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成效初显,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加速改善,一大批外资项目集中落户,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活水。 在沪苏浙皖积极推进下,长三角一体化的前景更加清晰而壮美,外资企业在这一区域驻扎意愿也不断增强,纷纷酝酿加码在长三角地区的投资。 外资项目加速落户长三角 今年上半年,尽管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长三角地区吸引外资力度不减。 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龙头,上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稳外资半年度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上海实到外资创同期历史新高,首次在半年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02.8亿美元,同比增长5.4%。 除上海外,江苏今年上半年也喜迎多个外资项目落户。今年3月,星巴克中国“咖啡创新产业园”项目落户昆山,首期投资1.3亿美元的咖啡烘焙工厂年内开工建设,计划于2022年建成投产,这将成为星巴克在美国以外产能最大的烘焙工厂。星巴克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约翰逊称,中国是星巴克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此举也彰显了星巴克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决心。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80.8亿美元,同比增长7.7%,占江苏实际使用外资的65.5%,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6.1个百分点。 今年1月至4月,安徽省新设外资企业103家,同比增长14.4%;实际利用外资60亿美元,同比增长2.6%。 浙江省引进外资工作也如火如荼。6月上旬,总部位于美国的空气产品公司在嘉兴海盐投资的氢能源基地项目正式开工,投资总额达数亿美元。空气产品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冯燕表示,公司将项目落户海盐,不仅是投资浙江,更是投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未来。 长三角地区纷纷出台稳外资政策 吸引并留住外资企业,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便利举措。长三角地区也在政策端频频为稳外资助力,上海、江苏、安徽、浙江今年纷纷出台了稳外资政策。 8月10日,上海发布《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修改,以适应上海对外开放和促进外资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从2017年以来,上海市先后制定实施优化营商环境1.0、2.0、3.0版改革方案,重点推出“两张网”建设,即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 今年5月,江苏省政府出台实施《关于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的若干意见》,从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效益等方面推出23条政策措施。 浙江省也推出“10+N”便利化行动、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降低企业成本、提升执法监管能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等举措。 安徽省重点打造新型全省政务服务“皖事通办”平台、推进各类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 依托长三角外企加码投资中国市场 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支持政策不断。看好中国市场前景,不少外资企业纷纷选择以长三角为基地,加码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为支持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前期推出16项税收支持措施的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再推10项税收征管服务措施,具体包括提升税收大数据服务能力、深化增值税电子发票应用、推行“五税合一”综合申报、推进服务贸易对外付汇便利化等。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宏宝对媒体表示,此次10项措施的推行,将加速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并对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这吸引了不少外资企业加码投资。丹麦工业集团丹佛斯计划2020年继续加大在中国投资力度,今年6月初已经增资至2.1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3000万美元),为进一步拓展中国业务奠定基础。 同样看好中国市场的还有全球领先的德国制药企业勃林格殷格翰。2020年是该公司正式进入中国25周年,记者获悉,该公司将持续加码投资中国市场,目前确认的未来5年增资计划达4.51亿欧元。 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总裁兼CEO高齐飞对上海开放包容和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十分满意,并表示公司正为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积极筹备。
为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近日稳外贸稳外资方面的政策不断加码。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聚焦贸易新业态发展、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鼓励外资更多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给予外贸外资企业金融支持等方面,推出了15条有力措施。 “这15条措施非常具体和‘接地气’。当前外贸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比较大,这些措施为地方帮扶企业、落实稳外贸和稳外资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符大海对记者表示。 为缓解企业资金困难的问题,《意见》提出了5条涉及金融支持的举措。如鼓励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参与外贸领域融资风险分担;以多种方式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贷投放等。 《意见》还提出,外资企业同等适用现有1.5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支持,进出口银行5700亿元新增贷款规模可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 “这次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的力度比较大,如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扩围,有利于促进小单子、多品种的中小微企业的出口。”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记者表示。 《意见》决定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全国试点总量扩大至30个左右,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培育一批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共建的加工贸易产业园区,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 对纺织品、服装、家具、鞋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意见》要求,在落实减税降费、出口信贷、出口信保、稳岗就业、用电用水等各项普惠性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在发展贸易新业态方面,《意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物流发展和海外仓建设。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推进“线上一国一展”。 “稳外资政策中突出了高技术产业和研发中心的建设,这样能够引导外资促进本国研发创新,是一个政策亮点。”符大海说。 《意见》明确,鼓励外商来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降低适用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外资研发中心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量要求,并进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培训和宣传解读,吸引更多外资投向高新技术和民生健康领域。 在商务人员往来方面,《意见》提出,要开通专有通道,便利外商入市采购,优先安排在华常驻外商尽快返华入市,并分阶段增加国际客运航班总量,适度增加与我主要投资来源地民航班次,便利外籍商务人员来华。
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跨境投资承压的背景下,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的步伐并未停止,在新基建领域的投资更是热情高涨。总部位于法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施耐德电气最近在华动作频频,昨日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绿色智能工厂”“新能源发电”等新基建领域展开合作。此前一天,施耐德电气还宣布与北京的华胜天成联合兴建面向边缘云计算场景的胶囊数据中心。 “中国是施耐德电气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今年3月初中国政府宣布加大对5G网络、大数据中心和其他新基建技术领域的投资,施耐德电气就与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合作,在边缘云计算等领域打造完整、成熟的生态圈。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施耐德电气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不仅仅是施耐德电气,近几个月以来,多家外企看到了中国新基建的巨大潜力,纷纷抢滩中国市场。 7月初,乌鲁木齐市政府与西门子宣布共建“中欧数字化工业新基建创新基地”,该基地将重点打造中欧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中欧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心和中欧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中心。 6月中旬,英特尔宣布携手南京共建“未来科技智慧中心”,双方将逐步建设智慧园区,推广智能楼宇、智慧办公、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能机器人等应用。 外资企业对中国新基建的热情还体现在签约项目数量中。近期上海举行的外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54个外资项目在沪集中签约,投资总额超过80亿美元。其中,15个项目涉及新基建,涵盖网络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2%,其中,信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0.9%、8.7%和35.7%。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更多外资企业正在谋划加大对中国新基建的投资。 瑞士电气设备制造商ABB集团高级副总裁、ABB中国总裁张志强表示:“新基建本质是建设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推动中国开启新的智能化时代。ABB将进一步在数字化、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能交通与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进行战略布局。” 西门子大中华区数字化工业集团总经理王海滨也对记者表示:“西门子的技术、业务范围、产品线和新基建有着非常好的契合度,未来将进一步夯实在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投入。” 外企如此看好我国新基建发展机遇,其中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正在征求意见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中,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制造、与L3/L4/L5 自动驾驶相关的硬件制造、储能充电桩制造等新基建领域的条目纷纷入选。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张菲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竞相出炉“外资重大项目库”,包括新基建在内的外资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我国继续缩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加大开发区、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外资产业集聚平台的开放创新,这些利好政策将稳定外商对华投资预期和信心。
进入7月份以来,国内股票市场出现暴涨暴跌,又引起了各界对于国际短期资本(又称“热钱”或“游资”)大进大出的关注。 作为外资流入的接收国或东道国,对于“热钱”可谓是有喜有忧、又爱又恨。喜的是,外资流入,增加股市资金供给,发挥投资导向作用,激发市场做多热情,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忧的是,外资流入,有可能导致股价和汇率过快上涨,滋生资产泡沫和汇率高估;一旦外资流出,又可能导致泡沫破灭和汇率下跌,形成“剪羊毛”效应。 基于数据考察,近期无论从股市成交金额还是增量资金角度看,境外投资者布局都要领先于内资,再次展示了其“低买高卖”的价值投资理念。而对于境内投资者来讲,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其一,根据“本土投资偏好”理论,A股是内资的主场,境内投资者应该信息占优,却为何要看着外资操作来谋篇布局?甚至跟在后面“抬轿子”?其二,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中国既然选择了金融开放,是否有必要股市一涨就担心“热钱”流入,一跌又忧虑“热钱”流出? 外资不是“救世主”。要抵御资本流动冲击,根本上还是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具体来看,包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机构投资者,加大违法惩戒力度,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对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憧憬,部分解释了最近国内股市上涨的原因。 外资也并非天生就是“坏孩子”。要把“热钱”变“冷钱”、“短钱”变“长钱”,一方面应加快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推动制度型开放。有关开放的制度安排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透明的和可预期的,这将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吸引长期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应坚持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整体推进,以保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要防止顺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放大经济金融的脆弱性。 为缓解资本流动冲击,还要推进双向开放,用扩大资本流出来对冲资本流入;要坚持市场导向,用增加汇率弹性来抑制无风险套利;要健全宏观审慎调控,用价格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这些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应该说,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和调控机制,既是改革也是开放的客观需要。 来源:《中国外汇》
多家外资行近期陆续公布财报,业绩普遍好于预期,交易、投行业务成了主要驱动力,其中,中国的IPO活跃度是全球亮点。 日前,瑞银集团公布了二季度财报,净利润为12.32亿美元,同比下降11%,其中贷款损失拨备为2.72亿美元,上季度为2.68亿美元。但投行交易业务税前利润为6.12亿美元,同比增长43%。根据今年亚太区IPO的金额来看,2020年上半年,瑞银以14.87亿美元的总金额排名第一,占比7.9%,其后依次为中金、摩根士丹利、瑞信、华泰等。 近期,瑞银亚太区总裁许健洲(Edmund Koh)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亚太区上半年税前盈利为13亿美元,同比增长86%,对瑞银集团的贡献达30%,为所有地区中最高,其中,大中华区表现突出。 瑞银对中国内地的合资券商实现控股已逾一年,内地业务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此前,瑞银证券成为首家为科创板IPO提供保荐业务的外资投行,突破了“跟投”的合规、资本金等限制,是科创板公司昊海生科IPO唯一的保荐机构。未来,不排除适时继续提升控股比例,并将加大尤其是TMT行业的中国IPO布局。 突破“跟投”限制,加码科创板 受到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事实上今年全球并购和IPO活动不如以往景气,但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成了全球亮点。 “中国资本市场是少有的亮点,业务量逆势攀升,”许健洲表示。路孚特数据显示,科创板7月成交量创开板以来纪录。截至7月10日,通过包括二次上市在内的IPO共集资72亿美元,高于6月成交量5倍,较上年7月增长46%。2020年初至今的集资额排名,科创板已跃升至第二位,成为全球领先的IPO和二次上市场所,超过了港交所主板,排名第一的是纳斯达克。 当前,外资投行对科创板IPO的参与度仍然有限,“跟投”是主要的挑战。事实上,在IPO业务中,保荐是利润最丰厚的环节,但是上交所规定,券商保荐跟投的比例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5%。但对于外资投行而言,一方面“跟投”并非国际惯例,或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外资投行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规模和营收较小,资本金有限也成了“跟投”的阻碍。 “科创板要求投行‘跟投’可以理解,新政策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监管要求投行跟投是强化投行主体作用,但‘跟投’需要大量资本金,外资很难在规模上与中资本土机构竞争,但我们希望挑选合适的项目进行跟投,例如此前的昊海生物。”许健洲称。 据记者了解,瑞银此前通过全球集团层面的协调,通过QFII以集团出资跟投的形式解决了内地合资券商资本金的问题。但是当前,其他多家合资券商仍在跟投问题上受阻,无法参与科创板IPO的保荐,而仅作为主承销商参与,也和利润最丰厚的保荐业务失之交臂。 Wind数据显示,以7月21日收盘价计算,41家参与科创板公司跟投的券商实现浮盈,合计金额达148.13亿元,平均单家券商浮盈3.61亿元。不过,牵涉到跟投的资本金亦不容小觑。 相关测算显示,早在1月科创板运行半年之时,当时科创板上市股票77只,保荐承销费合计约45.5亿元,平均保荐费率约为5.79%,涉及的30家保荐券商累计跟投金额32.9亿元,中金公司以5.6亿元的跟投金额位居榜首。加上已披露未上市项目(剔除终止审查),中金公司将合计跟投约10.3亿元,占跟投子公司注册资本金13%,占公司净资本(2018年)仅3%,资本金对外资构成重大挑战。 “但监管要求也会不断演进,例如,未来创业板注册制放松券商跟投要求,同时瑞银财富管理也在亚洲管理了4000亿-5000亿美元的私人客户资金,若有合适的跟投项目,我们也希望可以以这些资金进行跟投,和客户共享收益。”许健洲表示。 除了IPO业务,当前直接参与科创板二级市场交易的外资也屈指可数,这和科创板企业估值较高、流动性有待观察不无关系。但许健洲表示,MSCI花了多年时间才将A股的纳入因子提升到20%,当前北向资金持有A股的市值为2900亿美元,占流通总市值的9%(2017年初仅为1%),因此一切都要循序渐进。随着外资对科创板的了解加深,QFII等也会逐步参与进来。 二次上市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除了中国内地的IPO,今年也是香港市场IPO的大年,在美中概股(ADR)二次上市为港股注入活力。 6月上市的京东、网易均由瑞银保荐,许健洲表示,预计“回归”的趋势将持续。根据Wind统计,目前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共251家,总市值达1.71万亿美元。根据港交所的最新原则,在美中概股回归的要求为市值大于400亿港元,或市值大于100亿港元且当期收入超过10亿港元。据瑞银统计,截至6月4日,42家在美首次上市的中资公司符合二次上市的要求。 他也提及,鉴于ADR和相应港股之间随时可互相转换,因此当前机构对持有ADR的担忧下降,受到港股市场欢迎的二次上市企业也提振了ADR的股价。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外资机构一直以来都在亚太地区采取新加坡、香港“双总部”的模式,当前各界也关注机构未来的布局。 许健洲称,新加坡在财富管理方面维持一贯的优势,其法律制度完善、背靠东南亚并管理着约3.5万亿新币的资产,新加坡近几年不断巩固其作为亚洲“财资中心”的地位,众多信托、家族办公室聚集于此;与此同时,香港的资本市场更为活跃、流动性强,并将持续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的“金融走廊”。“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近期并未看到香港出现资金外流,港元对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维持强劲,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得到巩固。” “新加坡和香港这两大亚太区金融中心对外资机构而言都非常重要,并非互为‘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y),我们将维持‘双总部’的成长战略。”他称。
7月以来,“超百亿公募基金一日售罄”的消息不时传出,但盛况的另一头,近30家备案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WFOE PFM)的外资巨头仍在“卧薪尝胆”——由于初来乍到,几十场路演后私募产品“销量不过亿”是常有之事,而贝莱德、路博迈、富达这三家递交了“私转公”申请的外资机构目前仍在筹备进程中。 外资进击中国公募基金之路并不平坦,短期来看,这条路耗时、耗力、费钱,同时伴随着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但就中长期来看,中国市场充满了诱惑力,包括庞大且尚未被开拓的养老市场,这恰恰是这些外资巨头在海外的立身之本。 已有三家外资机构递交申请 2020年4月1日,证监会官网公示,同为美资机构的贝莱德与路博迈已经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为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两家外资机构。就在4月1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迎来新里程碑,当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5月19日,富达国际也正式向证监会提交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牌照申请。 就流程而言,递交申请仅是外资机构描述未来公募业务开展计划,同时需将IT系统、符合证监会要求的公司总经理人选等落实到位;而在证监会允许筹建公募基金后,外资机构需要进一步招募投研等人员、完善内控体系等,且在最终监管完成现场检查并通过之后方可正式开业。目前,这三家外资机构的申请仍在初期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申请公募的外资机构要做的准备工作繁多。 首先是筹备工作,这早在递交申请前就已展开,例如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公司治理、内控合规、信息安全、投资策略等各方面进行布局,富达、路博迈已扩建了办公室。 早前,近30家外资机构已经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但有些PFM产品实际上是由原先的QFII基金经理管理,也有一些机构从卖方机构招聘了资历尚浅的策略师或分析师。相比之下,中资公募基金的激励机制完善,外资如何吸引到合适的人才是一大挑战。 此外,上述三家机构此前都已经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且发行了多只股、债私募基金产品,如何让这些产品过渡到公募基金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未来的公募业务主要在公募基金、专户、投顾、研究这几块,过去发行的私募基金对应的是专户,虽然投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但公募、私募的监管框架不同,因此需要和私募客户商量进行产品过渡。”某外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此,内外沟通也是一大问题。“其实更多问题在于协调,公募基金的框架相对繁复,外资在中国的内部IT系统需要重新设立且独立,数据不能同海外母公司共享等,这套体系在设立的过程中需要与母公司和中国监管机构进行诸多沟通。”路博迈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CEO刘颂此前对记者表示。 众多外资私募仍在观望 目前,除了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三家外资私募,其他20多家机构仍在观望中。 “我们必然想做公募,产品可以公开宣传、认购门槛低(多数外资私募产品100万元起购)、可对接的机构范围扩大,”多位外资私募人士对记者表示。但挑战在于,打造公募基金的前期成本巨大,即使拿到了牌照,如何开拓中国的销售渠道,如何满足中国投资者的需求,如何招聘合适的业务负责人、投研人员,并与中国公募的激励体系接轨等都是挑战。 事实上,多家外资私募目前的负责人都不满足中国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要求,未来若要转为公募,必然面临重新物色人选的问题,但合适的人才并不多。事实上,几家备战公募的外资私募从2019年初就已开始“挖人”。 当时最引发业内轰动的一则人事任命当属贝莱德的汤晓东。2019年4月,贝莱德宣布任命汤晓东为中国区主管,他曾担任过广发证券副总经理兼广发控股香港总经理,也担任过华夏基金总经理;同年11月6日,富达国际宣布,当公募基金牌照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时,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长何慧芬将出任该公募基金总经理一职。 此外,如何迎合中国投资者的偏好、提升在中国的竞争力是外资需要应对的挑战。据记者了解,QFII管理的资金部分为海外的主权基金、捐赠基金等“长钱”,可能对收益的要求相对适度,但要求控制波动率,因此QFII投资经理在配置A股时换手率相对低、持有周期偏长。但当面对的是对收益要求较高的中国本土投资人群体时,往往需要调整配置策略和调仓节奏。 也正因为进击公募并非易事,当前外资私募选择先熟悉市场渠道、修炼业绩曲线、拓展投研和销售团队等,亦有外资并不排斥维持私募的现状,但希望发力拓展机构客户(压低零售),而这就要求外资私募自身的投资业绩过硬。 尽管前路漫漫,但外资已将开拓中国资管市场作为战略性的事业。除了中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庞大的养老市场也充满了想象力。 几乎所有外资都会提到中国的养老金市场,因为这一业务源是它们在海外的立身之本。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美国为例,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分为4:4:2结构,40%是国家出,40%靠补充养老保险,20%靠个人商业储蓄养老,参保者可享受税务递延,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人所得税。 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市场潜在规模巨大。未来若中国公募基金得以全面开拓养老市场,意味着资管行业将迎来新全新的机遇,而这只是时间问题。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决定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出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新举措,助力保就业保民生;为保障统筹防疫和发展,安排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 会议指出,稳外贸稳外资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工作部署的重要环节。要围绕稳住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一是支持外贸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针对企业订单减少等突出问题,推出有效措施支持拓市场、增订单。运用出口信用保险积极保障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推广“信保+担保”,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二是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三是完善吸引外资政策环境。对重点外资项目一视同仁加大用地等保障。提高外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便利度。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进出口银行新增贷款规模等同等支持外资企业。四是发挥服务贸易对稳外贸稳外资的作用。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到全国21个省份部分地区,围绕拓宽开放领域、提升便利水平进行改革探索,包括发展跨境商业医疗保险、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在常态化防控下加强旅游和体育国际合作等,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指出,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是促进稳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内容。一要压实地方责任,拓宽就业渠道,稳定城镇常住农民工就业。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民工就业多的给予更大政策激励。灵活就业支持政策对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民工一视同仁。二要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结合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加大以工代赈投入,将发放劳务报酬的资金占比由10%提高至15%以上,吸纳更多农民工就业。增加城镇建设用地要把吸纳农民工就业数量作为重要条件。三要以创业带动就业。对农民工首次创业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可先行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的一半资金。四要加大帮扶力度,优先保障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由务工地或常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会议指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是关键性手段。要调动各方力量,加快检测时间短、灵敏度高、操作简便的产品研发上市,加紧培训检测人员,合理布局和增加机动检测力量,在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前提下,确保秋冬季前实现全国三级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各级疾控机构及县域内1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各有关方面要及时加强资金等相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