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议院当地时间12月9日就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展开辩论。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政府2021年高额的财政预算和债务进行了辩护，并强调全球经济力量正在改变。 据IMF11月的预测数据显示，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预计今年经济萎缩接近甚至超过10%，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将萎缩4%至6%，但是中国在今年预计将取得1.9%的正增长。默克尔警告，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发生转变。在疫情危机之下，有些国家经济遭到巨大冲击，有一些国家则取得了增长。默克尔强调：“各国应对的是同一场疫情危机。” 默克尔表示，人们当前正生活在新冠大流行“特殊情况”中。公共债务增加意味着对未来透支和增加子孙后代的负担。但同时她也强调，德国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强国，即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德国也要保持这种实力。 自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德国联邦议院暂停债务上限，允许政府数次扩大债务以救助和刺激经济。根据德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德国2020年债务总额达2178亿欧元，预计2021年债务总额近1800亿欧元，以减轻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摘要：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可谓“热闹非凡”。美国大选的“靴子”终于在全世界密切关注中落了地，RCEP的成功签订或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同时海外疫苗即将入市，欧美股市迎来大幅反弹。 A股市场在11月取得了不错的涨幅，但是风格切换的苗头也越发明显。大宗商品受到全球复苏和宏观刺激政策的影响，“再通胀交易”的声音甚嚣尘上。相应地，债券市场依然很“受伤”，叠加永煤违约事件对市场情绪的重大影响，所谓的固定收益资产不再“稳固”，投资者对股债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岁末年初的关键时点，“春耕行情”会否提前到来？市场风格的切换是否已经开始，还是已经过半？信用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发散形成系统性风险？量化对冲基金当前是否还有投资价值？市场如棋局，棋局万变，棋势无定，有进有退且落子无悔，方能沉稳驾驭。如何把握市场大势，动态调整大类资产配置比例，把握市场各类投资机会，本期《建信信托资产配置观点与建议》将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与解析。 一、11月大类资产表现回顾 11月金融市场表现简要概括如下：全球股市大幅上涨，欧洲股市领涨全球，A股虽然涨势喜人，但在全球主要股市中涨幅最小；大宗商品上涨，贵金属下跌；中国债市收平。 今年以来，黄金/白银和铜的涨幅独占鳌头，股市在11月大涨后，总体已是正收益，原油仍有较大跌幅，中国债市则收益偏低。 二、宏观经济关注要点与展望 资产组合收益率主要由资产配置贡献，而资产配置则着眼于宏观趋势大方向的把握与判断。因此，宏观经济基本面是驱动大类资产行情的最基本因素。建信信托资产配置，首先立足对宏观经济与趋势的研究与分析，力求为客户把握大的方向。本期宏观层面建议重点关注量化宽松或将持续推动资本市场上扬，而全球经济将面临二次衰退风险。 （一）中国经济持续反弹走势 需求端修复速度持续加快。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1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投资数据已基本恢复正常。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1%，已连续九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制造业扩张还在持续。通胀仍将保持平稳状态，流动性处于相对宽松状态。CPI增速在短期内仍将维持低位，核心CPI增速稳定在0.5%的低水平。PPI仍然处在负增长通道，但回升明显，预计11月增长-1.3%。房地产整体趋稳，人民币进入6.5时代。 （二）全球经济面临二次衰退风险，疫情趋势导致衰退风险加大 美国新冠疫情迟迟未能得到控制，截至11月30日累计确诊已超1375万例，单日新增居高不下，加大了经济下行风险压力，导致美国2021年经济继续萎缩。 此外，美国大选后新旧政权更替暗流涌动，特朗普政府在外交及内政上屡出招数，使拜登政府上台后刺激政策难以落地，更增加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受疫情影响，美国就业仍未恢复至正常水平，劳动参与率62%，就业率57%，均低于正常水平。欧洲国家新冠疫情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确诊病例超1500万例，法国、德国等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纷纷创下新高。欧盟国家失业率高达8%，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 （三）量化宽松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扬 2008-2012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推高了全球股市、债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推出了天量经济刺激计划，同时美联储也开启了无限QE政策，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2020年3月到11月期间，美国新增的M2已经接近40，000亿美元。2008年次贷危机在区域及行业中扩散较为局限对与之相较，2020年新冠肺炎是全球性的，且影响到几乎所有行业；而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使金融部门陷入困境，其本质是实体经济资源配置不当，属于结构失衡；2020年新冠危机根源在于健康危机及应对措施，进而对需求端和供应端均构成负面冲击，属于总量危机。因此，本次美国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创历史记录，应对疫情的信贷投放和财政刺激力度都更大，将对股、债和商品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RCEP将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 11月15日签订的RCEP协定横跨亚洲和大洋洲15国，涵盖全球30%的人口、GDP体量和贸易总额。从经济层面上看，RCEP降低了区域内商品关税成本，加快区域内资本、技术自由流动，提高了泛亚洲和澳洲区域经济体在全球的竞争力。从政治层面上看，RCEP是全球战后第二个由非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欧盟的作用类似，会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渐增强区域内的政治互信，对缓和区域内国家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美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由此趋于下降，拜登重启TPP谈判将会举步维艰。 （五）提高直融比重再次被正式提出 11月25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指出，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我国直接融资在2016年之前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到2017年占比明显回落，在2018、2019年逐年提高。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仍以人民币贷款为主，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相比来说，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占比为八九成左右，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预计未来我国的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例将大幅提升。 三、12月资产配置策略与投资建议 展望12月，随着市场不确定性因素逐步落地，建议提前布局“春耕行情”。相比11月三大类资产的标配投资建议，本月考虑到2021年总体利好权益资产，利空固定收益资产的背景，结合岁末年初往往是市场成长/价值风格切换的时点因素，总体建议高配权益资产，低配固定收益资产，标配另类资产。 （一）权益资产：高配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综合领先指标（CLI）等显示，宏观经济周期于2020年2月触底后进入一轮复苏周期，已经连续8个月好转，并进入扩张期。基本面维持中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观点。A股市场11月小幅反弹，中证800涨幅约3%，顺周期的有色钢铁煤炭行业涨幅居前。当前A股市场情绪在中性偏低区间，权益类资产仍有机会，建议【高配】。 具体到投资机会，建议关注三点。 一是低估值顺周期行业的补涨机会。以经济复苏为权益配置主线，疫情导致估值、业绩双杀的顺周期行业有望迎来修复。从三季度公募持仓来看，公募基金相对低配银行等低估值行业，而利率上行时期，以金融和强周期行业为代表的传统板块股价表现优于新兴成长板块。因此，以经济复苏为权益配置主线，疫情导致估值、业绩双杀的顺周期行业有望迎来修复。 二是优质龙头股自下而上的alpha（超出市场平均回报的收益）机会。受疫情影响，各行业龙头企业持续受到以外资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追捧，并获得估值溢价。A股各行业形成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具备长期投资价值，中期来看仍有alpha机会。短期矛盾在于，部分行业在过去一年估值提升较为明显，例如食品饮料和医药等行业，其较高的估值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未来业绩。对于此类行业，短期需要关注其估值收缩的风险。 三是景气行业成长股的alpha机会。A股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新兴成长板块的电子、电气设备行业景气度较高。医药、农业和食品饮料等泛消费板块也将持续较高景气度。投资思路上建议选择风格稳定、alpha能力突出的权益管理人进行配置，获取A股中的成长股机会。倘若明年全球经济复苏，外需持续景气，可重点关注受益出口产业链的中游制造行业的投资机会，包括汽车、机械和电力设备等。 数据来源：建信信托整理 （一）固定收益资产：低配 当前经济进一步提升，PMI等先行指标不断创年内新高，货币政策也将维持稳健基调。2021年将是名义GDP的扩张期叠加流动性收紧的年份，总体利好股市，利空债市。但是考虑到紧货币的政策并不利于控制宏观杠杆率，预计货币政策不会快速收紧，债市总体的思路仍是等待机会，防守为主，主要的机会还是在含权品种方面，建议【低配】。 具体到投资机会，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建议选择熊市行情下控制回撤能力较强的产品。 二是虽然信用风险在11月有所扩散，但风险可能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系统性的。建议根据信用利差的历史估值情况，择机选择以中高评级信用债为主，获取杠杆套息收益，同时挖掘风险可控的高收益信用产品。 三是11月转债指数震荡后小幅上行，估值压缩后相对处于较为合理的位置，后续更多是跟随正股走势，随着权益市场走强，仍有机会，可布局含转债基金。 （三）另类资产：标配 从当前成交量、波动率、市场风格、实际利率等因子来看，建议对另类资产持中性偏乐观态度，此外配置另类资产还有助于平滑大类资产组合的波动性。因此，总体建议【标配】。 具体来看，关注以下三类投资机会。 一是股票市场中性策略平均对冲成本降至8%以下，而股市成交量温和回升。虽然从市场风格表现来看，近期上证50、沪深300指数明显强于中证1000，创业板指，相对利空相对价值策略。考虑到3个主要因素中两个利好相对价值策略（市场中性策略），维持相对价值策略标配的建议。 二是商品市场震荡向上，全球经济复苏、弱美元、疫情反弹和拉尼娜气候等不确定因素导致商品波动率逐步加大，CTA策略（即通过商品期货或者股指期货趋势性交易获利的投资策略）在未来一段时间预计仍具有较好的表现，建议标配。 三是黄金高位回调后，美债实际利率反弹后回落，美元指数延续弱势走势，黄金配置价值凸显，建议标配黄金。 四、资产配置观点与本月投资建议总结 建信信托财富管理与大类资产配置团队 建信信托大类资产配置体系依托于一支经验丰富，专注于权益投资、固收投资、量化投资、商品投资四大专业领域研究的投研团队。
路透中文网11日公布美联储6月9日-10日的货币政策声明全文。 声明称，美联储致力于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利用其各种工具来支持美国经济，从而促进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 美联储声明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经济困难。这种病毒和为保护公众健康而采取的措施正在导致经济活动的急剧下降和失业人数的激增。需求下滑和油价崩跌拉低了消费物价通胀。金融状况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持经济的政策措施以及流向美国家庭和企业的信贷。 声明指出，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鉴于这些发展，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0-0.25%。委员会预计将维持这一目标区间，直到它确信美国经济经受住了近期事件的考验，并有望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 委员会将继续关注后续信息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包括公共卫生相关信息，以及全球形势发展与低迷的通胀压力，还将利用其工具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支撑经济。在决定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时机与规模时，委员会将评估与其充分就业目标及2%对称通胀目标相关的实际与预期的经济情况。该评估将把广泛讯息纳入考量，包括劳动力市场指标、通胀压力与通胀预期指标，以及金融与国际形势发展的数据。 声明指出，为了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在未来几个月美联储将至少按目前的速度增加其持有的美国公债和机构住宅和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以维持平稳的市场运作，从而促进货币政策向更广泛金融环境的有效传导。此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继续提供大规模的隔夜和定期回购协议操作。委员会将密切监测市场情况，并准备适当调整其计划。 投票赞成美联储货币政策决议的FOMC委员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副主席威廉姆斯、理事鲍曼、理事布雷纳德、副主席克拉里达、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哈克、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普朗、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和金融监管副主席夸尔斯。(中新经纬APP）
李迅雷现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约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20多年，曾先后任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兼首席经济学家、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编著、翻译经济及证券类书籍多部，并在各类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百余篇，所主持各类课题曾多次获奖。 “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发力点在供给侧。”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无论市场还是学术界，都有关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辩论。需求侧增量转弱、供给侧趋强是否已成为大趋势？全球经济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资产配置？明年有哪些投资机会，有哪些风险和挑战？李迅雷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并分享他最新的资产配置思路。 今后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 南都：最近一年多以来，无论市场还是学术界都有关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辩论。需求侧增量转弱、供给侧趋强是否已成为大趋势？您如何看待需求侧和供给侧各自存在的投资机会？ 李迅雷：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投资机会。 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粮食、能源、稀有金属等原材料类的外需依存度较高；另一方面，包括芯片、精密制床、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赖亦较强。我们要扩大进口替代的比例，使国内大循环正常运行起来。 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看，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疫情以后的需求不足。上半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9.3%。除了要考虑疫情因素的影响，居民需求分化亦是影响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其中，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的需求，但是缺乏消费能力，这就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供给端的顺畅运行。 因此，需求侧和供给侧都非常重要。需求侧最主要是补短板，通过补短板，能够与全球产业链加强合作，同时自主创新，实现部分进口替代。而在供给侧，主要工作是改善我们整体收入结构。 南都：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实现这种高水平的经济双循环？有哪些关键点是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的？ 李迅雷：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合作是一个大的趋势，各个国家、各个厂商都有他们的特点以及优势。比如说，我们需要的很多零部件不可能都通过替代来实现、来解决的。 双循环非常重要，不仅是国内大循环，还需要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要加大开放的步伐，加大开放的力度，让中国跟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我们必须注重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都：在你看来，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主要的投资机会是否仍然出现在供给侧？ 李迅雷：供给侧的机会可能更多一点。需求侧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是全球都面临需求侧的问题。需求侧要通过改革来推进，但需求侧就像一个老房子，房屋里面的结构都已经老化、固化了。我们要慢慢来改进，一步一步来改革。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实际上，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搞货币泛滥、大水漫灌了。在货币超发的时候，收入的差距就在拉大。 此外，从区域政策来看，当前各大城市对户口户籍制度放开，鼓励人口自由流动，这一举措也缩小了相关差距。如果贫困地区人口往发达地区流动了，那么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就少了。这是一种理性的办法。财政政策方面，通过一个比较增量部分尽可能地寻求公平，这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因此，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未来主要的机会来自供给侧，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在短板上面的投入。如果投入加大的话，产出相应地也会增加。因此，从今后的投资机会来看，包括光伏、芯片、电动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美股的“双脱钩”现象 南都：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我们的各项风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何美股屡创新高？ 李迅雷：截至12月4日，美股三大指数均创历史新高。首先这很大程度上与美联储持续大放水有关系。其次，这次疫情对传统周期性行业和服务业的影响比较大，但对新兴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美国的三大成分股指数中，新兴产业的占比较高。如标普500指数中，新兴技术行业和通信行业的市值占比相加就达到41%，这两个行业受疫情影响也相对较小。 此外，美股三大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与美国经济分化程度高，美股短期激励力度大、静态估值可能被高估等因素亦有较大关系。 比如美国股市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公司，其市值占股市总市值比重超过70%，尤其是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奈飞、特斯拉等互联网或高科技行业的市值富可敌国。这些上市公司在疫情之下表现更强，从而进一步拉高了指数。从今年前三季度看，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涨幅前20只股票贡献了97%的指数涨幅。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成分股指数与美国股市存在“脱钩”、美国经济与美国资本市场也存在“脱钩”这样一种双脱钩现象。 存量经济主导下的投资具有三大特征 南都：展望明年，中国经济大概出现怎样的场景？ 李迅雷：根据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速是1.9%，明年要超过8%；美国今年会缩水-4.3%，明年是3%以上正增长。 全球经济实际上处在一个比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比好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只要稳住，中国在全球的排名就有望提升。从前三季度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一枝独秀，恢复非常好，实现了正增长，但是依然还是有下行的压力。 总体来讲，GDP增速还是处在长期下行的趋势当中，估计明年一季度达到高点，因为同比会达到高点。但从环比来讲，目前已经有存在增速放缓的迹象。这也是正常的。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2011年以后经济回落，而回落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问题突出，因此“五中全会”公报提到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前城乡差距、居民的收入差距都是比较明显的，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的人口大国，我们与全球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共性，那就是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存在一定扭曲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 南都：展望2021年，我们要如何更好地进行资产配置？ 李迅雷：大类资产配置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投资逻辑，对资产配置比例进行调整。比如从2000年以来，房地产是中国市民家庭的主要配置资产，配置比例也比较高，这应该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处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了城市。而随着城市化水平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提出来在存量经济主导下的投资应该具备三大特征，对应的是三大思维。 第一，强者恒强。资产配置上要抓大放小，重高端轻低端。过去几年，至少2018、2019基金公司的产品业绩普遍都跑赢了大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分化的时代，我们基金公司注重于价值投资，所配置的资产恰好在理性阶段。而这部分大的资产原先的估值相对便宜，因为交易不活跃，所以它们估值相对低。现在交易越来越活跃了，所以可以享受到流动性溢价，故公募基金业绩好有普遍性。特殊性方面，比如华安在众多基金里面业绩是领先的，说明它还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强者恒强。 第二，此消彼涨。传统的产业在衰弱，新兴的产业在崛起。为什么我们给银行地产股给得那么低？是因为给了科技、互联网、通讯电子这么高的估值，包括食品饮料都给那么高的估值。给了周期性的行业这么低的估值，说明现在是此消彼涨的阶段。 第三，优胜劣汰。一定要买好公司。什么叫好公司？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应该买的是未来的好公司，不是现在的好公司。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专业投资者在寻找好公司方面的能力较强，而不是类似个人投资者那样去炒题材、概念，这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很大特征。 房地产高配置时代已经过去 南都：房地产市场似乎在逐渐降温，市场亦开始讨论房地产是否面临“反转”？展望2021年，房产是否还是大类资产的标配？ 李迅雷：从大类资产配置来讲，作为传统的配置资产，房地产占居民家庭的资产比例达到60%-70%，应该要减持。但是否所有城市或地段的房产都要减持？实际上还要看地理位置。如上海中心地段的房子非常稀缺，恐怕不应减持。上海最近这么多的科创板上市，意味着上海又产生了很多富豪，富豪的收入增加对上海的房价又有支持作用；杭州、深圳等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以广州、深圳为例，近两年人口的流出量巨大，流入量也巨大，总体来讲还是净流入。实际上是农民工大量流出，高端人口大规模流入。收入高的人进来，收入低的人出去，对房价当然也是有支持的作用。 我认为，研究人口流、货币流、货物流、信息流，对投资房地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全国来讲，房地产高配置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要配置金融类的资产，黄金也是准金融类的资产。 A股市场外资占比太小 南都：今年南下资金在持续增加，对于港股市场怎么看？ 李迅雷：今年一个现象是A+H的溢价率不降反升，从年初的127%上升到最近的142%。溢价率上升表明南下资金规模小于北上资金规模，这或许与人民币升值有一定相关性。但是，随着长线机构资金的增加，这些资金应该更愿意配置低估值的长线品种。因此，我们判断2021年港股市场的机会相对会多。 南都：港股市场机构占比近八成，A股是否已经也向机构市场转换？ 李迅雷：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数量和规模都在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加速推动资本市场迈向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投资回归理性是新兴市场走向成熟的长期趋势，相信随着机构投资者比重的上升，A股的估值体系会更加合理。 与成熟市场相比，我们还有不少缺陷。A股市场中个人投资者较多，市场非理性程度较高，也造成了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高换手的现象。 从A股投资者成分上来看，A股市场中散户占绝大多数，与成熟市场相比差异较大。目前散户交易量占到整个A股市场的80%以上。而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例如美国市场，散户交易量要占整个市场20%以下。这说明我们的市场离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 国内外的实证数据表明，当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上升时，市场的波动率、换手率以及非理性特征都会明显增加。培育和壮大机构投资者，引导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专业机构参与股票市场投资，能提升市场的理性程度，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此外，我们也要提升A股的开放度，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内地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外资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对监管的需求等能促进A股市场的成熟发展和监管制度的完善。 目前来看，我们外资占比太小了，尤其是和其他新兴市场相比。我们外资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大概4%左右，而在韩国或者印度市场中，外资占比基本上都在30%左右。我们的股市还处在一个新兴市场时期，跟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A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南都：A股逐步推行注册制，上市公司也进入了扩容期，在这期间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的？ 李迅雷：注册制是国际上成熟资本市场普遍采用的发行制度。2019年，我国在科创板率先试点注册制。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2020年创业板也开始实施注册制。注册制改革从增量市场深入到存量市场。 对于注册制来说，信息的充分披露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帮助投资者来自主定价，真正实现价值发现功能。注册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真正形成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严格落实退市制度。相比于IPO的繁荣，A股退市率仍旧很低。美股从1980年至今退市的股票家数超过了1.7万家，A股过去30年退市的家数才只有100多家，优胜劣汰机制还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存量时代，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加剧，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让更多企业得以在资本市场中竞争。并在退市制度下淘汰落后公司，保留优质企业。这样才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也才能真正发挥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南都：近期，不少公司都在治理方面出现问题，在加强公司治理方面，您有何建议？ 李迅雷：过去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美国，但A股的整体涨幅大幅低于美股，A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明显偏低。在经济增速更高的大环境下，盈利能力却明显偏低，这说明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提高违法成本，消除各种制度套利和“钻空子”的空间，遏制各种“赚短钱、赚快钱”投机风气，促使上市公司更加专注长期经营和提升长期盈利能力。近年来，监管力度已经明显增强，也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等方面的问询、批评、谴责等数量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需要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更完善的法治环境、更稳定的政策预期，以及更强的企业家信心和企业家精神等。整体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对长期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可能至关重要。 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很低 南都：为什么判断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成熟需要20年？ 李迅雷：经历短短30年，A股市场从一个袖珍市场变成市值超过70万亿的大市场。总市值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但期间也出现了股市大幅波动而监管采取暂停新股发行等举措。这说明金融产品如果还是受商品供需关系影响，而不是受收益率的影响，其估值仍会处在一个偏离状态。 近年以来，A股市场IPO的融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直接融资在国内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仅占15%左右，跟西方成熟市场70%以上的直接融资比重相比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也反映出国家对融资的依赖度比较高。换言之，虽然直接融资比例不高，但是股权融资IPO的规模已是全球第一，说明国内资本市场不可谓不繁荣。 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成长之后，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超过其他所有的新兴市场，但要真正走向成熟恐怕还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这要求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金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也希望A股市场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不断走向发展。 采写：南都记者周亮 [感谢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支持] 南开金融(广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由泛华金融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广州市南开大学校友会、广州市金融服务促进会等机构于2017年联合创办。论坛邀请国内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金融机构代表、企业家等众多精英，聚焦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与财富管理等领域，探讨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旨在搭建高端交流平台，为广大金融从业人员和普通大众传达有态度、有深度的解码政经的高端论坛，推动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美股延续反弹，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乐观抵消了全美各地抗议活动的负面影响，国际油价大涨超3%，创近三个月新高。 *美股全线上涨，道指涨超1%； *国际油价创三个月新高，欧佩克或延长减产期限； *德国考虑新一轮刺激计划，汽车股大幅反弹。 美国股市周二全线上涨，虽然席卷全美各地的骚乱仍在持续发酵，投资者则仍然更聚焦经济重启所带来的活力。截至收盘，道指涨267.63点，涨幅1.05%，报25742.65点，纳指涨0.59%，报9608.38点，标普500指数涨0.82%，报3080.82点，自3月低点反弹40%。 个股方面，独角兽、视频会议软件开发商Zoom发布一季度业绩，受益于疫情后需求上升提振，当季营收3.28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220亿美元相比增长169%，市场预期2.02亿美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700万美元，同比增长134倍，每股盈利EPS 20美分，市场预期9美分。公司股价收涨1.93，盘后一度上涨近7%，年内涨幅扩大至200%以上，Bernstein统计显示，截至5月27日，ZOOM APP 月活用户达1.73亿，较3月4日上升1400万。 受益于经济重启的板块再次跑赢市场，银行股中花旗涨2.81%，高盛涨2.11%，富国和美银涨幅近1%，航空股走强，西南航空上涨2.6%，航空业ETF涨幅超2%，此前两周累计涨幅近20%。能源板块ETF同样上涨超2%，埃克森美孚涨2.23%。 科技股尾盘发力，带动股指盘末拉升。FAANG五巨头中，谷歌涨0.52%，苹果涨0.46%，Facebook涨0.35%，奈飞涨0.33%，亚马逊涨0.03%。芯片股普涨，高通涨6.15%，德州仪器涨4.32%，涨幅超2%的包括博通、恩智浦、赛灵思、意法半导体和思佳讯等。 中概股方面，蔚来汽车涨10.33%，公司创始人李斌表示，尽管来自特斯拉等公司的竞争加剧，但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存在；京东对回港二次上市传闻予以澄清，股价涨1.63%；另外，瑞幸咖啡涨14.22%，阿里巴巴涨3.76%，爱奇艺涨2.99%，携程涨2.90%，唯品会涨2.80%，拼多多涨2.34%。 美股涨势能持续多久？ 机构对美股未来走势的分歧仍在持续。摩根大通策略师帕尼格佐格鲁（Nikolaos Panigirtzoglou）在报告中称，投资者们仍然可能进一步增持股票。在低利率、高流动的背景下，非银行机构投资者在未来几年给股票分配的资金占比可能上升至49%，目前这一比例为40%。根据美国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货币基金吸引了1.2万亿美元的资金，而总资产5910亿美元的基金管理人持有的现金比例也处于历史罕见的水平。 另一方面，摩根大通认为，美股动能信号已经恢复到较高水平，上一次出现超买迹象还是在今年年初。不过动量投资者的获利回吐不太可能使得市场脱离轨道，因为大部分类型投资者对股票配置仍然是较低的。 看空市场的机构也不在少数，投行BTIG股票和衍生品策略师伊曼纽尔（Julian Emanuel）发出警告称，应该做好迎接美股回调15%至20%的准备。“现在可能是重新评估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候了。过去几天的社会动荡局面只会提高这种不确定性。”他说。 除了美国各地城市暴发的示威活动以外，美国近期面临的逆风因素还包括疫情流行下经济停摆、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以及即将于11月份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鉴于现在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政府下一轮刺激计划的不确定性，小盘股将是最脆弱的市场群体，波动绝对会是很巨大的。”伊曼纽尔称。 花旗也建议投资者持币观望，花旗集团的投行业务联席主管法尔科(Manolo Falco)认为，现在的市场走势远远地跑到了现实之前，建议客户好好利用目前的市场（筹集现金），因为估值已经不能再好了。法尔科预计，随着第二季度的到来，市场将开始看到疫情带来的实质影响，未来的形势将比现在艰难得多。相对而言，市场定价所反映出来的前景是经济将可实现‘V型’复苏，坦率地说，这并不实际。 原油创三个月新高，德国考虑新刺激计划 国际油价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刷新近三个月新高，对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推动风险偏好回升。截至收盘，WTI原油近月合约涨3.87%，报36.81美元/桶，布伦特原油近月合约涨2.70%，报39.36美元/桶。 根据OPEC+最初计划，在6月底结束首阶段970万桶/日减产后，从7月开始到年底产能削减将调整至770万桶/日。报道称，欧佩克和俄罗斯在减产延长期限问题上接近达成一致，目前正在讨论延长1-2个月的问题。“现在只是提案，还没有最终敲定，”一位欧佩克消息人士表示。 最新数据显示，俄罗斯5月石油产量为938.8万桶/日，同比下降15.5%，环比下降17.2%，接近达到减产目标。荷兰国际集团(ING)认为，俄罗斯的立场将是减产协议能否延续及延续多长时间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该国不太可能同意减产延续超过两个月。 欧洲股市全线上扬 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涨1.57%，报359.77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87%，报6220.14点，德国DAX 30指数涨3.75%，报12021.28点，创近两个月最大涨幅，法国CAC 40指数涨2.02%，报4858.97点。 消息面上，德国政府今日讨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800亿至1000亿欧元之间，汽车行业将受到重点扶持，受此提振，欧洲汽车股全线走强，戴姆勒涨7.1%，德国大众涨6.1%，宝马涨5.0%。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2日称，法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将比此前预期的更为严重，今年GDP预计将收缩11%，超过先前预测的收缩8%。
12月10日至11日，以“新形势、新思维、新机遇”为主题的“全国中小城市商业创新发展论坛”在海南三亚蓝湾绿城威斯汀度假酒店正式召开，乐居财经作为首席地产媒体全程支持报道。直播》》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财经创始人叶檀出席论坛并做了《宏观经济与商业地产趋势》主题演讲。她表示，2020年中国的经济已经率先复苏，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全面复苏状态。 叶檀分别从今年的就业形势、发电量、外贸进出口、地铁货运量、物流指数等方面，解释了2020年中国的经济已经率先复苏。她亦从资产价格、货币政策等方面，进一步解释了2021年经济进入全面复苏期。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商业地产会受到一定影响。她指出，一铺吃三代的时间过去了，消费是跟体验有关的。中国的消费变迁还再继续，中国人的消费还再继续增长，只不过说消费的模式不一样了。 宏观经济分析之后，她指出，现在中小城市发展最好两个城市群，是珠三角跟长三角。商业物业投资最好的城市也在这两个城市群。原因在于人员源源不断的流入、人均的本外币存款、上市公司的数量、产业根基跟服务业的拓展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我对中国的中小城市，尤其是比较成熟的中小城市群是相当看好的。”叶檀说。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1我国区域发展新特征：南北差距明显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从全国看，以反映各省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31省人均GDP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66快速下降至1990年的谷值0.593，随后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带动下爬升至2002年的峰值0.708，再回落到2014年的0.435，之后又攀升至2019年的0.472。分地区看，四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2014年达谷值后有所扩大。 当前区域差距的扩大主要在于南北差距，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但人口份额变化很小，导致该时期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97迅速增至1.30。从经济看，1978-2012年南北经济份额（以地区GDP合计为分母）分别从53.7%、46.3%变化至57.1%、42.9%，差距从7.5个百分点扩大至14.2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南北经济份额差距一度达17.3个百分点。2013年起，南北经济总量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经济份额分别为64.6%、35.4%，差距扩大至29.1个百分点。 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我国北方人均GDP长期高于南方但逐渐缩小，1978-2012年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85缩小至0.97。之后，南北人均差距迅速扩大至2019年的1.30。即使扣除东北地区，2012-2019年南北人均GDP差距仍从0.98扩大至1.24，表明东北的相对衰落只能部分解释南北人均差距扩大。 从10强省看，1978-2020年北方从5个降至仅剩山东、河南2个。1978-2019年，我国10强省经济份额从54.9%提升至61.3%。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我国10强省中占据5席，其中东北占两席（辽宁、黑龙江）。之后，东南沿海省份迅速崛起，1984年浙江取代黑龙江进入前10。此后，北方的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长期位居前10。由于2010年后经济转型缓慢，辽宁、河北先后在2016、2018年跌出全国前10。目前北方在全国经济10强中仅剩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山东从1980年起一直位列前3，2007年开始持续位居第三，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从2007年的242亿元持续扩大2019年的2.9万亿元，而与第四名浙江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到9000亿元。 从20强城市看，1978-2020年北方从11个降至5个，其中10强城市从6个降至仅剩北京1个。1978-2019年，我国20强城市经济份额从29.7%上升至34.5%。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20强城市中占11个，其中东北6个。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无锡、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陆续崛起，1990年20强城市中北方减至9个，东北的长春、鞍山陆续掉队。2010年 20强城市中北方降至8个，且有3城位居倒数，哈尔滨从1978年的第8名降至第20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崛起，哈尔滨、石家庄、大庆逐渐掉出20强。2010年，北方在 20强城市中降至7个。2014年后，北方的唐山、大连、沈阳、烟台先后掉队。2017-2018年，北方在20强城市仅剩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10强中仅剩北京、天津2个；2019年济南在合并莱芜后进入20强。2020年，南京取代天津进入10强，北方在10强城市中仅剩北京。 2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 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但北方长期处于王朝更替的中心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融合，战乱频发，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人口大量移居南方，南方地区逐渐开发并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隋炀帝开凿北起涿郡、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主要目的在于把江南丰富的物产往北运调。唐朝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和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到南宋时期，岭南快速开发，南方绝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让位于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领先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尽管清朝中期开始闭关锁国，但仍保留了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改革开放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造成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1978年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南北市场化改革进展差异明显。从自然地理角度，改革开放要求融入全球化体系，东南沿海较北方沿海具有更为便利的海运优势，并通过长江、珠江较易形成广阔市场和腹地。而黄河水量少河道浅，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经济联系明显不如南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劣势。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港股01717）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在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后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产业，而北方逐渐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年“四万亿”投资使得北方经济再延续了短暂辉煌。但之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一度进入漫长熊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波切需要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末，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南方，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大力腾笼换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近年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关键在于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流动，进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比如，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理论上，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即各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1，形成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都会区看，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2015年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差异较小。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明显净迁入，名古屋圈大阪圈人口迁入基本停滞、主要依靠自然增长。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 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大量流入使得其经济-人口比值趋近1。1955-2015年首尔都市圈人口从393万人增至2442万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随着人口持续大量迁入，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为1.008。 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土地是各项要素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潜力极大。从城乡角度看，应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进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作用有限。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三是充分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因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因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几十年，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广泛呼吁下，近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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