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多年，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内，高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而高投资又主要由基建、房地产等驱动。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新潜能，即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中国经济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恢复，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达0.7%，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差不多恢复常态。正常情况下，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争取8%或以上的增速，考虑到2020年经济基数低，2021年的增长仍属于恢复性增长。 经济恢复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推动力开始起作用。2021年出口不确定性较大。投资的弹性很大，特别是基建投资。消费目前正逐步回升，2021年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整体表现应该会好于2020年。 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长目标。下一步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收尾的增长指标体系。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也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应成为力争完成的指标。过去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统计能力不足、农村隐蔽失业难以计算等因素，采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近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重视起来，我们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城乡就业真正状态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 此外，还可以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GDP指标还是要看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应再作为挂帅指标。如果前述指标处在正常或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 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与西方国家的宽松政策不一样，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时适当放松。伴随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下一步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财政政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退出，但财政赤字的规模应该会有所减少。此外，疫情期间宏观杠杆率有所提升，在经济恢复到常态、逐步稳定后，杠杆率要相应降到一个合适水平。 要看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平衡的问题，中长期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结构性潜能。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更关注宏观政策，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很少，经济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车旧了换辆新的等。和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宏观刺激政策。此前多年，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内，高增长依靠高投资，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等驱动。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新结构性潜能，即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大循环应注意释放并用好“1+3+2”的结构性潜能。“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即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1+3+2”结构性潜能在今后5到10年都能够起作用，但是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成为现实的增长动能。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 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应尊重市场力量，按照人口流动这一重要的市场信号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三是石油天然气、铁路、通信、电力、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促进竞争、放宽准入上作出进一步探索。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可随人员流动的政策，逐步打通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 此外，还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我们已经签署RCEP，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应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合理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历了深度衰退的2020年，全球经济在2021年呈现出的共同增长更显沁人心脾与弥足珍贵。2021年1月26日，IMF更新了全球经济展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估算值从之前的-4.4%上调至-3.5%，并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之前的5.2%上调至5.5%。虽然预期上修令人鼓舞，但结合新冠疫情发展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目前市场情绪似乎又偏向过于乐观了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全球经济依旧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的变化与长期的转型同时发生，经济信号的紊乱度和复杂性相比2020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站在2021年的起点，我们认为，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五种“矛盾并存”，并正在对市场基准预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从过往的历史看，人类社会习惯于整体偏向过于乐观，一年前是这样，一年后的今天，可能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投资者朋友，不要轻易被乐观预期冲昏头脑，唯有辩证认知经济、金融、社会、疫情各个维度传递的正反信号，才能在把握共识性投资机遇的同时，防范于未然，通过审慎自律的风险管理获得进退自如的选择自由。 第一，需要关注强反弹与弱复苏的矛盾并存。比较基准的不同，往往会引致主观判断的巨大反差。2021年是新冠疫情肆虐的第二年，与深度衰退的2020年相比，2021年实体经济反弹势头强劲，但如果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2021年经济基本面的绝对状态依旧十分羸弱。我们用IMF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础数据库做了一个测算，在全球192个存在有效数据的经济体里，有183个经济体2021年的实际GDP较2020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与此同时，仅有60个经济体的实际GDP较2019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一方面，占比95.31%的经济体实现复工复产过程中的边际改善，奠定了“强反弹”的基调；另一方面，占比68.75%的经济体尚未真正走出疫情阴霾，暗示了“弱复苏”的本质。由于强反弹和弱复苏的并存，全球经济的内部矛盾以及政策调控的进退困局进一步凸显，进而加大了市场不确定性。经济分析和媒体报道习惯性地更关注于2021年相对2020年的同比变化，因此强反弹的信息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力相对更大，这是市场可能偏于乐观的重要原因。 第二，需要关注时序结构上前高与后低的矛盾并存。越是醒目的短期变化，越是会强化市场主体对变化方向上的共识性认知。2021年全球经济的强反弹，在结构分布上也存在前高后低的重要特点，上半年经济数据表现将明显好于下半年。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对于中国和欧美恰好存在一个季度左右的时滞，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是第一季度的-6.8%，欧元区和美国GDP同比增长率2020年最低点则是第二季度的-14.7%和-9%，低点都出现在上半年。与此相对应，2021年GDP同比增长率的最高点也都出现在上半年，具体而言，中国是第一季度，欧美是第二季度。根据彭博数据，2021年四个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预期中值为17.4%、7.7%、6%和5.3%；美国同样数据分别是-0.7%、10.2%、3.7%和3.9%，欧元区则是-2.7%、12.6%、2.1%和5.4%。由于2021年全球经济强反弹的重心集中在上半年，异常高的短期数据会放大市场的情绪，随后回归常态的数据则会平抑市场亢奋，因此市场情绪可能也会经历前高后低的时序变化。 第三，需要关注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的矛盾并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最大挑战，恰在于人们总会带着常识性的思维惯性去认知变局。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损失，但市场对其与众不同之处可能依旧缺乏足够的敬畏。截至2021年1月26日，全球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亿人，疫情演化却并没有戛然而止的明确信号。一方面，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另一方面，病毒变异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两相权衡之后看数据，新冠疫情正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之中。然而，从经济预测和市场预期的角度看，对未来基准情景的定位基本都默认了新冠疫情在2021年得到有效控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不是卫生领域的专家，而使用数量经济工具预测新冠疫情本身的演化，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困局。实际上，从2020年数量经济工具对新冠疫情的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时大部分的结论都过于低估了病毒的实际威胁，这恰恰体现了新冠疫情的与众不同以及经济分析工具的有限理性。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对新冠疫情的未来预期，经济金融专家比公共卫生专家似乎更乐观一些，金融市场里几乎很难看到与病毒共存多年的悲观假设，这使得基于疫情预测的经济预测也可能偏向过于乐观了。 第四，需要关注实体萎靡与金融亢奋的矛盾并存。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是金融市场的物质基础；从短期来看，金融市场却并不是实体经济的真实映射，一系列特殊因素会让这种映射变得扭曲和虚化，人们往往会由于短期扭曲的形成而产生对长期未来的非理性认知。2020年，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脱节一目了然，在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普遍衰退的同时，金融市场却在跌宕起伏之后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2020年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分别上涨14.16%、13.89%和15.64%，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上证综指、日经指数则分别上涨6.56%、43.44%、11.94%和16.01%，2020年金价、虚拟货币价格也都扶摇直上。进入2021年之后，金融狂欢还在继续，截至2021年1月26日，MSCI全球指数、MSCI发达市场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道琼斯指数、上证综指、恒生指数、日经指数年初以来分别上涨了3.53%、2.64%、9.4%、1.81%、5.52%、10.01%和4.33%。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高歌猛进，一方面刺激了乐观情绪的形成，另外一方面又加剧了两极分化，进而强化了乐观情绪在主流社会的传播和自我印证。 第五，需要关注宏观恢复与微观困顿的矛盾并存。宏观经济是微观个体选择与行为的全部结果，一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的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动摇。一方面，从严谨的角度看，对于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托底，投资，特别是政策引导的投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超出预期，这种结构性特征在中国经济的表现也较为突出。另一方面，从不太严谨的角度看，草根调研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实体经济企业和个人在新冠疫情中承受了巨大冲击，经济运行停滞带来的深刻微观体验似乎并没有在宏观数据上得到充分体现。造成宏微观割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救助政策对微观实体的渗透能力还有待提升，这也引致了全球政策当局宏观调控重心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移。无论如何，政策朝着“跨周期”和“精准滴灌”方向的优化正在过程之中，只要宏微观的表现还存在分歧，对未来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就要保有相对审慎的预期。 总之，由于五重“矛盾共存”，2021年全球经济的运行可能并不会像当前市场预期的那样一路顺畅。基于此，我们提示广大投资者：首先，2021年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同时存在，但由于内部五种“矛盾并存”，下行风险要大于上行风险；其次，由于潜在的下行风险相对更大，全球政策当局的政策大转向可能并不会很快到来，所谓“政策不急转弯”，2021年的重点不在于“转弯”，而在于“不急”，虽然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已经处在极度宽松的状态，未来难以进一步加码，但在既有水平保持平稳也是“不急转弯”的客观表现；再次，复杂局面之下，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割裂可能难以短期内迅速弥合，经济下行风险一旦兑现，政策“不急转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资金主导市场运行的当前主线逻辑；最后，五种“矛盾并存”归根结底是一种畸形的特殊状态，这些矛盾的最终化解势必需要新冠疫情演化出现明确拐点，也就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决定2021年乃至更远未来全球经济走向的，是新冠疫情本身。在疫情真正得到控制之前，所有乐观预期都要被打上问号。
“就地过年”正成为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自去年12月以来，由于天气转冷、境外输入等多重原因，我国接连出现新冠肺炎新增病例，个别地方还出现了聚集性疫情。尤其是元旦过后，本土新增确诊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都有明显增加，甚至频频出现单日新增病例过百的情况（见图1），涉及地区更是涵盖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等多个省市，整体形势颇为严峻。 眼下，新春佳节的脚步日渐临近，为了确保国人的人身安全，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从中央到地方都给出了“在工作地过节，非必要不离开当地”的倡议，各地对于外地返回人员的管控也相对严格。 我们知道，历年春节前后都会上演举国上下的“人口大迁徙”，可是在今年的特殊环境下，不仅人口迁徙规模会锐减，国人走亲访友、聚会聚餐等活动的频次也将大幅度减少。 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春节期间的经济运行逻辑——而这，便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内容。 一、两大消费领域受阻 首先受影响的，一定是消费端。 很多人都听过“假日经济”这一概念，是说人们可以利用节假日的闲暇时光来集中旅游、购物或者从事其他的娱乐活动，由此促成了消费市场的繁荣壮大，并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典型如去年的国庆中秋小长假，即便是此前受到了疫情困扰，我们依然接待了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实现了4665.6亿元的国内旅游收入，极大地助力了国民经济的复苏。 春节假期同样如此，按照往年经验，在长达七天的黄金周以及辞旧迎新、万家团圆的节日氛围共同影响之下，人们的消费意愿往往要比平日里强烈得多，甚至早在除夕之夜的前一个月左右就有所显现了。 Wind数据显示，2001~2011年期间，每年春节当月与春节前一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都要显著高于随后的三个月（2012年以后1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不再公布），反映出人们提早置办年货与提早返乡等行为带动了消费的增长，而春节假期延长了闲暇时间，人们当然有意愿去走亲访友、聚会聚餐或是外出旅行，进而增加了消费支出（见图2）。 另一组数据同样表明，每逢岁末年初，都是节日礼品销售的峰值，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额（见图3），侧面佐证了人们在春节时期旺盛的消费意愿。 不过，今年将会不一样。 由于“就地过年”的倡议削弱了春节前后的人员流动，往年全国各地的人口分布格局势必要发生巨变，这一巨变至少将会给两大领域的消费造成冲击——一是跨区域属性的消费，一是“人情味”属性的消费。 跨区域属性消费，直接受影响的是航运。 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为期40天的春运时期，全国累计客运量为29.8亿人次；2020年由于情况特殊，累计客运量仅为14.76亿人次，相比于2019年近乎腰斩；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2021年全国春运期间发送旅客17亿人次左右，日均 4000万人次，虽然相较于2020年有所恢复，但比2019年还是下降了四成多（见图4）。与之相应的，是旅游市场将陷入低迷，而人们在交通运输、景区、酒店等方面的支出难免会随之大幅度削减。 至于“人情味”属性的消费，受影响的主要集中在带有聚会属性的各种活动以及节日礼品等领域。 一方面，出于防疫需要，很多地方都出台了类似于“禁止春节前后开展聚集性活动”的相关政策，并且针对餐饮业给出了多项管理措施，这便导致很多大规模的宴席无法举办，考虑到往年春节宴席是餐饮企业的一大重要收入来源，今年春节期间行业经营依然承压； 另一方面，由于相当一部分人无法返乡过年，走亲访友活动显著减少，对节日礼品的销售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这样看来，今年春节期间国人的消费难免会因“就地过年”而打折，甚至还可能会让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的势头发生暂时性中断，这显然是各方人士不愿意看到的。 为此，很多地方都纷纷祭出了大招来对冲这一负面影响，比如发放春节消费券、给予各种福利补贴等等。按照2020年的经验，这些举措对于刺激消费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尤其是消费券，参考北大光华与蚂蚁集团合作的报告，1元钱的消费补贴在杭州能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在对抗疫情冲击、带动相关行业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这一次也会有所作为。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影响均表现为短期。后续随着天气转暖，相关行业定将重回正轨，自然也不会对全年经济造成太大影响。 二、工业建筑业生产将提速 受到影响的还有生产端，不过与消费端相比，方向却是正向的。 从往年情形来看，由于全民放假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大规模返乡，春节前后历来都是生产活动的“淡季”，这在工业和建筑业表现尤为明显，因为这两大产业中很多细分领域都带有劳动密集属性，从数据上看，每一年春节所在的第一季度，工业和建筑业的增加值都是最低的（见图5）。 进一步深入分析，考虑到工业生产与用电量高度相关，我们可以参考海通证券(行情600837,诊股)的研究思路，用发电能耗的变化趋势来说明问题。 Wind数据显示，2015~2019年间，大约从除夕之前的第15天起，我国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就会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一直持续到除夕之后的第25天左右才会回到正常水平（见图6），表明不仅仅是在春节黄金周，而是在春节前后40天的时间里，工业生产活动都处于明显的放缓态势，这一时间跨度与春运刚好是相匹配的。 从业人数的变化也能更为直观地反映问题。数据表明，近两年第一季度，工业各个细分领域以及建筑业的平均从业人数，环比于上一年第四季度均有明显下滑，其中建筑业下滑幅度最大，高达28.3%（见图7），这在相当程度上都要归因于春节期间各行业用工人数的减少。 不过，上述情况同样会在今年发生改变。 人口返乡流动减少的另一面，是大量的劳动力将驻守在工作地点，如此便会导致停工时间大大缩短，春节过后复工的节奏也会比往年更快，这将对经济生产强度起到明显的提振作用，尤其是工业和建筑业，将会一改往年用工稳定性较差、产能恢复相对缓慢的态势，有效产能也会随之保持在较高位置。 一言以蔽之，这个春节将不再是“消费的春节”，而是要被人们过成“生产的春节”。 事实上，不少地方都针对“春节期间留工稳岗促生产”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包括发放留岗红包、增加灵活就业岗位供给、全面做好生活保障等等，而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也都愿意留在工作所在地安心过年，并为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支持。 再考虑到2020年第一季度疫情冲击引发的低基数，今年一季度的工业建筑业生产很可能会迎来一波极为强势的增长。有机构预测，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达到35%甚至更高；而受此影响，一季度的GDP增速也将有望超过20%。 对于后疫情时代国民经济的持续恢复来说，20%的预测数据无疑令人倍感振奋，而这很大程度上又要得益于那些过年不回家的每一个人，是他们的“舍”，才成就了经济生产提速的“得”。 当然，重要前提是疫情的有效防控，最多只是局部散发病例，而不是大面积扩散，如此才能确保“就地生产”能够顺利推进，否则生产活动也难免会像去年那样遭受冲击。不过我相信，经过了一整年的历练，我们已积累了大量成熟经验，更何况疫苗已经问世并推广，极端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三、哪些领域将会迎来利好？ 话说回来，除了工业和建筑业生产，还有哪些领域值得期待呢？ 虽然前文提到，“就地过年”将会给跨区域与“人情味”两大属性的消费造成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消费市场都会遭受负面影响。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两大板块将会迎来利好： 其一，“宅经济”或将再次热起来。 回顾2020年春节期间，为了防控疫情，举国上下大面积居家隔离，在“足不出户也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日子里，人们的日常起居不得不更多地诉诸于互联网，于是便催生了“宅经济”的火热，以直播带货、游戏、短视频、在线拼团、线上教育、线上医疗问诊、远程办公等为代表的新兴业态都接连涌现出来，而相关的互联网巨头们也都因此而受益。 典型如腾讯和快手，前者2020年Q1实现了网络游戏收入372.98亿元，增幅高达31%，其关键便在于用户居家及线上时间的大幅度提升，让《王者荣耀》与《和平精英》们大放异彩；后者则是主动求变，通过强化直播带货与切入在线教育赛道，一改往日“土嗨”气息，满足了居家的人们不少现实需求，平台在2020年春节期间的用户时长也显著增加。 至于今年，由于跨地区人员流动与走亲访友频率大幅度减少，人们居家时长同样有望得到提升，而在节日休闲娱乐氛围的影响下，游戏、短视频等“宅经济”需求仍会继续维持，行业也将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其二，春节档票房有望强势反弹。 整个2020年，受疫情和影片供给的双重影响，国人的观影需求都处于被严重压抑的状态，2021年元旦假期电影票房创下了13亿的新高，充分佐证行业需求依然旺盛，而即将到来的春节档，无疑是行业重整旗鼓的又一个绝佳时机。 眼下，伴随着春节的日渐临近，《唐人街探案3》《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熊出没：狂野大陆》《人潮汹涌》《侍神令》《新神榜：哪吒重生》等影片的排期都已陆续确定并蓄势待发，市场更是对此高度关注。公开信息显示，在淘票票和猫眼两大在线票务平台上，《唐人街探案3》“想看人数”合计已突破1100万。 实践一再证明，电影是典型的内容驱动行业，好的影片必然会吸引广大消费者重回影院，继而拉动票房增长。于今年的春节档而言，在多个不同题材类型大片的加持下，人们的观影需求有望得到集中释放，带来低基数下2021年电影行业的强势反弹，而那些过年不返乡的人们同样可以在工作地观影，整体理应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不过，考虑到低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将会比以往有明显减少，票房的强势增长可能更多由一二线城市引领，而三四线城市的影院经营或将承担一定压力。 当然，上述两大领域之外，带有健康和防疫属性的医药、保健品、健身器材、消毒柜等产品，以及居家所需的外卖与生活必需品等，也都有望在春节期间迎来不错的增长势头，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四、结语 2021年的春节，注定不同寻常。 尽管与家人团聚、共同过一个充满爱意又饱含温暖的春节，是所有华夏儿女的憧憬和期待，但是为了保障家园、亲友和自己的安全，守住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的确需要你我他做出一些改变，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不回家过年，是为了以后每年都能幸福满满地回家团圆，我们真的应该多一份理解，再多一点付出。 立春和除夕的脚步渐行渐近，万物复苏的春天正款款而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都在此间孕育和承载着。只要满怀信心，胜利一定就在不远处等候。 等到春暖花开之日，我们终将与美好重逢。
一、流动性拐点：反对者和赞同者共同的周期宿命 我们在2021年初提出“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拐点上”，引发市场广泛讨论，既有“谈流动性拐点为时尚早”“流动性拐点并未出现”等反对观点，也有“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流动性边际收敛”等赞同的观点。 但近期M2、社融回落，央行逆回购“地量”操作，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股票债券市场调整，验证“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一般来说，股债双涨是预期货币放松，股债双调是反应货币收紧。股债同向一般不可持续，最终会分化。 我感觉今年的主要矛盾是由于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和经济复苏进入顶部区间带来的“流动性拐点”的幅度、分层及其影响，虽然市场还存在较大争议和迷茫，但这终将是反对者和赞同者共同的宿命。 作为一名老研究员，我记得以前也见过新发基金爆款、神话明星基金经理和分析师、额度疯抢、推啥啥涨、堵上国运、市梦率、互相壮胆之类的疯狂现象，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往事如烟，如梦亦如幻。只有对市场多一些敬畏，对人性多一些反思，对经济周期多一些理性，才可能走的更远。人生最难的不是战胜市场，是战胜自己。过往不恋，当下不负，未来不惧。 作为研究人员，还是多向市场传递理性专业的声音，共同推进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在别人恐慌的时候我更恐慌，在别人疯狂的时候我更疯狂”，研究要有“逆向思维”的勇气。虽然短期会承受一些压力，但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在2014年五年熊市之后市场一片悲观声中提出“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5月市场一片疯狂之中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我理性了市场疯了”。在2019年初市场弥漫“洗洗睡”“离场论”之际鲜明提出“否极泰来”，2020年初倡导“新基建”（新能源汽车、5G等），在2021年初判断“流动性拐点”。差强人意。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化，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2020年四季度中国GDP实际增速6.5%，经济向潜在增长率回归。2020年全年，中国实际GDP增速2.3%，预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四个季度GDP实际增速分别为-6.8%、3.2%、4.9%、6.5%，逐步向潜在增长率回归。 2020年11月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预期抬头。海外维持宽松政策环境叠加疫苗大面积普及仍需时间，带动供需缺口维持高位，国内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大宗商品价格环比加速上涨。11、12月PPI环比增速分别加快至0.5%、1.1%，同比增速回升至-1.5%、-0.4%。 资产价格结构性泡沫化，上海、深圳、杭州等局部热点城市房价快上涨，股市“抱团”推升估值，推升广义通胀。2020年4-12月，上证综指、沪深300累计涨幅分别达到27%、42%，2021年1月多个交易日沪深两市成交金额超万亿元，A股市场抱团白马股为代表的核心资产，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行。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三、逆周期退出：货币政策转向“稳货币+紧信用” 伴随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通胀预期抬头，逆周期政策逐步退出，货币政策转向“稳货币+紧信用”组合，流动性拐点出现。1）2020年初至4月，“宽货币+宽信用”。货币政策处于超宽松时期，央行大幅降准降息，宽货币带动信贷、企业债大幅增长，成为支撑社融的主力。2）2020年5月至11月，“稳货币+宽信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性“不缺不溢”，宽财政取代宽货币，政府债券放量成为支持信用扩张的主力。3）年末至2021年，“稳货币+紧信用”。逆周期政策逐步退出，流动性维持紧平衡，量缩价平，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1月至2021年初，由于信用风险事件冲击、人民币快速升值、同业存单利率持续上行，央行开启一轮短暂的宽松小周期。但近期上海等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股市火热、金融机构杠杆率抬升，货币政策再次边际收紧，可以理解为对前期的宽松状态“纠偏”，对加杠杆行为的敲打，对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的抑制，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1月以来，央行维持20-100亿元的逆回购“地量”操作，截至1月28日累计净回笼资金2740亿元，MLF同样缩量续作，资金面明显转紧。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1月27日DR007、R007分别上行破3%、4%。债市大跌，股市回调，1月28日上证综指、创业板指分别收跌2%、3.6%。 总量来看，2021年，狭义流动性层面，预计资金面维持紧平衡状态，整体缩量操作。广义流动性层面，伴随经济恢复，货币财政政策回归常态，政府信用扩张放缓，金融监管加强，社融、M2增速将逐步回落，向名义GDP增速回归，信用周期进入下行阶段。 结构来看，2021年，宏观审慎管理加强，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三大方向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M2增速已经开始回落，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2020年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流动性拐点进一步确认。 同时，2020年5月以来，尽管政策利率保持稳定，但伴随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总量宽松政策在数量层面退出，市场利率已经在逐步提升，债券市场利率较2020年4月低点大幅上行，回升至2019年水平。 四、“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逐步到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2021年，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周期回补，海外宽松环境延续，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风险仍大，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固。其一，全球疫情严重，美国新增确诊仍在持续上升。其二，国内逆周期政策退出，地产、基建投资面临放缓压力。其三，下半年伴随疫苗推广、海外供需缺口逐步收窄，出口高增的支撑力下降。其四，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 物价温和但不具备严重通胀的基础。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2021年，海外宽松环境延续、供需缺口仍大、库存周期回补，但国内货币财政政策回归正常化、地产基建投资面临放缓压力。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意味着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政策回归正常化但尚不具备收紧条件，大概率继续保持稳健中性。 货币政策精准导向直达实体，结构性收紧与结构性宽松并存。去年末两项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延期，监管强调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货币政策精准导向，意味着在收紧地产、地方债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年末以来，广义流动性拐点出现，但结构性信用扩张仍在继续，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增长，企业贷款利率继续下降。1）2020年12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新增信贷比重维持44%的高位水平。2）2020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35.2%，比上年高20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14个月上升。3）2020年末，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较上年末下降0.51个百分点，较9月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五、海外维持宽松，全球流动性拐点尚未到来 海外疫情仍然严峻，疫苗大规模普及尚需时日，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较大。2021年，制造业补库存、地产销售有望维持景气、财政刺激等因素共同拉动下，海外经济复苏是主基调，但多重风险仍存。其一，海外疫情仍然严重，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数维持高位。其二，受疫苗供给、接种速度、民众接种意愿等因素制约，疫苗大规模普及仍需时间。其三，受制于疫情严峻、政府封锁政策再度强化，去年末以来欧美国家经济活动指数再度回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就业市场依然严峻。 2021年美国进入再通胀通道。2020年，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大幅宽松，但货币超发并未引发通胀大幅上行，股市房市吸收过剩流动性、中国供给恢复填补美国供需缺口、服务消费低迷是拖累通胀的主要原因。2021年，美国制造业补库存、地产维持景气，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疫苗普及、拜登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服务消费恢复，拉动服务通胀回升。 但多重因素制约下，预计通胀上行短期内难以掣肘宽松政策。1）新的平均通胀目标制框架下，美联储对通胀水平的容忍度进一步提高，更加关注经济基本面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恢复情况。2）海外疫情仍在加剧、疫苗推广仍需时间效果尚待检验、就业形势仍然严峻，经济基本面尚不支持宽松政策的退出。3）财政刺激政策的出台，要求货币政策加强配合，将长端利率维持在低位水平。4）下半年伴随新兴经济体疫苗逐步普及，供需缺口将明显收窄，通胀压力较上半年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低基数下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拉动的通胀上行，终端需求长期低迷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更值得关注。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主要导致资产通胀，表现为股市长牛、房价大涨，而发达国家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长期维持在2%以下的低位水平。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严峻，全球有效需求低迷，而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提高供给端效率、降低供给端成本，共同抑制通胀上行。另一方面，资产市场和债务市场越来越多地吸纳剩余流动性，实体通缩，资产价格通胀。而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又进一步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抑制消费和通胀，并引发民粹主义。 海外货币财政政策维持宽松，全球流动性拐点可能滞后于中国流动性拐点。 2021年美联储大概率继续维持低利率宽松货币环境，助力经济恢复。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大幅宽松，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2021年，美联储大概率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1）2020年12月美联储表示，继续购债直到对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2）1月15日鲍威尔称，如果没有看到令人不安的通胀和失衡，美联储将不会加息，同时缩减购债力度时将提前与市场沟通。3）1月议息会议中，美联储强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维持低利率政策和每月购债规模不变。2021年，美联储大概率继续维持低利率环境，年中通胀抬升或一定程度上对下半年美联储扩表节奏构成制约，但总体而言2021年货币宽松政策尚未转向。 2021年美国将继续维持扩张型财政政策，拜登上台、民主党横扫国会、耶伦出任财政部长，财政刺激政策推行阻力减小。2020年，美国推出多轮财政刺激政策，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大幅抬升。2021年，美国将继续维持财政扩张政策。1）拜登当选总统，加强疫情防控、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是其短期内的核心任务，2021年初已提出1.9万亿美元的新一轮方案刺激方案。2）民主党横扫国会，控制参众两院，拜登政策推行的阻力明显减小，政策落地概率提高。3）曾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出任财政部长，有助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协同。 事实上，截至2020年年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仍在继续扩张，M2增速维持在20%以上的历史高位。2021年，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大概率继续维持宽松，助力经济恢复，全球流动性拐点尚未到来。 六、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七、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九、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摘要： 资金利率紧出了熊市中罕见的高度，央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一，不急转弯仍是转弯，转弯的度取决于经济偏离潜在产出的程度。1月15日孙国峰司长明确表述：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企业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这是央行退出前期流动性支持的重要前提。 第二，稳字当头首要是稳杠杆。 第三，央行政策语境下关注实际利率变化而非市场利率波动。 第四，从银行间隔夜占比和交易规模观察，央行还是关注金融杠杆问题。 那么以上是四点是否说明未来资金利率就会一路走高呢？我们认为不会。 原因有二： 其一，货币政策虽然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但更加重视就业目标，在充分就业还未得到明确验证之前，政策仍会张弛有度，只是波动加大是难免的。 其二，稳杠杆意味着利率同样不能太高。 可以认为，这两年资金利率的整体运行情况基本还是在央行合理适度的范围内。从行为和语境观察，这个水平应该涉及到区间中枢，而不是简单的绝对位置。对比观察疫情前后，资金利率的中枢基本靠近OMO7天的利率水平，也就是基本实现了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这一引导意图。 所以合理展望未来在宏观基本面并未改变政策方向，至少央行没有调整政策利率之前，合意的资金利率中枢差不多还是在OMO7天附近。只是央行操作的方向切换较频繁，即使是在2109年下半年至2020年年初未央行应对疫情冲击的特殊阶段，一次连续的净投放通常不超过两个月。考虑永煤事件的应对，此次流动性由紧到松，基本也就是两个月，所以当前资金是退出前期宽松支持叠加信用投放控制和财政支出月末扰动的结果。2月预计还是会回到紧平衡状态，我们还是那句话，不以松喜，不以紧悲。我们维持市场利率上有顶下有底的区间判断，十年国债预计3-3.35%，十年国开预计3.5-3.85%，建议市场继续关注票息的安全边际作为把握宏观节奏的前提。 资金面骤然变紧，市场哗然，央行的行为导向是否有了新变化？什么是不急转弯？什么是稳字当头？怎么看下一阶段的流动性和市场走势？ 央行到底什么意思？ 1．资金骤然变紧，该如何理解当前央行政策意图？ 这周的资金利率特别紧，紧出了熊市中罕见的高度，那么央行的态度变了吗？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一，不急转弯肯定是转弯，但是度取决于经济向潜在增速回归的进程 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要“灵活把握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坚持以总量政策适度明显下降、支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形势，支持经济增长向潜在增速回归，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孙国峰司长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一文中明确：当前央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锚应该是潜在经济增速。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的名义经济增速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速应当大体一致。但在受到严重冲击时，名义经济增速可能会偏离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速，货币政策就要参照后者，支持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速。同时，在操作中还要考虑经济增速目标。” ——孙国峰《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 1月15日央行答记者问中，孙国峰司长明确：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企业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 1月18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四季度经济增速6.5%。参考疫情前央行工作论文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测算，2020年四季度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约为5.5%，即去年四季度实际经济增速已经明显高于潜在经济增速。至少说明央行进一步支持的必要性下降。 第二，稳字当头是稳杠杆 1月8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谈及“人民银行将如何平衡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时表示，“从宏观上，要稳住宏观杠杆率”。易纲行长同时强调，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宏观杠杆率增速预计今年回到基本稳定轨道”。今年的稳更突出的还是稳杠杆。 孙国峰认为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下，央行中介目标的设定原则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孙国峰的文章明确“2018-2019年实现了大致相当”，2019年名义GDP增速7.24%，对应M2、社融增速8.7%、10.69%。2020年M2、社融增速是10.1%、13.3%。因而，从反映潜在增速的名义GDP增速来看，合理引导2021年M2、社融增速下行仍然政策诉求，所以稳字当头首先考虑的是稳杠杆。 第三，央行眼中利率水平应该观察实际利率变化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央行强调观察企业贷款利率变化和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结果，而回避了当前市场利率情况。可见市场利率在政策语境中的地位。 第四，从历史结合，央行始终关注金融交易杠杆情况 观察银行间市场隔夜规模和占比，去年4月和近期都双双达到新高，转而带来资金利率的剧烈变化，这说明央行仍然关注机构杠杆行为和空转套利问题。 那么，这样的政策意图下，未来市场利率是否就此一飞冲天呢？ 我们认为也不会。 其一，货币政策虽然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但更加重视就业目标 孙国峰司长在近期刊文中国明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这意味着首先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经济是否真正达到挥着超越潜在增速，关键取决于就业。就业看什么，建议观察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就看这个指标能否持续回落至5%以内，以证明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在没有实现之前，预计货币政策不会完全转向。 其二，稳杠杆意味着利率水平不能太高 一方面我们目前宏观总杠杆持续高企，另一方面新旧动能转换带来巨大的到期债务偿付压力，这就决定了仍然需要保持相对稳定的利率环境以支持稳杠杆。所以稳杠杆一方面是利率不能太低，但同时也不能太高。 2．央行眼中合理适度的资金利率水平是怎样的？ 其实回顾过往央行主要领导人发言，从2018年10月以来，除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的特殊时点外，央行主要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流动性合理充裕”及“资金利率水平是合适的”等类似表述，而且易行长在2019年还强调过当前利率水平接近黄金水平，即舒适水平。 可以认为，这两年资金利率的整体运行情况大概率在央行合理适度的认知范围内。从行为和语境观察，这个水平应该涉及到区间中枢，而不是简单的绝对位置。对比观察疫情前后，资金利率的中枢基本靠近OMO7天的利率水平，也就是基本实现了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这一引导意图。所以合理展望未来在宏观基本面并未改变政策方向，至少央行没有调整政策利率之前，合意的资金利率中枢差不多还是在OMO7天附近。 3．央行过去如何在合适利率水平附近展开操作？ 那么，在流动性处于合适水平，央行是如何展开操作的呢？ 首先，我们从月度加总流动性角度进行观察，包括（不含降准）操作口径、（包含降准）操作口径与央行资产负债表三个口径。具体而言，（不含降准）操作口径统计包括逆回购、MLF、TMLF、SLF、PSL、国库现金管理、CRA在内的货币工具净投放；（包含降准）操作口径在（不含降准）操作口径的基础上考虑降准释放的资金；基础货币口径来源于央行资产负债表，能够反映非公开的流动性投放。 数据观察，三个口径的净投放在方向上差异不大，但规模上存在差异。（包含降准）操作口径根据公开市场信息计算，能够较好地表现市场反映；理论上，基础货币口径还包括了未公开的流动性投放，对流动性的衡量最准确，但在表现市场反映上稍差。因此，我们主要参考（包含降准）操作口径。 央行操作的方向切换较频繁，即使是在2109年下半年至2020年年初未央行应对疫情冲击、外汇波动的特殊阶段，一次连续的净投放通常不超过两个月。 进一步，我们分别考虑逆回购、MLF与TMLF、降准三类近年来央行较常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投放或净投放情况。 从周频逆回购投放观察，2020年6月开始公开市场投放的频率在加快。 从央行MLF与TMLF观察， 2018年10月以前，央行MLF+TMLF操作基本以净投放为主，当然这也与MLF、TMLF货币工具的逐步设立有关；2018年10月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央行降准置换MLF；不降准之后，整体MLF和TMLF的净投放在持续增加。 再进一步，通过央行MLF、TMLF操作公告的表述，考察2018年10月以后央行降准与逆回购、MLF、TMLF操作的关系，我们观察到从2018年10月至2020年前四次降准释放资金量均在8000亿元以上，在降准前央行资金阶段性净回笼，降准后央行阶段性净投放。 2020年后三次降准释放资金量在5500亿元以下，其中，央行公告明确将4、5月的两次定向降准分开，并且前后一段时期均暂停了逆回购，与前四次降准有明显不同。市场逐渐开始感受不到降准的存在。 从上述操作中，能够体会到当市场利率处在央行政策语境下的合意水平后，其操作即使还是净投放，但实际流动性并不随净投放而进一步积极变化。而且央行的投放结构开始显著变化，从结果观察，公开市场投放与MLF等工具的运用带有政策中性。 4．小结 资金利率紧出了熊市中罕见的高度，央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一，不急转弯仍是转弯，转弯的度取决于经济偏离潜在产出的程度。1月15日孙国峰司长明确表述：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企业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这是央行退出前期流动性支持的重要前提。 第二，稳字当头首要是稳杠杆。 第三，央行政策语境下关注实际利率变化而非市场利率波动。 第四，从银行间隔夜占比和交易规模观察，央行还是关注金融杠杆问题。 那么以上是四点是否说明未来资金利率就会一路走高呢？我们认为不会。 原因有二： 其一，货币政策虽然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但更加重视就业目标，在充分就业还未得到明确验证之前，政策仍会张弛有度，只是波动加大是难免的。 其二，稳杠杆意味着利率同样不能太高。 可以认为，这两年资金利率的整体运行情况基本还是在央行合理适度的范围内。从行为和语境观察，这个水平应该涉及到区间中枢，而不是简单的绝对位置。对比观察疫情前后，资金利率的中枢基本靠近OMO7天的利率水平，也就是基本实现了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这一引导意图。 所以合理展望未来在宏观基本面并未改变政策方向，至少央行没有调整政策利率之前，合意的资金利率中枢差不多还是在OMO7天附近。只是央行操作的方向切换较频繁，即使是在2109年下半年至2020年年初未央行应对疫情冲击的特殊阶段，一次连续的净投放通常不超过两个月。考虑永煤事件的应对，此次流动性由紧到松，基本也就是两个月，所以当前资金是退出前期宽松支持叠加信用投放控制和财政支出月末扰动的结果。2月预计还是会回到紧平衡状态，我们还是那句话，不以松喜，不以紧悲。我们维持市场利率上有顶下有底的区间判断，十年国债预计3-3.35%，十年国开预计3.5-3.85%，建议市场继续关注票息的安全边际作为把握宏观节奏的前提。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经济环境好转甚至过热、通胀走高、货币政策完全转向加息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对于明年经济工作具体怎么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八大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宏观政策不急转弯 明年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政策调整，但不会过大收缩，政策不会出现断崖式变化。像今年名义GDP增速大概在3%左右，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在13%左右，这属于超常规政策。2021年预计GDP增长8%左右，名义GDP在9%以上，“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意味着社融增速在13%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速没有明显收缩。2021年名义GDP强劲回升的背景下，货币供应与之相匹配，相应会带来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会有所收缩，但不会收缩太厉害。明年我国经济增速会比较高，预计财政收入也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当前生产活动大体恢复正常，2021年赤字率可以降到3%左右，明年仍有防疫需求，抗疫特别国债可以继续发行，专项债规模可以维持今年的水平不变。今年疫情冲击之下，地方化解隐性债务的步伐不变，明年也要按既定计划继续推进。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强调提质增效，还要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这些都需要财政支持。 明年经济增速会加快，财政收入形势会相对较好。积极财政政策会延续现有节奏，保持适度扩张。很多项目具有连续性，今年做了，明年也要资金接续。2021年赤字率在4%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专项债应保持适度扩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表示，今年为了对冲疫情影响，加大了财政政策力度，确实对扩大投资有帮助，但这些项目不是短期就能建完的，今年新开工的项目，后续仍要尽快建设好、发挥作用，所以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今年赤字率在3.6%以上，在编制财政预算时我国经济正面临疫情的很大冲击，一季度经济大幅下挫了6.8%，随着经济形势出现好转，2021年赤字率应该会有所下调，抗疫特别国债和专项债规模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张永军表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预计2021年经济增长8%左右，市场上有的预期在9%甚至更高，如此来说就意味着明年货币供应量增速可能跟今年差不多。但是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较长的时滞，2020年和2021年应该放在一起来看，2020年货币投放量显然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若将这两年综合考虑，建议2021年货币供应量可适当低于名义GDP增速。 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对于明年的财政政策将如何走向？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 对此，杨志勇表示，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保持适当的支出强度，综合考虑财政风险与财政安全，财政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科技创新。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基层、地方债、专项债等多项措施，可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经济的基本面，使企业、经济及财政均实现可持续性发展。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还应该与“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战略目标相匹配。 对于货币政策，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基调不变的同时，强调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八字方针。灵活，要求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进行适时调节，如果经济恢复速度较快，部分阶段性政策可能退出；精准，要求流动性更加精准滴灌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支持；合理，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流动性将保持在合理水平；适度，既不会让市场感觉到“缺钱”，也不会“大水漫灌”，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在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明年经济工作具体怎么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八大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会议还提出，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 另据证券时报报道，中央经济工作还定调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即“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市场人士认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强化枢纽功能，完善基础制度，健全市场体系，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当前，资本市场正在加快探索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和体系，在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方面，一方面，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抓手，把好“入口关”，畅通“出口关”，带动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各环节关键制度创新，加快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基础制度，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稳定性、协调性、平衡性。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把握各层次股权市场定位，坚持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完善各板块制度安排。支持具有“硬核科技”的科创企业做强做大；突出创业板特色，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充分考虑主板(中小板)特点，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深化新三板改革，组织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能力。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资本市场要健康发展，基础性制度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当中，金融资产的配置比重还是非常低，这就意味着，在将来中国居民家庭对于金融产品的配置比例会大幅上升，这就需要资本市场要建好规则，健康发展，用更大的发展空间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经济增长目标在我国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宏观调控本身，而是已经深刻内嵌到了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例如，在国家远景战略和五年规划制定、财政预算和货币金融管理、宏观债务管理与金融风险防范、区域竞争与官员选拔等诸多领域，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指标。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一种虽简单、但易行的宏观调控工具。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充分证明了其行之有效。笔者在与发达国家学者的交流中常常发现，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并非不想把GDP增长作为目标，而是对于这些已经处于或接近“经济增长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增速已经很低、波动也相对不敏感，因而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参考意义变得有限。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我国当前的人均GDP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典型的“追赶型经济体”。因此，一方面，经济增长仍然是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仍然能够做到基本有效。 （1）未来宏观经济管理指标将更多反映“质量”与“效益” 诚然，GDP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存在缺陷和不足。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跟踪监测与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纳入更多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效益”的指标，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碳排放与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生活便利度幸福度、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等。 目前，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在内的若干研究团队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展开课题研究，尝试提出适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指标目标体系。但不论在哪种方案中，GDP指标都仍然是一个关键性指标。 （2）调查失业率等指标尚无法替代GDP增速的作用 调查失业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等指标虽然被认为更市场化、与市场运行景气度联系更紧密，在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这些指标尚难以替代GDP增速的作用。 例如，因为超过2亿农民工群体未被有效纳入“调查失业率”统计口径，因而调查失业率指标反映劳动力市场景气度的能力难言完整，有时甚至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再如，由于住房等资产价格与CPI长期大幅偏离、猪肉价格周期“绑架”CPI、通胀高度结构化、通胀预期分化等因素，因而单独CPI等价格指标也不足以精准把握宏观经济景气度变化。 （3）GDP增速未来仍将是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参考 总而言之，在更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不宜放弃GDP增速目标。否则，一是可能让涉及诸多部门的宏观经济管理“失锚”，增加协调困难，容易引发部门间冲突；二是可能滋生部分地方官员的懈怠情绪，出现越往基层越淡化经济增长的错误倾向。事实上，这两个弊端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苗头，值得引起重视。 在具体操作中，国家层面可根据经济周期节点差异和宏观调控需要，对外选择公布或者不公布GDP预期目标。2020年，在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国内外经济形势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五月份召开的两会上选择不对外公布GDP增速目标。 2021年和2022年，受疫情和基期因素的影响，一些经济指标仍将面临非常规波动，其所表征的真实经济含义可能复杂而隐晦。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也建议今明两年全国层面不对外正式公开GDP增速目标。 但必须明确的是：不对外公布GDP增速目标并不代表没有GDP增速目标，更不代表GDP增长不重要。实际上，预算赤字率等指标的背后，仍将隐含一定的GDP增速目标。专业人士对此都心知肚明。而且，“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也都内涵着一定的经济增长要求，与GDP增速相关的一系列数量指标至少在未来15年内，仍将是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参考。各级地方政府切不可因国家层面不公开GDP增速目标而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方面有所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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