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政策，简单来讲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风险。目前为止措施比较有效，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纾困，即帮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过去四万亿财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这一类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 关于疫情之下的中国经济前景，我分享三个方面的观察。 一、要重点关注中小微企业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以美联储为例，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主要支持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很多流动性以支持整个市场和系统，重点是防止发生系统性崩盘。这次美联储的政策力度同样非常大，包括很快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几乎不限量的流动性支持，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于，上次重点支持的机构是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而这次的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当然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也有类似的反映。这次中国各部门和机构都遭到大冲击，其中，中小微企业所受冲击最大，过去几个月我也一直呼吁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因为我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非常多，也很重要，贡献了60%以上的 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率，如果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可能演变成系统性问题。 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5年左右，即每年约20%的中小微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我比较担心的是，大批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复苏之前一起倒闭，造成大量员工失业，甚至出现大量不良金融资产，如果这三者之间再共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很可能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所以，如今看我国中小微企业的问题，并不是关注每一家企业会怎么样，更多是关注系统性的问题。 疫情之初，我们对疫情最严重的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并在全国大范围施行隔离政策。期间很多中小微企业有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营业收入，以至于业务基本停滞，但开支却没有停止，对现金流造成很大冲击。过去，企业退出主要是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如今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突然而至，导致的不仅是资不抵债，还有流动性现金流断裂的风险。这也正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因为它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背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含义。 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中国城镇就业率，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社会稳定。 在过去这段时间，央行、财政部也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流动性方面的力度相比欧美要节制，其他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和很多发达国家对比，也有差异。其他国家第一是直接支持企业保留就业，比如为了让工人继续有工作，保证不解雇工人的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第二是提供失业救济；第三是直接支付现金。这三大政策既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是让小微企业生存下去。 中国的所有政策目标也是如此。在财政方面主要是三大类政策措施，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减税，三是提供公共卫生开支，还包括减免租金、减缓缴纳社保基金，以及财政部对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利率、利息开支等补贴，都非常重要。这样的政策应该成为现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最重要的措施，因为先要让他们活下去。 帮助中小微企业、老百姓先活下去，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当疫情控制住开始复工复产，这些企业还存活着，老百姓还有现金，经济复苏才有条件。如果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即便疫情控制住也没有消费需求。如果企业都已经倒闭，工人都被解雇，再谈经济复苏会很困难。 二、经济复苏的驱动力会有新变化 这一次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相对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二十年我们也受到过几次大的冲击，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过去的做法，基本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增加需求、稳定经济和就业，而且两次都比较成功。 这次冲击与以往相比不同，这次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不是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政策，简单来讲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风险。目前为止措施比较有效，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纾困，即帮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过去四万亿财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这一类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次危机也有新基建、都市圈的提议。 个人判断，下一轮经济复苏会有一些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这次出口恢复更困难，不像以前经济一复苏出口就恢复。前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内地民工接回来，目的是希望制造业开工，但开工后发现一些出口订单被取消。这就是如今面临全球性危机的重要体现。 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意味着全球经济能否很快回到冲击前的状态，并不取决于做得最好的国家，而是取决于做得最糟糕的国家。我们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并恢复经济。 二是这次即便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也不可能像之前四万亿那样大。如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相比十几年前有很大变化。很多学者和官员也在反思我们在2008年的政策，当时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对的，但有没有过度、退出太慢的问题？这些是否导致经济复苏更加缓慢一些，目前不好确定。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底子也厚了。面对未来的发展，可能也有不同的亮点。 亮点一，消费也许会成为下一轮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创造过两个全球性的经济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中国出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出口状况决定国际市场状况，在所谓的劳动密集型、相对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市场，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个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场，由于中国的投资力度非常大，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强，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一度经历了所谓的超经济周期发展，即十年、二十年没有经济衰退。 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消费可能就是中国经济下一个故事的主角之一。 不过短期看，消费也有不少困难，特别是很多缺乏良好社会保障的普通老百姓，几个月收入明显下降，即便疫情控制住了，消费复苏也会比较困难。 亮点二，这次危机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受疫情影响，封城后很多活动都被迫停下来，但是线上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比如网购、在线会议、线上教学。很多餐馆在疫情期间开始做外卖，很多制造公司的线下店关门后把业务转到线上。没有数字技术，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数字经济我称之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至少减缓了部分冲击，这在数字金融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网络贷款在疫情期间依然线上进行，而实体银行门店基本上都关门。经过这次疫情，个人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迎来新的高峰。尤其是新基建的实施，投资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将带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三、疫情后两大风险预测 疫情过后，个人猜测，世界经济格局也许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隐含的风险值得每个企业、每个人关注。 第一个风险是疫情过后逆全球化的政策找到新动力。 比如，疫情冲击将过去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口罩供应链放在本国内才更加放心。我并不认为由此我们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在这次公共卫生冲击之前，我们就一直谈论中美经济会出现所谓的局部脱钩。我现在仍然认为是局部脱钩，但会不会比疫情冲击以前脱钩程度更高？尽管这并不属于经济问题，更多是出于风险管理甚至政治需要，但是对于这类风险要足够重视。 第二个风险是如今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美国、日本、欧洲都采取了几乎是无限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财政政策也在加大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疫情过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从105%上升到122%。 个人认为，大危机来临时，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无可厚非，因为要防范系统性崩盘，但我同时也比较担心，危机过后退出这些政策很难。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今没有退出，经济也没有明显复苏。 太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出时容易得人心，但退出就会在政治上遭遇比较大阻力，因为紧缩一般不太受欢迎。所以，如果未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时步履维艰，甚至永远不退出，意味着全世界流动性持续泛滥，要么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要么造成金融市场的压力，总归是有风险，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级别的巨大冲击。我们需要对此类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做充分估计，预先准备应对举措。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约一万字，为改革开放40年来最短。 受疫情影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迟了两个多月面世，可以说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份特殊报告”。市场关注已久的政策举措陆续揭晓，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务实、高效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从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出来。 政府工作报告篇幅虽然相比往年大幅压缩，但涵盖的政策信息量却依旧丰富，体现出中国政府“实干为要”的思路。 政府工作报告今年非常罕见地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这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日召开的吹风会上，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表示，按照惯例，政府工作报告每年要提出GDP增长目标，2013年以来又把GDP、就业、物价作为增长区间目标，但历史上也有没提过的情况。今年没有提出具体目标，最大的原因就是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无法确定全年经济增速的大致区间。 他具体谈到，一方面，全球疫情走势具有不确定性，无法判断围绕疫情的管控措施如何调整；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经济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一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已经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世界经济已出现严重衰退。如果提出具体目标，可能和实际执行的情况出现很大出入，影响工作的着力点。 “不提目标不意味着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是任由经济增速下滑。”孙国君强调，因为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和脱贫攻坚都需要经济增长的支撑。 政府工作报告开门见山提到疫情带来的影响，也指出“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文31次提到“疫情”，也体现出疫情不仅给社会生活生产带来冲击，也直接影响下一阶段的政策方向和力度。对于今年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幅提升防控能力，坚决防止疫情反弹”“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另一方面在确定其他政策时，不能忽视疫情带来的种种影响，必须考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作出调整。 例如，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这些都和下一步疫情防控常态化息息相关。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作为“六稳”和“六保”的首位，政府工作报告39次提及“就业”。分析人士认为，就业指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更加契合。对于就业保障，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总体来看，“六稳”和“六保”都坚持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根据不同发展形势作出的科学部署，目的都是为了稳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长期的稳中向好、稳中有进。但“六保”方向更加具体、任务更加急迫，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基本底线。
日前，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尚福林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了回旋余地，疫情对金融业造成的风险冲击总体仍处在预期区间，金融业有信心应对疫情冲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尚福林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金融与经济相互依存，实体经济的困难也会反映在金融领域。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因疫情影响，短期内偿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所抬头，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际疫情蔓延扩散，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率提高、幅度增大。随着我们与外部联系越来越紧密，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这些因素客观上的确增加了金融风险防控难度。总体看，目前冲击仍在预期范围内，为支持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代价是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 对于金融业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应对疫情冲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尚福林表示，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并未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以及国内企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的独特优势。虽然疫情期间，金融资产质量短期承压，但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不良上升势头会得到扭转，金融体系运行也将会趋于正常，良好稳健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是基于前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当前金融政策的储备和调节空间仍然比较充足，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都为应对疫情冲击，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实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银行业拨备能力、保险业偿付能力都处在较高水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4.5%，高出最低资本监管要求6.5个百分点，贷款拨备总额超过6万亿元。 在谈到下一步防风险的关键点时，尚福林强调，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应当放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 具体来看，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施策、全力做好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金融部门果断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实施了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为疫情防控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宏观层面，需要更为精准地加大调控力度。继续科学稳健地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释放潜在需求。中观层面，需要更加聚焦重点地区、行业以及薄弱环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帮助因疫情造成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微观层面，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差异化的措施手段。创新优化服务方式，运用科技手段，提供差异化、针对性、优惠性的金融服务。 二是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一方面，积极处置化解已暴露的不良。一季度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达到4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0亿元。要抓住中小银行机构等重点群体分类施策，通过多种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通过债委会、市场化债转股等市场化方式，稳妥有序处置企业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持续关注全球疫情变化情况及对金融业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摸清风险底数、制定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评估、调整、补充相关政策措施。 三是从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出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前期成果，关注中小机构股东股权、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止乱象反弹回潮。同时，要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长远看，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手段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机制保障和动力支持。继续稳妥有序打击处置网络借贷、私募股权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5月14日，来自广州南沙的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小马智行，成为首家获得北京市自动驾驶载人测试牌照的创业企业，期望未来为北京提供更安全、便捷、智能的出行方案，帮助缓解城市交通阻塞，提高物流效率，构建智慧城市，另一方面凸显出广州近年来加快培育数字经济、催生经济新动能的努力。 强动能 实现招商引资逆势增长 今年以来，广州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不断催生经济新动能，共安排重大项目1642个、年度计划投资4798亿元，1—4月已完成总投资1396亿元，在积极对冲疫情负面影响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广州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整体呈现跌幅收窄趋势，4月份进一步好转，经济改善势头明显。 春暖花开，龙穴岛中部一片广阔的水田上，数十台挖掘机正在密集作业，总投资逾200亿元的南沙港四期工程正在紧张进行。预计2021年项目建成后，南沙港区每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2200万标箱，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泛珠三角经济腹地全面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出海大通道。 广州国显（维信诺(行情002387,诊股)）是投资超百亿元的全柔AMOLED模组生产线项目。总经理郑红对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印象深刻，“广州市成立项目服务工作组下沉至企业现场服务，实现项目当年供地、当年动工、当年竣工，比常规建设提前7个月。” 数字显示，广州市一季度全市新洽谈产业招商项目517个，意向投资总额超百亿项目6个，实现招商引资逆势增长，全球企业以近1.4万亿的计划投资额为广州发展(行情600098,诊股)投下了信任票，实现了重大项目“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 “广州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主动作为、有效作为、精准作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供强大支撑，”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说。 塑优势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48小时之内，凯普生物(行情300639,诊股)生产的核酸试剂盒就获得了欧盟的CE认证；两周之内，广药集团完成磷酸氯喹片的复产，“老药新用”的磷酸氯喹片纳入新冠肺炎第七版诊疗方案。生物医药企业在疫情中体现出的“广州速度”，彰显出广州构建完整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的“硬核实力”。 今年，广州市政府1号文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创新发展，全市拥有生物医药与健康企业3800多家，从技术研究、中试到产业化产业链条完整，已形成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再生医学、精准医疗、体外诊断等优势产业集群。 此前，广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规划框架下，出台了《广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广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修订）》《广州市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若干意见》《广州市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系统推进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集群加快发展。其中，生物医药产业率先构建起上游技术研发、临床试验，中游转化中试、生产制造，下游上市应用、流通销售的完整产业链。2019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 此次抗疫中，人工智能成为中坚力量。不少市民都使用过穗康码口罩智能预约服务、佳都集团的AI体温人脸追踪监测系统、零氪医疗的AI辅助诊断系统，企业办公和学校授课更是运用微信视频会议系统、科大讯飞(行情002230,诊股)智能在线教学服务获得更多便利。 在5G产业赛道上，广州同样领跑在前。无论是岭南传统文化的中心越秀，还是现代都市的天河商圈，或是山水田园的从化生态设计小镇，人们均可与5G智慧灯杆不期而遇。目前，广州市已建成5G基站超2万座，一座全国一流的5G商用试点城市和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正脱颖而出。 “我们就是要通过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实现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广州市市长温国辉说。 拓未来 打造数字经济创新热土 5月8日，广州市首批73个数字新基建重大项目正式揭牌，其中包括以5G、阿里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类项目，以5G智慧港口、BIM技术+智慧城市等为代表的融合类项目，以及以华为“鲲鹏+昇腾”生态创新中心、百度阿波罗智能汽车生态基地等为代表的创新类项目，总投资达1800亿元。 仪式上，广州“鲲鹏+昇腾”生态创新中心的揭牌尤其引人注目。该项目由华为携手广州无线电集团共同打造，将充分利用广州软件信息产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鲲鹏计算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发力新基建是城市发展的必选之路，新基建的核心是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打造数字产业生态，提升数字经济活力，加速城市智能化升级。”华为中国区副总裁周建军谈了对“数字基建云聚广州”活动的理解。这些项目将引领未来数字经济万亿规模增量，有力促进经济筑底回稳。 其实，广州早已布局推动新基建。通过实施重大项目“攻城拔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专项行动，广州先后成功获批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综合类北斗产业示范园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相继建设了GE生物科技园、百济神州(港股06160)生物产业园、国内首条大尺寸OLED面板生产线—LGDisplay、西门子集团全球首家变压器数字工厂等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 在广州规划的实施数字新基建行动计划中，亦将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四大新基建领域实施专项行动。到2022年，将建成5G基站8万座，打造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智能硬件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最能感受到广州未来在数字经济领域勇于进取的信心和决心，腾讯、阿里巴巴、国美、小米、欢聚时代、唯品会、环球市场等一批项目正加快建设。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战略发展部华南区总经理刘楠说，“广州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片热土、一块试验田，前景十分广阔”。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六保”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 代表委员表示，作为“六保”任务的重要内容，保市场主体关系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对稳住经济基本盘意义重大，必须加快相关政策落地，为企业渡过难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保住市场主体，就能保就业、保民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3月份，汽车行业开始加快复工复产；4月份，行业出现回暖迹象；5月份，奇瑞汽车销量环比增长超过40%。”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代表说，随着“六稳”“六保”举措相继落地，汽车行业正复苏回暖，“不仅大型车企，整条产业链上从事加工、经销的各类中小微企业也都受益匪浅，逐步摆脱了暂时的困境。”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代表委员认为，保市场主体作为落实“六保”任务的关键一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急需抓好落实。 ——保市场主体，经济才能稳得住。 “疫情发生后，广大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受到不小冲击，有些企业靠自身努力难以走出困境。特殊时期，需要政府伸出援手，为市场主体解难纾困。”好想你(行情002582,诊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代表认为，让企业渡过难关、稳健发展，才能稳住经济基本盘，获得复苏回暖的持久动力。 “随着各项惠企政策的加快落实，中小企业复工率在稳步提升，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不过，经济全面复苏还需时间，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仍面临着经营压力，亟须政策支持。”中原银行（港股01216）董事长窦荣兴委员认为，保市场主体，重点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纾困和发展，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 ——保市场主体，民生才能有保障。 “保住市场主体，就能保住居民就业、保住基本民生。”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代表认为，保市场主体是“六保”中最基础、最根本的任务之一。“每个市场主体背后，都有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和家庭。”在尹同跃代表看来，保市场主体就是让经济社会发展恢复自我造血功能，为城乡居民带去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从而为持续改善民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可靠保障。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助力企业稳步前行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系列举措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代表委员表示，这些举措及时、精准、有力，将有效助力市场主体转危为安、稳步前行。 减税降费、降低成本，让市场主体轻装上阵。 “力度大，方向准，获得感强！”尹同跃代表认为，政府在关键时期送出真金白银“大礼包”，既能使企业获得喘息机会，尽早摆脱疫情影响，也将稳定市场预期，坚定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随着一项项政策逐步落地，广大市场主体一定会逐步走出困境、焕发生机。” “当前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支持复工达产、尽快恢复经济，财政政策应当有更大作为。”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刘兴云代表说。 强化金融支持，为实体经济输送养料。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困扰着不少小微企业，疫情影响更凸显了问题的紧迫性。我们应当以‘保市场主体’为契机，大力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代表建议，为解决金融机构“不敢贷、不能贷、不愿贷”问题，可建立由银行、财税部门等组成的信息共享平台，让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小微企业。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窦荣兴委员呼吁，金融机构应通过加强金融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等措施，提升服务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与市场主体同舟共济，为创造就业、拉动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改革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委员说，越是形势严峻复杂、挑战前所未有的时刻，越是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越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调动14亿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激发1亿多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就一定会无往不胜。” 保市场主体，如何既稳住当下，也赢得长远？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疫情发生后，贵州省发改委牵头编制了惠企政策电子口袋书，清晰梳理了税收减免、金融优惠等8类政策。每条政策后都注明了联系电话，企业有疑问可随时咨询。”陈少波代表认为，近些年，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各地营商环境已有明显改善，“为保市场主体，各地政府部门更应切实提升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内生动力。”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武汉高德红外(行情002414,诊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委员建议，复制推广一些地方优化营商环境、有效应对疫情的好经验好做法，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对政府、金融等部门服务企业及贯彻落实政策情况进行评价，并纳入绩效考核，倒逼政府部门补好短板。 另一方面，要加强创新，增强发展新动能。 今年1至4月，国内专利申请132.3万件，同比增长5.7%；远程教育、在线医疗等新兴需求快速扩张，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加快……一系列数据折射出中国经济澎湃的新动能。“越是生产经营困难加剧，越要依靠创新闯出新路。”石聚彬代表表示，下一步将加大科研投入，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疫情带来了严峻考验，也带来了新机遇。”张近东代表说，今年以来苏宁依托数字化优势，抓住直播电商等发展契机实现了逆势增长，未来将围绕新技术、新模式加强创新，持续创造新的增长动力。 代表委员表示，保市场主体，要靠政府部门的鼎力相助，市场主体自身也要迎难而上，用勤劳与智慧克服困难、赢得未来。 （本报记者刘志强、韩俊杰、刘诗瑶、常钦、刘新吾、巨云鹏、程焕、曲哲涵）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体现在多个层面，由于上证综指权重主要集中于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好处是上证综指较为稳定，波动小于创业板和深成指，但是缺点是不能完全反应所有公司的变化，往往出现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背离现象，因此，一是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几类指数，除了上证综指外，也关注中证500、创业板指数等综合来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其次对于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 目前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中国A股市场市值也达到了57.8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将近60%，无论是A股市值还是经济总量占比均出现显著增长，对于上证综指长期徘徊的问题，主要跟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有关系，上证综指的成分股大多数是权重股，成长股比例较低，因此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指数。 关于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匹配问题，其实早就通过实证结果得出过结论：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因此我们会发现A股市场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而且上证综指的波动要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上证指数均创出新高之后出现大幅度回调，因此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我们会发现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匹配，例如选取2005年至2008年危机前，上证综指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此外，上证指数计算过程中将大量的非流通股份包含在内，也影响了上证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 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垃圾股波动比较大，流动性差，还容易受操纵，指数编制应该剔除垃圾股。不过，这只是表面行为，重要的是，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提高股市指数质量。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一方面，上市公司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新经济不断成长，而一些新经济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没在国内上市，就无法纳入指数，这也导致了指数中金融股、周期股比重偏大。另一方面，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因此，B股并不是股市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剔除影响不大。 虽然上证综指具有诸多不足，但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而且已深入民心，具有重大影响力。目前重要的是完善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而不是代替它。另外，中国还存在诸多其他成份指数，这些指数在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上证综指互补，构成了中国完整的股市指数体系。综指和成份指数各有千秋。纳入成份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但成份股的选择容易被操纵，而且有时成份股变更不及时，不能有效反应股市的情况。另外，欧美股市兴起比较早，当时选择成份指数是囿于计算能力，中国股市开市时间比较晚，计算机已普及，不存在计算困难，因此，中国是上证综指作为代表性指数，而国际上代表性指数基本上都是成份指数。 境外代表性指数一直处于调整中，整体上体现了指数的代表性、连续性。境外代表指数基本上以成份指数为主，纳入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境外代表性指数往往以流通股份为权重进行加权，如果以总股本为权重，容易导致指数和市场偏离，以及指数被操纵。境外代表性指数调整还注意指数的连续性，避免指数的大幅波动，进而防止以股指为参考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 面对目前的沪指编制进行调整，一方面来自舆论的不理解，因此需要加强与舆论的沟通，尤其是做好指数构建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与指数挂钩的ETF产品以及衍生品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也需要跟市场做好沟通，以克服上述的困难。 上证综指的编制，还可以参考海外经验，在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下，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同时建议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因此指数编写要降低对市值的依赖，改善权重的合理性，尤其是降低大市值股在的权重。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这两天，总理提到我国6亿居民月收入只有1000元被刷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统计公报看，我国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共5.6亿人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而高收入组所包含的2.8亿人口的月可支配收入达到6367元，可见，居民收入分化现象很明显。此外，人口与区域、产业和企业的分化也在扩大，疫情或加剧分化，这将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势带来什么影响？ 政策对冲分化：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非常强调中央给地方让利、银行给企业让利，同时还提出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际上是全社会向低收入群体让利。 尽管过去也强调均衡发展，但措辞没有今年那么强烈，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又如：“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地方政府的事权繁多，这些年来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因此中央要适度让利给地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贡献了全社会90%的就业，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经营压力大，就会对就业造成压力，因此，从解决就业这一角度看，也要扶持中小微企业。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我国的城乡差距确实有明显缩小，如十多年前，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最高时达到3.3：1，如今已经降至了2.64：1。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而存量经济下，只有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这就是为何我国提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湾大湾区的依据所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都往这些地区聚集。 问题来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9.25亿人，此后逐渐下降，2017年净减少人数最多，达到548万人，至2019年累计减少超过2860万人。这些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劳动力数量受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流失双重冲击，在这种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如何能缩小呢？ 人口的集中同时也伴随着资金流、货物流和信息流的集聚，使得集聚地区的GDP份额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年来，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份额在显著上升，与人口流向一致。 例如，广东的GDP一直排全国第一，而人口规模只有广东一半多的浙江经济则后来居上，GDP排名直逼人口第二的山东省，去年人口净流入规模排名全国第一；过去三年中，山东人口累计净流出排名第一。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政策层面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经济目标也再次提及，落实政策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但由于资金与人力要素的投入未必能匹配，故投入的乘数效应如何，还是需要评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了19%，但高收入组的累计增长达到29%，显著快于中等收入组。这表明，尽管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仍有扩大趋势。 尽管政策总是逆向来对冲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分化现象，但随着增量的减少，增量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蛋糕就这么大，怎么切都不会增加，所以，存量经济下的分化一定是大趋势，这边切多了，那边就切少了，政策恐怕只能改变斜率，而很难改变趋势。 商品价格的趋向：通胀、滞胀还是通缩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和流动性风险，主要经济体纷纷“放水”，尤以美国为甚。美国不仅采取“无限量QE”政策，还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替联邦政府买单，而且还买美国的企业债。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高达7.15万亿美元，再度刷新纪录，这令市场担忧巨量刺激会引发通胀和债务危机。 不过，从三月份的数据看，美国贸易库存的压力仍在增大，制造、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的库存销售比明显扩大。4月美国CPI环比下降0.8%，创2008年12月以来最大降幅。不过，由于消费者在疫情蔓延期间囤积了大量食品，当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了2.6%，是1974年以来最大涨幅。其中，面包、鸡肉和零食等价格出现创纪录上涨。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在上图中也可以看到，农产品原材料的库存大幅下降，但服装及面料的库存大幅上升。说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低，食品价格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同时，美国公布的4月份的失业率为14.7%，创下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平均时薪同比上涨7.5%，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也反映出此次美国失业人口主要是低薪阶层，低收入者没钱了，通胀也就很难起来。 那么，未来美国通胀会起来吗，会出现滞胀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但至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疫情趋于缓和，开工率提升的情况下，中短期看，通胀压力并不大。 对中国而言，2020年CPI大概率是前高后低的走势，2月份到5.4%的峰值后，4月份回落至3.3%，PPI则降至-3.1%。5月以来农产品和菜篮子价格指数持续走低，其中蔬菜和猪肉价格已连续多周下降。 4月份CPI和PPI均出现回落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如果全球疫情逐步控制，国内复工复产情况也不断好转，但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少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5月份以后出口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货物减少，出口部门劳动力的就业和薪酬都受影响，加上出口转内销，则国内CPI和PPI均可能继续回落，且不排除下半年CPI转负可能。目前，全球仍处在通缩压力中。 但就经济而言，从第二季度开始，将出现正增长，明年一季度的增速有望达到9%左右，因此，在CPI下行、GDP增速上行的短期趋势下，滞胀之说就不成立了。 因此，面对全球性的货币泛滥，对于物价走势的判断，我们不能只去套用所谓“通胀永远只是货币现象”的理论，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大部分理论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例如，日本就是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却没有出现通胀，也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精准去分析和预测哪些商品价格会上涨，哪些会跌，而不是见风就是雨。 例如，铁矿石价格上涨，不代表原材料价格都会上涨，铁矿石的价格，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供给跟不上和国内需求的报复性反弹有关——属于阶段性的。而国内LV和香奈儿等奢侈品的涨价，既与疫情导致出国购物不便有关，又与疫情导致原产地生产不足有关。 资产价格趋势如何： 股市与楼市分化，债券与黄金走强 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这将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发达经济普遍陷入负增长，平均为负6.1%，其中美国GDP增速为负5.9%，而中国和印度也仅仅勉强维持正增长。 但是，4月份以来，美国股市表现非常强劲，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又创下了历史新高，道指和标普指数的反弹幅度也超过了30%，属于技术性牛市。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截然不同，从历史上看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很多人把股市走牛归结为美联储的放水。 确实，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出台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总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而第五轮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正在国会讨论当中。货币政策方面则是无限量QE，财政赤字货币化，美联储通过印钱买国债。估计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率和M2增速都将接近二战时期的峰值。 美国大肆印钱首先触发债券牛市，二季度开始，股市也出现了大幅反弹，尽管指数上涨幅度惊人，但分化现象也非常明显，涨幅大的，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科技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传统产业如旅游、酒店、公用事业、航空、能源、金融、地产等在大跌之后都反弹乏力。 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与新兴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有关，但能源、航空、酒店、旅游等在标普500成分股中占比就将近16%，而且标普500成分股的整体海外营收占比高达40%，显然受疫情影响较大，走势就不如纳斯达克指数。 我们认为，通过低利率举债来回购股票是美国十年牛市的重要原因，低融资成本下，公司开始借债扩张。同时，上市公司大量回购股票，甚至通过低成本发债筹集的资金进行回购，将财务杠杆用到极致。2010年后，标普500的杠杆水平稳步提升。标普500成分股中有25%的公司，近10年回购的股本数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数的45%。考虑到10年内公司的也有增发行为，用回购金额-增发金额计算净回购金额，标普500成分股中有37%的公司，近10年的净回购金额超过公司当前总股东权益的45%。 2010年后美股杠杆逐步提升 数据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我们研究发现，美股（尤其是大公司）的股东都极度分散，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几乎完全占据了绝大多数美股的前几大股东。标普500成分股前20大股东持股占比平均为58%，其中持股最多的前5大股东类型依次是：投资咨询公司、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银行和保险，均为金融投资类机构。其中，投资咨询公司持股更是占据前20大股东持股总数的85%。 相较于产业资本，华尔街的精英们在各种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机制下，对公司的短期财务业绩和股价表现的追求动力更加强烈。如前所述，标普500的负债率近年来稳步提升，即使2016年之后联邦利率有所回升，美股的杠杆水平依然居高不下。 大股东更重视短期业绩目标，这或许是上市公司采取过度加杠杆、回购等短视行为的重要原因。相比公司创始人或继任者，来自华尔街的职业经理人更喜好回购股票。如苹果和麦当劳的回购计划金额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突然增加，与公司的管理层变更也是同步的。 又如，波音公司在加杠杆、获得最大化短期利益上也做到了极致，且为了追求短期财务表现，可能降低了对长期发展很重要的研发支出。因此，过去10年波音的研发支出占比与ROIC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 A股的走势明显弱于美股，这与我国的今年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美国不是一个量级有关。如今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只有3.6%，美国则超过15%。不过，与美股有类似之处的，就是创业板指数比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都要走得强，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而疫情则加速了这样的转型。 实际上，A股市场仍然延续这些年来的分化特征，即科技、信息、医疗健康和食品饮料板块的走势比较强，传统行业中的酒店旅游、金融地产、石油石化等走势比较弱。无论是美股还是A股，都面临着“钱多好资产少”的局面，为此，市场会给好资产更高的估值水平。那么，好资产的有哪些呢？还是稀缺资产和核心资产吧，详见拙作《买自己买不到东西》。 楼市的分化与股市的分化，均为同一个逻辑，即一方面货币大量超发，货币泛滥支撑了大部分资产价格，不因泡沫而破灭；另一方面，货币（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对资产价格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同时，人口的流量与流向，同样对房价产生正相关。 今年以来，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均出现大幅上涨，成为全国房地产最火爆的两大城市，这与2019年杭州与深圳的人口净流入排名全国第一、第二也有关；信息与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一定会带来资金流，信息与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同样也会提高，从而拉动了房价上涨。 实际上，美国房地产的分化现象也与中国类似：从去年3月至今，亚特兰大房价涨幅为全美第一，因为它作为科技港湾，以创新为动力的生态系统吸引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和人才流入。而美国西海岸围绕着硅谷发展起来的那些高科技和信息产业所在城市，其房价也位居美国各大城市前列，如旧金山的房价超过纽约，为全美最高，此外，排名第三到第五的，分别是圣地亚哥、洛杉矶和西雅图，均超过传统的东部金融业发达波士顿。 在我看来，今年价格会继续上涨的确定性较强的大类资产，还是债券和黄金。这是因为，全球正在经历一场长期性经济衰退，经济增速下行，则投资回报率必然下行，债券的收益率也必然下行。 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利率持续下行。这意味着下半年依然会有降息举措。而且，欧美的债牛，也给国内利率债打开了上涨空间。 关于黄金，我大约在2016年开始就看好了。逻辑是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将持续，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难以避免，因此黄金兼具投资和避险双重属性。而且，黄金的价格被各国政府长期人为压制，为了就是可以放肆地印钞。 过去的50年中，美元的含金量几乎缩水了97%，其它新兴纸币对美元大都贬值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变得一文不值。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只增长了1.1倍。 2017年，当不少人在憧憬“新周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可怕的时滞》，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下行，欧美日经济也无起色，但“放水”是一贯做法，谁都不敢收紧货币。 很多人认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投资逻辑。实际上，疫情只是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我们的投资逻辑没有因为疫情有任何改变：经济衰退和经济分化在疫情前就出现了；网购和在线交易、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在疫情来临前就高增长了。事实上，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长期和平下形成的经济痼疾，以及各国所采取的“保守疗法”在改变我们的投资逻辑。 因此，在判断商品和资产价格走势上，切勿墨守成规，套用前人理论，而是应该利用大数据，做贴近实际的分析。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