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由金融数字化发展联盟发起主办的“2020年金融数字化发展金榜奖”盛大揭晓，中原银行荣获“年度最佳数字化转型实践奖”及“年度最受用户喜爱信用卡奖”。 本次评选汇集了17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数十家全国性大行，经过专家组的调研和评审，最终颁发”年度最受用户喜爱信用卡奖”、“年度信用卡业务发展奖”等9个奖项。中原银行荣获两个重磅奖项，体现了客户及行业对其数字化转型成就及信用卡产品实力的认可。 中原银行成立于2014年底，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提出“传统业务作特色，创新业务求突破，未来银行求领先”的发展理念，基于自身区位、传统优势，并通过对行业趋势的精准预判，确立了“上网下乡”、“移动优先”的发展模式。经过六年的深耕，中原银行形成了“稳健、创新、高效、进取”的企业文化，市场认可度和影响力快速提升。 坚持轻型化发展 着力线上渠道 2017年，以“具备金融属性的科技公司”为愿景，中原银行启动了数字化转型。通过理念转变、顶层设计，提高线上化经营能力，推动科技转型，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引进和培养了一批与数字化经营相匹配的人才，传统组织架构向敏捷化组织转型。 同年，中原银行信用卡中心成立，明确“六化”经营模式，即获客线上化场景化、营销渠道化、审批自动化、风控智能化、运营轻量化。实现全线上申卡，依托大数据和决策系统建立智能风控体系，卡产品自动审批率达到80%；创新场景获客模式，搭建“线上+线下”客户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近年来，“移动优先”成为中原银行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目前已建成依托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小程序、企业微信、客服系统等载体的全线上服务渠道，并拓展了吃货地图、聚商、智慧社区、智慧校园、乡村在线等场景金融线上服务渠道。其中，信用卡业务更是全行移动化和线上化程度最高的业务单元，目前已完成了产品、业务和客户服务线上化闭环的建设。 零售业务转型 推出多样卡产品 近年来，银行零售业务的价值不断凸显，中原银行把握行业风向，零售业务基本实现从传统“人+网点+关系”的营销模式向“场景+线上+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转型。借助金融科技，中原银行在客户体验、业务流程、产品设计、服务方式等方面逐步落实和贯彻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在产品方面，中原银行信用卡依据客户类别、区域、场景等发行了种类丰富的卡产品。依托区域特色先后发行了城市印象系列卡片，依托场景先后发行了ETC联名卡、民油通联名卡、京东联名卡、携程联名卡、爱奇艺联名卡、银基联名卡等卡片。其中，城市印象卡品牌受到市场的广泛好评，成为中原银行首款发卡量突破百万的卡产品。 2018年及2019年，中原银行信用卡连续两年发卡量超过百万张，截至2020年11月底，发卡量达240万张，应收帐款余额超过125亿元，成绩瞩目。 创新营销形式 连接人与场景 在“数字化”和“以客户为中心”两大关键理念的驱动下，中原银行信用卡中心不断创新营销形式，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消费场景，与客户形成更深刻的连接。 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面对此形势，中原银行信用卡中心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启动应急活动方案，积极协调和统筹资源，联合各方，开展线上购物配送到家服务，为客户带去更优惠和优质的全线上购物体验。 同时，顺应促进消费、恢复经济的大趋势，中原银行信用卡中心通过“爱生活”、“爱旅游”两大营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年轻化的线上线下营销活动。例如，在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推出“六六大集—6元观影”、“全省商超满减”等生活类活动，以及“旅游年票免费领”、“12306铁路购票满减”等旅游出行类活动。活动期间新增信用卡线上绑卡客户20万，线上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均提升。 此外，中原银行信用卡中心还积极尝试各类创新营销形式：线上，试水电商直播，开展“中原好物节”直播购活动，获取更多流量机会；线下，在年轻客群为主的商圈开展“原气好生活幸运大市集”大型户外活动，巩固营销阵地。 未来，中原银行信用卡将持续深耕客群，巩固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围绕餐饮、出行、购物、观影等消费场景，以数字化精准营销为获客支撑，不断开展具有品牌特性的特色活动，秉承“原你，好生活”的愿景，“刷”出美好未来。
12月10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的《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下称《通报》)指出，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85097件，环比增长26.5%。从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来看，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占比过半，达56.9%。此外，个人贷款业务和理财类业务也成为投诉较为集中的领域。 其中，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27278件，环比增长16.1%，占投诉总量的32.1%，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投诉量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前三名。股份制商业银行37475件，环比增长30.6%，占投诉总量的44.0%，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的投诉量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名。 就投诉与业务量对比而言，在平均每千营业网点投诉量指标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前三名，平安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名，东亚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位列外资法人银行前三名。 《通报》显示，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43.5%，占投诉总量“半壁江山”，占比高达56.9%。 具体来看，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82.0%，占投诉总量的53.6%；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29.1%，占投诉总量的82.4%；在涉及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21.6%，占投诉总量的76.7%。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和多家银行已出手规范信用卡业务的管理。6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其中，分期业务收费不透明、质价不符，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信息安全，违规泄露、滥用客户信息；对债务人或担保人违规不当催收等成为整治要点。 同时，亦有多家大型银行因踩雷信用卡业务被处罚。违规原因包括信用卡授信审批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违规办理信用卡客群分期业务，导致资金回流持卡人或被挪用；信用卡透支用于非消费领域；违规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等。 个人贷款业务同样是投诉较为集中的领域。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33.5%，占投诉总量的23.8%。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44.4%；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42.9%；在涉及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6.5%。(向家莹)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0日讯今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招商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量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首名。 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量的中位数为2833.5件。其中，招商银行5598件，环比增长24.4%，占招商银行投诉总量的86.1%；中信银行4694件，环比增长13.7%，占中信银行投诉总量的89.6%；平安银行4254件，环比增长58.6%，占平安银行投诉总量的79.2%。 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投诉情况（单位：件）
自2003年“信用卡元年”起，中国信用卡市场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信用卡业务以几乎每年3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实现着高增长。这种级别的业务体量和增长速度，远超上一代基于IOE架构的银行信用卡核心系统可承受范围，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容纳不了更多新乘客，就需要及时扩容升级。早在2014年，中信银行信用卡就已着手研究其新核心系统项目。2019年10月，新核心系统StarCard成功投产。据介绍，这是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云架构信用卡核心系统。近日，中信银行信用卡StarCard新核心系统一周年沙龙在深圳举行，11家机构在会上联合启动“生态市场”，宣布正式开启无界开放的数字金融新业态。本次沙龙会议也揭晓了StarCard新核心系统从广泛调研、设计实施到正式上线、稳定运行，以及中信银行信用卡团队与华为、中兴等生态合作伙伴的协同努力等种种细节。开启自主创新之路在调研决策阶段，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就先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中信银行信用卡党委委员穆银芳介绍到，由于业务高速发展，首先要解决系统“有没有”的问题，最快速解决的方式就是购买。但购买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一个核心系统加上一百多个外围系统，各种架构、各种软件标准五花八门，这对银行IT从业人员要求极高。从技术来讲，这些是混搭式架构，归根到底都是烟囱式的形态，很难完成数据的融通和业务流程的穿透。想尽快提升敏捷度，找到应对互联网竞争之道，他们开始探寻一种更大胆也更直接的方案：能不能一次性解决，只升级一次就彻底解决容量和功能问题？2014年，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启动广泛调研，包括全球范围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华为等国内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及软件提供商。此外还特别邀请普华永道和德勤协助评估调研结果，最终给出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结论报告，总结出来无外乎两点：技术是成熟的，云架构是可行的。全球范围内主流信用卡供应商的系统，基本上都无法解决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在充分论证后，2016年，他们决定把银行的核心挪到云架构平台上。在没有先例可依的情况下，中信银行管理团队果断决策，正式启动新一代信用卡核心系统的自主建设和研发。有了“换车”的决心，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应该造一辆怎样的“新列车”？难点在于，新一代核心系统不能光是解决现有问题，同时也要布局未来，要穿过时间的迷雾去预判和防御可能的挑战。如果总结行业情况，贯穿三十年的发展角度来看，信用卡系统核心大致经过了如下迭代：第一、二代系统，以交易为核心，第三代系统，已经开始面向精细化管理。新一代系统，则要以智能为核心，依托实时大数据能力，构建新一代的信用卡核心系统。在团队的构想里，这次不仅要实现系统的升级，还要借此机会实现信息技术、管理和功能层面的升级，也是新技术平台云架构的升级，依托这一机遇，实现"新服务、新技术、新管理"三维一体的综合能力提升。整个IT研发过程的管理，也将采用新的敏捷交付管理模式——与其说这次系统升级是配备“新武器”，其实更像是借此良机获得大规模协同作战的能力。一张98分的评估结果在本届沙龙的研讨环节，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项目合伙人于凤友回忆投产之前：“我们有一套评估模型，在第三阶段项目成熟度评估中显示所有的项目评估结果几乎所有都是绿的，获得了98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上线不会有太大问题。”这个98分来之不易——这场系统升级战打响之时，其实并没有先行案例可供学习。目标很高远，但是动作要一步步来。项目组提出“先外围、后核心”的作战方针，有序推进信用卡新核心系统的升级，了解到一个大概路径就先全力开发，同时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在组织架构或者业务协同上，项目组以业务单元组建作战队伍，来大幅提升协作能力。新核心系统升级三大战役（授权交易子系统、账户处理子系统、数据&应用服务子系统）随即展开。在投入过程中，他们也采用了新的策略：大规模应用开源技术并深度定制，同时采用了不同的科技资源分配比例投入方式。传统的银行核心系统，是把80%的资源投入到硬件设备上，例如大数据存储这类昂贵设备。但项目组的逻辑是结合当下软件定义的概念通过软件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压力放到设备上，从应用层面实现自有知识产权升级。同时项目组采用了很多开源中间件和数据库、服务器，包括中兴的GoldenDB数据库、华为服务器和网络设备。“造车”难，“换车”更难。项目组面对的考验相当于是要在不“停车”的情况下，把一辆高速列车上的“乘客”，转移到一辆性能更强、容量更大、更能平稳运行的“新列车”上。据介绍，把旧系统迁移到新系统一般是2-5年的项目实施周期，他们则用23个月的时间，实现了系统升级，同时把原系统迁移上去。作为中信银行信用卡的合作伙伴之一，天阳宏业总裁欧阳建平回忆称，业务系统面对的数据量、交易量都非常大，当年对于卡中心选择的这条较为“果敢”的技术路线还是有一些担心，但后来了解到新核心系统是经过反复的调研、论证后做出的决定，所以取得的成功是必然的，既果敢又非常谨慎。通过与江融信、长亮、天阳、毕马威等合作伙伴的协同努力，以及新核心系统背后上千人的技术团队和五六百人的业务团队，最终在八个月内交付四大版本，囊括了超过一万个功能点。越接近上线，困难和压力也逐渐显现，系统评估中出现过运维支撑能力、稳定性、质量等问题。为此，项目组采用“业务专家、合作公司”双线并行的办法，开展大规模业务测试，累计完成了接近50万个测试案例，把极端情况下的容器云、数据库、授权系统、网络等各种故障情况都包括在内，最终模拟了接近600个异常场景，保证即使出现异常情况时，系统仍能平稳运行，保障业务的连续性。投产过程前期，项目组也完成了一系列完整的数据比对、仿真测试。指挥系统实行“线上、线下”双指令体系，双边确认，确保指令的执行或决策过程准确无误，有效化解“三新叠加”风险：新技术、新运维模式、新数据库。2019年10月26日，中信银行信用卡StarCard新核心系统成功投产上线。整个系统上线完成后，运行情况较为平稳，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从传统架构“4个9”的时代进入“5个9”的时代，可承载亿级账户量。每一笔授权交易的服务响应时长在40毫秒以内，成功率可达99.999%。尤其在双十一期间，新系统也经历过压力测试，生产上已经轻松突破4500 TPS，在实际测试环节用20台x86就可以支持20000+ TPS的压测值，这是同业双十一峰值的两倍以上。新系统也在今年9月，按照监管要求完成了同城机房无感切换演练。StarCard真容在本届沙龙活动上，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方面介绍，StarCard系统是基于大数据时代重新构建而成，具备微服务、容器云、海量存储、海量计算和机器学习的能力。相比于传统的三代信用卡系统，IT时代的系统做到最极致的是参数化、模块化。但实际上，基于DT新时代打造的全新分布式StarCard系统，已经将系统微服务化，同时把业务系统功能简化。从另外一层面来说，微服务也可以达到参数化、模块化。其次是容器化部署。从单线程升级为多线程以后代表着技术上很大的进步，系统稳定性大幅提升，但是用容器云把多线程扩展到多机器，比如100个线程扩展到20台机器上，哪怕20台机器中有两三台出现故障，对整体业务并无太大影响。另外，这个系统支持将容器云部署在多台机器上，可达成设备资源的节省效果。项目组也全面使用容器云部署，提出了“同城双活、异地灾备”的两地三中心部署方案。新核心系统背后，其实是银行人对数字化转型的深刻理解。麦肯锡曾经提出数字化驱动的业务战略、数字化增长、开放银行等，项目组参考这一系列概念，结合自身经验，总结出了数字化所需的六大IT能力支撑：1. 重塑客户旅程，整个系统以客户为视角，将业务流程重构，将源代码重写。围绕客户体验，把新的科技能力（如人脸识别、活体检测、OCR技术）都融入其中，通过用户行为分析、员工行为分析的手段提升客户体验。2. 内置大数据平台，提供OneData数据服务，简而言之，100多个系统的数据趋近于实时，统一采集管理运算，把结果再运用回去。3. 微服务架构，把原来的很复杂的银行系统变成一个个单元的小功能。只有系统从服务层面解耦，才能跟后面的敏捷开发配合起来，才更方便。4. 敏捷交付，协同系统。很多人一说IT就讲项目管理，其中的确有项目成本、进度等相关内容，但更多的是大规模队伍的协同体系。每个人在底层中有工作量分配和架构设计，之后分解、分拆任务，每个人按照任务内容开展，最后再快速组装到一起——按以前邮件或者一般的协同工具来做，难度相当高。而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这次的案例管理、测试过程，全部用工具平台来支撑，最终实现人员数字化管理。5. 智能运维，系统报警可以实时派出任务，项目组能及时跟进、没有遗漏地进行处置。从应用系统监控能看到，每个微服务就像心电图一样，能够直观看到服务运作和调度运营情况。6. 数字化还有API和AaaS平台（API as a Service），整个核心合作伙伴系统遵循Restful API接口的标准，可以按业务需要和未来场景需要往外对接。从系统的服务架构、项目管理、程序代码的发布来看，StarCard新核心系统也与Google等主流互联网企业的做法基本一致。目前核心授权已完成所有联机微服务的单元化部署，这种单元化逻辑架构，利用有限资源投入即可支撑故障隔离和灰度发布。据透露，中信银行信用卡StarCard新核心系统也依托这项能力，建成了业界首个业务策略实时在线预评估系统。在这次沙龙上，新核心系统的各项功能亮点也被逐一介绍。例如：账户管理这一核心能力，对账户进了高度抽象：账户就是交易流水的分类汇总；每完成一笔交易之后只需记下交易流水，账户根据用户需要随时设定。“双改单”的实时入账处理也在新系统中得以体系，现在从技术层面已经实现实时入账、实时到账、实时对账。在中信银行信用卡团队看来，以前经常提到核心系统用什么数据库、大数据用什么技术，而新构建的系统技术，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业务场景的。写程序过程中，有一种说法叫做“读写分离”，他们把这个微观逻辑用到宏观层面的框架设计，实现这一大层面的读写分离，从而实现传统数据跟大数据平台双向融合。从最后实现的效果来看，数据采集同步能从T+1天提升到秒级实时；客户的复杂查询需求迁移到大数据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率先实现十年账单在线查询。
在近几年，从各种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到，随着信用卡市场产业化、科技化步伐的加快，信用卡业务中的盗刷、套现、恶意透支等用卡安全和风险问题愈发突出，引发了大量的信用卡法律诉讼案件，结果却又是五花八门。 10月23日，央行官网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总则、组织机构、人民币、业务、监督管理职责、监督管理措施、财务会计、法律责任和附则，共9章73条。1995年施行以来，经过了2003年、2015年两次修订直至目前。 近十余年来，中国银行业飞速发展，参与主体数量急剧增加，规模持续壮大，业务范围逐步扩展，创新性、交叉性金融业务不断涌现，立法和监管面临很多新情况，现有的大量条款已不适应实际需求，亟待全面修订。本次《银行法》的修订，将“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明确写入立法、修改完善了人民银行的职责、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八方面内容。 与信用卡业务息息相关的一部法规，暨2011年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也即将到了十年。而近十多年来，中国的信用卡产业呈现出超常规式的高速发展局面，在2019年中国银联的网络转接交易金额达189.4万亿元，中国银联的发卡规模80多亿张，均也位居全球首位，其中信用卡达到了7.5亿张，较2011年增长了161%。 同时，移动支付作为中国支付产业为世界支付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名片”，由移动支付派生出新兴的支付方式，特别是金融科技在信用卡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中国信用卡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2011年版的信用卡业务法规在很大程度上都面临着与时俱进的调整与修订。 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至今，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只有1993年、1996年、1999年和2011年颁发修订的四个信用卡业务相关管理办法。在中国银行业协会银行卡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中，对中国信用卡产业的法制建设问题一直发出呼吁，其中包括对信用卡产业法律层级有待提高的问题。 目前，中国信用卡产业尚未立法，只能套用《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一些原则性规定，其中又都缺少专门针对信用卡业务可操作的条款。2011年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领域。 信用卡业务近几年的高速发展，无论是风险审批、发行使用、收单机构与商户受理、交易清算等诸多环节都已经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风险的发生，信用卡法律文件的滞后，让参与信用卡业务各方的主体责任和权利义务都缺乏法律层面的具体规定，以及系统性规范管理。片面强调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及银行责任，也导致银行信贷资金处于更大风险之中，反而不利于有效保护持卡人合法权益，更不利于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这表明中国在信用卡产业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上，已经与信用卡产业发展的脚步出现了脱节。 相比较国外信用卡产业发展中，都配套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美国与信用卡相关的立法就有包括《信用卡发行法》、《诚实信贷法》等18项之多，即便像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二十一世纪之初遭受到严重的信用卡危机后，也能很快地进行自我调整，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在近几年，从各种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到，随着信用卡市场产业化、科技化步伐的加快，信用卡业务中的盗刷、套现、恶意透支等用卡安全和风险问题愈发突出，引发了大量的信用卡法律诉讼案件，结果却又是五花八门。同一个案例却有多种不同的结果，也让发卡银行无所适从，一方面是银行对信用卡业务的大力推广，另一方面还要对众多违规违法的持卡人付诸法律。 2018年，高检高法还针对2009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了修订，其中提到修改透支利息计息方式从全额改为未偿部分等诸多内容，而关于以透支部分的全额计息还是以未偿部分计息，一直是行业中争论的焦点。“2009解释”的修订中，主要是从实际判案的角度便于区分责任，但是条款的修订还是应该由相关行业部门进行更为恰当，这也是信用卡业务亟待立法的需要。 今年，银保监会、深圳银监局等监管部门，前后出台了《关于合理安全使用信用卡的风险提示》，针对信用卡业务中的信用卡转借他人使用，或利用信用卡套取积分、非法套现等违规现象发声，提醒用户合理用卡、健康用卡，避免造成个人信息泄露、遭受经济损失或征信记录不良等负面影响，为使用信用卡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现象一次又一次地敲响了警钟。 近几年，支付形式也从传统的实卡支付、POS支付，向无卡支付、移动支付等多种形式发展，信用卡支付的风险领域不仅增加，形式也从过去盗卡盗刷、盗取持卡人信息制作伪卡，发展到“嗅探”等新兴技术手段成为目前主要的信用卡犯罪方式，对正当用户形成支付安全威胁。支付安全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信用卡产业中最重要的问题。 《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实施十年之久，今天中国的支付市场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银行卡清算牌照制度历经五年时间已经落地，中国银联去年收获首张牌照，美国运通今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万事达卡已获批进入筹备阶段。中国的银行卡与支付市场，在实卡虚拟化、支付移动化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也为每一家欲进入这个市场的国际卡组织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对任何一家国际卡组织的诱惑都是巨大的，没有哪一家会缺席这个市场。 中国信用卡与支付产业不仅面临，而且引领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亟待配套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正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也应该与时俱进，不仅需要修订，更应该到了提升到法律层级的时候了。
当“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时，消费金融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性。在英、美、日、韩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史中，消费金融都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果把经经济体看做一个人，消费金融就好像激素一样，适量服用可以治病、保障身体健康，但用多了不但于身体无益，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 日本贷金业：从一部连载15年的漫画说起 日本有一部自2004年开始，连载了15年的畅销漫画，名为《暗金丑岛君》，其汉化版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在豆瓣评分都超过了8分，核心内容讲述的是日本黑暗无良的高利贷公司老板丑岛馨与形形色色的借债人之间的故事，将日本消费金融发展过程中著名的“消金三恶”——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从西方引入到日本的消费金融，一开始绝非如此。 日本现代消费金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发展的。早期的发展历程和美国极其相似，都是以分期付款销售拉开帷幕，以汽车工业的兴起快速推广分期付款，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升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拓展市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百货公司和信贩公司（一种专营消费金融的公司）联营的分期付款式消费金融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出现了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等对工薪阶层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 分期付款销售模式的快速扩张，带动了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和征信体系的发展。1961年，《分期付款销售法》和日本征信所（现JCB）分别实施和成立，银行也开始设立专门发行信用卡的机构。 此时虽然有《出资法》及《利率限制法》对于贷款业务的限制，但因民间消费借贷未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以及执法不力等因素，两部法律形同虚设。 到了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分期付款顺利扩张，流通业也开始与消费金融深度结合，出现百货公司与信贩公司联合发卡的业务模式，这种联营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消费金融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对推动经济增长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此，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村行伸通过对1972-1991年的宏观数据分析，得出“耐用消费品的增减与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信贷余额有很强的相关性”的结论，并据此建议——根据耐用消费品的置换周期来扩大信贷额（下调利率或减税等），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厂商系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系信用卡公司、信贩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大肆扩张，行业内部竞争愈演愈烈。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由此引发了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日本曾经著名的高利贷公司——武富士公司及其创始人武井保雄，便是从此时开始崛起，在199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日本四大消费金融企业之首，武井保雄也在次年登顶成为日本首富。 随后便是“失去的十年”（1991-2000年），房价、股市泡沫的破裂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变得保守，以武富士为代表的非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开始扮演起市场的主要角色。 数据显示，当时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在52%左右，并在后面的十几年中不断攀升。 但好景不长，催收、高利贷等老问题的加剧，使武井保雄、武富士和整个贷金业的名声开始急速下滑。据统计，2000年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 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6年12月，日本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再加上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至此，消金三恶才从此成为历史。 韩国：一个典型的“信用卡危机”案例 与日本相比，韩国消费金融的起步相对较晚。 在朴正熙1962-1971年间推行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飞跃，GNI（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三倍多，个人收入的增长使消费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品以及健康、教育、休闲等高品质方向转移。1967年，信用卡作为先进的消费信贷手段被用于大额耐用品的分期销售中，并得到快速发展。 在随后的30年间，通过对信用卡法案的制定修改，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梳理，奠定了消费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同时，信用信息法、信用信息机构等征信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迫使韩国不得不拉动国内需求应对危机，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扶持力度。政策扶持之下，信用卡的信贷额急剧增加。 特别是，信用卡取现业务成为信用卡资金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到2000年时，取现在信用卡总使用额中占比甚至达到了60%。对比之下，日本该比例仅为30%。 信用卡的盛世之下，无节制的发卡和消费带来的危机逐渐显现。 2000-2002年两年间，信用卡市场增长了40.5%，创下了623万亿韩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信用不良者（欠款达到30万韩元且拖欠3个月以上）的数量也屡创新高，在2003年末超过了37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 还不上钱的人增加了，必然导致信用卡公司风险的加大。再加上当时SK全球公司高达约2万亿韩元的造假事件，使韩国企业的信用危机急剧提升，公司债市场几乎瘫痪，这也使以公司债为主要融资手段的信用卡公司遇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此时，政府不得不出面提供借款，解决信用卡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并在随后出台了《信用卡综合对策》、《信用卡公司的健全性监督强化规范》等规定，将现金贷款比率（现金贷款/债券总额）限制至50%，改善了以取现业务作为主要业务的经营形态。 同时，为了避免信用卡行业的经营恶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其他则要求进行增资，提升抗风险能力。结果是2004年的市场规模同比减少25.5%，一下子缩小到了358万亿韩元。此后，设立完善信贷恢复委员会等基础设施，使得以购物为主的信用卡市场快速复苏。 这场由监管结构性缺失带来的“信用卡大乱”，不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社会损失，还埋下了消费金融过度发展的隐患，使家庭的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加剧了脆弱性。 同时，在经过2003年的信用卡危机后，监管部门对于信用卡的扩张具有极强的警惕性。如2010年，信用卡总资产、发卡量、营销费用等超过历年平均水平时，立即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并出台政策预防再次过热。 反思：如何做好危机的预测与管理 日、韩的消费金融最初都起步于流通业，以分期付款开始，发展到信用卡等更多样的形式。消费金融的供给方，也从小型的非银行机构，逐步发展到专业性消费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等。 其中，由于日本在消费金融发展初期管制力度较弱，市场驱动因素更强，因此导致当前的消费金融市场显得更为多元化，且非银行机构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韩国，由于其金融管制相对较强，且集中于信用卡产业，使银行在其消费金融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在韩国，附属于一些大型企业的信用卡公司，如起亚、三星以及乐天等，也在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种由小到大、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以及监管、法律的缺失，叠加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造成了消费金融行业大大小小的问题。 其他地区也都爆发过类似的消费金融危机。如中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经历的信用卡卡债危机，由此产生而核销的坏账超过一千亿新台币，相比之下，2004 年台湾地区银行业盈利才 1554 亿元新台币，为过去5 年中的最高值。同时还有衍生出来的不法催收、暴力讨债、因债务自杀等社会问题。 更加有知名度的则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学界对其原因有众多分析角度，但毫无疑问，对于“过度消费带来的债务危机”是有共识的。 这些由消费金融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给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虽然制度、社会环境、市场结构都有所不同，但金融的本质并没有变，在消费对于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当下，探讨消费金融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危机仍然十分有必要。 当然，某种意义而言，过去四年的互金整治工作已经提前给我们预演了一次危机的前奏，在金融监管方式、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至于我们会不会经历一次由消费金融导致的危机？ 灰犀牛常在，黑天鹅不可预测。或许做好危机的管理比危机的预测更重要。 参考资料： 1、王国刚等，《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池仁勇等，消费金融：下一个金融风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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