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房地产市场呈现结构分化趋势】近几年的楼市调控旨在引导房屋向居住属性靠拢。未来商品房市场份额料缩小，将居住和投资属性进行一定程度分层。从现阶段看，推出房产税的时机还不成熟。若热点城市房价继续上涨，不排除地方会出台相应政策以稳定市场；长效调控机制下的楼市会朝着健康平稳方向发展。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近几年的楼市调控旨在引导房屋向居住属性靠拢。未来商品房市场份额料缩小，将居住和投资属性进行一定程度分层。从现阶段看，推出房产税的时机还不成熟。若热点城市房价继续上涨，不排除地方会出台相应政策以稳定市场；长期来看，长效调控机制下的楼市会朝着健康平稳方向发展。 调控更注重长效 中国证券报：近日多地加码房地产调控，向市场传递何种信号？ 李迅雷：这些年，人们对楼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限购、限贷等政策与房价的短期变化上。近期深圳、南京等地的政策也属于此类短期政策干预的范畴，此类政策并不会减少购房需求，只是延缓部分居住需求与限制一些投资需求。因此，就近期政策效果看，可能在短期改变市场供需结构，影响人们对房价的预期，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 对于楼市调控，我认为，近几年的变化更多体现在长效机制方面。比如，去年通过的新土地管理法对宅基地制度进行改革，允许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扫清了城乡一体化障碍，从而可以缓解热点城市的供地压力；今年印发的《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加速了用地审批流程；从地方层面看，近期深圳拟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若通过，也将进一步加速旧改资源释放，提升住房供应效率。 除了增加供给外，“十三五”期间的供地计划大幅增加了租赁及政策性住房的比例，这种结构性调整旨在引导房屋向居住属性靠拢，或许未来商品房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小，同时，将住房居住和投资属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分层。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大多数居民都能买到便宜的好房子。很多人住在具有政府指导价的组屋里，有改善需求的人群也可以花高价去买高档商品住宅，这种市场分离下的剥离政策，可使房产既实现居住属性，又保留部分投资属性。 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另一种做法是健全和完善租赁市场体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96%，户均拥有住房1.5套，而美国住户总体住房拥有率为63.7%。从数据上看，国内住房拥有率较高，不存在住房的短缺问题，但楼市成交依然火热，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相比于租房，在国内拥有一套住房，拥有的不仅是实体资产，也一并包含着文化、家庭、户口、配套的教育与医疗等城市服务在内的隐性价值，针对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存在的“重售轻租”现象，中央提出“租购并举”，有助于分化住房需求，能有效缓解商品房市场结构性供需矛盾与房价上行的压力。 短期来看，实施“因城施策”的调控出发点是“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若其他热点城市房价继续上涨，不排除地方会出台相应政策来实现“稳市场”目的；长期来看，长效机制下的楼市会朝着健康平稳的方向发展。 核心城市需求依然较大 中国证券报：房地产市场将如何分化？ 李迅雷：中短期的房价波动是较难预测的。作为商品的房产，不仅有居住属性，由于可出租产生租金，亦具有投资属性，同时也有可交易属性。作为能保值增值且易于交易的资产，房产容易形成价格反馈机制，因此，楼市可能存在追涨杀跌的现象。 长期来看，楼市发展的方向更具有确定性。我们研究过全球100多个国家20世纪以来的房价走势，除了个别国家(日本、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都保持了或高或低的增速。大家熟知的两次楼市泡沫，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楼市泡沫破灭，背后有产业政策和人口结构的因素，表面诱因是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国内对比参考意义不大。目前我国楼市基本面更接近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彼时日本地价的大幅上涨伴随着经济增长得到化解；美国2007年出现的次贷危机，使房价在2011年跌至低点，到2013年房价又恢复至正常水平，2017年超过2006年的房价高点。美国楼市泡沫的导火索是连续上调利率诱发大量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带来债务危机，其背后原因是经济长期处在低利率环境以及政策的持续支持。 目前，国内GDP绝对量依然可观，从横向对比看，我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虽然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出现，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虹吸效应，核心城市的需求依然较大。 房地产市场的分化是多方面的，且不是最近才开始，行业增速放缓后分化一直在进行。目前住房已不再是稀缺品，购房者的主体从刚需转为寻求改善、寻求进入更高能级的城市人群。今年上半年房地产销售市场和土地市场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都比较火热；从地域上看，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楼市数据较好；从区域层面看，核心区位的项目卖得较好；从产品角度看，改善型住房较为畅销；另外，上半年品牌房企定位偏高端的，大多数取得了更好的销售业绩。 未来，随着利率进入较长的下行周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开始减少，城市群与都市圈的持续发展，房价的长期逻辑和行业的分化或还会延续。 中国证券报：房地产调控收紧对股市和债市有何影响？ 李迅雷：房地产与股债的相关性不能简单静态地看，宏观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进而扩散到股市、债市也需要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及资产自身所处的状态来分析。 一是在存量经济时代，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市场存在“跷跷板”效应。同时，无论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都呈现结构分化的趋势。2012年至2013年，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涨跌几乎同时发生。但是2013年之后，这两个市场的相关性开始变得不相关甚至负相关，主要原因是外汇占款流入大幅放缓，资产开始逐渐变为存量博弈，资金在各类资产间的流动开始主导资产价格走势。2016年至2017年，在供给侧改革和棚改货币化等政策的影响下，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短暂出现过一段共同繁荣，但这段时间基本面改善的逻辑强于资产间的流动性因素。2018年之后，存量经济的特征愈发凸显，经济结构优化、行业集中度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化，A股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引导下，不同城市间的房价也开始分化。 二是结构性调控不同于总量调控，对股市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自身结构原因，房地产产业链占A股市场整体利润的比重较大，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走势与房地产周期高度相关。回溯历次房地产调控政策，都具备明显的逆周期特征，过去出台的几次力度较大的调控政策，都是在房地产行业景气度较高甚至过热的时候出台；当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或金融市场风险加大时，政府往往又会出台对冲政策来缓和先前政策的影响。但前几次调控力度都显著强于当下。对股市而言，影响最大的是总量调控政策，投资者更担忧的是信贷收紧带来的流动性冲击。而如果只是结构性的调控，反而可能会因为资金的“跷跷板”效应对股市有利。 实施差别化调控政策 中国证券报：房产税什么时候会出台？将如何影响房价？ 李迅雷：目前房产税处在立法阶段，立法过程比较长，需要经历提议、审议修改和颁布几个阶段，其中审议修改一般会有多个来回。房产税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要体现公平性和可操作性，我认为短期内难以推出。从国外看，房产税较为普遍，也不会对房地产和房价带来显著影响。毕竟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从现阶段看，推出房产税的时机还不成熟。 中国证券报：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应采取哪些措施予以推进？ 李迅雷：房产税是一种长效机制，但当前还不是很好的推出时机。如果因为房产税不推出而延误长效机制的建立，则会使得结构问题更加难解。因此，必须实施差别化的调控政策。例如，针对某些房价涨幅过大的中心城市，可以扩大建立住宅用地的供给增加机制，如一年内房价涨幅超过一定幅度，则允许地方政府将一部分商业用地或综合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又如，对于居民家庭的第三套及以上房产，可以考虑征收空置税。此外，对于豪宅的交易，可以提高交易税率等。
摘要 【A股摁下牛市“暂停键”？继续炒股还是买房？李迅雷这样说】对于A股自3月低点以来总体回升、持续走高的态势，李迅雷认为经济和企业盈利基本面并不支持所谓的“全面牛市”。他指出，中国股市指数上涨，是由于原有估值体系正在经历修正，指数中权重较大的股票估值在走高。(每日经济新闻) 7月24日，A股市场在外围利空扰动之下，三大指数相继下跌超3%，恐慌性抛盘集中出逃，跌停个股多达上百只。上证指数日K线图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实际上由于中美博弈过程中出现“黑天鹅”导致市场大跌之前就有多次，而大跌之后A股怎么走？历史数据已有规律。另外，当前A股市场到底是“牛回头”还是牛市结束？ A股曾经历3个重要大跌时间点 7月24日，A股市场在外围利空的不断扰动之下，三大指数相继下跌超3%，恐慌性抛盘集中出逃，跌停个股多达上百只。从历史规律来看，由于中美博弈过程中出现“黑天鹅”导致市场大跌，似乎A股短期大跌后的治愈能力很强。 首先在2018年3月22日，美国向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3月23日沪指大跌110点，跌幅高达3.39%。大盘一天调整到位，之后的近两个月沪指一直于3000~3200点区间低位震荡。而从创业板指数来看，3月23日下跌超5.02%，不过创业板指数在2018年3月26日就上涨了3.16%，3月27日上涨了3.6%，之后的3月30日上涨了3.16%。当时创业板指数位于1600点至1800点之间。对于市场的抗跌，有市场分析认为主要还是当时国内依然保持了适度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是在2018年6月15日，美国宣布将在2018年7月6日对第一批清单商品加征关税。6月19日，沪指开市下跌114点，跌穿2900点，当日盘中最低到了2871点，收盘下跌3.78%。之后大盘持续整理，到2018年7月24日逐渐收复失地。而创业板指数在2018年6月19日下跌了5.76%，2018年6月20日创业板指数反弹了1.08%，之后创业板指在6月26日上涨1.71%，在6月29日上涨了4.08%，几天时间就收复了失地。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在2019年5月5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受此影响，沪指在2019年5月6日下跌171点，收盘下跌5.58%，之后的三个交易日小幅下跌。沪指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2600点至3100点之间波动。当时国内宏观环境逐步放宽，流动性保持平稳，外部冲击影响有限。 从上述三次中美博弈的重大节点看，A股都出现了百点级别的大调整，但事后看来，外部因素对市场只是短期冲击猛烈，而真正决定A股的中长期因素依然是货币政策。 目前市场运行方向不会改变 北京星石投资认为，上周五的“黑天鹅”，导致市场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调。这种 “黑天鹅”可能会对短期市场行情造成一定的扰动，但是并不会改变市场中长期向好的趋势。从中期来看，市场将步入业绩验证期，有真实业绩支撑的企业可能享受业绩、估值双驱动。 星石投资表示，“回顾2020年上半年，市场上涨主要得益于经济修复、疫情得到控制、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带来的估值提升；而下半年，我们认为市场则将步入业绩验证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之间的分化可能会加剧：那些真正有业绩的公司可能会享受业绩、估值的双驱动；而那些业绩没有验证的企业，资金的关注度会逐渐降低。长期来看，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成果初现，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叠加资本市场改革加速，A股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在后疫情时代，当前国内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海外经济体有望在下半年就能修复至准常态水平，从而带动内外部需求回升，上市公司盈利整体有望得到修复，叠加逆周期调节政策仍然会发力，各个类别的成长股都有不错的投资机会。科技、医药等领域的成长股代表长期发展方向，具备较大的长期成长空间，虽然前期的结构性行情对于部分企业成长性有一定的透支，但是仍然有很多质地不错的企业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具备较强的投资价值。另外，消费、周期类里同样有相当一部分优质企业在现阶段的市场里性价比凸显。” 而清和泉资本则认为，上周五的大跌，一是由于前期市场上涨过快，资金驱动明显，积累过大涨幅。二是近期中美关系牵动市场神经。从短期来看，市场存在阶段休整的需求。从中长期来看，目前的调整和震荡都是大趋势中的小波动，市场运行的方向不会变。流动性没有收紧的风险，宏观流动性因经济缓慢复苏需要合理充裕，居民流动性因无风险利率下行导致资产腾挪，海外流动性因美元进入弱势周期可能回流新兴市场。因此市场的短期震荡均是为了更好地积蓄力量。 “牛回头”还是牛市结束？私募这样看 近期A股不断上攻，短短的20个交易日，沪指便从2900点上攻到3400点以上，但近期由于外围因素扰动出现大幅调整。接下来市场是延续宽幅震荡还是会出现方向性选择？据私募排排网近期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2.32%私募认为沪指3500点阻力较大，加之增量资金放缓，接下来股票市场大概率延续震荡。有27.68%的私募认为市场中期牛市趋势仍在，在科创板首轮解禁大潮等冲击过后，A股会重回上涨通道。 目前到底是“牛回头”还是牛市结束呢？ 安值投资表示，7月前是市场格局极度分化，医药、消费高估值的股票持续走高，银行、地产等低估值行业继续在地上摩擦。之后发生了风格切换，银行、地产、周期等股价开始上涨，这些行业占指数的权重比较大，进而造成指数的上涨，市场中赚钱效应明显，吸引散户资金入场，市场成交量放大，市场活跃度大幅提升。而近期市场下跌的原因首先源于上半年经济数据明显好于预期，引发政策边际收紧的担忧；其次是中美关系出现较多扰动；第三是中芯国际IPO引发抽血效应。对于未来，我们认为是牛市中的调整，不改牛市基调，真正的终结信号或者杀死牛市的因素是明确的信用收缩或者经济周期触顶回落，目前都还不具备。 鼎业投资基金经理赖明新对A股未来方向还是比较乐观，认为市场短期内全面走牛的概率不大，但市场会继续以结构性行情为主。首先国内整体的流动性还是较充裕，这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其次国内疫情控制较好，经济复苏是较确定的，相比国外，中国的经济表现会更亮眼，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资金流入仍是长期趋势；还有国内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正从以前的三驾马车驱动转变为内需和科技发展双驱动，这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而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科技领域，更多依靠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以国家对资本市场也会越来越重视。再有就是国内的投资理念也在转变过程当中，A股市场的投资者机构化正在加速，市场正在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赖明新还指出，对市场不利的因素也是相对存在，市场对贸易摩擦的影响虽已有一定的预期，但不能排除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的可能性；而无论是贸易摩擦的影响还是海外疫情失控的情况，也会反过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再者市场股票供应的增加速度较快，全面注册制的步伐正在加快，池子变大了，如果新注入的水增量不足，水位下降的压力还是有的。所以目前全面牛市的基础还不牢靠，拉长周期来看，A股还将是逐步震荡上行的格局。 机构强调珍惜调整机会 7月26日，国盛证券发布策略研报强调，珍惜调整机会。 国证策略表示，股市流动性充裕、机构增量资金确定性流入之下，继续看好市场赚钱效应。回顾今年A股表现，可以发现极少出现大的调整。仅在2月国内疫情冲击以及3月海外金融危机冲击时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事实证明，每一次极端的波动都是加仓的机会。此后，每当市场开始谨慎的时候，如4月底开始的债市大跌、5月的贸易摩擦和科技战升级，A股的表现反而韧性十足。核心原因在于：今年股市流动性充裕、增量资金巨幅入场。下半年包括基金、保险和外资等仍有望为市场带来万亿级别资金增量，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基石。因此，指数即使短期波动，在增量资金确定性大幅流入之下，机会远大于风险。 国盛策略指出，机构沉淀性资金越来越成为市场主导，全面运动式牛市不会重演，机构牛、结构牛、大分化时代将持续。此前大盘快速上涨，再次勾起不少投资者的“牛市幻觉”。但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机构主导平稳向上的A股市场、远比一轮居民集中入场掀起指数大涨大跌更健康。近年来，监管始终严控居民资金尤其杠杆、配资等集中入市。与此同时，又通过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等改革，鼓励银行设立基金公司、提高机构配股比例等方式，不断引导长线资金进入A股市场，由此推动居民资金由直接持股向间接持股转变，这种趋势和方向很难改变。7月17日，银保监会超预期提升险资权益投资比例上限最高达15个百分点，再次释放明确信号。未来，机构资金的话语权和占比将不断增强。机构牛、结构牛、大分化时代也将持续。 招商基金则认为，7月24日市场出现大幅调整，与科创板的大规模减持和隔夜美股下跌导致北向资金流出有关。一方面，科创板开始大规模减持也对科技板块形成了一定拖累。另一方面，7月23日公布的新增初领失业金人数4月以来首次上升，美股出现明显调整，7月24日北向资金呈现大幅净流出。招商基金认为市场此前涨速过快，部分板块出现泡沫化倾向，此次下跌是市场调整压力的再度释放。 招商基金表示，受制于国外疫情和经济形势，国内外流动性仍不至于趋势性收紧，同时二季度的各项实体经济数据延续好转态势，宽信用态势有望在三季度继续，指数大幅下行的空间不大，当前时点仍可以积极心态寻找结构性机会，下一阶段关注政治局会议定调、中美博弈进展等事件。 炒股还是买房？李迅雷这样说 就周五A股大幅调整，《巴伦周刊》中文版采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李迅雷认为，近日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只是市场的一个触发因素，更主要是的市场供需变化带来的正常调整，中美关系只是扰动市场的短期因素。 对于A股自3月低点以来总体回升、持续走高的态势，李迅雷认为经济和企业盈利基本面并不支持所谓的“全面牛市”。他指出，中国股市指数上涨，是由于原有估值体系正在经历修正，指数中权重较大的股票估值在走高。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股市正在及时地反映消费升级、新旧产业更替等趋势。“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其实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他对《巴伦周刊》中文版说。 另一方面，最受国内投资者关注的房地产市场迅速摆脱新冠疫情影响，复苏势头明显。下半年，投资者该如何在股市和房地产之间权衡？ 李迅雷采访摘录 《巴伦周刊》中文版：那么如果现在有投资者在投资房产和投资股票之间面临两难选择，您能给出一些建议吗？ 李迅雷：房子价格越来越高，随着分母变大，它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是在下降的。比如说，10多年前，你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买一套房子，可能现在涨到每平方米五万元，十倍的投资回报率；但你现在以每平米五万元买房，未来要涨到每平米十万元，即实现一倍的回报率会更有难度。而且，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比房地产更好的那些投资工具如今也更加丰富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去配置金融资产，这是一个长期逻辑。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中，房地产的配置比重过大，大概在70%左右。美国大概30%左右。从未来大格局来讲，应该降低房地产的配置比例，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金融资产里面又分为股票、债券、公募基金等产品，准金融资产里边还包括黄金等等。 我们现在其实面临着“货币多、好资产少”这样一个格局，我们应该配置的是好资产、稀缺资产。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稀缺资产的估值是不是太高了？我的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把钱委托给优秀的基金经理来配置，他们可以判断目前所谓好资产的估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就股票投资而言，买股票就是买未来，我们是基于未来预期来判断目前股价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如果说它的盈利未来能够保持每年30%到50%的增长，那么这样的股票现在很多是非常便宜的。 《巴伦周刊》中文版：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各大类资产当中您比较看好的是哪些？ 李迅雷：第一个，我还是比较看好权益资产。主要是我前面讲的好公司、好的行业。这个话讲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大部分投资者都不具备寻找好公司、好的稀缺资产的能力。我的建议还是买那些优秀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这是这么多年来最重要的经验。 第二类，我看好黄金。我认为未来存在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还可能出现全球经济下行、金融动荡、甚至战争等的风险。此外，货币超发是这次疫情下的货币当局普遍做法。事实上，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只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1.1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黄金既是避险工具，又是投资品。 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固定收益类的低风险产品，比如利率债、一些货币型产品、保本理财产品等等。 至于房地产，对于那些人口持续净流入的发达大城市，我觉得还是可以持有，如日本东京在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还会创新高。不过，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房地产不是一个很好的配置工具。
在黄金价格不断高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投资机会？7月25日，由世界黄金协会、中国财富网共同主办的“大变局时代的黄金市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国内外黄金市场就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地位、黄金市场投资机会等进行了探讨。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执行官泰达维(David Tait)表示，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地区封锁和出行限制使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万幸的是，中国的情况正在迅速好转，不仅成功遏制了疫情扩散，各行各业也在迅速复工复产，市场的大部分关键指标都出现了强劲反弹，有力地提振了市场信心”。 不过，他认为，投资者仍需确保其包括黄金在内的投资组合具有行之有效的对冲手段。近期来看，国际金价飙升至1900美元/盎司关口，与2011年9月创下的1921美元/盎司的历史高点十分接近。目前全球风险长期存在，加之利率处于超低水平，这些因素都将长期继续支撑黄金的投资需求。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市场策略师芮强(John Reade)认为，认识黄金战略投资价值是进行黄金投资的关键因素，人们通常对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作用缺乏认知。比如一些评论人士认为，黄金只是在高通胀期间才会有很好的表现，或者说黄金与大宗商品投资并无两样。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黄金只适用于短期的战术性投资，而且仅具有长期保值的作用。 在他看来，黄金战略投资价值旨在证明上述认识都是错误的。黄金有助于全球投资者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一方面黄金可以产生回报，自1971年以来黄金的回报率一直可以达到或超过其他主要资产类别的水平；另一方面，黄金与其他资产类别的相关性低，令其成为实现投资风险分散的有效工具。除此之外，黄金市场也是流动性高的国际性市场。在回报、风险分散和流动性的综合作用下，投资组合中配置黄金有助于资本保值。 芮强表示，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冲击，最初市场预期经济会迎来快速的“V型”复苏，但目前市场预期正转化成更缓慢的“U型”复苏，甚至更有可能是“W型”复苏。可以看到的是，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有可能会对投资组合的表现产生持久的影响。 他认为，今年下半年以下关键因素将影响黄金走势：一是高风险、低机会成本和最近的黄金价格表现；二是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出现的大幅上扬可能会使市场进入调整期；三是债券的收益率预期较低，极低的收益率削弱了债券的避险功能；四是市场对通缩或通胀的担忧情绪。 在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来，应当加大黄金在金融资产配置中的比重，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市场波动及风险加大，而黄金本身具有避险属性；二是今年的疫情导致全球主要货币当局再度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超况十分严重；三是黄金的总供给很小，而且可开采成本很高，每年黄金的新增量非常有限。在全球货币超发的背景下，各国央行从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加大了黄金储备力度，央行黄金储备规模显著增加，这是目前配置黄金的一个基本逻辑。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全球就进入了纸币泛滥的时代，时间节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在此之前，黄金与美元挂钩，美元是没有办法超发的。而在脱钩以后的50年里，美元因超发问题‘含金量’几乎缩水97%，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90%以上。”李迅雷说。 有关数据显示，自1971年以来，美元纸币增长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存量只增长1.1倍，这是严重失衡的比例关系。1971年至今，美国股市涨了31倍，黄金价格涨了34倍，远高于普通商品的5.3倍，也远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1.5倍。 鉴于此，李迅雷认为，可以将黄金形容为“火山”，它会沉睡一段时间，但现在这个“火山”已经到了喷发期。 “目前来看，防范风险是市场主线，由于疫情还未结束，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过程中，投资者风险偏好在下降。所以，无论从货币超发的角度还是投资的意义说，黄金都是比较好的品种。”李迅雷说。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稳不稳，股价就是一个显性指标，维护金融股的股价，不能只由高管象征性增持，必须由实力机构真抓实干，唯此才能给市场以信心，市场稳定，交投活跃，投资融资，相辅相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落到实处，直接融资就落到实处，金融风险防范就落到实处。 水皮 中国A股的金融股估值是高还是低？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但是低，而且是显著的偏低。如果考虑到主要的金融股都是国有控股的背景，那么针对重要的国有金融资产每天都在市场上以不到净资产六折的贱价交易，任何一个但凡有点责任心的管理层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或许一时顾不上，但不可能永远不作为。 话题实际上是由中国人保引起的。 中国人保的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抱怨人保的H股价格太低，A股差不多是H股的三倍。截至文章之日，H股是2.53港币，折合人民币2.28元左右，而A股价格则是7.07元。中国人保在互动平台回复表示，公司H股股价受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已经背离基本面，被显著低估，公司将加快推动高质量转型的“3411工程”，努力提高业绩，推动股价特别是H股股价回归合理区域。 毫无疑问，中国人保的H股股价相比A股肯定是低估的，问题是中国人保的A股股价本身也并不高，尽管上市后曾经冲高到12.84元的高度，也曾被券商点名唱空，但是，A股7.07元的股价对应的动态市盈率是11.07倍，市净率是1.66倍，对比一下中国平安，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股中少有的A股H股基本相当的个股，A股现在76.28元，港股83.30港币，折合人民币75元左右，中国平安的市盈率是13.38倍，市净率是2.09倍，港股则更低一点。同样在香港挂牌的友邦保险，目前股价是72港币，对应市盈率是16.98倍，市净率是1.96倍。中国平安是一个内资民营公司，友邦是一个外资上市公司，他们的估值和中国人保的A股相当，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保A股并没有高估，而对应之下的H股就是绝对的低估，中国人保的净资产是每股4.64港币，交易价格2.48元，对应市盈率是4.29倍，对应的市净率只有0.53，差不多是打对折。 绝对低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相对低估，可以用本土市场与离岸市场解释，可以用流动性差异解释，可以用机构与散户不同解释，但是绝对低估，只能由大股东或者是上市公司本身来解释，市值管理是谁的责任？ 这种绝对低估不仅存在于港股，更多存在于A股，相比之下，保险股的绝对低估更多在H股，银行股的A股则惨不忍睹，破净几乎成为这个板块，尤其是大行银行股的标配。我们不妨看看四大行，工商银行股价是4.98元，对应的市盈率是5.25元，市净率是0.69元；农业银行股价3.24元，市盈率4.42，市净率0.65；建设银行股价6.07元，市盈率4.69，市净率0.72；中国银行股价3.35元，市盈率4.69，市净率0.60，除此之外，交通银行股价4.75元，市盈率4.11倍，市净率0.51；中国邮储银行4.59元，对应市盈率4.97倍，市净率0.79，其他的股份制银行除招商银行市净率在1.50之外，大多数的市净率也在0.50-0.60之间，这些银行的大股东不是中央汇金就是证金公司，不是财政部就是地方国资，就眼睁睁的看着国家的金融资产如此贱卖，有的甚至参与其中的交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要搁在线下交易，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又是什么？更何况，以半价净资产出让银行的股份，不管这些股份是战略而来还是定向增发而来都对市场形成了相对糟糕的信号，现在的股价究竟是高还是低？中国金融股的权重占上证指数三分之一尚多，金融股的长期低迷贱卖是上证指数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工商银行当年上市时利润只有600多亿，但是股价曾经上冲过9元，而14年后工商银行的利润突破3100亿，股价却不到5元，如何让投资者信服价值投资。贵州茅台的市值超过工商银行，不是茅台太嚣张，而是工商银行的股价太窝囊，就如同这波行情，涨只涨4天，跌可以跌半个月，行情启动前尚在5元，冲高5.85元，现在价格还在5元，银行股不但没有成为A股的压舱石，稳定器，反而成为某种打压的工具，这是战术上的错误，更是战略上的错误，更是宏观上的错误，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市值难道不是最具体的体现吗？ 怎么办？ 一种办法是保守的做法，水皮此前提出过，禁止国有机构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出让国有金融股，这种办法能够起到止血的作用。 一种办法是积极的做法，就是由大股东增持或银行自身回购，积极推动股价回归合理区间，这能起回血的作用。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稳不稳，股价就是一个显性指标，维护金融股的股价，不能只由高管象征性增持，必须由实力机构真抓实干，唯此才能给市场以信心，市场稳定，交投活跃，投资融资，相辅相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落到实处，直接融资就落到实处，金融风险防范就落到实处。 牵牛要牵牛鼻子，金融股就是市场的牛鼻子。
五大因素刺激金价连刷新高 波动加大注意风险 随着价格持续飙升，黄金白银已成为近期金融市场最火爆的品种，引发全球资金关注。 7月28日，黄金价格继续创历史新高，现货黄金盘中最高破1980美元/盎司，纽约COMEX黄金期货12月合约盘中触及2000美元/盎司，将2011年创下的历史高点甩在了身后。 不过，在触及2000美元这一历史重要关口后，金价的波动明显加大，盘中现货黄金出现快速跳水，自最高点一度暴跌70美元，全天走出了“上蹿下跳”的行情。 此外，由于黄金白银价格的大幅上涨，引发资金大幅涌入，持仓水平在快速上升的同时，市场风险也进一步加大，上海黄金交易所昨日也发布风险防控通知。 五因素致黄金价格飙涨 在全球股市震荡之际，黄金价格却驶入上涨快车道。自7月17日以来，COMEX黄金价格接连突破了1800美元/盎司、1900美元/盎司两大整数关口，连续7个交易日出现上涨。 7月28日，金价的上涨再次创造历史，现货黄金盘中最高升破1980美元/盎司，纽约COMEX黄金期货12月合约盘中触及2000美元/盎司。国内黄金期货同样涨势凶猛，接连突破每克400元、410元、420元、430元、440元五个整数关口，不断刷出历史新高。 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国际金价就开始一路走牛，从不到1100美元/盎司震荡上行，2019年突破1500美元/盎司，进入2020年则加速上涨，年初至今涨幅已超过26%。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院长王骏表示，这一轮黄金大涨背后主要有五大原因：第一，从货币政策来看，美联储从加息周期转为降息周期，对通胀的忧虑为黄金带来了增量资金；第二，美国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盛行，令黄金成为了各国货币的信用背书以对冲美国“薅羊毛”策略的工具；第三，从供需结构上来看，黄金的需求变动有限，而供给将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矿产成本扩大，导致黄金易涨难跌；第四，全球央行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第五，全球市场整体风险大大增强，不仅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地缘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使得黄金的避险需求前所未有的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大涨的背后，美元指数则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创近10年来最差月度表现，美债实际收益率跌至2012年水平，进一步推动了美元的抛售。 “美元大跌是黄金上涨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上周在德国的力推下，欧元区超预期推出7500亿欧元刺激计划，欧元崛起打压美元，成为行情的引爆点。同时，避险情绪亦驱动贵金属上行，美国部分地区病例激增，引发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担忧，市场预期美联储低利率政策持续更久。”平安期货投资咨询部负责人周拓表示。 波动在加大需警惕风险 黄金白银价格大涨，资金也大幅涌入。截至目前，全球黄金ETF连续7个月净流入，全球最大的黄金ETF——SPDR持仓量已创1228.81吨历史新高。全球最大的白银ETF——安硕白银ETF的持仓创历史新高，较年初增加49%。 周拓认为，美联储无限量QE推高通胀预期的同时，也压低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或导致实际利率跌入负利率区间，黄金保值的特性仍将吸引资金持续流入。 而资金的持续流入，也令市场风险在进一步加大。昨日，国际金价在触及2000美元这一重要历史关口后，盘中现货黄金快速跳水，自最高点一度暴跌70美元，全天走出了“上蹿下跳”的行情。 王骏称，从逻辑和相对估值来看，当前的黄金白银市场是利润加速和利润兑现阶段，贵金属市场的波动可能显著增加或出现巨幅波动，后续将很考验投资者的承受能力和操作能力。 昨日下午，上海黄金交易所官网发布通知称，受国际因素影响，近期金银价格波动较大，持仓水平较高，市场风险明显加剧，若黄金、白银风险状况进一步加剧，将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展望后市，王骏表示，欧美持续无限量放水、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地缘重大冲突预期增强、美股泡沫破裂等多重因素，将促使全球资金流入贵金属市场，黄金成为目前市场共识性最强的品种，上行的逻辑仍然不会改变。 “本轮黄金牛市的涨幅约85%，短期涨速较快并创出历史新高，但对比历史上的牛市，并不算过分。历史上，两波黄金的大牛市都对应着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再度趋势性下降，当前或意味着我们正处在黄金的第三轮牛市之中。”周拓也表示。 记者 许孝如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已经30年了，现在人们都在总结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这30年最重大的成就就是我们有一个规模50万亿人民币的资本市场。我们在这30年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很多的曲折。但是我们终于体会到了发展资本市场本来的含义，找到了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近所推行的注册制改革，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资本市场受现代金融的约束。这个理论认识是经过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的。因为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所以未来就能够很好的找到发展路径。 在中国资本发展历史中有三个问题始终是需要人们思考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发展资本市场？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发展好资本市场？第三个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彼岸在哪里、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三个实际上都是在整个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必须明确的。 如何发展好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注册制的改革、科创板的设立，预示着我们正在找到一个符合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路径。 中国制度上的彼岸在哪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目标在哪里？有一个基本的提法是要把中国资本市场构建成国际新的金融中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彼岸。 要达到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这几个方面要做系统的改革。 第一是全面地推行注册制的发行制度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基石是发行制度的改革，因为它涉及到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以及上市的标准怎么确定，上市的机制如何形成等等，这些都是资本市场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把发行制度改革、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放在首要的位置。 第二是必须完善信息披露的制度、信息披露的体系，因此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监管重心。未来市场的监管重心主要是对信息披露监管、主要是对透明度监管，所以监管者的职责要发生重大的转型。这个转型既和发行制度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资本市场国际化也是它的内在要求。 第三是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法治完善要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法治的完善包括法治的理念、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执法能力的提升这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对我们提出全面的要求。所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中国法治完善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法治全面的提升。 资本市场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有三大元素：法治、契约和透明度。所以和法治完善相适应的是契约精神，要发展资本市场、要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契约精神履约能力要大幅度提升。这是市场有预期的重要保障，能不能有稳定的发展和国家的履约能力、契约精神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面积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英国的金融体系、英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之一，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的法制完善，有很好的契约能力、契约精神。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规则和法律都来自于英国。所以中国要认识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要进一步改善透明度，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与监管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些现象特征和透明度有时候是不相适应的。在中国社会提高透明度是重大的任务之一，实际上透明度的提升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透明度是资本市场的灵魂、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第四是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上市公司要有投资价值，上市公司没有成长性、没有投资价值要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过去把非常好的上市公司理解成历史上很辉煌、有很多很好动人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好的上市公司的核心元素，核心元素是它的未来有很大的成长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特点，为此就要调整上市公司的标准。新《证券法》为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 过去我们侧重于工业化时期的企业，钢铁、水泥、煤炭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企业是没有成长性的。对后工业化时期的一些企业，在一些标准上是没有考虑进来的。过去标准都是侧重于规模大、物理资产、重视物理资产、重视历史，但唯一不重视未来。这是我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需要重视的。 我们要对资本市场有深刻理解，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能在政策、法律、规则方面，制定一个与资本市场本质相匹配的、一整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才能够顺利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这30年来之所以走了一些弯路、有一些曲折是因为我们对资本市场需要深刻的理解、需要正确的把握。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资本市场的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认为股票价格的上涨是风险的来临、股票价格下跌是风险的释放，实际上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只要信息披露是透明的、是充分的，股票价格的上涨就是理性的。我们还有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总认为熊市状态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风险。但熊市状态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功能。人们到市场来投资、承担风险，当然希望自己的投资收益是能够提高的。所以我们对风险的理解在资本市场上做得不够，从而会严重约束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这些方面不解决的话，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会很难。必须要在这些方面彻底进行变革、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楚资本市场本来的含义。 中国金融的开放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金融的开放是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二是人民币可作为交易货币的改革，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任务。三是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是全球投资者投资的一个重要市场，中国未来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投资的比重应该达到15%。 所以，开放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任务。如果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因为它要求法治的完善、透明度的改善、契约精神的确定，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在未来，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不推行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实现目标。(中新经纬APP) (根据7月25日吴晓求在国际货币论坛上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吴晓求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古人在《礼记·中庸》中强调了事前规划的重要性。很多看起来遥远的事情，在没有预先规划的情况下，结果往往不会很好。养老，便是如此。当“人口问题”、“老龄化”等词汇不断登上热搜时，“养老规划”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当人们想要进行“养老规划”时，却发现养老这样一个涉及“余生”的事情，可选的余地却很少。除了被过度营销的商业类养老保险外，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养老规划”看起来既遥远又困难。失衡的“养老三支柱”一般来看，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进程缓慢平稳。例如，法国经过了115年，瑞典经过了85年，但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仅仅30年左右便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如果以国内60岁退休年龄作为统计标准，则我国2018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9%。一般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左右。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的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养老需求和市场。然而，在国内巨大的养老需求的另一面，却是“养老三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障、企业养老保障、个人储蓄养老保障）的失衡状态。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存量资产约5.8万亿元，占比超过70%；第二支柱存量资产约2万亿，占比约为30%；第三支柱刚刚起步，占比微乎其微。发展至今，我国第一支柱的替代率不足50%（即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政府面临着收入放缓、支出加快、部分地区的基金耗尽的挑战。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和技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养老金融也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正因为此，作为养老市场的基石，养老金融正在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争夺市场的“新蓝海”。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针对本国国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养老产业发展，形成了个性化的养老金融产业发展体系。目前，中国已启动基本养老金入市，职业年金逐渐发展，第三支柱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试点即将扩大至全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虽然中外国情不同，但建设完善的养老体系的目标一致。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能够为当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美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养老金融相辅相成麦肯锡基于“养老金结构占比”和“金融市场成熟度”两大维度，对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评估，将全球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市场分为三个形态：国家福利型、自由市场型和巨头主导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和养老金制度的成熟，也将逐步走向其中某一形态。以美国养老金融体系为例，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计划，由政府强制执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划，如著名的401K计划（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的规定，关于企业年金的有关规定），由企业出资建立；三是个人储蓄及商业养老保险等，由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出资加入，例如个人自行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IRA）。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形成了自由市场型养老金体系。即以第二、第三支柱为绝对主导的商业化模式。这种养老体系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具体来看：首先，第二支柱中著名的401K计划，成为养老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在该计划下，企业为每一名员工开立独立个人账户，员工每月缴费不得超过个人工资的25%，同时企业按一定的配比为员工缴入相应资金。401K主要投资于股票基金，范围由企业选定，个人选择具体投资产品并自担风险。401K计划具有投资主动权、投资灵活性、转移方便、可进行贷款申请等特点。其次，成熟的资本市场造就了基金系资管公司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企业养老的401K还是个人养老的IRA，个人都对养老产品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成熟资本市场下，基金系资管公司凭借更为丰富的产品组合、更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和美国长期牛市带来的高投资回报，成功超越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美国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市场的主导者。以IRA计划为例，从投资产品市场份额来看，资管类产品的占比在过去40年显著增加，截至2017年，在IRA计划总资产规模中的占比已高达63%。在前两者的基调下，税收激励计划也极大促进了第二、三支柱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持续完善政策法规，出台递延税收激励政策，不断提高减免限额；同时引入“自动加入”条款、提高账户的“可携带性”，允许多账户（第一、二、三支柱账户）之间资金自由转移。至今，美国第二支柱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资产已合计达到养老金资产总规模的90%。得益于养老金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待遇，养老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后，典型的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除了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框架，美国还形成了多样化的养老金融的服务和产品。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满足被保险人的护理、经济补偿的保险。在政府财政税收优惠的支持下，目前约占美国人身保险市场份额的30%。二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个是世界范围内最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以房养老”模式，老年人将其房屋产权抵押，由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旧等综合评估，按月或按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一直延续到借款人去世。三是TDF，也称生命周期基金。其典型特点是基金的风险资产配置比例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自动递减，目标日期通常设置为投资者的预计退休日期。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只需通过选择一只与其退休日期最为接近的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就可以达到“投资养老”的目的。巨额的养老金成为华尔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也是全球最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全美养老金总资产、私人养老金总资产均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可以说，养老金融的发展，成为打通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成为打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通道。日本：巨头主导，全民养老日本养老金融市场属于“巨头主导型”，一二三支柱相对均衡。与美国的自由市场型养老体系不同，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欠发达，个人消费者对于不同养老和投资产品的理解水平也较低，追求品牌信任度，于是形成了以保险和银行巨头为主的相对集中的市场格局。日本养老保障体系也由三个支柱组成，即政府公共养老金、企业补充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全民养老”为原则。例如，日本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独具特色的“双层”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第一层是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即“基础年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建立了覆盖整个国民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法律规定年龄范围内的日本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第二层是针对所有企业在职人员包括短时间劳动者的厚生年金，和针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工、农林渔业团体职员的共济年金。第三层是基于前两者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个人养老保险。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安排。在“全民养老”基础上，日本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推陈出新，实现了多支柱立体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学习了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与美国不同，该制度下，美国为商业保险产品性质，日本则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以强制保险的方式，对40岁以上的公民，按年龄差别费率缴纳保费。这种制度采取“税收+保险金”的形式，在财源稳定的同时，也把保险作为国民看护支出的费用来源，分散和转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此外，通过全民的普及教育，遗嘱信托、反按揭等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也为老年人积累养老资金提供了多种渠道。例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通过政府主导下自治、厚生劳动省与国土交通省实施、私营机构主导的三种模式，互为补充，保障养老金融产品的供应。总的来看，日本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三个支柱的平衡化、立体化，制度之间相互补充，达到有限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类养老金作为弥补公共年金的重要支撑。以信托类产品为例，对企业产品方面，有确定给付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确定缴费年金等；对个人产品方面，有国民年金基金、个人年金信托、财产形成年金信托等产品。中国：养老金融，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业欧美的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较早，日韩等国家在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多数都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金融的发展模式。目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政府基础退休养老计划占比较高，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覆盖率总计不超过30%，产业趋近于“国家福利型”，零售资管行业尚未成熟，保险公司是商业养老金市场核心玩家。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养老”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几年来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推动第二、三支柱的发展。特别是2018年5月，个人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拉开了第三支柱登台的帷幕。随后推进的个税改革则将税基由薪酬扩充至综合收入，并明确了教育、养老等定向税收优惠的扶持方向，这为过去分散于理财和房产投资的资金转向养老金投资提供了政策助力。针对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存在的全民养老制度不完善、三大支柱失衡、养老金产品匮乏、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等问题，我国可以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的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顶层设计为养老制度之根本。“人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必经之路，但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完善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打造开放、动态、分阶段的长期规划势在必行。例如，借鉴日本综合性、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充分满足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完善落地税收优惠和补贴支持等方面相应的政策，如借鉴美国的IRA制度，通过税收递延缴制度鼓励个人购买个人养老保险。第二，创新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虽然创新发展了类似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代表的“以房养老”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产品的风评并不好。其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多种类生命周期基金等投资组合产品等也受限于国情、市场基础投资品限制等原因，难以发展扩大。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应结合当下的国情、资本市场、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等特点，充分考虑客户不同的需求和体验，发挥机构在风险保障和投资管理方面的优势，满足客户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需求。第三，拓宽养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养老体系，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并提供资金支持。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除了政府的市场化引导，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适应养老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承贷主体。如对建设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的养老服务项目，试行特别延长期限和还款方式。当然，除了依靠银行信贷，还应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熟，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利用主板、中小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上市融资。显然，快速发展“二、三支柱”商业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潜力所在。同时，除了借助制度和管理促进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开展全民的养老金融教育更加具有必要性。在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趋势叠加下，老年抚养系数已经由2000年的9.9（平均9.9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下跌至2020年的5.8，夹心一代准备好了吗？参考资料：1.麦肯锡《制胜中国养老金融市场白皮书》2.刘宝美. 日本养老金融发展的启示[N]. 金融时报,2016-09-05(012).3.娄飞鹏.发展养老金融的国际实践与启示[J].西南金融,2019(08):80-88.4.吴锡扬,黄灿云.国际养老金融发展经验及启示[J].福建金融,2016(05):40-45.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二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2020互金二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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