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奇帆先生的直接交往不多，但神交已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的朋友崔之元教授兴奋地向我介绍了黄市长的许多经济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我便十分关注黄市长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和他不时发表的经济观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能员”“干吏”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能员”“干吏”则是中国贤治（meritocracy）的基础。黄奇帆先生似乎并不总按常理出牌，但他解决问题的超常能力却使我叹服。 一直以来，我都想知道黄奇帆先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结构性改革》 一书终于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思想脉络和行事逻辑。如果中国其他同样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官员和政府大员都能像黄奇帆先生这样，在退出一线之后，深入总结自己为政的经验教训，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将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之幸，而且是国家之幸。 黄奇帆 《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还包括许多十分新潮的东西。囿于知识和阅历的限制，我没有能力全面评述此书，只能谈谈读后感。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一方面，作为长期主政一方经济的政府大员，黄奇帆先生有着学者只能望洋兴叹的解决大小经济问题的丰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乐于思考的思想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丰富实践基础上的深入理论思考应该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由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俯拾皆是。我希望黄奇帆先生以后还能更多地与我们分享这类故事。 故事一。2008年，内陆地区尚不存在电子产业，因为把零部件、原材料从沿海运到内陆一般要历经2000千米，需要付出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地处内陆的重庆要发展电子产品，就要把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实现企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一体化。于是重庆承诺惠普董事长，如果对方把3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转移到重庆，就保证两年内在对方厂址的1小时路程之内配套1000家零部件厂，共同形成产业链集群。转过头来，重庆又承诺给富士康1000万台惠普电脑的整机生产订单，前提是富士康将对应数量的零部件厂商引进重庆。事实上，零部件企业只要到了重庆，不仅可以完成1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而且可以为更多生产企业服务。两年内，重庆达成了当时承诺的目标，拥有了1000多家电脑零部件厂商，并相继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电脑厂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多年保持产量稳定，占全球电脑生产总量的1/3。重庆成功打造了一整条齐全的产业链，相应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产业链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业和供应链纽带无缝对接，成为一大核心竞争力。 故事二。重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2亿部手机，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当时京东方的技术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但缺乏资金。重庆承诺帮助其筹集资金。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股票，每股2元多，由重庆企业买入，实现了200亿元投资，再向银行贷款140亿元，共计筹资340亿元。由于企业效益好、利润高，京东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2元多涨到了每股4.5元，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每股6元。在其股价为4.5元时，重庆企业将100亿股卖出，收回了200亿元，另外的250亿元并未被市政府征用，而是继续投资京东方，用于研发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故事三。“渝新欧”国际运输通道，满足了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对北美（30%）、亚洲（30%）和欧洲（40%）的分销，大大节省了时间与物流成本。如果产品在重庆生产后运到上海、广东等地，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耗时需两个月，另一方面物流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2 000千米内陆到沿海的距离。这条“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同时解决了三大难题：一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一体化；二是各个国家铁路部门运行统一编制的时刻表；三是敲定铁路运费价格，压低运输成本。2011年铁路价格是一个集装箱每千米1美元，现在降到了每千米0.5美元，12000千米距离只需要6000美元运费。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的货物价值足够高，“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的6000美元运费就是经济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用铁路进行运输。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黄奇帆先生对许多全局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的思考也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关于城乡土地资源配置问题，黄奇帆先生指出，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城市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但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有退出，城市发展又需要建设用地。为实现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作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在重庆市域内将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产生的货币价值成为农民的原始资本，农民进城了，耕地总面积也并未减少。 关于人口红利问题，黄奇帆的角度同一般经济学家也不同。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了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干到45岁左右时，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工作到60岁，现在只能工作到45岁，少了15年，相当于就业工龄少了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里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的时间相当于全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村户籍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生产力问题和人口红利的问题。 关于铁路运输问题，黄奇帆先生认为，因为把货物转移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货物装上汽车，进行长途运输，而汽车运输的成本是火车的3倍。但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通铁路。事实上，只要一家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产值几百亿元的企业的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 关于债务重组问题，黄奇帆也敢于触犯禁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坏账欠债的困难企业拿出整改的具体方案，如果只是把债务包层层转包，那是务虚、套利。比如，银行有100亿元坏账，企业把这100亿元打包按20亿元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把大包拆成小包，最后按30亿元又转出去。如果是这样的层层转包，最后接盘的人有什么能力帮助企业完成债转股或债务重组呢？倒霉的还是实体经济。 由于不仅有丰富的地方经验，而且有超越一时、一隅的大思路，黄奇帆先生成为借箸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一部地方大员的成功学或案例集锦。相反，黄奇帆先生不仅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力图澄清一些本来应该由职业经济学家阐明，但却被经济学家说糊涂了的理论问题。黄奇帆先生“入侵”不同领域经济学家专属地盘的意图可以从《结构性改革》的目录清楚地看出来。《结构性改革》涉及了从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到数字经济，从房地产开发到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我们当前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由于知识和专业的限制，我对黄奇帆先生书中所涉猎的许多问题没有立场和观点，不敢妄评。这里，我仅就自己相对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看法。 黄奇帆先生大作第一章的标题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我曾表示“供给侧”一词是日本汉字，读起来拗口。但如鲁迅先生所说，“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读得多了，也就不拗口了。比起“侧”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黄奇帆先生指出，“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用黄奇帆先生的话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过“体制机制性的改革”，给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我对黄奇帆先生的观点深以为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总需求管理则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体制机制性改革（“制度变迁”），同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也有所谓“供应学派”。但这个供应学派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黄奇帆先生对此也做了清楚的解释。我这里不再赘述。 黄奇帆先生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的意图和要点，提出了今后应该推进的十条改革措施。其中，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开放、降低运输成本、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大力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等属于生财型的改革，有利于创造新的财富；而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属于聚财型改革，可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而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企业年金制度、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深化投融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改革属于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可以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高质量发展。确实，正如黄奇帆先生指出的，如果各地方、各部门都可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框架开动脑筋，想一些真正能够起到实效的改革举措，共同努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必将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奇帆先生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是，一篇序言是不能写得过长的，我只好就此打住。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结构性改革》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个聪明人写给我们这些不太聪明的人读的好书。我强烈建议中国的各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都来认真研究黄奇帆先生的这部著作。
近期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类似的表述官方之前提过3次了，分别是5月14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23日政协联组会和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对于官网这段表述，市场对“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解读比较多，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说法却被市场所忽视。净出口在GDP的占比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中美关系扑朔迷离，鉴于此，本人主要分析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和资本市场在其中的作用。疫情的持续蔓延与国际局势的紧张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不言而喻，负面的外部冲击导致需求端的居民消费以及企业投资下滑，如果把经济“内循环”看做一台机器，那么这台机器目前的运转受到了极大的外部阻力，要想使它正向运转，必须施加另外一个正向的“外力”，那么这个促进“内循环”发展的外力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在资本市场。如图所示，经济这台机器运行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需求端的居民消费，也就是国家一直说的内需。居民消费增加才能带来企业销售的增加，然后带动企业利润增加，企业发现产品供不应求之后扩大产能，增加投资，整个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回暖，居民收入提升，进一步再促进消费支出的增加，形成一个良好的正循环。目前正循环遭受到了疫情与中美冲突的双重外部冲击，疫情与中美冲突不仅导致众多行业需求下滑、居民收入下降，也导致上市公司利润滑坡、估值下降、融资受阻。居民消费是经济的发起点，如果居民消费一直疲软无法复苏，影响会传导至企业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都在疫情发生之后以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可惜的是抽签发放方式对人群的覆盖面太小，此方式也并未推广至全国各地。在居民收入预期下降之时，刺激消费最好的方式就是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居民财产性收入上升，货币幻觉告诉我们，人会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做出反应，只有一个人有钱了或者说让他“感觉自己有钱了”，他才愿意去增加消费支出。在“房住不炒”的政策之下，资本市场的不断走强就是促进内循环的正向“外部推手”。股市走强，居民财产性收入上升，消费支出增加，企业产销良好、利润增加，企业盈利边际改善，估值提升，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下降，投资扩大产能，整个经济复苏、回暖，员工收入提升，进一步促进消费支出增加。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此次新冠外部冲击之后，美联储出台宽松货币政策果断、迅速，并且不断加码，直至美股见底回升，先救美股，再救经济，虽然美国经济复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股的稳定甚至上涨对经济的复苏利大于弊，如果美股跟着基本面一起瀑布式暴跌，会对经济形成负反馈，反而加速经济基本面的恶化。成熟资本市场关键危急时刻对“资本市场走强有利经济复苏”的认知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讨。当然，有很多人质疑股市在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上涨是否合理，利用货币政策刺激资本市场泡沫会不会成为未来的隐患？这个问题很复杂，争论也一直存在，笔者认为股市本就没有一个合理的估值，你凭什么说十几倍估值就是合理，二十几倍就是泡沫，三十几倍就一定会暴跌发生金融危机？如果无风险利率可以一直保持在0-1%之间，如果经济未来会强劲复苏、回暖，那高估值就是合理的，未来的经济基本面会消化高位的估值。举个例子：如果不考虑货币政策的变化，假设A公司2019年利润一个亿，估值50倍PE，市值50亿，如果2020年、2021年利润快速增长，分别可以达到1.5亿、2亿，那么根据2021年利润计算，目前的估值只有25倍，股价未必会跌，反而会根据利润高速增长的预期而上涨，基本面的强劲增长会消化高估值。新冠疫情之后，中国A股的走势和美股一样强劲，绝大部分股票最近半年的最低点出现在2月4日，此后虽然疫情、中美冲突等不确定情况依然扑朔迷离，但是股市却磕磕绊绊并在7月份创出近2年新高，各项经济数据也在2月份低点之后持续回升，关键时刻，股市的走强对增强市场信心、提振内需消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扶持科技企业壮大发展、突破关键技术难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展望未来半年乃至一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态势我们无法掌控，新冠疫情的进展也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发展好国内经济大循环完全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相信要想发展好国内经济大循环一定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经济大循环，股市怎能缺席？
2020年第16期《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下为全文： 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三大攻坚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国内国际经济正常运转，增加了许多新的金融风险和挑战。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沉着应对，迎难而上，努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一、维护金融安全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做好金融工作责任重大，容不得丝毫疏忽懈怠。 金融与风险始终相伴。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金融风险根源于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货币产生后，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在矛盾。商品经济由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构成，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时也可能相互背离，相互冲突。当生产结构失衡或信用偏离过度，就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国家形成后，政府从多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特别是货币从民间一般等价物转变为政府法定货币，在极大地方便生产交换的同时，也容易因政府行为失当带来新的巨大风险。 放眼世界，一些国家的崛起和衰弱往往同金融能力密切相关。十七世纪荷兰能够取得海上霸权，其初具现代特征的金融体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后的英国兴起金融革命，推动工业革命，助力其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同样，金融风险扩散引发经济危机、国家动荡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十六世纪西班牙大肆对外扩张积累巨额债务，最终引发财经危机导致盛极骤衰。1637年荷兰郁金香事件、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都重创本国经济和国家实力。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令世人至今心有余悸。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1930年发生银行挤兑倒闭风潮，蔓延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多国政府更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多次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在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也经常陷入热钱流入、外债高企的不利局面，多次诱发经济衰退。上世纪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教训十分深刻。本世纪以来，美欧为摆脱经济社会困局，不断扩张财政支出，放松货币供应，积累起巨额债务和资产泡沫，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此后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自我革命精神，主动消除隐患，成功战胜80年代末严重通胀、9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多次外部风险等冲击，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也为世界金融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势必酿成系统性风险，产生颠覆性影响，严重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严峻的风险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敏锐判断、果断决策。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告诫全党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部署一系列“防风险、治乱象、补短板”的重大举措，发起了攻坚战的前哨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阐明了金融领域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系统方略，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在国务院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靠前指挥下，各地区各部门和金融系统齐心协力，共同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 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至2019年，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资金和债券投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2.1%和13.9%。而资产年均增速只有7.7%，不及2008年至2016年的一半，相当于向实体经济多投入64万亿元资金的同时，银行业资产少扩张88万亿元。保险业激进的投资理财型业务得到遏制，寿险业务的中短期保费占比从31%的历史高点降至4%。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扭转了2008年至2016年年均上升10多个百分点的势头，最近三年总体稳定在250%左右。 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我国影子银行风险隐患一度非常严重。影子银行层层嵌套，风险隐蔽，与房地产泡沫、地方隐性债务、非法互联网融资等紧密交织。2017年开始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实施，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呈现根本性好转势头。2019年末，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和券商资管分别较峰值缩减87%、26%和42%。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各类交叉金融投资产品持续收缩。一些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最为显著，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 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针对较为普遍的资产质量不实问题，对金融机构开展多角度检查评估，严格要求风险资产审慎分级。坚决惩治掩盖不良资产，严厉打击做假账。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2016年一度超过128%，2019年末降至82%。3年时间里，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5.8万亿元，超过之前8年处置额的总和。与此同时，加快补充资本，增提拨备，全面提升了各类金融机构应对外来冲击的实力。 违法与腐败行为受到严厉惩治。坚决整治不法金融集团和非法金融活动，有序推进资产清理、追赃挽损、风险隔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依法处理恶意操控金融机构的问题股东。依法接管包商银行，在充分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打破刚性兑付，促进信用分层，严肃市场纪律。依法处置安邦集团、华信集团等严重违法违规企业，及时重组、重整和破产清算数家涉嫌违规办理金融业务的控股公司。推动高风险中小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企一策”进行改革重组和风险处置。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守自盗”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我国一度存在大量“无照驾驶”平台违法从事金融活动，其中很多打着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旗号混淆视听。经过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形势明显好转，过去“遍地开花”的乱象得到整治。一大批违法开办的互联网理财、保险、证券、基金和代币机构被取缔。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9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4个月下降。 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有序化解。截至2019年末，全国建立债委会约2万家，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1.4万亿元，帮助大量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渡过难关。一大批流动性困难企业的债券违约和股票质押风险得到缓释，相当一部分落后产能或管理不善的“僵尸企业”有序出清。约500家大中型企业实施联合授信试点，债务约束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精神，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初步控制。隐性债务是潜在的金融风险触发点。近年来，我国严控地方政府融资增量，严禁违法违规提供融资。同时，实施疏堵并举，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金融系统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推动地方债在商业银行柜台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为法定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务提供多种资金支持。近三年，银行保险机构累计增持地方政府债券11万亿元。 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逐步健全。2017年至2019年，监管部门严肃追究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责任，处罚银行保险机构8818家次，处罚责任人员10713人次，罚没合计72.4亿元，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通过努力在制度上补短板，监管工作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道。2017年以来，共发布实施209项银行业保险业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金融机构重速度轻质量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提升。2017年至201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6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制造业贷款分别增加8万亿元、3.3万亿元和1.6万亿元。科研技术、信息软件、生态环保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31.2%、20.8%和19.5%，显著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融资总体实现“量增、面扩、价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均增速23.2%。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接近99%。2019年大病保险覆盖11亿多城乡居民，农业保险风险保障金额超过3.8万亿元。保险赔款成为各种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 经过持续努力，金融风险总体趋于收敛，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不仅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也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完全正确非常及时。如果当初贻误战机，拖延整治，当前面临的困难会大得多，不良后果难以估量。 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金融领域出现新的重大挑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来就面临老龄化加快、储蓄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诸多困难。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直接造成一季度增长深度下跌，尽管二季度恢复正增长，但是近中期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5.2%。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供需两端、国内外两个市场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遇到很大困难。 为遏制衰退，经济活动急剧收缩时，金融活动反而必须扩大。原来的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略高于名义GDP增速，今年上半年高出10多个百分点。预计今年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都会出现较大反弹，金融机构的坏账可能大幅增加。2019年银行业新形成2.7万亿元不良贷款，出现疫情“黑天鹅”后，资产质量加倍劣变不可避免。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时滞，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即期账面利润具有较大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 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多年快速发展背景下，各国经济金融相互依存度已达到很高水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国际社会合作氛围并不理想。近年来，少数发达国家自身经济结构持续恶化，导致社会阶层撕裂和对立，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日益膨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退群”、“脱钩”、“断链”增多，并对我国公开采取打压和遏制战略。疫情发生后，有的国家自身应对不力，却以多种方式对外转移矛盾。美国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频频制造事端。这些做法危害了正常经贸合作，全球经济复苏平添更多变数，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都受到干扰。 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对冲政策十分必要，执行中如遇新的异常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力度。但也不能不看到，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 当前，国际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最发达国家，采取了强刺激做法。有的国家实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货币双管齐下，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向个人和企业直接融资或提供担保。短期看，这一做法有利于稳定经济与金融，但是中长期效果则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不散的筵席。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当前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也消耗着美元的信用，侵蚀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外币资产缩水、汇率和资本市场震荡等多重压力。更严重的是，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 此外，近些年迅速发展的金融科技，既为我们带来许多机遇，也带来很大挑战。我国金融科技在部分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在风险防控方面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传统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传染路径发生深刻改变，数据安全等非传统风险日益突出。这些风险具有较强的突发性、隐蔽性和破坏力，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四、金融系统要努力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我们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又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从现阶段来看，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 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正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严格防控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全面恢复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要紧扣“六稳”、“六保”任务，充分利用我国市场潜力大、储蓄资源多、国际合作范围广等有利条件，发挥好中央与地方各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强化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协同配合，特别要服务好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扮演着“棋眼”角色。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动金融结构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矫正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两种不良倾向。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加快养老保险第二和第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信用风险是金融业最基础的风险，有毒资产是必须下决心切除的病灶，掩盖拖延只会贻误治疗，最终带来严重后果。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 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影子银行风险“燃点低”、“烈度大”，如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燎原之势”，贻害无穷。目前，影子银行经过不懈治理，风险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但生存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稍一放松监管，极可能全面回潮，导致前功尽弃。要保持战略定力，对高风险业务保持高压态势。突出简单、透明原则，规范交叉金融产品，做到公募产品与私募产品边界清晰，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风险隔离，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分账经营，储蓄产品和投资产品泾渭分明。努力实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与货币市场职责清晰、分工有序。同时，持续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针对不同风险的机构，精准有效施策。对高风险金融集团，依照既定方案和分工依法依规处置。对农村金融机构，坚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鼓励采用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和信托等地方法人机构，支持省级政府制定并实施处置方案，金融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抓紧研究提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对于名单内的金融机构，组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要建立高效的问题机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机构履行主体责任，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要承担重要责任。地方党委政府履行属地责任，要把落实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辖区风险处置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管理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和机构体系，充分发挥早介入、早预警、早处置的作用。 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按照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在确保金融主权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加快构建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监管政策环境，鼓励中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深化合作、互相借鉴、促进创新。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防控风险能力，及时发现并有效阻遏外部冲击向国内扩散。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监管规则制定，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提高国际话语权。 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加强金融知识普及，让城乡居民都懂得，投资是有风险的，世界上没有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更没有所谓“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要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弘扬契约精神，强化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办事，提高违法成本。简化产品结构，严格客户分层，如实通报风险。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及时纠正误导金融消费者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做好金融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从近些年工作实践中我们看到，金融领域发生一系列风险事件和腐败案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严重弱化、缺失。近年来，拆除金融风险点的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凡实施风险处置和重组的金融机构，原则上都要成立临时党组织。对股权关系复杂的风险机构，首先压实党的领导责任。要严厉打击金融腐败，坚决查处风险背后的利益勾结，把查办案件、防控风险、挽回损失、堵塞漏洞、重塑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据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郭树清：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创业板改革正加紧推进，首批注册制下发行的新股即将上市。此次创业板改革既涉及增量市场，也涉及存量市场，是分步骤实施注册制承前启后的关键步骤。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创业板改革落地实施，创业板市场将进一步释放活力、提升服务创新创业的能力。存量市场改革也将形成示范效应，为下一步在全市场推广注册制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银行业再现千万元级罚单 金融监管“严”字当头强化震慑 大额罚单密集落地，是金融业从严监管的一大体现。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公开信息统计，8月1日至14日的半个月内，银保监系统累计公布131份罚单，处罚对象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共计罚款6814.11万元。 >>新基建领跑 重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 据经济参考报8月17日消息，外商投资正在迎来多重政策利好。近期我国一系列稳外资举措密集出台，并接连推出重大外资项目，其中新基建成为重点支持领域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获悉，随着系列利好信号持续释放，以及用地、融资等支持力度加大，很多跨国企业将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布局，重大外资项目正迎来落地高潮。值得注意的是，支持举措还在加码，重点鼓励外资投向高科技产业、研发环节，补齐产业链短板，激活更多创新动能。 >>经济复苏再添力 宏观政策待深度显效 据经济参考报8月17日消息，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连续4个月同比正增长；商品零售增长0.2%，实现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0.4%，增速创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的纪录，远远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8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下半年开局交出的首份经济“成绩单”，释放出更多经济加速复苏的积极信号。
多数据抢眼 下半年开局成绩单释放更多暖意 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连续4个月同比正增长；商品零售增长0.2%，实现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0.4%，增速创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的纪录，远远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8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下半年开局交出的首份经济“成绩单”，释放出更多经济加速复苏的积极信号。 专家指出，经济向好态势还在持续，全年保持稳定增长还有很多有利条件。不过，目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循环还有待进一步畅通。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仍要加码发力。近日，多部门负责人频频表态，随着宏观政策效应深度释放，全年经济将实现正增长。 商品零售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7月国民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多个宏观经济指标亮眼。 工业生产继续复苏。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连续4个月同比正增长。1月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降幅比1月至6月收窄0.9个百分点。 市场需求逐渐回暖，1月至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降幅比1月至6月收窄1.5个百分点，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均有所改善。 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其中，7月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2%，今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 “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重点商品消费等多项政策带动下，市场销售继续好转，商品零售实现同比增长，餐饮收入继续回升，新型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敏指出，当前，居民消费需求释放的制约因素仍然存在，消费品市场规模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近几个月以来，市场销售降幅不断收窄，消费市场呈现明显复苏态势。 其中，汽车消费表现尤其抢眼。张敏表示，由于同期基数较低，同时受益于中央和地方出台的多项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政策，7月，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2.3%，为2017年以来次高增速。 此外，外贸方面，7月进出口同比增长6.5%，其中出口增长10.4%，连续4个月实现了正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贸增长好于预期，是因为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巨大，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调整适应能力较强，一系列支持稳外贸的政策对外贸企业稳定和扩大出口起到积极作用。 全年稳定增长有利条件充足 值得一提的是，专家表示，经济向好态势还在持续，产业升级态势没有改变，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市场预期整体改善。不仅如此，全年保持稳定增长还有很多有利条件。 付凌晖指出，国内本土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和阻断，这为整个经济恢复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年针对疫情冲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宏观政策力度加大。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1万亿元。同时金融系统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2.5万亿元。这些措施对企业纾困和经济下半年恢复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整个市场需求在增加。制造业PMI中的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 “经济进一步向好的方向不会发生变化。”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联席负责人黄文涛指出，工业中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仍有修复空间。就业向好、居民收入增速进一步提升，将带动下半年居民消费修复加快。地产投资预计仍较强势，基建投资在政策驱动下增速也将进一步回升，制造业投资则有望在产能利用率回升、PPI通缩收窄和盈利预期改善的驱动下有更好的表现。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首席统计师丁勇指出，1月至7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继续加快，同比增长15.8%，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投资到位资金实现正增长，增长2.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1个百分点。“从先行指标看，投资有望继续延续回升态势。” “从下半年来看，改革开放创新的力度还会加大。我们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开放步伐，为经济注入新动力。”付凌晖说。 经济循环仍有待进一步畅通 不过，专家也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疫情还在蔓延，同时世界经贸增长出现萎缩，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都明显下滑。从国内来看，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周期性矛盾交织，经济的循环还有待进一步畅通。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着力畅通经济循环。 近日多部门负责人对加力扩内需频频表态。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将细化落实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下半年，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投资方面，重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两新一重”建设，加大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交通能源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围绕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方面，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对媒体表示，接下来要在创新流通、促进消费上下功夫。他还列出了提振消费的三大发力点，包括提升城市消费、扩大农村消费、发展服务消费。 “内需提振仍要发力。下阶段，要继续加大力度保就业、保企业、保民生，稳定工业生产，提振有效需求，稳住外贸基本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宏观政策要协调发力，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聚焦重点、优化结构、防控风险，提升政策的前瞻性、精准性和引导性。 “特别是要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对中小微企业要继续提供更加精准和普惠的支持，对制造业加强中长期贷款投放以促进行业加快恢复，加强对脱贫攻坚、基本民生的支持保障力度，促进企业减负、居民增收，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保障好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稳住外贸主体和产业链、供应链，促进经济稳步恢复。”温彬说。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讲话指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要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讲话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讲话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据经济日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从历史上来看，黄金上涨有点像‘活火山’。火山在沉寂时一点反应都没有，即便有很多利好也没有反应，但它一旦爆发，涨幅惊人。这不仅是百分之多少的涨幅，而是几倍的涨幅。”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将会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在经济动荡过程中，黄金是个避险品种。“如今，黄金应该是处于火山的活跃期，会喷发一下停一停，之后马上又再次喷发。因此，目前是配置黄金的较好时机，但投资者也要注意投资风险，不要盲目追高。”李迅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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