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深圳特区40年，一个字不写，将是永远的遗憾。 其实，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的人，我一直在用脚步和眼睛，丈量和感知深圳的每一次变化，过去十几年，撰写的有关深圳地产、宏观经济、民生的文章，大概有20几篇，都发表在公开的媒体。 但是，面对铺天盖地的评论深圳“四十不惑”、“再出发”之类的网文，我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颇有种“江郎才尽”之感。 深圳40周年，叙事不可谓宏大、主题不可谓恢弘，如何从容地把握在笔尖下，真得很不容易。 企业家（比如“三马”马明哲、马蔚华、马化腾）、科技创新、蛇口、粤海街道等，这些聚光灯下的主题，已经充斥于媒体端。 我只好另辟蹊径，写一写什么地标最能代表深圳吧！ 记得20年前在广州读书时，讨论课上老师提问，最能代表广州的地标是什么？大家一致认为是老广交会馆。 确实，广州以商贸、物流立市，商贸历史可追溯至近代与洋人做生意的“十三洋行”。创办于1957年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 文革期间，我国只有两件事未中断，研制原子弹和举办“广交会”。那么，什么地标最能代表深圳呢？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作为代表城市展馆，深圳最后一个签约。 为什么？因为定什么主题、选什么案例，对深圳主政者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尽管艳羡的深圳地标很多，但如果谈到能代表深圳，任何一处表面上磅礴的建筑，都要在精神内核上暗淡很多。 最后，深圳以“中国梦想试验场”为主题，以《大芬村——一个城中村的再生故事》为案例，全景再现外来人口在深圳的“宜居家园”。 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大芬村，最能展示深圳气质和精神内核。 常被讽为“大粪村”的这个村子，在深圳1800个城中村中并不出奇，但它与达芬奇、梵高、毕加索有很大关系。2004年的纪录片《中国梵高》，第一次让大芬村走进国人视界。 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将商品油画引入这个狭小的客家小村，在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起油画工厂的艺术流水线，接受海外廉价订单，复制和出口西方知名油画，逐渐有了“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名号。 由画工、画师、画廊和画商构建的制售产业链中，上千名画工处于最底端。他们被画廊雇佣或接受画商订单作画，靠的是“走量”，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一幅画只有数十元。 经过层层倒手和漫长运输后，这些画作最终出现在国内和海外各国画廊中。“喜欢画画”、“以画为梦”、“以梦为马”，这是租住在城中村的画工们坚守的最大理由。 临摹复制不是梦想，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拥有自己的画廊和原创艺术才是终极梦想。 试想，在当下大多数人以“生存为上”、“诗和远方留给未来”的残酷境况下，把梦想和生存合二为一，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02 类似于大芬这样的城中村，深圳有很多，如出租车司机集中的石厦村、深大毕业生聚居的桂庙新村、福田CBD白领寄居的新洲村、平民美食向往的上梅林、有“海鲜一条街”之称的湖贝村。 这些城中村有几个特点，首先这是上千万“深漂们”圆梦的应许之地；其次是成本低廉，一个单间的租金低至300-500元，一个盒饭低至6元。这里游荡的人，很多人没有钱，但有梦想。 源自民间、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梦，在深圳最浓，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概率是最大的。 区别于北京、广州的城中村，深圳的城中村还有三个特点。 一是体量很大（占存量住房的51%），与商品房市场并驾齐驱，是深圳民间自发的城市化的产物，硬生生把高房价、高租金（商品房租金）拉下来了。 二是基于地缘、血缘从香港移植来的物业服务，“责任到村（监管）和责任到户（安全）”的自发监管，让深圳城中村居住体面而低廉，还很少发生消防安全事故，让孔雀东南飞绵延40多年而不绝（每年新增50万人口），是新深圳人落脚到扎根的现实保障。 三是有内心认可的归属感。深圳的城中村，大家可以来参观一下，绝非“藏污纳垢”之地，而是能容纳肉身和理想的天作之合。“来了就是深圳人”，彰显了深圳的包容性，也是深圳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要问这个口号怎么落地，大家就来深圳的城中村看一看。下面这张图是福田水围村整治后，打造的一个人才公寓，全国可谓独树一帜。 当下，深圳的原村民，都在按长租公寓的模式来运营城中村，懂得如何通过提高出租屋的体验感，留住租客，捕获楼宇经济的长期价值。 03 深圳城中村是人口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方。 近期，专注于“地铁1公里”研究的DT财经，对上海和深圳所有地铁站辐射圈的人群活跃度进行分析。 空间热力图显示，作为上海宇宙中心的人民广场站，人气活跃度竟被深圳湖贝站秒杀，根源就在于，湖贝站附近的湖贝村，是深圳著名的“城中村”之一，承接了大量的居住人口，周边商业、餐饮、娱乐配套都相对较多。 深圳人口密度比京沪高的多，但深圳没有严重的城市病，通勤时间（30分钟左右）仅为京沪的一半，根源在于点状分布的城中村将城市划成无数组团。深圳房价堪比京沪，但放进城中村房价（包括租金）就低了。 如此，大家都愿意来，来了还能轻松地扎根。每有朋友来深圳，很多会感慨，虽然跟中国很多地方属一个国家，但这个地方人们的想法、行为会有一些不同。 这个不同是骨子里的。改革开放前，国家已走到墙角，无路可走。小平让深圳去闯，让深圳有“冒”的精神、劲头。集体土地上“种房子”，草根发起城市化，这就是“冒”。 草根要打拼、突破，首先选择低成本这个第一要素，早期“村村点火”，有了中国制造，华为、腾讯后来居上，有了深圳创新。没有城中村创造宜居家园，吸引那么多创业者、打拼者薪火相传，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深圳引以为豪的互联网、智能科技创新进入瓶颈期，华为、三星、中兴、比亚迪(行情002594,诊股)等国内外企业外迁，甚至转向印度、越南，意味着竞争转向拼成本。 同时，外围搞技术封锁、围堵，美国搞制造业回流，新兴国家要夺走我们的产业链，我们要激活国内“大循环”。 应对所有这一切，成本高低是重要的考量。未来，不管企业用工还是营商，抑或居民生活，城中村创造出的低成本空间，不仅是未来深圳在竞争上的杀手锏，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实现在科技上突围的助推器。 04 但是，基于所谓“要空间”、“上项目”、“城市形象”之短视，过去十几年深圳在肃杀城中村，这是对城市活力、竞争力的错误解读。 记得2011年深圳大运会期间，国际大体联主席基里安来到深圳，本来被安排住在刚刚开业的深圳地标——京基100朝南的房间，但政府担心他看到城中村，就安排在朝北的房间了，这就是我们深圳对城中村的态度——它是我们的一块伤疤。 2008年启动更新以来，深圳的城中村就不断减少，从2009年到2017年，城中村占存量住房的比重，足足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这段时间也是深圳房价上涨最快的10年。 一方面，城市更新直接推高了更新片区的房价；另一方面，深圳住房自有率不足40%，更新无限制扩张，释放的信号便是驱赶大家买房，想方设法“上车”。 可喜的是，《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2018-2025）》强调，为保留城市发展弹性，将在特定时间内保留一定比例的城中村，合理有序开展深圳城中村更新工作。根据规划，福田、南山、罗湖75%的城中村将纳入综合整治。 保留城中村，既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使然，更是对过去40年，与官方城市化并行的民间自发推动的城市化，在城市治理上的认可，这就是深圳活力的体现，也彰显出，深圳是全国体制成本最低的地方。 近日，深圳住建局张学凡局长公开表态，深圳要学习新加坡，让60%的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目标可以很宏大，但不是喊的越大声，就越能实现。 就目前深圳的开发空间、改造成本、财政实力，靠新增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现实的路径，就是用好这500多万套的城中村住房，让新市民、无房户能享受体面的租住，然后再慢慢实现目标。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你仍然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降低高估值国家和个股的配置比率，增加低估值国家和个股的配置比率，把业绩评估的目光放长远，是很不错的选择。 8月10日，国外财经媒体集中报道了两个数据和一个比率，全球股市总市值经过最近四个月多的反弹，达到了87.83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球2019年底的名义GDP之和87.85万亿美元，也就是全球股市总市值与全球GDP总市值的比率超过了100%。一些媒体就说，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分别是在2008年，2018年和2019年2月，之后股票市场都出现了大跌，言下之意就是接下来股票市场也可能回下跌，重复历史。一些财经媒体还说，2000年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我们发现，全球股市总市值这个数据由彭博公司编制，从2003年9月开始，全球GDP总和这个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如果大家多思考一下这个比率，很快就会发现几个问题： 全球很多国家实际上没有股票市场，按照彭博2016年公布的情况，他们跟踪了68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但世界银行统计了189个国家的GDP，所以这样一个比率并不对等，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含义，只是一个技术指标。 如果仔细观察数据就会发现，其实在2006年1月这个比率就超过100%了，但全球股市是在2007年10月才开始下跌的。 全球股市在2011年和2015年都出现了大幅下跌，但是这个比率在当时都远低于100%。 财经媒体提到这个比率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这个是巴菲特最喜欢的衡量泡沫的指标，来自于他在2001年12月发表在《福布斯》杂志上的一篇重磅文章。但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些财经媒体其实都没有仔细去看巴菲特的原话，所谓巴菲特指标超过100%，股市就有泡沫，完全不是巴菲特的原话。这个错误“以讹传讹“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很有纠正的必要。 巴菲特在《福布斯》杂志上的这篇超长文章的核心是解释为什么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64年到1981年上涨了2.7倍，但同期道琼斯指数只涨了1点，而美国GNP在1981年到1988年只上涨了0.8倍，但同期道琼斯指数却上涨了9.5倍。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各国GNP和GDP的差距很小，各国主要公布GDP，所以用GDP取代GNP是普遍的做法。 大家想一想，中国GDP过去十年高增长，但是A股上证指数过去十年基本没涨，是不是有点类似。将来中国GDP增速肯定会放缓，但是A股也有比较大的可能迎来较大的涨幅，过去我曾经多次解释过背后可能的原因。 巴菲特认为，1964到1981年，美国的利率越来越高，而1981到1988年利率越来越低，是GNP和股市表现不同的主要原因。这一个判断其实放到今天也非常实用，低利率是支撑股市上涨的核心力量，哪怕GNP表现不好。 在这篇非常长的文章结尾，巴菲特展示了一张图，计算了从1924年开始美股市值与GNP之比，他说“这可能是衡量股市在任何特定时刻估值水平的最佳单一指标”：当指标低于70%至80%，那么股市估值处于一个较合理水平，买入股票非常划算，但是，一旦这个指标超过200%，那么买股票就是在玩火。 请注意，巴菲特完全没有提到当指标超过100%时，该不该买入股票，实际上，在这张图里，1924年到1995年，这一比率都低于100%。只有在1995年之后才超过。但是到2000年3月这个比率的最高点，也只有190%。 由此可见，财经媒体把巴菲特衡量泡沫的指标定在100%其实并不符合他本人的原意。从表述来看，巴菲特其实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旦股市估值比率超过70%-80%时，股市被高估，但是泡沫完全可能持续不破，一直冲到接近200%。 1995年到2000年这一段股市泡沫时期，巴菲特的做法并非远离股市，他只是不买科技股，但仍然继续买入价值股。虽然那几年巴菲特持续跑输市场，但2000年泡沫破灭后，他又实现了王者归来。直到2007年，价值股的表现都好过成长股。 如果大家都按照财经媒体的建议，把巴菲特指标达到100%作为卖出的时机，那么很可能会错过投资的好机会。假如我们回到5年前，也就是2015年8月，美股市值除以美国GDP就达到了101%。这里特别告诉大家，美股市值选用的是范围最广的Wilshire 5000股票指数的总市值。三年前这一指标为109%，而现在则是169%。远远超过100%，但是还不到巴菲特说的200%的玩火比率。 在彭博公布的计算里，目前巴菲特比率最高的是中国台湾股市，达到414%，五年前是91%，一年前是104%，如果一年前就离场，恐怕现在感觉会很糟糕。 中国A股市值与GDP的比率，在一年前是117%，但现在反而只有67%。坦率讲，看到这两个数字，我有些怀疑彭博的计算有误。 如果对比巴菲特指标和其他一些常用的估值指标，可能会让大家更加不知所措。比如拿现在主要经济体大盘指数的每股价格除以未来一年预期的每股盈利，也就是前瞻市盈率，来看，现在除了A股和港股的比值低于过去15年的平均值，日本股市略高于平均值以外，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股市市盈率都已经处在过去15年的最高水平，都可能估值过高。但如果用巴菲特指标来衡量，德国、印度都显着低于100%，英国、澳大利亚接近100%。 原本这篇文章并不打算对外发表，但是8月28日，我又看到很多微信圈在传被误读的“巴菲特指标”，提醒投资者留意市场泡沫。虽然是好意，但“以讹传讹”不应该鼓励。 请大家记住，在投资上，没有单一指标是完美的，不要过多依赖听上去似乎最简单的估值指标，要重点关注利率走势和其他基本面指标。要记住巴菲特的智慧，在低利率环境下，即使GDP表现不佳，但股市有可能持续增长，泡沫可能维持的时间超过你的想象。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你仍然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降低高估值国家和个股的配置比率，增加低估值国家和个股的配置比率，把业绩评估的目光放长远，是很不错的选择。
8月22日下午，2020上海财经大学校友高峰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黄奇帆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很高兴今天来到上海财经大学讨论疫情后的世界经济走向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我想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讲疫情下美国目前对中国采取的脱钩措施，面对这些措施我国应该怎么应对，以及我国正在启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 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疫情，这个疫情上半年造成全球1000万人确诊，目前已经将近2500万人。按照这样的增速，估计到年底会达到5000万人确诊。如果今年能够研发出疫苗或者特效药，确诊人数明年可能会有所收敛，逐渐变成疫情后的状态。像蒋传海校长刚才说的，疫苗和特效药有可能研发出来，也可能研发不出来。如果真的研发不出来，那么明年全球确诊的人突破1个亿都是有可能的。此次疫情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已经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甚至会超越1929年到1933年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的整整国际经济10年萧条那场灾难。 疫情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措施 当下美国社会三大特征 PART/01 目前的美国社会有三个特征：一是滞胀，二是民粹主义，三是政客把矛盾集中到中国。 1、滞涨。美国经济的滞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联储无底线、无上限的QE，发放超级贷款，这些都在加速通货膨胀。在这几个月里，美联储超级贷款3万亿，美国政府透支国债3万亿，这6万亿的钱一部分进入疫情下的卫生治理系统，一部分救济疫情影响下的困难群体，但是大部分很难用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就算得到钱也恢复不了生产。这些钱大部分都进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股市，第二就是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不是表现为各种商品，因为在疫情下，其实是通货收缩，经济萎缩，那就表现为贵金属。这几个月黄金的价格，每盎司从一千多美元变成了2000多美元/盎司，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二是失业严重。美国目前失业人群已经突破4000万人次，失业率达到20%，这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三是经济萎缩。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比一季度环比缩水32%，说明整个美国处在严重的经济萎缩之中。一边是通胀一边是收缩，这是世界经济灾难中最糟糕的现象——滞涨。通胀，货币会贬值，至少经济热，失业也不会那多。通缩，经济在萎缩，失业人多，但是货币不贬值。现在则是两种灾难叠加在一起。 2、民粹主义。由于滞涨的状态使得美国社会不安宁，穷人越来越穷，整个社会干柴烈火，左得更左，右的更右，极左极右在民粹主义的思潮下走极端。所以一个警察把黑人打死事件一发生，干柴烈火，美国170多个城市，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两个月的游行示威，打砸抢，社会非常混乱，这是民粹主义的状态。 3、政客把矛盾集中到中国。政客在今年美国的这个状况下，很努力地在做三件事：第一，疫情搞得一塌糊涂，到底谁的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政府胡作非为、无所作为？渎职、卸职造成的？在这个方面政客们便进行甩锅，就说中国病毒，中国造成了他们几百万人确诊，十几万、二十万人死亡等等。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一听就是笑话。但是美国的政客，上到总统，下到各个方面的官员，可以厚着脸皮，堂而皇之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甩锅，希望甩掉自己的责任。第二，几千万人失业，当然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就造谣也罢，出题目也罢，说中国人造成了美国失业，中国的企业抢走了美国的饭碗，造这样的一种舆论，这也是今年甩锅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三，今年又是竞选年，对特朗普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在这个过程中，骂中国，甩锅中国，从中国撤资，或者做各种跟中国有关的话题，转移矛盾，转移责任。通过这样，使得政客们、选民们，方方面面形成一种奇特的舆论或者观念，就变成了只要说中国坏话，选票就会多，民意就会增加。在这个情况下，政客们谁对中国的问题有过之无不及，讲得更极端，谁就更能民情选举当中领先。 这三个特征，就是目前的美国经济社会的状态。 十大脱钩措施 PART/02 在目前美国这三种状态下，几个月以来，美国对中国搞的撤资论、脱钩论，逆全球化的观点、贸易摩擦、贸易战的观点，要比2018年、2019年这两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的各种概念有过之无不及。现在我把这几个月以来美国的议员、国务卿、总统，各种政客讲得跟中国脱钩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可以理出一个系统的美国跟中国脱钩论，这个脱钩论可以归纳出十个方面。当然，这些方面还不是震慑的行动纲领，因为一旦都变成了行动纲领，形成了政府的决议，对全世界作出声明的话，那当然是贸易战、金融战、冷战等等就发生了，那现在还是那么一说，只是这十个方面中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可能有案例已经在行动，但是还没有构成系统的行动。 1、贸易脱钩。表现为不和你做贸易，你想买的我不卖给你，你想卖给我的我也不买。轻一点给你加关税，重一点就是彻底的贸易中断。 2、金融脱钩。让美国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不给中国的企业贷款，不和中国企业发生金融业务关系，不仅贷款中断，保险业务也中断。 3、资本脱钩。资本脱钩，其实是资本市场脱钩。美国几千个股票里有200多个中概股，是在过去20多年陆续上市的，也是美国投行、美国的会计事务所、美国的各种中介机构保荐推上去的，当然符合美国财经的各种政策、制度。但是现在他们是想再造一个为中国上市公司量身定做的制度标准体系，这种标准体系一出来，中概股不符合就必须退市。那么在这个氛围下呢，中国企业如果现在新的企业要到美国上市，其实也是很难了，那么总的是讲资本市场跟中国脱钩，好像中国在美国上市占了美国多少便宜，它不说美国人赚了中国这些企业多少红利。 4、技术脱钩。表现为严禁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制造高科技产品的装备，以及软件、技术、专利都不卖给中国。他们对华为和中兴的措施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迹象。 5、SWIFT脱钩。在设想美国商业银行联合会清算网络把中国的贸易机构、商业银行的业务从这里面断钩。 6、教育脱钩。现在中国在美国有36万研究生、博士生或者本科生、留学生。美国认为学理工科专业（stem），如学技术专业的、工程专业的、数学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是在偷美国的技术，因此在签证等方面对他们进行各种卡壳，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如果毕业以后要在美国工作，今后可能也是非常的艰难。 7、互联网脱钩。上个星期蓬佩奥抛出言论，设想美国和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脱钩。 8、投资脱钩。这个投资不是指金融而是实体经济。美国要求到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也限制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中国工商企业走出去到美国投资，美国加以各种阻挠，收购兼并各方面都不批准，用各种理由拒绝。 9、外汇脱钩。中国香港跟美元是联系汇率，美国扬言要跟香港联系汇率脱钩。这叫莫名其妙，赚了便宜还卖乖。那么我们中国，人民币是我们货币发行的一个锚，是跟外汇一篮子货币有关系的，我们30多万亿的基础货币发行，有20多万亿和外汇储备是关联在一起的，那么它觉得美元要在这里边怎么脱钩？ 10、长臂管辖。表现为对中国的企业或者各种政府的资金，找出理由给你冻结或者罚款。甚至也有美国议员扬言，中国造成了美国疫情，给美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需要中国赔。还有的政客主张把中国的一万多亿美元国债冻结、赖掉等等。 以上十个方面，有五个方面是非金融的，如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教育脱钩、投资脱钩、互联网脱钩。有五个方面是和金融战、汇率战有关的，包括金融脱钩、资本市场脱钩、外汇脱钩、SWIFT脱钩，长臂管辖里的资本债务冻结这一类的脱钩是与金融相关的。 那么大家如果深深一想，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如果真出现了以上10个方面的脱钩，我们中国经济会必然受到巨大的压力。但同时这也将是美国的灾难。所以对这10个方面的脱钩，尽管现在没有真正的发生，只是部分的有发生的迹象，或者有的已经发生，但是毕竟没有系统的、全面的变成政府决断的这种发生，所以真正的贸易战、金融战现在还没有开打。 如何应对十大脱钩措施 PART/03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就是毛主席说的话：“战略上要藐视他，战术上要重视他”。宏观上看，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是毛主席以前说的很浪漫的一句话，战略上就该藐视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十个方面可以分为两类，五个非金融的品种，如果脱钩发生的话，我认为基本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同归于尽。比的是耐力，比的是回旋余地，比的是谁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补上自己的短板，最后在持久战中胜出。 具体的讲，比如说，贸易战无非就是不做生意。我需要的东西你不卖给我，那么技术战无非就是我需要的东西你不卖给我，投资战无非就是明明你到我这儿投资，赚了我的钱，你现在撤资，让我这儿有失业，反正把我需要的东西你断了，那么这些事情无异于都是同归于尽。 比如美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一万几千个，是过去20多年产生的。这些企业在去年整个的在中国市场销售七千亿美元，相当于五万亿人民币，可见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份额。如果真的全部撤资停产，中国市场少了五万亿销售值，当然会有一批工人下岗，税收也会减少，GDP也会负增长，对我们当然是一个灾难。 但是反过来想，美国几千个外资企业，二十多年里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7000亿美元，有500亿美元的利润，销售利润率是7%左右，应该说效益各方面都比较好。让他们撤资，丢掉7000亿美元市场，去掉500亿美元的利润，企业家听政客的还是听市场的？企业家的国王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家们是要为董事会服务，为股东服务，为10年、20年100年的企业长盛不衰而服务的，不会为8年10年换届就走掉的政客服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相信美国政客真能逼得美国7000亿美资在中国撤资。 比如说通用汽车，90年代在上海跟上海汽车公司合资。通用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汽车公司，每年总生产800多万辆企业，如果中国的300万辆不算，它再也找不到每年300万辆的销售市场，立马就是第二流中后边的汽车公司。所以，不管是撤资还是中断贸易，其实是做不成的。 包括技术脱钩也是一样。从技术的角度讲，就讲芯片，全世界去年生产5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采购进口3000亿美元。这3000亿美元芯片有1000多亿美元是美国7个芯片企业提供的，所以美国这些芯片企业百分之六七十的销售量是在中国。如果全部脱钩，要不了三年，高通、英特尔都会倒闭。这句话不是我们主观上咒他们，而是美国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4月份的一篇文章就分析了美国7家芯片企业得出的结论。 波士顿咨询公司分析说，如果中国的这一千几百亿的市场一旦放弃，要不了三年，中国自己的企业，以及欧洲、亚洲、日本、韩国的企业就会70%的覆盖掉美国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那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哪怕再想恢复回来，也就只能在中国占领30%的部分，相当于说，它原来的70%的市场份额就没了。同时，在这两三年里，由于丢掉了一千几百亿美元的这个市场空间，而集成电路的折旧是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折旧，一般四到五年，三到四年就会折旧，就要重新来一遍。也就是说，它只有规模效益下才会把这个折旧平衡，没有规模效益的市场订单，它资本折旧折不了，它就会亏损，一旦进入亏损，它再要搞第二代、第三代的集成电路，摩尔定律，每隔30年就翻一个新产品出来，那么它就没有力量开发，它会进入螺旋形的萎缩，最后趋于死亡。 这个话不仅是波士顿咨询这么说，其实包括高通的老总们自己都有这个判断。所以，美国一旦宣布芯片的相关政策，第一，有那么三个月、四个月的缓和期，到了这三四个月要到期的时候，这些企业都上书给他们政府，要他们政府改变。所以，事实上，最近九月一号以后，对华为的这个隔离或者说脱钩的概念要实施到位了，最近我们看到新闻，高通他们又在策划美国政府进行政策松动。芯片企业的国王不是特朗普，而是市场，是订单。 所以说，非金融的那五个方面的措施，对我们中国一旦实施，的确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同时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市场也会有巨大的反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用害怕，真要发生鸡飞蛋打，就要看谁更有耐力、谁更有回旋余地，看谁更有能力集中力量补齐短板，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另外五个金融的措施。 大家有时候一想到金融上搞金融战，觉得比技术战、贸易战更恐怖，觉得金融战美国人称王称霸，觉得金融战一搞起来，中国会比技术战还要严重的损伤，而且美国一定会赢。我恰恰认为，这五个金融战一旦展开，对美国来说都是自杀性的，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的措施。 比如说，如果美国金融，保险、银行不跟中国企业做生意，美国的银行资金来源，央行给的各种资金来源几乎是零利息，然后在充分的QE的背景下，资金来源极其广阔。这个资金来源要到美国实体经济，不管是疫情还是别的情况，资金是饱和的，需求并不大。美国股市已经炒到28000，真到38000再进去都是会套死的。所以这会儿资金最好的去的地方，一个避难的地方，一个有欣欣向荣增长的地方就是中国市场。 所以我们国务院上个月让中国的金融、保险、证券、信托、基金、银行、股权限制放开，独资控股都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放开，营业范围的活动量都放开。这个措施一出来，今年其实美资企业，不管是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还是高盛、花旗，就这些金融机构在我国各地申请注册的资本金至少增加了70多亿美元。我可能了解得还不全，至少是我在五六月份了解到的。这六七十亿美元还只是资本金，金融资本金变成金融的量是可以放大10倍，那就是七八百亿。这还是刚开始，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哪怕增加1个百分点，就是不得了的蓝色海洋。中国整个有300万亿的金融资产，外资占中国金融资产只有1.8%，2%不到。如果加一个点，就是3万亿，加10个点30万亿，如果十几年以后中国外资金融资产从现在的1.8变成10%，或者15%，这个不会给我们中国金融带来不安全。如果有百分之十几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这里面不占比例，都听特朗普的撤资脱钩，那不就莫名其妙，我根本不相信华尔街的老板会跟着特朗普的做法跟进。所以，真要脱钩，丢弃市场，而且恰恰对我们没有损伤的，比物资上的脱钩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他其实就是自损两千，杀我们一千都杀不了。 资本市场脱钩也是一样。资本市场的确很重要，但是200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真要脱了钩，如果有100个回到中国上海、深圳，有50个回到香港，还有50个转到欧洲去上市，资本的钱都是一样的，管你是欧元还是美元还是其他元，总之对企业发展它就是个钱，对企业发展的其他的机构没有什么变化的，反过来还繁荣了中国资本市场。所以，若是脱钩了，我不认为对我们有多大的冲击，反倒会给美国资本市场造成损失。因为中国这200家美国上市企业，占美国30万亿美元的市值股市里只占1/6，只占5万亿左右，但是恰恰它们的交易量、效益、增长率是美国现在这3000多个股票里集中度比较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是资本市场脱钩，美国资本市场丢掉一块肥肉，丢掉一个有增长的市场。 再比如SWIFT脱钩，听起来很恐怖，但SWIFT也就存在于世界70年，但人类1000年前做贸易也有支付，100年前也有支付，没有SWIFT的时候世界照样在做贸易，也在走全球化。SWIFT当然一万多个商业银行的联合会有它的方便性。但仔细想，任何贸易总是，只要互相有合同，有贸易，就要支付。这个支付，如果有便捷的网络，一秒钟就付完当然好。没有便捷网络，拎着一个个皮包，直接现金付钱也是做生意。那么现在SWIFT若是把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出口国家中国除名，自然丢掉了一个重要的市场份额。反过来，我们国家要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不方便了，但是还是会有通道的。我国人民银行2012年搞的cips网络，现在也有40多个国家，800多个商业银行在网络里。作为一个备胎，也作为一个SWIFT的尊重，我们不好意思也不可能还在SWIFT的网络里进行活动的时候，推出一个另外的网络。因为我们也是这个SWIFT网的一个主人，一起活动的成员。但是你如果把我国脱钩了，那我国推出那个网络依然是有效的。而且SWIFT的网络已经70多年，整个网络体系总体上设备陈旧，误差率也比较大，效率比较低，况且里面还有莫名其妙的信息追踪。美国的长臂管辖主要是通过SWIFT网络收集全世界各个国家企业贸易或者各种隐私的内容。我们现在的网络跟区块链连在一起，还就是个公平公正，更有效率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都觉得美国若真的采取这样的措施，形同自杀，也不用太担心。 再说到港币。因为我们实施了《国家安全法》，美国为了表示抗议或者是表示不满，扬言要对香港制裁，其中包括美元跟港币脱钩。其实美元跟港币没有什么好脱钩的，本来港币100年都是跟英镑挂钩的，1984年才跟美元挂钩，若真要脱钩了，港币不会跨的。我们每发7.8元港币，要放1美元。香港如果1年有1万亿货币印发的话，拿着这1万亿的港币，要相应的等比例的联系汇率1比7.8，要把美元放着，香港政府是在帮美元赚造币税，香港的这个造币税不能用，全都换成美元不能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明明是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好像我们要求美国，没这回事。所以我自己感觉，金融领域这些事，仔细分析，只要发生对我们都是常规状态的一个颠覆，必然带来混乱，带来困难，但是这种混乱困难不是致命的，是可以补救的。 我们补救的过程，美国却丢掉了金融市场，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从这个意义上我做这个分析也不是盲目乐观，我们稍微深入想一下毛主席的那句话：“战略上藐视他”，别太紧张是很客观的，但是另一方面“战术上要重视他”，怎么重视？就是我们国家现在采取的对付美国贸易战、贸易摩擦的方针原则，四句话，32个字。 一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尽管这十个方面都是那么一说，但是也要高度重视。尽管现在是选战之前，有时候有个侥幸心理，选举完了，这些东西就抛在后边没有了，或者换一个总统这个情况会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要重视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如果这十条都发生了，我们要有所准备。 二是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三是守住底线，灵活应对； 第四抓住关键，补齐短板。 也就是说，这个四句话其实是战术上高度重视，然后按这四个原则来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战略 新的发展战略是必由之路 PART/01 这个战略就是总书记在5月下旬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提出这个战略不仅仅是面对疫情全球产业链支离破碎现状，我们不得已来搞一个内循环，也不是美国人跟我们脱钩，倒逼我们搞内循环。总书记这一段话指出了中国今后5年“十四五”、15年到2035年在更长的时间到2050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今后的二三十年的强国之路，这个大循环政策、双循环政策是一个强国战略，是我们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路径。 讲到这，首先要讲一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的战略应该是以外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也是双循环，但是这个双循环里以大进大出的外循环为主体。这个战略是在1986年正式由党中央国务院把它确定下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在80年代我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劳动积极性巨大的释放，形成大量的农民，农村里多余劳动力转到沿海就业。沿海地区就形成了相当多的比较廉价的、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这样就可以搞大量的出口竞争。 2、我们国家80年代初期，不管是政府还是国有企业，还是民间的企业，总的财力薄弱，资本金薄弱，缺资金，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引进外资，通过引进外资，带来资本，也带来一定的技术，带来产品，带来市场。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资本大量的引进，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必然选择。 3、我们沿海地区先行开放，这个沿海地区先行开放政策有利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发展，不管是5个特区，还是15个沿海经济开发城市，还是27个沿海开发区，都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4、八九十年代直到2007年之前，这20多年，欧美市场总体是向上的，对我们这些国家的产品需求不断增长，同时他们也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的产业转移到亚洲等世界其他地方，那么这也就有个大形势、大市场的一个结合。 由于这四方面原因，就形成沿海地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制造业。由于这个的战略的提出，外循环为主体的开放战略提出，推动中国经济比较好的发展。在80年代初，中国GDP总量非常小，封闭里产生了中国经济进出口几乎是0，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进出口量占GDP的比重5%左右，大进大出外循环搞了20多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外循环比重到了64%，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当年的GDP64%，是世界外向度最高的。日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也是外向度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达到40%—50%。到2009年，中国的GDP赶上了日本，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同时我们的工业产值进入到世界第一。同时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在2011年也成了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过程，也是外向型经济产生的一个结果。 2008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在那个当口，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或者外向度经济发展的最充分的时候，也同时出现了5种不适应、不适合再搞外向型的压力。 1、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的经济受到重创，欧美国家各个方面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进口需求订单各个方面都在萎缩缩减。而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如果我国还是高歌猛进的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占领更多的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压力增大。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不是暂时的，而是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到了天花板，危机之后增速稳步下降已成定局。 2、也是在这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也好，逆全球化也好，反正其他国家跟我国贸易摩擦增多，打贸易官司的事情就多了。就从我国成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国以后，有研究显示，2006—2009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占全球的比率超过了35%，2015年这一比例仍然维持在31%左右。从反倾销最终实施的结果来看，1995—2015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件，占世界总数的25%，也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比例和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贸易摩擦是正常WTO中的纠纷案，跟中美贸易摩擦，美国颠三倒四的跟我国挑衅、打压是另外一回事。 3、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出现了逆转。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每年退休1500万，新增的劳动力包括农村转移过来的，一年是1200多万，每年少了200多万。这个六七年其实要少了1000多万人，但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多，也就在这个六七年里，我们GDP从11%降到了6%，降了5点几个点。一个点拉动200万，这样下来就减少1000多万的需求，本身就说明劳动力因素多么至关重要，这对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各方面都有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价格也是翻了一番。 4、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 5、生态环保要求越来越高。 面对这五个方面再加其他的影响，中央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的调控措施，使我们外向度极高的外循环开始跟内循环结合在一起，开始增加内循环的比例。到2019年，我们100万亿的GDP，46000亿美元（30多万亿人民币）的进出口，相当于CDP的32%。2006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外向度从64%降到32%，不管是因为国际因素给我们倒逼的压力，还是我们中央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我们外向度降了下来。 所以，大家要明白，外循环转为内循环，并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的已经在调整。在今年的疫情下，现在正式把它提出来作为以后强国战略、发展战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是我们在美国贸易摩擦脱钩论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想把这个观点说明一下：这一战略，第一它不是突发的，第二它有内在的原因，第三外向型战略并不是唯一的强国战略。外向型战略使国家经济从小到大，从穷到富，它会起到作用，但是所有的世界强国都不是靠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全世界G20，所有比较强的国家，它的进出口总量占这个国家的GDP大多只有20%到25%。可见，外向型是小头，强国75%到80%是内循环产生的经济强盛，才是真正的强盛。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做出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非常有前瞻性的，是我们国家的强国之路。 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相支持的战略之重要意义 PART/02 1、从工业的产值角度讲，大进大出的工业，100亿产值一般只有10%到12%的增加值，因为它带动的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全是外边进来的，是带动外国人的零部件、劳动力以及零部件的利润、税收都是在外国。我们只是浩浩荡荡运来表现为进口，加工完了之后出口，出口听起来量很大，但带动GDP、税收、劳动力和企业的效率并不高。但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同样是进出口的，并不是闭门造车跟国际脱钩，并不是两头在内，而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形成国内的一个产业链的集群，上中下游产业链的集群，这个时候同样100亿出口可能是30%到35%的增加值，效益高这是不言而喻的情况。 2、内循环为主体、又是开放的双循环的产业系统，对国家经济安全当然是很重要的。比如，就产业链而言，疫情下，许多地方产品市场是有的，但是供应他的零部件，如果1000个零部件少供应10个，这个产业就瘫痪，产品就做不出来。中国有五个城市，苏州、深圳、重庆、成都、郑州，都是中国这20年电子产品产业链集群，60%到70%，甚至80%本地化。它这个本地化不是大而全、小而全，并不是本地企业、国内企业自己干起来，还是全世界的企业，1000个可能有800个是外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不管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都在一个地区形成集群，我们叫水平分工下的开放，垂直整合的集约。在疫情下，这四五个地方，不仅订单没有萎缩，而且逆势而上，许多产品40%—50%的增长。 你问为什么他们今年四五月份有40%—50%的订单增长，说起来很简单，他说我们的老板在这儿开了厂，然后在欧洲也有厂，在巴西也有厂，现在那边因为疫情都停产了，但是市场这个订单还是需要的。特别电子产品，大家宅在家里，这些笔记本电脑、手机都还是需要的，那么外边做不出来，把订单甩到我这儿，我这儿也不要增加新的设备，就是加班加点，“5+2、白加黑”，订单就上来了。 讲这些就说明这个产业链集群是有它的安全性的。 再放大一点，我国工业系统现在一年要用6.5亿吨原油，本国只能生产2亿吨，我们能源的外向度、依存度达到70%。今后我国能源需求增长不可遏止，再过十几年，如果中国需要从6.5亿变成8.5亿吨原油，中国自己产生的原油就有2亿吨，这个时候90%外向度，人家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卡你一下，我们半条命就没有了，这比芯片脱钩严重100倍。在这个意义上，能源增长不可遏止，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这样的原油的外向度，是不是国内的页岩气，现在200亿方，是否加个零变2000亿方？如果有两千几百亿方页岩气，就相当于两亿吨的原油能量。 另外，我们中国有50亿吨煤的开采能力，实际只生产38亿吨。如果多生产10亿吨煤来替代石油，4.5亿吨煤就能转化为1亿吨油，10亿吨煤相当于2亿多吨的油，煤炭不能做燃料，燃烧有污染，但是把煤做成煤化工，把这个做起来就可以替代少增长进口2亿吨的需求。如果10年以后中国还是6点几亿吨原油，还保留我们的能源进口4亿多吨的状态，但是总的能源量，因为煤炭的替代，因为页岩气的替代，我们会安全得多。所以内循环下，国家经济安全把命运掌在自己手里很重要。 3、内循环下会更注重科研开发，注重独立自主的关键环节的发明创造。在外循环体系里普遍有一个概念，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反正市场优化配置，听起来好象非常浪漫的、理想的，没有任何政治和国家之间利益的冲击，完全按照市场，有钱就可以买买买。在外循环体系里，这样的思维方式比比皆是，所以就会对国内的研发重视度不够。 那么我们在内循环体系里，大家一定会明白，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所以会重视创新。创新就是内循环的立身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研技术是产业链当中的核心环节，加大创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各方面都会发展起来。 4、内循环才会使我们中国的要素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在外循环下，我们的商品市场是发展了，全世界商品都在中国转，所以商品定价由市场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97%商品的定价是由政府定价。现在我们97%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不管是土地市场、资本市场，还是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数据市场各种要素市场，包括石油能源期货市场，说白了，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有障碍。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政府说了算，要素市场的价格百分之七八十政府定价，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到位，这是外循环必然的结果。 在内循环体系下，中国的要素市场一定会出现真正的畅通循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由市场来配置。中央今年4月份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素市场一旦启动，一旦市场配置，国家不需要出钱，这个机制一转，每个要素市场至少一年多一到两万亿的红利，或者叫GDP，或者是税收，或者是老百姓收入，总之，额外的增加一到两万亿。 中央提的五大要素市场，我们算过，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数据市场，每个市场真正的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到位都会有1点几万亿到2万亿的红利，五个市场加起来一年六七万亿，十年六七十万亿，30年200万亿，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真要有200万亿内循环的这笔钱出来，我们哪怕实体经济中，这儿有破产，那儿有产能过剩，那儿有坏账，假如一年产生的这些坏账被要素市场的利润一裹挟，进出相抵，国家经济会更充分的发展。所以，我对这个要素市场的理解，我看到的就是钱钱钱，而且是不言而喻的。 就像我们农村联产承包制，这么一搞，农村一年多一万多亿。联产承包以前，中国差不多八九亿农民搞粮食，每年就是两三千亿斤粮，承包以后，每年产粮一万多亿斤，每斤按1元钱计算，是不是就多了一万多亿的钱。城市土地批租1990年一搞，30年时间，城市土地批租48万亿人民币，那么政府收进48万亿就搞了城市化改造，轰轰烈烈的中国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就靠这笔钱。中国财政从来是吃饭财政，今天也是吃饭财政，是没有钱拿来搞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就是土地批租出来的。没有土地批租的话，这个钱看不到，有了这个土地批租，政府多了48万亿，房产商们除了付近50万亿的钱买地，然后投入100万亿造了房子并卖掉。现在这些房子值400万亿，这个当中成本150万亿。所以总的来说市场化会涨钱。在这个意义上内循环一定是市场化的内循环，是我们要素市场的内循环。 5、内循环当然是更高层次开放的内循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我们能够开放得更好，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内循环的市场，当我们内循环搞好了，市场生生不息的潜力挖掘出来，中国就会有更大的进口市场。进口多了，我们对世界商品有定价权；进口多了，我们可以用人民币来支付。大家知道，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靠出口，绝不是出口创汇然后有两万亿、三万亿、四万亿美元，因为我们家里美元多、黄金多，所以我们的人民币值钱。这是一种说法，但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不是靠出口创汇，出口创汇还是在承认美元外汇的神圣。人民币的神圣、国际化是通过不断地进口，进口多了以后我们有商品定价权，进口多了以后我们就直接支付人民币，人民币是在支付进口商品钱的过程中，人民币出去了，国际化。人民币的造币税是通过进口外国商品，支付了人民币，造币税也就这么来了。 总而言之，国家在开放当中，内循环会不但有助于国家开放，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也是在内循环中实现的。我们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在这个内循环中形成的，我们国家也就让整个世界跟我们脱不了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想到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多么的英明伟大，提出的战略为我们二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强国之路。 五个不变趋势 最后，我要说一些结论性的话。疫情下美国政客甩锅或者抛出来的观点，说全球化要终止等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我是完全赞成刚才蒋传海校长说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不可阻挡的，某一时期某一个阶段来讲，有脱钩、有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整体上是挡不住的。疫情后，在中国内循环的体系推动下，我们会看到五个趋势不变。 1、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但是全球化的结构会发展变化，美国作为霸主一国独大，统领全球化的这种状态会变成多极化的全球化，美国、欧洲、中国是一极，俄罗斯、日本、英国也都可以在某些方面构成一极，最终多极化的全球化会出现。 2、世界经济东移亚洲这个趋势不会变。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的比重，从1970年的17%，到80年代的20%，到现在的36%，每十年涨四个百分点。今后30年还会继续涨十几个点，最终2050年世界经济总量的50%是亚洲贡献的。之所以这样，当然因为中国的比重增加了，因为上世纪80年年代中国只占1%，亚洲占20%，现在亚洲占36%，中国从1变成16，所以这个比重就上来了。 3、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经济从衰退中重新振兴这个趋势不会变。工业革命从来是让人类让社会经济摆脱困境的一个颠覆性的手段，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恰恰中国是引领者之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中国没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中国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不是引领者，但我们改革开放跟进了，也因此我们发展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与美国、欧洲共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而不简单是跟进者，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趋势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利。 4、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 5、因为中国搞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中国巨大的内在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引领世界经济做出更多贡献这个趋势不会变。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的30%，今后我们增长的比例不会像以前那样10%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哪怕是4%到5%的增长，因为我们基数大了，所以我们可能每年的增长量还是全球经济总增长量的30%，因此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这个趋势不会变。 有这5个趋势不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经济学家圈：如何理解现在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何现在提出？ 李稻葵：其实这个概念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至少我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提这个想法。也许我们用的不是“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个词，但是是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中国经济形势经过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年以及之后的几个调整，到现在我们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重大的变化，从量上说，就是我们现在对外的依赖度已经大大下降了。 讲一个数字，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年，粗略地说，我们每100块钱的GDP中，有35块是出口。为了这35块钱的出口我们又进口了25块钱，那么我们的净出口是10块钱，也就是10%。现在这个数字到了什么水平呢？去年一年，2019年我们基本是平衡了，净出口大约是1%，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每100块钱的GDP对应的是17块钱的出口，16块钱多一点的进口。所以现在不能说中国经济还是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这是一个最粗浅的、最直观的现象。 再往深层次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其他两个方面也是下降的。比如说一个是外资，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常年是保持在1200-1400亿美元这个水平，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的GDP是14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到GDP的1%左右。几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左右。 再讲一个更深层次的例子，过去我们加入WTO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用市场换技术。技术层面，我们是靠大量地出让市场，来说我们来和你们合资，一起来做。典型的例子是，华晨宝马，宝马持股50%，华晨50%，那么华晨帮助宝马克服一些当地市场的困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华晨宝马和宝马公司一起去寻找零配件，再帮助中国的零配件厂发展起来了。宝马的技术部分转给了华晨、转给了零配件厂，从生产椅子、到生产保险杠、到生产发动机的仪表盘，全都是国产化了。 就是我们在经过金融危机之后的这十几年，中国经济在不断的调整：在市场、资本和技术上我们对外依存度都下降了，这是一个本来的趋势。那么在新冠危机之后，这个趋势又得到了加强。因为新冠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国家，进一步加快了他们去中国化的步伐。他们到处都讲，他们的生产链不能单依靠某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他们到处都讲，中国的生产现在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多元化，而且还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关税，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外的这些主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他的逆全球化也好，他要搞自己经济相对的独立性也好，出于各种考虑，都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靠中国的市场。所以新冠危机爆发以后，在未来的这十年，我们想用国外的市场、资本、技术，这在客观上讲，这种可能性大大地下降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必须得提，就是可见的未来5-10年，全球经济恐怕是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不到10年之内，两场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是目前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全球经济恐怕很难再回到过去的十年和二十年的高增长时代。 总结来说：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大了。我们现在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16%，我这个是按照目前的市场汇率算的，如果按照我们的物价算的话，可能得22%-23%，而十几年前是8%都不到。现在光靠外面的市场，我们吃不饱了。 第二个因素，是国外对我们猜疑了，不愿意搞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愿意在很多方面跟我们深度合作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在未来十年将会放缓，它也拉不动我们了。 这三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过去的十年中在不断推进，只不过这个疫情让它变得更为鲜明、突出，让大家都觉醒了。 那么内循环，它的内涵是三个要求： 第一，市场主要靠自己； 第二，资本主要靠自己，我指的资本主要是说，未来我们的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可能未来要想方设法放到香港、上海A股或者深圳上市； 第三，科技，更多的科学技术、商业创新得靠自己。 三方面逐步要靠自己。 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外循环，绝对不能放弃对外开放。 如果说国内经济内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量，那么外循环是支撑我们增长的质。质跟量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地扩大我们的市场，关起门来。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走出去，我们的技术不跟人家PK，我们不去跟别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那中国经济很多方面发展的质量会打折扣。 经济学家圈：要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稻葵：我认为要在三个方面突破。 第一个就是要释放潜在的，我们国内的市场需求。 第二件事情，就是科技方面，一定要抓住未来十年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未来的十年，我们会进入到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峰期，一定要在若干方面能够做到全球领跑。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资金循环要做得更好。 展开来讲的话，什么叫释放需求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需求还是有的。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们“10+4”的问题。 我们还有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这十亿人口中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高铁、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甚至没有取暖的暖气。这十亿人，要让他们的需求上升，就是要城镇化。有些进了城的，但是还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要把他们迎进来、安顿下来，让他们真正的在城里扎根，让他们在农村的那些地，宅基地也好、承包地也好，要长期的稳定的租出去。现在不能卖，但是租出去。让他安安心心在城里生活，在城市为家。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是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这四亿人口，他们现在也还有需求没有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有要求，但是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完成，因此他们不敢花钱，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基本住房——有些人还没有合适的房子。所以这几个方面，对应四亿人口，公共政策必须发力，必须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比如说拿教育为例，政府应该兜底，应该尽快普及十二年的义务教育，保证四亿人口对应的孩子们，最起码能够高中毕业，能够有一技所长。因为就算他上不了大学，他也应该有比较好的技能，应该今后能够做一个技工，有一个上升的通道，跟德国人似的，德国技工的工资也很高的，生活也很好的。 医疗也是，就是有些摊上大病了，比方说透析那种东西，万一真得了那个病，至少有一部分费用，政府来出。这些逐步逐步的，不是一步到位啊，但应该可以逐步来解决了。 基本住房也是，如果有人暂时在城里买不起房，比方说北漂的，政府可以修一点平租房。以北京为例，五十平米，一个月三千块钱——当然要严格控制啊，不能说高收入人去占那个便宜，把它稳定住。 还有基本养老，如果实在老无所依的，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基本的设施。 所以这些方面，我想未来十年，得发力。如果这方面能发力的话，很多中等收入人群就愿意花钱了。所以这是释放需求，是内循环的第一件事。 再补充一点，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不能搞地方割据。现在地方割据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北京现在的出租车还是以北京现代为主，上海的还是以上海大众为主，重庆还是以长安为主。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打通，打成一片，这个也是要改革的。怎么改革呢，我们最近搞了一个研究，就是要把地方政府的激励要调整过来。地方政府的激励现在是抓生产、抓税收，因为地方政府最愿意干的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投一笔钱，花二十个亿、五十个亿，把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工厂给拉过来，它指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未来能够给它交税，同时产生GDP，这是最典型的玩法。比如京东方，那个做电视屏的，在重庆、合肥都投资了，把京东方拉过去。或者弄一个江淮大众，搞个生产线，然后就交税了。所以现在各级政府抓的是生产，谁也不关心消费。各地政府希望生产在我这个地方，消费在别的地方，是重商主义的。你看汽车，连续两年负增长，地方政府不愿意管这个事，只愿意生产。以后应该是哪个地方消费，那么税收就归哪个政府，这样地方政府才愿意去抓市场、抓消费。 内循环的第二件事呢，是资金也要循环起来。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有了钱，我们想投资于国内的股票。但是国内的都不是最好的上市公司，至少不全。你看腾讯、京东最近都创了新高，但都不在我们A股上。腾讯在香港，京东在美国，都跟我们关系不大。当然我们贡献的是腾讯的流量，我们贡献的是京东实打实的GMV——它的总销量，但是我们养活了华尔街的投资者。大部分投资者都还是在境外，当然也有境内的一部分走出国的，但这没有形成闭环。再比方说，我们的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的Naspers（南非报业），阿里第一大股东还是孙正义，这不太对。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应该至少能够做到，我们百姓养活的企业，它的投资回报应该能够回到我们的百姓的腰包。这需要资本市场的大力改革。 第三件事，就是科技。 我刚才反复地讲，我们的科技在一些制高点上一定要站住。比方说人工智能，互联网的深入应用，还有生命科学。还有就是量子计算，量子计算现在据我调研，咱们跟美国还是差一点，但是差的不是太远，还是有可能赶上去的。 经济学家圈：中美争议加剧，中美会脱钩吗？应该如何理解并应对目前的国际形势？ 李稻葵：中美的关系用脱钩也好，用继续合作也好，这些描述都过于简单了。我倒倾向于认为，未来是一个深度博弈的时代，是极其复杂的博弈。 在某些领域，美国人肯定会继续去升级打压中国，尤其是科技方面，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方面，一定会打压的。像华为这种事情还会发生，但是在其它方面可能还有点合作。它是一个波动的深度博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脱钩和不脱钩来分析。因为中美今天的关系和当年美苏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它的交往太多了。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员。中国现在的科技和二战结束时的科技不一样了，二战结束的时候是靠天才，靠几个爱因斯坦、费米，它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但现在的科技是人海战术。今天的科技，我有时候开玩笑，是做饭的技术，是一种实验科学，是千军万马一块反复做饭，看谁做得好、谁吃得好，这是反复尝试。今天这个科学是靠人，所以中国每年培养的将近四百万的工程和自然科学的人才，这个资源美国人也不会放弃的。所以他可能以后对我们顶尖的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会严加防范，也对我们的顶尖科学家、科技公司到美国去访问严加防范。但是我相信美国人不会控制留学生。清华的这些本科毕业生到美国的MIT，那是给教授干活的。没有这些中国学生，美国的很多科学发现都会被拖后腿的。我们一年工科的毕业生是印度加韩国加日本加美国加欧洲之和。所以以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时这个博弈也是极其波动的。我认为最艰苦、最麻烦的是未来的一百天，美国进入大选，特朗普选情告急。就算选举出了结果，如果对特朗普不利，还可能折腾。特朗普可能不认这个选举结果，很可能还会闹到最高法院，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一碰到美国的竞选，双方都很可能拿中国说事。而且美国的“幕后国务院”，或者说“深层外交部”，这个deep state，深不可测呀。美国的外交部、国防部，他们有一帮职业的官僚，你搞不懂他们是怎么一个想法，他们和政治家的想法又可能不一样，可能会浑水摸鱼、甚至制造混乱。 拿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说，在二十年前，1997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了一年研究。当时我就发现，胡佛研究院每年请来做研究的这些学者都有来自国防部、外交部的，而且那时候的研究选题不约而同的都是中国。当时中国还没加入WTO呢，但是那些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中国的政策基础之上的。他们一定是要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做文章，才能够得到个人的职业发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是摩拳擦掌。 未来一百天是非常复杂的，讲的大一点，我在最近一个发言中说：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民族复兴的最关键的十年。因为未来这十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是从来没有那么复杂过的。未来若干年，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有一种焦虑感。他们都认为，时间来不及了，要对中国干点事，再晚就不行了。 经济学家圈：对企业的制裁是本轮争端的一个特点，应该如何应对，您2年前包括提出的反制措施，现在看可行么？ 李稻葵：目前呢，美国方面在关税上对我们已经有制裁了。关税一点儿都没有降，这个呢我们对他也有一定的对等措施。这对双方都不利，但是也没办法，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接受了，都已经割肉了。就像买股票似的，已经是止损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尤其是未来100天，美国方面还有可能搞什么动作。现在中国方面最需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提前跟美国方面打招呼。有些你要制裁我的东西，我都知道；但是我也有杀手锏。提前打招呼，有言在先，双方互相画红线，你别越界，我也别越界。 美国方面最有可能给咱们做文章的，就是芯片。我们芯片对外依赖度是很高的，讲的更细一点，我们对外依赖的芯片主要是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服务器。我们的电脑，Windows以及英特尔联合系统是我们最主要依赖的地方。军事上其实倒不是那么重要。那么美国方面如果在芯片上耍赖——他纯粹是耍赖，因为美国人自己其实并不怎么生产芯片，美国人是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合作。或者反过来讲，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用了部分的美国的技术，同时也把美国的很多公司当成大客户而生产芯片的。美国人有可能耍赖，说你看你这些企业，你的大客户是我，你用的专利是我的，那我不许你们给中国供应芯片，如果你供应的话我就停止你和我的企业有任何的来往。因为美国是霸权，所以一宣布的话，有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去跟着，这就是一种耍赖的游戏。 但是，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们不是说没有对等的工具。我们也有我们的维生素、我们的抗生素——维生素、抗生素，90%以上的原材料是中国生产的。这是事实，你短期内你肯定搞不出来，因为这是发酵的细菌，不像机器你可以搬回去。我们绝对不率先这么干，但是你如果率先耍赖，你胆敢在芯片上你跟我耍赖的话，我们也有反制措施。 所以这就是有言在先，大家都有武器，你也有，我也有。谁也不许动，你要是敢在芯片问题上做文章，就相当于你动了“核武器”了。你把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把我们中国的经济打乱了，就是相当于跟中国的老百姓在粮食问题做文章。那我就不客气，在药品上我也做文章，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圈：有人很担心swift清算系统可能被踢出来，会发生吗？有何应对措施？ 李稻葵：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银行不能够参与这个国际的快速资金转让的系统的话，那么很多国际业务无法开展。那我们很多银行的很多国际交易就停顿了，包括我们一带一路的很多的汇款资金的转账都停顿了。那如果这么干的话，我们给美国方面的定性也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我们这些银行，如果犯了什么规，你调查。但是你不能这么干，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也要找你麻烦。 这些方面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也有武器，但是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看法是要事先沟通，要跟美国商务部、跟美国财政部、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咱们都可以协商、可以谈判，但如果你蛮不讲理的话，我们也可以不惜代价和你玩这个。武器我们肯定是有的，但是一定要定性：你这么干，相当于在经济领域率先使用“核武器”了。现在的经济问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有抓住对方把柄的地方。 经济学家圈：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李稻葵：有三个方面都要突破。 第一，经济方面必须保持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内循环，这个之前已经提到过。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释放我们的内需，建立统一大市场，那么释放内需的一个关键就是提升我们的收入，其中的关键是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化。如果说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十四五期间，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市场需求的释放上来。要去经营和培育我们长期的国内需求，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内循环外循环要配合。要保持一定的量，比如百分之五，但同时也不能没有质。 第二，科技必须要占领若干制高点。因为这一轮很可能是赢者通吃，你如果占不到制高点，那么谁理你呀，别人不可能把技术给你了，人家封锁你还来不及呢。 第三件事情，对于我们经济学有关系，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我们理论和道德的软实力提升。就是基于理论和道理之后，我们一定要有突破。怎么突破呢？一定要想方设法在国际上讲清楚我们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式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是乱来的。对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图要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从来不干预，从来不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这套办法、体制，搞经济让政府跟市场同时发力，让政府成为市场的有机的参与者，这套办法也是合理的，也不是歪门邪道。对于这些做法，我们一定要打破有理讲不出，做了好事还被人骂这种窘况。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下功夫了，这就是软实力。军事上是硬实力，科技是硬实力，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软实力也要提高。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讲好中国理论。 经济学家圈：您一直强调经济学本土化，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 李稻葵：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形，但是无神。 有形无神，如果用戏剧的说法来讲，就是一个戏剧演员，他的形象很漂亮，动作、甚至唱腔都有了，但是他不传神，没走心。说的更严重一点、更具体，就是现在国外一切的工具我们都学会了，国外的一些写文章的形式也有了。比如做双差分啊、随机实验、随机一般均衡，动态随机等等都学的快的很，但是就是没有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底从中国的这个土地上，能创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呢？我们有哪些是讲出来西方人一听，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让他们觉得中国这70年的经济实践，尤其是过去40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但他们有些方面可能没注意到的。 我们缺少的是就是经济学思想，如果光是方法没有思想，那么任何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好，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一个答案的第三条是紧密相关的。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学生做的是非常出色的——考试成绩一下子从D甚至于F提到了A-。但这个学生讲不出来，我为什么能提高，这样别人就老怀疑你抄作业，也怀疑你考试作弊了。我们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个学生考试成绩从F提升变成了A-的这个过程讲清楚。要告诉全世界同行，中国经济这位优秀学生，他过去做对了哪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经济学里以前没有研究过的，或者没有强调过的。那这几件事情，其他学生也可以学。比如非洲，甚至于印度也可以。你如果学会了，你成绩也能从F变成A-。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之后，别人自然就不会指责你在作弊了。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形跟神真正的结合。我自己过去两年一直在跟同事们一起努力，在清华大学成立了这个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我们要干的事就是这件事。我们在国际上搞了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提出应该需要有个分支，就是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和它的行为。不是说把政府从市场中拎出来，去想政府在干坏事，或者是干好事。而是我们把政府就作为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我们来研究他的行为是怎样的，什么时候他可以干好事，什么时候他干的不对，干坏事的话怎么能够把它的激励搞对。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是有心得的，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我们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的道理，而且我们这个经验也能够为人类的其他的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也为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了。 经济学家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 李稻葵：首先互联网会改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我相信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学者一定会用更加精确的数据方法、更加及时地去研究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举例子的话就是疫情期间用腾讯，用阿里的数据来写很快的经济的反应和经济体的运行。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最深层次的一些规律可能不会有重大的影响。深层次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就是人的行为是多个层面的：人有社会行为，有政治行为，也有经济思维和经济行为。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会表现得不一样。你比如说在跟不认识的人，在上班的时候，八小时之内他更多的表现是经济思维，比如他要跟别人谈判、讨价还价；八小时之外，在家庭表现的是一种家庭行为，那他就不谈个人经济利益了；在政治场合呢，他又谈的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影响力、是权利、是尊重。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人的经济行为是基础，人只有满足了经济需求，才会进一步演进到政治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这个规律是没有变的。 但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会影响什么呢？它首先会影响人的行为，人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行为。因为基本的经济生存可能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来了以后，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所以人更多的会表现成一种利他的社会行为，或者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尊重。所以就是说最基本的规律没有变——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动力——这个没有变。但是他在边界可能有所改变，可能他程度有所改变，更多的是考虑的是社会行为了，在社会行为驱动下他有一套新的行为机制。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我们大量的时间用在社交上、在上微信。在微信互联网的交往中，大量的行为是干嘛呢？是在争取或者维持和别人的感情，包括尊重。你给我发一个帖子赞扬我，我开心；但是过一会儿你发个朋友圈我也得点赞你啊。这本身是什么呢？是一个感情的交易。不是经济交易了，不是为了生存，我不玩这个我照样能生存，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会变。 所以我倒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不会改变最根本的经济学的一些规律，但是会让很多非经济的行为进入到我们的社会活动中来，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可能要与时俱进，就是要更多地理解很多社会交往中的非经济行为。我也提醒我同行，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子过多的、过分的用利己主义的，纯粹的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我们必须要开阔眼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学。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恐怕会持续低迷，全球化的领导力进一步下降。必须要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个人的想法，就是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和以前所说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这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理解？ 一、何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 为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想非常快的总结一下后疫情时代全球的整个格局大概是怎样的，我梳理一下可能有三个特点，应该没有争议。 第一、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恐怕会持续低迷，会低迷一段时间，5年也好，10年也好，我说的低迷和报复性的反弹不矛盾，比如明年或者后年，但是未来5年到10年整个全球经济恐怕进入一个经济低迷期，为什么这么讲？08年的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这两次都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主要体现在主要的经济体财政能力大幅度下降，08年之后，很多发达国家，包括德国，宏观经济管理如此之好都出现了连续的增发债券，德国国债券都超过了百分之百，这在20年前都不可想象的，德国人的财政纪律性非常强的。所以，全球范围内，各个主要国家的财力都在下降，更不用说社会矛盾还在加剧，我以前说疫情是个穷人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但不管怎么讲，对政府的公共财政要求都非常高，因此，未来的5到10年一定是各国政府，主要是发达国家，税负要上升，或者未来10年必须多发钞票，多发钞票之后早晚会引发一轮金融的危机。 第二、疫情之后，全球化的领导力进一步下降，注意，不是全球化。过去70年美国是领导全球化的最主要的旗手，但是美国从三个方面讲领导这次全球化的能力都下降，无心无力。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我讲了这个观点，跟国外嘉宾们交流，一是美国经济的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战后的40%，二战占到25%，还在下降，自己的市场规模不大，又下降，怎么说服大家市场彼此都开放，自己的榜样都做不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自己的市场很大，美国人说我对你们开放，当时有讨价还价能力，现在没这个能力了。二是二战结束的时候，包括80年代初，美国在重要领域中科技上是绝对领先的，因此，它不怕开放，越开放越有利于它的科技推广，赢者通吃嘛，现在这个情况没了，最好玩儿的例子是5G，美国没有公司投，任正非说了，你说我偷了美国的技术，你美国没有5G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领先能力下降了。最近刚刚出来的抖音，本质上是个科技战，抖音为什么牛？核心是算法，Facebook都搞不出这个算法，如果微软买了抖音说不定没用，因为算法上买不过去，即便算法买过去了，科技人员买不过去，没有持续研发能力。三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必须有能力搞定国内的利益冲突，必须在国内经济中受益的企业，包括波音公司、微软多交一点税，以此补贴在全球化竞争中受害的一部分人，美国的政府能力在下降，自从里根之后，政府相对的调控能力下降，所以它搞不定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一群人，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华尔街和高科技公司收税收不上来，因此，它补贴不了底特律、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中国能不能补上这一课，坦率地讲，我们还在学习之中，马上让我们弥补美国全球化领导力的真空恐怕还不够，什么时候够了呢？等阳总的雁栖湖论坛能够赶上达沃斯就行了，那个时代会来的，但现在还不够。 第三、科技发展加速，点到为止。 首先是人工智能，这个真的很厉害，自动驾驶已经到2.5了，L2.5的车大家一定要试驾，基本上上高速你不用管它了，自动拐弯，自动刹车，以后咱们开很多会，包括部分的主持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代替，不是全部，美女主持还是挺需要的。抖音为什么厉害？你看什么视频它马上给您推，而且推送的视频比你看的还喜欢，这不就上瘾了吗，Facebook做不到，youtube抖音能让你上瘾，抖音比你自己还知道自己，它引导你的消费。 其次是互联网的深化应用，5G是基础。以后不是人和人交往，是物和物交往，每个楼里都有传感器，这个楼什么地方出问题，什么时候该维修，马上就知道了。 最后是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来了以后，我们很多人可以活很长，不敢讲长生不老，但至少生命会大大延长。这些会带来变化，未来5到10年，恐怕是这些技术飞速发展的时间，注意到没有，中美现在的摩擦越来越走向科技领域的竞争，而不是传统的贸易赤字，现在谈的是抖音、微信，美国这次的来意非常明确。 二、中国经济面临何种挑战 两件事必须干好： 第一，我们的量还要上去，为什么？中国14亿人口基本上分成4+10，4亿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什么叫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有标准，国家统计局不公开讲，有车、有房、有教育、能旅游。有车，说明你基本的生活不缺了，有房子说明你居有定所，心态是稳定的，受过教育水平，说明你的知识水平不错了。能旅游说明工作不是那么紧张，有闲暇时间，这也是很重要的，不是钱多了就进入中等水平了。还有10个亿呢，这10个亿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精准脱贫完成之后，中国经济规模要做大靠这10个亿，这10个亿的人能不能让他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买汽车，第一次买城里的房子，这是中国经济量要做大的要求，这样做不大怎么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现代化水平了呢，进入到高收入发展门槛了呢，我们现在按顺序上看接近12000了，再到两年能到世界银行标准的门槛，所以我们提出翻番，把4个亿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变成8个亿，我算了一下，15年时间差不多，那时候变成8+6，中国经济就很牛了。 第二，质量要提高。我们要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做的跟华为一样，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做的跟抖音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能够领先，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才能上去，这样中国的百姓才不会天天忙活，才不靠流汗而挣钱，要靠动脑筋，要靠科技，靠商业模式去挣钱，这条做不到，中国很难是一个强国，只能是大国。 三、何为内循环 内循环，什么叫内循环？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认为内循环有三个内涵： 第一、必须要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最终需求要上去，最终需求上去以后，能够让国内的市场远远大于国外。中国经济现在部分做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我们的国际贸易量除以GDP是70%，现在是35%，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每100块钱的GDP有9块是贸易顺差，100块的GDP有9块是外国人给咱们的市场，今天基本上接近0了，进出口除以GDP35%，按刚刚的算出口仅占到35%，总进口+出口是一半，17%，毛出口，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韩国、日本买的芯片、原材料加工再出口，我们的附加值大概一半左右，真正现在依赖国外市场的大概是8%左右。国际经济的动荡对我们的冲击直接从需求上讲就是冲击8%这部分，广东、浙江沿海一带，还要进一步增加国内经济的量，增加国内经济的需求，把国外的需求相对的下降。 第二、卯足劲，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举一个例子，电梯咱们到处用，现在小区改造，你知道中国多少家电梯厂吗？600家，天方夜谭，怎么生存，一定是市场割据的，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不可能只有600家，要形成一个国内大市场一定要有不同的企业兼并重组，全国打成一片。这一点要学美国，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一部经济法，后来有个修正案，这个另说，本质上是个经济法，当时美国人搞宪法1789年才弄出来，1776年打独立战争，快要打赢了，这个宪法最根本的是不许各个州设立贸易关卡，美国的法律是靠一个个判案形成的，最高法官厉害，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成，经济发展格局，所以我们要学，打通全国的大市场。举一个小例子，什么时候北京的出租车不是以北汽为主的，以上汽或东风为主，这时候就形成统一大市场了，现在是地方割据化的，上海是上汽，重庆是长安。 第三、科技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这点也非常重要。重要的科技来自自己，而不是国外一卡就完蛋。 四、过往的外循环 以前的外循环是什么？对应这三个内循环内涵，以前的外循环是什么呢？ 一是我们以前的需求靠国外，原料来自于国外，市场来自于国外，我们加工挣点钱。 二是资金来自于国外，外商投资现在很低了，13万亿GDP美元才1300亿，1%的水平，很少了，过去很高，6%。 三是科技来自于国外。我们那时候最喜欢搞合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对于一个公司，对于一个地区，必须有侧重点，内循环和外循环肯定是有矛盾的，不能说两个都要。 五、内外循环的辩证关系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辨证关系呢？我想讲的是内循环和外循环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层面上讲是对立统一的，是不矛盾的，对单个地区、单个企业可能是矛盾的，为什么这么讲？内需是我们提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市场大了，我们的市场占到全球经济的比重，按照购买力评价算20%多，今年有可能还上升一点，基本上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人均GDP到了全球的平均设备，1.1万（美元），相反发达国家是负增长，所以我们占全球1/5的市场，再发展当然靠自己，不能靠境外的市场，所以第一个要求，内循环是我们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动力来源，追求量，内循环给我们量。 六、外循环的作用 外循环干吗呢？外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外循环给我们两件事情： 首先参与国际竞争。比如格力电器要出口，无形中必须要按照国际标准做事，无形中有这个压力，无形中必须要学习。所以，外循环的第一个带来的好处就是学习，强迫我们持续学习。最近我们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经验》，讲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持续的通过对外开放强迫我们学习。这个学习不光是企业家，不光是工人，也包括政府官员，学习最重要，我们为什么过去落后？明初以后不搞国际贸易，搞了海禁，本来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阿拉丁这个名字起得好，地中海一带是人类过去五千年的“剧场”的中心，我不是贬低中国，那是人类最活跃的，阿拉伯、伊拉克、波斯，欧洲打打闹闹，我们相对平静，所以一旦不学习就不能进步，过去五百年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学习，不能关起门来自个儿竞争。 其次能够让我们开始领先的技术向外推广。举一个例子，抖音，抖音是很先进的，它的算法很牛，抖音和今日头条背后都是算法，你可能不喜欢它，但年轻人喜欢，这个技术我们领先，如果抖音不去欧洲、不去美国，就在国内玩儿，很难保持领先，过两天美国人搞出一个自个儿的抖音就把你灭了，所以为了让抖音保持先进，必须出国，美国去不了我们去，去非洲，去东南亚，只有把自己的平台往外扩大才能赢者通吃。 再讲一个例子，自动驾驶，现在全球至少有两大平台，特斯拉和通用搞了一个，奔驰、宝马搞了另外一个，丰田、大众，我们自己的平台呢？如果关起门来搞自动驾驶，自己的平台出不去，早晚会被人灭了。就好像说我们中国人多，全球1/5人口是我们中国人，不用学英语了，讲汉语就行了，这个不对，人再多，关起门来没用，别人照样打你，所以我们中国人再多，讲汉语的人再多，也必须学外语，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外循环根本的要求，强迫你睁开眼睛，这样中国的好东西才能对外推广，好的技术，像抖音、自动驾驶，才能出去，能够推广，最终才能做强做大，要不然再好的玩意儿闷在家里也做烂掉了。 宫保鸡丁好不好吃，中国人做饭牛不牛？牛，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玩儿，至少从商业模式上搞不过麦当劳，反过来把中国的庆丰包子和宫保鸡丁到世界上，品牌不就越来越强了，如果不到国外推广我们的宫保鸡丁，过两天你的孩子都更喜欢麦当劳，下一代都认为麦当劳比宫保鸡丁更有技术含量，这不对，但没办法。所以，总结外循环的两个根本的对经济的提高质的，一是强迫我们学习，睁眼看世界，二是让我们领先的科技能够走向世界，这样才能真正站得住脚，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虚心的向历史学习，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最牛的时候占到全球37%，结果干到最后，只有2%了，越来越落后。平台的作用也是同样的道理，平台学习美国，美国人最善于搞平台，可口可乐、麦当劳、汉堡王、好莱坞都是平台，我们应该向美国人学习，所以说外循环要求我们，美国人越打压我我越要学习你的一些优点，不要以为竞争对手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学习，反过来讲，越是竞争对手，我们越要虚心学习它的优点，保持冷静，才能最后在竞争中、合作中胜出，所以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外循环能够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七、内循环的关键 第一、城镇化是内循环的关键之关键，没有农民进城，光有农民在城里打工，消费怎么能上去呢，农村的家怎么能参与现代经济循环呢？所以城镇化是内循环的根本之根本。 第二、一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要变成普及化，公共服务普及化，现在很多消费上不去，为什么？因为怕生病，怕父母养老出问题，小孩受教育要存钱，基本的社会服务没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不敢买车，不敢改进住房，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政府在基本的社会服务方面要加强。这次疫情出来以后，从核酸检验到住院，政府花了点钱，钱不多，医患关系也搞好了，老百姓也满意了，所以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加强，这条做好了，中等收入人群才敢进一步拿出腰包的钱搞私人消费。 第三、政府官员的激励要改变，改革开放40年最根子上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市场经济是兼容的，他使的劲与市场经济发展是同向的，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案例，比如江南一带，地方政府主动要求很多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改制，很多集体企业的企业家不想改制，地方政府说你不改制以后没有前途，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思想还解放。现在是什么呢？很多地方官员纪律性很强，怕被惩罚，这是好事情，不乱来，党内的纪律检查要求很高，政府的、行政的各种纪律检查要求很高，监察委也成立了，但是没有正向激励，不敢干活了，现在的问题，地方官员的激励一定要补上，现在是空档的。在这个激励里最重要的激励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要从需求扩大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激励，过去我们的激励主要是生产侧的，比如北京曾经有个领导说，我整了半天税收上不去，整了个北汽一下就上去了，跟奔驰一合资税收上去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过去地方官员的主要激励是抓生产抓项目抓投资，但市场在哪里？在国外，我才不管谁消费，北京只管生产汽车，最好周边城市都买北京的车，堵车堵的一塌糊涂跟我没关系。现在要变了，变成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抓本地的收入和消费，税收要变，要从生产侧转向消费侧，要把更多的消费跟消费直接挂钩的税收交由地方政府。 这里有一个小例子，为什么汽车消费上不去？一个简单的道理，汽车购置税将近10%，中央政府收的，各个地方政府谁愿意搞汽车呢？各个地方政府把汽车的配额增加一点，增加的是交通堵塞，交管大队给我找麻烦，税收给了中央，激励不匹配，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汽车购置税交由地方政府，很多的，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有兴趣在合理的管理和发展汽车的消费，才能让地方经济，从生产转向消费。 本文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2020雁栖湖“全球动荡，经济突围”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
今天创业板相当顽强了，几个指数里跌得最少，不到1个百分点，最低跌到2578.39，离上周三的低点只差0.68个点，目前的技术图仍然是一个欲破未破的形势。 今天支撑创业板如此顽强的，主要是前面几位大哥，迈瑞基本面不错，跌到这个份上有点跌不动正常，智飞最近跌得有点残，有中继的意思，东财今天有些意外，因为券商跌得不少，但东财今天很顽强。 我们知道有个定律叫墨菲定律，即事情往往向你所想到的不好的方向发展。现在投资者，应该没有几个不在掂量创业板会不会破位，根据墨菲定律，这样一掂量，大概率会发生。 上周四的文章《弱弱问一句：牛还在不在？》留了几个观察窗口，这周都有一些变化。 一个是8月15日的中美视频会议，关于中美贸易的，8月15日没有举行，被推迟了。但周二晚上“懂帝”说不想跟中国对话，因为XXX原因。市场理解为这个贸易谈判被取消了，再加上另一条消息称美国国务院督促大学捐赠基金剥离其持有的中国股票，于是昨天周三A股开盘就开跌。 因为台风影响，下午1点半港A才恢复互通，然后外资就迫不及待撤了，所以本来反弹的A股，1点半后重新开跌，最终A股收跌，并且几个指数都基本收在当天最低位置上。这段时间创业板本来反弹就弱，昨天一跌，把前面三天的反弹都吃掉了。 今天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盘后商务部称中美双方已商定将于近日举行通话，但具体的日期没有定下来。这个是后续继续要关注的。 第二个是这周一的MLF，央妈的表现有点超预期。周一到期的只有4000亿MLF，这个月还有25号的1500亿到期，央妈图省事，一次性对冲掉了，而且超预期对冲，执行了7000亿，A股反应很正面，周一大涨。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的判断错了，货币政策重新向宽走呢？目前这个还很难见分晓，需要更多的数据来验证。就目前的情况看，央妈此举更像是想缓和政府发债和税期的影响，8月以来，政府累计净融资约9000亿，叠加税期，导致市场流动性有些紧。最近银行间的利率持续上行，国债期货连连下跌，10年期国债收益率重新上3%了。 另外，MLF依然维持原来的利率2.95%，今天的LPR报价继续是不变的，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下降。因此，我个人并不改变之前货币边际收紧的判断。 第三个是注册制的正式登陆，按照过往从申购到上市的日期大概估算，我本来以为会是这周，但这次深交所特别发了公告，计划于8月24日组织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也就是，下周一，我们会迎来新制度。往上可以走20%，往下也可以走20%，这本来是个中性制度，但之前说过，在这个位置，我对新制度偏谨慎。这个下周见了。 这周一因央妈厚爱而大涨，这周三因“懂帝”而大跌，但后来中美谈判继续，那今天跌又为何事呢？ 虽然说为下跌找理由，有些事后诸葛，但聊胜于无。今天下跌，一个是香港的原因，这点不多谈，这些事一直反反复复。还有个原因我觉得更值得注意一下，昨晚的美联储纪要。 如果你早上醒来，打开美指走势，发现美东时间下午2点之后跳涨或者跳跌，那大概率跟美联储有关，因为一般美联储会有些信息在这个时间点发布。昨晚就是如此。 昨天晚上美联储公布了7月的FOMC会议纪要，杀伤力并不是来自美联储对经济判断的悲观预期（美联储官员对经济的判断自疫情以来一直不乐观），而是来自货币政策的一些描述。从会议纪要的表述来看，美联储官员确实认为经济需要更多的刺激，但当前他们并不急于行动了，有种想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感觉。 另外，市场此前一直有预期美联储采用控制收益率曲线这一工具，这个工具一般意味着瞄定利率，可视作一项购买更长期债券的承诺。但从会议纪要来看，他们当前并不觉得这有必要。当然，他们话也没说死，这一工具仍然会是一个选项。 从这个纪要来看，相比前面几个月的果敢，美联储现在开始变得犹豫起来。 在美联储的犹豫之下，一路阴跌不断的美元指数昨晚获得支撑，同一时间点上黄金出现大跌。 当然，美联储的话没有说死，此处还很难说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也出现拐点，向边际收紧去了，但需要留意这一风险。下一次美联储的FOMC会议在美东时间9月15日到16日，这是一个观察窗口。 如果全球央妈就此开始向边际收紧去，往好的说，是经济在向好，往坏的说，是流动性开始收缩，这一组合下，市场并不会崩盘，但分化会非常严重。下图是这一组合下，2016年7月到2018年1月沪深300与创业板的走势，一天堂一地狱。 注意，我此处并不是要唱空创业板，只是用它做一个市梦率的代表。流动性泛滥的时候，我们可以幻想很多大饼，流动性收紧的时候，我们要提高选股的标准。
吴建斌 阳光城集团执行副总裁 “有知识的人很多，但能把知识化成智慧的人并不多，建斌兄算一个。”阳光城创始人林腾蛟如此评价吴建斌。 他踩对人生的每个时点，尽情造梦、追梦、圆梦。从曾经的拓荒少年到如今的地产“老中医”，他从未停止对这个世界以及这个行业的感性观察与理性思考。 日前，在易居沃顿PMBA第9期集修共训课程中，吴建斌分享了他对当下房企投融资方面的洞见，部分精彩观点如下： 1.从七八月份开始，国家针对房地产的所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恢复到今年2月份之前的政策。 2.房价是没有预期的，尤其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 3.房企要分三六九等，优秀的企业继续鼓励，三个指标比较差的企业，融资成本会高，融资的金额可能会少。 4.若账面回款700亿的现金，其中有一半是监管资金，那么这部分钱对企业就没有意义。 5.要想降负债率，就要想尽办法把传统融资额度切分出来，切分到供应链融资。 6.跟投机制是否过时？我认为没有过时，只不过跟投机制需要与时俱进解决大家的具体问题，如果说问题解决好了，这个激励机制发挥的作用依旧很大。 地产财政政策优惠将划上句号 疫情是清晰的黑天鹅事件，今天我们探讨它对房地产金融方面的影响和挑战。 从二月份开始，国家对房地产公司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从财政方面税收、土地款到期等都可以延付3-6个月，如果按照三个月来计算，就是五六月份基本结束，如果是六个月，七八月份基本结束，就是说从这个月开始，政府针对房企短期采取的财政政策优惠基本画上句号，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这就意味着从七八月份开始，国家针对房地产的所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恢复到今年2月份之前的政策。那会是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大家都很清楚，五限政策严格执行，融资不能松，可以说是围追堵截，哪里有漏洞就补哪里。 所以去年很多房地产公司遇到很大的现金流挑战，可以说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难处，小公司有小公司的难处，各有各的难处，表面上挺风光，实际上日子都不好过，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从今年七八月份开始，我们又步入了去年这种状态，可能大家有怀疑，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的感觉，并不是，这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前不久，中央找国内十个城市约谈，因为房价太高了，增长太快了，所以要约谈，这就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 之后又传出了消息，中央金融部门要对房地产公司设置三道指标，根据三道指标的触线情况不同，把房地产企业分为“红橙黄绿”四档： 第一个指标就是负债率，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第二个指标是净负债率大于100%；第三个指标是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 把这三个指标统一打包来看，如果说三个指标都做到了，就是正常的企业，甚至是优秀的企业，如果说三个指标都没达到，都超过了这个要求，就是红的，你的融资下一步是更困难的，如果是黄色是次困难，如果是绿色为正常，如果说最后无色那就是大力支持。 把这个文件再和中央约谈联系起来，传递了两个信息，政府原来在财政金融方面短期应对疫情的政策基本上划句号了，因为房地产市场已经正常了，这是传递的第一个信号。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房企要分三六九等，优秀的企业继续鼓励，三个指标比较差的企业，融资成本会高，融资的金额可能会少，有可能会在很多方面进行管理。 一二线城市招拍挂拿地风险大 既然问题都已经很清楚，接着我们讲如何化解风险，特别是三个指标都比较差的公司面临的融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来解决。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些基本概念，我在多个公开场合讲过，企业管理的核心可能有战略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但核心的核心是财务管理，管理好财务，就像管好人身体上的血液一样，你的血液不通了，这个人可能就会死掉，这就是财务管理做的事情。 财务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现金流管理，现金流管理核心是经营现金流的管理，经营性现金流管理的核心是可以动用的现金流管理。 比如我们卖了一千亿的楼，然后账面上回款率达到了70%，那就是700亿的现金，但是事实上700亿的现金，真正在里面能动用的有多少？能动用一半吗？有一半可能是被监管的，事实上我们在经营活动当中，资金在不断以各种方式进行监管。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资产负债表里面有不少现金，但你要问这些现金是怎么组成的，第一种是监管资金，要把监管资金扣掉，因为这些钱不是你的，你动不了，当我们发生经济危机或者说现金流问题的时候，监管资金是没用的。第二种是一家上市公司在境外有融资，境外表现为存款，境内表现为贷款，因为现在境外融资，大部分钱是融资之后要还贷的，所以报表里会有一笔存款，其实是质押在银行的，这个钱扣掉，才是你可以动用的现金。 简单来说，一家中小企业，账面400亿现金，可能实际能动用的现金只有100亿，另外300亿权益虽是你的，但已经用做别的用途，所以分析下来，经营现金流管理是可移动用的现金流管理。 我特别提醒各位，不管你在哪个部门，我都建议大家多多了解财务，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否则没办法当家。围绕现金流管理要做足功夫，现金流管理由三部分组成：经营现金流、融资现金流、投资现金流。 房地产公司更多的是把经营现金流和投资现金流合并起来看，都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收入有支出，我们希望这个现金流每年都有正数。如果希望改善你的负债率，那经营性现金流收大于支是比较合理的，有了结余，你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刚讲的三大指标一定会有改善。 如果你的经营活动收入100亿，但买地税费等支出花了120亿，意味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负20亿，那么这个缺口怎么解决，就是靠融资解决。 在经营环境好的情况下融资没问题，2015年国家鼓励去库存，当时银行恨不得把钱给你，融资成本很低。过去6个月，国家经济不明，政府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宽松政策，但现在这个阶段过去了，如果继续靠融资补债是很难的。中央政策很清晰，不能把更多资源流向房地产市场。如果哪个城市把实体经济的钱流向房地产市场，那是要问责的。 当财政要收紧融资方面的现金流，那么做增量就变得非常难，如果做存量有借有贷没有问题。但如果说还贷100亿借120亿，多了20亿的增量，那就比较难了。只有增量才能补经营现金流的缺口，如果融资方面没增量，就没法补经营现金流的缺口，怎么办？现金流量表缺了20亿，怎么办？只能少买一块地，加快销售来达到平衡。 一般来讲，经营性现金流与库存促销、应收款催收、监管资金盘活、局部销售正常、线上销售、控制刚性支出等有关，总之就是增加收入。我们重点讲讲库存促销和应收款催收。 库存在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我们从银行借钱，然后买了地，买了地以后建房子，建了房子卖不出去就形成了库存。如果说你能够把库存很好的消化，在房地产市场非常活跃的时候，基本上库存很小，一般是三个月、半年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现在市场库存很多时候都是半年以上甚至几年的库存，这个资金占用是非常亏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融资成本很贵，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基本是10%左右，如果说库存里面有两百亿，占用了两百亿的资产，花了两百亿形成的资产，一年就是二十亿的融资成本，到最后说不定比借的钱还多。所以要把库存早点卖，少借点银行的钱，有些企业账不会算，以为库存一直是资产，但是如果不在账面上表现为现金，实际上没什么意义，因为要承担很多融资成本。 第二个提到应收款催收，这个量往往也是非常大，可能是和合作方合作形成的，也可能是监管资金，也可能是预付形成的应收款，房子建好了，预售证拿到但卖不出去。从经营现金流的角度，要对每个子科目进行研究，怎么把它变成现金，库存怎么促销，应收款怎么催收。一般公司都会成立一个针对库存和应收款的专门催款小组，制定各项激励机制，目的就是想办法把资本衔接。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不奖励不干活了，所以说干脆成立若干个小组，责任到人，然后进行催收处理，出一些专题解决办法，这个事情才可以做。 从投资现金流方面，我们更多讲的是并购，合作的项目，或者说参与一些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这方面是可以盘活的，有些动作可能会加快有些动作要放弃，加快要尽快确权，变成我们确权以后的土地储备，然后进行开发，变成产品卖出去。有些项目太长期会影响我们的现金流，所以我们干脆放弃，选择一些周转比较快的资产上。招拍挂是很快，但国内现在的招拍挂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认为现在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得土地，项目的净利润能够获得5%—8%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公司招拍挂的算账方式都是考虑了预期增长，如果把成本扣掉，哪怕是算出5%-8%的利润，也是亏的，因为我们调控政策没有取消，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但如果把未来市场设置5%-10%的增长预期，那也是不存在，这是在害公司。多留意就会发现，房价是没有预期的，尤其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 多年研究下来，我发现许多企业之前做的预期都没有实现。除非你这个房子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增加了部分的功能，政府认为你增加这个功能是合理的，比如确实有智能化的投入，或者说在环保方面、结构方面有投入，政府才会把这个价加进去，如果说没做新的投入是不会让你加价的。所以我说最近很多公司在招拍挂市场拿的土地是不挣钱的，因为考虑了预期。 如果说疫情结束之后，财政政策、融资政策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中小企业会感觉到比较难受，所以要了解融资工具，当这个融资工具不能用的时候再换一种融资工具，有的时候资金流向房地产不那么直观，但最后还是会留到房地产，这是我的感受。 结果告诉我们，尽管政策很严，尽管中央有明确的政策要求，但是最终很多钱还是流向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是实体经济。房地产具备很多功能，除了居住功能还有投资功能，特别是城镇化之后，老百姓有点钱会先买房子。而且买房子是最简单的动作。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如果经济全垮了，买了房，起码房子还在，只不过价值不同而已。但如果经济垮了，你没买房，那么你将一无所有，这就是房地产的特性。 资产负债表每个科目都可以融资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了解一下融资方面有哪些工具，经过几年的整理，我们把融资工具又进一步划分，大概划分了七类，33种工具。 第一类是房地产基金，房地产基金更多解决的是钱的问题，包括拿地的资金池，股权前融，股权夹层，这是正常的操作。第二类是传统融资，包括土地前融（套壳432、永续债、优先股）并购贷，开发贷；第三类是供应链融资，要想降负债率，就要想尽办法把传统融资额度切分出来，切分到供应链融资。假如有200亿的融资额度，如果是传统融资，就到了有息负债，如果变成供应链融资，就不是有息负债。 第四类是存量资产盘活，包括有产权的停车位收益权抵押融资，无产权停车位使用权转让融资，资产或权益出售融资；第五类是标准化融资，包含海外债/银团，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债券，CMBS、CMBN、内REITs。第六类是资本市场融资；第七类是资金盘活。 建议大家对这些工具有所了解，知道内涵外延，无论怎么监管，大部分工具是可以用的，有些时候一说到银行就想到银行融资，除了银行融资之外还有很多种融资方式，国内资本市场上不了市可以在美国上市。没盈利也可以上市，不一定要盈利才能上市。所以说要对资本市场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关键是商业模式，通过讲故事之后，让资本市场对你很青睐，如果很青睐，亏死都没关系，都可以做融资，所以说33种工具，我建议在座的同学们一个一个去研究，它们的内涵、外延，七大类之间的分别，什么时候用这一类，什么时候用那一类，大多数时间很多方面都是可以融资的。 经过我们过去的实践，实践结果是这样的：传统融资在总融资额里面占了63%，标准化融资占了21%，供应链融资占2%，信用融资占13%，其他的占1%。据此可以反思很多内容，比如传统融资仍然是我们未来融资的关键渠道，这个结论是对的。但在房地产公司里面，万科把融资做得非常极致，供应链融资差不多占到了50%，大家研究一下他们是怎么做供应链融资的，供应链融资是不计有息负债的，有机会做供应链融资的话有息负债的指标就比较好看。 我曾经公开讲过，如果说你是财务主管，你要知道资产负债表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是可以拿来融资的，资产负债表每个科目都是可以融资的，这是我的结论。 城镇化红利依旧还在 当前面临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疫情影响，很重要是中美博弈带来的，从目前来看，大家认为打仗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是两个大国。 但也有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说真打仗了，全球就会进入一个不可控的发展局面，中国经济朝哪去，全球经济朝哪去，没人说的清楚，但最终全球的资产会贬值，这是结果。我相信不会打仗，这是结论。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房地产发展20多年，几个红利基本上结束了。首先，刚需的红利基本结束了，现在平均住房面积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每人7平方米变成现在的每人40平方米，但市场也有不均衡，确实有一些人没有房子住，这是城镇化带来的结果。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做房地产更多是改善型住房，而不是刚性需求。此外，土地的红利结束了，原来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获得便宜的土地，像李嘉诚先生在国内一块地放了十几年，现在把地一卖涨了几十倍，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城镇化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经济学家认为只有50%，国家发布的指标大概是60%，如果以60%对比发达国家平均的70%，那么还有十年，现在的城镇化转化率是比较低的，每年大概转化率是2%—3%，过了70%的转化率之后大概每年0.5%都不到。现在中国城镇化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农村继续向城市集中，哪怕只有0.5%，也有一两千万人对房子有需求。另外一部分就是已经进了城的，还没住上好房子的，那可以归结为改善性需求，但是同时也是城镇化的需求，城中村的改造，这块需求仍然很大，可以支撑房地产公司继续走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 金融的红利也还存在。房地产预售就是最大的金融红利。我在碧桂园的时候曾经到过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考察，他们也有预售政策，但是他们的预售政策和我国完全不一样，房企拿到预售证可以卖楼，但最高是5%，老百姓虽然买了你的房，但能收到的钱甚至不到5%，然后从这个点再切分为13个阶段，每个阶段给一个点，最后在交房的时候，房企能够收到客户给的钱是30%。客户拿到房之后去银行按揭，拿回来的钱还给你，那是三年以后的事情。但在中国，基本上客户买房后，大业主恨不得每天都要打电话催着交钱，不交钱就罚款，所以这个红利还是存在的。 三大目标，六大行动方案 在过去的四大红利中，大部分红利已经消失，城镇化是最大的红利。从这个结论可以得出，中国房地产未来的趋势在哪？主要是看人流，人流的方向就是我们房地产企业要去的地方。对房企来讲，要面对当前的形势，有三大目标、六大行动方案。 第一个目标就是业绩是否保持一定的增速比例。这方面观察四个指标，分别是签约销售额、结算收入、土储面积、销售回款。 在规模增长方面，我们现在的销售额为了排名，水分太大，我特别反对。这样做误导了政府，看起来好像疫情对房地产影响不大，已经恢复常态了，到头来是自己把自己搞死了。现在差不多每家公司为了保持自己的排名，都在往里面注水，我坚决反对。我认为7月以来排名榜上的销售量要砍掉三分之一才是真实的。 第二个目标是财务的安全性是否得以提高。你是长期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如果是机会主义者，安全性考虑不考虑都无所谓，但如果是长期主义者，就要做好对负债的管理。负债的管理要重点关注四大指标，分别是净负债率、短期借款占比、现金比率、有息负债总额、信用评级。 企业为了保证安全，我建议货币资金和总资产的比不要低于15%，可动用的现金与总资产的比不能低于10%，这样公司才是最安全的。这是从财务安全性上来讲，核心点要确定是机会主义者还是长期主义者，如果是长期主义者就要对负债有系统的管理思路。 第三个目标是股东回报是否高于平均贷款利率，潜在价值是否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中国房地产资本市场也不成熟，现在的房地产还处于青春期，整个中国经济还是在裂变之中。比如资本市场上，物业管理、高科技等都是30倍以上的PE，物业公司甚至可以做到70倍以上，所以要做好价值管理，价值管理带来的业绩甚至会超过主业。相比而言，原来地产主业的利润在下降，越来越成为一个加工业。所以资本市场的价值管理是我要特别给大家的建议。 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我提出6个方向： 第一是以收定支。这很好解释，但在执行过程中非常困难，因为往往以收定支是财务人做的年度预算和规划，老板也是点头同意的，但执行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偏差。比如投资部门不同意，那就很难严格执行。 第二是要狠抓销售。今年下半年市场销量一定是供大于求，因为上半年的货没卖出去，在供大于求的时候要降价促销，才可以比别人卖的更多，如果不降价不促销，那怎么卖？但促销降价会使利润率受到影响，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发生这种情况，是选择利润还是现金回流？我认为现金回流才是救命的，可以让企业活下来。 第三是重构大运营体系。所谓大运营体系，我认为就是要以财务经营为导向，以现金流和利润为核心，以计划管理为主线，以货值管理为基础，实现全项目、全周期、全专业的统筹经营。企业运营一定要和财务指标如财务收支计划，财务投融计划等进行挂钩，如果不挂钩，那么很多企业就是割裂的。 第四是狠抓品质革命。过去20多年，我们属于野蛮生长，但是未来二十年，大家对产品的要求是明显提高了。对产品的环保、智能化，楼宇的舒适性要求会越来越高。因为当市场供小于求的时候，房子怎么建造都可以，但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客户要求会提高，产品好就有可能卖得快，所以品质革命就到了必须认真去做的阶段。 第五是匹配的激励机制。去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在下降，销售不那么畅快，很多人开始怀疑跟投机制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认为没有过时，只不过是跟投机制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解决大家的具体问题，如果说问题解决好了，那这个激励机制发挥的作用依旧很大。事实上阳光城的激励机制已经做了十多次改革，但核心点不变，就是希望员工要投钱，投完钱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个企业才能干好。 第六是寻求资本扩张。资本扩张是永恒的主题，也穿越周期，延长生命周期的关键因素。在持续提升房企竞争力的同时，应不忘培养相关新产业及拆部分资金投资新基建产业。 三个目标+六个行动方案，是我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期待这些结果方案思路能对在座的各位有所帮助，有所启发，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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