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字货币又传来最新动态消息。 7月8日，记者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究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和应用。 据悉，这也是首家与央行合作落地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互联网公司。在股市表现上，本周数字货币板块风光无限。自6月以来，截至8日收盘，数字货币指数大涨25.06%；同期，上证指数上涨19.32%。8日午后，数字货币板块走强，板块整体涨幅达5.07%，多个概念股收获涨停。 央行与滴滴出行达成战略合作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究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和应用。双方期望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数字人民币在多元化出行场景中的平台生态建设。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带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基础设施。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的研发不断取得新成果。 滴滴出行方面表示，将配合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指导方针，助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据了解，滴滴出行为5.5亿用户提供出租车、快车、优享、专车、豪华车、公交、代驾、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租车等多元化的出行和运输服务，为数字人民币在移动支付、小额支付的场景应用提供了丰富的试炼场。 数字货币渐近？ 此次央行与滴滴联手合作，意味着数字货币试点正式走出央行系统，进入交通服务场景。数字货币落地节奏加快了吗？ 此前，苏州市相城区的部分区属行政单位员工在4月安装了数字钱包，工资中交通补贴的50%于5月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的形式发放。有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在移动支付比较发达的地区，以交通补助形式首先推行数字货币，推广起来比较容易。 记者了解到，央行从2014年就开始探讨DC/EP。六年来，央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并通过和建行、工行等几家国有大行合作，在基础研究、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果。此前，曾先后传出数字货币在深圳、苏州等地进行小范围落地研究和测试的消息，但目前在市场上还没有正式对公众开放使用的应用场景。 据了解，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央行行长易纲透露，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他强调，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数字货币是未来货币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金融市场，电子商务、电子流通产业的市场巨大，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应用是很重要的。
新版5元纸币防伪新亮点！自主研发印钞技术你可知？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题：新版5元纸币防伪新亮点！自主研发印钞技术你可知？ 新华社记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8日宣布，定于11月5日起发行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新版5元纸币进行了哪些调整？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又有哪些亮点和提升？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新版5元纸币在保持主图案、主色调等要素不变的前提下，优化了票面结构层次与效果，应用的防伪技术更加先进，布局更加合理，整体防伪能力较现行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有明显提升。 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新版5元纸币增加了光彩光变面额数字、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等防伪特征，取消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凹印手感线，采用磁性全埋安全线。 亮点一：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 新版5元纸币首次应用了双面凹印对印技术，这是其他面额纸币没有的。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该技术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印钞专用技术，充分展示了人民币防伪技术的安全性和创新性，这也是该技术首次应用在流通人民币纸币上。 新版5元纸币正面左下角和右上角、背面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局部图案，均调整为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通过双面凹印对印技术，透光观察可见正背面局部图案组成完整的对印面额数字与对印图案，触摸有凹凸感。 亮点二：光彩光变面额数字 光彩光变技术是国际印钞领域公认的先进防伪技术，易于公众识别。新版5元纸币正面中部印有光彩光变面额数字，改变钞票观察角度，面额数字“5”的颜色在金色和绿色之间变化，并可见一条亮光带上下滚动。 亮点三：采用抗脏污保护涂层 新版5元纸币还采取了其他多种措施来提升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如，水印清晰度和层次效果明显提升；钞票纸强度显著提高，流通寿命更长；纸币两面采用抗脏污保护涂层，整洁度明显改善；延续2015年版100元纸币和2019年版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冠字号码字形设计，有利于现金机具识别。 此外，与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相比，新版5元纸币对票面效果、布局等也进行了调整。 据介绍，新版5元纸币正面左侧增加了装饰纹样，调整了面额数字白水印的位置，调整了左侧花卉水印、左侧横号码、中部装饰团花、右侧毛泽东头像的样式；背面调整了主景、面额数字的样式，票面年号改为“2020年”。 人民银行表示，为了配合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发行，下一步将通过人民银行网站、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发布防伪特征等相关信息。新版5元纸币发行前后，公众还可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领取相关宣传手册。
2020年7月2日，由区块链信息服务领头羊链得得（ChainDD）团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书《区块链100问：深入浅出全面了解区块链》，在当当、京东、天猫、钛空舱等电商平台同步上市。本书由万向区块链董事长肖风精心作序，并获得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长柴洪峰；盛大创始人，知名投资人陈天桥；蚂蚁集团CEO胡晓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IPA学院前执行院长罗宾·刘易斯的重磅推荐语。以下内容摘自新书《区块链100问》的“数字资产篇”，集中讨论了数字货币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更多内容详见本书。2018年，比特币打开了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魔盒。此后十余年，围绕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经济的话题不断，各种创新“乘风破浪”。比如打开区块链应用编程的以太坊网络，锚定美元的加密货币USDT，再比如Facebook的“世界货币”Libra，多国央行在主推的主权数字货币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始终处在以创新破旧制的风口上。今年6月24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FATF”）第31届第3次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FATF拟提交二十国集团的“稳定币”研究报告，呼吁各国高度重视“稳定币”和虚拟资产的风险挑战。无论是主权货币的数字化，还是民间稳定币的发行流通，都很大意义上将影响到我们的金融系统稳定和经济生活，也必然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央行数字货币是怎么回事？老百姓能用吗？如何获取？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穆长春讲到，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就曾公开表态，央行研发的数字货币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总而言之，央行数字货币就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它是对人民币M0的替代，M0即流通中的现金。现有的M0（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的风险。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的较好工具。“对老百姓而言，基本的支付功能在电子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但央行未来投放的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与电子支付有很大的区别。”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表示，以往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而央行数字货币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通俗地讲，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也可以实现可控匿名。据了解，现有流通中的现金容易匿名伪造，银行卡和互联网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又不能完全满足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因此，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主要针对流通中现金的替代性，既保持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人们对便携性和匿名性的需求。2020年4月15日，央行法定数字货币钱包已在农业银行内测的消息和相关截图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瞬间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一位农业银行人士对此回应，数字货币在央行的统一安排下有序进行。2020年4月17日，《北京商报》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获悉，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正在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体系在坚持双层运营、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并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当前阶段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不断优化和完善功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还表示，当前网传DC/EP信息为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测试内容，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数字人民币目前的封闭测试不会影响上市机构商业运行，也不会对测试环境之外的人民币发行流通体系、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带来影响。央行数字货币是一套“双层运营结构”，即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老百姓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或其他机构来直接兑换央行数字货币并可以在日常消费中直接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表明了我国推行的数字货币必定是央行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首先，非法定数字货币会削弱央行的核心地位，非法定数字货币多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采用点对点的交易模式，削弱了央行在支付清算体系中的作用。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数量不受央行控制和跟踪监测，不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其次，由于非法定数字货币交易的匿名性，导致央行对其交易难以监管，从而欺诈、洗钱等犯罪活动得不到有效控制。再次，非法定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大。非法定数字货币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类似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大，不能有效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不适合作为货币使用。从数字货币对央行支付系统的影响来看：第一，数字货币可促进央行支付系统的完善和发展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经济阶段，当前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数字货币必将得到广泛应用。央行支付系统作为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在数字经济时代要继续保持核心地位，必须要支持数字货币交易；第二，数字货币能提高央行支付系统的支付效率。这对当前的央行支付系统提出了新要求和发展方向，央行支付系统必须经过适当的改进以实现对数字货币的支持。第二，数字货币能提高央行支付系统的支付效率我国当前的支付清算体系的支付结算过程可分为清算和结算两个过程，清算过程分为信息流和资金流两个层面，且信息流和资金流是不同步的，资金流明显滞后，影响支付系统的效率。数字货币可以实现点对点的交易，交易信息的发送和资金的最终交换没有分离，实时结算，不再有清算、对账的过程，可以极大地提高支付效率。尤其是在跨境支付方面，通过数字货币点对点的交易，消除了现在的层层代理开户的复杂清算流程，可减少在途资金的风险。在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央行相关节点，可以不参与具体的交易过程，只作为监管节点，对交易的情况进行监管。第三，对数字货币的支持能提高央行支付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我国现有的支付清算系统是中心化的系统，NPC、CCPC分别是全国性的和区域性的中心节点，具有明显的中心属性。而数字货币可以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运行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上。各商业银行作为区块链中的节点，无需通过央行，即可实现银行间的点对点交易，央行相关节点只作为监管节点对交易情况进行监测。与现有支付系统相比，数字货币的系统流通消除了单点故障，容易抵御网络攻击和运营失误，提高了央行支付系统的稳定性。区块链技术融入智能合约技术以后，可以按照预设程序，自动化处理复杂的各类资金交易，将整个清算程序变得更为标准化、自动化，且区块本身以时间线形推进的特点可以帮助监管组织有效鉴别发现违规操作，同时智能合约可以将合规检查变得自动化，进而从清算之初就将违规的可能性降为最低，有效提高央行支付系统的安全性。数字货币会替代现在的实体货币吗？从货币演进来看：由于人类生产力和经济水平不断的提高，货币形态先是由最原始的一般等价物到一般等价物的代币然后再到信用货币，最终演变为当今的数字货币。一般等价物的代币形态即代用货币，它是足值货币的代表物。另外，代用货币作为足值货币的价值符号，其本身的内在价值虽然低但它可以与足值的货币等价交换。如我国古代的飞钱，银票。该阶段的货币特征具有一定的信用货币的特征，是足值货币与信用货币的中间形态。一方面它建立在信用货币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又不完全代表足值货币，开始出现了信用的属性。信用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工具或债券债务凭证，其票面价值与内在价值完全脱钩。比如说纸币和硬币，它们并不具备商品属性，背后代表着是约束性信任，往往以国家背书的形式存在，从而使其成为法偿货币。数字货币形式：使货币的本质演进成信用债权记账符号且完全没有实体货币媒介与之对应，人们对数字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对支撑起数字货币运行的全新的加密算法和算法的约束机制的认可。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我国有约9亿的网民，第三方支付包括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与网银体系位于世界前列，同时我国的移动终端设备普及率高。这些为我国发展数字货币提供优良的条件，促使我国在数字货币这一领域能够领先其他国家一步。当今世界其他各大经济体都异常关注数字货币的动向，所以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理应主动出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研究数字货币，在货币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中不再错失发展机遇。
过去十年中，G20领导人峰会提出了多个重要的全球普惠金融发展倡议，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则在提供快速、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7月2日举行的“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称，和全球一样，中国也特别重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面临众多挑战，包括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并保持简捷和有效的公司治理，不断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等。 周小川认为，需要进一步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到2019年，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专利发明权、超过60%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不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来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2015年，中国制定了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 周小川也谈及了从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进程中得出的体会。在他看来，六方面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全社会应强化、深化普惠金融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这需要建立清晰的概念，包括目标、组织形态、工具、效绩度量和政策支持等。统计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不仅用于业绩评估，更有助于从跨国比较、跨地区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看清发展与改进的空间。 其次，扎根并面向基层的机构及组织形式应该财务健康、可持续，实力不断增强、脚踏实地，这包括资本、资产负债表、金融工具、识别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等多项指标，同时也需要有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机制。 同时，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周小川说，有针对性的（并非慷慨无度的）财政和结构性金融政策，及某些社会导向政策是必要的。所谓激励，重点不在于补贴，而在于机制，如对小型机构有利的存款保险机制，气候与病疫风险的保险产品和定价机制等。 还要建立并保持简捷、有效的公司治理。周小川认为，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机构的自身治理和内控，辅之以适度有效的监管和社会（或社区）监督。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失败的实例，是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的。 此外，周小川认为，需要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虽然对普惠金融机构或业务的监管原则并非不同于一般金融监管原则，但应特别关注其有特点的业务模式、健康性和风险。特别要识别扎根基层、面向普惠的数据，并为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周小川说，减少扭曲、防范道德风险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普惠金融带来的监管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包括对待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普惠业务成分。 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加速。周小川认为，疫情加大社交疏离，数字普惠金融体现强大优势。 事实上，中国一直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2016年，G20杭州峰会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企业更是把普惠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业务突破口。 过去，传统的普惠金融业务往往把焦点放在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获得贷款的难易和成本上；现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大大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半径，而且大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类别，从账户开立、支付、存款、理财到贷款、保险甚至期货交易，基本金融需求和升级的金融需求全部涵盖，而且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移动终端完成。周小川说，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在编制全球普惠金融指标时就十分重视多类别的普惠金融服务，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对小微企业和居民的贷款。疫情也进一步突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优越性。 周小川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为小微企业纾困；无需线下分支机构，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生成个人信用信息，减少对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降低金融机构信用管理成本。 “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周小川说。 但周小川也指出，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在普惠性与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数字技术加速落地。 “在孟加拉国，本地版‘支付宝’bKash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让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第一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津贴。”7月2日，在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云端论坛上，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 井贤栋介绍，孟加拉国作为纺织业大国，在当地，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应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这个功能上线不到3个月，就使得bKash的注册用户数增加了超过350万，让更多孟加拉人享受到数字普惠服务。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当地政府和bKash合作，还新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据了解，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现金社会，但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普及最快的区域之一。与此同时，这里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6亿人口中有超过70%的人都没有银行账户，金融服务留有巨大空白。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到来，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政府意识到必须通过互联网和新兴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用好数字技术红利支持经济智能化转型。 数字化浪潮之下，亚洲各国的互联互通正在增强，这也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记者了解到，除了孟加拉国，菲律宾支付宝“GCash”等当地电子钱包也纷纷配合当地政府发放经济补助。 为何各国政府纷纷选择了电子钱包？ 井贤栋说，主要是由于银行账户在一些国家的普及度有限，数字钱包账户作为重要补充，能有效扩大经济补助发放人群；另外，数字钱包在数字身份认证方面具有技术基础，能确保资金有效发放。 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亚洲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篇》报告指出，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对于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未来，报告建议，要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
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及其面对的困境，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 7月2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举办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线上圆桌会，并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下称《报告》）。 《报告》首次推出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对27个亚洲样本国家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进行客观评估，总结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蒙古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生动案例，并提出包括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利用好“一带一路”等区域和全球化倡议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与会嘉宾指出，普惠金融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扶持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提升社会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普惠金融更在及时、精准提供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小微企业困境成为亚洲各国关注焦点 由于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不同，亚洲各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也呈现显著差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AS（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提供的有限数据，《报告》获取了亚洲十国中部分国家的两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指标：首先，中小企业拥有贷款账户的比例，代表着一国中小企业所获金融服务的广度；其次，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体现了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深度；此外，采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对各国中小企业融资效果的满意度数据作为金融服务需求方的满意度指标。 《报告》显示，在亚洲十国样本企业信贷情况中，柬埔寨、沙特缺少FAS的中小企业信贷广度与深度数据，仅有满意度数据；韩国、马来西亚、中国仅有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日本仅有信贷广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从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来看，现有数据表明，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表现较好。 “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资源公平有效配置，则成为各方化解小微企业困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共识，在亚洲甚至全球，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底蕴。”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理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 小微企业往往是社会就业和税收的重要贡献者，也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田国立看来，小微企业又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普遍存在缺信息、缺信用、缺资金，面对风险较为脆弱等问题，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易产生排斥性问题，所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成为全球性难题。 周小川表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 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互联互通正在增强。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会上介绍，疫情期间，作为纺织业大国的孟加拉国，已有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用本地版“支付宝”bKash实现远程开户，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当地政府还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报告》建议，在亚洲普惠金融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大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金融服务覆盖，提高正规金融机构对个人储蓄和贷款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方面，应进一步提升中低收入国家贷款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助力中小企业做深、做实。 金融科技让经济末梢得到雨露滋润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传统模式的颠覆式改变已是大势所趋。 “过去，大银行普遍把精力放在大企业身上，一方面做大企业贷款有规模效应，边际成本低而收益高；另一方面，方法上以建立正面清单为主，企业提交资料，银行审核，通过批贷。而小微企业融资的特点是‘短、小、频、急、散’，靠一笔一笔审批的正面清单很难适应效率性、专业性要求，再加上小微企业风险相对较高，不愿做、不会做、不敢做就成了大银行在面对小微企业时的真实状态。”田国立指出，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转型可能和内生动力，通过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产生了业务模式和流程的裂变效应。 疫情更是加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田国立表示，未来，普惠金融将继续深化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着力数据资产的经营和信用转化，推动平台场景和生态建设，进一步体现银行的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根植并融合大众市场，深耕草根经济，让经济底层和末梢能够得到金融服务的雨露滋润，以金融化方式整合社会资源，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发展，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实现了创新与融合，亚洲各国逐步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但消费者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也暴露在本金损失、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洗钱等风险当中。 对于上述问题，《报告》提出，亚洲各国在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新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亟须采取有效的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科技滥用，构建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为此，监管当局可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对新技术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的影响进行模拟实验；加强从业机构行为规范和责任能力建设，通过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等手段，提高普惠金融全流程的透明度；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数字鸿沟和业务外包风险的管控，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完善数字和隐私保护法律框架，加强对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
据36氪报道，玖壹叁陆零医学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91360）宣布完成新一轮数千万融资，领投方为乾兆基金。据悉，乾兆基金是一家专注于病理行业的基金，近年来其关联基金在IVD领域已经完成了近20亿元的投资。 据了解，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产品链优化升级、深挖数据价值等方面。此前，91360曾先后获得瓦力投资、慧拓投资、鼎萃基金的数千万投资。 资料显示，91360成立于2012年，2015年正式立项启动，现如今，91360已从最初的数字病理远程会诊平台，发展成为以“数字病理＋AI”为核心、为行业提供全数字病理信息化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具体涉及病理远程会诊解决方案、智慧病理全流程信息化解决方案、病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形成智慧病理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帮助用户开启了全数字化病理的智能工作模式。 本轮投资领投方乾兆基金合伙人胡兆明表示：近年来，人工智能与智慧医学成为医学界乃至全社会热议的话题，病理学已经进入数字病理时代，“数字病理+人工智能”已成为业内公认趋势，我们看中智慧病理的未来蓝海，尤其后疫情时代，支持远程工作、促进内部工作效能提升及信息分享企业的价值日益凸显，91360核心成员在病理行业多年的积累和资源整合能力让其在专业领域与商业化运作上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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