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开放历来是两会上的热门议题，特别是在今年的复杂环境中，任务艰巨、目标繁多的宏观经济发展更需要金融鼎力支持，这需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金融改革开放的重点是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明了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等改革方向。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金融改革内容，也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两会上，金融界的代表委员们带来了诸多有价值的金融改革见解，与上述改革开放大方向相呼应。 在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方面，代表委员们的建议多聚焦于“优环境”和“创工具”两方面。可以说，对于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代表委员们的建议兼顾了顶层设计和微观操作两方面，有望提升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有效性。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有助于央行在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朱苏荣建议，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急需对《中国人民银行法》进行修订完善。法制的完善有助于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在金融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我们看到了“蹄疾步稳，法治先行”的明确思路。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将继续以更好服务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为导向，人民银行将坚持市场化原则，推动人民币充分发挥全球公共物品的功能。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上海临港(行情600848,诊股)等先行先试区域的金融开放水平，对于全局金融开放大有裨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金鹏辉建议，可在上海临港等地探索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建立既契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治体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建议，应尽快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谋求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长期发展必须法治先行，而法治先行又要求法律制度的协同发展。 商业银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深化其体制改革不可放松。在这方面，我们既看到了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议，也看到了改革中小银行的针对性对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新明建议，推动银行业现代化应全面系统修订《商业银行法》，此外，应呵护民营银行发展，构建和维护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从而填补大型金融机构无力顾及的市场。 资本市场改革关乎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在这方面，不少代表委员建言献策，提出了加快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创新发展、在将注册制改革推广至存量市场中加大刑法制度供给等多项建议。这些都有助于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金融改革开放不仅是“国是”，也关系着金融投资者、消费者和万千企业的切身利益与发展。我们期待，两会代表委员们这些直击金融改革开放的热点、“痛点”和难点的建议，能够汇聚成智慧力量，促进金融改革开放走向更宽广的明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李俊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本身就疲弱、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风险尤其显著。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摘要 1、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受新冠疫情冲击，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其中，意大利受损最为严重。其实，在疫情冲击之前，欧洲各国早已负债累累，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再度上升。 2、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欧洲财政主权归各国政府所有，尽管欧盟出台多项措施维护财政纪律，但过去数年，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同时，统一货币的欧洲难以掩盖财政不统一的弊端，尤其是在经济遭受冲击时，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会被暴露并放大。而统一财政迟迟无法形成的关键或在于债务共担的分歧。 3、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为援助经济，欧洲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在不断升级，各国债务负担将不断加剧，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时，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主要债务到期国，而且经济较差、债务负担较重，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1 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 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各国自3月中下旬开启严格的防控措施，经济大幅受损，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下滑3.8%，创1995年有数据以来新低，同比也萎缩3.2%。从主要国家来看，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受损，而这四个国家占欧元区的经济总量高达75%。其中，意大利经济受损最为严重，一季度GDP同比下滑5.4%；法国次之，下滑5%，创历史新低。 多国政府早已负债累累。疫情冲击之前，欧元区多国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据BIS统计，截止2019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高达84%，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府杠杆率均超过欧元区。其中，希腊最高，一度超过180%。 与此同时，各国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根据欧盟委员会测算（2019），欧元区主要国家中，仅德国和荷兰在规则范围内有一定的财政空间，欧元区的财政自由度将难以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 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开始大幅上升。4月28日，惠誉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由BBB下调为BBB-，与“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同时，疫情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主权债务CDS利差均呈现走阔的趋势。其中，希腊走阔了近150BP；其次为意大利，也走阔114BP。 在整体经济将陷入衰退，主权债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再度呼吁发行欧洲共同债券，然而财政保守国坚决反对。那么，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2 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 财政不统一，财政纪律难以维护。虽然欧洲形成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财政主权仍归各国政府所有。为维护财政纪律，欧盟出台了多项措施，如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要求成员国政府赤字率不得超过3%、政府杠杆率不得超过60%等，否则要受惩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不救助条款”规定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不得向问题国直接购买债券等。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如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前，多次出现国家年度赤字率在3%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德国和法国等在内。 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往往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暴露。由于欧洲各国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整体经济相对良好时，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尚不明显。而一旦经济遭受冲击，问题国往往只能依靠加大财政刺激来援助经济，一方面，这将面临欧盟相关条款的制约；另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加剧，使得问题国偿债能力下降，将引发主权债务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将被暴露出来。比如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11年欧债危机时期。 索罗斯方案能实现？关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索罗斯曾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建立欧洲财政部，通过财政部发行全欧债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毕竟全欧债比个别国家的国债信用高得多。 其实，在上一轮欧债危机时，欧洲财政部已有雏形，如欧盟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等，但这些都无法实现财政部的功能。而且，问题国也不愿意申请ESM，因为存在“污点效应”以及事后将面临欧盟严格的监管，这也是为何在前期意大利一直拒绝ESM，并与其他9国呼吁发行共同债券。 欧洲财政部迟迟无法成立的关键在于债务共担分歧。如果成立欧洲财政部则将面临共同征税的问题，欧洲财政稳健国反对为其他国家债务问题买单，认为会破坏自身财政平衡，而且德国等国家法律也禁止无限制地承担他国债务，这也是欧洲共同债券无法发行的关键因素。 例如，5月19日德法支持欧盟成立规模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通过欧盟委员会发债的方式帮助疫情严重国，但由于受援助的国家未来不需要还款，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强烈反对共同承担债务，这一方案或再度搁浅。 那么，在疫情冲击下，各国无法协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哪些国家将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呢？ 3 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 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尽管，欧洲各国自5月开始陆续解除隔离，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当前各国复工复产进度较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难以修复。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下跌7.7%，远超08金融危机时期的跌幅（-4.4%）。其中，跌幅最大的为希腊（-9.7%）、意大利（-9.5%）以及西班牙（-9.4%）等国。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债务负担将加剧。为援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欧元区不断升级货币宽松政策，据惠誉预测，2020年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6万亿欧元，扩表近30%。同时，各国也推出多项财政刺激政策，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86%大幅上行至102.7%，赤字率也将从2019年的0.6%上升到8.5%。其中，赤字率最高的是意大利（-11.1%）、英国（-10.5%）以及西班牙（-10.1%）等国。 尽管欧盟宣布不会对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执行超额赤字程序，但多数债务严重国在上一轮欧债危机后，债务问题就一直为“红灯”状态，此次冲击后，债务负担将更重。 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从未来5年来看，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2020年5月-12月累计到期1.78万亿美元、2021年累计到期1.82万亿美元，合计占总未偿还规模的22%。其中，2020年7月到期规模最高，达5489亿美元，占全年的30.8%。 进一步来看，2020年-2021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主权债到期规模最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5%；英国和西班牙也相对较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0%。综合各国经济状况以及债务负担来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未来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截止5月21日，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CDS利差较疫情前上升114BP和64BP；同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德国的10年期国债利差也大幅走阔至209BP和115BP。 欧元区未来或有解体风险。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再度考验。在全球经贸陷入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政治问题将更加复杂化、矛盾或更加激化，欧盟或面临解体风险，这在历史上也多有先例。据美银美林最新基金经理调查 （FMS） 显示，52%的基金经理认为“第二波疫情爆发”是当前最大的尾部风险，其次为长期高失业率（15%），第三为欧盟解体（11%）。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王宇哲、高欣弘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年初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急剧滑落入负区间，金融市场也出现巨震，“情绪杀”和“盈利杀”接踵而至。短期看，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尽管市场在宏观当局前所未有的救助行动下有所平复，但实体经济复苏前景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长期看，疫情也按下了快进键，在全球经济羸弱的大环境中，经济转型充满想象的新赛道脱颖而出，也为长线资本提供了逢低布局的结构性机遇。5月22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在时隔近20年后首次没有明确经济增长目标，而将政策关切进一步投射于民生、科技、金融领域。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大健康和大消费、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改革开放深化构成了三角形的顶点，而三条边则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ToB和To C的均衡发展、普惠金融和传统基建的再平衡。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且在历史上缺乏同类型、等量级的可比经验。在此情形下，政府工作报告近20年来首次没有明确经济增长目标，短期的“六稳”和“六保”也成为两会定调的全年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着眼未来，“民富国强”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目标和主方向，而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也发生了系统性变化。本世纪以来，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年任务的分类占比可以管窥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和抓手的变迁（详见附图）。绝对比重看，民生问题是两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其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占比近20%。相对比重看，十九大以来，民生、科技、金融三大领域任务总计占比均值达41%，明显高于2000年以来的历史均值34%，凸显出政策关切的进一步聚焦。在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两会历史首次大幅延期的情况下，民生相关任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4%，对于科技、金融领域也出现了诸多新提法和新举措。 资料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ICBCI 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详见附图）。以要素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为驱动，以信息科技和产业互联网为支撑，当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将渐次惠及更为多元的参与主体，为下一个四十年的长周期繁荣奠定基调。 资料来源：ICBCI 民生优先推动平衡而充分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费和医药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民生问题的核心关切。稳定消费不仅对于疫情冲击下托底经济至关重要，消费升级也通过扩展内需对冲相对疲弱的外需。报告强调要稳企业、保就业，意味着保障居民收入成为稳定消费的起点，而通过消费券等措施积极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也助力提振行业。短期看，服务类和耐用品消费回暖将成为亮点，食品价格稳定也将推动通胀率渐次下降。长期看，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消费基础设施和线上渠道的普及将继续推动消费重心下沉趋势，老旧小区改造、体育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推广等政策也将催生结构性机会。疫情发生以来，医疗卫生行业不仅事关防范疫情全局，更是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意味着行业重心逐渐从从“量”到“质”、从“治”到“预”，行业整体进一步向好趋势明显。考虑到中国医疗卫生相对支出不足、资源分配非均衡等特点，基层、预防投入有望大幅提高，互联网医疗、医保谈判集采支付、鼓励研发转型等也是改善医疗科技性、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的关键，医疗器械、疫苗等子板块将直接受益。 新基建领衔“两新一重”建设，强化底层创新硬实力推动国产替代加速。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新”是关键词：一方面要增强发展新动能，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而新基建作为其中的第一新，其落脚点在于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和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预期后续将有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落地，尤其在半导体等底层技术领域关键器件自主可控成为技术攻关的重点。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了新基建七大领域，而2020年4月发改委也确定了新基建三大内容，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借此契机，以5G产业链为代表的投资机遇正在涌现，特别在基建阶段5G主设备厂商、模块和器件类厂商将成为发展重点，加快支撑起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赋能传统行业的智能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新趋势看，中国加速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是以科创能力的提升跨越全球化的退潮，实现沿价值链上移和国产替代。国产化推进需要上中下游全面配合，形成一体化协作。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国产化进程将率先发力于当前的薄弱环节，设备、制造、材料有望成为政策和资金重点支持的方向。 金融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反哺实体经济，也受益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持续红利。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蹄疾步稳，外资金融机构数目提升、股权占比不断增加，也对内部金融改革带来了积极的“鲶鱼效应”。适应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实际，金融改革开放既作为其中一环不断深化，也回归本源合理让利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从短期政策基调看，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流动性投放积极引导贷款增长和利率下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度延期，近来支持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等措施也在短期稳增长的同时缓释金融风险。间接融资方面，新的LPR报价机制打破了贷款利率的隐形下限，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继续推进，净息差将继续收窄，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也会形成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在改革和开放的双重加持下迎来跨越式发展，不仅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保险等长线资金配置约束松绑，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也将更多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的高效率领域，综合实力强劲的头部券商凭借投研、定价、风控等能力优势强者恒强。 疫情催化“互联网+”固化为必需品，在线生活模式迎来加速发展新契机。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新冠疫情也固化了数字经济模式与日常生活的直接互动，在线办公、教育、娱乐、医疗、餐饮等领域新一轮的消费红利正在兴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政策的持续扶持，中国居民在线消费将延续两大趋势：一是电商网购重心下沉，尤其表现为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渗透率提升，同时农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也将在电商直播等新兴业态的帮助下迅速提升。二是线上消费由实体产品向服务迈进，在线服务的渗透率逐步提升。其中，互联网医疗的政策红利有望推进线上“医疗+医药+医保”的三医联动，提高医疗资源可及性；在线教育技术近年来进步明显，在疫情期间也迅速成为中国学生最主要的学习渠道，线上线下融合（OMO）的教学模式将迎来加速发展。 金融与科技互相加成，存量进阶、增量补缺开启金融科技下半场。当前，金融科技正在迎来适度监管、ToB与To C并举的良性竞争环境。其中，疫情的特殊场景提升了客户需求与模式创新的适配程度，催生数字经济一次新的路径跳跃，ToC业务由流量红利的争夺进阶为新生需求的挖掘。而B端对金融科技服务缺口仍然较大，一方面产业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将催生大量的To B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普惠服务小微企业、激发实体经济活力需要供给侧加码。近来，金融科技的监管基调也出现明显变化，行业正从杜绝风险的强监管时代，逐步迈向包容审慎的开放式监管时代。总体上看，面向个人的金融科技生态格局已基本形成，占据综合金融服务高点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将进入业绩兑现期，但DCEP发行后，以支付为重要入口的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商业化运用和盈利方面存在压力。相较而言，企业的金融科技服务需求存在较大缺口，且兼具产业浪潮与监管善意加持，因而发展潜力较大，市场价值也有待重估。 稳定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传统基建投资着眼于区域平衡和融资结构优化。考虑到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显著冲击，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举措。从政策方向看，重申“房住不炒”意味着房地产投资难以出现大幅反弹；从政策传导看，减税降费等措施拉动消费回升有一定时滞。因此，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加大推动关键区域和特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短期对冲经济波动、长期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优化融资结构是基建投资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地方专项债及广义财政赤字率上升有望带动基建融资总额实现10%的增长，而基础建设REITs试点启动也有助于拓宽长期资金来源渠道。从重点投资方向看，受益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铁路建设资本金增加1000亿元所带来的杠杆效应，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从重点投资区域看，两会前刚颁布了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文件，以特高压投资为支点的西电东送也有望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项目。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体现在多个层面，由于上证综指权重主要集中于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好处是上证综指较为稳定，波动小于创业板和深成指，但是缺点是不能完全反应所有公司的变化，往往出现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背离现象，因此，一是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几类指数，除了上证综指外，也关注中证500、创业板指数等综合来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其次对于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 目前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中国A股市场市值也达到了57.8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将近60%，无论是A股市值还是经济总量占比均出现显著增长，对于上证综指长期徘徊的问题，主要跟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有关系，上证综指的成分股大多数是权重股，成长股比例较低，因此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指数。 关于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匹配问题，其实早就通过实证结果得出过结论：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因此我们会发现A股市场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而且上证综指的波动要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上证指数均创出新高之后出现大幅度回调，因此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我们会发现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匹配，例如选取2005年至2008年危机前，上证综指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此外，上证指数计算过程中将大量的非流通股份包含在内，也影响了上证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 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垃圾股波动比较大，流动性差，还容易受操纵，指数编制应该剔除垃圾股。不过，这只是表面行为，重要的是，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提高股市指数质量。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一方面，上市公司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新经济不断成长，而一些新经济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没在国内上市，就无法纳入指数，这也导致了指数中金融股、周期股比重偏大。另一方面，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因此，B股并不是股市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剔除影响不大。 虽然上证综指具有诸多不足，但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而且已深入民心，具有重大影响力。目前重要的是完善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而不是代替它。另外，中国还存在诸多其他成份指数，这些指数在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上证综指互补，构成了中国完整的股市指数体系。综指和成份指数各有千秋。纳入成份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但成份股的选择容易被操纵，而且有时成份股变更不及时，不能有效反应股市的情况。另外，欧美股市兴起比较早，当时选择成份指数是囿于计算能力，中国股市开市时间比较晚，计算机已普及，不存在计算困难，因此，中国是上证综指作为代表性指数，而国际上代表性指数基本上都是成份指数。 境外代表性指数一直处于调整中，整体上体现了指数的代表性、连续性。境外代表指数基本上以成份指数为主，纳入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境外代表性指数往往以流通股份为权重进行加权，如果以总股本为权重，容易导致指数和市场偏离，以及指数被操纵。境外代表性指数调整还注意指数的连续性，避免指数的大幅波动，进而防止以股指为参考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 面对目前的沪指编制进行调整，一方面来自舆论的不理解，因此需要加强与舆论的沟通，尤其是做好指数构建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与指数挂钩的ETF产品以及衍生品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也需要跟市场做好沟通，以克服上述的困难。 上证综指的编制，还可以参考海外经验，在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下，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同时建议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因此指数编写要降低对市值的依赖，改善权重的合理性，尤其是降低大市值股在的权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这两天，总理提到我国6亿居民月收入只有1000元被刷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统计公报看，我国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共5.6亿人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而高收入组所包含的2.8亿人口的月可支配收入达到6367元，可见，居民收入分化现象很明显。此外，人口与区域、产业和企业的分化也在扩大，疫情或加剧分化，这将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势带来什么影响？ 政策对冲分化：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非常强调中央给地方让利、银行给企业让利，同时还提出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际上是全社会向低收入群体让利。 尽管过去也强调均衡发展，但措辞没有今年那么强烈，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又如：“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地方政府的事权繁多，这些年来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因此中央要适度让利给地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贡献了全社会90%的就业，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经营压力大，就会对就业造成压力，因此，从解决就业这一角度看，也要扶持中小微企业。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我国的城乡差距确实有明显缩小，如十多年前，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最高时达到3.3：1，如今已经降至了2.64：1。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而存量经济下，只有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这就是为何我国提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湾大湾区的依据所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都往这些地区聚集。 问题来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9.25亿人，此后逐渐下降，2017年净减少人数最多，达到548万人，至2019年累计减少超过2860万人。这些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劳动力数量受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流失双重冲击，在这种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如何能缩小呢？ 人口的集中同时也伴随着资金流、货物流和信息流的集聚，使得集聚地区的GDP份额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年来，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份额在显著上升，与人口流向一致。 例如，广东的GDP一直排全国第一，而人口规模只有广东一半多的浙江经济则后来居上，GDP排名直逼人口第二的山东省，去年人口净流入规模排名全国第一；过去三年中，山东人口累计净流出排名第一。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政策层面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经济目标也再次提及，落实政策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但由于资金与人力要素的投入未必能匹配，故投入的乘数效应如何，还是需要评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了19%，但高收入组的累计增长达到29%，显著快于中等收入组。这表明，尽管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仍有扩大趋势。 尽管政策总是逆向来对冲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分化现象，但随着增量的减少，增量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蛋糕就这么大，怎么切都不会增加，所以，存量经济下的分化一定是大趋势，这边切多了，那边就切少了，政策恐怕只能改变斜率，而很难改变趋势。 商品价格的趋向：通胀、滞胀还是通缩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和流动性风险，主要经济体纷纷“放水”，尤以美国为甚。美国不仅采取“无限量QE”政策，还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替联邦政府买单，而且还买美国的企业债。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高达7.15万亿美元，再度刷新纪录，这令市场担忧巨量刺激会引发通胀和债务危机。 不过，从三月份的数据看，美国贸易库存的压力仍在增大，制造、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的库存销售比明显扩大。4月美国CPI环比下降0.8%，创2008年12月以来最大降幅。不过，由于消费者在疫情蔓延期间囤积了大量食品，当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了2.6%，是1974年以来最大涨幅。其中，面包、鸡肉和零食等价格出现创纪录上涨。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在上图中也可以看到，农产品原材料的库存大幅下降，但服装及面料的库存大幅上升。说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低，食品价格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同时，美国公布的4月份的失业率为14.7%，创下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平均时薪同比上涨7.5%，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也反映出此次美国失业人口主要是低薪阶层，低收入者没钱了，通胀也就很难起来。 那么，未来美国通胀会起来吗，会出现滞胀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但至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疫情趋于缓和，开工率提升的情况下，中短期看，通胀压力并不大。 对中国而言，2020年CPI大概率是前高后低的走势，2月份到5.4%的峰值后，4月份回落至3.3%，PPI则降至-3.1%。5月以来农产品和菜篮子价格指数持续走低，其中蔬菜和猪肉价格已连续多周下降。 4月份CPI和PPI均出现回落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如果全球疫情逐步控制，国内复工复产情况也不断好转，但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少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5月份以后出口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货物减少，出口部门劳动力的就业和薪酬都受影响，加上出口转内销，则国内CPI和PPI均可能继续回落，且不排除下半年CPI转负可能。目前，全球仍处在通缩压力中。 但就经济而言，从第二季度开始，将出现正增长，明年一季度的增速有望达到9%左右，因此，在CPI下行、GDP增速上行的短期趋势下，滞胀之说就不成立了。 因此，面对全球性的货币泛滥，对于物价走势的判断，我们不能只去套用所谓“通胀永远只是货币现象”的理论，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大部分理论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例如，日本就是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却没有出现通胀，也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精准去分析和预测哪些商品价格会上涨，哪些会跌，而不是见风就是雨。 例如，铁矿石价格上涨，不代表原材料价格都会上涨，铁矿石的价格，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供给跟不上和国内需求的报复性反弹有关——属于阶段性的。而国内LV和香奈儿等奢侈品的涨价，既与疫情导致出国购物不便有关，又与疫情导致原产地生产不足有关。 资产价格趋势如何： 股市与楼市分化，债券与黄金走强 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这将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发达经济普遍陷入负增长，平均为负6.1%，其中美国GDP增速为负5.9%，而中国和印度也仅仅勉强维持正增长。 但是，4月份以来，美国股市表现非常强劲，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又创下了历史新高，道指和标普指数的反弹幅度也超过了30%，属于技术性牛市。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截然不同，从历史上看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很多人把股市走牛归结为美联储的放水。 确实，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出台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总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而第五轮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正在国会讨论当中。货币政策方面则是无限量QE，财政赤字货币化，美联储通过印钱买国债。估计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率和M2增速都将接近二战时期的峰值。 美国大肆印钱首先触发债券牛市，二季度开始，股市也出现了大幅反弹，尽管指数上涨幅度惊人，但分化现象也非常明显，涨幅大的，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科技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传统产业如旅游、酒店、公用事业、航空、能源、金融、地产等在大跌之后都反弹乏力。 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与新兴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有关，但能源、航空、酒店、旅游等在标普500成分股中占比就将近16%，而且标普500成分股的整体海外营收占比高达40%，显然受疫情影响较大，走势就不如纳斯达克指数。 我们认为，通过低利率举债来回购股票是美国十年牛市的重要原因，低融资成本下，公司开始借债扩张。同时，上市公司大量回购股票，甚至通过低成本发债筹集的资金进行回购，将财务杠杆用到极致。2010年后，标普500的杠杆水平稳步提升。标普500成分股中有25%的公司，近10年回购的股本数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数的45%。考虑到10年内公司的也有增发行为，用回购金额-增发金额计算净回购金额，标普500成分股中有37%的公司，近10年的净回购金额超过公司当前总股东权益的45%。 2010年后美股杠杆逐步提升 数据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我们研究发现，美股（尤其是大公司）的股东都极度分散，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几乎完全占据了绝大多数美股的前几大股东。标普500成分股前20大股东持股占比平均为58%，其中持股最多的前5大股东类型依次是：投资咨询公司、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银行和保险，均为金融投资类机构。其中，投资咨询公司持股更是占据前20大股东持股总数的85%。 相较于产业资本，华尔街的精英们在各种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机制下，对公司的短期财务业绩和股价表现的追求动力更加强烈。如前所述，标普500的负债率近年来稳步提升，即使2016年之后联邦利率有所回升，美股的杠杆水平依然居高不下。 大股东更重视短期业绩目标，这或许是上市公司采取过度加杠杆、回购等短视行为的重要原因。相比公司创始人或继任者，来自华尔街的职业经理人更喜好回购股票。如苹果和麦当劳的回购计划金额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突然增加，与公司的管理层变更也是同步的。 又如，波音公司在加杠杆、获得最大化短期利益上也做到了极致，且为了追求短期财务表现，可能降低了对长期发展很重要的研发支出。因此，过去10年波音的研发支出占比与ROIC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 A股的走势明显弱于美股，这与我国的今年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美国不是一个量级有关。如今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只有3.6%，美国则超过15%。不过，与美股有类似之处的，就是创业板指数比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都要走得强，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而疫情则加速了这样的转型。 实际上，A股市场仍然延续这些年来的分化特征，即科技、信息、医疗健康和食品饮料板块的走势比较强，传统行业中的酒店旅游、金融地产、石油石化等走势比较弱。无论是美股还是A股，都面临着“钱多好资产少”的局面，为此，市场会给好资产更高的估值水平。那么，好资产的有哪些呢？还是稀缺资产和核心资产吧，详见拙作《买自己买不到东西》。 楼市的分化与股市的分化，均为同一个逻辑，即一方面货币大量超发，货币泛滥支撑了大部分资产价格，不因泡沫而破灭；另一方面，货币（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对资产价格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同时，人口的流量与流向，同样对房价产生正相关。 今年以来，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均出现大幅上涨，成为全国房地产最火爆的两大城市，这与2019年杭州与深圳的人口净流入排名全国第一、第二也有关；信息与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一定会带来资金流，信息与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同样也会提高，从而拉动了房价上涨。 实际上，美国房地产的分化现象也与中国类似：从去年3月至今，亚特兰大房价涨幅为全美第一，因为它作为科技港湾，以创新为动力的生态系统吸引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和人才流入。而美国西海岸围绕着硅谷发展起来的那些高科技和信息产业所在城市，其房价也位居美国各大城市前列，如旧金山的房价超过纽约，为全美最高，此外，排名第三到第五的，分别是圣地亚哥、洛杉矶和西雅图，均超过传统的东部金融业发达波士顿。 在我看来，今年价格会继续上涨的确定性较强的大类资产，还是债券和黄金。这是因为，全球正在经历一场长期性经济衰退，经济增速下行，则投资回报率必然下行，债券的收益率也必然下行。 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利率持续下行。这意味着下半年依然会有降息举措。而且，欧美的债牛，也给国内利率债打开了上涨空间。 关于黄金，我大约在2016年开始就看好了。逻辑是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将持续，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难以避免，因此黄金兼具投资和避险双重属性。而且，黄金的价格被各国政府长期人为压制，为了就是可以放肆地印钞。 过去的50年中，美元的含金量几乎缩水了97%，其它新兴纸币对美元大都贬值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变得一文不值。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只增长了1.1倍。 2017年，当不少人在憧憬“新周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可怕的时滞》，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下行，欧美日经济也无起色，但“放水”是一贯做法，谁都不敢收紧货币。 很多人认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投资逻辑。实际上，疫情只是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我们的投资逻辑没有因为疫情有任何改变：经济衰退和经济分化在疫情前就出现了；网购和在线交易、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在疫情来临前就高增长了。事实上，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长期和平下形成的经济痼疾，以及各国所采取的“保守疗法”在改变我们的投资逻辑。 因此，在判断商品和资产价格走势上，切勿墨守成规，套用前人理论，而是应该利用大数据，做贴近实际的分析。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李俊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本身就疲弱、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风险尤其显著。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摘要 1、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受新冠疫情冲击，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其中，意大利受损最为严重。其实，在疫情冲击之前，欧洲各国早已负债累累，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再度上升。 2、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欧洲财政主权归各国政府所有，尽管欧盟出台多项措施维护财政纪律，但过去数年，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同时，统一货币的欧洲难以掩盖财政不统一的弊端，尤其是在经济遭受冲击时，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会被暴露并放大。而统一财政迟迟无法形成的关键或在于债务共担的分歧。 3、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为援助经济，欧洲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在不断升级，各国债务负担将不断加剧，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时，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主要债务到期国，而且经济较差、债务负担较重，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1 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 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各国自3月中下旬开启严格的防控措施，经济大幅受损，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下滑3.8%，创1995年有数据以来新低，同比也萎缩3.2%。从主要国家来看，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受损，而这四个国家占欧元区的经济总量高达75%。其中，意大利经济受损最为严重，一季度GDP同比下滑5.4%；法国次之，下滑5%，创历史新低。 多国政府早已负债累累。疫情冲击之前，欧元区多国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据BIS统计，截止2019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高达84%，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府杠杆率均超过欧元区。其中，希腊最高，一度超过180%。 与此同时，各国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根据欧盟委员会测算（2019），欧元区主要国家中，仅德国和荷兰在规则范围内有一定的财政空间，欧元区的财政自由度将难以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 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开始大幅上升。4月28日，惠誉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由BBB下调为BBB-，与“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同时，疫情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主权债务CDS利差均呈现走阔的趋势。其中，希腊走阔了近150BP；其次为意大利，也走阔114BP。 在整体经济将陷入衰退，主权债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再度呼吁发行欧洲共同债券，然而财政保守国坚决反对。那么，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2 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 财政不统一，财政纪律难以维护。虽然欧洲形成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财政主权仍归各国政府所有。为维护财政纪律，欧盟出台了多项措施，如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要求成员国政府赤字率不得超过3%、政府杠杆率不得超过60%等，否则要受惩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不救助条款”规定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不得向问题国直接购买债券等。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如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前，多次出现国家年度赤字率在3%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德国和法国等在内。 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往往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暴露。由于欧洲各国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整体经济相对良好时，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尚不明显。而一旦经济遭受冲击，问题国往往只能依靠加大财政刺激来援助经济，一方面，这将面临欧盟相关条款的制约；另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加剧，使得问题国偿债能力下降，将引发主权债务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将被暴露出来。比如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11年欧债危机时期。 索罗斯方案能实现？关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索罗斯曾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建立欧洲财政部，通过财政部发行全欧债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毕竟全欧债比个别国家的国债信用高得多。 其实，在上一轮欧债危机时，欧洲财政部已有雏形，如欧盟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等，但这些都无法实现财政部的功能。而且，问题国也不愿意申请ESM，因为存在“污点效应”以及事后将面临欧盟严格的监管，这也是为何在前期意大利一直拒绝ESM，并与其他9国呼吁发行共同债券。 欧洲财政部迟迟无法成立的关键在于债务共担分歧。如果成立欧洲财政部则将面临共同征税的问题，欧洲财政稳健国反对为其他国家债务问题买单，认为会破坏自身财政平衡，而且德国等国家法律也禁止无限制地承担他国债务，这也是欧洲共同债券无法发行的关键因素。 例如，5月19日德法支持欧盟成立规模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通过欧盟委员会发债的方式帮助疫情严重国，但由于受援助的国家未来不需要还款，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强烈反对共同承担债务，这一方案或再度搁浅。 那么，在疫情冲击下，各国无法协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哪些国家将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呢？ 3 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 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尽管，欧洲各国自5月开始陆续解除隔离，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当前各国复工复产进度较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难以修复。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下跌7.7%，远超08金融危机时期的跌幅（-4.4%）。其中，跌幅最大的为希腊（-9.7%）、意大利（-9.5%）以及西班牙（-9.4%）等国。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债务负担将加剧。为援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欧元区不断升级货币宽松政策，据惠誉预测，2020年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6万亿欧元，扩表近30%。同时，各国也推出多项财政刺激政策，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86%大幅上行至102.7%，赤字率也将从2019年的0.6%上升到8.5%。其中，赤字率最高的是意大利（-11.1%）、英国（-10.5%）以及西班牙（-10.1%）等国。 尽管欧盟宣布不会对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执行超额赤字程序，但多数债务严重国在上一轮欧债危机后，债务问题就一直为“红灯”状态，此次冲击后，债务负担将更重。 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从未来5年来看，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2020年5月-12月累计到期1.78万亿美元、2021年累计到期1.82万亿美元，合计占总未偿还规模的22%。其中，2020年7月到期规模最高，达5489亿美元，占全年的30.8%。 进一步来看，2020年-2021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主权债到期规模最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5%；英国和西班牙也相对较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0%。综合各国经济状况以及债务负担来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未来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截止5月21日，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CDS利差较疫情前上升114BP和64BP；同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德国的10年期国债利差也大幅走阔至209BP和115BP。 欧元区未来或有解体风险。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再度考验。在全球经贸陷入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政治问题将更加复杂化、矛盾或更加激化，欧盟或面临解体风险，这在历史上也多有先例。据美银美林最新基金经理调查 （FMS） 显示，52%的基金经理认为“第二波疫情爆发”是当前最大的尾部风险，其次为长期高失业率（15%），第三为欧盟解体（11%）。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5月28日下午，2020年全国两会胜利闭幕。 今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召开的两会意义重大。各项稳企业、稳就业、保民生目标等政策安排有序推进，彰显了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各项发展目标任务的坚定信心。 人民网紧紧围绕两会“数字”，推出《2020年两会这样开》《不能停顿 还剩52个》《2万亿 这笔资金中央一点不留》《数字经济3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多篇图解系列策划，图说关键数字，解码中国经济。 聚焦会期：2020年两会这样开 今年的议程安排中， “精简”和“创新”是两个关键词。会议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开成一个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脱贫攻坚：不能停顿 还剩52个 5月22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9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尚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 特殊时期的财政安排：2万亿 这笔资金中央一点不留 受全球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综合研判形势，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工作，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5月22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这2万亿元将全部转给地方，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发展新动能：数字经济3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5月22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数字经济是新兴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大势，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 经统计，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数字经济”，至今累计3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自2015年起连续6年被写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关键词分别被写入4次、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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