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0多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得信用贷款36.6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7月12日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统一部署，该部近日陆续向重庆农商行等15家地方法人银行发放零利率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政策性资金14.6亿元，支持这些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36.6亿元，惠及6421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重庆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空调通风系统生产的小型企业，获得多项专利技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公司接到大量医院负压通风系统建设的订单，急需资金购买原材料、支付人工费用。重庆农商行获知该公司困难后，为其办理了纯信用贷款“两江科技成长贷”，并在1个工作日内为其发放贷款250万元。该笔贷款的利率仅为3.8%，不仅解决了海润节能的流动资金困难，也大大降低了其融资成本。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是人民银行新创设的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旨在通过人民银行对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予以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激励地方法人银行进一步加大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 下一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将继续落实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金融政策，用好用足包括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在内的各种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确保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取得实效。
首批普惠小微信用贷资金落地 记者从人行天津分行获悉，日前，天津首批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资金3.43亿元落地，涉及地方法人金融机构5家，贷款本金8.58亿元，惠及普惠小微企业7795家，涉及涉农、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领域。 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是央行为了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重，而创设的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为推动政策落实落细落地，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精心进行了组织推动。一是将近期有关文件和政策口径梳理汇编成册，组织我市17家地方法人银行召开培训会，明确申报条件、范围、流程等具体操作事宜；二是拟定操作规程，规范业务管理；三是设计相关政策解读宣传手册，推动银企对接，使企业知道“谁能贷”“找谁贷”“怎么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以下为文章要点：各地对普惠险的探索达到一个小高潮，这和各地医保局的陆续挂牌有关。找到支付方，降低个人自付比例，才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将高价特药全部纳入医保目录，医保基金无法承担，需要其他筹资渠道。这也是地方医保愿意推动的动力所在。支付能力的提高，对患者意味着有机会用相对更贵但更有效的创新药品，而对于医疗、医药方，则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空间。业内人士认为，3-5年之后其普及率就会像大病保险一样。目前的乱象是因为各地都在自下而上地尝试，需要国家层面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规范了。6月30日，杭州。7月1日，长沙、贵阳、连云港。两天之内，4个城市接连推出了定制化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简称普惠险）。至此，继深圳、南京、珠海、广州、佛山、惠州、苏州和成都之后，普惠险阵营又增加了4员大将。这一个阵营中，除了深圳、南京、珠海之外，其他城市都是2019年下半年之后才开始推进的，这个时间点与国家和各地方医保局的陆续挂牌有关。而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之后，全国各地对这一产品的探索达到一个小高潮。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之外，一个新兴的医疗支付方正冉冉升起。这个支付方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从一个极端案例中能看得很直观：深圳市民某先生，因菌血症、急性胆源性胰腺炎于2018年7月3日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住院治疗，2019 年2月23日出院，共计235天，总医疗费用为455万多元，其中医保报销近277万元，医保目录外的个人自费费用为近13.6万元，医保目录内的个人自付费用约为165万元，最后深圳的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报销赔付了近115万元。总共455万的医疗费用，医保支付61%，普惠险支付25%，个人自付14%。虽然60多万仍然不是小数目，但相比170多万，家庭负担还是大大减轻了。支付方的增加、支付能力的提高，对患者来说，是有机会用上相对更贵但更有效的治疗方式或创新药品，同时又避免因病致贫，而对于医疗、医药方，特别是未能进入医保的药企，则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空间。△来源：明德精算为什么各地纷纷试水普惠医疗险？个人医疗支出比例过高，是造成“看病贵”这一普遍观感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医疗卫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之一。明德精算咨询合伙人蒋冠军举例：以2016年的卫生支出数据来看，在中国，个人需要承担35.9%，而这一数字在德国、法国仅为12.4%、9.8%。找到支付方，才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在商业健康险发展缓慢的背景下，由政府组织、商保承办的普惠险，成了一种介于商业健康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之间的创新产品形式。一位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深圳首次推出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前往考察，但并没有落地。此后相关支持政策开始突破，包括活化医保个人账户等，奠定了产品的政策支持。直到2018年年底国家医保局成立，此后各地医保局挂牌，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有比较强的意愿去做这样的事情。国家层面下发的鼓励发展政策，也成了一根指挥棒，将医保局引向了这样一条出路——在不占用基本医保基金的前提下，增加对个人的保障而不增加医保负担。从目前各地普惠险的设计方案来看，产品组合大致相同，包括医保目录内门诊住院自费报销、目录外门诊住院自费报销以及目录外的新特药报销（未必三项全有）。不同之处在于产品的定价、免赔额和报销比例的设定、新特药品种的选择以及是否包含既往病史。比如最新推出的杭州版，年缴费59元，最高可获得200万元的保额。具体的赔付由两部分组成：医保目录范围内，自费超过2万元之外的部分可以报销75%；使用指定的20种高额肿瘤药品和罕见病药品，不设免赔额，可以直接报销75%。△ 来源：微信公众号“杭州市民保”特药保障的设置也与《我不是药神》电影热映后，国家层面对于特药的关注相关。业内人士分析称，医保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而将高价特药全部纳入医保目录，是医保基金无法承担的，需要其他的筹资渠道帮助疏散医保压力——让商保公司参与其中。这也是地方医保愿意推动普惠医疗险的动力所在。这对未能进医保的药品，是一个扩大市场空间的契机。比如说珠海的补充医疗保险“大爱无疆”，把创新药PD-1（包括默沙东的K药和BMS的O药）纳入报销范围。而BMS提供的数据显示，珠海推行“大爱无疆”后，当地癌症患者使用创新免疫肿瘤药物的比例比周边其它城市要高5倍~6倍。第一个吃螃蟹的深圳第一个吃螃蟹的深圳，和后来的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在于，在深圳这样一个年轻、城市化进程极快的城市，还没有设置大病保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能够兼顾大病保险功能的重疾补充保险不得不被提上日程，而市政府层面，也有非常强的推广意愿。承保方是平安，保费从2015年的20元，增长至2017年的29元，2019年的30元。由于参保途径包括团体、医保个人账户划扣、个人自费三种方式，总体参保率较高，从第一年的486万人发展到2020年的752万人，参保人数达到了医保人数（1400万人）的53%，远超后来者。截至2020年3月31日，五个医保年度合计赔付8.7亿元，而保费总计不足8.1亿元。可以说平安在这个项目中是亏损的。“但即使是亏钱，平安也不会让其他团队去做这个事情。”蒋冠军告诉八点健闻，保险公司非常看重政府型业务，对于总部就在深圳的平安来讲，必须要做到排他地参与深圳的这个政府保险项目。这项合作能给平安带来什么价值呢？蒋冠军认为，获得大量的医保数据极具价值，如果不做政府项目，绝无可能拿到数据维度这么细的医保数据。而大量的、细致的数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无论是承保端的风控，还是理赔端的风控，甚至是下一步的保险产品研发，都有比较直接的价值和帮助。谁在决定普惠险的方案和定价？尽管这是一个普惠性质的保险产品，不是纯粹的商业产品，但也需要至少盈亏平衡，才能可持续运营。各地医保局用“保本微利”来作为产品设计和定价的目标。后来各城市的产品中，再也没有看到过类似于深圳这么低的定价，保费区间基本在49元~200元之间。定价的高低主要与是否包含既往症相关，珠海和佛山的案例中，因为包含了既往症的报销，定价就比较高，达到185元~190元/年。珠海第一年收入2亿，赔付额仅为7千万。这在蒋冠军看来，是不合理的，也是定价太高造成的。“赔付率只有35%，商业保险的赔付率一般会控制在六七成，对于普惠型的政府产品来说，赔付率至少应该达到70%。”那么应该怎么定价？“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地方提供医保数据，保险公司总部的精算团队来计算模型。但实际上，医保不会提供数据，保险公司也不会派出总部精干的精算团队，基本上都是本地的分支团队参与。”蒋冠军介绍称。“各地还没有做到理想的‘一城一策’，城市之间的方案通常是抄来抄去的，有城市做了49元的，就有跟进49元；有做59元的，也会有跟进定59元的。”而城市之间的互抄作业，也与参与者雷同有关，他们的作业模板可能是同一个“乙方”提供的。目前完成一个城市的普惠医疗险制定的，主要有这样几个角色，一个是医保局，一个是地方银保监，再一个是承保的保险公司，还有就是一些提供方案雏形、精算模型、新特药服务、推广运营等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后两者会参与多个城市的产品研发，自然也会把经验复制到各地。上海镁信健康和思派健康是两个参与度较高的第三方玩家，前者参与了苏州和杭州的项目，后者参与了惠州和成都的项目。有意思的是，镁信健康的最大股东是上药集团，思派健康也有专注于肿瘤和特殊疾病的全国性专业药房“思派大药房”，依托于强大的药企资源和药房体系，两者此前都参与了特药险的产品设置，在这一轮城市定制化普惠险的进程中，也将特药纳入了其中，相对于单纯的特药险，这一打包了特药的险种可能更有市场。镁信健康保险事业部总经理万小龙表示，具体确定产品方案和定价时，是由再保公司、保险公司和诸如他们这样的第三方机构一起协同进行，所依据的包括当地的医保政策、医疗数据、人口结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占比，以及当地的疾病发病率等。各地的产品也可能会根据运营后的结果进行调整，比如2019年初南京惠民保的定价是49元，且当年指出如果参保人数超过260万，重大疾病既往症可免责，然而最终的参保人数仅为38万，2020年版的价格随即上调为99元。急速冒进产生乱象，需有顶层设计城市普惠险是一种新的业态，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也是新的业务模式。万小龙介绍，在普惠险背后，还有再保公司、药店药企等多个角色，同时还需涉及营销推广和运营服务。“这些都和保险公司传统的业务不一样。”为这些“不一样”提供服务的就是诸如镁信健康这样的第三方公司。来找他们一起合作的保险公司和地方并不少，据万小龙估计，至少所有的省会城市都很关注，甚至省会之外的地级市也很关注。蒋冠军告诉八点健闻，各地普惠险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医保局本身有较强的意愿推进，找到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来一起参与，确定方案。第二种情况，也是更为常见的是，保险公司对这一业务感兴趣，主动找医保局推进。这种情况下，医保局的角色更像是为产品和项目做背书，具体的保险产品则更多由商业保险公司来制定。直接参与普惠险的医保局、保险公司和第三方公司都希望产品能加速上线，急速冒进的竞争中，产生了不少乱象。例如上线时没有通过保险行业协会和保监会的认可、产品本身存在一些合规性问题和其他值得挑战的地方、没有再保公司接下项目等等。在蒋冠军看来，目前的乱象是因为各地都在自下而上地尝试，是时候需要国家层面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规范了，“得放一些路子下来，让省级医保或者银保监能够得到一些具体的政策，而各地市应该是具体执行的定位。”△来源：明德精算万小龙也看到了目前市场竞争激烈，但他相信这一新的业态会固化下来，“随着大的保险公司参与进来，这个领域的发展会清晰，3年~5年之后其普及率就会像大病保险一样。而无论现在的模式如何，未来的产品一定会是趋同的，都将有望包含既往症，承保端秉承保本微利。”当然，普惠险刚刚起步，还很弱小。比如最早推行的深圳，五个医保年度合计赔付8.7亿元，而2019年，深圳医保基金的总支出是293亿元。也就是说，普惠险的支付额很可能不到医保基金的1%。正冉冉升起的普惠险，距离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支付方，进而对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商业银行如今正积蓄力量投向普惠金融领域。 然而有不少中小型银行人士近期向记者倒苦水：今年面临不少经营压力，原因一则在于难以寻到合意资产；二则是大行的低价竞争，不少中小银行出现“客户搬家”情况。 对于上述困境，这些银行目前还保持乐观心态，更注重考量每笔业务的综合收益——通过创新服务企业手段，深挖客户需求，以弥补低息损失的收入。 大行加速下沉小微市场 “今年我们跟大行一起参加不少政府组织的银企对接会，四大行推出的普惠产品定价（利率）比较低，对我们冲击挺大。”昨日，某城商行公司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他透露，大行普惠产品平均利率在3.5%至4%，而该行在4%以上。其他对公产品定价上，大行也要便宜100个BP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该行就出现过对公客户被“撬走”的情况。 某上市城商行华东分行副行长前段时间也对记者表示，今年压力较大，特别是面对大行低价贷款的竞争时。 去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监管部门，多次出台多项金融扶持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普惠领域倾斜。在今年疫情冲击之下，为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上述要求，加上多项金融扶持政策，以及在“六稳”“六保”任务要求下，大行向小微领域贷款投放火力全开。 大行做小微有天然优势，再加上便宜的资金成本，在小微市场往往能势如破竹，优质客户“掐尖”现象明显。事实上，自去年开始，中小型银行就普遍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和冲击。 分析人士认为，从监管角度出发，政策“组合拳”是希望大行发挥好头雁作用，传导信贷政策，将融资成本真正降下来。“一定的市场竞争，是有助于压低利率的。”该分析人士说。 从数据来看，效果亦比较明显。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08万亿元，同比增加2.83万亿元，同比增速27.56%，远高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 本质还是优质资产紧俏 “利率肯定是一方面因素，我们银行也批了不少授信，但是很多客户根本不提款。”上述城商行公司部负责人说，特别是一些优质客户，他们会同时向好几家银行申请授信，然后再横向比较各家银行给出的条件和利率，最后再定用哪家银行的资金。 尽管受到大行低价竞争的压力，但在上述城商行公司部负责人看来，利率并非是绝对因素，真正的压力是来自资产荒。 相比低利率，商业银行更犯愁的是优质资产荒。新一轮优质资产荒，从去年就已开始。很多商业银行或者投资机构都将目光瞄准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债与大型企业非标资产，通过价格战抢客户在业内也成为寻常事。 对中小型银行而言，现在已经不是只考虑低利率因素，而是想方设法创新服务方式，来弥补因低息损失的收入，并稳住客户。“在投放利率降低的情况下，要做成一笔挣钱的业务，我觉得现在更多要考量综合收益。”上述城商行公司部负责人表示。 比如，某个贷款客户，可以争取资金结算和部分中间业务收入，如发债、员工信用卡、员工按揭贷款等业务。“这就是相当于‘一鱼多吃’，不断深挖客户需求。”该负责人大发感慨，面对同样的客户，现在要比以前付出超过3倍的努力才能“把钱挣了”。 记者观察到，自去年以来，这种方式已经在银行对公业务中频频出现，包括如今大行其道的供应链金融业务。
过去十年中，G20领导人峰会提出了多个重要的全球普惠金融发展倡议，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则在提供快速、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7月2日举行的“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称，和全球一样，中国也特别重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面临众多挑战，包括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并保持简捷和有效的公司治理，不断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等。 周小川认为，需要进一步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到2019年，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专利发明权、超过60%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不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来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2015年，中国制定了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 周小川也谈及了从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进程中得出的体会。在他看来，六方面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全社会应强化、深化普惠金融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这需要建立清晰的概念，包括目标、组织形态、工具、效绩度量和政策支持等。统计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不仅用于业绩评估，更有助于从跨国比较、跨地区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看清发展与改进的空间。 其次，扎根并面向基层的机构及组织形式应该财务健康、可持续，实力不断增强、脚踏实地，这包括资本、资产负债表、金融工具、识别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等多项指标，同时也需要有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机制。 同时，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周小川说，有针对性的（并非慷慨无度的）财政和结构性金融政策，及某些社会导向政策是必要的。所谓激励，重点不在于补贴，而在于机制，如对小型机构有利的存款保险机制，气候与病疫风险的保险产品和定价机制等。 还要建立并保持简捷、有效的公司治理。周小川认为，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机构的自身治理和内控，辅之以适度有效的监管和社会（或社区）监督。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失败的实例，是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的。 此外，周小川认为，需要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虽然对普惠金融机构或业务的监管原则并非不同于一般金融监管原则，但应特别关注其有特点的业务模式、健康性和风险。特别要识别扎根基层、面向普惠的数据，并为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周小川说，减少扭曲、防范道德风险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普惠金融带来的监管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包括对待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普惠业务成分。 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加速。周小川认为，疫情加大社交疏离，数字普惠金融体现强大优势。 事实上，中国一直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2016年，G20杭州峰会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企业更是把普惠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业务突破口。 过去，传统的普惠金融业务往往把焦点放在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获得贷款的难易和成本上；现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大大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半径，而且大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类别，从账户开立、支付、存款、理财到贷款、保险甚至期货交易，基本金融需求和升级的金融需求全部涵盖，而且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移动终端完成。周小川说，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在编制全球普惠金融指标时就十分重视多类别的普惠金融服务，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对小微企业和居民的贷款。疫情也进一步突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优越性。 周小川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为小微企业纾困；无需线下分支机构，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生成个人信用信息，减少对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降低金融机构信用管理成本。 “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周小川说。 但周小川也指出，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在普惠性与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7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并尝试建立了“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 (AIFIE)”。根据AIFIE综合指标，得分较高的国家有新加坡、韩国、阿联酋、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巴林和哈萨克斯坦等，中国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七。 近年来，亚洲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已达到或赶超世界水平。然而，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经济与教育等因素制约着基础账户覆盖程度。博鳌亚洲论坛是促进亚洲经济融合，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凝聚正能量的重要对话平台。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论坛呼吁全球携手共同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和重大经济与社会挑战。此次的报告也旨在梳理和交流亚洲普惠金融的经验做法，推动亚洲金融发展。 具体而言，AIFIE指数评估了五方面因素，包括国家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经济金融环境、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素养与保护。此外，指标中还增加了“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这一主体因素。在将六个维度指标进行同等权重平均后，得出了最终综合指标。亚州27国样本中，综合得分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是: 新加坡(得分88，下同)、韩国(76)、阿联酋(74)、以色列(72)、日本(72)、马来西亚(67)、中国(62)、泰国(60)、巴林(58)、哈萨克斯坦(55)。其中，得分排名前五的国家均为高收入国家，可见国家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的普惠金融生态情况也越好。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后，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近十年来，G20 领导人峰会通过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多个倡议，全球和区域普惠金融联盟相继成立。亚洲地区地域辽阔，对普惠金融需求旺盛，但亚洲各国各国储蓄情况分化，居民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有待提高。因此，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是推动亚洲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 报告提及了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大的特点。在世界银行Findex 2017年样本国家中，地处亚洲的国家33个，其中账户拥有率最高的为日本(98%)、新加坡(98%)和韩国(95%)，而账户拥有率最低的国家为阿富汗(15%)、巴基斯坦(21%)和柬埔寨(22%)。在亚洲没有金融账户的居民中，平均有14%的受访者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作为没有金融账户的主要原因。 开具金融账户的最重要文件便是居民的个人身份证证明。在亚洲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大量“无国籍人”并没有个人身份证明。而缺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一方面阻碍他们获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了这些人的其他基本居民权利，如就业、就医、获取社保、为子女办理出生文件等。其他类型的开户证明文件还包括个人工作证明、地址证明等。 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为没有金融账户的原因比例最高的国家分别为阿塞拜疆 (32%)、菲律宾(32%)和柬埔寨(28%) 等。 报告提及，这些国家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方式便是进一步减少开户文件要求，实现便捷开户。另外，平均有13%的受访居民选择“由于金融机构太远”而没有金融账户，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铺设和运营成本昂贵，采取数字化金融服务可以部分解决金融机构物理网点覆盖不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国家战略地位不断确立。报告称，2018年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全面定向降准，国务院设立5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督部门多次定向指导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国家政策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另外，针对贫困地区，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的利率，鼓励贫困地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合理确定贫困地区贷款利率水平。截至2019年6月底， 全国扶贫再贷款余额1492亿元人民币；在财税支持方面，主要政策包括对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实行免征增值税、印花税，减征所得税，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税前扣除标准，扩大呆账核销自主权等税收优惠等等。 未来亚洲发展普惠金融，机遇与挑战并存。报告称，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然而，亚洲减贫任务依然艰巨，各类金融服务供给差异显著，技术创新带来数字鸿沟和安全性问题，征信体系有待完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有待改进。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对亚洲各国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五大建议。首先，制定全局战略，完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鼓励和动员各部门与社会各界积极合作；其次，共同建设高质量、多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继续推动完善征信体系、支付体系、动产抵押体系、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推行“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商业导向，关注并满足中小企业和特殊群体的真实需求；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鼓励监管部门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寻求技术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平衡之道，遵循《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关注数字安全、数字鸿沟、消费者保护等问题；最后，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 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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