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浪潮下，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复杂市场环境和多重业务挑战下，各类资管机构开始积极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寻求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科技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 那么，传统资管机构怎么能够有效转身，成功转型呢？ 在近日的外滩大会智能投研与投顾分论坛上，平安资管总经理罗水权发表了题为“拥抱科技，盈满八方”的主题演讲。他表示，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激烈的同业竞争、趋强的监管要求、多变的客户需求，尤其是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领域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冲击，传统资管公司只有走科技化、智能化的道路，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罗水权说，资管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基金、信托、券商、保险资管，包括新成立很多银行理财子公司都在做一件事——帮客户管好钱。客户需要什么？第一是稳定的好业绩，第二是不能出风险，第三是有可持续的投资模式。当然，作为金融机构，也要考虑自己的投入产出比。数字科技转型是破局发展的不二选择。 罗水权说，近年来，不论是监管的科技扶持政策，还是各机构的科技投入、科技人才需求均创新高，金融行业数字化浪潮已来。但真正落地，还是挑战重重：首先是技术，相比阿里、腾讯等这些互联网公司，传统资管机构在技术能力上偏弱；第二是业务，纯粹从科技的视角出发，在实践中免不了脱离业务场景，平台业务两张皮；第三是投入，无论数据、计算、存储、人才，科技转型需要长期的、大量资源投入；第四是数据，数据像海洋，确保有效的数据质量，并且把数据最终转化成真正支持到投资决策的工具其实很难；最后是人，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智能投资，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把自己的真金白银交给机器管理？ 面对痛点，不少机构都在探索创新解决之道。罗水权表示，平安资管选择的道路是“人机合一”。在集团“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指引下，平安资管坚持数据驱动、场景贴合、快速迭代三大原则，在资管业务各个环节、多个场景下，实现人和机器在深层次上的有机统一。 “人机合一”，如何融合？如何把传统投资经理、研究员、风控经理置身科技化浪潮中，实现真正有效的融合？ 罗水权介绍说，首先是“人”的转型，在平安集团里面每一个人都必须有非常强的科技理念、科技思维；再次是“机器”的配合，紧贴业务，从实际场景出发，例如，要观察和询问投资经理、研究员，每天看什么报道，做哪些思考，基于什么做出判断，整理他们在每天做决策的时候输入的信号，有的放矢地去采集、整理需要的数据，将过去10年积累的投资行为进行追踪，用机器模拟专家的思维模式，机器拟合；最后是“人机”的融合，让专家经验与机器结论两种体系相互验证和相互迭代。 平安资管已经形成了“5+1+1”的新组织模式，“5”个投资团队，敏捷的“作战部”；“1”个强大中台，智慧的“参谋部”，贯穿投资研究、信用分析、交易、运营、投资风控各业务环节，每一个业务团队匹配一个数据科技团队；“1”个支持后台，稳固的“后勤部”。目前，资管公司近一半的员工都是科技人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码农，还有数据工程师、金融工程师、建模专家、技术专家等。
9月22日，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数字化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举行。会上，广东省数字政府填表报数管理系统启用，南海区城市大脑一期上线暨二期规划发布，南海区城乡融合大数据治理平台启用，“南海通”APP、“佛山南海通”小程序、“南海造”产品库上线。 作为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南海近年按照“数据上云，服务下沉”的工作主线，以“强政、惠民、兴业”为牵引，大力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深度开发，促进政务数据共享共用、业务流程协同再造和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建立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政务服务和经济发展新模式。 助力智慧治理 打造“城市大脑”是南海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一招。2018年，南海启动“城市大脑”建设，以城乡共治共享为思路，全面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5G、大数据等新技术，建成总体态势、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政务服务、社会治理和广东金融高新区六大板块20个专题，汇聚了全区82个单位、4000多张数据表、超34.65亿条数据，打造全区统一的数字治理中枢和赋能平台。 依托“城市大脑”的数据融合和算力支撑，南海实现对全区运行数据的实时跟踪和精准分析，政府决策由过去的经验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切实提升各级政府部门实战能力。 南海“城市大脑”一期投用，让南海实现了城乡全域感知，治理“心中有数”。而新发布、启用的一系列重点项目，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政府”迈向新台阶。 作为南海智慧城市的“数字底座”，“城市大脑”二期将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建设为切入点，搭建起“1+3+N”的框架体系，即形成一套统一管理标准，建设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大脑，并创造N个应用新场景，通过实时数据共享和大数据分析，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城市管理。南海“城市大脑”二期还将优化升级数字驾驶舱，接入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慧住建等应用，提升政府治理与服务能力。 在“城市大脑”的基础上，城乡融合大数据治理平台重点延伸建设镇(街道)、村(社区)版大脑。基于物联网、5G、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通过智能门禁、安全用电、环保监测等十大类共计3万多个物联传感设备，建立安全事故分析、隐患排查处理、安全风险评估、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等监控系统，实现基层工作一体化、集约化、专业化，部门之间高效协同。 南海为基层赋能的同时，还为基层“减负”提供了数字化支持。针对基层填表多、重复填报、报表变化频繁等问题，广东省选取南海区作为省数字政府填表报数管理系统试点使用地区。填表报数管理系统对确需基层填报的表格做好归类、整合，提高表格数据复用率。自今年6月南海上线填表报数管理系统以来，整体数据项压减率达64%。 优化政务服务 “南海通”APP实现政务办事一站式服务，并集成企业政策解读推送、公交卡充值、燃气缴费等数十项企业服务、民生服务。而“佛山南海通”小程序则接入了粤省事、粤商通的省级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同时通过民生和企业核心的认证、个人证照、企业证照、业务授权管理、电子签名，进一步优化在线服务流程，拓宽办事深度，打造“指尖上的南海”。 事实上，作为政务服务改革的先行者，南海区一直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城乡政务服务一体化改革，有效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9年，南海继竣工联合验收、工程报建并联审批之后，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从项目落地前置环节再挖潜力，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网办，审批过程100%应用电子签章。 目前，全区共受理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业务4185项，验收总面积达10782万平方米，办结4057项，平均办结时间缩减为9.36个工作日。政府投资类项目平均审批用时压缩至15.58个工作日，社会投资类项目平均审批用时压缩至34.05个工作日。此外，南海区还创新推出“模拟审批”改革，大幅缩短项目从确定到开工的前期工作周期，让重大工程项目实现了“拿地即开工”。 “要以佛山为样本，推广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改革。”会上，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总工程师周传世表示，希望南海充分发挥物联网、大数据、5G通信、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打造可复制、易操作的经验，为广东省提供参考和标杆。 今年9月1日，南海区实施政务服务扁平化改革，在国内首推撤销区级服务大厅收件窗口，在原有基础上再下沉552个区级事项，使各镇(街道)实施事项增加至1345个，赋予基层更多的行政审批自主权，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布局数字产业 南海是佛山制造产业集聚的明星地区，也是广东省首个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区。近年来，该区紧紧抓住数字产业这一新动能，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让“南海制造”乘“云”而上，向“南海智造”跨越，构建起智慧城市发展的数字新生态。 引入互联网行业标杆，共建高端平台是南海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途径。2017年以来，南海与华为、阿里云、腾讯、京东云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造了阿里云(佛山)创新中心、腾讯工业互联网粤港澳大湾区基地、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等一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平台。 同时，南海还积极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建设了季华实验室、佛山市国信数字仿真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新材料研究院等40多个高端创新平台，为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创新动力。 有了行业巨头、科研院所的支持，南海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愈发快速有力。2019年，南海实施“腾云计划”，目前全区新增超1000家企业实现“上云上平台”，同时大力推进广东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上线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节点。 同时，南海还积极布局数字经济，加快产业载体建设。目前，南海区大数据产业园已是广东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吸引了天泽腾云、360公司等知名企业进驻；南海区电子信息产业园是佛山一环创新圈重要平台，重点发展半导体芯片、存储器等产业，已有澜海瑞芯8英寸晶圆项目、中日韩数字科技产业园等落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当前，黄河流域各地区均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作为一家站在内蒙古辐射全中国的生态修复企业，蒙草生态始终将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宏观的有机整体看待。近年来，蒙草生态通过师法自然、人工为辅的理念，对山水林田湖草实现统筹治理，实现对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生态系统修复一体化保护，在黄河沿岸地区生态治理上合理布局，做出积极贡献，助力沿黄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技术以点带面 实现沿黄流域精准生态修复 黄河内蒙古段干流河长830公里，流经全区6个盟市，流域生态类型多样，生态资源丰富。要合理统筹保护和发展问题，就需要系统、全面、准确了解流域水、土、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数据信息，包括这些数据的历史演变情况，从而找到符合生态规律的保护及修复措施，构建黄河流域生命共同体。 近年来，蒙草大数据公司利用大数据、遥感、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配合网格化人工采集、检化验的方法，构建起“天地空人网”五维一体的数据资源。通过追溯各类数据20年间的历史变化，能够更有效地了解黄河流域生态演变规律，从而得出沿黄地区的治理缺什么、补多少、治哪里、如何利用，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提供科学的系统性支撑。 蒙草生态品牌负责人陈睿珏告诉记者：“蒙草生态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指挥下，已经参与黄河上游城市乌海市生态建设PPP项目，完善黄河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沿黄生态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生态绿化，先后在黄河流经的内蒙古包头市、巴彦淖尔市打造昆河湿地公园与黄河湿地公园，通过近自然的种植模式及种植总量，考虑与场地用水的承载力的平衡，并选用最适宜在当地生长的乡土植物，通过系统修复使项目区达到植被恢复、河流潺潺、草长莺飞的良好生态效果。” 运用大数据及相关技术，建立“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生态大数据平台”，有利于彻底摸清黄河流域生态本底，完善从“监测—保护—修复—评价—补偿—发展”的完整生态数据管理，从而建立黄河流域内蒙古段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生态格局。 陈睿珏说道：“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在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的生态修复过程中，不能大干、快干、一起抓，需要分层次、有重点的进行。在此过程中，蒙草大数据通过智能分析，就能自动判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区域，还可以在任意一点或任意区域生成标准化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此外，通过生态监测数据的对比，可在任意验收阶段生成修复评价报告，为工程验收提供数据支撑，让生态修复更有针对性。” 种质资源举足轻重 筑起沿黄生态保护“防火墙” 蒙草生态集团执行总裁、大数据公司负责人高俊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做好黄河流域的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不光是为生态保护、环境修复提供因地制宜的乡土草种，还是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好物质源头基础，对治理黄河流域各地区生态环境、构建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至关重要。” 中国是草原大国，却是草种的弱国，生态修复用种严重依赖进口。蒙草生态很早便意识到乡土植物的重要性，“一乡、一土、一植物”的种质资源收集工作早已遍布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目前，蒙草生态已经建立起13个不同生态类型的科研机构和相应种质资源库，总库小草“诺亚方舟”收集种质资源7100余份，有地理标记的植物标本5.5万余份，各类土样近140万份。 庞大的资源，需要科学地运用，蒙草生态将种质资源和大数据技术紧密结合，建立起生态大数据平台。在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的界面上，随便选取任何一处地理位置，就能看到这里历史上气候、土壤、植物等资源情况。应用大数据平台，再结合种质资源库，就能为当地提供最接近原生状况的生态修复技术方案。“大数据平台为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生态保护植入了‘智慧大脑’，种质资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筑起了生态‘防火墙’”高俊刚如是说。 目前，蒙草生态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已经覆盖内蒙古自治区全域，数据可追溯到近50年间多个生态指标变化。借助这个平台，蒙草生态已经完成了内蒙古多处草原修复和众多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的生态修复工作。乡土植物加上生态数据，蒙草生态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生态保护之路，而每一颗小小的种子，都将成为我国北方生态安全的坚强卫士。 高俊刚说道：“生态的保护与修复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蒙草希望通过针对黄河沿线生态系统修复的多点布局来挖掘沿黄生态大数据，真正实现数据化管理的‘数字黄河’。同时加强从‘生态监测’‘生态预警’‘生态执法’再到‘生态评价’全产业链的生态规划能力。只有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点融入生态建设规划当中，才能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蒙草生态表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以生命共同体思维为理念，用因地制宜、师法自然的手法去实践，还要在黄河流域多个生态类型区，依托“大数据+种质资源”，构建智慧生态及绿色产业，助力母亲河青春永驻。蒙草生态也将继续为更多区域分享生态建设经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让黄河流域人民分享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果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硕果。
一、数字化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一）从发展历史看，经济数字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字科技带来数字经济发展。从历史方面来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伴随着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实质是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最早开始于狩猎时代。从狩猎到农业时代，就是从打猎技术向耕种技术的跳跃式革命。200多年前，依靠蒸汽机的发明，代替了牛、马的动力，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工业化之路。在此之后，电力的出现带动了电气化革命。再之后是计算机革命，不断地大幅提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而现在，我们迎来了最新的技术革命——数字科技的进化。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之外，多了一个维度——信息空间。 数字科技的本质是，以产业既有知识储备和数据为基础，以不断发展的前沿科技为动力，着力于“产业×科技”的无界融合，推动产业互联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最终实现降低产业成本、提高用户体验、增加产业收入和升级产业模式。产业互联网化意味着未来产业的发展从单边走向共建，传统产业与数字科技依靠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同生共荣；产业数字化意味着产业数据的在线化、标准化、结构化，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和运营流程的改造；产业智能化意味着产业资源的合理布局、产业流程的精细管理以及产业发展的精准预测等相互之间实时反馈。 经济活动推动数据指数级积累，个人终端的普及和入网人群的增长，使个体数据得以伴随生活消费方式的变化在互联网上积累、留存；企业竞争的加剧和精细化管理的需求，使企业数据在经营管理策略转向的过程中出现更多与数据有关的新业态；物联网、5G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个人数据、企业数据之外的设备、终端和社会数据广泛爆发；政府数字化、信息开放等发展倾向，使政府数据推动全社会对数据生产、存储和消费的需求得以提升。 （二）从政策趋势看，新基建部署加速数字经济发展 “新基建”被决策层频频提及，其内容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便已明确，涉及的“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七大领域近两年已逐步落地。2020年4月，发改委在发布会上明确了三类新基建的概念与范围。与传统基建相比，三类新基建呈现了明显的数字化特征。除了公认的数字科技领域，传统交通、建筑、通信、医疗、教育、娱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也在数字科技的赋能之下呈现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特征。基建的数字化有多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物理空间限制较小，可以跨区域跨时段高效配置，对抗突发事件的弹性和韧性更强。第二，产业纵深更大，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更高。第三，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效果更彻底，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传统基建的数字化可以撬动的传统经济体量更大。 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含了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以及创新基础设施，用以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属性的活动。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从发改委的定义来看，科技创新驱动、数字化、信息网络这三个要素是新基建的“最大公约数”。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但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而且是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精准施策手段。同时，“新基建”将提升数字经济服务实体产业和智慧生活的水平，“新基建”构建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平台，其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扮演更加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三）从增长动力看，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追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先者之一，尤其是在消费等领域。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已经追上发达经济体，甚至在移动支付等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这背后是中国坚实的数字经济基础。 第一，数量众多的网民人口。201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63万，互联网普及率达59.6%，较2017年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7%）2.6个百分点。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7年年底的97.5%提升至2018年年底的98.6%。第二，充满长尾特色的商业基础。不论是日活过亿的各类电商、社交服务，还是人口集聚的大型城市所需要的本地生活服务、物流、出行，都体现出普惠、便利的“长尾特色”。第三，海量可供挖掘的各类数据。伴随着数字科技发展的是各行各业海量数据的产生和沉淀。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数字科技用户、最丰富的行业形态和供应链，由此生产的量级巨大的数据沉淀在数字经济的各类“富矿”中，可供挖掘。IDC预测，中国的“数据圈”从2018年至2025年将以30%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领先全球，比全球高出3%。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8.6ZB。而美国预计将达到30.6ZB。第四，最具包容性、非能动性的监管政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具包容性的行业监管政策、最宽松的数据治理规则，给予市场充分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各项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也在不断出台。仅2020年上半年，国家相关部门针对数字科技发展，密集推出了《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等新规政策。2020年4月，发改委还在发布会上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5月13日，国家发改委联合16个有关部门、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媒体单位，以及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145家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共同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2020）”，发布《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首批推出500余项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服务举措，构建“携手创新、共抗疫情、转型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共同体。 在政策不断推进数字科技发展过程中，产业界也在不断积极重金布局数字科技、新基建等领域，互联网公司和传统龙头企业都在各自领域探索数字化发展前沿。5G及其相关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通用数字科技不断创新，通过数据要素作用于各行各业，不断提高生产力。数字科技、数据等数字化、高科技红利正在替代人口红利、市场红利，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力。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了新技术的运用，突出体现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各方面。其中，大数据分析、支撑并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数字经济缓解了疫情的冲击，而这些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背后，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基建”、新技术。 二、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 （一）数字经济的运作机制 1．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 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等一样， 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生产关系的迭代升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数据资源成为生产要素并不是生产要素在种类或者数量上的增加，更加体现的是数据要素与土地、资本、人力等要素的互动，例如数据收集、分析、存储的全生命周期都离不开个人或者机构的劳动。而数据要素的流转、交易、确权又受到商业、技术等基础设施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主体数字化意识、知识和能力的制约。 未来社会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生活上都会更加数字化。数据将会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以及制造与服务等各场景，例如助贷业务就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金融领域大范围使用和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产物和体现。 2．技术是数字经济的运行保障 数字科技由两部分组成：核心科技+应用科技。热点核心层数字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一方面，以融合发展为特征的集成化创新渐成主流。在众多单项技术持续取得突破的同时，信息技术创新的集成化特征更趋突出，跨领域创新密集涌现。另一方面，以学科交叉为特征的跨领域创新日益凸显。数字科技与制造、材料、能源、生物等技术的交叉渗透日益深化，形成智能制造、4D打印、能源互联网、生物识别等复合型科技。 而应用科技集成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核心技术，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形成行业应用“工具箱”，孕育新产品、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应用科技正加速向模块化发展，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并基于行业洞察形成解决方案。这种数字科技与行业的融合深化，拓展了应用科技的赋能场景，技术在各行业间的可复制性大大增强，通用化程度不断上升。数字科技的发展、集成与通用的趋势，使数字技术成为数字经济强大的生产工具。 3．平台是数字经济的组织形式 科技平台通过改变企业的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方式，推动数据、劳动、技术、资本、市场等全要素的全面互联和资源配置优化，促进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物流链、金融链等全产业链上下游的高度协同，生产、流通和消费一体化更加广泛，新的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基于平台，数据资产持续积累，技术架构平滑演进，业务经验不断沉淀，发展模式逐步优化，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而平台尤其是开放平台是数字经济环境下促进交易、建立网络以及信息交换的重要载体，从而实现“人、货、场”的改造。首先，开放平台作为B2B2C网络的基础设施，改造的是网络中的“人”。以其承接的第三方服务商、B端客户、C端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提供服务；同时这些合作伙伴相互之间也促进迭代，B2B2C网络产业链的参与者相互嵌套，互为供给、需求方。其次，改变的是“货”的属性，即开放平台为“货物”提供了基础且丰富的数字化“生产工具”（产品和技术组件），供B2B2C网络中各方使用，可以针对客户需求提供更加标准化、组件化、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此外，“场”成为开放平台的全新定位：开放平台是枢纽，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也在与其共建生态；开放平台使线上线下的界限不再明显，O2O的场景模式被颠覆。 （二）数据的作用模式 1． 从无到有：数据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现有商业模式：数据可以优化传统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甚至可以替代传统要素资源的投入关系，改变生产函数。例如：在金融业过往实践中，很多金融机构受困于自身服务渠道的有限性，优质的信贷资源难以精准投向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重点领域，也无法高效低成本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既不利于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内延伸服务、拓展客源，也不利于把控资金流向和资产质量，最终影响反哺实体产业和居民生活的有效性。 这种情况下，数据化可以实现金融业务供应链流程与金融服务之间的供需匹配，既可以将相对封闭、低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技术手段“无缝嫁接”到更加开放、高频的生产生活场景，又可以将拥有一定门槛和准入条件的金融产品惠及更多的消费者和需求者群体。 2．从有到优：数据提高供需的适配度 数据天然具有精益化的发展倾向。数据无法单独形成生产力，并进而改造行业。在人工智能运用中有一个经典的公式：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算力。数据创造价值的路径就变得尤为清晰——数据算法与算力决定的数据使用方式解决了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从而推动行业供需更好适配，提升行业发展的精细化水平。 数据提升行业发展精细化水平的过程，也是数据被不断精细挖掘的过程。IT时代是数据的一维时代，指的是“经济活动的记录”。限于收集存储、分析计算的技术瓶颈，大量的数据无法电子化或者仅仅以结构化的形式存储在电子数据库中，并没有基于不同场景、行业的数据进行商业创新，对于数据价值的认识也不够深刻。互联网时代是数据的二维时代，指的是数据从“经济活动的记录”到更加“商业工具化”，商业活动普遍开始利用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在这个阶段，原始数据开始在线上积累，线下数据开始向线上迁移，基于数据本身的商业创新开始出现，一大批的数据分析公司开始涌现。数据价值被首次挖掘，金融科技、电商平台、社交网络等行业纷纷通过技术手段最大化手中数据的价值。 物联网时代是数据的三维时代。数据在“经济活动的记录”和“商业工具化”的基础上，不断“资产化”。数据成为经济本身，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5G技术使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共享变得丰富，数据开始改变传统的业务逻辑，“大数定律”替代了传统思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进行的商业创新更多，同时也更加规范。在这个阶段，“万物互联”就是“数据互联”，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可以“数据化”，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数据来表征。数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造价值链，并为增值和更广泛的结构变革开辟新的渠道。 3． 从1到N：数据强化行业协同发展 通过整合各类终端的数据、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供需数据等，原有的产业链被迅速缩短，生产制造、生活服务等行业的协同、个性和柔性化水平显著增强。不同行业之间的传统知识壁垒和经验壁垒被不断地攻破。 在数据积累的过程中，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应运而生，提供行业数字化发展所需要的组件化技术设施，如支付、结算等；同时与行业客户一同构建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数据成为业务和服务拓展的“牛鼻子”——通过数据量的积累、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数字化业务能力的复用，不断拓展服务的客户类型和数量，实现不同业务的联动拓展和服务行业的外迁扩大，释放“飞轮效应”。 三、数据赋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数据保护的法规制度不健全 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民法典》《网络安全法》等共同构成了数据保护的基本法律规范。2020年，《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相关的基础立法即将紧锣密鼓地出台。 和其他领域的政策规范有所不同，由于目前作为上位法的数据规范体系仍然不健全，各类数据安全与合理使用的技术标准成为行业事实上的行动准则。例如2020年修订的国家推荐性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成为我国个人信息使用实践的标准，该《规范》确定了个人信息安全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权责一致、目的明确、选择同意、最小必要、公开透明、确保安全、主体参与。但是这些标准文本对于行业实践的概括有时缺乏严密的逻辑，在适用时缺乏明确的效力。例如同样是针对个人金融信息的规范性文件，《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和《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有关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就存在出入。 （二）政府数据对外开放程度不够 实践中，我国政府数据的使用效能很低，政府部门的数据开放和共享缺乏一定指引，怎么开放，在哪开放，开放标准、流程是什么样的，目前还不明确。现在政府各部门数据类型数目较多多，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等，而且文字性的非格式化数据也很多，一定程度上更加剧数据统一的难度。而在技术方面，政府部门传统的办公系统相对封闭，搭建政府数据开放平台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资金支持，给政府部门增加了不少成本，不少地方政府部门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缺乏开放和共享政府数据的能力。 与此同时，政府数据开放缺乏法律来明确属性、划分范围和兜底保障，同时在数据开放中缺乏明确指引，很多机构害怕触碰底线，不知道什么该开放什么不该开放。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八条就规定了“三安全一稳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实践中，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范围存在交叉和模糊地带，政府部门担心出事要担责，所以“不敢”。 （三）社会数据的使用价值较低 社会数据指的是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具有公共性质的数据，例如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安防、城市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行业的数据，分布在各个社会管理部门。这些社会数据量大面广，但以下原因导致价值难以实现：第一，分散性，往往散落在不同行业的不同主体；第二，难得性，数据量庞大但是缺乏合适的收集、记录手段；第三，沉淀性，以原始数据的方式存在，基本没有进行过分析使用。 （四）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不规范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机构的调查评估，个人数据使用与隐私保护存在不规范的现象：一是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效果不佳；二是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成为普遍现象；三是私自收集频发，超范围收集问题突出；四是数据共享行为不规范，缺乏约束措施；五是无开启或关闭个性化服务选项；六是设置不合理障碍，账号注销难。 2020年7月初，《数据安全法》草案刚刚发布，标志着我国数据安全保护规范开始起步，但是个人数据的保护机制仍不健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普华永道、平安金融安全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8-2019年度金融科技安全分析报告》指出，2019年全年，近100家被调研的金融科技企业均表示发生过不同类型的网络安全事件，其中造成“客户资料泄露”的约2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9金融行业移动App安全观测报告》显示，样本中有70.22%的金融行业App存在高危漏洞，其中Top3的高危漏洞均存在导致App数据泄露的风险。此外，个人信息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直接成为“网络黑灰产”的重要源头。 个人数据保护涉及面广，参与的市场监管主体众多，职能划分有待进一步厘清。具体来看，中央（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都对个人信息保护负有职权，其各自下属的机构又相互间错综复杂地参与各类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制定、监督评测、自律监管等活动中。除了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机构负责数据安全和保护的管理之外，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等诸多主体也负担不同的数据行业监管规则。此外，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机构、国家邮政局等各类行业监管机构和组织还负担着本行业的数据监管职能，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出台部门规章。司法机关负责处理进入司法程序的个人信息保护案件。这些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对个人数据收集、使用、保存等数据活动的规则、主观目的、客观行为、违法情形进行了界定与管理，但是其权责关系大多存在重合。如何通过立法立规以及行业监管所形成的实践来避免政出多门导致的监管不协调是一个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 四、释放数据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国家数据战略，明确国家数据竞争力发展纲要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和要求成为将来我国数据行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基本思路。下一步可在该《意见》的基础上，全面细化数据战略应当包含的内容——战略目标、实施路径、效果评价等。 作为国家数据行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横向上看，国家数据战略应当立足高远，既要考虑国内数据行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又要考虑国际竞争中，“数据圈”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应当如何体现。纵向上看，还应当注重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发展规划与战略的关系与互动。 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2020年2月，欧盟发布《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等战略规划和研究报告明确以“技术主权”为发展主线，加大对下一代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及数字能力的投资，强化处理个人数据，构建用于数据处理的下一代基础设施的标准制定、工具开发、最佳实践。 （二）加快数据确权定价，加强个人隐私保护 数据确权和定价是数据合理使用的基础。数据产权应当分类别确定：个人数据的产权界定不能一刀切，而应当根据不同行业、场景的特点灵活设定；信息主体和信息控制者之间可以通过合同来约束数据的使用方式、数据收益的分配方式以及与数据相关的责任承担方式。社会数据的产权应当是属于全社会的，社会数据是公共产品、公共资源。政府数据的产权与社会数据相似，产权归属于政府，属于公共资源。企业数据的产权在尊重和不侵犯前三类产权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劳动所获取、加工、使用的数据应当归属于企业本身。数据定价可以参考大数据交易的实践：从成本、收益、效用、用户等属性确定数据价值的构成，通过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动确定数据要素的定价规则和定价标准。 隐私保护是数据合理使用的后盾。各个行业在涉及数据业务时，都无法避免对数据进行获取、加工、处理、存储、销毁，数据主体个人隐私的侵犯是数据要素可能具有的负外部性之一。《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就要求一方面提高数据质量，丰富数据产品；另一方面制定包括隐私保护在内的与数据保护相关的规范制度。应当进一步明确隐私保护的规范要求、实现手段、惩罚机制，以实现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要素流动的平衡。 （三）加大数据开放共享，规范数据收集使用 打破政府数据开放难题需要以责任清单带动激励相容。第一步，建立“数据责任清单”。通过向政府部门施压去推动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带动政府部门主动公开的方式是现阶段最行之有效的，“责任清单”需要详细明确要开放共享的数据类型、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开放共享、向什么主体进行开放共享等问题。第二步，建立激励相容的政府数据开放制度。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涉及诸多政府部门主体、社会主体以及企业、个人主体。激励相容的开放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打破政府部门内部的复杂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数据开放的“一站式”平台，一方面将政府内部事务统一到一个出口对外展示；另一方面将“一站式”作为政府的统一服务理念贯穿在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 提升社会数据的价值应当构建促进全社会收集、使用、共享社会数据的体系。第一，积极开展商业创新，“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开凿社会数据的商业价值；第二，努力创造使用社会数据的社会生活场景，拓宽社会数据的存在范围；第三，通过行业自治的方式形成行业标准，降低社会数据收集、使用的兼容成本；第四，鼓励专业机构运用自身数字能力打造底层数据基础设施，促进社会数据 “变现”。 个人数据的互联互通与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不同，更应当依靠市场化交易的方式加以实现。大数据交易市场是为海量、高频的数据提供流转、价值发现和价值交换的场所，是数据价值与红利的释放手段和释放过程。买卖双方对原始或处理后的数据及数据服务进行互通有无，大数据交易有利于挖掘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有利于发挥数据与土地、能源同等重要的要素作用，有利于推动数据流引领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有利于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数据所有者可以获得个人数据的价值变现，数据加工者和控制者可以获得个人数据的价值附加。 （四）加快推进新基建，更好释放数据生产力 一是要加快投资新基建，降低数据合理使用成本。应当明确和数据相关的新基建范围，并出台重点项目清单，鼓励和重视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数字化力量。二是推进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共同发展。应当推动传统产业的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实现数据要素和其他要素的融合协同。三是强化数据应用，鼓励数据与技术场景更好融合。打通技术场景和业务场景，注重客户需求，利用全息画像、智能推荐等算法模型，积极发挥数字科技企业在5G、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应用，加快区块链、人工智能、边缘计算、量子技术等创新技术研发与实际场景和产业实践的融合。发挥数字科技企业在供应链、贸易链和产业链的基础推进作用。 本文出自《数据要素：领导干部公开课》，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朱太辉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张彧通为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多位专家9月25日在“2020年金融科技发展与展望暨第六届新华网新金融论坛”上表示，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取得初步成功，但规模化可靠应用的技术瓶颈仍有待突破。同时，金融科技若要持续发展，需解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 “在经济维度，区块链可理解为‘可信任、可交互、可加密、可共享的价值链’。”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李礼辉认为，应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字信任和立体交互架构，将再造商业模式，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尽管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取得初步成功，但区块链底层技术尚未成熟，规模化可靠应用的技术瓶颈有待突破，处在区块链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过去，资源配置主要在地理或物理空间内进行，但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资源集聚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表示，数字技术不再依赖于一定的区域空间，而是通过依托覆盖全球的网络空间，进行数据处理、数据获得、数据加工和数据应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表示，金融科技要想持续发展，最根本要解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吴震称，近年来，金融科技取得了长足发展，在远程认证、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等领域有了较为成熟的应用。金融科技的发展呈现金融互联网化、从资金端转向资产端、在数字货币领域开启新赛道等态势。金融科技
当地时间9月28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7.8：1，继续创下历史新低。截至收盘，里拉兑美元汇率为7.7938，对欧元汇率跌至9.0944。 数据来源：英为财情 专家指出，近几日土耳其里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地区冲突加速升级，土耳其政府明确表示支持阿塞拜疆。或许造成投资者的恐慌，从而大量抛售里拉，以至大跌。 受疫情影响，美国大量放水，流动性极其宽裕，导致美元走弱。相对地，包括欧元、英镑、人民币在内的多国货币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以人民币为例，短短三个月就升值了6%。 数据来源：英为财情 但土耳其里拉却是一如既往地在贬值。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贬值幅度为24.8%，2019年其贬值幅度为12.81%，2018年为39%。 此前土耳其央行为了止住货币持续贬值的趋势，在上周四出人意料地大幅加息，将基准的7天回购利率从8.25%提高到10.25%。据统计，这是土耳其自2018年末爆发货币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此次加息意味着当局8月以来通过市场干预，缓慢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开始转变，土耳其央行曾通过一系列辅助政策工具和停止提供低利率融资的手段来遏制里拉贬值，但它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一季度土耳其GDP增速为4.5%，二季度受到疫情冲击，经济萎缩9.9%。根据预测，2020年土耳其GDP增速约为-4.8%。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为了维持经济，土耳其央行连续扩表，8月底达到了11443.62亿里拉，1月份这一数字还是8400亿左右，增加了36.23%。 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s 同时，为了控制里拉不过度贬值，该国央行动用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根据9月17日央行数据，土耳其的总外汇储备只剩下453亿美元，2019年底为870亿美元，近乎腰斩。 另外，土耳其的政府债务继续扩大，到8月底已经达到了18104亿里拉。 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s 9月中旬，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由B1下调至B2级，评级展望维持在“负面”。穆迪指出，土耳其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导致国际收支存在风险，经济遭遇结构性挑战，以及金融泡沫等。
易居克而瑞副总裁 张兆娟 吴文婷9月29日上午，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主办的2020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会郑州举行。易居克而瑞副总裁张兆娟发表演讲。 她指出，当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要课题，对于房地产开发领域来说，其实百强企业里面已经有70%的企业把数字化转型提到战略高度，而且很多企业由副总裁级别来带领公司进行更大的转型研究。反观物业行业，目前这个领域是资本市场的热点，是投资机构追捧的热点，而且也是整体行业的风口，但这么大的行业还没有一个统一数据库。 在这种背景之下，物协委托克而瑞承担物协重大课题，希望以克而瑞力量建立这个领域的数据库。“我们从今年2月份开始的，从上半年企业走访、调研到目前，数据库已经到了验收阶段，大概在10月底或者11月份做正式发布。”张兆娟介绍。 谈及为何物协会把这件事情委托给克而瑞，她认为，原因在于克而瑞在十几年数据建设过程当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有大量的数据资产沉淀，无论包括服务器、专业数据库、数据仓库以及目前新型的数据算法的技术和引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东西就是数据资产，一方面是以新房、土地、住宅市场为主的数据库，另一方面是基于以商办、二手、租赁等存量房数据库，在这两个数据库基础上新建了物管数据库。 张兆娟称，今年我们提出主要先解决物业企业为主，针对他们的需求，目前已经出了1.0的版本，大概主要有四个场景应用，包括市场研究板块、投资拓展板块、企业监测板块和舆情洞察板块。以投资决策为例，可能现在企业对于要去哪个城市，进哪个物业板块还不明确，但希望未来通过数据库大量翔实的数据进行支撑，能做到精准外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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