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多国经济严重下滑，全球经济经历深度衰退，主要经济体央行力挽狂澜，先后出台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拯救经济。展望下半年，机构认为，随着欧美等主要经济体逐渐复工复产，各国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逐渐显现，未来经济复苏方向不变，但考虑到疫情和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速度可能稍有放缓。 全球经济下半年将逐步复苏 今年上半年，疫情阴影笼罩之下，多国实施经济限制性措施，全球贸易额和供给能力大幅下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年5月曾预计，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额环比下滑5.0%，二季度将环比再跌27%；国际投资也大幅下降，全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将减少至1万亿美元以下，较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下降近40%。供给层面，全球多个行业产业链一度面临中断压力，经济去全球化风险加大。 不过，由于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多个机构认为此次经济衰退持续时间可能相对短暂。 花旗银行财富管理部总监吴佳骏告诉上证报记者，疫情蔓延后，各国货币及财政政策不仅反应迅速且不遗余力。在全球政策制定者迅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下，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快速反弹，下半年仍有望逐步复苏，但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 今年5月，各国相继重启经济后，制造业PMI数据也开始回暖。目前市场预计，美国6月ISM制造业PMI数据将回升至49.5%，在5月，这一数据为43.1%，较4月的41.5%回升了1.6个百分点。 此前，欧元区公布的6月制造业PMI初值为46.9%，创近4个月新高；德国6月制造业PMI指数初值为44.6%，虽然没有超越荣枯线，也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42.5%。 “全球来看，制造业PMI数据已经出现明显复苏迹象，预计今年三四季度将会迎来更大幅度反弹，考虑到欧美疫情形势，亚洲经济将相对表现更好。”渣打银行中国财富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昕杰表示。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也预期下半年全球经济将开始逐步复苏，但由于刺激政策的差异，各国复苏进程可能并不平衡。 投资者需灵活应对不确定因素 对于下半年经济表现，经济学家们的预期较为谨慎。他们认为，经济复苏进程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包括疫情形势、政策刺激效果以及贸易争端等。 “只有当新冠肺炎传染率持续下降到0.5或更低时，疫情才有可能结束。另外，消费者对疫情蔓延的担忧情绪也是经济反弹的重要阻力之一。”吴佳骏说。 “从年度环比数据来看，经济回到2019年运行区间，预计需要到2021年甚至2022年。”王昕杰认为。 机构提醒，在疫情出现明确结束迹象之前，金融市场波动性可能会依然很高。 对短期市场挑战，安本标准投资管理多元资产解决方案部投资董事罗勋认为，投资者需要灵活地将投资侧重点转向防御性资产，同时把握机会吸纳估值偏低的资产。 而在谈及未来区域市场表现时，中国市场获得机构的一致看好。 瑞信亚太区首席投资官伍泽恩(John Woods)表示，中国国内经济复苏以及合理的估值水平将成为支撑股市表现的有利因素，该机构看好消费和技术等受益于国内经济复苏的新经济板块。罗勋认为，在经历近期抛售潮后，亚洲股票价格似乎颇具吸引力，尤其看好中国和韩国股市。
穆迪近期发布了2020年至2021年全球宏观展望报告。该机构预计，全球经济将从下半年开始逐渐复苏，但复苏力度取决于政府能否在防控疫情的同时重启经济，未来消费需求反弹力度将决定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恢复程度。 穆迪观察认为，经济封锁措施对全球二季度经济活动的影响或会超出此前预期。穆迪预计，G20经济体2020年经济整体萎缩4.6%，2021年将增长5.2%。 其中，G20发达经济体2020年经济整体萎缩6.4%，2021年增长4.8%。G20 新兴市场2020年经济整体萎缩1.6%，2021年将增长5.9%。但是，若不包含中国在内，G20新兴市场2020年经济将萎缩4.7%，2021年增长4.3%。 “政策支持方式和力度的差异使得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因为政策支持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一揽子支持政策的规模，还取决于支持政策的类型以及流动性措施的使用情况。”报告称。 穆迪认为，全球金融市场大多已经复苏，但波动风险依然较高。如果新一轮疫情难以控制，各国政府将再度采取大范围关停措施，金融风险将加剧。此外，政策支持若不充分或提早解除也会造成金融稳定性风险。
随着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每日新增病例屡创新高，V型复苏的预期还能完好无损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仍然相信，全球经济将在4个季度内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发达经济体将在8个季度内恢复到正常水平。”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阿亚（Chetan Ahya）最新表示。 他称，近期在与投资者交流中发现，市场有三大主要担忧——新增病例激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失业率持续高企的影响，以及财政刺激力度日渐减弱的可能性。但在他看来，这并不会动摇V型复苏的前景。 目前，该机构将标普500的目标价定在3350点，并在新兴市场中维持超配中国市场的观点。 疫情反复不会过度影响经济复苏 具体而言，就第一大担忧，即疫情对复苏的影响，摩根士丹利认为，美国一些病例激增的州暂停了重新开放计划，并重新强调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必要性，这可能会使这些州的经济恢复势头有所趋弱，但其他大多数州的情况持续改善应会提高整体经济增速。“我们注意到，社交距离对总体消费支出的拖累不太可能超过预期，因为消费者已经适应了现状。未用在旅游和外出就餐等的花销会转移到其他领域。” 美国GDP排名前20的州，大多数都实现了较高的人员流动性和经济活动水平，而新病例没有上升为恢复经济活动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东北地区的重新开放将促进整体经济活动；在亚洲和德国，扩大检测和追踪使决策者能迅速锁定新的疫情集群。在疫苗广泛可用之前，可能看到疫情的反复，但总体而言，全球经济活动正继续改善。 阿亚称，投资者担心高失业率将抑制消费复苏的步伐，“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比通常认为的要低。” 就第三大担忧，即政策刺激力度的可持续性，摩根士丹利认为，新一轮财政刺激可能正在路上。 “此前，多数投资者认为，进一步的财政扩张可能面临政治阻碍。但此次政策制定者重新发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并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财政刺激，尤其是这场经济衰退是由公共卫生危机这种外源性冲击引发的情况下。我们预计，美国将推出额外的1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尽管投资者高度关注病毒爆发将如何影响经济前景，但我们认为，不应忘记大规模政策支持的存在，这是支持复苏的关键推动因素。” 坚守“V型复苏”阵营 因此，摩根士丹利相信全球经济将能持续复苏，避免“二次探底”，“这也使我们坚定地站在‘V型阵营’。”阿亚称。 上周五，美股出现暴跌，但早在6月11日，美股就出现过暴跌，当时市场恐慌指数VIX涨近50%。截至当日收盘，道指大跌1861.82点，跌幅6.9%，标普500指数跌188.04点，跌5.89%。“早前的调整姗姗来迟，可能还会有5%-7%的下跌。这是健康的，而我们持‘逢跌买入’的态度，且倾向于中小盘股和周期性板块，将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提高到3350点。”摩根士丹利美股首席策略师威尔逊（Michael Wilson）对记者表示，考虑到股市反弹的规模和持续性，市场情绪和头寸仍然非常悲观，意味着仍有大量资金在观望。 在新兴市场，摩根士丹利维持超配中国的观点。该机构表示，A股估值相对于离岸市场更有吸引力，按12个月的远期市盈率计算，A股存在12.8%的折价，创历史新低。该机构仍青睐长期成长题材，如消费增长、技术本地化、新基础设施等，但对ADR保持选择性持有的观点，坚持持有那些短期内有资格在香港“二次上市”的ADR（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避免不符合条件且外资持股比例较高的ADR。
2019年至2020年1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逐步走高，主要是受供给侧因素扰动，结构性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有观点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少数紧俏物资价格短期上行的现象，称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近几个月，同样受结构性因素影响，CPI涨幅较快回落，PPI涨幅再次落入负值区间，又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了典型的“通缩风险”。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与教训 关于恶性通胀的衡量标准，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物价涨幅“门槛”，但从多数研究和历史经验来看，相关标准均远远超过当前我国物价涨幅，恶性通胀这一概念与我国事实相去甚远。美国芝加哥大学卡甘（Cagan，1956）将恶性通胀界定为每月物价上涨超过50%（相当于年化涨幅近13000%）。国际会计准则（IAS）第29条将“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100%”作为预示经济体发生恶性通胀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历史经验看，阿根廷在1989年、巴西和秘鲁在1990年、俄罗斯在1992年的物价涨幅在2000%～8000%不等，玻利维亚在1985年的物价涨幅超过10000%，魏玛德国在1922～1923年、匈牙利在1946年、津巴布韦在2008年的物价涨幅百分比甚至数以亿计。相较于这些恶性通胀期间动辄“成千上万乃至过亿”的物价涨幅而言，个别观点以我国少数物资短期上涨过快来推测出现恶性通胀风险，既与事实严重不符，也易误导公众预期和判断。 总结上述出现恶性通胀经济体的共性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大规模货币化，“中央银行不向财政透支”的规则被打破，中央银行被当作印钞机直接向财政大规模透支，货币无限扩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旧中国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大量印钞为战时财政融资，在1946年至1948年间曾一度引发恶性通胀。二是由于爆发战争、政权失序、社会动荡等因素，经济秩序紊乱，无法有效组织生产，供给长期趋于停滞，远不能满足各类主体需求。三是大宗商品、农产品等重要物资大量依赖进口，同时外债攀升，一旦遭遇汇率大幅贬值，可能引发国内物价快速上涨。目前看，上述三方面可能导致恶性通胀的隐患在我国并不存在。 通货紧缩的界定与案例 国际上通常认为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Bernanke（2002）、IMF（2003）、BIS（2004）、Ophèle（2009）、Borio et al（2015）等），并表现为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伴随着经济衰退（易纲，2000）。 总结起来，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总体物价紧缩而非局部物价紧缩。美联储前主席Bernanke（2002）特别强调了“总体”二字，认为在低通胀经济体中，由于供需、成本等因素变化，一些部门价格下降是正常的，并不构成整个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只有在物价普遍下跌、样本广泛的价格指数（如CPI）持续下降时才可称为通货紧缩。IMF（2003）将CPI涨幅或GDP平减指数例举为较合适的总体物价水平代表指数，并指出任何经济体中总存在部分结构的相对或绝对价格下降，这是价格信号正常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体现。二是物价连续一段时间负增长。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主席、法国银行前副行长Ophèle（2009）明确区分了通胀弱化（Disinflation）与通货紧缩（Deflation），前者是指物价涨幅收窄或暂时为负（如物价涨幅从3%下降到1%），而只有物价涨幅持续为负时，才构成后者，即通货紧缩的范畴。IMF（2003）指出，一至两个季度的物价暂时负增长，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理解为通缩，但并不值得担忧。三是伴随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易纲（2000）指出，典型的通货紧缩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本质上，通货紧缩的过程是一个商业信用被破坏的过程。作为一种货币现象，通货紧缩首先是货币流通量的下降，而不仅仅等同于价格下降。历史经验表明，物价水平下降和货币供应量下降“两个特征”同时发生时，必然伴随着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给经济社会带来危害。 综合这些特点判断，局部领域价格涨幅为负、物价涨幅暂时为负、物价涨幅收窄但仍然为正、物价涨幅为负但货币供应量和经济产出均稳健增长等现象，虽然值得重视，但均不符合通货紧缩的典型特征，研究讨论时需厘清概念，并理性客观看待。 从全球历史看，比较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有美国经济大萧条和2000年前后日本持续通缩。1930年至1933年间美国CPI年均下降6.6%，货币供应量年均下降8.8%，实际GDP年均下降7.3%，“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非常明显。日本通缩期间的经济波动没有美国大萧条期间那样剧烈，但主要特征是一致的，1998年至2002年间日本CPI年均下降0.4%，同期实际GDP年均仅增长0.4%，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从3%以上降至1%左右的低位，经济和货币增长几乎陷于停滞。分析其原因，这两次通缩均是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与经济主体债务积压交织共振所导致，结合我国经济现状看并不存在发生此类风险的基础。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下分析，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有利条件 物价涨幅根本上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条件松紧适度，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总供给层面，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速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保持充分，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从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暂时给我国经济造成冲击，其中就包括给物价走势带来一定扰动。今年年初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人民银行主动作为、积极施策，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1.75万亿元长期资金，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先后安排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和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正常水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长，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又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还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近年来，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中长期内物价平稳的压舱石和基本盘。 总需求层面，我国经济逐步向潜在增长恢复，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过冷导致大幅通胀或典型通缩的情况。从短期看，总需求偏弱，但恢复速度很快。今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同比下降13.5%、6.3%、8.0%。近期经济回暖迹象显现，6月份前三周，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21%，发电耗煤量同比增长1.3%。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这是物价水平保持平稳的重要保障。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但第二季度以来已经向潜在产出水平恢复，预计下半年可能恢复到潜在产出附近，产出缺口较快弥合有助于实现物价平稳。 从法律层面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保持物价平稳事关百姓衣食住行，人民银行历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此高度重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是不出现恶性通胀的根本保证。1995年前，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和借款的渠道没有被完全切断，我国曾发生三轮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后，我国没有再出现严重通胀。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有利于为物价平稳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恶性通胀和通货紧缩都不会发生 一方面，近期CPI涨幅趋于下行，事实上已进一步证伪恶性通胀论。2019年至2020年初，CPI同比涨幅从2%以下逐步走高至5%以上，主要受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较快上涨所拉动，今年前两个月还叠加了疫情对供给的影响，既有结构性特征，又有阶段性特点。随着各部门保供稳价举措有力实施，复工复产逐步恢复，食品价格已多月呈现回落态势。截至6月23日，猪肉、蔬菜、农产品价格分别较2月中旬的年内高点下跌13.0%、28.9%、16.4%。5月CPI同比上涨2.4%，涨幅较1月份收窄3个百分点，已连续四个月下行。全年CPI预计将呈“前高后低、逐季下行”态势，明显回升的概率不大。总的来看，我国粮食持续丰收、制造业基础雄厚、“房住不炒”定位得到坚持、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等多个CPI分项价格均将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另一方面，非食品和工业品价格低位运行，是总需求仍然偏弱的反映，但不会出现典型的通货紧缩。短期看，由于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物价水平基数较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年内大幅下跌、我国总需求恢复尚待时日，非食品价格涨幅较低，PPI同比涨幅在1月份短暂回正后再次转负，一段时间里我国物价涨幅仍可能短暂性、结构性地趋于下行。但如果不考虑疫情二次全面暴发等突发因素，2020年全年CPI涨幅预计处于近年来波动中枢位置附近，随着今年下半年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回暖，工业品价格同比降幅有望趋于收窄，非食品类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不存在典型通缩的风险。同时，我国货币信贷规模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有力对冲了疫情影响，第二季度以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向好，这与典型的通货紧缩也完全不同。 总之，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在当前遭受疫情冲击、经济逐步复苏的特定背景下，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两手都要硬。下一阶段，要坚持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宏观政策协同作用。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2日讯（记者 马常艳）对于有人认为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和“典型通缩风险”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青年课题组近日在《中国金融》杂志刊文回应称，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恶性通胀和通货紧缩都不会发生。 需厘清概念并理性客观看待 文章指出，关于恶性通胀的衡量标准，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物价涨幅“门槛”，但从多数研究和历史经验来看，相关标准均远远超过当前我国物价涨幅，恶性通胀这一概念与我国事实相去甚远。 从历史经验看，阿根廷在1989年、巴西和秘鲁在1990年、俄罗斯在1992年的物价涨幅在2000%～8000%不等，玻利维亚在1985年的物价涨幅超过10000%，魏玛德国在1922～1923年、匈牙利在1946年、津巴布韦在2008年的物价涨幅百分比甚至数以亿计。 “相较于这些恶性通胀期间动辄‘成千上万乃至过亿’的物价涨幅而言，个别观点以我国少数物资短期上涨过快来推测出现恶性通胀风险，既与事实严重不符，也易误导公众预期和判断。”课题组在文章中说。 国际上通常认为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并表现为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伴随着经济衰退。总结起来，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总体物价紧缩而非局部物价紧缩。二是物价连续一段时间负增长。三是伴随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 综合这些特点判断，文章认为，局部领域价格涨幅为负、物价涨幅暂时为负、物价涨幅收窄但仍然为正、物价涨幅为负但货币供应量和经济产出均稳健增长等现象，虽然值得重视，但均不符合通货紧缩的典型特征，研究讨论时需厘清概念，并理性客观看待。 我国具备物价稳定有利条件 文章指出，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下分析，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有利条件。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条件松紧适度，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总供给层面，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速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保持充分，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正常水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长，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又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还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近年来，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中长期内物价平稳的压舱石和基本盘。 总需求层面，我国经济逐步向潜在增长恢复，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过冷导致大幅通胀或典型通缩的情况。从短期看，总需求偏弱，但恢复速度很快。今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同比下降13.5%、6.3%、8.0%。近期经济回暖迹象显现，6月份前三周，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21%，发电耗煤量同比增长1.3%。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这是物价水平保持平稳的重要保障。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但第二季度以来已经向潜在产出水平恢复，预计下半年可能恢复到潜在产出附近，产出缺口较快弥合有助于实现物价平稳。 防通胀和防通缩“两手都要硬” 文章介绍，《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保持物价平稳事关百姓衣食住行，人民银行历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此高度重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是不出现恶性通胀的根本保证。 1995年前，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和借款的渠道没有被完全切断，我国曾发生三轮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后，我国没有再出现严重通胀。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有利于为物价平稳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课题组在文章中表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在当前遭受疫情冲击、经济逐步复苏的特定背景下，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两手都要硬。下一阶段，要坚持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宏观政策协同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青年课题组近日撰文指出，物价涨幅根本上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条件松紧适度，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总供给层面，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速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保持充分，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从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暂时给我国经济造成冲击，其中就包括给物价走势带来一定扰动。今年年初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人民银行主动作为、积极施策，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1.75万亿元长期资金，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先后安排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和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正常水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长，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又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还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近年来，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中长期内物价平稳的压舱石和基本盘。 总需求层面，我国经济逐步向潜在增长恢复，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过冷导致大幅通胀或典型通缩的情况。从短期看，总需求偏弱，但恢复速度很快。今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同比下降13.5%、6.3%、8.0%。近期经济回暖迹象显现，6月份前三周，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21%，发电耗煤量同比增长1.3%。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这是物价水平保持平稳的重要保障。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但第二季度以来已经向潜在产出水平恢复，预计下半年可能恢复到潜在产出附近，产出缺口较快弥合有助于实现物价平稳。 从法律层面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保持物价平稳事关百姓衣食住行，人民银行历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此高度重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是不出现恶性通胀的根本保证。1995年前，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和借款的渠道没有被完全切断，我国曾发生三轮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后，我国没有再出现严重通胀。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有利于为物价平稳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文章指出，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恶性通胀和通货紧缩都不会发生。 一方面，近期CPI涨幅趋于下行，事实上已进一步证伪恶性通胀论。2019年至2020年初，CPI同比涨幅从2%以下逐步走高至5%以上，主要受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较快上涨所拉动，今年前两个月还叠加了疫情对供给的影响，既有结构性特征，又有阶段性特点。随着各部门保供稳价举措有力实施，复工复产逐步恢复，食品价格已多月呈现回落态势。截至6月23日，猪肉、蔬菜、农产品价格分别较2月中旬的年内高点下跌13.0%、28.9%、16.4%。5月CPI同比上涨2.4%，涨幅较1月份收窄3个百分点，已连续四个月下行。全年CPI预计将呈“前高后低、逐季下行”态势，明显回升的概率不大。总的来看，我国粮食持续丰收、制造业基础雄厚、“房住不炒”定位得到坚持、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等多个CPI分项价格均将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另一方面，非食品和工业品价格低位运行，是总需求仍然偏弱的反映，但不会出现典型的通货紧缩。短期看，由于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物价水平基数较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年内大幅下跌、我国总需求恢复尚待时日，非食品价格涨幅较低，PPI同比涨幅在1月份短暂回正后再次转负，一段时间里我国物价涨幅仍可能短暂性、结构性地趋于下行。但如果不考虑疫情二次全面暴发等突发因素，2020年全年CPI涨幅预计处于近年来波动中枢位置附近，随着今年下半年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回暖，工业品价格同比降幅有望趋于收窄，非食品类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不存在典型通缩的风险。同时，我国货币信贷规模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有力对冲了疫情影响，第二季度以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向好，这与典型的通货紧缩也完全不同。 总之，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在当前遭受疫情冲击、经济逐步复苏的特定背景下，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两手都要硬。下一阶段，要坚持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宏观政策协同作用。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摘要：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财富的增长固然快捷、简单，但其问题却在于，它本身并没有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多少实质性的财富，甚至可以说是，除了消耗上天所赐予我们的有限的资源外，并无创造。 5月1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根据176个国家和地区提交的数据资料测算，2017年，按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176个经济体的GDP总规模为119.5万亿美元，其中我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比美国略高0.5%，居世界（176个经济体）第1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4%。“中国GDP超过美国”，这样的特大喜讯经过世界银行这样的权威机构“公布”出来，的确可以让国人为之扬眉吐气一把了，毕竟超过美国也就意味着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经济总量，一跃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但我个人认为，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大家理性，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的认识问题。首先是人均量方面，就不容我们乐观。中国统计学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PPP法看，我国2017年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在世界排名第90位，相比于汇率法，我们的排名反倒是后退了11位，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东亚其他国家而言，我们的发展质量确实还有待提高。譬如日本，在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后，它就真正做的了国强而且民富。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高达350%，年均增长11.6%，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而在民富方面，从1960年到1968年，其国民收入增长高达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年均增长11.5%，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 早于1970年代，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富”方面，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其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其报纸的人均消费量比同期的美国还要高。在当时，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而反观中国，自1978年开始，至今经历了42年的高速增长，但问题是，就是到了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只勉强的达到了小康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 这或许得从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运行模式、体制等方面找原因。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偏向是需要纠正的。我们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注重财富的创造却并不太顾及财富的再分配，正如有学者所感叹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我们知道从最终需求上看，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居民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可支配收入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也就决定了消费是一种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越多，消费增长得也就越快。但在我国现在实际的情况却是，国民反而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这也正是我国国内市场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建立起来，而不得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的根本原因，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另一点则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财富的创造，更多的只是注重政府的主导，这种模式的弊端是显见的：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在积极地财政政策下，通过国家财政所进行的投资是低风险的，而由此带动的民间投资投资（无论其资金来自于自有或者资本市场譬如证券市场的融资或者银行借贷）都是有风险的。从而无形中对民间资本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由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或援助私人企业的办法，无助于促进实际资本的生产。原因很简单，政府筹措资金，势必加重资本市场和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必然会妨碍私人企业的活动。而这些因素的集合，自然是于总体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 然而纵是如此，我们的财富创造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譬如珠海的海燕桥，这座使用了不到22年的桥被拆除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不是个案，事实上这只是中国式财富创造的一个缩影而已，是一个典型的样本。在中国为了追求财富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那就是为创造1%的GDP，却在消耗至少2%的存量资产。 曾经有一个有关宏观经济学的笑话，有人问经济学家，如何达成GDP的快速增长？有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提问者说，你可将你家的房子推倒，然后在原址上重新建一座，这样在很简单的形式下，GDP就得到快速的提升。悲哀的是，这真不是笑话，现实就是如此。湖南西部，一座1970年代中期方才建设的城市，到2010年代，其老城区就基本被推倒重建了一遍。 GDP的这种增长，固然快捷、简单，但其问题却在于，它本身并没有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多少实质性的财富，甚至可以说是，除了消耗上天所赐予我们的有限的资源外，并无创造。中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获得稳固的地位，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态势，看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重要的一步。或许只有将这些工作完成了，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才算真的夯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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