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上午，首场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和解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关于全会精神、规划《建议》和大家关心的问题，1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释放大量信息，一起来看。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规划《建议》起草组组长 规划《建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建议，成立了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同志担任副组长。7个月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起草组会议，研究审议规划《建议》稿的总体框架、基本思路、指导原则和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很多重要的批示指示，为规划《建议》稿的起草把握大方向、确定大思路、提出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多次到地方和基层深入调研，亲自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多次亲自修改审定文件稿，进行战略谋划，倾注了大量心血，确保了规划《建议》稿的起草得以高质量完成。 规划《建议》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 规划《建议》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特别是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主攻方向和重要着力点。 网上征求意见，在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历史上是第一次 8月16日至29日，“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网上征求意见，这在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历史上是第一次。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网上留言有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了1000多条意见建议。 规划《建议》核心要义体现在三个“新” 简而言之，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体现在三个“新”上，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五中全会在《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这是我们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布局。 不会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 科技自立自强与我们一直强调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也是一脉相承的，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中国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封闭式的创新，今后也不会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面向未来，中国扩大科技开放合作的步伐将会越迈越大。 提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 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实践运用。这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 新发展格局强调的不是国内经济的单循环 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国内经济的单循环。国内循环也是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不是说层层要搞省内循环、市内循环、县内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地位的下降 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地位的下降。相反，展望未来，我国外贸进口和出口、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规模将会持续地扩大，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持续地提升，这也是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 中美彻底“脱钩”根本不现实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间的经济联系是由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所决定的，彻底“脱钩”根本不现实，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没有好处。其实，真正想脱钩的少而又少，真心要合作的多而又多。 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 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当然我们要办的事很多，千头万绪，有三件事情特别重要，就是改革、开放、创新。 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 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要破解许多难题，会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越是这样，就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指引方向的指南针、凝心聚力的主心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就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五中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道理就在这里。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DF537)
年初疫情暴发至今，全国经济从暂停、重启逐月走向稳步恢复。截至11月1日，全国31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6省市GDP累计增速逐步摆脱负增长区间。前三季度中，GDP总量前十位的省市大局未改，湖北仍在加速恢复，超越安徽成为全国第九。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背后，各地仍在按部就班复工复产复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3.6%，沪京两地居民“吸金”能力最强，但全国经营净收入仍需减税降费等政策加持。在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下，全国大多地区财政收入压力犹存，不过业内认为，随着四季度全国经济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巩固，主体税种增幅有望继续回升，财政收入累计降幅将逐步收窄。 湖北GDP加速修复 全国各省市经济仍在继续修复，相较今年上半年，GDP总量位居全国前十位省市排名相对稳定。其中，广东、江苏GDP总量以78397.07亿元、73808.8亿元越过“7万亿”关口，山东以52186.01亿元位列全国第三。 同期，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南地区GDP总量紧随其后，分别达到45826亿元、39876.71亿元、34905亿元、31331.55亿元和29780.59亿元。值得一提的是，经历过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湖北省经济已在加速修复。 从数据来看，前三季度湖北GDP总量挤进全国前十并超越安徽，前述两省GDP总量分别为29779.42亿元和27668.1亿元。湖北省统计局总统计师叶福生在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环境，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推动经济发展从一季度“按下暂停”到二季度“重启恢复”再到三季度“稳步恢复”，全省经济持续复苏向好，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截至三季度末，拉动湖北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持续释放潜能。主要表现为，投资动力增强，9月净增投资增长10.8%，已连续3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社零降幅连续8月持续收窄，外贸增长也好于预期。期间，全省新旧动能“换锚”力度不减。三季度以来，当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均超两位数，9月增速为13.6%。 “近年来，即便在非疫情期，西藏GDP增速也是领先全国的。一方面，该地区经济基数较低，增长较快；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政策和资金投入也在持续显效，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较明显；此外，当地经济受到疫情冲击较小，前述因素综合推升了其GDP增速。”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指出。 而对于内蒙古、辽宁等GDP增长为负的北方城市，应习文认为，内蒙古鉴于边境线较长，其经济受到疫情冲击较大；而对于辽宁等北方城市而言，虽然在疫情期受到干扰相对较小，但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力度相对有限，一定程度掣肘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 居民工资性收入增3.6% 从当前数据来看，虽然上海GDP增速回正仍待时日，但当地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依然以54126元领先全国，北京则以51772元位列第二，这也是前三季度中居民人均收入破5万元大关的两座城市。 除京沪两地外，在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排行前十的城市中还包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和辽宁，分别为40121元、34469元、32667元、32034元、28771元、24920元和24640元，重庆超越内蒙古跻身全国前十位，达到23539元。 对于居民增收而言，作为“六稳”目标之首的“稳就业”是强支撑。从收入来源看，日前国家统计局披露，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3486元，以56.7%的占比成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主力”，同比增速达3.6%。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稳定提升，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达15.5%的人均经营净收入为3680元，相比上半年数据，降幅虽已收窄3.1个百分点，其增速仍以-2%位于负区间，企业经营仍待继续修复。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方晓丹表示，经营净收入降幅收窄主要借力各地加快落实保市场主体的各项政策，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等，帮扶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同时，由于全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多项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涨幅较上半年继续扩大。 五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正 由于疫情冲击，年内全国财政政策力度前所未有，财政部等部门已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日前，在2020年全国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据税政司副司长陈东浩介绍，今年前8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18772.86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降费11711.34亿元，对纾解企业困难、稳定市场主体、支持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年初疫情余波未消叠加加速落地的减税降费措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仍大。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前公示了财政收入情况的地区中，广东、江苏、浙江、云南和河南五地前三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实现转正，分别达到0.14%、1%、1.7%、1.6%和1.9%。 不论是对作为全国财政第一大省的广东，还是对浙江、云南和河南而言，此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累计增速均为年内首次转入正区间；作为财政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二的江苏则先行一步，在前8月0.2%的基础上，增速再扩大0.8个百分点。 据招商证券统计，截至10月30日，2020年专项债将累计发行35610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94.96%；在转移支付方面，今年6月9日国常会曾提出，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共2万亿元资金通过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等方式，第一时间全部下达市县。 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京春认为，资金使用效果与群体范畴精准锁定、避免设租寻租、均等化保障水平、科学化保障路径等密切相关，应当在资金落到实处保障企业基本生存的同时，加入关系中长期发展的措施，建议考虑发挥信息要素的作用，实现多部门融合联动。
夏季全球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居高不下，让关于高温可能杀死病毒的期待落空。而9、10月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大幅跃升，10月下旬更是每日新增四五十万例，已远超过第一波疫情时不到十万例的峰值，让秋冬季病毒可能二次传播的预言成真。对我国来讲，好消息是，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虽大幅提高但致死率下降，国内（不含港澳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较少且大都属于境外输入，同时4月中旬以来再无死亡病例；坏消息是，全球疫情第二波可能给我国带来一系列心理和实质冲击，影响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和金融平稳运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疫情第二波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 影响家庭和企业信心。尽管因国情不同，各国政府对于疫情认知和防控措施的立场大相径庭，各国内部社会分歧也较大。但是，与没有疫情的基准情形相比，在疫苗普及之前，疫情持续蔓延肯定会让部分人产生病毒恐惧，减少甚至不敢出门工作和消费。美国每周ABC新闻消费信心指数显示，到10月25日这周，该指数较9月20日那周总体回落，累计回落了7%。由于复苏前景不明和现金流短缺等原因，企业也会减少资本支出。10月份，主要发达经济体的ZEW经济景气指数均较9月份出现了较多的回落。 触发经济重新封锁。如这次疫情传播，欧洲成为震中。针对第二波疫情的来势汹汹，欧洲多国都在采取宵禁、远程办公、禁止串门等各种方式阻止病毒传播。10月28日，德国、法国、英国已先后宣布全国性禁足措施，虽然较上一次封锁要求稍显宽松，但对正常生产经营和社交活动仍有一定影响。而且，由于封锁措施不够坚决，不排除持续时间延长甚至未来会有反复。新的经济封锁将影响欧洲经济重启，加大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10月29日欧央行议息会议明确表示，近期经济前景明显恶化，如有必要将适当调整所有工具。10月份，欧元区服务业PMI指数和Markit综合PMI指数再次双双跌到荣枯线以下。 加大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次预警，美股飙升与经济形势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旦投资者意识到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进程不如预期，很可能触发投资者集中甩卖风险资产。在国内疫情反弹和财政刺激难产情况下，到10月30日，美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在9月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均回调了8%左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2月初的历史高点回调了10%。 其实，疫情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侵蚀远不止于此。IMF最近还警告称，长期的经济衰退或政策失误可能增加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如果经济持续低迷，一些地区的银行体系可能出现资本短缺、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负担不断增加。如果资产管理公司在另一轮市场低迷中面临着重大亏损，它们可能会被迫“贱卖”，这可能通过与传统银行之间的联系蔓延到银行体系。如果衰退持续下去，已经背负了很高债务的企业可能要开始面临偿付能力问题，其中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封锁影响的行业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冲击。 新兴市场经济韧性再度面临考验。2008年危机爆发后，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新兴市场普遍面临热钱流入、本币升值压力。然而，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尚未发生此种情形。从美联储编制的对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名义美元指数看，截至10月23日，较去年底上涨了3%以上，显示今年新兴经济体总体仍面临资本外流压力。 其原因是，早在疫情暴发前，土耳其、南非、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印度等不少大型新兴经济体就已深陷困境。过去两年，巴西、土耳其和阿根廷货币对美元汇率均跌了40%~80%。在这次疫情扩散过程中，前述不少新兴经济体又成为疫情重灾区。全球经济衰退和人员流动停滞本就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创汇能力，汇率贬值、资本外流压力又进一步制约了其财政货币政策对冲空间，进而放大了疫情对当地经济金融的冲击。IMF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今年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分别衰退10.3%、5.8%、8.0%和4.1%，除俄罗斯外，其他金砖三国降幅均高出全球衰退4.4%的水平。 第二波疫情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影响 海外疫情蔓延将加大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虽然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但只要海外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我国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就不可能结束。第三季度，我国经济持续扩张，第一、二产业已基本恢复正常，GDP季度同比实际增速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但第三产业GDP增速仍低于去年同期。从行业分类看，当季，“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GDP依然同比负增长，而“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他服务行业”的同比增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反映了疫情防控工作对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复工复产的影响。海外疫情蔓延，会因为国际经贸交往和人员往来停滞，以及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继续抑制相关行业和消费复苏，影响居民就业。 海外经济重启受阻对我国外贸影响有利有弊。从有利的方面讲，国内疫情防控有效，有助于进一步展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继续巩固全球市场份额，发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不利的方面讲，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放缓，整体外需市场趋于疲软，有可能抑制我国外贸进出口活动。截至10月30日，波罗的海航运指数较前期高点回落了39%，或反映了近期海外疫情大幅反弹、国际经贸活动再度趋缓的迹象。与此同时，如果海外进口商出现偿付困难，有可能加大我国企业出口收款风险；如果出现海外关键零部件或原材料断供，还可能阻碍国内相关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 海外金融动荡加剧对我国金融运行也是有利有弊。从有利的方面讲，有可能进一步凸显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领先优势，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推动中国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成为全球避风港。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美元计价）同比下降49%，我国仅下降4%且自4月份起逆流而上，恢复同比正增长，这证伪了疫情暴发以后“去中国化”的判断。 从不利的方面来讲，随着国内扩大金融开放，境内外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金融动荡有可能向境内传染，加大国内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并造成跨境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大起大落。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与此相关的汇率超调、资产泡沫、货币错配、信贷膨胀、通货膨胀和资本流向逆转等风险。 此外，在海外疫情失控、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有可能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和经贸紧张局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国有可能会被有所针对，如被甩锅或被追责，非经济因素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冲击有可能加大。 早在4月初，中央就做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的重要判断和部署。因此，面对前述预料之中的挑战，我们应该有处变不惊的定力和勇气。 建议疫情应对下半场，我们应该注意把握好以下问题：一是鉴于内外部的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巩固和夯实经济复苏的势头。特别是对于受疫情持续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和家庭，要加大政策帮扶力度。同时，注意加强预期引导、稳定市场信心。 二是疫情发展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步推动扩大高水平、制度型金融双向开放，既要避免错失良机，也要避免操之过急。 三是从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有备无患。 四是坚持低调务实，少说多做，做好自己的事情，讲好中国的故事，促进国际抗疫合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商家又回来了！市场监管总局10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日均新设市场主体6.7万户，日均净增3.9万户；日均新设企业2.2万户，日均净增1.2万户。 记者注意到，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日均新设企业为1.99万户。也就是说，虽然有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我国日均新设企业的数量同比依然增加了2100户。 企业被称为国民经济的“细胞”。新设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且结构不断优化，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实现“细胞”级别的底层修复。 “市场主体回暖的情况超过预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这说明近几年深化“放管服”的一系列改革，包括疫情期间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支持复工复产的措施起到了保市场主体的作用，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经济整体回暖是基础 “市场主体的回暖是经济回暖的微观体现。”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胡麒牧认为，最近披露的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达到了4.9%，从前三季度的趋势来看，我国经济在一季度触底后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趋势。经济整体回暖，是市场主体数量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 胡麒牧表示，成绩首先得益于国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防控，为全面复工复产和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避免了复工时好时坏、疫情不断反复的情况出现。其次，我国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各种经济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指明了方向。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功不可没。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运用让一些产品和服务突破了时空限制，让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中小微企业依然可以实现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平台化”“共享化”等特征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了微观主体的活力。 系列改革激发活力 盘和林表示，疫情后我国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市场主体回暖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比如，今年2月，在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支持复工复产十条》，进一步压减登记注册环节、时间和成本，对生产防疫用品的企业登记注册实行特事特办；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及时调整经营范围标准。 又比如，财政部、人社部等多个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全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共减免9107亿元，缓缴616亿元，降低费率减收2322亿元，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850亿元，支出就业补贴638亿元，累计让企业直接受益超过1.3万亿元。 一系列改革举措扎实推进，极大激发了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1845.0万户，同比增长3.3%，较前8个月0.7%的增速提升2.6个百分点。其中，新设企业589.8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1242.6万户，新设农民专业合作社12.6万户。截至9月末，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1.34亿户，较去年底增长9.0%。 消费稳了 创新强了 “从新设市场主体的类型来看，个体工商户的新增数量最多，而个体工商户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小，属于小微企业；二是多为与居民消费相关的行业，比如餐饮、社区小店、网店等。”胡麒牧认为，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起到明显作用，经济循环的末梢在逐步恢复；另一方面说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必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疫情以来，一些新兴产业逆势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企业增长显著。高技术服务业中的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幅较大，分别达45.0%、30.0%、15.5%。高新技术企业的增长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明显，创新驱动增长能力在不断增强。 今年新设企业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也发生转变。前9个月，一二三产业新设企业同比分别增长35.8%、13.5%和5.7%。胡麒牧分析，第一产业增速远高于二三产业，这反映出了两个事实，一是我们的扶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贫困户有了造血功能；二是电商扶贫、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帮助农户能够直接连接到消费终端。 虽然市场主体回暖趋势明显，但盘和林提醒，目前阻碍企业发展的制度性成本依然较高，住宿和餐饮业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还需要持续精准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颖)
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加大依靠“内循环”，因为有些国家并不具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能是当前中国抗击疫情冲击的可行之策，长远来看也有望提振生产率并提升增长潜力。该发展战略旨在减少中国对部分关键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依赖，并降低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外需的依赖度。“双循环”既是应对疫情冲击的短期策略，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仍属中等收入国家，“双循环”战略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经之路。 要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行动比想法更重要 中国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但中央认识到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会给中国带来风险，因此提出了“双循环”概念。我们研究团队认为，“双循环”战略有三大实现路径：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资金投入、降低对食品和能源的进口依赖、减缓对海外贷款和投资。 “双循环”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选择 我们认为“双循环”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特别是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进入需要将需求端重点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供给端重点放在攀登价值链高点的阶段。此外，“双循环”本身可助力中国在避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经济体。 “双循环”经济学：中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加大依靠“内循环”，因为有些国家并不具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是指，特定产品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增加到一定阈值后下降。范围经济是指，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简单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意味着经济体的体量至关重要。 得益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强大的社会管控力，中国在此次疫情期间表现优异。高储蓄率为国内市场的投资需求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由于疫情长期存在，中国也（相对）受益，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凭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可以更多依靠“内循环”。同时，强大的社会管控力让中国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成功遏制疫情，并成为海外个人防护设备和居家办公产品需求的主要供应商。 “双循环”的需求端 需求端方面，鉴于2019 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3.6%跃升至16.4%，未来中国出口持续高增长的空间有限。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体制改革得以迅速提高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经过多年的开拓，且随着剩余劳动力减少、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导致国内工资水平稳步提高，中国想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份额的难度与日俱增。据我们估计，2002~2010年期间中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速为21.9%，远高于中国以外地区的GDP 增速（7.2%）。相比之下，2011~2019 年期间中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速降至5.2%，仅比中国以外地区GDP 增速（2.2%）高出3个百分点。 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资金投入 为发展包括芯片制造在内的高端制造业，中国正着力构建一套旨在加大该领域投资力度的方针政策，包括推动股票市场改革以推动资金流向高端制造业，以及直接加大中央财政补贴力度。高层也有意控制市场利率水平来扶持制造业。 降低对食品和能源的进口依赖 中国进口食品占整体食品消费比重达到近20%。为减少对食品的进口依赖，中国需要强化耕地保护，因此在制定城市化战略时或倾向于发展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为削减能源进口，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未来几年中国有望进一步加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双循环”的优势、挑战与风险 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向高端制造业可以提振生产率、优化长期资本回报率并提高增长潜力。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许多产品都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此外，“双循环”战略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以扩大内需并促进投资。从中期来看，我们认为该战略将导致国内债券收益率曲线陡峭化，特别是短期债券将表现突出。事实上，近几个月来外资已加快购买中国债券，预计未来几个月这一趋势将延续。 因此，强调自给自足的“双循环”战略能有效帮助中国应对疫情冲击，但也会带来一定挑战。
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我们的各项风险，在这种背景之下首先我简要分析一下全球经济走势，接下来谈一下中国经济第四季度以及明年的走势，以及相应的机会。 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最近美国疫情再度爆发，日增新冠病例超过10万人，今晚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公布，又会引发哪些问题？哪些乱象？我们现在非常担忧，虽然大选即将揭晓，但揭晓之后会不会出现新的动荡？ 总而言之，我们对疫情要充分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全球既没有特效药，新的疫苗效果如何也有待于验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冬天即将来临，使得全球的一些疫情国再度爆发，病毒传播系数R0再度上升，这个既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本身就预料到冬天降临之后疫情会再度爆发，同时又在意料之外。 什么叫意料之外？就欧洲、拉美及印度等诸多国家而言，发现它们的管控能力很差，过去人们引以为豪的那些模式，即小政府、大市场，在疫情之下不堪一击，我们确实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反思。美国从以往来讲，由于经济衰退使得失业率大幅上升，要恢复要很长时间。我认为经济即便复苏也是弱复苏，不可能是“V”型的，更可能是“L”型的走势，所以衰退容易复苏难，美国今后的增长潜能不足，源于过去很多行业研发投入的不足。 根据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速是1.9%，明年要超过8%，美国今年会缩水-4.3%，明年是3%以上正增长。但正的增长的逻辑我们应该要清楚，它实际上是在坑底下往上爬，还没到地面，看上去同比数据是正的增长，实际上它还在地平线以下的水平，所以并不乐观。全球经过来讲中国一枝独秀，其他主要经济体今年是负增长。 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经济这么差，美股为何能创新高呢？尽管最近已经从新高回落了。主要是因为有无限量的Q1量化宽松，又有非常激进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到15%以上，中国今年预算财政赤字率3.6%，跟美国相差巨大。说明我们这轮疫情中并没有用足力气拉经济，但美国、欧盟基本上把能够用的已经用完了，接下来疫情再度爆发，他们能够用的货币工具越来越少，因为已经是零利率和负利率了。 股价的上涨一方面由于疫情使得美国的政府大量财政补贴，补贴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同时消费由于疫情原因又大幅减少，于是居民多出来的钱进入股市；此外，美国经济也是非常分化的，主要的大市值股票都属于科技类、互联网类的，所以疫情对这些巨无霸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比较小，正面效应反过来又是比较大。 股市与经济之间的背离，原因众多，一定要透过它的现象，它的本质原因还是由于经济下行，补贴增加，然后在结构分化的时代，大市值股票有更多的话语权。我估算了一下，今年前三季度纳斯达克涨幅最大的前20个股票贡献了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涨幅的97%，中国的创业板前20个股票贡献了整个创业板指数涨幅的94%，所以当今资本市场是靠少数个股拉动指数增长。 美国经济、欧洲经济走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都是深层次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二战结束到现在为止，全球性的和平已经持续了75年时间，在这75年时间里，游戏规则不变导致结构的分化、扭曲，由此那些深层次问题在外部的体现就是骚乱，就是美国收入差距过大之后底层老百姓对于现实的不满，这个根本原因是长期存在的。有没有解决办法？当然有，但是很难解决，还是要通过改革解决，改革是触动利益的。 美国现在1%的最富阶层拥有全国近40%的财富，10%的富人拥有全国接近70%的财富，这样的现象不仅在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等那些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存在，所以这样的话，就在游戏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分化自然而然会产生。我认为和平就是在既定规则下长期的重复实验，和平游戏规则不变。比如在座的每位都给你100元，假设每个人的口袋里只有这100元，绝对平均分布的，但游戏当中每个人拿出1元来随机给另外的人。这样的游戏持续2万次之后，最终20%的人拥有50%的财富。 所以，即便起点是在同一起跑线的，游戏规则也是完全公平公正的，但是结果还是导致了分化。更何况现实来讲游戏规则是不公平、不透明的，每个人的起点也不一样，自然而然社会财富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改革，但是美国没有时间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就使得全球的矛盾进一步的加大，全球的贫富分化进一步的扩大，结构性问题根深蒂固，社会的阶层固化，收入代际传承的弹性增大。 所以今后经济增长乏力。因为消费的主体是中间社会阶层，中层和高层社会差距在扩大，怎么有能力消费呢？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改革是触动利益的，所以欧洲和西方是处于无解当中，这个是深层次原因。这种深层次原因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步入到低增长的局面，经济速度放缓负增长，甚至衰退，全球政府为了让经济平稳不断加杠杆，政府加杠杆、企业加杠杆、居民加杠杆，整个社会处于风险当中，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在这样的环境下是长期持有的逻辑。短期的东西往往是表象，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市场配置里面避险资产的一个主要工具。 大选对美国经济影响也带来了不确定性，现在到底是拜登上还是特朗普上，马上要见分晓了。但是见了分晓之后又能怎么样？问题还是存在，没有一个党派通过轮流执政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从理性角度来讲，拜登当选可能更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没法解决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所以，全球经济实际上处在一个比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比好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只有稳住，中国在全球的排名就有望提升，从前三季度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一枝独秀，恢复非常好，实现了正增长，但是依然还是有下行的压力。因为毕竟全球的疫情还在蔓延，各个行业的分化还是非常显著，新兴行业、信息服务业、电子、通讯设备增长都比较好，传统行业像有色金属、钢铁和传统服务业表现都比较差。 不少人一直在期望出现新周期，但估计是没什么周期，因为我们过去太多的逆周期政策，使得周期被平滑掉了，随着人口老龄化，全社会杠杆率的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不足。从近期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的话，除了出口是超预期的，投资和消费都是低于预期的，我们本来期望今年有新基建的拉动，但实际上新基建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小的。房地产在7、8月份表现还可以，到了9、10月份，所谓的金九银十阶段，开发投资和销售数据令人失望，说明房地产这驾马车也不能一直用下去，今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会不断加大。 总体来讲，今后政策应该不把经济总量增长当作一个主要目标，现在也提出把高质量增长作为目标，这次五中全会的公报上也没有提出十四五的经济增长目标，所以现在的财政政策，还提出政府部门要紧财政，货币政策方面，易纲行长在前不久也讲了，要让货币政策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回归常态，要让老百姓的钱更加值钱，也就是说，能不放水就不放水，能够在多长时间内不放水就不放水，因为M2已经太大了，超过美国加欧盟之和。今后一旦外循环受阻，我们还是面临通胀的压力，放水过猛后患无穷。 如今，我们不仅要实现十四五目标，还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还有15年时间，要细水长流，不要期望财政政策会非常积极、货币政策会大幅宽松。 总体来讲，GDP增速还是处在长期下行的趋势当中，估计明年一季度达到高点，因为同比会达到高点，但从环比来讲，目前已经有存在增速放缓的迹象。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11年以后经济回落，回落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问题突出，故“五中全会”公报提到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为当前城乡差距、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都是比较明显的，给经济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的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与全球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共性，那就是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存在一定扭曲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倡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 这一轮经济下行开始在2018年，并不是因为疫情导致经济结构下行，在中国经济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已经经历了9年的下行期了，下行过程中自然缺少整体性的趋势向上机会，即大牛市很难出现。我们要把握的是什么机会呢？应该是结构性机会，应该是分化带来的机会，所以这种把希望寄托在经济见底反弹，把希望寄托在疫情过去之后，新一轮上升周期的开始，都是不现实的。我们一定要回到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面临的是什么问题的思考上，疫情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下行的趋势。 当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比烂的时代，中国经济虽然也在下行，但比起美国、欧盟、日本，包括新兴市场当中印度要好了很多，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们管控能力的加大之后可以避免很多风险，使得经济运行在一个安全的区间里面。这是我讲的，对中国经济的判断。 同时来讲，作为大类资产配置来讲这个逻辑应该因时而变，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投资逻辑，有资产配置比例的调整。比如从2000年以来，房地产是中国市民家庭的主要配置资产，配置比例也比较高，这应该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处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到城市。随着城市化水平增速的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存量经济特征是越来越明显，所以我提出来在存量经济主导下的投资应该具备三大特征，对应的是三大思维。 第一，强者恒强，资产配置上要抓大放小，重高端轻低端。过去几年，至少从2018、2019基金公司的产品业绩普遍都跑赢了大盘，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分化的时代我们基金公司注重于价值投资，所配置的资产恰好在理性阶段，而这部分大的资产原先的估值相对便宜，因为交易不活跃，所以它们估值相对低。现在交易越来越活跃了，所以可以享受到流动性溢价，故公募基金业绩好带有普遍性。特殊性的方面，比如华安在众多基金里面的业绩是领先的，说明它还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强者恒强。 第二，此消彼涨，传统的产业在衰弱，新兴的产业在崛起。为什么我们给银行地产股给得那么低，是因为给了科技、互联网、通讯电子这么高的估值包括食品饮料都给那么高的估值，给了周期性的行业这么低的估值，说明现在是此消彼涨的阶段。 第三，优胜劣汰，一定要买好公司。什么叫好公司？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应该买的是未来的好公司，不是现在的好公司，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专业投资者在寻找好公司方面的能力较强，而不是类似个人投资者那样去炒题材、概念，这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很大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短缺经济时代，通胀的特征明显，第二阶段是过剩经济时代，商品价格下跌，资产价格普涨，第三阶段就是现在，即核心资产荒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优质资产的稀缺，PPI在下走。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现在要配置的就是核心资产。我在2018年11月份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来“黄金也是核心资产”，美国现在实物黄金很难买到，因为它毕竟相对稀缺，这是配置核心资产的基本逻辑。 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M2不算大，全社会杠杆率也不高，所以，那个时代优质资产很多，资金相对少，如2006年M2的规模才36万亿元，属于“钱荒”，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次贷危机之后，M2大增，投资高增长，资产规模也大量增加，但资产回报率在下降。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存量经济下的分化特征显现，核心资产的价值提升。如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品牌消费品的生产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专利的高科技企业、互联网垄断性企业等都成为核心资产，值得配置。 大类资产配置来讲，房地产作为传统的配置资产，占居民家庭的资产比例达到60-70%，应该要减持，但是否所有城市或地段的房产都减持？实际上还要看地理位置，如上海中心地段的房子非常稀缺，恐怕不应减持。上海最近这么多的科创板上市，意味着上海又产生了很多富豪，富豪的收入增加对上海的房价又有支持作用；杭州、深圳等也是如此。 以广州、深圳为例，近两年人口的流出量巨大，流入量也巨大，总体来讲还是净流入。实际上是农民工大量流出，高端人更大规模流入，收入高的人进来，收入低的人出去，对房价当然也是有支持的作用。我觉得研究人口流、货币流、货物流、信息流，对投资房地产也是一定的指导意义。从全国来讲，房地产高配置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要配置金融类的资产，黄金也是准金融类的资产。 这些年来，黄金跟白银之间的价差是在扩大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向帝国主义列强赔付的都是白银，因为中国很长时间里，是银本位的货币体系，现在来讲央行储备的是黄金，不是白银，所以白银更具备商品属性，黄金更具备货币属性。研究黄金不仅要研究它避险的功能，还要研究它的投资功能，即它跟其他类的金融资产有它的共性。 在目前的疫情和某些去中国化思潮之下，首先要研究通胀问题，目前大家都讲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在全球如果出现极端情况的下，粮食、能源短缺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呢？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对原油的依赖度73%左右。 第二人民币汇率，人民币的汇率到底怎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来讲它的地位应该是提高的，但是我认为人民币还是不具备长期升值的基础，在当年人民币在预期贬值的时候，央行说“人无贬基”，如今，资本项下还不能自由兑换，M2余额巨大。故我认为汇率基本上在7左右，属于比较均衡的水平，所以，“人无升基”。但是未来全球所持有的人民币比重会上升，故买人民币黄金应该也是个机会，今后中国对黄金的定价权会提高。 我一贯以来强调的观点黄金不仅是避险工具，同时还是投资品。我在2016年的时候写了好几篇文章看好黄金，人家都反驳我，我在微信公众号发了《换美元不如买黄金》，很多人说黄金以后要被比特币取代了，人民币会大幅贬值，所以换美元是应该的。之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论换美元不如买黄金》，大部分读者还是认为我错了。所以要说服别人很难的，唯有未来的价格趋势来证明你到底说对了还是错了。 从历史维度看，在货币持续泛滥的大趋势下，配置黄金还是对的，因为黄金的供给量很小，迄今全球地上、地下的黄金加起来总量只是一个21.3米长、宽、高的立方体，就能把全球的黄金堆在那里了，所以供给量是有限的，而全球发行的货币是无限量的。 布雷森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对黄金大幅贬值，而全球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又大幅贬值。现在格局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将来美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因为改革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然改革很难，还是搞赤字财政、释放无限量的流动性。当然拜登上来可能会好一点，有助于美元走强，但因为每个总统上来会选择可行性强的路，或者只剩下几条路可以走。故今后放水还是大概率事件，这有利于黄金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 美国从1971年至今黄金的涨幅超过股票，当然股票的分红没有算上，如果算上股票还是第一，但至少黄金的涨幅远远跑赢房地产，房地产的涨幅远远跑赢通胀，最惨的就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所以持有纸币的风险是最大的，因为收入的增长很慢，还是要把它配置出去。 但是我们不能看现在表象，现在美国股票涨的时候，黄金也涨，美国股票跌了黄金也跌，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当前这个阶段更加体现出黄金的投资属性，如果不发生危机，则黄金还没有体现出避险属性。如果把历史拉长之后，黄金与货币泛滥的相关性会更大，所以我们的目光不要太短浅了。比如，2016年下半年我一直在鼓吹买黄金的时候，黄金非但没有涨反而下跌，到2017年也没涨，一直到2018年10月份才开始上涨，所以作为资产配置逻辑，不要在乎今天的涨跌，大类资产配置通常要看得更加长远。 我作为一个研究宏观的人来研究一个具体的商品肯定是不专业的，所以我的报告只是抛砖引玉，后面有更加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报告。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华安基金论道黄金2020资产配置高端峰会的演讲整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8人，候补中央委员16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沉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全会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这就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这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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