0%、12.6%。但除东京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本国平均水平外,其他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均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这些大都市区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态度,通过大量吸纳外来年轻人口保持作为世界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很大,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均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分环线看,北京市的二环-三环人口密度最高,接近27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二环内、三环-四环、四环-五环。在五环-六环间,人口密度则不到3600人/平方公里;在六环外,人口密度更是低至不到400人/平方公里。上海市人口分布同样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递减趋势,内环内人口密度接近30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内中环间、中外环间、外环外。上海市外环外人口仅有约2000人/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内环内人口密度的7%。 从国际视角看,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需要严格控制。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孟买市、首尔市、东京都区的土地面积非常接近。当前,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孟买市为20692/平方公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孟买市人口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可能在于贫民窟的大规模存在,不能作为参照。东京都区、首尔市分别作为发达经济体日韩第一大都市区的核心区域,其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的参照,这意味着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已经偏高,需要严格控制。 城市功能及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中是中心城人口过密的关键原因,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着手解决。中央2017年提出规划建设千年大计之雄安新区,其首要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开始在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并要求到2020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底降15%左右。不过,北京城六区范围为1368平方公里,远大于核心区域,该政策存在打击范围过大的误伤。《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也提出疏解中心城过密人口,将主城区人口从当前的1447万降至1440万左右,提升新城、新市镇人口密度分别至1.2万、1.0万人/平方公里。 4.3 职住分离严重 职住分离是国内外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在北京、上海尤其严重。就业与居住的分离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职住分离度可以降低。基于北京市2015年地铁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分布数据,可以清晰地发现北京市的就业分布相对集中在中心城,而居住分布比较分散,且二者相距较远。北京市的就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国贸周边区域、二环西段沿线地区、二环东段沿线地区等;居住中心主要有回龙观-霍营-育新地区、天通苑-东小口地区、宋家庄-蒲黄榆-刘家窑地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双井-国贸地区等。职住分离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聚集大量人口的新城未布局足够的产业,“睡城效应”十分明显,比如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北京上海人口规模或许可控。但是,人口调控的最终目的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因而,人口调控不能以控制人口总量为目标,而应着眼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及职住平衡度。并且,在城市发展中可借鉴OECD城市功能区的视角,超越行政边界处理问题。 一、放弃人口总量控制,着眼于优化人口年龄和学历技能结构。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大力引导相应年轻人口,特别是年轻、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同时,需认识到,中高端产业从业人员需要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服务,一味驱赶低收入者只能造成中高收入者生活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城市产业发展,因此应对低收入者更加包容。 二、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三、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改善交通状况。大力增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提高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北京、上海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包括构建新城之间、新城与重要交通枢纽的快速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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