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密集的A股半年报发布落下帷幕，被视为新经济和科创企业“聚集地”的创业板及科创板上半年业绩大幅“跑赢”沪深主板，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行业增速远超传统优势行业。 那么，在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同比负增长的背景下，新经济、高科技行业何以实现逆势增长？ 新经济、高科技行业逆势增长 上半年，在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较一季度改善，但盈利能力尚未有效恢复的同时，科创板、创业板表现靓丽，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实现42.29%和13.97%的较快增长。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行业表现尤为亮眼。上交所数据显示，上半年科创板生物医药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4.61%和2757.65%；集成电路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2.44%和97.11%。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4.96%和39.05%。即使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新材料、节能环保等行业，总体业绩也都有小幅增长。 而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业绩增长显著。深交所数据显示，上半年，创业板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42.88%、18.34%，远超其他行业。虽然新材料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净利润有所下滑，但得益于消费需求恢复，在第二季度分别实现环比增长93.01%、64.20%。 可以看出，具备新经济、高科技特征的行业呈现出韧性强、潜力足的特征。在疫情和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挑战下，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率先实现需求快速恢复，净利润高速增长。 从科创板公司来看，存货周转率甚至比去年有所提升，说明库存消化较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创板公司产品契合市场需求，具有市场潜力和竞争力，与部分传统行业需求疲弱、恢复缓慢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 研发投入持续增强 疫情催生新需求 综合来看，研发投入持续增强、疫情催生新需求等原因都是新经济、高科技行业业绩表现优异的原因。 从科创板和创业板来看，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明显。研发投入增强，进而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带来更高收益，成为支撑相关板块企业业绩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 上半年，创业板公司研发费用合计近350亿元，同比增长7.01%。科创板公司共计投入研发金额129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平均值为18.53%，比去年全年提高6个百分点。 从具体公司来看，宁德时代上半年研发费用高达12.98亿元，迈瑞医疗、蓝思科技、欣旺达、深信服、汇川技术等公司的研发费用金额也达到5亿元以上。 这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企业，大多也获得了良好的业绩回报。以“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经营目标”的蓝思科技为例，上半年，其实现营业收入155.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2.4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部分高端制造企业已具备较强的“补位”能力。 今年年初，在疫情影响下海外多个国家呼吸机短缺，全球对呼吸机的需求激增。“我们从年初二就开始加班，源源不断为抗疫提供呼吸机、监护仪等产品。”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西廷说。 而在生物医药领域，随着国内疫苗产能投资和高标准实验室投资需求的上升，生物制药业务板块景气度明显上升。受益于疫情防控和医疗需求增加带动，检测试剂公司圣湘生物、硕世生物、东方生物等盈利增速较高，均超9倍。 国产替代进程加快 资本市场改革助力 部分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产替代，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就属于此类。中证金融研究院公司金融部副研究员孙即说：“上半年，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受益于税收、资金等多维度国产替代政策支持，净利润同比增长80%。” 新经济、高科技行业快速增长的背后，资本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去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全面加快，科创板、创业板先后试点注册制，并不断完善其他基础制度改革，提升了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以再融资新规为例，2020年2月，证监会优化完善再融资新规，6月，创业板再融资机制进一步再优化。上半年深市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热度即明显攀升，共有375家公司披露再融资方案，金额合计超4800亿元，其中创业板公司达210家，方案金额合计近2300亿元。 “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持续的催化剂和养分。”国泰君安董事长贺青表示。 近年来，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下，从宏观政策到行业政策，再到地方政策，都为新经济、高科技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在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专家预计下半年新经济、高科技行业有望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为我国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不断增添动力。
9月3日至9月4日，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CCFA新消费论坛——2020中国购物中心与连锁品牌发展峰会”在上海召开。 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曲德君通过对商业地产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当前现状的分析和研究指出，金融化（Finance）、标志化（Icon）和科技化（Technology），将是商业地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驱动力，购物中心将从Shopping Mall转型到FIT Mall。以下为曲德君总在会上的演讲内容实录： 中国商业地产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实体商业的转型升级，购物中心已经成为实体消费的主战场，购物中心的发展已进入全球较为发达的行列。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给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招商难，经营难，空置率上升，收益率下降等等，行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疫情犹如双刃剑，在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引发思考，更是让大家看到了行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聚焦于做好每一个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为商家提供经营平台，满足消费者多元消费需求，并以此获得长期稳定投资回报的发展模式，将难以支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资产证券化、购物中心特色化和数智化已经成为商业地产行业升级迭代的新课题、新趋势，通过对商业地产二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和行业现状的分析与研究，认为金融化（Finance）、标志化（Icon）和科技化（Technology）将是商业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驱动力。 二十年沧桑巨变 首先看行业的环境变化 过去二十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社零总额的大幅提升，推动着商业地产的快速发展。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00年，城镇人口4.6亿，2019年达到8.5亿，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过1万美元，社零总额达到41万亿。 再看二十年行业自身的变化。2000年前，全国的购物中心数量仅10座，到2019年，大于5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量已超过3500座；2000年，仅北京、上海和广州等5个城市有购物中心，而到201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96%的城市有全国连锁品牌购物中心入驻；2000年前后，购物中心开发和运营主要以外资为主，而2019年全国地产前50强公司中88%的公司涉及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 也就是说，20年间，购物中心数量增长了350倍，主要大中城市均有购物中心布局，更多企业参与到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中。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调研测算，截至2019年底，全国购物中心年销售额约68000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除汽车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以外）中的城市社零总额（扣除乡镇消费）的40%左右。 以上数据表明，过去二十年购物中心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实体消费的主战场。 二十年发展模式 纵观二十年，商业地产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方面特征。 首先，做好一个商业项目是主要目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消费力持续增强，传统商业形态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实体商业亟待转型升级，同时，房地产的周期性也给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房地产企业看到了实体商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并期望通过商业项目的投资，扩大企业资产规模，建立长期稳定的收益模式，实现企业的平稳快速发展，因此，做好一个商业项目是房地产企业的主要目标，通过商业项目的打造和资产运营，赋予商业项目独特的建筑空间和丰富的商业内容，并以此获取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实现资产价值提升。 第二，通过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快速规模化发展。商业地产的产业链包括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招商运营，每个环节都关系到商业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与否。我们关注到，有很多项目在选址上存在很大问题，即便建设的再好，也很难经营好，因为项目规划设计不合理，为后续经营带来很多困难，因为招商不能匹配项目的建设进度，项目建建停停，等等。行业中几乎所有的头部企业，都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将各个环节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保证了项目顺利进行，还有效地控制了投资成本，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房地产带动商业不动产成为主流模式。过去20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最快的20年，房地产企业资金规模大、周转快，推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企业通过获取较大面积的土地，除了开发商业项目外，还通过开发和销售住宅、公寓、写字楼及商铺等，获取现金流及利润，最大限度的覆盖商业不动产的投资现金流，实现房地产+商业不动产的滚动发展。由于金融政策因素，商业不动产的金融属性难以体现，商业不动产以自持为主，房地产带动商业不动产的发展成为商业地产发展的主流模式。 当前行业变化 过去二十年，商业地产借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消费需求的大幅提升，实现了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几乎用20年时间达到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发展水平。如今，行业的发展日趋成熟，行业的背景及内外部条件正在逐渐改变，我们需要站在新的起点，明辨行业的变化，把握未来的趋势。 首先，大家会看到，房住不炒，监管始终严格的基调下，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房地产行业也将进入“新常态”，以房地产带动商业不动产且资产长期持有的模式，从长期看将会进行调整和改变。 与此同时，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持续创新，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类REITs和CMBS等金融产品的陆续推出，为商业地产企业盘活资产提供了更多选择，商业地产正在走向其本身具有金融属性的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除了发展模式的变化，购物中心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 我们在感叹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部分市场商业项目供给过快、甚至局部区域过度集中布局的现象，同时，由于商业内容创新乏力，购物中心的品牌重合度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对一二线城市典型购物中心的统计分析，服装、儿童和餐饮业态的品牌重合度分别达到80%、70%和65%，娱乐休闲业态主要以电影院、KTV、电玩城、健身等为主，尽管品牌上有所差异，但品类组合基本相同。这些都在日益加剧购物中心同质化竞争。 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每一次科技的进步最终都将催生产业的变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化，2007年iphone的出现，第一次将互联网上所创造的应用融合到智能终端里，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近年来，物联网及5G技术逐渐成熟并陆续推广应用，又将互联网时代推到了新的高度。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已经深切的体会到技术对生活的改变，更加感受到新科技的发展给我们行业带来的冲击和变化，现如今，企业无论行业、性质和规模，拥抱新技术、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是一道必答题，技术推动行业的创新与变革势不可挡。 FIT Mall，未来已来 既然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而购物中心也正在面临同质化和新金融环境，那么如何转型升级？ 其实，金融化、标志化、科技化将成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三大驱动力，即Finance+Icon+Technology（FIT），购物中心正从Shopping Mall 转型到 FIT Mall。 先说F,金融化。 在海外，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运营商西蒙地产是一支美国上市REITs。总部在澳洲的西田集团近年也将商业开发与运营整合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在国内，早年融资以传统的经营性物业贷为主。近年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层出不穷，特别是类REITs和CMBS成为主要融资模式。以新城控股为例，今年6月发行的29.47亿CMBS，基本全额回收了资产的投资成本，年化财务费用也仅仅为4.8%。 购物中心的资本变得更加多元化。一些长期资本如保险机构、养老基金也通过入股基金的方式投资购物中心。例如，龙湖与加拿大养老基金在多个开发及持有商业项目均有合作。大悦城也与中国人寿及GIC合资持有旗下多个核心资产。 另外，商业地产的盈利模式也在演进。我们看到近年行业内通过改造增值退出的案例逐渐增加，例如三林印象城就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收购改造开业退出的全周期。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资产证券化正在加速。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通知，标志着境内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正式起步，行业期待尽早在商业不动产领域推出公募REITs，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再说I，标志化。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都知道，2018年11月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开业的地标级购物中心—暹罗天地，其英文名字Iconsiam就是暹罗标志。暹罗天地的定位是“泰国精粹，世界之最”。在行业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打造项目建筑特点，更要具有C端思维，从目标客群的角度，做好业态和品类规划，让商业内容更加匹配目标客群的消费需求，形成独具特色的商业定位和商业标志，构建购物中心的经营优势，有效提升购物中心的生命力与竞争力。 最后是T，科技化。新科技开创新商业，当前购物中心正在经历着科技化变革。购物中心的科技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智能化的运行管理，提高购物中心的运营效率，数字化运营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营销模式，C端消费体验的相关技术应用，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消费方式和客户服务等，根据《中国购物中心数字化转型调研报告》的资料显示，访谈调研中96%的企业有数字化转型战略，其中10%的企业表示有很多成功项目，44%的企业表示目前还在转型过程中。购物中心科技化正在推动行业的创新与变革。 综上所述，从 Shopping Mall 到 FIT Mall——商业地产的金融化，可以盘活资产，提高商业不动产的流动性，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购物中心的标志化，将进一步构建商业项目的经营优势，有效提升商业项目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购物中心的科技化，将大幅提高运营效率，赋能行业创新发展，推动行业的升级与变革。 当前，疫情的影响的确存在，但疫情只是一道附加题，行业本身的创新与变革，更是业者应该思考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购物中心作为最大的、可以满足多种需求的实体消费平台，必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价值，我们需要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把握从shopping Mall 到FIT Mall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用积极的心态拥抱未来！（
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9月2日发布公告表示，将增加不累积积分商户名单，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受理的交易，不再累计积分；同时，不累计积分的支付机构名单将会不定期更新。 由此，共有19家支付机构被光大银行“打入冷宫”。今年以来，民生银行、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心都公告“敲打”过支付机构，分别将19家、16家机构“打入另册”。 为鼓励用户多刷卡，很多银行一直以来都建有信用卡积分系统，为持卡人刷卡提供积分兑换福利，比如，兑换航空里程、礼品等。一旦跟“钱”挂起钩，其中产生的问题也不少，被部分持卡人钻空子、占便宜，甚至牟利。 记者根据各大银行信用卡中心公告来看，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受理的交易将不再累计积分。3家银行公布的支付机构对应的收单编码（MCC）显示，这些第三方支付机构包括随行付、卡友、瑞银信、钱宝、乐刷、上海汇付、付临门、拉卡拉、畅捷通等市场知名或主流机构。 易观支付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认为，银行之所以出此无奈之举，一是打击一些“羊毛党”，这群持卡人专“薅”信用卡积分；二是打击信用卡套现行为。 这些行为屡禁不止，已经成为行业顽疾。业内人士感慨道，薅羊毛居然也“薅”成了产业链。 第三方支付行业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基础环节。然而，近些年来行业乱象丛生，如挪用备付金、沦为洗钱通道等行为屡禁不止。监管部门对此进行了严厉打击和整顿。 一面是人民银行通过“断直连”、收缴备付金等举措，整顿行业，引导回归健康。但同时也让支付机构利润（备付金的利息）来源减少，加上两家支付巨头对市场的垄断，很多实力不足的支付机构不得不转型、退出，或者绞尽脑汁另谋出路。 一面是严监管这把“剑”始终高悬于支付机构“头顶”，人民银行罚单不断，而且毫不手软——百万千万级别罚单常见，上亿元的罚单也不鲜见。 今年初，银盈通、开联通这两家支付公司分别被罚1789.76万元、2324.27万元，原因是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资料等。 4月份，商银信因16项违法行为被人民银行罚没合计1.16亿元，成为支付行业史上数额最大的罚单，震惊全行业。商银信被罚原因包括：挪用备付金、变相出借预付卡发行与受理资质、未按规定设置特约商户银行结算账户、非法集资平台直接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等。 此次被银行“打入冷宫”的支付机构，多数也都是吃到人民银行罚单的“常客”。比如瑞银信，今年以来连吃人民银行5张罚单，金额超过8600万元。被罚原因包括：未按规定落实资质审核、未按规定落实收单业务本地化经营和管理责任、未按规定发送收单交易信息等。 对于眼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而言，以何种姿态去面对严监管和新的市场环境，恐怕是这些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8月31日，国家林草局发布新一期全国林业采购经理指数（FPMI）。8月，全国林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5.89，比7月上升0.46。这是指数四连阳之后，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但暑期影响较往年偏轻。受高温、降雨等影响，暑期一直是林业企业的产销低点，其中以7月受影响最为严重。2019年8月，全国林业采购经理指数虽然环比上升3.89，仍仅为41.63。与此比较，今年8月的情况相对理想。 采购经理指数（PMI）是世界公认的判断行业发展状态的风向标。当指数超过50，说明行业处于发展状态，等于50说明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小于50代表行业为衰退状态。 调查显示，8月，全国林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于荣枯线以下，但较7月有所回升。木门窗指数为55.55，比7月略降0.08，行业仍处于发展状态。木地板指数为48.17，比7月下降4.91，行业由发展转为萎缩状态。刨花板、指接板、木质家具、造纸指数分别为46.25、48.17、47.89、43.13，比7月分别上升0.69、5.23、5.11、1.46，都仍低于50，行业处于萎缩状态。胶合板、纤维板、细木工板、竹产品指数分别为41.83、39.64、44.57、37.88，比7月分别下降5.93、6.11、2.93、4.68，行业持续萎缩。（总台央视记者 施韶宇）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信托被称之为“万能牌照”，横跨货币、信贷和资本市场，产品形式灵活、创新不断，被誉为“金融业四大支柱之一”。与此同时，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信托业也埋下风险隐患，导致其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监管机构多次出手整顿清理。 尤其是在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之后，信托行业整体经历了一定时间的转型阵痛：告别过去“一家独大”的通道业务、长期依赖的资金池被拆散、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融资标的被加以比例限制，信托功能也被重新定位。 分水岭 近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中国资产管理市场》报告显示：2019年，通道业务及其背后的影子银行模式仍然被严厉打压，因此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信托规模仍处于下降周期，分别下跌18%、18%、5%，合计减少约4.3万亿元；而另一方面，银行理财、保险资管、公募、私募机构等发挥主动管理优势，积极寻求产品创新，分别增长6%、16%、13%、8%，合计增加约7.3万亿元。 资管新规正是触发这增长与下跌之间分水岭的导火索。 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前，信托行业的传统盈利模式高度统一，数据显示：在通道业务疯狂冲量的背景下，信托行业规模从2008年的1.22万亿一路飙升到2017年底的26.25万亿。 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出台，新规围绕打破刚性兑付、去嵌套、去通道、限投向、期限匹配、禁止资金池操作等对资管产品进行严格限制，其中，去通道是核心理念，以通道业务为主的信托业迎来了生死考验。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68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减少到22.70万亿元，比2017年4季度末下降了13.50%，截至2019年末，68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为21.6万亿元，较2018年年末的22.7万亿又同比下降了4.85%。在利润增长方面，根据信托公司发布的年报，2018年，有40多家净利润呈现负增长，其中净利润下滑20%以上的信托公司达到22家。 行业突围 2019年，强监管思路继续延续，银保监会下发了“23号文”，加大房地产信托调控力度，又对部分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速过快、体量较大信托公司进行约谈。2020年5月8日，银保监会又下发了《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延续资管新规的总体要求，并对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进行了比例限制。至此，信托公司的通道业务、融资类业务、非标债权类业务的额度都受到了管控。 在这近三年日益严厉的监管环境下，信托业务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信托业务按照功能主要划分为融资类信托、投资类信托及一向被视为通道业务“代名词”的事务管理类信托。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显著下降，而融资类信托占比有所上升，投资类信托则基本保持稳定。 截至2020年1季度末，融资类信托余额为6.18万亿元，占比28.97%；投资类信托余额为5.11万亿元，占比23.94%，较2019年4季度末提高0.24个百分点；事务管理类信托余额为10.04万亿，占比47.09%，较2019年4季度末降低2.21个百分点。 事实上，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自2017年4月份之后，就在一路下滑，与此相对应的，单一资金信托规模也在逐渐回落，显示出信托行业持续推进结构优化和转型创新，且效果明显。 探索创新 转型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须的，尤其是2018年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落地，牌照威力相当于“公募+私募+信托”，商业银行有了自己的“亲儿子”，不论是先天的业务资源、客户资源和品牌等优势，还是来自银行的存量业务资源倾斜，都将极大的压缩信托公司通道业务规模，进而争抢优质的非标资产、高净值客户等。 从政策监管，到行业格局变化，留给信托公司的唯有发挥主动管理能力，回归本源，重新定位自身发展。 在产品创新方面，从2019年信托公司年报来看，慈善信托、家族信托和资产证券化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3个创新关键词。 2018年，银保监会下发的《信托部关于加强管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指出，慈善信托、家族信托不适应资管新规规定。家族信托、财产权信托等业务得到监管的支持，鼓励信托公司回归信托业务本源，实现各项业务的均衡发展。 日前，平安信托就受托设立了国内首只慈善共同基金信托计划，首期规模2亿元。此外，创设家族信托成为一种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财富传承方式。2018年8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首次对家族信托给予“官方定义”，昭示着整个财富管理及信托行业家族信托业务的春天到来。 投资类资金信托、服务信托、公益信托是信托业未来发展的三大业务方向，近年来，投资类信托资产规模和集合资金信托规模显著提升，意味着信托公司不再依赖银信通道，更能主动发挥信托的制度优势，信托业的主动管理能力增强。 在业务方面，信托公司也开始从被动走向主动，深挖私募投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领域，比如，中信信托提出要深挖细分市场服务能力、做深投资银行、做精服务信托、做实资产管理、做强财富管理、打造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交银信托年报中提到，信托业务分为资产管理类、财富管理类和受托管理类，受托管理类业务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公益慈善信托、消费信托、员工持股计划等；雪松国际信托则表示，将主动顺应实体经济发展趋势，多层次丰富资管产品线，持续提高资产配置投资能力，尽快形成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优势。 信托公司服务侧重点也从项目端转向客户端，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真正满足客户需求，找准“受人之托”的定位。 一位信托业内人士认为，在大资管行业，信托公司业务灵活性极强。相较于银行理财子公司，信托在贷款资质、家族信托和SPV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相较于公募和券商资管，信托在私募投行、非标融资方面更具优势。 “所以说，对于信托行业来说，牌照优势和业务需求依然存在，创新的空间也依然广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信托业务也有望迎来优化和新的发展机遇。”上述人士指出。 信托制度灵活性决定了创新是信托特质之一，在过去，以创新之名行监管套利之实的做法，不仅不符合监管导向，也不符合实践发展需求。回归信托本源，践行信托文化创新紧紧围绕挖掘受托服务功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才是信托行业真正的转型目的。
9月3日，银保监会印发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意见》提出，提升商车险责任限额，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支持行业将示范产品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从5万—500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1000万元档次，更加有利于满足消费者风险保障需求，更好发挥经济补偿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支持行业制定新能源车险、驾乘人员意外险、机动车延长保修险示范条款，探索在新能源汽车和具备条件的传统汽车中开发机动车里程保险（UBI）等创新产品。 此外，《意见》提出，引导行业将商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35％下调为25%，预期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适时支持财险公司报批报备附加费用率上限低于25%的网销、电销等渠道的商车险产品。引导行业在拟订商车险无赔款优待系数时，将考虑赔付记录的范围由前1年扩大到至少前3年，并降低对偶然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上调幅度。 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 车险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密切。我国车险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高定价、高手续费、经营粗放、竞争失序、数据失真等问题比较突出，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实现车险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精神，现就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人民导向、市场导向、发展导向、渐进方式实施车险综合改革，健全市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强化监管，促进车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二）基本原则 一是市场决定，监管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车险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最大限度减少监管对车险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改进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市场秩序整治力度，提高准备金等监管有效性，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刚性约束。 二是健全机制，优化结构。加大车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健全以市场为导向、以风险为基础的车险条款费率形成机制。优化条款责任，理顺价格成本结构，科学厘定基准费率，引导市场费率更加合理，促进各险种各车型各区域车险价格与风险更加匹配。 三是提升保障，改进服务。不断丰富车险产品，优化示范产品，支持差异化产品创新。规范险类险种，扩大保障范围和保障额度，改进车险服务，提升车险经营效率和服务能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四是简政放权，协调推进。深化“放管服”改革，稳步放开前端产品和服务准入，提升微观主体自主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市场活力。把有利于消费者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防止大起大落，促进市场稳定。 （三）主要目标 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主要目标，具体包括：市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建立、保障责任优化、产品服务丰富、附加费用合理、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竞争有序、经营效益提升、车险高质量发展等。短期内将“降价、增保、提质”作为阶段性目标。 二、提升交强险保障水平 （四）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 为更好发挥交强险保障功能作用，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银保监会会同公安部、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研究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将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提高到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0.2万元不变。无责任赔偿限额按照相同比例进行调整，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18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100元不变。 （五）优化交强险道路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 在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交强险综合赔付率水平，在道路交通事故费率调整系数中引入区域浮动因子，浮动比率中的上限保持30%不变，下浮由原来最低的-30%扩大到-50%，提高对未发生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优惠幅度。对于轻微交通事故，鼓励当事人采取“互碰自赔”、在线处理等方式进行快速处理，并研究不纳入费率上调浮动因素。 三、拓展和优化商车险保障服务 （六）理顺商车险主险和附加险责任 在基本不增加消费者保费支出的原则下，支持行业拓展商车险保障责任范围。引导行业将机动车示范产品的车损险主险条款在现有保险责任基础上，增加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涉水、不计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等保险责任，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完善的车险保障服务。支持行业开发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等附加险产品。 （七）优化商车险保障服务 引导行业合理删减实践中容易引发理赔争议的免责条款，合理删减事故责任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免赔率等免赔约定。 （八）提升商车险责任限额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支持行业将示范产品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从5万—500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1000万元档次，更加有利于满足消费者风险保障需求，更好发挥经济补偿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 （九）丰富商车险产品 支持行业制定新能源车险、驾乘人员意外险、机动车延长保修险示范条款，探索在新能源汽车和具备条件的传统汽车中开发机动车里程保险（UBI）等创新产品。引导行业规范增值服务，制定包括代送检、道路救援、代驾服务、安全检测等增值服务的示范条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规范和丰富的车险保障服务。 四、健全商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十）完善行业纯风险保费测算机制 支持行业根据市场实际风险情况，重新测算商车险行业纯风险保费。建立每1—3年调整一次的商车险行业纯风险保费测算的常态化机制。 （十一）合理下调附加费用率 引导行业将商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35％下调为25%，预期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适时支持财险公司报批报备附加费用率上限低于25%的网销、电销等渠道的商车险产品。 （十二）逐步放开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 引导行业将“自主渠道系数”和“自主核保系数”整合为“自主定价系数”。第一步将自主定价系数范围确定为[0.65－1.35]，第二步适时完全放开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在综合改革实施初期，对新车的“自主定价系数”上限暂时实行更加严格的约束。 （十三）优化无赔款优待系数 引导行业在拟订商车险无赔款优待系数时，将考虑赔付记录的范围由前1年扩大到至少前3年，并降低对偶然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上调幅度。 （十四）科学设定手续费比例上限 引导行业根据商车险产品附加费用率上限、市场经营实际和市场主体差异，合理设定手续费比例上限，降低一些销售领域过高的手续费水平。在各地区科学设定商车险手续费比例上限时，各银保监局要积极主动发挥引导作用。 五、改革车险产品准入和管理方式 （十五）发布新的统一的交强险产品 支持行业按照修订后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和道路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拟订并报批新的统一的交强险条款、基础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比率。 （十六）发布新的商车险示范产品 支持行业按照修订后的保险条款、基准纯风险保费和无赔款优待系数，发布新的商车险行业示范产品。各地区目前在商车险产品中已使用的交通违法系数因子，在实施综合改革后仍可继续使用。 （十七）商车险示范产品的准入方式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财险公司使用商车险行业示范条款费率的，应当报银保监会备案。财险公司开发商车险创新型条款费率的，应当报银保监会审批。在财险公司设定各地区商车险产品自主定价系数范围时，各银保监局要积极主动发挥引导作用。 （十八）支持中小财险公司优先开发差异化的创新产品 出台支持政策，鼓励中小财险公司优先开发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商车险产品，优先开发网销、电销等渠道的商车险产品，促进中小财险公司健康发展，健全多层次财险市场体系。 六、推进配套基础建设改革 （十九）全面推行车险实名缴费制度 财险公司要加强投保人身份验证，做好保单签名、条款解释、免责说明等工作，推进实名缴费，促进信息透明，防止销售误导、垫付保费、代签名等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十）积极推广电子保单制度 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鼓励财险公司通过电子保单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车险承保、理赔等服务。 （二十一）加强新技术研究应用 支持行业运用生物科技、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提升车险产品、保障、服务等的信息化、数字化、线上化水平。加强对车联网、新能源、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应用的研究，提升车险运行效率，夯实车险服务基础，优化车险发展环境，促进车险创新发展。 七、全面加强和改进车险监管 （二十二）完善费率回溯和产品纠偏机制 运用实际经营结果加强对车险费率厘定假设的回溯分析。对于报批报备产品的利润测试与实际偏离度大，甚至以此进行不正当竞争的，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依法责令财险公司调整商车险费率。对于费率实际执行情况与报批报备水平偏差较大、手续费比例超过报批报备上限等行为，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依法责令财险公司停止使用商车险条款费率。 （二十三）提高准备金监管有效性 完善车险准备金监管制度，健全保费不足准备金计提标准，及时准确体现经营损益情况，倒逼财险公司理性经营，防范非理性竞争行为。要加强准备金充足性指标监测，及时对指标异常经营行为进行干预。要严肃查处未按照规定提转责任准备金、违规调整责任准备金以操纵财务业务数据等行为。 （二十四）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刚性约束 健全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规则，抓好实施运用，督促财险公司强化质量和效益意识，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促进依法合规和理性经营。 （二十五）强化中介监管 建立健全车险领域保险机构和中介机构同查同处制度，严厉打击虚构中介业务套取手续费、虚开发票、捆绑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保险机构与中介机构完善信息系统对接等建设，规范手续费结算支付，禁止销售人员垫付行为。禁止中介机构违规开展异地车险业务。 （二十六）防范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 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护车险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禁止为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进行贿赂、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编造误导性信息等扰乱车险市场秩序的行为。对车辆销售渠道、网络信息平台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破坏公平竞争、损害车险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八、明确重点任务职责分工 （二十七）监管部门要发挥统筹推进作用 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要加强顶层设计，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建立健全商车险条款费率备案细则、费率回溯规则、保费不足准备金制度、停止使用条款费率机制和车险经营回避制度等规则。要及时关注车险综合改革进展，持续开展动态监测，改进非现场监管，强化现场检查调查，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十八）财险公司要履行市场主体职责 财险公司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调整优化考核机制，降低保费规模、业务增速、市场份额的考核权重，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合规经营、质量效益的考核要求。要按照车险综合改革要求，及时做好产品开发和报批报备、信息系统改造等工作，加强条款费率回溯，防范保费不足等风险。要加强业务培训和队伍建设，完善承保理赔制度，做好产品销售理赔解释说明工作，提升承保理赔服务质量，使消费者真正享受改革红利。 （二十九）相关单位要做好配套技术支持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及时发布新的商车险示范条款和无赔款优待系数，加强车险行业自律，开展车险反欺诈经验交流合作。中国精算师协会要及时科学测算和发布商车险基准纯风险保费，为商车险无赔款优待系数的拟订提供科学测算依据。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要及时升级车险信息平台，提供数据和系统支持，做好费率异动预警，研究增加保费不足准备金监测、手续费监测等子项目，保障车险综合改革和经营平稳有序。 九、强化保障落实 （三十）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结合自身实际，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工作机制，切实履行职责，统筹推进车险综合改革任务。 （三十一）及时跟进督促 各单位、各部门要关注车险综合改革动态，认真分析评估改革实施进展情况和成效，及时反映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研究出台政策措施。 （三十二）做好宣传引导 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灵活采取方式，科学解读车险综合改革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环境。要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及时请示报告，认真做好舆情应对工作，保障车险综合改革顺利推进。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86家农业上市公司中报显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金额约为333亿元，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等3家公司的归母净利润总和达181亿元，占86家公司归母净利润的54%，可谓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对于行业的发展状况，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市场话语权将进一步提升。 除上述3家公司之外，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超过100%的农业企业有21家，从这些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中可以看出，养殖企业净利润整体增长幅度都表现不俗。 “本轮‘猪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养殖门槛进一步提升，在‘非洲猪瘟’疫情下，对高生物安全条件下标准化、现代化猪舍建设资金需求以及相应的养殖管理和技术需求提升，特别是疫情导致大量散养户退出，新建和扩建猪场显著增加，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速度将会明显提升，预计到生猪产能完全恢复后，规模化水平能够达到60%左右。”朱增勇对记者说。 卓创资讯分析师马丽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介绍，生猪价格将会有一段时间维持在高位，“今年7月份至8月份，南方局部地区生猪产能下降，虽然北方复产比较成功，但入冬后各项疫病或影响产能的恢复速度。因此，生猪养殖行业的利润未来是看降的，但降幅并不会太大。” 此外，朱增勇认为，从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规模龙头企业具有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未来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升，应该说未来龙头企业市场话语权将会进一步提升，将会加速进入屠宰加工和食品加工领域。市场价格的波动将会影响所有养殖主体的利润。 “本轮产能恢复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产能完全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四季度供给将开始明显恢复，预计2021年生猪价格将会处于下降趋势，但生猪养殖仍有望保持相对较好收益。”朱增勇说。 马丽媛说，从行业过往的发展情况来看，在2006年是个分水岭，“自2007年开始，为稳定生猪供应，各项政策给了规模养殖场利好，中小养殖企业和散户加速退出，规模企业也做了横向整合，2016年开始，大型企业投资明显增加，使行业集中度大大提升。2019年，行业前10名的企业出栏数量的市场占比在10%左右，预计2020年可以提升至14%。” 市场的集中也带来了利润的集中，“大型企业有资金实力，养殖成本较低，在生物安全防控上也更到位，更有保障，未来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程度将加深，利润向寡头集中现象会更明显。”马丽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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