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欣 9月17日，"2020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评成果发布会暨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 祥源控股集团执行总裁宋友强在活动现场表示，通过综合判断，从整个大的政策基调上，整个市场会比较平稳。从今年开始，整个地产行业在投资这个端口上，逻辑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大部分的招拍挂项目几乎是零和游戏。 他认为，对于资源禀赋特别强的企业，获取土地的能力很强。所以未来地产企业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产品，还要做好产业的产品。在真正做好自己产品的时候，才能在未来客户这个端口去打通，这两个能力是缺一不可。但是整个大行业的发展，应该是锁定在区间范围内，会比较稳定。 宋友强说，品牌在大众面前就是一个标签，在内部就是一个flag，就是立的这个旗帜是怎样的。这个旗帜更多的是要在精神层面上构建出来人和人之间的链接，这样才能逐步形成品牌价值。
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位年富力强的交通运输厅厅长成了茅台的董事长。这个年龄不免让人有一些联想，48岁，肯定不是来退休的。 今天，投资者幡然领悟，一切皆以安排妥当，只待酒宴开席。 上面，就当段子，现在切入正题。 今天茅台大跌3%，一度跌了近4个点，作为白酒标杆，老大大跌，小弟们都跟了。茅台大跌缘于两个公告。 一个是9月15日晚上，上市公司茅台发的，这个要开展的业务名字很长，不过白话翻译一下就是我要买债了。 当晚我看到的时候没多想，主要一是这个财务公司对茅台也没贡献多少，二是钱多去搞点债券投资也好像没啥。 昨天茅台跌近2个点，只当正常波动处理了。 然后就是昨天的第二个公告，茅台的爸爸茅台集团发的，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我今天早上才看到，看到就“嘎登”一下，跟我7月看到那篇文章一样。 这是不差钱的茅台集团首次发债，发债要做啥呢？ 收购贵州高速。 贵州高速是贵州省公路行业的龙头企业，2019年末占了贵州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54.95%。要致富，先修路，贵州这几年的GDP高歌猛进，远好过全国平均，贵州高速当然也不会闲着。 钱一年没赚好多，2017年-2019年三年加起来大概赚了11亿，但路年年要修。 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但从茅台集团披露的数据看，投资活动年年要流出超过200亿的现金，经营现金流是远远填不了这个坑的，所以大概率只有借钱了。 公司的负债项逐年增加，到今年6月底，总负债达到2894亿。 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有息借款额，但估计财务压力不小。 然后今年受疫情影响，公路免费，上半年就亏了20亿，过去三年赚的不够今年上半年亏。 这种背景下，茅台集团去收它，明显有接盘的意思。 而两个公告串在一起看，前脚儿子说我要买债，后脚爸爸说我要发债，要说提前没勾兑好，我想投资者打死也不相信，这样串连起来，很可能是用茅台的钱去填贵州高速的坑。 茅台的投资者当然不爽了。 而情况恐怕还不止于此，今天你填了贵州高速的坑，明天其它坑填不填？ 贵州省发展是快，但每年政府累积的赤字也是惊人，累积下来，明面上看到的贵州政府债务规模2019年是10193亿，占2019年贵州GDP的61%，还有没有其它隐性的，不好说。这些债务风险怎么化解，昨晚的这个公告给出了一个方案——茅台。 公益扶贫无可厚非，但资本市场是冷冰冰的，如果贵州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伸手，这对茅台的估值会是一大压制，尤其是考虑茅台现在近50倍的估值，这也是我能看到的茅台上面最大的风险。 当然，我觉得目前还不用过度解读。 一是金额不大，这个财务公司的实缴资本是25亿，估计资本总额最高也是50亿，不超过70%，就是35亿，对茅台来说，毛毛雨。 二是茅台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财务公司投资的债券出现违约，是需要对外进行公告的。这种事，不到万不得已，地方政府都不会想让其见诸于报端。所以，预计填坑的风险也不会太大。 不爽的投资者走了后，茅台还是会回到基本面上来，这个主要关注的指标就是茅台的一批价，现在依然在上升中。 其实贵州政府在茅台上还有更好的办法，发个150亿的债，茅台市值掉了600亿，得不尝失。而提茅台的出厂价，则是皆大欢喜。 当前茅台的出厂价是969元，而平均一批价高达2860元，许多地方终端价已经在3000+了，这真是肥了茅台的经销商。 提茅台的出厂价，茅台收入和利润变多了，投资者高兴了，市值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 2019年贵州的财政收入是3048亿，其中增值税474亿，企业所得税215亿，当年茅台的税金及附加是127亿，所得税是148亿，贡献了贵州财政收入的9%，贡献了增值税的27%，贡献了企业所得税的69%。这还没算贵州政府从茅台手上拿走的分红，2019年预估130亿+。可见茅台对贵州的财政收入影响了。 考虑贵州财政的财政诉求，加上茅台也有近三年没提价了，预计茅台提价应该不会太远。在贵州政府手没伸太长之前，一批价的坚挺+提价预期，将是茅台的支撑，也是白酒板块的支撑。 声明：特别提醒，投资决策需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实际操作建议，交易风险自担。
文 / 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讲购物中心，有些朋友肯定比我清楚得多，但放在20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去分析，在这一块（商业洞察上），我是有话可讲的。回顾华润20多年前的一点历史，我就当时为什么搞商城？为什么搞商业?为什么做这个品牌的思路谈一下。 当时华润刚刚买了万科，万科就深圳的一块地做了一份可研报告，说完成这个项目可以挣6个亿。在98、99年，六亿已经是很多钱了。这个项目对当时深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深圳消费的推动和城市的定位有一定的作用。当时整个深圳只有一条老街承担商业功能，我记得这个商场快建完的时候，刚刚开始招商，商场按照规划建好，但是务实的广东人能否欣赏就不好说了。当时大约七八岁的女儿问我知不知道深圳要建一个有溜冰场的商场，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是同学讲的。我心想这个可以呀，连小学生都知道了。 我今天想说人的问题。社会走到今天，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生活环境的要求，这些要求就催生了商业。 当时在上海，浦东的时代广场、八佰伴最火的时候也都想过要建购物中心，但是没有搞。 那个时候浦东的房子1500元每平方米，没有人买。 今天反过去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当时的城市、人口和经济的综合发展。 我们在做商业的时候，却往往更多地关注了地理位置、体量和定位。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今天说商业的话，我想说如何从人和社会层面看商业。所以我今天在飞机上临时改了题目，叫“万物皆由人”。 从人口和人性洞察商业 我们很多时候，不管是考虑一个问题也好，还是谈论企业管理也好，都没有特别注重从人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把“人”给漏掉了 比如说我们要考虑科学至上、研发创新，不管怎么去改体制、搞营销、搞品牌，我们都基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有“人”，有好人，有能人，有肯干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说其他很多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往往把“人”给漏掉了。 人性，是理解人的起点 我觉得对人性的理解基本上是你能科学理解所有人的起点。 如果没有这个起点，作出的政策和号召往往会有一点与人性相逆，容易造成“我一定要去号召、要去惩罚”的现象，总是不得要领；反过来讲，例如当年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用再说多了，自然就将中国人调动和发动起来。因此，我们应该顺着人性去做规则，而非逆着人性去做。 我们有很多对于人的问题理解不清晰的地方。 比如中国是一个群体组织的模式，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个体和群体的关系界定比较模糊。 比如对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容易界定。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理解。 好产品自己会走路，好产品是不需要宣传的 好品牌会顺应人性，自我传播——当我们要做一个品牌，品牌的东西虽然是精神性的东西，品牌肯定不是仅凭广告就可以做得出来的，但我们看到有很多花了高价去做广告、做推广的品牌，有极大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影响了相对不是很成熟的消费者的心理。但是这个东西成本很高，而且不可持续，而品牌的精神性、品牌的崇高性、品牌自身带来的对于事物的定位以及对人类精神的追求是第一位的，它会进行自我传播。 我们有战略、有产品、有商品、有渠道、有价格，但最大的难处是均好性，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均好地放在一起，有一个错误都不行，这就是商业的难处，也是品牌的难处。 很多企业发展到最后，产品不太好，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企业为什么销量不好，很多时候会说是因为推广不好、广告不好或销售人员不努力，其实他们不知道产品本身是有问题的。 我说过，好产品会说话，好产品自己会走路，好产品是不需要宣传的。 如果品牌本身没有带着一种精神性的话，是不能成功的。 万物皆由人 我今天讲到人的层面，我们对人的分析在商业来讲应该放在第一位。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的城市，肯定先看地、看项目、看地价又或者看有多少商场和竞争对手，谁把这个城市真正摸清楚了，谁把这个城市真正的人口、收入、职业、性别、习惯等等全部摸清摸透，才算好。 毛 主 席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把这个区里面几个卖盐的、几个理发的全都摸清楚，才可以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发动革命。我觉得从我们来讲，对人的理解是不够的。 未来的几十年，人口问题会变成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全世界号称70亿人口，到2050年可能会达到90亿，但是几乎对所有国家经济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人口，而不是经济政策，也不是科技发展，更不是所谓的生产问题。 日本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有几本书，《低欲望社会》《格差社会》等，提到日本人口连续10年减少，今后人口减少的速度还会加快，这样算的话，也许几百年以后日本就没多少人口了。 人口的变化使得整个劳动市场和消费市场都变了，比如一方面有500万宅男不出门、基本上不工作、不参与竞争以及没有欲望了。另一方面，60岁以上的人打工打两份，欧洲更加是这样的情况。 另外，特朗普为什么当选，其中体现的就是人口的变化。 过去在美国蓝领工人就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现在他们很多职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被其他的劳动力市场所代替，他们自身没有提升和进步。其实现在的中国，比如东北也是如此。我最近去了沈阳两次，听说东北经济增长有一点变缓，我认为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口变化，因为很多人跑到上海、深圳这些地方，而且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而人口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商业，这是第一个。 第二，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在企业退休了，可以去做教授就是社会的进步，当然他也可以去做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去政府，只有这样流动起来社会才比较和谐。 现在有一门课叫做心理学解读大历史，从天体物理讲起，从宇宙诞生讲起，讲到人的诞生和人性的随之而生。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因为将它串起来你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发现里面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原来所有的遗传里面都有一个因素，就是传承和繁衍，否则就没有今天。这是基因带来的东西，它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没有繁衍的话，有没有后代无所谓，那这个社会就不能发展。 同时，人本身也有很多创造性的东西。 为什么创造？这也是由繁衍带来的，每个人都希望创造好的生活环境，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得到好的发展，这并不能说是自私的，我们从这里能理解人性。 但是人类也产生了很多集体主义，比如说互助、善良的情怀，只是这些大部分都是后天培养的，是通过社会的教育习得的。其实说到底这个行为也是自利的——因为他要保护这个群体或者是要通过这种行为在群体里面间接得获得利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人性就是如此。 英国一位生物学家在观察海边群鸟时发现，鸟窝里面有五六只小鸟，来了一只老鹰捕食，有一类鸟就很无私，一定会有一只鸟先出来，装作飞往另一个方向，实则将老鹰引开，解救其他同伴，这个是鸟的本性里面不一样的东西。这种行为是怎么样产生的还是个未知话题，但是这类鸟繁衍很慢，而且群体很小，正是因为不自私所以导致它们很难繁衍。这些也都可以放在商业里面来思考。 商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是不断进化 第一个人类特点是繁衍，第二个则是进化和适应。达尔文有著作《进化论》，也有人讲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里面也有人类的特点，人是会不断的进步、进化。 同样，我们的商业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静止不动，必须是进步的，其中所有的技术进步、物质进步、思想进步都是由人类的进化特点带来，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发展。 因为有时间的因素才使得人类有了意义。 有人认为延长寿命甚至长生不老是梦寐以求的，但其实人类的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其是短暂的，有时间限度。 如果生命没有时间性，就没有了意义 人一定要在某个时间内去完成一个事情，人生就变得有意义。 时间，是比较公平的！ 为什么说公平呢？不管你这一生过得怎么样，最终一定回到自然里面，因此很公平。 进化和适应改变了环境，同时也可以创新、创造。当然每一个人创造生活，创新生活，最终欲望都是繁衍和将生命延长。 自己不能延长，可以用繁衍的另一个载体去延长，这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东西。 而且人类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创造新的物质，创造地球上没有的东西。 过去我们种粮食，养一个牲畜都是地球上原有的东西；今天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东西都是以前地球上没有的东西，都是合成的。最伟大的科学就是发明了新物质。 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商业，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的。 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我们以为我们很自由，但我们发现原来亿年前的最早的菌群就带着人类的基因。 这就像尼采说的，人类本来和动物没有区别，只是因为人类长了大脑就自以为很高明。所以我们在幻觉中不断地再去幻觉，把自己都欺骗了。 这样的话，再来考虑我们的商场应该怎么定位，可能会有一点启发。 对人性的洞察就是好商业 对人的深刻洞察与商业的结合就是好商业，指的是对人口的商业洞察，对人性的洞察就是好商业。 之所以这个商场不好了，肯定是洞察不够。 最近北京很多著名的百货公司关门了，比如说赛特、贵友等，报纸上都有报道，说是停业之前的大甩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20年都没有改变，没有洞察，他们以为只可以减价，或者是将质量不好的货品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越调整越不行，因为社会潮流浩浩荡荡就走过来了，而他们缺乏敏锐的洞察力。 社会的变化非常大，旧模式容易被新事物所替代和冲击，没有变化肯定不行。现在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90后又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人口数量、人类欲望、人类生活全都变了，这里面如果只看物不看人，如果仅仅是根据一般的商业，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行的。 我记得当时华润开超市之前去调研，要求调研人员去访问家庭，打开他们的冰箱看看里面放的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消费习惯，调研后可以初步预估大致开几家、开多大、卖什么，相对也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精确，但是最起码没有犯很大的错误。这样来讲的话，从对人的所有层面的了解，一直到最后对社会、对人口、对大的消费趋势而言，社会对城市里面所有人群的分析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对商业未来的展望 未来的商业大概有5个趋势，也会马上到来。 1 未来基于精准人口分析大数据的商业模型很快出现。 我前天和平安集团的朋友聊天，我非常吃惊地发现原来平安投了很多钱到人工智能。 其中有几项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法院的，就是录入几百万个条文，这个东西让一个法官学完是不可能的，现在就电脑读完了，然后通过判定逻辑提炼出来，如果遇到一个新的案子就把这案子摘要的要素输入进去，一秒就可以给你判出来了，这个逻辑在不断优化。 他说以后判案不是机器判，也还是必须人判，但是机器是充当辅助。 如果法官和机器判的一样就基本不需要审了； 如果法官和机器判得不一样，将会再审。 并且他们目前也还在继续优化这个软件。对商业来讲，我觉得这种数据也会很快出来，以后如果我们这里有人可以发明这个模型出来，你就是一个咨询公司，比如说可以在上海开多少家公司，卖什么东西好，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 2 未来所有商业主题更鲜明，百货公司慢慢消失 为什么有一些商业活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主题鲜明。 因为服务的客户主题鲜明。我们的产品不是认为商业就是逛街的东西，我们拿出来的就是一个产品，是要有自己定位的，有没有人买账很重要。 北京王府井刚刚开了一个置地中环，虽然它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定位的层次并非一般人，整个建筑材料用的是最好的，特别是厕所，一改所有商场的弊端，他的厕所比五星级酒店还要好，我去了深有体会，让我想到英国老牌百货公司的厕所，他们有一个大型化妆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商业必须洞察到这些变化带来的诉求。 3 线上线下更融合 现在线上线下的矛盾比以前有所好转。 我觉得未来有几类商业会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大型的最好的，一类是最方便的，中间的不会再有。 以后的商业，我觉得位置可以更远，现在有轨道交通，不需要一定要在市中心，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还有就是超出购物中心的功能，以后会有相对比较扩展功能的商业。 4 未来城市规划会对商业更友好 过去城市规划对商业规划是不友好的。 城市规划得也不够充分，可能会给了最早做商业的人一些机会，同时也带来一些困难，未来的城市会规划得更好。 另外我期望能看到在郊区有超大型的涵盖娱乐、教育、健身、社交、购物、餐饮等所有项目的超大型商业。这个地方可以没有人，不一定是居住地，它完全是一个目的性质的商业。我估计以后确实会出现这类型商业。 还有一个是商业的资产回报率会逐步提升，这个现在已经出现。 真正好商业的供应是不够的，资产回报率一定要慢慢提升，一定会提升到不比买一个房子的长远回报率差 而这个过程欧美已经走过，香港有一段时间商业的投资也要好于住宅，可见这个过程也会随着人类水平的提高，社会水平的发展，特别是规划的发展、人类生活多样性而产生。 5 未来会出现真正引领、启蒙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标杆商业公司 我觉得未来不想真正做好、不想真正做大的人是没有机会的。 未来一定是好的团队、好的品牌、大的规模，相互协同，相互统一。 未来能做好的公司必定是对商业理解比较深，对人类生活影响比较大，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推动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引领了消费潮流，而不光光是一个商品售卖式，还是一个文化生活式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启蒙式的，并且将逐步带来一些新的生活方式，被人们所接受。 我想，这样的公司未来全中国不会超过十家，越做越领先，再过三年这个距离就拉开了。
9月6日，黄奇帆出席了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与信用建设论坛”，并做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黄奇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的主题演讲 自高层提出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战略以来，内循环受到了高度关注。黄奇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前体制内高官，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领域专家，退休之后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这次演讲中，他对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战略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影响做了深刻剖析。本文整理了其中最重要的观点，虽然文章有点长，但值得细读。 5种压力与内循环的必然性 5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内循环为主的战略，总书记是在5月下旬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对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经过了近30年的外循环为主的战略，然后到了2010年以后逐渐开始往内循环为主的方向转。 2010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2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们GDP第二，工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后形成的。 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世界对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了五种压力、五个坐标面的变化——第一个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们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从2006-2015年，10年WTO里各种贸易纠纷案件1/3是跟中国打的，因为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等于占领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摩擦不断。但这个摩擦和美国现在和我们搞贸易摩擦贸易战是两回事，那属于WTO常规的经济次序里产生的摩擦。 第三，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边界条件变化了。2012年以后中国每年退休的人达到了1500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每年1200多万，实际上每年要少掉200多万劳动力。 整个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来少掉1000多万劳动力，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劳动力普遍的紧张？因为经济下行了，从11、12的增长率现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个百分点涉及200万人就业，降了5个点就有1000多万人就业岗位没了。 但是那时候正好需求上劳动力供给上少了1000多万，两边是平衡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劳动力少了以后经济要下行的。 第四，中国在这样的大工业发展中，油电煤气运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第五生态环保的压力增加，对环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对这些变化，中央审时度势，从2013年提出了新常态，2014、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了过去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状态，转化为供给平衡的状态，多余的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这一套循环措施出来以后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其实就在往内循环方向走了。所以2019年中国GDP100万亿，中国的进出口折算人民币32万亿，所以中国经济的外向度从2006年的64降到了32，这说明其实在十八大以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外循环为主逐渐变成外循环、内循环双循环。 这次在疫情下，在美国脱钩的压力下，我们顺理成章地推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格局，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它不仅仅是因为脱钩倒逼的，也不仅仅是疫情下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倒逼的，而是中国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 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的，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的各个国家和他发生关系，由此奠定强国基础。 美国去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 强国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占领市场成为强国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贸易，东西卖给他，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进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们是第一。 再看欧盟，欧洲这个22个国家每个国家单独算的话，进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个国家GDP的60%。但是，当欧共体变成一体化，如果你把欧洲这20个国家在申根协议范围内互相交易的都算内循环，欧洲20个国家整体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么算的话，欧洲的进出口占欧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时候，正好是它从50年代战败国重振旗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下，它以出口利国带动发展，但外向度发展到了GDP50%以后，日本也开始转向内，现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讲这段的意思，强国战略不是外向度极高的情况下形成的。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度还比较高，但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意义上讲强国之路，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不是在闭关锁国情况下的内循环，而是开放条件下的内循环为主，是以内循环来支撑开放，这是总的概念。 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5大好处 内循环会对中国经济今后十年、二十年带来什么好处呢？至少五条： 第一，内循环下经济效益质量会提高。大家知道加工贸易大进大出，如果有1000亿的产值出口的话，你产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为8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来，你赚的就是零部件进来以后的组装费劳务费，只占10%。 但是，这1000亿带动的是外国的80%，800亿外国的零部件企业的产值，这带动了外国的就业和外国的利润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质量并不怎么高。 内循环下至少产值GDP会占到30%-33%，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差距。 你要把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自己造，还是开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过来，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 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国民经济更安全，这也不言而喻。如果两头在外、大量依靠外国的进口，一旦有经济危机、有地质灾害或者社会灾难，总之一个企业停了，哪怕其他100个企业都是好的，少了这1%，产品也做不出来。 第三就是企业的技术进步，核心器件、自主开发这方面会加强。外循环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买买买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没有任何干扰，这样去想的时候，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什么都可以买卖。 最近很多舆论总是有点诟病联想，如果用历史的宽容度来说，他过去30年就是买买买的外循环，所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换一个战略，整体上如果以内循环为主的话，还真应该像华为这样自主开发，加强研发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础性的东西。 第四，内循环基础上要素市场就会充分地发育。要素市场不复杂，最多一个国家就那么十来个品种，什么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 这些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一切企业、一切商品流转的基础，这种要素市场可以有一二级市场，有期货市场，有常规的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如果充分发育，就会支撑整个社会的商品市场发育。 我们的要素市场这几十年发育不够。今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这个文件极其重要，讲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场，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个要素市场至少产生1-2万亿的红利，那这五六个要素市场可以产生10万亿，一年产生10万亿，十年100万亿，30年300万亿量。 我们常规经济系统里的各种坏账什么的，都可能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产生红利，把它对冲掉，而且要素市场不需要国家投资100亿产生100亿，它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产生了生产力，这个红利是改革的红利。所以大家注意，应该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当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给搞懂。 那为什么过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场发育不够顺畅呢？因为我们在外循环，世界的要素市场是充分发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场的循环中，你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国内的哪怕没发育你也觉得很正常。但内循环为主的时候，这些发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内循环为主，国内的市场潜力充分发掘了以后，进口对中国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进口代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相对富裕，有消化世界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大量进口你的国际市场的地位就更高，贸易摩擦就更少，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强，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买主。 中国现在和美国就差五千亿美元，他比我们采购量、进口量多五千亿，我觉得中国其他的第一都不那么重要，如果进口量能够今后几年内实现第一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就凭这一个，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还有一点，进口多的国家有定价权，买东西多就可以打折，对手看到你买的多也容易迁就你。 再有一方面，进口多的国家有货币支付的决定权。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决定权逐渐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去年是七万亿人民币，规模也不小，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闻，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用人民币计价，从中东进口原油，期货市场用人民币计价，石油美元变成石油人民币，当然这个量现在还小，如果你是进口大国，如果不断的推进这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 所以说，内循环真的很有战略意义，是强国之路。 推进内循环的的举措 具体的一旦推进内循环，重要的措施有那么几项： 首先要抓好创新，内循环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树新芽，挖掘传承产业的新发展空间；第四，解决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 我们的创新目前有三个薄弱环节，如果在内循环下要把这三个薄弱环节补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第一个，目前中国在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上还是短板。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 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这方面我们要向任正非学习，任正非一年研发费是他的销售额的15%，他1000多亿的研发费里面，30%投在芯片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亿。这样的话，全国1000多亿核高基研发投入里任正非一家去了300亿。 而我们那么多大专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费，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领域的品种投的真的不多，今后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得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发成果，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干嘛的？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 我们国家就缺这个，孵化器一大堆，就把发明创造的科学家纳到孵化器里，这个孵化器其实就是一幢楼，房租不要，让你在这搞，结果那些专家在大学实验室能无中生有的发明科学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但这些成功转化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我们路径有误差。 第三，好不容易转化出那么一点东西，但过去资本市场没开门，从去年开始科创板出来了，独角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本投入体系开始大门打开。 如果这三个环节打通，将是中国今后内循环创新的重要的核心的链条。 再说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引领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这件事做好也是内需。 第三个老树新藤，挖掘传统产业新的发展空间，外循环的时候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当内循环的时候这也是新的增长动力。 比如汽车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销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但仔细想想我们的汽车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辆，美国1000人是840辆，欧洲所有国家加日本、韩国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是60%多，我们现在才17%，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40%以上，凭什么我们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这些都是可以动脑筋的。 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社会内循环的消费能力的问题，发展的主体动力源泉一是企业，二是小微企业，三是老百姓，这三块内循环的主体动力要发挥。 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看六条，一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解决好，二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利，五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你把这六条做好企业就发展了，这是一个。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所以你把它当作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钱消费的重要的一个群体。 我们还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民。我做过统计，重庆3千多万人，2千万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这个问题40年没变，这就是中国农民穷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我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讲还要靠改革。 以上这些就是我讲的内循环下要从技术进步开发到新基建、新的工业革命，老树新芽，动力系统，企业动力、小微动力、个人消费的动力。把这些事做好，内循环就会很好地转动起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本文首发于《造就》
一则定增公告，CXO（医药研发及生产外包）赛道上的一批牛股随之浮出水面。在这个被研究员们夸为“时代宠儿”的细分领域里，各路资金正在争相埋头掘“金”。 9月7日晚间，九洲药业发布公告，拟定增募资不超10亿元，用于瑞博（苏州）制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瑞博（杭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浙江四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CDMO制剂项目、浙江四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百亿片制剂工程项目（一期）、补充流动资金。 翻看九洲药业的股价表现，今年以来一直处于上涨中，截至9月8日收盘，其年内累计涨幅达135.38%。 其背后，除了子公司复产外，更多的原因是与其所在的CXO赛道相关。 无独有偶。CXO赛道上的药明康德、昭衍新药、药石科技、凯莱英、康龙化成等公司，其股价也都走出了相似的走势。 详情请扫二维码↓
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大家好！刚才苏宁行长已经就“内循环”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我以研究者定位，再谈一些自己初步的思索和形成的看法，题目也是咱们这次会议邀请时的命题作文，就是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中“内循环”的几个问题。我想从三个视角上谈一下，分别是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各方现在热议的内循环，中央的表述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勾画。 第一层，就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它表现出的整个过程中，其成因可以认为是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是2010年，当年报出的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是10.6%，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再现了前面几十年间如果算总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特征，但是那一年度接近年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样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要往下寻求一个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地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转换，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特别强调一下，它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和其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高速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一个阶段转换。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往下的速度调整不能一低再低，中央的意图后来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就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大写的L这一竖往下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拐出它的尾巴，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的时间尽可能长的运行平台。这重因素它的演变，是在2010-2012年两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到了8%以下，然后又经过三年回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其实是在一个6.7-6.9%很窄的GDP增速区间里波动，已经有了L型转换可以确认的基本状态了。但是这后面紧跟着发生的，是不期而至的2018年一季度以后的贸易战，当然也知道，现在这个所谓贸易战是美国变为朝野空前一致要打压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其实已经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对抗的举措，还有人们有些时候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的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的速度是6.0%，全年的速度只有6.1%了。再往后，就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经济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6.8%，二季度已经回调到1-6月总计是-1.6%，估计三四季度一定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但是这个经济的下行在三重因素叠加了以后，带来的情况是市场预期不好，现实生活中间很多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重重，大家都有感受。 这一层现象的后面，跟着我们就要说第二层：要做一个带有前瞻性的分析，就是中央已经指出的，现在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当下这个形势的复杂和严峻的特点联系到中长期“持久战”的考虑，也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前瞻：如果从时间维度考察，我们继续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个中长期的问题，我认为还要经过6-1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比6%的重心还要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依靠这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平台，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而贸易战既然已经到来，那么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力求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过程，这里面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我们虽然本土最严重的冲击——短期冲击特征的这样一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对疫情抗御的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的中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所以，把这些合在一起，所谓形势的复杂严峻性质，是要看到中长期准备打“持久战”。 那么第三层，要说到在面临中长期考验我们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怎么把握好我们可选择、应当正确把握的确定性？中央有一个基本判断，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在不断重申，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理解，这个方面客观的条件，是说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国力明显提升了，但是在国际地位上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往前看，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成。这个欠发达的二元经济基本特征在中国到底怎么样把它最后消除，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表达了我们的不足、我们整个发展离现代化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伴随在一起，相对高速的、可以处理为超常规发展态势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至少经过努力以后，要体现在我们“新的两步走”、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整个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当然，我们也需要动态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的组合。那么在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潜力的实现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是自己可以挑选、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的因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来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拥抱全球化，化解那些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这是我所谈的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新发展格局我认为必须涉及到的背景因素。 第二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怎么理解，要讲三点。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2010年提出“稳中求进”一直到现在，年年如此在强调，这个过程中“扩大内需”也耳熟能详，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扩大内需我的理解，它是从我们已经形成具有规模特征的大市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在经济低迷的运行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给对它的回应。其实在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扩大内需以后，就是使形成以供给的有效性这种状态来回应需求的一种循环，而现在直接把它表述在“内循环”上，实际上是把原来所说的这个循环里面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更强调了，而有了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的延伸。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本土上我们的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中国以后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的扩大建成区，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我们所称原来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表述上，本来这个经济的供需互动的“循环”，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现在无非是在表述上，把它更明确地表达在文字上。 第二，我想强调的学理逻辑就是，内循环为主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的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我们现在也有必要更多依靠我们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这个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起来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和利用客观的支持条件这样一种通盘考虑。当年王建同志提国际大循环，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国内的市场发育还非常初步，我们自己内循环这方面可以调动的潜力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先两头在外，什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不仅是带来了生意可做，而且带来了的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培育了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有了非常可观的市场发育——当然还要进一步完善它，但是毕竟有了这样一个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可依靠的这样一个基本盘这样一个客观条件，这时候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 再有第三，我觉得在学理逻辑上可以说清楚，内循环为主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这种战略思维。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要考量一下这个主动权怎么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这个主体的手中。我们相对有把握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是首选，利用我们内循环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运行，加上双循环和它们的相互促进，当然是一个升级了的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指导方针下的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 如果说把前面所谈的这两个层次——背景和学理逻辑放在一起，我觉得无非是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知“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下面还有第三个方面，谈一下怎么认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中央强调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即讲内循环的时候不要忘了外循环。但是内循环为主，它也确有这方面非常明确的份量上不一样的把握，有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这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循环，是应该放在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谈三点。 第一点，注重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追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前面所讲的，也是在论述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掌握主动权而追求行稳致远。 第二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间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升级，需要外循环对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这也是这几年中央特别看重的新旧动力转换里的一个命题。这个动力体系的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在很多讨论场合大家并不讳言：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步履维艰，文件非常多，多到甚至读不过来，但真正的攻坚克难，往往在这方面我们还并没有取得中央所说的决定性的成果，而开放它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那么就是要进一步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现在还有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和在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这样的战略举措，都有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点，注重内循环为主是坚定不移追求中国产业结构状态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上台阶的升级版发展。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与外相互的造就。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口的表态口径归于高度一致，从杨洁篪国务委员的文章到王毅外长所讲的清单、决不脱钩，到很有水平的前副外长傅莹的文章，还有现任副外长乐玉成的发言，以及我们很有水平的崔天凯大使的发言，等等，特别强调了“和平竞争”。我们不否认有竞争，其中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决不脱钩，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光明的前景，等等。这就很接近当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的那种外交风范了。里面内涵的，就是我们认同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进行。这个在学理上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全球的，我们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贡献这几年越来越显著，而且2020年一定是位居头筹；另外一方面，中国加入外部国际竞争的“与狼共舞”，中国才可能完成从所谓低端的草食动物到食物链（咱们可比喻全球分工里的价值链）高端的肉食动物的转变。前些年大家已得认同的加入WTO以后，中国不是什么农业全军覆灭，汽车行业全军覆灭，而是得到了很好的“与狼共舞”以后的发展，这个道理仍然存在。中国这么走，才能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及打造领导人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中国应该在这种以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所以，一句话，上述这些分析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我前几天又看了很有影响的投资家李录先生的一本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是咱们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的），他的认识框架中提出所谓3.0文明，是把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信息革命都称为这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有个铁律，就是主导国际市场的趋势，是大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最大的市场，最后会演变成为唯一的市场。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已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现实。虽然现在美国想在这个市场里“去中国化”，但它谈何容易？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论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决定人际关系，我们现在中美和全世界共享一个产业链，这个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的唯一的市场，也就是我们要拥抱的全球化。不开放不加入，便是会走向落伍、走向落后的一条死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李录先生现在作为一个有学者情怀的研究者，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明确论断，做了一种学术方面的论证。我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愿意正面地说，基于供给侧创新形成的全球一个产业链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加上也是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核威慑”的这种制约，那么就使我们对时代主题仍然应该坚定地认为是邓小平所表述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战争与革命”。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仍然没有变，我们如认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话，就要保持我们内循环为主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去全力追求和平崛起。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以上为在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的发言（2020.9.6）
通过这次疫情做数字化，政府最想做的是把流量提上去，我们希望十年以后，中国的流量比OECD国家高一倍。流量是一切的基础，当然我们假设场景已经存在。 记得18个月前在冰天雪地的亚布力，我给大家汇报的是，我对实体经济结构性变化的观察：经济增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老龄化、气候变化、经济轻化、科技化。 当结构性变化来的时候，用以往的线性思维方式看未来，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放弃过去看到未来的结构，那是一个面，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面取代线”的过程。 12个月之后，疫情发生了。疫情更根本地改变着世界，这个世界真得变了。疫情不但造成了金融衰退、金融波动，更重要是疫情改变了人的行为，这是根本变化。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加剧了全球竞争，而行为变化和全球竞争加起来，归根结底是变成了数字化的竞争和转型。 我很高兴大家都从不同方面讲数字化。企业今天面临很多的挑战，客户、企业、定位、盈利、周期、波动，但是面向未来，最根本的大考是数字化，因为数字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今天的世界、个人和企业。所以今天我想从宏观的角度谈一下，疫后的数字化大潮。 我的观点是： 1．疫情改变着人的行为接触，无接触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这个挡不住，它会延续； 2．中美经贸科技摩擦转变为科技的摩擦，全世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科技竞争，谁有科技谁有未来，逼着所有企业、所有国家朝着数字化未来走。 3．经济增长越来越重的多放在数字经济上，数字经济成为经济主要的抓点。美国经济现在完全成为两元经济，股市走的好的都是科技企业，公司走的好的都是科技企业，传统企业、传统公司在实体经济都不行。企业的分裂特别明显，你是数字化还是非数字化？这个鸿沟已经产生了。 4．科技正好在今天进入转折点，数字化成为必然的过程。我想我有信心讲这句话，今天大概不会有一家纯粹的线下企业，或者我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今天没有一家纯粹的线下企业可以活下去，活到明天，而且问题不在于你想不想。18个月前我在亚布力讲的是结构化未来已经到来，让我们拥抱这个结构；今天我们讲的数字化大考逼着所有人朝这个方向走，你别无选择。 我们现在要打的是5G物联网之战和区块链之战 用永好兄的话讲：“你要么烤成熟，要么烤糊。”数字化成为今后企业一切的起点和分界线。我们在疫情中看到大量数字化应用，包括在线服务物资供应、在线医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一切都搬到了线上，这是完全的新业态和新形式。因为人的行为的改变，一旦产生就回不去了，我觉得它会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国际竞争格局变得越来越尖锐，从4G、智能手机走向5G和云计算，我们正好处于这个过渡中，还没有到5G和云计算，下一仗已经过来了，那就是5G的物联网，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今天在5G和云计算方面还是美国公司占据领先地位，但5G在设备上，中国还是领先的，云计算市场份额很小。 现在我们要打的是5G物联网之战和区块链之战，这是未来之战，是改变整个经济和整个结构的数字化之战。再往前看，股市已经反映了这个趋势。20年以前全世界最大的十大公司都是电信、药用、机械企业，只有三家科技企业。10年以前，全球最大的十家公司是资源和金融类公司，只有微软一家科技公司。但今天全世界前十大公司，有七家是科技公司、两家是金融公司、一家是资源公司。股市和实体经济走在一起，股市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科技竞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差距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到在云计算方面，十年以前美国人占到100%，到今天我们占了10%，已经很不容易了。看半导体领域，美国占到接近41%，我们从4%涨到了11%，一些核心芯片几乎为零，元器件从6%涨到23%；走得最快的是通信设备，华为从11%涨到41%，我们在科技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很大，追赶的距离还是很大。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国家的策略就是在这次疫情中，通过刺激经济拉动科技，所以要加快新基建。新基建是在所有的人流、物流里加入数据流，通过数据流把产业链、资金流连接起来变成价值流。通过新基建数字化转型实现价值，国务院发表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我们已经走了五年。因为有这三个战略，我们的人工智能才能够在世界上走在前列。 我们要做一个新的5G科技高速公路 人工智能并不神秘，它已经完全模块化、商业化，在市场上可以找到，它的应用场景无限宽广，应用技术的供给其实已经很丰富了。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一直在想它有没有宏观的影响。5G改变了一切，5G不是为个人，它是为整个产业、为工业和社会的。因为它的带宽、速度、时次都可以满足整个工业和社会的需要。5G第一次使我们从物理空间通过感知这个世界进入到数据，数据经过人工智能的优化，重新回到物理世界，来操纵和管理这个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真得变了，整个过程最有意思的是不需要人的介入，因为机器自己可以学习。 我们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发现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可以耦合、共融、互动、迭代、改变、优化、不需要人。这个世界真得变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战略定了新基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5G的发展，五年一个周期，现在中国有350多万个4G基站，占全球4G基站的52%。预计五年把5G基站做完，现在都在大规模往前推进。今天这个时点，我们已经有6000万的客户用5G，已经有近60万个5G基站。本来我们的目标是一年60万，这样下去，估计在2021年底-2022年半基本就能在东部和主要城市全部实现5G覆盖。 我们要用5G技术发展物联网。其实从五年前工信部提出“中国制造2025”时，我们就开始抓物联网，今年恰恰是物联网核心跨越发展之年。到今年年底，中国的IPV6会超越美国，在工业上会做10万个APP把相当大的重型设备全部连到网上，设备连到网上这个效率真得改变了。所以，我们准备做5个左右的国家标识解析点，今年正在做，这个数据太重要了；做10个跨行业平台，所以工业物联网的基准走得非常快。国家做的是大的核心基建，5G、云计算、AI、数据、算力，这基本和1993年美国做的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概念。1993年美国做的信息高速公路极快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今天我们要通过AI、云计算做一个新的5G科技高速公路，一个基础设施的躯干，在这个意义上，把所有的科技移上去支持这个系统，开发这个系统，在这个大的躯干上让企业利用平台落地。所谓的智慧家庭、智慧交通、智慧政府、智慧金融等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平台上，平台的物资基础做的非常快。 建构统一、开放、标准的新科技平台 现在物理机做的很快，挑战在哪里呢？ 挑战在标准、开放。OA系统要统一，我们在工信部就讨论过这个事情，不想未来有一大批或者几个超大型的垄断平台，而是希望有一个公共设施，有一个开放、架构统一的新科技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科技公司可以被组织起来做自己的应用小平台，这个小平台开放后变成企业新的经营、运营生态。但是这个核心的基础设施必须是开放、统一架构的。只有统一、开放、标准，才能把从马云到李彦宏的公司能力资源全部汇总起来，那样中国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格局上，新基建推动了三个基建：云基建、管基建、端基建。靠这三个基建，2020年的经济增长就够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 云基建是最终所有东西都在云上，管基建是基站，端基建是当所有东西移动时都是“端”。三大基建是今年和明年的大事，把这个做完，整个经济的运作就会变了。经济的驱动力从疫情前的土地、能源、房地产、传统建筑走向数据、新基建。 数字化的转型是未来真正的大考 因为社交的距离，共享经济会走向无接触经济，这是一个新的档次，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全球的价值链从高度分工、全球合作走向自主创新、走向赶超、走向双循环，没有科技就没有双循环。 中国经济根本运行模式变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能看到的是管、端、云的基建，叫做无接触的三大场景。办公会越来越往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办公一定会变得更加智能化，它已经不是远程的问题，而是智能的问题。 疫情以后的AI发展、新基建是一大块，新需求是一块，同时推动科技创造，半导体国产化、AI、脑机接口等等。我们是从应用推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国产化替代。 制造业会把整个生产边缘外推，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是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但是我们的机器人，一万名工人只有26台机器人，韩国是525台。机器人将会第一个发展，将来医疗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发展前景非常好，特别是服务机器人。这就把中国的智能和制造业结合起来，实现物理化、智能化的未来。我们的长项不完全在智能化，我们的长项还在于制造业。 我对无人驾驶的未来不那么乐观，但是V2X我认为有相当好的场景。这在中国结合城市化管理上又是一个巨大的场景，包括地下车库的变化，我认为一定会变为V2X。 这次疫情使得医疗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医疗打不通的最大环节是患者、消费方、决策方、支付方连不起来，医疗科技都是垂直的，连不起来。因为疫情，我们在武汉试点，把这三个方面连起来居然打通了，整个世界也完全变了，医疗数字化出现雏形。 政府治理方面产生的一个最大变化是整个小区建设变了。以前小区建设只是一个普通的服务，现在是园区建设和住房连接起来，住房和政府的监督机构、公共卫生等信息连接起来，2B、2C都有，这就是未来社会治理的模式。 智慧杆是未来治理中很重要的工具。智慧杆会是一个通行杆、监测杆、信息发现杆、能源业务杆、公共安全、智慧交通、智慧照明等集中在一起的产物。有了智慧杆，现代的治理全部实现现代化，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通过这次疫情做数字化，政府最想做的是把流量提上去，我们希望十年以后，中国的流量比OECD国家高一倍。流量是一切的基础，当然我们假设场景已经存在。 所以，中国从制造中心走向创新中心，数字化的转型是未来真正的大考。祝所有人都成为这场大考中的状元。 本文是作者在2020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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