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来，美元指数大幅下跌，人民币相对美元明显升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5月底的7.17持续升值到目前的6.83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兑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在近期有所升值。在此背景下，各大券商都在下调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中枢值，认为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已经打开，但也有市场观点认为应谨慎断言人民币就此进入升值周期。未来人民币的走势存在市场分歧。6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尽管人民币在近期出现了对于国际主要货币的升值，但市场普遍认为，6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是美元贬值，即美元指数的下降。虽说美元指数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美元指数衡量的是美元兑六种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数，美元指数的篮子中并不包含人民币），人民币近期的升值，主要还是针对美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后有着一系列的经济逻辑。为此，我们来简单阐述一下汇率变化的理论。一国货币汇率的决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汇率的理论也比较多，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等，分别简单对应了一国的物价水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平衡、利率水平。一般而言，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主要有3个：物价、经济增长、利率。此外，汇率预期、贸易和资本项目管制、央行直接干预等因素也能够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不难发现，以上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归结为通过影响国际收支情况，进而影响外汇供求来影响汇率。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基本面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当一个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经济高速增长时，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导致出口竞争力提升，将导致本币供不应求，本币升值；健康的增长若配合温和通胀，往往本币也会在长期中升值；高增长也往往对应着高利率水平，也会导致本币升值。同时，这些因素影响汇率的时间长度也是不同的。简单而言，人民币汇率长期看经济基本面（经济增长和物价），中期看资本流动（利率和资本项目管制），中短期看贸易形势，超短期看市场情绪、预期、风险等扰动因素。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套用以上各个因素来解释6月以来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由于我们分析的是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中短期走势，可以暂且只看短期因素：利率、资本项目情况、贸易形势、市场情绪和预期等，并用长期因素来预测未来的汇率长期走势。1、两国利率差别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增速保持较高增长差，中国国内利率显著高于全球利率的前提下，中国迎来持续的资本流入，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例如，当前中国利率水平显著高于美国。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来看，中美利差5月以来开始扩大，至今达到了2.4个百分点，支撑了6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2、资本项目利率导致资本流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同样吸引外资持续流入。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4.9%。这是自大萧条以来，IMF最悲观的预测。同时，IMF强调，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欧元区是下调幅度最大的地区，美国经济也将萎缩8%。而中国是今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中国2020年以来的实际使用外资增速显著高于去年同期。实体经济以外，中国资本市场也成为全球资金避风港，今年1-6月，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1182亿元，同比增加约23%。不仅是股市，在债券市场，外资也连续18个月增持，并创下多项历史记录。资本流入使得人民币兑换需求增加，人民币升值。3、贸易形势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出口增加叠加进口收缩，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反而增加了。今年前8个月，中国出口11.05万亿元，增长0.8%；进口9万亿元，下降2.3%；贸易顺差2.05万亿元，增加17.2%。全球疫情之下，中国的供给优势已经被全球所见。4、预期与干预外汇市场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市场主体容易受到非理性预期的影响，忽视宏观经济等基本面对汇率的决定性作用，放大单边市场预期并自我强化，增大市场汇率超调的风险。而同时，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明确包括了汇率稳定，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波动是“法定”的任务。2017年5月人民银行在美国兑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以减缓这种预期的自我强化现象，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有了一定的控制。本轮美元贬值过程中，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便小于美元贬值幅度（这也是一部分观点认为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的原因，因为人民币升值幅度尚未完全反映市场预期）。美元自7月份进入缓慢贬值区间，而人民币则继续稳步升值。以上4个因素主导了近期人民币的升值。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分析还是局限于中短期，同样的因素很可能会在更长期中完全反转，成为人民币贬值的主导因素。短期人民币汇率展望我们首先看以上中短期因素是否有可能在未来产生反转。1、利率日前美联储再度表态坚持长期低利率，市场解读美联储对通胀的容忍度在上升，2022年之前美国政策利率水平大概率维持目前的零利率水平。反观中国，货币政策将更强调结构性和跨周期调节，政策利率下滑的概率较低。综合来看，中美利差看起来还会持续下去。2、资本项目由于资本流动与汇率的变动方向相同，互相强化，并且流动较快，因此预测难度较大，同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很强的套利性质，在内外条件发生变化之后，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将会频繁变动，就像2019年中美贸易形势恶化时，外资净流入速度便大幅下降了。预计未来，资本的跨境流动依然保持进出较为频繁的态势，人民币汇率也会因此呈现双向波动的倾向。3、贸易形势当前海外市场需求恢复、供给却不足，这给了中国出口的空间。未来，随着海外经济重启延续，供给能力回升，可能会对中国出口持续增长造成一定压力。另外，11月美国大选之前，美国在经贸领域维护确定性的动力较强，因此对美贸易的波动会较小，大概率能够实现同比零增长或略增长的水平，但大选之后可能会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甚至不排除形势转为恶化的可能。综合来看，中国贸易形势在未来几个月内依然良好，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明显冲击。4、预期与干预由于疫情、全球经济复苏、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当前市场并未形成人民币升值的一致预期，因此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概率很低。市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对美国的贸易挑战，人民币或明或暗地成为了一大利器，即通过不同程度的贬值或升值来对冲美国对华关税的调整。中美贸易谈判谈妥了，人民币汇率就是6.7；谈得一般，汇率就是7.0；谈崩了，汇率很可能变成7.5，人民币越来越成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的掣肘。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趋势是明确的，过多的干预可能会造成汇率价格信号扭曲，产生不必要的效率损失。内循环本质上也要求提高对汇率市场波动的容忍度，央行既不会，也没有必要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的空间，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以上4个因素看，短期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和不确定性并存。但市场对未来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近期逐渐加强，在人民币即期汇率持续飙升的情况下，NDF（Non-deliverable Forwards，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隐含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预期（衡量美元兑人民币1年期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的差别）却在持续提高，市场普遍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形势存在较大担忧。另外，美元具有逆周期性和避险属性，即全球经济好转，美元走弱，全球经济衰退，美元可能走强。背后的逻辑也是资本流动，当全球经济复苏时，资本从美国流入新兴市场国家，以获得更高收益率，美元贬值；经济衰退时，资本流回美国，美元升值。投资者显然已经忘了3月份全球陷入流动性，连黄金价格都在下跌，全球唯一美元这个资产在上涨。长期人民币汇率展望长期中，人民币汇率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或者说基本面。我们面对疫情“先进先出”，成为全球第一实现经济明显复苏的国家，也可能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相对高的长期增长收益、对应的相对高利率以及稳健的营商环境等因素，都会吸引全球资金兑换人民币，以分享中国增长的红利，人民币长期中升值的趋势是比较确定的。反观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对美元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要从不同时期维度上看：中期看，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前景如何？长期看，美国制造业的回流、脱虚向实能否成功？目前看来，疫情反复和国内的社会矛盾都在牵制其复苏的节奏，而长期看，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也面临着重重阻碍，在资本的逐利性面前，美国经济的长期吸引力可能在变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美元可能会进入更长期的贬值周期。总结来看，考虑到美国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趋势、中美利差维持高位（中国利率水平日趋稳定，降息预期减弱）、经济基本面等长期因素，长期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是确定性事件。不过，美国疫情形势边际改善，以及美国选情波动，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存在企稳可能，美元指数存在止跌回稳的可能，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空间可能有限。
近期人民币走出了一波显著的升值态势。自5月底触底反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4.1%，8月至今升值2.3%。人民币升值与同期美元走势回落、中国经济在全球疫情冲击下率先实现经济反弹、海外需求旺盛持续推高中国出口以及中国加大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 与人民币升值相呼应，中国外汇储备连续五个月增加，8月末中国外出达到3.16万亿，创4年来新高，亦是上述四大因素的直接体现。展望未来，预期上述影响仍将持续，支持人民币保持阶段性升值。 因素一：美元进入下行周期 美元指数从3月年内高点以来下跌9.4%，美元走弱之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笔者在7月31日《美元当前走弱趋势是否会持续》一文中曾提及，美元已经进入弱势阶段。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疫情高烧不退、赤字飙升、经济恢复疲软。且在美国大选之年，为获得选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愈发撕裂，“弗洛伊德事件”加剧种族对立和政治撕裂。与此同时，美联储持续超宽松货币政策，今年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充68.1%，远高于欧洲央行的38%和日本央行的19.2%。美联储大幅降息之下，中美利差显著拉大。 另一方面，作为影响美元指数走势最重要的欧元，最近表现强劲，欧元对欧元兑美元接近1.2，创两年以来新高。其背后原因在于经济方面，欧元区疫情控制好于美国，当地经济复苏情况好于预期。而在政治方面，欧盟在财政协同上取得重要突破，就7500亿复苏基金达成一致，其中3900亿以援助形式发放，意味着欧洲向财政一体化上做出重要突破。市场对于欧元区经济与政治前景相对乐观，这对欧元构成支撑，并使美元走弱。 因素二：中国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反弹 疫情之下，中国政府采取及时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用最短的时间控制住疫情，并在二季度全球率先走出疫情冲击，这对于市场看好人民币走势提供支持。二季度中国GDP反弹至3.2%，成为G20国家中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国家。与之相对，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遭遇重创，美国经济二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降9.1%，欧洲、日本二季度下调至15%和9.9%，全球经济正遭遇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展望未来，当前中国供给侧恢复已经接近疫情之前，工业增加值反弹至4.8%，需求端恢复相对缓慢，未来伴随着越来越多支持内循环的政策措施落地，需求端恢复加快，国内经济有望好于预期，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因素三：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扩大 疫情之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扩大，支持人民币升值。从货物贸易来看，今年受疫情影响，海外防疫与在线设备需求加大，中国成为与防疫用品、居家办公学习电子设备的全球主要出口国，8月出口9.5%，大幅好于预期，受到家具等可选消费的进一步推升，显示海外供应链受阻背景下，中国出口的较强竞争力。今年1-8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89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2%。 与此同时，疫情之下，服务贸易逆差也有所收窄，1-7月，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回落25.4个百分点，贸易逆差为8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近一半。其中，受制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到广泛限制，境外旅行遭遇寒冬，境外留学大幅减少，海外旅行（含中国游客在境外1年内的留学、医疗、务工等花费）服务进口8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4.9%。 因素四：中国逆势开放，获得全球投资者看好 在疫情冲击与逆全球化大行其道背景下，中国经济遭遇产业链转移的压力。然而，危中亦有机，纵观全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始终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捍卫者和守护者，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货币政策稳健，对外开放步伐仍在加大，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如近几个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明显提速，项目总投资高达500亿元，预期年内竣工，明年便投入生产。与此同时，外资私募在下半年加快进入中国市场。 而从政策层面，近期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习主席提出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的三点倡议，释放了全球化与保持开放的积极信号。与此同时，伴随着海南自贸区，金融对外开放加快，有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提振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提振人民币资产。 综上，四大因素共同助推人民币汇率升值。展望未来，预期美国大选之下，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仍将持续，而在大选之前，获取政治选票仍是目前两党压倒一切的任务，抗疫优先级排后拖累经济恢复，政治割裂加大不确定性，美元或将维持弱势。而中国经济好于预期，以及逆周期下，中国政府持续释放的加大开放信号有助于提振对外资信心，支持人民币有望保持阶段性强势。
从每个个体投资者而言，股市上涨是个好事，当然全身而退才重要。交易策略上，当然要上车。退出时机要看疯狂程度。对经济和金融稳定来说，这种国际价值洼地效应很难免，但也要清楚，资金推动型市场贻害无穷，2015股灾殷鉴不远。预测点位很难，也没有意义。不过，可以预见，这一波是外资割散户的韭菜。还有官方媒体鼓吹牛市，有过惨痛的教训。 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要坚持从微观上选择投资标的，更要注重基本面。三根阳性真的改变信仰，之前判断的基本面、流动性、估值、上市公司的质量等，在三根阳线之后统统都被抛诸脑后。牛市来了真的那么重要吗？从历史经验上看，就像那个段子说的，在熊市里凭专业能力赚到的钱，在牛市里都亏回去了，牛市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绞肉机。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流动性的变化，北上资金的增加，同时也一定要坚持原来的市场判断，投资标的的基本面要素，估值、价格、赛道等，有了这样的判断，无论牛市来还是没来，都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媒体一说牛市来了，很多人一怂恿，甚至很多人散布小道消息、所谓的内幕消息，就义无反顾、头脑发热地冲进去，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保持头脑冷静、独立思考，仍然要坚持从微观上选择投资标的，注重投资标的基本面。 如果大牛市真的来了，也不建议新手贸然冲进去。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如果大牛市真的来了，能保证保持定力不买股票吗？我想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股市连续上涨，很多人都按捺不住，跃跃欲试准备冲进去。对于成熟的投资者来讲，这无可厚非，从交易策略上来说，当然是该上车的时候要上车，但对于大部分对股市了解不多的新手，我建议还是按捺住自己的心情，按兵不动，因为你可能获得的收益比起风险来讲要小很多。其实包括股票市场投资者在内的各种投资，本质上还是对人性的修炼，也可以说是非常反人性的，如果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火热的情况之下，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从头学起，至少还有一个成功的开头，如果贸然冲进去，不明就里，甚至听信很多所谓的内幕消息、小道消息，亏钱的概率非常大。 普通投资者千万不要加杠杆炒股，风险极其巨大。普通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绝对不能按照机构的打法去打，因为两者资产规模、风控能力、专业程度等都是不一样的，两者的投资策略一定不一样。股市仍需时间培育：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的修订、严格监管、打击造假、实行注册制、去行政化等。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股票都不怎么赚钱；股市真正赚钱反倒是经济增速下降、经济质量提升的时候。建议普通投资者在明确宏观趋势后，花力气选择赛道，找好标的，不要一听说牛市来了就急于动手。大部分人投资是赚不到钱的。坚持自己投资，就一定要分散投资，一部分交给机构，一部分买公募基金，一部分买私募基金等。对于可投资产规模不大，又确实按捺不住想去炒股，同时炒股的资金亏损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的散户，千万不要加杠杆，加杠杆风险极其巨大。 全球格局变化必须关注，当前全球的产业分工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美国，消费市场、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成为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产油国，提供能源、矿产、粮食、农作物。在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之下，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图景——国内区域大洗牌。举例来说，未来像黑龙江在国内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可能会特别像国际格局中澳大利亚的角色，陕西会特别像沙特，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则会像美国。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提法非常重要，标志着中国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基本遵循加入国际大循环发展的策略。新的提法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强调了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变化的出现有两大原因：一是内部原因。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结构改变、优化，转变增长动能的攻坚期。尤其是受疫情冲击，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疫情的冲击对我们来讲是长期的，整个投资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要跟疫情长期共存。二是国际层面的变化。当前世界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们必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谋求发展。这一转折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双循环有四大关键词：统一市场、启动内需、数字经济、产业重构。其中，统一市场是基础，启动内需是动力，数字经济是提升，产业重构和区域洗牌是结果。首先，统一市场。如果要启动内需，我们肯定是要来一轮比当年加入WTO前实现国内市场统一更大的举措。国内市场虽然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广度、深度都值得挖掘，但实际上存在很多区域之间的障碍，其中有法律法规、监管、交通、物流、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统一市场的建立是新经济格局形成的基础。其次，启动内需。启动内需核心是深入推进和落实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其中包含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大数据。启动内需核心是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只有生产要素的活力释放出来，内需才能起来。现在启动内需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无论是经济减速还是疫情的冲击，都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时启动内需显得非常紧迫。第三，数字经济。“新基建”和数字经济是提升和升维，即升维竞争、换道超车。数字经济也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即所谓的“新基建”，这是每个城市都避不开的。对每个城市来说，它的要义在于要抢抓机遇，走在前面，最好先人一步。京沪线、京广线可能比其他城市更有先机。身处一些中小城市的领导和企业家，可能要想办法避免虹吸效应。第四，产业重构。产业重构和区域布局会出现区域洗牌的结果，就像高铁导致的城市之间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产业链重新布局，两者是一个道理。未来会如何？说实话我也很难完整想象。就像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很难想象互联网会发展成为现在的状态。但今天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对于前二十年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来讲，这是升维竞争、换道超车的绝好机会。“新基建”、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既然开车追不上，那就改直升飞机。 “新基建”推进的四大有利因素。首先，从政策上来讲比较友好，产业扶持政策不断加码，上至中央下到各个部委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这是很好的一个背景。传统“铁公基”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增长的弹性越来越小，即获得一定GDP增长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急需转换增长的动力。因此在政策或国家支持层面，应该也是不遗余力的。第二，现实需求比较强劲。因为“新基建”不仅是短期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的重要举措。目前据很多机构测算，“新基建”的经济效应投资回报率很高，尤其是科技类的新基建对GDP的拉动非常明显。第三，补短板、惠民生的要求，特别是“新基建”中，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比较重要。疫情之后，完善公共卫生系统，提升应急能力，补充升级医疗器械设备和医疗信息化等都亟待提升。第四，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新基建”非常符合这一方向。 发展“新基建”有两大抓手。一是“通”，即信息的互联互通，这相当于传统基建的交通。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布局5G基站、终端、工业互联网等。对于投资机构来讲，赛道没有问题，但是究竟谁能跑出来？这是投资机构要去考虑的。二是“数”，即大数据的存储、处理。在金融行业一些新型银行已经能够使用大数据做很多传统银行做不了的事情，大数据无处不在。这时一些原来相对落后的地方，反而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因为很多发达地区并不适合建设大数据中心或基站，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则能够享受到这个趋势的红利。 改善营商环境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切入。从宏观上看，主要涉及到治理问题，即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从中观上看，主要涉及到监管管理问题。管在涉及到部分行业的管理存在一种现象，就是“白纸黑字抵不过一个电话”。此外，窗口指导也非常普遍，有的窗口指导是不是有必要值得讨论。从微观上看，主要涉及到服务和成本的问题。以企业服务为例，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来一些科技类企业，但由于这类企业投资周期比较长，科技转化成产品的周期比较长，时间一长，部分地方政府对此无法接受，会提出把原来承诺的地或其他给那些税收规模大，收税见效快的企业。这类问题也是提升改善营商环境需要面对的。
事件 中国8月CPI同比2.4%，前值2.7%；PPI同比-2.0%，前值-2.4%。 解读 1 拿掉猪以后不再通胀 近期物价走势简单讲：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和猪价回落，CPI高位回落后在2.5%左右保持稳定，PPI在负增长区间温和回升；由于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就业低迷，核心CPI同比持续下行，8月降至0.5%的历史低位；随着猪肉供给恢复，猪价趋稳甚至有所回落，猪通胀不再；拿掉猪以后不再通胀，通胀不再是制约货币政策的主要障碍，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控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即跨周期调节。 去年由于“超级猪周期”导致CPI飙升，引发宏观经济领域分歧，有的观点建议收紧货币政策加息，我们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事实上，无论随后的物价走势和货币政策取向都验证了我们的科学分析。 近两年CPI同比主要由猪周期主导。猪肉消费在CPI一篮子商品和服务中占比2.5-3.5%，权重较高，同时猪肉价格波动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因此对CPI同比产生巨大影响。受非洲猪瘟、环保限养冲击以及猪周期自身触底，2019年猪肉供给大幅减少，价格飙升，CPI同比由年中的2.7%快速升至年末的4.5%。 近期猪肉供给有所改善，但需求持续增加，8月猪肉价格环比上涨1.2%，较上月回落9.1个百分点。CPI持续回落至通胀警戒线以下。8月CPI同比2.4%，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环比0.4%，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经济和就业低迷，核心CPI同比持续下行 8月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处于0.5%的历史低位，与上月持平。核心CPI同比自2018年以来持续下行，与经济下行趋势相一致。受疫情冲击，2020年核心CPI同比进一步下滑。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回暖，核心CPI有望逐步低位回升。 3 猪周期见顶带动CPI回落 8月CPI同比2.4%，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环比0.4%，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食品中，猪肉供给有所改善，但需求持续增加，价格环比上涨1.2%，较上月回落9.1个百分点；受饲料成本上升、需求恢复及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等因素影响，牛肉、羊肉、鸡肉和鸭肉价格环比上涨0.5-1.4%；蛋鸡存栏量仍处低位，夏季产蛋率不高，同时临近开学和中秋，需求增加较多，鸡蛋价格环比上涨11.3%，较上月扩大7.3个百分点；受高温及降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环比上涨6.4%；鲜果供应充足，价格环比下降0.4%。非食品价格由上月环比持平转为上涨0.1%，为今年2月以来首次上涨。非食品中，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9%和1.0%；暑期出行增多，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环比分别上涨7.3%和2.1%。 4 经济逐步恢复，基建和地产投资拉动PPI降幅收窄 8月PPI同比-2.0%，降幅较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环比0.3%，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市场需求继续恢复，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延续上涨势头，带动国内工业品价格继续回升。 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上涨3.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1.2%，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4.3%、1.5%和3.0%。 PPI同比回升主因基建地产投资拉动上游原材价格上涨。终端消费低迷，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低位徘徊；而基建地产投资较旺，带动生产资料价格同比由5月的-5.1%持续回升至8月的-3.0%。生产资料中，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价格同比回升最为显著，8月同比降幅分别较5月收窄9.0和3.5个百分点。 翘尾因素影响减弱，地产基建投资仍强，PPI同比将继续回升。下半年翘尾因素基本在0附近，PPI同比主要由新涨价因素驱动。地产销售投资持续回暖，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当月同比分别为9.5%和16.6%，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11.7%。7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7%，连续四个月正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后续基建投资有望提速。8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2%，连续五个月高于59%，继续维持高景气。 5 货币宽松却未通胀：钱去哪了？ 为应对疫情冲击，年初货币政策总量超宽松，5月以来经济稳步恢复后转为结构性宽松。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重回两位数，分别由2019年末的8.7%和10.7%回升至2020年7月的10.7%和12.9%。但同时，核心CPI和PPI同比均处低位，为何货币宽松却未引发通胀？ 我们认为主要是五大原因： 第一，通胀就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当前经济供求基本面不支持通胀。之所以没有引发通胀，就是因为增发的货币没有流向一般消费品。从CPI来看，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就业低迷，消费需求疲软，中国“世界工厂”的生产能力强。从PPI来看，世界经济低迷，产油国面临囚徒困境，难以有效达成并遵守减产协议。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对冲了货币增发，宽货币没有传导至宽信用。经济低迷，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社会交易活动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费雪交易方程式MV=PT的等号左边，虽然货币发行M大幅上升，但是货币流通速度V却显著下降，削弱了货币宽松的效果。 第三，实体经济不再是货币交易的主体。货币放水引发通胀其实有一个重要前提假设，那就是数量方程式等号右边中的全社会交易量T主要由新增商品和服务（即GDP）构成，这在费雪那个时代也许大致成立，但如今已不再适用。货币除了用于增量的GDP交易以外，还可用于存量的财富交易，以及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交易。目前虚拟经济的规模远大于实体经济，若继续沿用旧的分析逻辑，自然会导致误判。 第四，相较于实体经济，资产市场和债务市场越来越多地吸纳剩余流动性，导致货币宽松却没有引发通胀，而是债务堆积、资产价格上涨和宏观杠杆率上升。股市、债市、房市、汇市、商品等资产越来越庞大，沉淀的资金越来越多，导致吸纳货币的能力越来越大。同时，政府和企业债务规模持续上升，既大量派生信用货币，又使得派生出的货币被固化在债务偿还当中。 第五，资产价格上升加剧贫富差距，抑制消费和通胀，并引发民粹主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投放天量货币，美国房价和股价持续大幅上涨，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化涌动，政治极化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桑德斯和特朗普等反建制派崛起都是突出表现。社会消费低迷，经济下行，资金继续流向资本市场，形成货币-实体-资产的新循环。 6 双循环的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中央提出“双循环”大战略，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外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美产业链和技术链局部“脱钩”风险上升；内部，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面临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第一，大力推进“新基建”以应对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和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第二，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第三，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和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和社会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导读 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经济深度衰退、中美贸易摩擦、转型升级等重大挑战，我们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2月28日发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报告，微信公号阅读量几十万，全网相关转发阅读上亿，点燃市场广泛关注和业界大讨论，“新基建”成为年度热搜，各界对新基建的呼声极高，但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和误解。总体上这些讨论是客观理性的，推动了认识深化、公共政策形成以及社会进步。 我们先后发布了《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启动新基建》《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系列文章，推动形成社会共识。随后3月初央视专题报道新基建7大领域，进一步推向大众。 “新基建”将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提振各方信心，是应对疫情、经济下行和推动改革创新的最有效办法。正成为朝野共识，中央密集点名，地方纷纷发力，市场普遍响应。 “新基建”成为国策，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4月1日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等20多个省市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需要新基建，是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的最有效的办法，最有力的抓手，利国利民的国策。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我们面临三大战役：抗击疫情、复产复工和扩大内需，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产复工快速开展，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327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基建，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冲经济下行，防止出现大规模倒闭潮、失业潮。 当然要把好事办好，让“新基建”真正起到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重大作用，防止“新瓶装旧酒”“重走老路”。 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和中美贸易摩擦，应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又应以新基建和减税为主，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相比欧美量化宽松、直升机撒钱，新基建可以真正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 本文旨在客观专业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新基建的内涵、潜力、影响及建议。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目录 1 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 1.1 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 1.2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1.3 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2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 2.1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是“五新” 2.2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3 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 3.2 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 3.3 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 3.4 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 4 政策建议 4.1 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4.2 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4.3 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重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 4.4 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正文 1 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 1.1 总体：中国基建助力世界工厂地位 基础设施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共分为三层：狭义指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经济基础设施，更宽松的定义包括了社会性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油气和矿产，最广定义延伸至房地产。 基础设施具有强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受益范围广、规模经济等特点，其基础地位决定相关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前面，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为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从数量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第37位，明显低于日本（6.4万美元）、俄罗斯（5.7万美元）、美国（4.6万美元）等。 从质量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 比如，在交通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分别为342、281、73、234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分别为442、351、79、154公里/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确实很低；但从人均长度看西部地区较高，2018年四大地区铁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59、0.78、1.31、1.70公里，高速公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76、0.97、1.41、1.12公里。 在医疗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每千人床位数分别为5.47、6.12、6.49、6.75张，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2.85、2.38、2.39、2.65，每千人护士数分别为3.10、2.70、2.97、2.80人，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分别为1.08、0.85、1.01、1.52，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床位数、护士数、三甲医院数均不低，医师数稍低。 1.2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1、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在发电量方面，根据《2019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中国发电量为7111.8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4460.8太瓦时）、日本（1051.6太瓦时），但人均发电量（5106.4千瓦时）远低于美国（13634.6千瓦时）、日本（8311.1千瓦时）。 在能源消耗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数据，2018年中国消费一次能源总量3273.5百万吨油当量，高于美国的2300.6百万吨油当量和日本的454.1百万吨油当量；人均消费2.35吨油当量，仅为美国（7.03吨油当量）的33.4%和日本（3.59吨油当量）的65.5%。在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3.1%，而美国仅为5.7%。 在清洁能源消费比例方面，根据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可再生能源分别占比58.2%、19.6%、7.4%、8.3%、2.0%和4.4%，清洁能源合计占22.1%；而美国分别占比13.8%、40.0%、30.5%、2.8%、8.4%和4.5%，清洁能源占46.2%；日本分别占比25.9%、40.2%、21.9%、4.0%、2.4%和5.6%，清洁能源占34.0%。 2、交通运输领域：1）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其中高铁里程世界占比超2/3。201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13.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6年，22.5万公里），铁路密度为137.1公里/万平方公里，远低于美国（246.0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749.1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为0.95公里/万人，也大幅低于美国（6.88公里/万人）等发达国家。高铁方面，2019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超3.5万公里，全球占比超2/3。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铁路服务效率评分仅59分，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24，稍高于印度（57.0分，世界第30名）和英国（55.2分，世界第31名），明显低于日本（96.0分，世界第1名）、美国（69.2分，世界第12名）。 2）公路：中国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密度大幅低于美日。2018年中国公路里程为484.7万公里，公路密度为5048.5公里/万平方公里；而美国为672.2万公里，密度为7348.6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2015年为121.9万公里，密度为33431.3公里/万平方公里。中国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占比分别为2.9%和2.3%，而美国高速公路占比1.9%，英国A级公路占比1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道路质量评分为59.7分，排名世界45位，明显低于日本（84.8分，第5名）、韩国（81.6分，第9名）、美国（74.5分，第17名）等发达国家。 3）机场：中国公共机场仅235个，相当于美国的62%。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CIA和美国联邦航空局数据，2018年中国颁证公共机场235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6.9个公共机场；美国公众机场5099个（其中380个承担99%航空客运量），私人机场14528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16.1个公众营运机场；日本175个（2013年），平均每亿人拥有138.3个机场。中国航空运输量及注册运营商全球出港量为436万次，美国为964万次。从航空服务效率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得分仅60.7分，位居世界第66名，而美国、日本、印度分别为79.6、86.7、64.3分，分别位居世界第10、5、59名。 4）城轨：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俄。按照国际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城轨分为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三类，从总量上看，根据《2018年世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与分析》，我国城轨里程共计5766.7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里程的22.09%；其中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里程分别为5013.3、420.8和332.6公里，分别占全球地铁和轻轨里程的35.3%、32.5%和3.1%，地铁、轻轨里程也是世界第一。但从人均来看，中国人均城轨里程4.1公里/百万人，高于美国的4.0，但低于日本的7.0、英国的13.1、法国17.7、德国的38.0和俄罗斯的7.5。 3、通信领域：中国互联网覆盖面61%，明显低于美国的76%、日本的85%。互联网覆盖面、网速等可反映出各国通信基础设施情况。在覆盖面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和《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覆盖面61.2%，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在网速方面，根据Speedtest 2020年1月全球网速测评数据，中国大陆移动网络网速在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固定带宽网速在17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7，而美国分别排35/140、8/176。此外，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 4、水利领域：中国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比达18%。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年我国供水稳定性（没有中断和流量波动）评分为64.9分，排名世界第68位，低于日本（94.6分，世界第12名）、美国（86.1分，世界第30名）、德国（84.9分，世界第34名）等发达国家；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排名74，远高于并列第一的美国、德国、英国的0.3%，日本的1.9%（世界第27名）。 1.3 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1、科技领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人均科研人员数远低于美日，基础研究薄弱。在研发投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低于美国（2.8%）、日本（3.2%）、韩国（4.6%）、法国（2.2%），从绝对额看，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在研发人员方面，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234人，美国（2016年）、英国、日本、韩国为4256、4377、5305、7514人，中国约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9%、28%、23%和16%。在研发投入结构方面，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分别为16.9%、19.6%、63.5%，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薄弱。 2、教育领域：中国高校数量质量全面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在教育程度方面，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3.4、12.8、14.1年；2018年中国学龄儿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6.3、15.2、17.1年。在高校数量方面，当前中国大学有2956所，而美国有7236所，日本有1112所。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教育部和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为48.1%，美国为88.2%（2017年），日本为63.2%（2015年），英国为60%，韩国为94.3%。在高校水平方面，根据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美日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大学分别有6、29、5所，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分别有7、46、10所，进入前500名的大学分别有24、89、41所。 3、文化领域：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35%。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数据，2018年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分别为5354个、3176个，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众藏书楼数量分别为3.8、2.3个；美国现有30168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9057个（全美图书馆共116867个，公共图书馆占比7.7%），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为92.3、27.7个；日本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1287个、3296个，每百万人拥有数量为10.2、26.1个。 4、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均护士数差距明显，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有待提高。在床位、医生数、护士数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中国每千人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为4.3张、2.0人、2.7人，而美国为2.8张、2.6人、11.7人，日本为13.1张、2.4人、11.3人。其中，在ICU床位方面，根据2015年第三次ICU普查数据，中国华东地区ICU床位数占总床位数比例为1.67%，而美国在2010年就已达到13.4%。根据《柳叶刀》2018年对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HAQ指数）排名，中国得分78、排名48，而美国得分89、排名28，日本得分94、排名12，印度得分41、排名145；中国在孕产妇安全、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得分较高，但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疾病、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卒中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等对医疗水平要求较高的疾病上得分较低甚至垫底。 5、体育领域：中国人均体育场地用地不到2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共有体育场地195.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25.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平方米，远低于美国（16平方米）、日本（19平方米）等发达国家。 6、养老领域：中国人均养老床位数为美国84%，且利用率不高。根据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末中国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27.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9.1张。根据Statista估算，美国2015年养老床位合计166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4.8张。不过，中国现有养老床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比如2017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约为60.2%。 7、环保领域：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美日2倍，空气质量居全球第120名。在能耗方面，根据BP数据，201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9.55千英热/美元，而美国为4.45千英热/美元，日本为3.63千英热/美元。在空气质量方面，根据耶鲁大学《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国环境绩效指数为50.74、在180个经济体中排名120；而美国71.19，排名第27位；日本74.69分，排名第20位；瑞士87.42分，排名第1。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PM2.5的平均浓度为53μg/m³，高于世界水平（46μg/m³），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PM2.5平均浓度为7μg/m³、12μg/m³、25μg/m³、12μg/m³和12μg/m³。从大城市看，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9年12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数据，2019年12月北京、上海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45μg/m³、50μg/m³，而2019年华盛顿都市区和纽约大都市区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9.5μg/m³、11.1μg/m³。 2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 2.1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是“五新”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当然，在一般基础设施领域，须注重通过数字化改造和升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不是四万亿重来，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规范的PPP；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腾讯、阿里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 五是新的内涵。我们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中央近期密集点名新基建，其内涵不应局限在信息领域。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持续密集部署。从中央会议内容看，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根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3月2日报道，“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在央视频道划分的7大领域，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均非信息领域。 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这是新基建与老基建最大的不同。从根本上讲，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为人口和产业发展服务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迈向全球中高端，新时代对基础设施产生了新要求。 从需求看，新基建需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居民消费升级有两个明显变化趋势：一是服务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消费成为主导。1946-2016年美国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分别年均增长7.3%、5.6%，服务消费比重从40.3%持续增至69.0%。二是以休闲娱乐、医疗护理为代表的高层次享乐需求持续上升，1946-2019年占比从16.0%升至30.8%。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新时代，2010-2018年最终消费率从48.5%持续升至54.3%，2014-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3年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加快，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新兴消费方兴未艾。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2012-2019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上升1.2、2.5个百分点。 从生产看，新基建需为中国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新旧动能最大的区别在于，由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绿色环保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 从科技发展方向看，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不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人类在18世纪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进入信息与互联网时代，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 2.2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新基建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设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不管是经济基建还是社会基建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当前基建存量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降至6.1%，创1991年以来新低；2月中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大降至35.7%、29.6%，创历史新低，短期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 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面临全球经济见顶回落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2019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增长0.5%，较上年下滑9.4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12.5%，大幅下滑23.8个百分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再次阶段性缓和，2020年依然存在形势反复可能。对冲疫情和经济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基建，近年基建投资增速处低位，是政府唯一可快速有效发力的工具（公开数据的基建投资数据一般限于（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行业）。 从内需看，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5.1%、8.0%，分别下滑0.8、1个百分点。在投资中，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9%、3.3%、3.1%，分别变化+0.4、+1.7、-6.4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对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但前期拿地增速大幅放缓预示2020年将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有关，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3.3%、较上年下滑13.6个百分点，短期难以依靠。 新基建长期将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从历史看，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对比，印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根据IMF数据，2017年印度公共资本存量9.8万亿美元，排名第三；人均公共资本存量7305美元，排名102位。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 从投资看，2019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17.3%和13.2%，增速较整体投资分别快12.2、8.1个百分点。从生产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8.4%，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3.1、2.7百分点；服务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和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分别比上年增长38.9%、26.8%和14%。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7%，持续一枝独秀。 3 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 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现在占比小，我们认为这种思维存在误区。 第一，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 第二，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央视报道的七大领域是新基建的部分核心，而非全部。 第三，“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未来空间巨大；而“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 以下以央视报道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为例，分析其市场及应用领域。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较4G具有高传输、低延迟、广连接的显著提升。5G技术具有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与新一代ICT技术、传统行业、新兴终端的融合，未来将产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增强型互联网，应用于8K视频、3D视频、云办公、云游戏增强现实等；海量连接物联网，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家居；超低时延高可靠通信，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自动驾驶等。在数字经济浪潮下，5G就如同“信息高速公路”，为庞大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高速公路”传来的信息学习和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连接人、机、物，推动制造走向智造。5G使万物互联变成可能，将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据市场调研机构Dell’OroGroup统计，中国5G网络将在未来5年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24年中国5G用户规模达10.1亿人，市场规模达3.3万亿元；到2030年5G用户达13.9亿人，市场规模达6.6万亿元。 投资规模方面，预计到2025年5G网络建设累计达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累计投资超3.5万亿元。三大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2020年的目标是建设30万个5G基站，并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5G网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表示，将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47个城市的10万个基站建设，并在今年前三季度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的建设目标。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此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3.2 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 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虽然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耗能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未来还有较大提高空间。并且，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领域均是耗电大户。从区域看，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上述情况就迫切需要中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以保障能源供应，而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使得必须建立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能源互联网，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 特高压能更好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特高压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其输电能力是现有500千伏直流电网的5-6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一方面，特高压将电力生产与消费更好“连接”起来，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特高压能够有效消纳清洁能源，将“三北”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出去，通过建设大容量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电，有助于提高综合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此外，特高压作为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趋势。 2020年特高压投资规模超千亿。特高压工程投资规模大，增加就业岗位多，在稳增长与惠民生中作用力十足。2018年9月3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中特高压直流项目5条，特高压交流项目7条。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日前，国家电网公司2020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明确投资规模1128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 3.3 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实现汽车强国梦的现实选择，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汽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正在成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当今欧洲、日韩等国政府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一次次验证十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前瞻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培育，已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人离汽车强国的梦想从未如此近过。根据中汽协数据，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0.6万辆，占整车总体销量仅约4.7%。2019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2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30%；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 4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7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对小区电网负荷冲击较大是重要因素，未来需推广社区智慧充电有效实现削峰填谷，降低电网负荷。假设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450万辆，保有量约达2300万辆。即使按照目前车桩比3.5计算，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如果考虑车桩比提升，市场空间更大。 2020年充电桩投资规模超百亿元。2018年全国新增14.7万台公共充电桩，2019年新增12.9万台，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的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个，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千元/个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超百亿元。 3.4 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 纵观人类每一次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都会带来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深刻改变，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国高铁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较低，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2016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至2020年底计划实现高铁3万公里，至2025年年底实现高铁3.8万公里，至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的“血脉”。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规划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打造1小时通勤圈促进都市圈内同城化。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通过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2020年规划铁路投资规模达8000亿元。2019年底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明确，2020年将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2020年1月2日国铁集团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将确保投产新线4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000公里。2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第九次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扎实推进川藏铁路建设，加快推进沿江高铁等骨干通道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和普速铁路建设，强化枢纽配套和“最后一公里”建设，有序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 4 政策建议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除新领域外，新基建还应有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 4.1 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随着人口负增长临近，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将面临人口收缩，但城市群都市圈人口仍将持续流入。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即进入人口存量博弈时代。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将更多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我们通过几十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城市化历史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在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将从城镇化转为都市圈化城市群化。根据我们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都市圈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人口的主要载体，当前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明显，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将更为突出。当前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75%的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24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34.7%的人口，创造53.8%的GDP。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受“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误导，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求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 以北京为例，1983年《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要求将200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1986年即被突破；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要求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但2005年即被突破；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即被突破。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4万人，根据大数据测算的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可能已超过2500万人。当前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缘于过去城市规划长期刻意控制人口，导致土地、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等均供给不足。比如，在交通方面，北京市2019年有机动车637万辆、私人汽车497万辆，而东京圈2014年分别有1602万辆、1200万辆；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高额停车费降低汽车出行比例等改善交通。2019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仅699公里，而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高达3347、2705、1098公里。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当前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61%，东京都区更是高达81%，而北京中心城区仅为28%。 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当前中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将越来越多，并且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从地级行政单元看，扣除数据缺失地区外，2001-2010年、2011-2018年人口减少的收缩地区从87个降至46个，占比从25.8%降至13.6%，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农民工回流中西部；人口正增长但低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出地区从87个升至160个，占比从25.8%增至47.5%；人口正增长且高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入地区从162个降至116个，占比从48.1%降至34.4%。随着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从现实看，不少地区政府债务水平已经比较高，2018年末西部、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高达30.5%、34.5%，而东部、中部分别为15.1%、18.7%（不含未公开债务数据的河北、湖北），其中青海、贵州分别为64.2%、57.6%。因此，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战略、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 4.2 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在传统基建领域，当前民间投资仍存在不小的准入门槛。以统计局最后公布分行业投资绝对额的2017年为例，民间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60.4%；其中，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分别占比87.2%、76.0%、57.3%，但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基础设施领域中仅分别占比38.2%、20.3%、22.6%，合计占比24.5%。 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信息领域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不少项目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一些企业已经进入或正考虑进入。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或涉及公共信息的、或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 4.3 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意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 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3.5万亿。当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可控，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据BIS数据，2019年三季度中国政府总杠杆率为52.5%，较上年度提高4.4个百分点，远低于G20国家的均值82.7%和发达国家均值99.0%，与发展中国家均值49.9%相当。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要充分吸收过去基建的经验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还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不能只讲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还有外溢效应、带动效应、规模效应；并且，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 中国过去有两轮大的刺激计划，一次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2008年是短时间一次性投入，而1998年是陆续投入，后者效果更好、代价更小。2008年11月宣布在2010年底前投入投资4万亿，2009年基建投资增速达42%的历史峰值，政策用力过猛，虽然总体是以成绩为主，但是出手太快太重带来很多负面效果。而1998年中启动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4年连续七年，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2.6%的阶段峰值，随着后续经济复苏、财政政策从积极逐渐转为稳健，2005年赤字率回落到1.2%；1999年增发特别国债1000亿，1999年1100亿，2000-2002年均1500亿，2003年1400亿，2004年900亿。因此，对这一轮新基建，绝不要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 4.4 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新时代不光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新的软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我们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比如，在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中国进步明显，但仍有较大提高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提升15位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新西兰、新加坡、中国香港名列前三，韩国、美国、英国分别位居第5、6、8名，德国第22名，日本第29名。从分项指标看，2018-2019年间中国在开办企业（27/190）、获得电力（12/190）、登记财产（28/190）、保护少数投资者（28/190）和执行合同（5/190）方面均好于美国，其他排名如获得信贷（80/190）、纳税（105/190）、办理破产（51/190）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中国开办企业时间是美国的2.0倍，2019年中国开办企业时间为8.6天，美国洛杉矶为4.2天。
这个论坛的主题我认为选的非常好，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疫情期间的财富管理。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来自于经济、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经常认为这是一种超级不确定性，是我们难以用风险概念来确定的。 我们这个论坛主题是：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振荡与恢复，我想这个恢复是一个很乐观的词语。我们人类依然是包含乐观的情绪来展望未来。我记得11年前，我跟曹老师（曹远征）在一个论坛上也在展望，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当时最悲观的人认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可能需要5-6年，但是大家会看到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回到过从前。所以说2013-2014年，宏观经济学界用了一个“长期停滞”来形容从2008年到201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在讨论当前的这种形势，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长期停滞，长期停滞在这种超级疫情的冲击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异？是未来财富管理要思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面。因为金融的管理不仅仅来源于钞票的发行，来源于对资本市场政策变化的认识，更重要的，来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配合与背离，以及我们如何判断离与合之间的时点。 因此，判断未来这样的一种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态势，实际上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一个点，但事实上我们会从历史上来看到，大量的经济学家甚至大量的智者都难以看到自己背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会讨1929年经济大危机，世界经济史上最为深刻的大危机，引起人类历史变革重大的一次大危机，我们所有的大学者、大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它，包括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他的日记和他所有的演讲都没有预测到29年和33年会崩溃。当时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叫费雪，他是金融高手，不仅仅是金融理论高手还是金融操盘高手，在28年的时候号召他的学生和朋友举起旗帜进入股市，但是29年的崩盘使他差点跳楼，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大牌经济学家的言论。 主持人：刘校长，您算不算大牌经济学家？ 刘元春：我不算，可以相信我的预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可以预测性，实际上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因此我们在理解未来这种框架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框架。 我来之前，姚首席还在设计我们今天的议题，实际上我们对议题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论，原因是什么？旧理念和新理念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说世界经济增长，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用“长期停滞”来形容它，用几低几高来形成它，用低增长、低贸易、低成长、低利率，然后再加上高债务、高杠杆，“四低两高”，来形容它。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未来依然可能还是低成长、低投资、低利率、低成长，但是有什么高债务、高波动。这几低几高，我们讲的疫情之前的几低几高有没有差别？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关键，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谈到的疫情虽然不是一个导致格局性彻底颠覆的因素，但是它是格局加速性变化的这种催化剂。那么这个催化剂不仅仅带来的是速度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所思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疫情常态化、长期化，疫情从狙击战向长久战蔓延，世界经济增长会是怎么样。第二个才考虑的是我们应对这些大疫大灾大乱，它的财政货币的行为变异，会引起我们在基本面和金融面的这种变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规律、新的风险和新的挑战。 我想我今天就给大家抛一个砖，不要用原有的思路来思考大疫情下带来的变化。 本文为作者在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的演讲整理
主要观点 前言： 本周讨论的小话题是，在今年三季度、四季度经济走势较为明朗的情况下，市场开始关注明年的经济运行状况，那么在基数的扰动下，明年1季度经济数据该怎么解读？如何评估其强弱？以及后续的政策该怎么预期？ 首先，今年四季度政策怎么看？ 大概率维持现状，经济方面是经济慢进+政策小退的组合；金融方面是紧货币+宽信用的组合；资产方面是利率震荡上行的大环境，四季度末可能利率见顶，整体而言是相对利好周期股与低估值个股的环境。 其次，怎么评估明年1季度经济的“强弱”？ 需要剔除基数的影响，同时需要考虑结构的问题。 剔除基数的计算细节如下：以GDP为例，假设2019年Q1经济总量为1，2020年Q1若没有疫情增速为5.9%，2020年Q4经济增速在5.5%-5.8%左右。若2021年Q1经济增速为20.2%，则剔除基数的计算过程为1*（1-6.8%）*（1+20.2%）/（1+5.9%）-1=5.8%。若2021年Q1经济增速为19.9%，则剔除基数的计算过程为1*（1-6.8%）*（1+19.9%）/（1+5.9%）-1=5.5%。其他数据如社零、制造业投资的计算过程与此类似。 如何评估明年1季度经济的强弱？按照四季度经济增速5.5%-5.8%的预计，如果明年1季度经济增速在20.2%以上，则经济增速实际好于今年四季度，经济进一步好转中。如果明年1季度经济增速在19.9%以下，则经济增速实际弱于今年四季度，经济有所转弱。如果明年1季度经济增速在19.9%-20.2%这一区间内，则经济增速实际与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待四季度经济增速公布后，明年经济增速强弱的临界点可以更加精确。 结构方面，社零与制造业投资关注其恢复的幅度，基建与房地产投资关注其回落的幅度，若明年1季度社零增速为40.7%，则剔除基数后实际增速为5.5%（按照2020年1季度没有疫情的话8%的增速的假设），属于正常恢复节奏。若明年1季度社零增速为42.7%，则剔除基数后实际增速为7%，则恢复状况好于预期。若明年1季度社零增速为38.7%，则剔除基数后实际增速为4.0%，则恢复状况低于预期。 最后，怎么评估明年1季度的政策选择？ 可能要分四种情形。我们预计经济增速持平或好于今年四季度的概率较高。 第一，明年1季度经济继续上行。体现在GDP剔除基数扰动后，高于5.8%，甚至高于6.0%。（看到的经济增速数据是20.2%及以上），此时大概率对应的是，地产投资、基建投资高位震荡，社零与制造业投资恢复幅度偏高。则政策边际继续有所收紧，“稳杠杆”大概率重回视野。 第二，明年1季度经济与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但结构上依然是地产、基建强，制造业投资，社零弱。则政策维持当下现状继续小幅趋紧，精准为主，有保有压。 第三，明年1季度经济与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但结构上地产、基建明显回落，制造业投资，社零明显回暖。则政策整体而言相比当下或略偏松，主要是观望为主（当下转向早与偏紧主要是经济冷热极度不均，利率敏感型经济提前过热）。 第四，明年1季度经济低于今年四季度。体现在GDP剔除基数扰动后，低于5.5%。则政策再度开启边际宽松的方向。 每周经济观察：参见正文。 风险提示：消费恢复偏慢，中美冲突升级。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明年1季度经济的“强弱”之分及政策推演 （一）首先，今年四季度政策怎么看？ 大概率维持现状，经济方面是经济慢进+政策小退的组合；金融方面是紧货币+宽信用的组合；资产方面是利率震荡上行的大环境，四季度末可能利率见顶，整体而言是相对利好周期股与低估值个股的环境。就经济基本面而言，总量方面，三季度、四季度逐季向好，明年1季度大概率持平四季度或小幅向上（去除基数效应，参见第二章），政策本身无进一步宽松必要。（这是与2018年四季度、2019年四季度不一样的，彼时经济向下的担忧较为强烈，因而看到的是2019年专项债第一次发行提前，2018年10月降准，2019年9月降准）。同时，考虑到经济结构略差，社零、制造业投资远未恢复正常，政策大幅收紧也很难。 （二）其次，怎么评估明年1季度经济的“强弱” 需要剔除基数的影响，同时需要考虑结构的问题。我们将GDP、社零、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地产投资这五个数据的剔除基数前与剔除基数后的增速对比呈列如下： 剔除基数的计算细节：以GDP为例，假设2019年Q1经济总量为1，2020年Q1若没有疫情增速为5.9%，2020年Q4经济增速在5.5%-5.8%左右。若2021年Q1经济增速为20.2%，则剔除基数的计算过程为1*（1-6.8%）*（1+20.2%）/（1+5.9%）-1= 5.8%。若2021年Q1经济增速为19.9%，则剔除基数的计算过程为1*（1-6.8%）*（1+19.9%）/（1+5.9%）-1= 5.5%。其他数据如社零、制造业投资的计算过程与此类似。 如何评估明年1季度经济的强弱？按照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速5.5%-5.8%的预计，如果明年1季度经济增速在20.2%以上，则经济增速实际好于今年四季度，经济进一步好转中。如果明年1季度经济增速在19.9%以下，则经济增速实际弱于今年四季度，经济有所转弱。如果明年1季度经济增速在19.9%-20.2%这一区间内，则经济增速实际与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待四季度经济增速公布后，明年经济增速强弱的临界点可以更加精确。 其他几个数据的分析与此略有差别，社零与制造业投资关注其恢复的幅度，基建与房地产投资关注其回落的幅度，以社零为例，若明年1季度社零增速为40.7%，则剔除基数后实际增速为5.5%（按照2020年1季度没有疫情的话8%的增速的假设），属于正常恢复节奏。若明年1季度社零增速为42.7%，则剔除基数后实际增速为7%，则恢复状况好于预期。若明年1季度社零增速为38.7%，则剔除基数后实际增速为4.0%，则恢复状况低于预期。 （三）最后，怎么评估明年1季度的政策选择？ 可能要分四种情形： 第一，明年1季度经济继续上行。体现在GDP剔除基数扰动后，高于5.8%，甚至高于6.0%。（看到的经济增速数据是20.2%及以上），此时大概率对应的是，地产投资、基建投资高位震荡，社零与制造业投资恢复幅度偏高。则政策边际继续有所收紧，“稳杠杆”大概率重回视野。 第二，明年1季度经济与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但结构上依然是地产、基建强，制造业投资，社零弱。比如社零剔除基数扰动后增速在4%左右，制造业投资剔除基数扰动后增速在0%左右，则政策维持当下现状继续小幅趋紧，精准为主，有保有压。 第三，明年1季度经济与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但结构上地产、基建明显回落，制造业投资，社零明显回暖。比如社零剔除基数扰动后增速在5.5%以上，地产投资剔除基数扰动后在7%以下。则政策整体而言相比当下或略偏松，主要是观望为主（当下转向早与偏紧主要是经济冷热极度不均，利率敏感型经济提前过热）。 第四，明年1季度经济低于今年四季度。体现在GDP剔除基数扰动后，低于5.5%。则政策再度开启边际宽松的方向。 二 每周经济观察 （一）需求：螺纹消费上行，地产成交回落 需求端，地产成交有所回落。本周一至周五，三十大中城市地产成交面积同比为7.8%，上周为24.5%，上上周为32.3%。月度数据来看，8月成交要好于7月，9月可能同比有所回落。螺纹表观消费看，本周有所上行，达到382万吨。汽车零售数据，8月最后一周汽车零售同比为7%，前值为23%。从月度同比来看，8月为9.5%，7月为6.1%，8月好于7月。 （二）生产：水泥价格继续上行 生产端。本周，华东、中南地区水泥价格继续上行。其中，华东地区水泥本周价格上涨0.6%，中南区域水泥价格本周上涨1.0%。西南区域继续小幅下跌。螺纹产量基本平稳，9月4日当周为382万吨，8月28日为381万吨，8月21日为385万吨。价格端看，螺纹钢价格小窄幅震荡，波动不大。螺纹钢HRB400 20mm上海9月4日价格为3750元/吨，8月28日为3700元/吨。汽车批发数据，8月31日同比为5%，上周为10%，月度同比来看，8月为5.9%，7月为3.1%。 （三）通胀：食品价格继续上行，猪肉价格开启调整 本周食品价格继续上涨，但部分分项食品价格已现回落，比如猪肉、水果。菜篮子价格200指数收于125.59，环比继续上涨0.7%（前值上涨1.4%）。蔬菜价格虽然依然僵持在4.9元/kg左右，但上涨势头显然已经乏力。猪肉价格本周下跌1%至47.95元/kg，水果价格回落0.6%至5.14元/kg。9月开学以来，备货需求小有回落，消费市场略有疲软。进入9月，全球高温气候或将逐步消退，也有利于蔬菜价格自季节性高位回落。 （四）资金：资金维持“紧平衡”，利率曲线趋于熊平 本周五，DR007收于2.2057%，DR001收于2.0368%，环比分别变化-1.73bps、+69.02bps。1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报2.5885%、3.1008%、3.1228%，较上周五分别变化+10.16bps、+11.06bps、+5.56bps。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再次收紧，净回笼4700亿元，尤其集中在上半周快速带动隔夜资金利率回升，而DR007依然保持以2.2%为中枢。央行极富克制力的公开市场操作完全打消市场边际宽松的期待，资金多选择离场观望。此外，本周PMI数据发布，8月制造业PMI为51%略低于前值，反映了当下经济整体上行动能仍在，但边际趋弱的状态。整体而言，市场对基本面反应钝化，且长端对经济修复定价较为充分，反而短端利率在资金面“紧平衡”下快速上行，收益率曲线趋于熊平。 （五）地方债：9月首周专项债新增暂缓，全月预计发现4000亿以上 截至9月5日，9月预告新增发行（发行起始日最晚为9月9日）和已新增发行专项债合计798亿。年内共新增发行地方债37581亿，完成全年发行计划（47300亿）的79.5%。其中，一般债发行8556亿，完成全年计划（9800亿）的87.3%，专项债发行29025亿，完成全年计划（37500亿）的77.4%。8月新增发行专项债合计6307亿，为年内第三高，同比去年增加3113亿，其中四分之一（1565亿）投向棚改专项债。9-10月剩余9000亿新增专项债额度待发，预计9月新增专项债发行4000亿以上，同比增量3000亿以上。9月首周新增专项债717亿，较8月单周平均超1500亿的发行节奏有所趋缓，其中161亿为棚改专项债，再融资发行270亿。下周专项债预告新增发行742亿，其中443亿为棚改专项债，占比达60%。下周专项债再融资预告发行48亿。本周一般债新增发行165亿，再融资发行559亿。下周一般债预告新增发行18亿，再融资预告发行126亿。 （六）国内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快速上行 本周CRB现货指数同比+2.02%，工业原料价格指数同比+1.44%，增速继续提升；BDI指数同比-42.9%，本周增速继续出现回落趋势；国内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近期持续上升，本周综合指数、美东航线、欧洲航线指数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1.93%、20.46%、4.83%，出口修复势头仍保持强劲，本周上海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较上周小幅回落，同比增速降至-28.9%。 本周发布的韩国、越南8月出口同比增速为-9.9%、8.16%，前值为-7.1%、1.77%，越南8月出口增长较快，而韩国计算机产品出口同比增速达到106.6%，反映电子行业景气度仍较高。 （七）美元指数小幅回升，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 美元指数方面，本周美元指数有所回升，周度涨幅0.57%，本周欧元区CPI同比-0.2%，预期+0.2%，负通胀与欧元近期持续走强引发欧央行对输入型通缩的担忧，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Lane采取口头干预，表示“欧元兑美元汇率确实很重要”。人民币汇率方面，本周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中间价最高达到6.8319，同时逆周期因子仍呈现退出状态、CFETS小幅走高，人民币中间价走势基本由市场交易因素决定。 （八）原油价格、需求和库存 上周，全美商业原油库存小幅缩减，NYMEX轻质原油日均价格环比上涨0.6%；美国汽油表观需求基本已恢复至正常水平。原油库存和价格变动情况，上周（8月28日当周）全美商业原油库存环比下降936.2万桶（-1.8%）至49840.1万桶，NYMEX轻质原油价格环比上涨0.6%。美国成品油需求恢复情况，8月28日当周，美国汽油表观需求7105.8万桶，同比去年下降4.4%，美国汽油表观需求基本已经恢复至正常水平。 8月份，国际原油价格和原油需求的预期值环比双回升。国际原油价格预测方面，8月份，EIA对2020年底WTI即期价格的预测较上月环比回升1.3%，回升至1-2月的预测均值的68.1%；对2020年底Brent即期价格的预测与上月持平，回升至1-2月的预测均值的67.7%。同时，目前EIA对2021年底原油价格的预测已恢复至1-2月份预测的75%左右。国际原油需求预测方面，8月份，OPEC将2020年全球原油日均需求量9063万桶/日，环比上月预测值增加9万桶/日。8月的需求预测相比1月份（10098万桶/日）减少了1035万桶/日。 原油供给方面的相关信息：1）受伊拉克等国补偿性减产影响，8月份OPEC的原油日产量仅增加55万桶，比当月允许的增产量少了一半。2）OPEC在8月的第二大产量增幅来自阿联酋，阿联酋8月超出产量上限，其10月产量料将大幅下降。3）俄罗斯8月份原油产量增加，该国能源部长预测2021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伊拉克可能要求将实施额外减产的完成期限推迟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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