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各国重启经济需求回暖等因素影响，5月以来，以铜、铁矿石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反弹。 全球股市本周延续反弹，投资者对各国经济重启持乐观态度，而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消息也提振了复苏的预期。以铜、铁矿石为代表的部分大宗商品品种5月以来的强劲走势也反映了需求侧的改善及经济企稳的信号，促进了投资者风险偏好回归。 全球铜冶炼活动回暖 作为在建筑和制造业中大量使用的重要原材料，铜的价格走势往往是全球经济健康程度的晴雨表。伦铜6月2日上涨0.7%，重回5500美元/吨关口，创近两个半月新高。衍生品市场上多头也持续发力，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的报告显示，近两周基金持有的COMEX铜期货净空仓明显回落。 英国大宗商品经纪商Marex Spectron发布报告称，伴随着隔离措施解封，全球铜冶炼活动有所回暖。监测全球90%冶炼活动的SAVANT全球铜冶炼指数4月报87.2，较3月回升0.6。Marex Spectron全球分析主管沃尔夫（Guy Wolf）指出，4月份通常是该指数的年内低点，但COVID-19带来的独特环境意味着4月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从5月份的产品数据可以看出，全球经济活动加速增长，特别是在中国。 全球铜冶炼活动企稳复苏 欧盟的新政也带动了铜需求的预期，报道称欧盟拟出台一揽子计划来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促进节能减排和缓解气候变化,其中包括免除零排放汽车的增值税。与传统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对铜的需求量要更高，相当于传统汽车的2-3倍。 事实上，最新公布的欧元区和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均出现了超预期的反弹。IHS Markit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森（Chris Williamson）指出，调查数据反映出欧元区经济下滑可能已触底，PMI回升下今年夏天欧元区探底趋于温和。对于美国经济，威廉姆森认为，美国第二季度GDP将出现前所未有的降幅，在没有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情况下，未来几个月经济活动的降幅应该会进一步放缓，全面复苏不太可能是迅速的。 各主要经济体正在努力通过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来增加回升的动力。日本上月27日宣布超过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为家庭和企业提供额外的帮助，欧盟委员会同日也推出价值高达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将帮助欧元区受冲击最严重的经济体。 沃尔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都在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复苏，铜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信号。目前很难判断复苏的路径会是怎样的，这更像一个医学问题，取决于疫苗研发的进展。在他看来，各国政府和央行接下来不会停止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以保证经济复苏尽可能以“V型反弹”的形势出现。 国际铁矿石现货价“破百” 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铁矿石的价格也从5月开始水涨船高，新加坡基准62%品位的现货价格2日突破100美元/吨，创2019年8月以来新高，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主力合约4月中旬以来上涨近40%，刷新2013年上市以来最高价。 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经济复苏下中国的金属需求正在迅速回升，而库存则在快速消耗。根据“我的钢铁网”的统计，截至5月22日，全国45港铁矿石库存总量10926.08万吨，环比上一周下降168.82万吨，连续第五周减少且跌破1.1亿吨关口，为2016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钢材库存也在快速下降，5月中旬，20个城市5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1403万吨，下降6.3%，连续7旬呈下降走势。 铁矿石现货价格突破100美元 另一方面，巴西疫情对铁矿石供应的打击也是推升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疫情正在巴西北部的帕拉州迅速蔓延，该州的铁矿石产量约占全国的35%。官方数据显示，巴西5月份的铁矿石发货量下降了近四分之一，前三周出口铁矿石1527万吨，创近两年新低。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已经宣布，今年铁矿石开采量将比预期减少4000万吨。 BMO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研究主管汉密尔顿（Colin Hamilton）表示，市场受到了中国需求的强劲支持。“我们最早看到了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市场情绪非常乐观，在各国强有力的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帮助下，金属需求的复苏是近年来所看到最强劲的，中国目前占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的80%左右，比历史均值上升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他说。 乐观预期在推升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时，也让商品货币获得了支撑。澳元兑美元一度创2月13日以来新高至0.6734，新西兰元和加元汇率则创3月13日以来高位。澳洲联邦银行(CBA)外汇分析师卡普尔索（Joe Capurso）表示，危机最严重时期已经过去，这将支撑大宗商品价格。通常在经济复苏初始阶段，商品货币往往表现良好，此消彼长下美元会承压走低。 不过大宗商品需求、甚至全球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贸易环境何时回暖。世贸组织WTO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反映二季度行情的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目前数值为87.6，低于上一季度发布的95.5，是该指数自推出以来的最低值。世贸组织表示，该指数反映出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仍将大幅下滑，此前世贸组织曾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可能大幅缩水13%到32%，其最终表现将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抗疫措施的有效性。 沃尔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目前看，贸易量的下滑主要是隔离措施的影响，而不是贸易摩擦的冲击。虽然地缘政治因素未来可能成为引发市场担忧的因素，考虑到各国自身经济复苏的需求，预计年内形势不会明显恶化。 丹麦盛宝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雅各布森（Steen Jakobsen）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就建议投资者将大宗商品需要添加到投资组合中。他认为，大宗商品的看点在于，全球利率正被人为压低，如果各国政府和央行继续债务货币化，金属、农产品等商品可以作为有力的对冲工具。上一次金融危机后，矿业是第一个回暖的，相信这次也不例外，所以商品是建议加仓的板块。
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国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宜盲目乐观”。 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传递重大信号。 1、经济运行恢复常态，但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730政治局会议称，“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 我们此前提出，中国在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1-3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8%、3.2%、4.9%，我们预计4季度GDP增速在5.5%左右，基本恢复到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2019年GDP增速6.1%，作者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反观欧美疫情持续失控，蔓延时间长，经济大幅负增长，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结构看，中国生产10月工业生产增长6.9%，已经恢复到去年正常水平，主要受益于疫情有效控制和对内外需恢复；三驾马车中，10、11月（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1.4%、21.1%，贸易顺差584.4、754.2亿美元，大幅超过2019年出口0.5%的增长水平，主要受益于防疫物资出口、居家办公宅经济出口和对欧美亚等生产替代效应；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12.2%，远超去年水平，主要受益于“两新一重”和房地产投资。 同时，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展望2021年，就业、收入和消费低迷，小微企业仍然十分困难，金融风险频发，投资面临回落压力，出口高增难持续。因此，慎勿对经济形势盲目乐观，慎谈货币政策收紧。 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国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宜盲目乐观”。 2、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4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0月26-29日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相较于“十三五”时期明确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以及由此而来的2016-2020年GDP年均增速至少6.5%，五中全会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目标，只说今年把目标完成，然后到二〇三五年“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表明中央淡化GDP的意思很明显，不会再像2009、2012、2015年那样进行强刺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将是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五中全会透露重大信号 极简解读》）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从六方面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参见《“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 2010年我们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旧8%好”“改革牛”，2015年提出“经济L型”。 3、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增强消费、投资新基建和调整收入分配是主要抓手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提法从“需求侧管理”升级到“需求侧改革”。 疫后关于扩大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的中央论述较多：327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五中全会继续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需求侧改革对当前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的边际效益最大，我们认为增强消费和投资新基建是最重要抓手。从需求侧改革内涵来看，一是着力点转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生产端快于需求端，核心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果，需求端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的效益最大化。二是从供给端发力，供给创造需求，创新激发潜在需求。需求侧改革更需要依托于增量市场的拓展，而非存量市场的代替。 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涵。“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要做好需求侧改革，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与供给侧改革的相互平衡和促进，本次会议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公平，提升人民幸福感。需求的实现受到人民收入的限制。西方国家正深陷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阶层固化、政治极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沼。我们应当更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4、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巨头和金融巨头们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科技创新意识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监管态度和工作重点。 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反垄断旨在抑制市场负外部性，鼓励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近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主要官员密集发声。 10月31日，刘副总理主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明确强调：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发布，对平台利用大数据优势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限定商家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侵犯隐私等乱象进行规范；明确将大型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行业纳入宏观审慎监管。 11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一是厘清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定义和监管体制，明确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应当主要在注册地所属省级行政区域内开展，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二是明确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在注册资本、控股股东、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应符合的条件。三是规范业务经营规则，提出网络小额贷款金额、贷款用途、联合贷款、贷款登记等方面有关要求。四是督促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加强经营管理，规范股权管理、资金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等，依法收集和使用客户信息，不得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五是明确监管规则和措施，促使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有效性，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六是明确存量业务整改和过渡期等安排。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无论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均可能形成垄断，新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规模资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垄断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用户粘性更强，由平台垄断造成的危害消费者权益、榨取剩余价值、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负外部性可能更大。一是消灭竞争，长期以来互联网企业以“融资-补贴-扩张-再融资”的范式，在购物、外卖、出行、社区生鲜等多个民生领域跑马圈地，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风向标，流量变现成为核心商业模式，小企业逐步退出竞争；二是侵害消费者权益，诱导过度消费、会员之上再收费、“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隐私数据被贩卖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屡见不鲜；三是“大而不能倒”酝酿系统风险，例如互联网消费贷、现金贷等产品规模巨大，通过助贷和联合贷等方式获得银行大比例出资，信用审核、风险控制等职能由平台管控，一旦平台风控出现问题，风险将向银行端转移。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为防止实体经济过度资本化，防止企业利用融资圈钱“割韭菜”等。 比如，有些平台经济先通过引入资本“烧钱”把同行竞争者包括中小竞争者赶出市场，垄断市场后再对客户提出涨价、“割韭菜”。 再比如，部分长租公寓通过多轮资本融资，高价抢收房源，再以低价租金吸引年轻人和金融机构签订长期借贷合约，机构将长期租金一次性付给平台，平台再按月向房东给付，由此平台得以获得现金流做大规模。但这种模式本质缺乏盈利能力，资金链断裂引发巨大风险，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再比如，近年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公司进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取得巨大创新成果。但是与此同时，国内部分互联网科技巨头则试图利用资本优势和低价补贴，下沉社区，试图从底层大众劳动者——菜贩子手上榨取最后一枚铜板，和下层人民抢饭碗，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反弹。互联网科技巨头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不能痴迷于流量变现、急功近利地赚快钱，更应承担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民众的社会责任。虽然金钱不分善恶，但商业应有道德，德以载富。民众对大型互联网企业显然有更多的创新期待和社会责任期待。 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将数据和技术优势，不应局限在商业模式和流量变现的竞争中，更应放眼全球大国市场博弈，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排头兵的责任，着眼攻克更长远的前沿技术难题，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也能产生巨大的创新势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华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数万工程师是和平年代的战士，捍卫了国家的科技荣誉并造福社会。 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我国近十年来也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显现，不利于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5、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以及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近年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被频繁提及。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五中全会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列入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关键就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是世界霸权更迭的根源，是大国崛起的支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2018年3月的《301报告》和5月的美方要价清单多次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试图切断华为供应链；美国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不仅逐渐扩大打击手段和范围，且不断泛化制裁标准。 中国要发展核心技术，攻关“卡脖子”技术。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领域、而非补贴特定企业，组建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加快科教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切实提高科研人员与教师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 当前中国制造业及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领域缺乏主导权，对产业链供应链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基础较为薄弱。以5G为例，在发展过程中，我国通讯行业遭遇了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以5G安全问题进行的全方位打压。2018年4月，美国禁止中兴购买美国公司敏感产品，中兴业务一度陷入停摆，随后美国又多次对华为进行打压，对其5G设备进行封杀。中国只有在5G技术积累、设备制造以及终端操作系统、技术标准等方面取得优势，才能在层层重压下保证5G产业链的安全，赢得5G产业正常、稳定发展的环境。 11月26日下午，看到任正非送别荣耀的讲话，悲壮。像是送别即将闯荡世界的爱子，万般殷切叮嘱。这不是一个阵地、一个城池的胜败。作为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面对美国的打压，华为在炮火中挺进，没有被打垮。这次我们不仅没被打垮，反而被打醒了。“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难题，拥抱全球化。任总是一代英雄，华为和荣耀的员工是和平年代的战士，为家园和荣誉而战。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6、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房地产业影响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此框架基础上提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 7、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管好货币总闸门；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紧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 郭树清11月22日在《求是》发文《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势必酿成系统性风险，产生颠覆性影响，严重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 提出主要金融风险为，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影子银行层层嵌套规避监管隐蔽风险、问题股东恶意操控甚至掏空金融机构、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旗号“无照驾驶”“遍地开花”、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大中型“僵尸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股权质押风险、地方政府违规大规模举债形成隐形债务风险、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空转套利等。 未来的关键是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11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会议指出，近期违约个案有所增加，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会议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责任。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从大局出发，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坚决维护法制权威，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二是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8、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拜登对华政策展望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刚爆发，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思想的异同：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具体来看：1）贸易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规则制衡中国。2）科技方面，拜登强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全球使用，并打压中国高科技。3）地缘政治方面，拜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4）人才方面，美国可能会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人文交流，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2018年以来，在市场陷入悲观情绪时，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如果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参见《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作者刘锋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宸为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全文简称《意见》）正式公布，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要素，即长期增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包括文件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等。《意见》中进一步强调数据要素，可以看作是对技术要素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在当前特殊背景下，《意见》的发布是中央着眼于激发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树立国内外正面经济发展预期，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及时做出的重要部署。 当前，世界形势变化深刻而复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风险上升，内部改革发展也进入攻坚阶段，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停滞风险更加剧了一系列矛盾的复杂变化。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要求我们探寻国家发展在新时代的正确路径。一、推动要素配置改革是实现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腾飞的两个关键支柱和伟大推动力。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奇迹：人均收入大幅提高，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常住城市人口约达60%；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很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对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贡献达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无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开放与融入。唯有切实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法治制化水平，才能进一步吸引全球市场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令中国经济中的各类产业和服务进一步以全球为腹地得以发展壮大。 我们需要通过提升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培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的创新动力。中国经济近十年间正在经历持续减速换挡，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行将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企业成本压力大又兼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约束持续强化。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因为得到大量政府补贴以及金融资源支撑而存续，扭曲了市场的真实供需与价格。事实上，近年来造成中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中国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对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缓慢。因此，中国迫切需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态势，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市场化的要素资源配置体系是中国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繁荣最根本的微观基石。只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恶化。当前，有必要坚持所有制中立与竞争中性原则，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进一步实现平等对待所有经济成分，使各类产权更加明晰并得到法制体系的妥善保护，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实现从双轨制向市场化轨道的转型。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意义与挑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年提出的索洛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解释。中国经济过去四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两个主要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较而言，重投入轻效率的发展特征较为明显，比如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变成产业工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如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抵押品，扩大了社会信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宝贵的要素资本投入。 从国际经验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维持并不容易。美国在1870—1970年近百年的工业化阶段，保持了年均2.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在进入后工业和信息时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了明显下降。中国在建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来看，中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43%。换言之，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中国所能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是美国的43%左右，说明还有很大的改进提升空间。对比其他一些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本达到美国的70%、80%甚至90%。这也意味着，我们在2035年如果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应该达到或者接近类似的水平。美国过去二十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平均低于1%，大约在0.7%或者0.8%。因此，从现在开始，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够达到年均2.5%-3%的水平，才能实现到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约65%的高度，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至今的世界经济史上，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保持在2%以上。我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该增速水平也从过往四十余年的4%左右降到2%左右水平。因此，如何维持一定增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精准深化制约土地、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资本、技术等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推进更高水平城市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激发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维持一定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推动中国在未来15年间，保持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突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停滞陷阱，才能有机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三、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例如假定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均自由流动且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具有有效的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等。这些假设条件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描述，而也正是我国当前制度供给中缺乏或者不完善的基础条件。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轨的经济体，中国的许多体制机制还在改革进程之中，尚难以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经验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路径和空间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差。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已经从过去通过要素投入拉动的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包容性的均衡性高质量发展转型。国际观察比较发现，在工业化末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呈下降趋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未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如何在中国维系全要素生产率一定速度的增长？对此，我们首先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即中国的工业化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真的进入尾声了吗？以下几个基本事实表明：一是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已超过7万美元）；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已经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过220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但产业链优势主要集中体现在中下游制造领域，而在美国及西方主要工业国占据优势的高端产业环节，中国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三是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60%左右，对比西方主要工业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四是一系列体制机制仍然处于亟待从“双轨”二元体制向市场化一元体制并轨的进程中，制度供给改革所能释放的潜力十分巨大。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是强化要素配置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为例，其重视规模扩张而轻视发展质量效益和体制建设的特点十分凸出。一方面，金融机构数量越来越多、资产规模也越来越庞大，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几乎年年跻身全球商业银行规模榜首，股市和债市市值也位列全球第二；另一方面，市场机制还难言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率、信贷资金分配、汇率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大型金融机构管理（控股、资产、人事等）等方面政府都还发挥着相对大的配置影响力。截至2015年，中国的金融抑制的程度在有数据的130个经济体中排在第14位。换言之，金融抑制在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四十余年之后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现实条件下进行市场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破题，同时还要补贴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政府实施了“不对称市场化”，即产品市场逐渐全部放开，而要素市场受体制机制制约，仍大量采用行政或政策性配置，市场化进程迟缓。通过人为地压低要素价格并引导资金配置，变相补贴国有企业或“特殊”部门，而金融抑制就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具体体现。实际上，抑制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两个效应，一是帮助快速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转换、支持金融稳定，从而助力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效应）；二是降低金融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遏制经济增长（麦金农效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显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金融抑制主要呈现斯蒂格利茨效应，而在发展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麦金农效应开始逐渐显现。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投入或者说金融效率不断下降（体现为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不断上升），使得中国这个全球唯一没有发生过重大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得不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反映了当前中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累积的新特点。金融抑制政策的风险-效率补偿机制（以粗放型风险发展换取效率的模式）逐步失灵，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一万美元表明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因此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发展停滞陷阱”。其背后是利益藩篱固化、改革发展停滞等深层次原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内外风险累积。为了跨越这一陷阱，中国需要培育、发展或改造一批在高成本基础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新的经济增长，替代对经济增长贡献效率明显下降的、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过去成功地支持了资本要素驱动型粗放经济增长的金融体系，今天就迫切地需要体制机制的转型，实现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高效配置。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核心 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土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实现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本次《意见》从上述不同要素角度，均强调了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凸出地位。价格作为“看不见的手”始终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市场通过价格平衡供给和需求来配置资源。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要素利用效率更高的主体往往会对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比那些生产效率低的主体更容易获取必要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尽可能理顺一系列相关的体制机制供给，发挥市场价格的调节功能，通过制度革新减少权力寻租和套利空间，真正实现价格双轨制向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并轨。因此我们看到《意见》对于诸如城乡基准地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市场化利率和存贷款利率的差距、以及技术创新资本化价格形成机制的凸出强调，背后都体现了中央决心以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发全要素生产率以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政策逻辑。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产权改革与坚持所有制竞争中性原则的重要性。生产要素资源定价双轨制问题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体量、信用风险上的差异，而背后实际上是二元产权结构内生的必然结果。因此，要解决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则，双轨制导致的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将使得国企要素成本不断下降；而民企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而导致国企超过最优规模，边际效益递减；民企则因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而难以维持持续经营与扩大再生产，生存能力每况愈下，体量持续小于最优规模。这将进一步加剧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规模与信用风险差距，进一步稳固要素资源配置的双轨制定价模式。以2018年为例，这种要素价格双轨制的外部性在经济下行压力与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环境下变得尤为凸出，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显著困难。 总体而言，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与实际经济增速的不断放缓，背后根本性因素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在《意见》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要素等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的“双轨制”既存体制机制都对相关要素的高效配置形成了制约，从而阻碍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因此，近年来我们不断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寄希望于通过改革，进一步推动“双轨制”二元结构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实现转型并轨，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局面下激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活力。
城市经济的微循环系统，发挥着最基础、最充分的物质交换功能，维护着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 木木 学过初中生理课的人大约都知道，微循环系统对人体至关重要，它的运行状态在基础层面决定着人体的存在状态。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关注身体、关注健康，往往都本能地聚焦于一些大器官的状态，很少有人会关注自身微循环的好坏。 这个重要系统之所以很难引人关注，一是其藏身机体的最底层，人的感觉力很难触及这种深度和细微处；二是这个系统很“抗造”，遇到问题，一般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或勉力而为，或迂回曲进，总归是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尽量不惹麻烦，总是这样不痛不痒，当然就仿佛根本不存在。有此一二，也就难怪人们对此无意识，即使因为这个系统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终致一些重要器官出现状况，引人注意、惹人担忧的也是这些器官的安危，人们的注意力一般很难顾及这个微系统。 相关的专业研究早就证明，人体的许多健康问题，根源都是这个微循环系统出了问题；如果能把注意力、保障力集中于此，采取的手段、措施集中于此，保障身体健康往往能事半功倍。保证这个系统的健康，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首先要在意识上重视，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其次，要保证营养供应的通畅，不能做戕害这个系统健康的事情，比如，抽烟、喝酒之类的不良嗜好，都能对这个微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只要微循环系统足够健康，人体的健康就有最基本的保证。 人体如此，城市经济体系也一样。在这个体系中，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微循环系统，深入在城市经济的最底层，发挥着最基础、最充分的物质交换功能，维护着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流动摊贩、马路经济，就是这个微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微循环系统在经济整体运行中充分发挥作用，除了有非常重要、能力极强的解决就业的功能外，还具有由此而来的释压功能，当经济及整个体系遭遇极端情况，微循环体系比较充分的就业功能，能在相当大程度上释放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压力，既能发挥救急当下的积极作用，对未来发展也产生作用面广泛、更基础的积极作用。 除了这些重要功能外，这个微循环系统还有一个更不引人注意但又格外重要的作用，即商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功能。老徐的朋友老郑，二十多年前准备“下海”经商之前，为了“锻炼胆量”，领了七八岁的儿子，拎个塑料水桶，跑到家附近的永定河引水渠边上，先从水渠里拎捅水上来，就站在路肩，高举了手臂摇着毛巾招呼往来的车辆擦车。父子俩路边儿擦车，整擦了一个暑假；然后，老郑就毅然决然地一猛子扎进了“商海”，扑腾了二十多年之后，除了自己站稳，还几乎把全村儿的人都招呼到北京来。 当年，永定河引水渠边上的擦车大军，大约也算得上京城一景。在这些“流动摊贩”、“马路经营者”的队伍里，既有老郑这种雄心勃勃、“磨刀霍霍”的人，也有许多初来北京还有点儿找不着北的谋生者，还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下岗者。这种几乎没有成本，只需自备两条毛巾、一个或大或小的水桶——有的连桶都没有——就能干起来的买卖，既解决了这些人或迫切、或不太迫切的现实需求，更为许多人未来的新生活积攒了“第一桶金”。 老郑们用自己的生活，诠释了“摊儿经济”的重要性，其实，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摆在前门楼子附近的大碗茶摊儿，已经大大方方、挺胸昂头地宣示过自己存在的意义。对城市经济系统而言，这种深入社会经济基质层的“微经济”、微循环系统，意义巨大，除了上面提到的在经济方面的积极意义之外，在文化、精神层面，也蕴含着巨大的人文价值，毕竟许多外乡人接触一个城市、认识一个城市，往往就是由此开始的。 因此，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发布的消息——“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就极具积极意义，既具经济方面的积极意义，也对社会、文化方面有积极影响。至于“微经济”、微循环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更有耐心、且有针对性地一一予以解决，也是对社会管理体系进步历程中一个极大的促进，也很有意义。
如果租金下降被当作经济不景气，那么租金上涨，是否就能说明经济景气呢？ 余胜良 在对房地产的控诉中，有一条是房租太高导致实业无法生存。 制造业特别是外贸出口遇到一些困难，新闻媒体就会找到深圳关外的制造业基地采访一番，将实体企业的困难归因于工厂租金上涨，工厂主除了哭诉一番租金上涨幅度，还会控诉一下二房东如狼似虎如何难以打交道。 表面上看合情合理，因为租金上涨，养活这么多人的实体企业无法生存了，简直令人深恶痛绝。但是这个原因太过表面，还应该再追问一步：房租为何上涨，房租上涨之后招租是否出现问题？ 如果房东是理性经济人，绝对不会将工厂空置，而是想办法租赁出去，他们敢于涨价，是因为有人愿意掏更多的钱租赁。涨价的真相其实是，有企业愿意掏更多钱租赁，这就是单位面积收益更大化。 厂房单位面积收益更大化，一定要求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更赚钱，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竞争力，这其实就是产业优化。 如果涨价的结果是实体企业无法生存，其他产业也没法进驻，房屋空置一段时间，不待租客争取，房东自然会将价格再降下去。 很早以前媒体就报道租金上涨导致餐厅开不下去，多年老店无法维持。这是事实，就是租金不涨，店铺还是会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租金是优胜劣汰的一个手段而已。关键要看对比情况，比如每年都有公司开，每年都有倒闭，倒闭的公司年年有，要想说明这个问题，光说倒闭的公司增长了多少还没用，因为新开公司的数量可能更多，公司数量规模还在扩大。 就是因为房租上涨导致一些企业搬迁，对经济而言也不是坏事。 深圳实体经济原来很多在关内，后来搬迁到关外，现在关外还有大量工厂，有些工厂一部分会留下来，一部分会搬迁，留下来的很多公司发展壮大并上市，还会到外地去投资。 这其实是阶梯式发展。因为区域租金上涨，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区域，租金上涨后再转移，让不同区域都得益。 2010年我在浙江采访，有老板告诉我浙江和江苏的企业都在往安徽等内地搬迁。现在看浙江江苏的经济更强了，安徽也会因此得益。 2008年深圳就提出“腾笼换鸟”。深圳就是不提“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转移也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本来中国制造业兴起就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现在从经济发展好的区域，转移到欠发展区域，也是产业规律，要不然经济欠发展区域怎么获得发展机会？产业需要这样一次次升级，经济也可以一步步带动起来。 深圳产业转移之后是否会导致空心化？看起来实体企业少了，但制造业留下的都是强者，规模并不减小，而且科研金融软件服务等产业落地生根，挑起大梁。 香港被认为是产业空心化的受害者，香港曾经有一个阶段承接了轻工制造业，但很快转移到了内地，香港当年影视兴旺时代兴建的片场，也被开发了房地产。 问题是香港这些产业不转移，是否就能守得住，产业转移的后果要看香港是不是由此进步了，香港金融服务业带来的回报是不是提高了。香港向内地的资金技术输入也让内地由此得益，深圳首当其冲。 有一些国家制造业转移走了，如果有一天不必考虑竞争成本的话，其实很容易回流，技术一旦掌握就很难丢失，大可不必因此忧虑。 国人信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制造业看得见抓得住，给人踏实之感，制造业衰落会给人“国未富产业已老”之感慨。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担心。一个地方制造业转移，都是因为有了更赚钱的行业，营商环境太恶劣除外。 如果租金下降被当作经济不景气，那么租金上涨，是否就能说明经济景气呢？
贷款投向的规模和方向。1、信贷投放情况：3月份修复，对公是主要支撑；整体看行业1季度信贷需求不弱，2月份有冲击，3月以来信贷需求恢复较快。对公贷款中，基建方面保持较快。零售信贷在1季度仍有冲击：按揭贷款修复较快，信用卡、消费贷以及小微贷款较弱。2、银行的未来信贷投向将继续发力新基建、传统基建；同时加大对医疗卫生、先进制造业等行业的信贷投放以抓住新经济布局的机会。银行如何理解相关政策。1、银行业的让利。银行业让利实体经济是确定的，贷款利率确定是下行的。但净息差下行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大行预计全年息差下降10bp。2、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2020年预计大行上半年净投放规模在4000亿左右。3、房地产政策：保持定力。多家大行均表示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限额管理不变，地产开发名单制、以支持刚需为主。银行的资产负债配置策略。1、资产端：提高贷款和债券投资的占比。信贷资产：抓住新基建和消费升级机会，注重久期管理。债券投资，以地方债为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节奏影响配置思路。2、负债端：成本相对刚性，夯实客户基础是核心。存款方面，加大对结算性存款、低成本存款的吸收，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市场化主动负债的力度。3、银行业未来经营方向：零售信贷仍是重要方向；加大发展和资本市场业务相关的中间业务；加快数字化生态圈是转型力度。银行如何看经济和资产质量。1、当前资产质量总体可控。由于行业资产质量有滞后性，预计下半年行业不良缓慢上升。绝大多数认为全年资产质量是可控的。2、银行对经济判断有分歧，但多数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有不确定性，但长期看对中国经济稳健增长仍有信心。投资建议：看好银行稳健收益。目前，市场对银行股过度悲观有两点：一是对经济的极度悲观，目前估值隐含的银行不良率10%-11%；二是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幅度。我们预计经济大概率是缓慢下行，不会失速；银行的净息差是缓慢下行，利润增速相对稳健。市场悲观预期逐渐修复，会给银行股带来稳健收益。推荐优质银行股：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和常熟银行。一、信贷投放情况：3月份修复，对公是主要支撑行业1季度信贷需求不弱：2月份有冲击，3月以来信贷需求恢复旺盛，整体看行业1季度信贷需求不弱，对公是主要支撑。规模方面，行业整体新增信贷投放比去年同期高。我们从银行业信贷收支表数据可知，受冲击最大的2月份仍实现信贷新增规模较去年同期增加1350亿；随着3月复工复产，预计1季度新增信贷规模不会弱于去年同期，不少银行新增信贷较去年同期是多增的。银监会公布一季度银行业各项贷款新增近7万亿元，同比多增1.18万亿元。从客户结构看，公司类信贷是主要支撑，对应的行业以公共设施、交运、商务服务等基建领域为主：以一大行为例，1季度新增对公贷款占比新增总贷款在80%左右，基建领域信贷投放占比在50%左右。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增长也不弱，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有所增长。一些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投放则有显著放缓，如住宿餐饮、居民服务、文体娱乐行业等，不过这类企业在银行业整体的信贷占比比较低，不到1个点。零售信贷在1季度仍有冲击，但各类产品影响程度不同：按揭贷款修复较快，尤其是年前项目储备充分的银行，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信用卡、消费贷以及小微贷款规模在1季度则是有所下滑——主要由于部分消费需求不可逆以及中小微企业因经营压力所致、信贷需求减弱。中小企业贷款在3月中小旬恢复明显，预计与复工有关，持续性还需要观察。从信贷投放期限来看，短期贷款为主，预计与企业复工复产短期资金需求增加有关，也与央行3000亿专项再贷款支持匹配。随着后续基建发力，制造业信贷需求持续恢复，预计中长期信贷占比将有所提升。映射到各家银行主体：对公基建项目储备丰厚的银行在1季度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零售端按揭占比较高的银行受到的冲击也会相对较小。未来看，行业信贷投向将继续发力新基建、传统基建；同时加大对医疗卫生、先进制造业等行业的信贷投放以抓住新经济布局的机会。国际影响冲击有不确定性，海外疫情恶化影响我国出口加工企业经营，作为产业链一环的传导加剧了影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海外疫情在2季度没能好转，对中国经济和银行业经营都有会影响；基于国内外复杂的形式，银行业今年的信贷投向将发生较大的改变：新基建成为重点投放产业，但由于总体空间有限，传统基建将是重要支撑。二、银行角度看经济与资产质量：当前可控，预计下半年缓慢上升；长期对经济有信心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有不确定性，但长期看对中国经济稳健增长仍有信心：国内疫情冲击消费，叠加海外疫情对出口影响，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有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中长期看对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仍有信心。经济的冲击映射到行业的资产质量情况：当前资产质量总体可控，由于行业资产质量有滞后性，预计下半年行业不良缓慢上升。行业维度看，上半年资产质量压力主要来自个人贷款。1、对公端，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行业受疫情直接冲击，但贷款余额很低，下行压力可控。交通运输行业客户基本是龙头客户，资产质量压力比较小。制造业、建筑业、地产业随着企业复工疫情会逐渐缓解。2、零售端，信用卡、消费贷以及小微企业经营贷逾期率在2月份有所上升，3月份开始有环比下降的趋势，预计全年逾期率略有上升态势，总体会保持稳定。3、银行也提示资产质量具有滞后性，未来还是需要观察经济；除非经济压力很大，总体会保持平稳。三、银行对后续相关政策的判断3.1 银行业的让利：幅度是有限的银行业让利实体经济是确定的，贷款利率确定是下行的。但净息差下行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大行预计全年息差下降10bp。1、资产端收益率下行：新增信贷+存量信贷切换LPR+资金市场业务利率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LPR传导下新投放信贷利率下行；银行业推动存量贷款转化为LPR，也面临着客户的重新议价，根据客户议价能力强弱，贷款利率有不同幅度的下行。另外资金市场业务方面，政策取向是流动性合理充裕，预期市场利率总体是波动下行的态势。2、负债端：预计负债成本率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与资产端相比，还是相对刚性的。存款调结构，控制高息存款占比，保证零售和结算性存款占比；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等基本面情况，存款基准利率有适度调整的可能。另外主动负债利率总体也是随资金市场利率下行的趋势。央行对银行政策是“既要又要”（我们的理解）：1、央行一方面希望银行让利实体经济，减缓经济压力。“把更多金融资源转向小微企业，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适当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过高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畅通经济金融良性循环”。2、另一方面，央行又要保持银行利润的稳定，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前提是资本不能有太大压力：央行在4季度货政专栏专门指出，“商业银行利润约17%用于缴纳所得税，23%用于普通股股利分配，剩余的60%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需要有资本金，化解风险也要有资本金，而目前的情况是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少。最终博弈的结果：银行业净息差有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幅度会比较缓慢。3.2 政策要求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2020年大行发挥“头雁”作用，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预计上半年净投放规模在4000亿左右。2019年12月国常会提出2020年目标，5家国有大型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20%，目标低于19年30%的增速要求；而随着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2月国常会新提出大行上半年小微信贷同比增速不低于30%，结合银监会、五大行半年报披露的数据，预计2020年上半年五大行普惠小微信贷净增规模在4000亿左右。另政策性银行将增加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以优惠利率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2019年大行小微资产质量良好：几家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基本低于对公整体不良率，部分银行实现不良率下降甚至不良双降。3.3 房地产政策：保持定力，未来相机抉择地产政策保持定力，在融资政策方面，多家大行均表示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1、限额管理不变，贷款增量计划中采取总量控制，地产开发和按揭总量控制。2、地产开发名单制，根据开发商的情况，包括区域的财力、客群情况，制定了不同的住房信贷政策，实施分类调控。3、以支持刚需为主，重点支持首套房的政策，改善二手房政策；重点支持普通住宅开发建设，重点支持一线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为代表的核心城市的刚需区。地产政策托而不举，未来看经济情况相机抉择（我们的理解）：能感受到房地产政策的定力更强，通过跟踪地产的融资政策，能明显感觉到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央明确防止住房不炒，但地方政府在试探性的放松，因此地方一些金融机构感到涉房贷款的监管有所放松，但不能松的过快。因此最后房地产市场可能是一个托而不举的状态，房地产不刺激但是会托底，具体还要看未来经济形式。四、银行的资负配置策略及经营转型4.1 资负配置策略4.1.1 资产端：提高贷款和债券投资的占比信贷资产：抓住新基建和消费升级机会，注重久期管理。1、在5G数据、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在线消费等领域，寻找新的业务机会。2、抓住疫情后消费反弹的机会，保持按揭稳定增长。3、期限结构上加大对中长期融资和项目贷款的投放，拉长久期，提前锁定收益。债券投资：1、以地方债为主。对地方债的配置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银行经营而言是收益率相对较高且风险相对可控的较好的资产，地方债一般比同期限国债高20-40bp左右。2、配置策略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节奏仍然会是影响债市走势的最重要因素，今年宽松基调不变，全年定向降准仍有空间，后续存贷款基准利率也有下调可能。4.1.2 负债端：成本相对刚性，夯实客户基础是核心存款：加大对结算性存款、低成本存款的吸收，优化产品结构，限制对长久期，高上浮的产品的吸取力度；主要通过场景建设，以客户全量金融资产为抓手，提高客户资金的沉淀。主动负债：优化负债结构，加大市场化主动负债的力度。从市场的情况来看，逐步建立大负债的管理机制，在稳定核心存款组织能力的同时，不断根据市场的变化，加大主动负债的力度，优化负债结构。4.2 银行业的经营转型零售信贷仍是重要方向：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转向内需主导，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发凸显，消费等零售信贷的长期前景更加广阔。加大发展和资本市场业务相关的中间业务：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良好，中国资产也受到国际人士的肯定和评价，预计人民币资产会成为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加快数字化生态圈是转型力度：短期来看，疫情不仅对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造成较大冲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人客户的中长期消费形态，并部分的改变银行与客户的交互方式，无接触服务将成为客户服务方式改变的主要方向。通过重点场景生态建设，持续打造数字化场景应用，加快产品和服务标准化的嵌出，实现金融与消费的无缝对接，摆脱金融仅仅作为工具的属性，零售端渗透入客户的衣食住行；对公端通过产业链重塑专业化服务体系。风险提示：经济下滑超预期，海外疫情冲击超预期。中泰银行团队戴志锋 CFA 中泰金融组负责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约研究员，获2018-2019年新财富银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二名、2018年水晶球银行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公募）、2018年保险资管最受欢迎银行分析师第一名。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海通证券和东吴证券等，连续五年入围新财富银行业最佳分析师。中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邓美君 银行业分析师，南开大学本科、上海交通大学硕士，2017年加入中泰证券研究所。贾靖 银行业研究助理，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硕士，2018年加入中泰证券研究所。
格上研究中心董海博张婷 近期海外疫情仍在扩散，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大规模放水以及大力度财政刺激政策，在美联储无限量QE之后，叠加近期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相继单日新增确诊见顶回落，全球资本市场开启了反弹模式。近期，可以感受到我国的政策节奏也有明显加快，货币携手财政齐发力。那么，近期高层的经济目标、政策导向到底如何呢？面对经济压力如何发力？对资本市场又会有哪些影响？ 格上研究中心为您梳理了近期的政策变化，帮助您更好的了解政策方向，把握市场走向。 一、从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看政策导向 受疫情影响目前两会尚未召开，而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作为高层发布经济目标和政策导向的重磅会议。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主要有以下亮点： 1）主要矛盾已经从控制本土疫情变成了应对全球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高层认为疫情的全球蔓延会使得全球经济遭受到严重冲击，而我国面临产业链恢复的考验。从疫情来看，我国不仅要内防反弹，还要外防输入。 2）会议强调了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从目前经济数据来看，一季度GDP大概率是负增速，二季度全球疫情扩散也会对出口以及产业链造成影响，实现经济目标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我国现在仍不轻言放弃，要努力完成。 这意味着我们会采用货币、财政刺激政策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房地产不能倚靠的前提下，基建投资势必成为非常有效的抓手。 3）货币财政政策有效发力。会议再次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货币政策，强调两点，第一，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意味着宽松的方向依旧，利率要继续下行；第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精准金融，这意味着不过度放水，而是要把水引到真正缺钱的中小民营企业手中，把传导的通道疏通。 财政政策，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这次发行特别国债明确提出了，而提高赤字率和增加专项债早就已经在进行。 具体内容见下表： 二、近期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加大 1）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3月30日，央行开展500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较上次下行20bps。这次直接降低20BP，幅度较大，具有标志性意义，新一轮降息在路上了。而利率会按照逆回购利率--MLF--LPR路径进行传导，预计4月份MLF、LPR利率会跟随调降，这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继续下行。 2）2次定向降准，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流动性需求 今年以来，央行已经下达三次降准政策，分别是1月1日全面降准、3月16日普惠定向降准和4月3日对中小银行的定向降准操作。 3月16日，央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在此之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支持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以上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4月3日，央行宣布：分别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 整体来看，当前央行降准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全面降准，还进行了定向降准，而定向降准的对象是股份制银行以及中小银行，这些银行的客户更多是中小民营企业，现在最缺钱的也是这些群体，进行定向纾困，能够促使流动性向受冲击严重的中小企业定向传导。 3）超额准备金利率大幅下调 央行宣布，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自08年时隔12年后再次调整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除了法定准备金之外，央行银行放在央行的钱，央行会对这部分钱付利息，降低这一利率，就是降低了银行能取得的利息，促使银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钱放给实体企业，而不是放在央行账户上。0.35%的利率水平已经与目前的活期存款基准利率相等，颇有一步到位的感觉。 4）目前银行间流动性到底多宽裕？ 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充裕，但经济短期压力较大，中小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弱，银行存在惜贷现象，很多资金堆积在了银行体系内部，下图表示的是央行进行利率调节的走廊，现在衡量银行间利率水平的R001和DR001已经逼近0.72%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未降低之前)，说明的流动性是极度宽裕的，银行体系不缺钱，国企和大型企业也不缺钱，缺钱的是中小民营企业，因此，如何将水引到这些中小企业手中，是央行重点解决的问题。 数据来源：Wind 货币政策小结： 1）央行采取多频次、小步调、精准式宽松模式。在全球央行大幅放水的背景下，美联储一步到0利率，而我国央行保持定力，既不大水漫灌，但也要在满足经济需求的层面上，适度宽松，根据复工复产情况，合理安排宽松的节奏，同时对融资难的中小企业采取定向支持，精准滴灌，稳住民企现金流，从而稳住就业； 2）未来降准降息仍会继续，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望下行至2.3%。二季度经济将开启全面复工，需要的资金量也会增大，上半年经济处于压力较大的阶段，更多的宽松力度会集中在上半年进行。很多人担心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行空间有限，但目前来看货币政策宽松方向未变，仍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空间。 数据来源：wind 3）宽松节奏利好股市以及债市。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有继续下行的空间，这就意味着债市仍具备确定性的机会，利率债以及中高等级信用债性价比更高。对A股市场而言，无风险收益率下行有利于估值提升，目前的主要矛盾聚焦在盈利端，海外疫情的持续时间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疫情对国内企业的盈利影响等等，政策对冲短期经济压力，短期A股大概率呈现下跌有底，上涨有顶的局势，拉长1-2年性价比极高。 三、财政政策加大专项债发行力度 1）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增加 发行额度情况：截至3月底今年新增地方债15424亿元，同比增速15%，已完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18480亿元）的83.5%，3月31日国常会表示将再次下达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并争取二季度发行完毕。在专项债加快发行的背景下，全年规模已超此前预期，可能达到3.5万亿元甚至更高。 专项债用途：近期监管部门下发要求，再次明确房住不炒，明确2020全年专项债不得用于土地储备、棚改等与房地产相关领域，这使专项债得以更精准地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 2）地方政府持续推进基建项目 据统计，全国已有24个省市公布了未来重点项目的投资规划，总投资金额达48.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接近8万亿元，对基建投资的带动可达到10%左右。 新老基建投资协同发力，一方面能够有效刺激需求，对冲疫情抑制消费带来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打好基础，铺平道路，有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 3）国家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截至目前，针对抗击疫情、鼓励复工复产，国家已经推出了四批税收优惠政策。 第一批：政策聚焦疫情防控工作，保障物资生产运输，支持重点地区抗疫救灾工作。 第二批：政策聚焦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第三批：政策聚焦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免征或者降低增值税，减免社保缴费，鼓励各地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方式。 第四批：政策聚焦稳外贸稳外资，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简化出口退税申报办理等方式。 整体来看，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这些群体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的客户，这时候缺少的并不是贷款，而是现金流。财政政策的效果更好，依靠财政直接补贴、转移支付或退税这样的措施，能够起到“输血”作用。 4）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 财政赤字率今年大概率破3%。财政赤字率目标自有统计数据以来，就没有高于3%的情况出现，但今年受疫情影响，两会上估计会明确提出赤字率破3，一方面减税降费降低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加大基建投资，使得财政收支缺口加大，提高赤字率，能够降低基建投资对其他财政支出的挤出作用。 特别国债预进行发行。特别国债此前只发行过两次，分别是98年危机时发行2700亿元用于补充四大商业银行资本金，07年发行15500亿元用于购买外汇资产和形成中投公司股权。就目前状况来看，特别国债主要有两种可能用途：可能会用于基建投资或用于成立产业基金，支持相关行业发展。 财政政策小结： 1）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力度不断强化，基建是关键抓手。从收入端来看，今年以来，中央继续推进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和人民生产生活负担，为内需恢复创造条件。从支出来看，可以看到中央下定决心，不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而是更加重视基建，接下来，也将持续扩大基建投资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创造有效需求，从而用新增内需抵消疫情带来的外需不足。 2）2020财政政策力度将显著大于2019年。增发地方债、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还在路上，将会继续支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各项调控措施。通过这一系列组合拳，中央政府向市场释放除了积极明确的信号，巩固和提振市场信心，切实有利于企业盈利回升。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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