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第七届全球深商大会“让生命更有力量”论坛上，华大集团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汪建说，核酸检测可以贯穿现在的医疗、大健康，包括“生”——出生的疾病，“活”——活不下去的疾病，“染”——感染的疾病等。随着成本下降，检测通量就会上去，通量上去就可以大人群覆盖、全人群覆盖，疾病发现率会大大提高。这将会推动民生福祉、科学发现、产业发展。 汪建认为，以科技的力量，可以把病毒传播和人们的恐慌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通过“火眼”系统，可以实现精准检测与诊断，从而辅助精准治疗，并精准治愈。“火眼”以事实证明，这个事情是能做到的。最后他表示，建设高质量、低成本的精准疾病检测与预防平台，可以实现对出生缺陷、肿瘤和传感染疾病的精准防控，造福更多的人。（张问之）
王晓非 发自上海 2020年12月31日下午，“2021挑战未来——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在上海新静安体育中心举行，现场超4000人聆听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的分享。自2016年始，“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已成功举办4届，成为中国地产行业最受关注的盛会之一。 发布会现场，丁祖昱谈到，2020年办公租赁需求骤降六成，重点城市办公空置率普遍升高。办公物业招商手段频出，常用的变相降租让利（隐性让利）手段包括：降租金延长免租期，赠送车位，贴装补，精装修和定制装修服务等，但效果有限。办公实际成交租金降幅8折以下的，占比达15%。 另一方面，办公招商和中介平均佣金不断走高，后滩世博商务区的某标杆项目佣金从1.2-1.5个月上调至1.8-2.5个月，近乎翻倍。办公物业租户启动“降级”消费，在同板块内搬至租金更低的新楼，或迁至租金更低的优质新兴商务区。
一手向企业收钱，一手出具高等级信用评级。一纸案件通报，让信用评级行业买卖评级报告的痼疾，暴露出不为人知的细节。 近日，知名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东方金诚”）原总经理金永授、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两名前高管，因收受巨额贿赂、为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等问题，被“双开”并移送检察机关。 企业“花钱买评级”是信用评级行业饱受诟病的痼疾，此前就有评级机构收取大额咨询费后，提高企业信用评级遭受处罚的案例。如今，通过向“掮客”付费以提高信用等级，似乎是一种新的做法。 相对于规模百万亿的债券市场，评级行业规模并不大，但评级机构却俨然是绝对的主角，评级机构内部人员、承销商、社会中介，几乎都成了评级机构的“朋友圈”。 地位强势的承销商、投资机构，为何愿意向评级公司俯首？在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利益？又是谁在利益链中获利？ 掮客登场 前脚获得高评级，后脚债券就违约，在债券市场，一些企业“花钱买评级”已经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2019年8月，大公国际在评级过程中向13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提供了合计超过7800万元的大额咨询服务，并向18家公司债发行人提供金额超过1.2亿元的大额咨询服务，被证监会、交易商协会暂停相关业务资格一年。 “在评级过程中，尽调、评审都按正常标准去做，但会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其他好处，比如收取大额咨询费，然后再把评级调高。”华南某股份制银行资深债券人士对记者表示。 而东方金诚案件的情况，显然与上述情况不同，暴露出这一灰色地带的新情况。作为评级机构高管，崔润海充当着类似“掮客”的角色。 上述东方金诚案件信息显示，崔润海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营销副总裁、市场开发部市场总监，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 金永授则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评审委员会主任、副总裁、总裁，东方金诚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相关银行介绍工程项目，收受项目介绍人、受评企业贿赂。 案发后，崔海润承认，为顺利通过评审，他请求评审委员会主任帮忙，又约主管评审总裁与企业吃饭，还做了其他评委的工作。 在这之前，已有一些企业试图通过中间人运作上调信用等级。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年公布的一份判决书就曝光了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辰控股”）以支付巨额费用的方式，通过中间人“买评级”的内幕。 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法院2019年4月公布的判决书显示，2017年底，东辰控股与筴宏克签订协议，通过付费的方式，委托筴宏克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为其办理增信事宜。若未能在2018年6月30日前，将东辰控股的信用评级，从AA提高到AA+，筴宏克应在2018年7月5日前，向东辰控股返还收取的增信费用。 总部位于山东东营的东辰控股，曾经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民营企业500强。不巧的是，运作上调评级之时，留给东辰控股的时间已经不多，2018年6月，其下属13家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涉及资产账面价值11.6亿元。 而筴宏克的“增信”运作也未能取得成功，东辰控股及其发行的多只债券还被大公国际列入信用观察名单，主体信用等级最终被下调至A+。到了2018年11月，东辰控股发行的“16东辰03”违约。 判决书内容还显示，双方签订协议后，东辰控股已按约付款，由于未能实现评级上调，东辰控股多次克追讨，但筴宏克仅归还了一半费用。2019年2月，法院判决筴宏克限期支付未还资金及相应利息。 不过，在判决时没有披露筴宏克“运作”的对象，是评级机构本身，还是其工作人员。 “现在债券发行的信用评级，基本上还是卖方付费，买方付费肯定要客观一些，但由投资者付费的评级机构很少。”某私募债券人士对记者说，评级费用由融资方出肯定会出现问题。 朋友圈 评级机构存在的不正当竞争、对高风险企业预警缺失等问题，带来的信用评级公信力不足，饱受市场和投资者诟病。 12月11日，央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评级行业在统一规则、完善监管、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 “肯定会参考评级公司的评级，至少是个指标吧，但也只能做个参考。”某私募债券基金人士对记者说，对于私募机构来说，投资的时候，主要还是靠自己内部的评级系统来决定。 不同评级机构之间的差异和评级标准存在弹性，为花钱“买”评级这一灰色地带提供了空间。尽管自身市场规模有限，但评级机构俨然是绝对的主角，除了审计和法律中介机构，评级机构内部人员、承销商、投资者，几乎都成了评级机构的“朋友圈”。 作为承销商的银行、券商，具有资金优势，也更熟悉企业融资动态，因此握有大量项目资源，评机公司为了获得项目，需要与承销商搞好关系。但在一些债券发行中，承销商却反替企业向评级机构垫付评级费用。 同样来自裁判文书网2019年的一份判决书显示，某券商员工谭某，为债券承销与发行方进行了沟通，沟通期间，发行方与评级机构签订了评级协议，谭某为了承揽项目，替发行方垫付了评级费用。判决书还显示，承销方代垫评级费用，乃是行业惯例。 而东方金诚案件通报也显示，崔润海在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的同时，还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债券发行中，承销商有时会向企业推荐评级机构，但最终决定权在企业手中，并不一定会选择承销商推荐的评机机构。同时，评级机构也有自己的资源，评级机构的高管掌握的资源更丰富。为了争取项目，承销机构特别是承揽人员也要与评级机构搞好关系。具有影响力的承销机构，为了帮助企业提高评级，也会利用自身资源，向评级机构施压。 与股票市场不同，债市的投资者主要是银行、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从表面上看，企业花钱买来虚高甚至虚假的评级，一旦发生违约，投资者将成为受害者，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评级虚高已经不是秘密，但在银行内部，评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一家企业的债券能不能进入投资准入库，评级是决定性因素。评级高的债券，进入准入库要更容易一些。 利益链 对企业来说，信用评级越高，债券发行就越容易，融资成本也越低，因此，降低债券发行难度、压低发行成本是企业的主要诉求。 “为了完成发行、降低融资成本，发行人自然愿意向评级公司付钱。”上述私募人士说，这是现在评级虚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企业为此付出的“增信”费用，远低于融资资金和相应成本。 由于评级涉及多个步骤，“企业花钱买评级”要打通评级公司内部多个环节。业内人士说，整个过程中，“增信”费用可能涉及评级机构的市场、评审、管理层等多个环节，而非某个人或单独环节。 上述案件通报也显示，东方金诚案件难以一人成案，评级机构内部也往往需要领导人员、评审人员、作业人员、市场人员上下其手，因此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金永授多次通过与评审委员会主任及部分评委个别交流，或借安排企业来访之机发表个人倾向性意见，以影响评审结果。 不过，相对于向评级公司付费，“打点”其工作人员的成本更低。根据崔润海案发后交代，一次为企业上调信用等级，对方拿出200万元作为酬谢，东辰控股付给筴宏克的“增信”费用则为300万元。同直接与评级机构合作支付大额咨询费相比，企业付出的相关成本要低很多。 除了企业和评级机构，企业获得高等级信用，债券承销、投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能从中获益。 “信用等级高了，债券好卖，企业的成本也降低了，能得到更多的销售费用，承销商也有动力帮企业做高评级。”上述银行人士说，项目做成了，承销商、评级机构都能受益，而且承销商的销售费用要远远大于评级费用。承销机构的承揽、承做、承销整个团队，也能因此获得更多收入。 上述银行人士还称，信用等级的高低，作为授权指标直接影响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内部决策层级的决策和审核程序。在同等条件下，如果能得到高评级，部门就拥有投资决定权，反之可能需要总行投决会、贷审会审议才能决定，这也涉及到机构内部的部门和个人利益。
12月29日，第七届全球深商大会“让生命更有力量”论坛上，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隽源分享了自己对“善用科技”的思考。他表示，今天的社会进步、生活改善、寿命延长都是科技带来的，但科技有两面性。科技带来的效率和价值可能远远超出传统服务产生的收益，我们在强调0到1技术创新的同时，也不要忽略用好现有技术。有了0到1的基础，1到100就可以更高效。 胡隽源说，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根本。随着科学进步，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也在发生根本变化。人类未来几十年可能要完成从人到“神”的进化，不是100岁、120岁，而是实现精神和灵魂的永生。他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会给健康产业带来巨大改变，未来每个人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健康大数据，让天下无病成为可能。（张问之）
一图看懂！8组最新经济数据释放这些信号
严明会 发自上海 2020年12月31日下午，“2021挑战未来——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在上海新静安体育中心举行，现场超3000人聆听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的分享。自2016年始，“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已成功举办4届，成为中国地产行业最受关注的盛会之一。 发布会现场，丁祖昱表示，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转折。丁祖昱指出，地产行业以2018~2020年为界限，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2018年以前，地产处于确定性增长阶段，房企通过增大融资、高周转、高负债模式，实现规模迅速壮大。2018~2020年，伴随政策面房住不炒政策出台，宏观经济去杠杆苗头出现，加之疫情突发，房地产处于不确定性阶段。 丁祖昱预测，2020年后，房地产将进入到下一个确定性阶段，即无增长时代。伴随三道红线落地，房住不炒已成为长效机制，由此地产无增长时代有望来临。 与此同时，丁祖昱指出，未来规模房企亦会出现负增长现象。这一迹象在2020年已有显现，据克而瑞数据，2020年前11月百强房企中，有4家千亿房企增速为负。
12月14日，六大行齐发公告称，自2021年1月1日起，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的个人大额存单、（定期）存款产品，提前支取计息方式由靠档计息调整为按照支取日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小银行‘船小好掉头’，我们银行根据监管要求，早对‘靠档计息’类产品进行整改了。”一位浙江地区农商行行长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去年12月底，监管要求银行立即停止办理关于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的相关业务，并逐步压缩该类业务存量，从政策传达之日起到2020年底为过渡期，在过渡期结束后，该类产品余额为零。 “这对中小银行的揽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叫停‘靠档计息’后，定期存款与银行理财相比，已经没有明显优势。现在我们靠大额存单揽储。”一家中小银行高管对记者表示。而在上述监管要求中还包括，对大额存单的产品功能要做到正确宣传。 六大行叫停“靠档计息” 靠档计息，是指客户在银行买入定期产品时，如果提前支取，银行会根据客户实际存入时间，以靠近的定存档计算定期利息，剩余的按活期计息。目的是吸引客户购买，帮助银行揽储。 一般来说，定期存款采用的计息方式是到期一次性付息，如果有客户在定期未到期时想要提前支取，则计息方式会直接按活期计算，所以提前支取会损失掉一定的利息收入。而按照“靠档计息”方式，假设客户一笔定期存款存期为3年，若在第2年第4个月提前支取，则支取的利息可以按照满2年零3个月这一档期兑付定期利息，剩余期限则按照活期计息。 12月14日，工商银行公告称，“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款利率和计结息管理的有关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我行对于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的个人大额存单、节节高、拥军宝和工行定存产品，调整提前支取时适用的计息规则。如您在调整日（含）后提前支取，将按照支取日我行人民币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如在调整日（不含）前提前支取，仍按照原方式计息；如未提前支取，利息不受影响。” 同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称，“自2021年1月1日起，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的个人大额存单、人民币定利多和中银步步高（定期）存款产品，提前支取计息方式由靠档计息调整为按照支取日我行人民币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如您持有上述产品，在产品到期时支取，仍按照存入时约定的产品到期利率计息，利息不受影响；如您在产品到期前有用款需求，在2020年12月31日及之前提前支取的，仍按照原产品靠档计息规则计息，在2021年1月1日及之后提前支取的，提前支取部分将按照支取日中行人民币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不再靠档计息。” 另外，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也在12月14日发布类似公告。 国务院《储蓄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全部提前支取的，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部分提前支取的，提前支取的部分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其余部分到期时按存单开户日挂牌公告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12月，央行就要求停止办理关于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的相关业务，对于提前支取的定期存款一律按照活期计息；并逐步压缩该类业务存量，从政策传达之日起到2020年底为整改过渡期，在过渡期结束后，该类产品余额为零。 中小行揽储承压 今年3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提出，各存款类金融机构应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存款利率和计结息管理有关规定，按规定要求整改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等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对此表示：“监管叫停‘靠档计息’，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早有预期，去年年底就开始调整这块业务，进行压缩。同时，我们还有其他较多的吸储手段，来应对这一变化。” 一位中小银行高管则对记者表示，监管的出发点可能是通过降低存款成本，来下调银行负债端的压力，进而支持实体经济，让资金流向“最后一公里”。但部分中小银行面临压力，中小行普遍揽储能力拼不过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现在负债端更将承压。 “这对民营银行的揽储业务可能是一个打击，民营银行物理网点少、品牌薄弱，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存款，开发的‘智能存款’这一互联网产品是个有效的揽储途径。而当下，‘靠档计息’政策约束，不少银行为合规经营已经下架了‘智能存款’产品，民营银行资金渠道变少。”一位民营银行人士表示。 “互联网平台存款是伴随互联网金融、平台经济发展出现的银行负债业务的创新。对于这类传统金融的新业务模式要深入研究，需要明确该业务准入条件、风险管理等要求，根据监管评级、经营情况、资本金及风险管理能力等设定业务门槛及业务规模上限，尤其需要明确哪类银行不能做该类业务。同时，针对新业务模式的新特征，完善审慎监管指标和有关规则，研究滥用存款保险50万法定偿付标准、搞资金价格竞争的应对之策。严格规范互联网、APP等数字平台涉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各类行为。”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今年11月份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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