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将越来越大。8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效发挥结构性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表示，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意味着随着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经济增速逐步回归正常轨道，全面降准降息的概率很低，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仍将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手段。他预计，如同昨日增量续做中期借贷便利的操作，流动性还是能够保证合理充裕，下半年流动性不会太紧。 近期央行的数次表态已经传递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如《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总结，结构性货币政策行之有效。央行将进一步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措施，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前7个月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除了提出流动性要求外，会议还要求，提高金融支持政策便利度，支持中小银行运用大数据进行有效银企对接，疏通传导机制，扩大市场主体受益面。深化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落实落细运用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发放优惠利率贷款、支持发放信用贷款等措施，确保小微企业全年融资量增、面扩、价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要让中小银行聚焦服务小微企业发展，不能用传统信贷和风险管理模式，应当更多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高风险管控的能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目前银行下沉服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业务，基本都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基于大数据技术。数据一般包括银行内部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和工商税务等外部数据，以及经营交易数据等。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提高对客户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准确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企业因为抵质押物缺乏而导致的融资困难。同时，基于大数据、互联网渠道，还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能够触达更多客户。监管部门推出的无接触贷款，实际上就是大数据在小微企业服务方面的体现，目前来看效果不错。”曾刚表示。 会议提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可持续性。曾刚解读道，银行加大普惠贷款投放也需要加强风控，如果纯粹是政策性业务，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更多金融风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能力也会受到损害。 “在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同时，还是要坚持风险防控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把握市场基本原则，借助技术手段更好地识别客户，将风险把控在有效水平。”曾刚表示，受疫情影响，用户对于金融科技的接受程度正加速推进，未来还需要沿着这个方向加速创新。
8月16日，贵州九衡铝业年产3万吨铝型材项目投产仪式在水城经济开发区举行。贵州九衡铝业的入驻，对壮大水城经济开发区铝产业规模和加速水城经济开发区打造西南地区铝型材集散中心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水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志祥出席投产仪式并启动通电投产装置。 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袁光举，水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沈建黔，水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佟俊杰出席投产仪式。 贵州九衡铝业有限公司是水城经济开发区为完善铝及铝加工产业链条，实现铝产业集群发展目标，于2019年5月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南昌加迪豪铝业有限公司投资组建的铝加工企业，总投资3亿元，建设年产3万吨铝合金建筑节能型材及工业型材加工及其配套和下游产业项目，建成4条铝型材及工业铝型材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10亿元，解决就业约200人。该公司生产的产品为铝合金建筑节能型材及工业型材，可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医疗、电器等多个领域，产品的国际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国内市场覆盖云贵川、长三角、珠三角及华中等地区。 据了解，近年来，水城经济开发区步入发展快车道，尤其是铝及铝加工产业，依托双元铝业年产14.5万吨电解铝为产业基础，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就地转化铝液原料，目前，产业链聚集多家企业，已逐步实现铝及铝加工产业链集群发展的目标，成为全省铝产业领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参加投产仪式的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企业生产线及样品展示厅。 随后，张志祥还来到水城县中心屠宰场桃花蛋鸡屠宰生产线和贵州石鑫玄武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实地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现场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求高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制定任务单、列出进度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照目标任务，把握时间节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和机械设备安装调试，必须确保项目尽快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真正产生效益。
人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绝大部分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创立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停滞了三十多年。自从有了信息互联网之后，经济的各个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弗里德曼本人在晚年经历了早期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但他的货币理论却是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提出的，人类急需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学。 精准调控理论中的财政调控，只调控政府投资，不调控民间投资，也不随意调整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却要小得多，属于“无感调控”，可以避免企业和投资人在宏观经济周期中的巨大牺牲 。另外财政调控效果更直接，基本没有“时滞”，可以非常好的保证调控效果。 在这里我们引入“痛感调控”和“无感调控”两个新的概念，以表明新旧两种调控方式的根本性区别。 “痛感调控”是一种政府通过给企业与民众造成痛苦的方式，实现经济调控目标的调控方式，货币调控就是典型的“痛感调控”，货币当局通过货币紧缩，提高利率，让企业感觉高利率的痛苦，然后被迫缩减投资，以达到调控目的。“痛感调控”本质是一种惩罚式调控，必须让社会感觉到痛苦，然后利用这种痛苦，使企业和民众的经济行为发生改变，经济才可以达到调控目标。 “无感调控”是指在经济调控过程中，不以给企业和民众造成痛苦为代价，而是通过只改变政府一方的行为，从而达到经济调控目标的调控方式。在“无感调控”中，企业和民众的经济行为不受调控影响，而通过政府自身行为的改变达到调控目标。“无感调控”主张经济调控应该不引起新的经济波动，不引起资本的紧缩，让民众毫无感觉的情况下，政府静悄悄的完成经济调控目标。我在书中提出的通过“调整政府投资规模”来调控通胀和经济增速的调控方式就是“无感调控”。“无感调控”主要采取的是政府财政手段，而非货币手段。 在现代信息互联网时代，经济高度联系，系统风险无限积聚，让货币调控退出历史舞台非常有必要。精准财政调控应该是21世纪主流的宏观调控模式。
高连奎《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控制投资速度”-控制经济增长 那我们如何控制住经济增长的速度呢？笔者认为，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控制住投资速度就行。 宏观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但是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投资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要控制住了“投资速度”，就控制住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控制住了通胀。因此治理通胀也可以不需要通过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控制住“投资速度”就完全可以实现。 那怎么控制住“投资速度”呢，我认为只要控制住“政府投资”就行。 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种。我主张只控制政府投资速度，尽量不调控民间投资。民间投资主要是企业投资，政府一般不要干涉。但是政府投资部分，政府是可以施加影响的。我主张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实行“错峰投资”。当民间投资积极性过高时，政府应该放缓投资，当民间投资积极性不强时，政府可以加强投资。 民间投资天然具有不稳定性，民间投资主要受科技进步和产业周期的影响。某一科技的成熟，产业化阶段就可以带动大量的投资；当科技进步不那么快时，产业投资就会降速，民间投资就会降低下来。总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一般是民间的新兴产业投资，而控制投资往往从政府投资的传统行业投资入手，从而达到经济整体的稳定。 这样做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政府投资的行业，大部分是传统行业，如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地铁、水电站、核电站等。这些早就被发明出来，但很多国家都没有开发到位，因为这些项目建设周期长、普及周期长。因此，这些项目就适合政府进行“投资控制”。这些项目在我的平衡经济学中属于典型的“供给滞后”产品。如铁路普及需要100年的时间，而一个经济周期也就七八年的时间，一般需要控制的经济周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少上或是多上几个项目，政府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那控制政府投资，应该怎么做呢？在中国，一般是央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发改委负责审批项目，目前央行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部门，如果按照精准财政调控理论，发改委和财政部应该是经济调控的主要部门，而央行则需要从宏观调控中退居二线。 总之，无论是控制通胀，还是平抑经济周期，都可以通过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实现，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手段就是控制政府的投资规模。而以前通常使用的，诸如货币调控，民营企业“去产能”等能手段则尽量不用，对经济的危害太大。即使用也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作为核心手段使用。 如果我的经济调控方法，仿照弗里德曼的经济调控方法进行命名的话，也可以命名为财政调控的单一法则或“单一财政调控”理论。 高连奎，经济学家，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经济学专业贡献奖获得者，国际信息发展(行情300469,诊股)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国经智库专家，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之新财税学派创始人，新华社高端访谈嘉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栏目嘉宾，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学者，也多次受邀为国内外顶级机构或其决策人士提供咨询或授课，国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北京市委讲师团、云南省委省政府，国外如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公司、世界最大主权基金挪威中央银行、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等； 曾受邀参加TEDxbohaiwan大会演讲，为美联储货币委员讲解货币政策，受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哥伦比亚大商学院等世界顶级机构演讲或授课，其新著《21世纪经济学通论》被美国哈佛大学收藏。
相关阅读： 滕泰：总量适度宽松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 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引导货币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针对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出台了系列配套政策，货币决策部门探索了许多方式方法，例如：通过普惠性再贴现、再贷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各种创新政策工具，上半年累计向小微企业增加信贷投放近万亿，以上政策努力对于引导货币流向实体经济、支持受疫情冲击的小微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体制性原因，以上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成千上万家中小微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实际融资难、融资贵的事实情况。一方面要看到中小企业融难、融资贵是全世界金融市场面临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我国有很多客观存在的影响货币流向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现实情况。 除了遵循市场化规律，货币流动性会自然选择高收益、低风险的方向流动之外，在我国货币流向还受到以下几个实际规律的影响，主要有“大河小河”规律、硬资产抵押优先的规律、隐形担保规律等。 首先要认识和把握我国货币流向的“大河小河”的规律。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时遵循的规律是从基层的分支结构、小金融机构逐渐汇聚到总部、大金融机构，遵循的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水少大河干”的流向规律；而在发放信贷的时候，则按照先流向大金融机构，然后在一层层地流向中小金融机构，就如同从心脏流出的血液，总是先流向大动脉，然后在一层层流向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 认识和把握信贷伸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水少小河干”这一规律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必须尊重货币流向的现实规律，而不能过于理想化地寄希望于通过精准或“滴灌”的方式希望资金能直接流到特定的领域里，更不能看到大金融机构流动性充裕，就认为“货币投放量够了，只是没有留到该去的地方”——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情况是：大金融机构流动性充裕甚至有些过剩，是小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可能获得信贷资金的前提条件。如果像2013年“钱荒”时期那样，连“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就会出现大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额的严重情况。事实上，在过去多年来每一轮针对大金融机构资金过剩而总体回收流动性，真正受冲击的永远都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其次，要认识到金融机构在发放信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硬资产抵押”规律。不论是房地产还是钢铁贸易企业，因为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抵押担保品，都最受银行信贷资金青睐；而中小微企业、服务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能够拿得出抵押的土地、厂房和商品较少，自然在融资上处于劣势。这也是我们在控制对房地产等某些行业信贷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如果银行信贷资金难以改变对这些硬资产抵押的行业的偏好，那么控制的结果只不过是把直接信贷变为间接信贷流入，也就是通过信托、资产管理产品、从其他行业转贷等方式多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一些实际融资成本——结果，这么多年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总量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控制，只不过把中介环节的成本加上去让房地产行业的间接实际信贷成本提高到两位数——如果房地产公司可以接受实际15%的资金成本，那么水涨船高，自然会抬高了市场上其他行业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再次，在当前的金融机构决策体制下，中国银行信贷资金还有个“隐性担保”偏好——凡是有“隐形担保”的政府基本建设项目、国有企业都是商业银行的最爱，至于这些基本项目的现金流是不是真的支持还本付息，国有企业经营情况是不是真的够好，银行都并不真的在乎，因为背后的政府隐形信用担保。如果这样的体制性偏好一时也难以改变，那恐怕就得认清中小民营企业信贷被“挤出”的现实，默认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从国有企业“转贷”才能得到资金至少比得不到贷款好一些。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简单地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二手银行”的情况不合理，同时短期又不能从体制上进行改革，那么收紧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的结果，最后还是难免会打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当然，前文提到的风险/收益定律更是不可违背，如果某些行业阶段性地预期收益较低，而金融产品能够提供更好的收益，自然会有一部分资金先流向金融市场，再通过金融市场流向实体经济。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能不能人为改变资金追求收益、回避风险的规律呢？如果不能改变，那么能不能把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呢？比如，今年以来的中国股市慢牛行情，对于提升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进而对于促进消费，难道没有积极的促进这作用吗？2020年以来中国A股市场出现了难得的结构性慢牛行情，正是这样的背景才可以在1-7月共完成175只新股发行，融资额2461.9亿元，同比大幅上升119%，再考虑到几千亿的定向增发融资，难道这些资金难道不正是通过金融市场又流向实体经济了吗？ 总之，货币政策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但是一来不能太理想化甚至脱离当前现实体制现实和货币流向现实规律，二来不能把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机构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引导货币流向实体经济，目前来看在房价已经基本受控的大前提下，货币宽松的资金主要就会流向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这两个池子，无论是直接流向实体经济，还是通过流向中国股市、推动慢牛、再流向实体经济，都是良性的——要推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是正向互相促进的，而不是错误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万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昊对本文亦有贡献
高连奎《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通胀增长定律”—兼论日本通缩 我们指出，非外源性的通胀是一种“经济增长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带给我们两点启示，这两点启示，我们也可以称为“通胀-增长定律”，其中第一定律是“经济有增长就必然有通胀”，这其实背后的理论就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理论和经济过热性通胀理论。第二定律是，在没有市场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增长就无法形成通胀。其中第一定律，我们不需要解释，几乎每年，每月的经济情况都在验证这个定律，关于定律二，我们可以用日本和美国的量化宽松来验证，美国和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时，虽然增加了货币，但是是这些货币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也没有引起通胀。当然这是建立在货币超发不多的情况下，货币超发太多，则属于外源性通胀了。 通过“通胀-增长定律”，我们还可以得出两个与经济通胀有关的主张，第二，有了通胀，不必“紧缩货币”，而是通过“经济降速”就可以治愈。第二，要想形成通胀，必须先形成增长。换言之，要想走出通胀必须先形成增长。 第一个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比如中国曾经出现多次因为经济增长过快导致的通胀，第二个主张主要是针对那些饱受“通缩之苦”的发达国家提出。人们虽然警惕通胀，但通缩的危害比通胀还厉害，所以很多发达国家经常 破解日本经济的“量化宽松-通缩”之谜 日本经济是比美国更好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国家，日本经济几乎是常年的零利率政策，但是这样的经济政策，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应该极容易发生通货膨胀，但是事实却相反，日本不但没有通胀，相反常年处于通缩之中，这种现象是违反货币学规律的，日本本土经济学家对于这种现象给出的解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指日本经济处于比较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这种理论有些道理，但也不正确，日本距离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资产泡沫破裂已经二十年了，即使存在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也早应该修复好了。 用我的理解，就很好解释，日本要想走出通缩，必须先形成增长，而零利率、量化宽松并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所以不能帮助日本形成经济增长，必须放弃。等日本形成了经济增长，日本自然就走出了通缩，日本不要用错误的货币理论和错误的货币手段走出通胀，结果失败了，日本必须改弦更张。
高连奎《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精准调控主张经济应该无波动增长 经济发展不能大幅波动，“无波动增长”是宏观经济治理追求的目标之一。首先企业发展受不了波动，无论多么辉煌的企业，只要几个月没有订单就会倒闭，企业家多年的积累就可能毁于一旦。其次，企业职工也受不了波动，失业没有收入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遇到的。 经济波动的本质是经济内部“能量的不均匀释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能量一般有四种来源，分别是科技的进步、消费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自然条件下，这些经济增长能量的释放都是随机的，如科技的进步，说不清真理的苹果什么时候就砸到科学家的头上。而消费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则比科技进步进行得更缓和些，但也很难控制，很多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经济如果存在波动，经济繁荣时扩大的产能，到了萧条时这种产能就成为巨大的浪费，很多崭新的机械设备可能就会被当废铁卖掉。 我们根据经济能量释放的类型，可以将经济分为两种：一种是温泉型经济，一种是火山型经济。温泉型经济就是经济能量缓慢、匀速释放的经济；而火山型经济则是经济能量在一段时间剧烈释放，又在一段时间休眠的经济。西方国家基本上就是火山型经济，而中国则是温泉型经济。显然温泉型经济是好的、理想的，但达到这种理想状况，则需要调控的艺术，更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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