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正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言时再次强调，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他预计，今年全年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作为向实体经济“输血”的主体机构，商业银行也是为企业让利的主力军之一。在银行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的前提下，如何合理让利，怎么让利，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 记者从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观点是：从实现路径看，如何合理让利，需要从银行业的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观察与分析。 整体看，业内人士认为，银行机构需要从政策工具运用、降低负债成本以及提升管理三个方面做好准备。例如，招商银行宏观经济研究所将其总结为：一是用好央行再贷款和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二是主动降低付息负债成本，包括压降高成本的结构性存款；三是提升内部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另外，对于其他让利手段，兴业银行研究院认为，还可以包括：提升对不良率容忍程度，鼓励企业债转股；推动投贷联动，助力成长企业等方式。 其实，所有让利方式的最直接体现，就是银行要降低贷款利率。与实体企业直接接触的银行信贷人员，对此有着最深切的微观感受。“政策落地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银行能否快速反应，一取决于成本，二取决于风险。”某银行区域信贷部门相关负责人在谈到目前银行放贷压力时说。 在他看来，在维持一定盈利能力下的让利，是合理的。从成本角度看，平均贷款的利率至少要覆盖人工、网点等经营成本，以及要调整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以腾挪出让利空间。 不过，短期直接大幅降低利率，从实操层面来看，似乎不太现实。上述信贷负责人直言：“假设我的存量企业贷款平均是8个点的利率，目前却有100亿元的新任务，如果现在利率下到一定低点，存量客户可能会有微词。所以，银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考虑存量冲击，需要时间对新政策进行充分研究，才能落实执行。” 对冲银行资产端收益下降，保持银行息差，则需要压缩其负债端的高成本。目前，与资产端利率下行趋势相比，银行负债成本仍处于高位，银行负债成本是制约银行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的“闸门”。 存款是银行负债的主力，可以看出，近一年监管对银行各种高息揽存情况打压的坚决态度。继智能存款停售、清盘的消息后，对于推高银行负债成本的结构性存款，监管近期的指导动作也颇为密集。 6月份以来，已有窗口指导股份制银行压缩结构性存款的规模，还有地方监管机构发布《关于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从规模、增速、合规等多个维度进行约束。 具体看，银行存款类产品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近期，不少银行主动减少大额存单发行，以及降低大额存单的发行利率。但占据存款大头的定期存款的利率调整方向比较分化，在揽储压力下，区域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程度要滞后于大中型银行。 “负债端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某区域银行高管告诉记者，区域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程度不及大中型银行，原因不只是为了留住客户这么简单，还有出于满足流动性指标等监管考核要求等考量。所以，区域银行的负债端成本有在下降，不过短期难有大幅下降的空间。
近日，据媒体披露，继北京银保监局发文整治结构性存款业务之后，多地银保监局正酝酿出台整顿措施，已有银保监局针对辖内结构性存款增速过快的银行发出业务风险提示：要求逐月降低结构性存款规模，在年末将总量控制在政策要求范围之内。 所谓银行结构性存款，据银保监会的定义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事实上，现在银行结构性存款却有不少变了味，相当数量的结构性存款根本就是一般的普通性存款，把全部风险都放在了银行身上，其风险由银行“兜底”刚兑，没有让存款人承担任何风险，产生了一种不良的银行存款导向。而且，目前看来，不少银行以结构性存款为噱头，大肆用假结构性存款来代替理财产品的发行；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把结构性存款当成了存款竞争制胜的法定，屡试屡爽，滋生了一种对结构性存款的盲目“依赖症”。 正是因为目前各家银行普遍热衷于结构性存款，才使得结构性存款出现了非正常的大幅增长态势，也加剧了结构性存款市场的竞争乱象。据央行统计数据，2019年底全国所有银行机构结构性结构只有10.98万亿元，而到2020年4月底才仅仅4个月时间，全国各家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余额就增长到了12.14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0.56%，创历史新高。结构性存款这种快速增长态势，明显属于一种很不正常的金融现象。因为，这与今年1至4月全国银行机构全部存款余额增长幅度9.7%相比，明显增长比例过大，难道可以说1至4月银行存款增长全部为结构性存款？这显然不符合存款增长的客观实际，也难免给人以荒谬的感觉。 就目前来言，银行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升现象将会带来诸多金融“后遗症”的，其带来的金融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涨，会扰乱存款市场，影响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长的真实性，使银行结构性水分过多；尤其各家银行纷纷争夺结构性存款，会使出很多不规范、甚至是违规违法手段，不利于存款市场的公平竞争，影响了存款市场竞争秩序，容易诱发银行存款市场波动，加剧存款不稳定状态。而且，银行机构假结构性存款行为，明显属于打监管“擦边球”行为，挑战了监管法规底线，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容易诱发金融市场乱象的死灰复燃，使前几年监管部门下大力气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取得的成效毁于一旦。 其二，商业银行为争夺存款将更多精力放在假结构性存款上，明争暗斗，造成存款在各银行机构之间的“大搬家”，无形之中提高了商业银行融资成本，而这种成本商业银行为了追求自身效益总归是要寻找转移的出路，于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戏剧就会隆重登场，商业银行会想方设法将结构性存款成本转嫁到实体企业身上，导致实体企业融资贵陷入一种难以解开的“死结”，会进一步遏制实体经济经营活力；尤其在当前中小企业遭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陷入困难之迹，再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三，企业或民众享受结构性存款之利而不用承担结构性存款之风险，不仅异化了结构性存款原本的功能，也容易造成投资错觉或误导，让不少投资人认为银行的存款产品都是保本、保收益而稳赚不赔的产品，使民众逐渐对金融风险丧失足够的警惕，不利提高民众金融投资风险意识，更会让大量企业或民众加入到结构性存款投资活动之中，更容易累积较大的金融风险。 其四，这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用假结构性存款来欺骗监管机构，也无异于在自食麻醉经营灵魂的“鸦片”，更是一种危险的饮鸩止渴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耗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加大商业银行经营危机，会恶化整个银行经营生态。 其五，容易导致银行资金流向空转套利领域，加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脱实向虚。目前不少企业以借抗疫救灾之名向银行获得低利率贷款然后再转为结构性存款套利，或将贷款流向楼市、股市及其他空转套利领域，恶化了整个社会资金流向生态，只会驱使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或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加大金融信贷重心转向实体企业的难度。 银行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带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害，作为银行机构都是心知肚明的，而且近几年结构性存款也一直成为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监管部门为此也出台了相关监管措施，即便如此，结构性存款治理却收效甚微，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甚至商业银行还乐此不疲，真的让人有点想不明白。 事实上这并不难解释，其实监管部门也对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说出了一定的原因，比如个别银行在产品设计和宣传销售中仍存在一些不审慎行为，如产品嵌入的衍生品交易行权条件区间过于宽泛、产品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不到位等等，而这些都不过只是表象，并没有触及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的“灵魂”；事实上结构性存款乱象真正的根源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年商业银行同业空转、非标通道等业务受到严厉监管，尤其理财新规发布之后，商业银行负债更是受到较大制约，这说明监管部门“堵邪门开正道”的力度还不够到位，难以解决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及资金来源的平衡，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责受到了较大制约，为突破监管限制，不得不打监管“擦边球”，在存款竞争上滋生假结构性存款的念头。 其次，监管部门虽然将结构性存款纳入了监管范围，但缺乏相应监管法规，对在结构性存款弄虚作假的商业银行处罚过轻，没有触及商业银行的经营灵魂，使得商业银行在结构性存款上的弄虚作假行为成本过低，导致商业银行对监管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样使得结构性存款乱象实际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和野蛮无序的“裸奔”状态，近几年在结构性存款上越监管问题越严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最后，银行机构设立过多，已到严重的饱和状态，尤其是小法人银行过多，在存款业务上相互不惜成本的争抢现象已到相当激烈的程度。小银行为改变存款市场争夺不利局势，想方设法通过结构性存款来增加存款。加上银行机构过多，存款上的竞争也是僧多粥少，不少银行机构为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存款增长任务，在存款真实性监管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存款增长论英雄，不惜对基层银行机构采取逼良为娼的存款竞争考核方式。可以想象，只要银行机构设置过度的现状不改变，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 可见，对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已到该下猛药动杀手的时候了，再也不能存在任何“仁慈”之心，尤其在监管上不能抱有打马虎眼或麻木不仁的倾向。目前，要从根本上遏制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应从四方面着手：其一，及时完善相关监管法规，针对结构性存款存在的种种乱象制定专门的法理金融法规，将结构性存款纳入有效法治监管轨道，增强监管的威慑力，提高违规违法成本。 主要是制订专门的结构性存款监管办法，将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的范畴、开展规模、开展标的和方式及相关信息发布披露作出明确规定，提高结构性存款信息透明度，增强监管的灵敏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消除监管法制缺位现象。其二，严把监管关，及时开展经常性的专项整治，将商业银行所有结构性存款及其行为纳入有效监管范围，消除监管真空。设立结构性存款监管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处罚力度，对一切假结构性存款行为一经查实，实行经济的、行政的双重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的金融监管环境，让商业银行对假结构性存款望而生畏。其三，及时加强引导，消除存款竞争上的本位主义思想，为净化存款竞争环境奠定坚实基础。督促商业银行开展系统学习或培训，提高确保结构性真实性的思想认识，让其自觉开展自我排查，将所有结构性存款的问题揭底，让结构性存款回归本源和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其四，对商业银行机构在空间上进行重新布局，对银行机构设置过多的地区适当进行撤并重组，消除为完成业绩盲目争夺存款而加剧结构性存款混乱无序的内耗式竞争现象的出现，为彻底整治结构性存款市场营造有利的竞争环境。
摘要： 近期媒体披露监管指导压降结构性存款，结合前期监管动向，那么当前存在哪些资金套利行为？监管打击套利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债券市场有什么影响？ 当前存在哪些资金套利行为？ 年初以来监管部门和舆论主要关注以下两方面资金套利问题：“贴息经营贷购房套利”、“短贷、票据、短融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套利”。 监管抑制套利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控制三方面风险：一是资金脱离实体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二是资金脱离实体降低宽信用实际效果；三是资金空转套利可能推高潜在金融风险。 监管部门加强结构性存款监管对债市意味着什么？ 结构性存款是商业银行维持资产负债表经营的一项重要工具，也是稳定资产和维系客户关系的纽带。监管会压降结构性存款，首先可能导致依靠结构性存款而维持资产负债经营压力较高的银行出现结构性缩表情况，资产和负债两端收缩；其次，压降结构性存款会降低套利规模从而压缩套利需求。 从上述两个角度，都同时存在资产还有负债两个方面的影响，考虑到这种套利主要在金融市场以外，不直接影响交易行为和金融市场杠杆，所以对应影响相对较小。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结构性存款的收缩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始终对套利行为紧盯不放？是否以此而抬高对应的市场资金价格？ 考虑到当前的政策背景和宏观形势，并不支持货币政策转向，所以在严监管的同时，宽货币可能仍然是基本前提。 结构性存款问题是一个矛与盾的关系，降成本、宽信用、稳负债、守底线，多目标动态平衡的结果反而造成了资金套利和空转，但我们也需要明确，当前问题不在于金融机构，而是实体，问题不在于套利，而是为什么要空转？这个问题监管未必能解决，严监管只会影响宽信用，最终可能还是转回宽货币。 从控制套利与支持逆周期加大宏观对冲组合考虑，央行仍然需要进一步引导市场利率在一个更为合意的区间，这个区间和当前位置相比，不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基础，所以市场无需恐慌。 如何看待结构性存款监管及其影响？ 近期媒体披露监管指导压降结构性存款，结合前期监管动向，那么当前存在哪些资金套利行为？监管打击套利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债券市场有什么影响？ 1． 当前存在哪些资金套利行为？ 为对冲疫情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一季度央行加大了货币信贷的投放力度。但与此同时，资金套利问题也应运而生。年初以来，针对媒体有关报道，监管部门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资金套利问题： 最先引起监管部门关注的是企业可能利用贴息经营贷买房的套利行为。今年3月深圳房价涨幅领跑全国，有媒体报道，背后逻辑是企业将低利率的经营贷款投入了房地产市场。为应对疫情冲击，深圳各区政府对疫情中小微企业贷款的贴息政策，从市一级到区一级均有补贴，贴息比例从20%至100%不等。 消息发出后，深圳银保监局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深入调查摸底，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4月20日，深圳银保监局联合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召开辖内中资商业银行行长座谈会，明确提出一系列监管要求，并部署开展全面自查和监督检查。4月22日，初步摸底排查结果出炉：“一是未发现刚注册企业即申请经营贷的情况；二是未发现支小再贷款信贷资金通过房产抵押经营贷形式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三是辖区存在个别商业银行有客户先全款买房，再以该新购置房产作为抵押申请经营贷的情况，但规模占比很小”。 上述排查结果说明，前期确有少数企业通过房抵经营贷进行融资，但规模不大，也未发现大规模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对货币投放有效性的影响有限。此后监管提出了“严禁信贷资金违规用于购房”的具体要求，意图严控经营贷购房的套利渠道。 近期备受关注的则是企业通过短贷、票据、短融等方式低息融资，再将筹到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等套利行为。在相关政策执行之初，3月4日，财政部就发布了《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补充通知》，要求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持，避免出现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等问题。 但是套利空间仍然是客观存在： 四月上市企业亿联网络曾收到监管问询函，被要求“结合公司理财产品收益与银行贷款成本说明公司拥有大量闲置资金的同时申请银行贷款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在回函中公开了利用低息（贴息）融资进行套利的情况，但这一说明在当时并未引起监管者和市场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公司2019年平均理财收益在4.2%以上，2019年8月至今的新增贷款的相关借款还款明细如下表所示，平均贷款成本3.2%，其中人民币借款利率已逐步下降至3.6%，美金借款利率更是长期低于3%（2020年4月更是进一步下降至2.2%），结合公司可以获取到一定的贷款贴息（贴息比例是实付利息的50%左右），贷款成本远低于公司平均理财收益率。 ——亿联网络：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48号《关于对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函 五月，四月新增社融3.09万亿超预期，新增结构性存款4719亿元，企业通过低息融资套利的行为进一步引起了媒体和监管部门的关注。 2． 监管打击套利的目的是什么？ 五月，四月新增社融3.09万亿超预期，新增结构性存款4719亿元，企业通过低息融资套利的行为进一步引起了媒体和监管部门的关注。 监管打击套利的目的，主要是控制三方面风险：一是资金脱离实体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二是资金脱离实体降低宽信用实际效果；三是资金空转套利可能推高潜在金融风险。 以经营贷购房套利为例，很容易造成资金脱离实体并推高资产价格过快上涨。 直接从数据观察，企业通过经营贷购房套利的规模可能有限。因为只有部分区域能够实现较高的住宅投资收益。根据分地区中金标准投资住宅的1年年化收益指数，只有深圳、上海在少数月份能实现明显高于平均贷款成本的住宅投资收益率，说明这一套利渠道即使存在，也并非全国性而是区域性的。但是北京银保监局局长李明肖6月4日的观点明确在严查之下，确实仍有企业将经营贷违规投入房地产市场。 这就说明虽然目前还不是全国普遍问题，但是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可能会加大资产波动，甚至形成示范效应，因为市场本身就在关注当前逆周期发力、货币宽松和未来通胀预期问题，所以会引发监管层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地产问题还不算严峻，那么企业融资购买理财或结构化存款问题，可能已经较为突出。 疫情冲击下，企业复工复产延后催生大规模闲置资金，部分企业将闲置资金购买风险较低的结构性存款或短期理财产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属于正常情况。需要关注的是，企业通过融资获得低成本资金展开的资金套利行为，即企业报表中异常的“高存高贷”现象。通常情况下，“高存高贷”的企业要么是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受限融资规模较高，要么就是在进行融资套利行为；而当货币信贷结构出现明显的“高存高贷”现象时，则往往意味着货币信贷政策的低效率。 根据数据观察，三四月份市场确有较大的“融资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套利”的利差空间。从成本端看，短贷方面，以亿联网络为例，企业平均贷款成本为3.2%，贴息比例是实付利息的50%左右，实际贷款成本仅约1.6%，短期贷款的成本还会更低；票据方面，四月银票[1]直贴利率下行超过80BP，4月30日国股银票的贴现收益率为2.07%，且收益率仍在继续下行中；短融方面，四月AAA6M、AA+6M的短融发行利率最低分别触及1.51%、1.89%。从收益端看，银行理财产品与结构性存款存在刚性，五月以前，6M产品的收益率始终高于3.9%，下行幅度有限。按此计算，企业通过短贷、票据、短融购买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的套利空间近200BP，大中型上市企业的套利空间甚至接近250BP。 三四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超预期，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增单位结构性存款的超季节性增长。以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的加总口径计算，三四月份新增单位结构性存款1.06万亿，去年同期仅为997亿元，超季节性新增规模近9613亿元；三四月份新增个人结构性存款2620亿元，去年同期为减少1932亿元，超季节性新增规模约4552亿元。三四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总额4.55万亿，若将超季节性新增结构性存款1.42万亿全部视为套利资金，则同期约有近三成的新增人民币贷款沉淀为结构性存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未免大打折扣。 [1]此前票据直贴数据由中国票据网提供，2019年12月以后，中国票据网停止运营，全部数据转入上海票交所官网后不再公布。鉴于此，我们结合票据转贴现利率来近似估计当前票据直贴利率的变化情况。在两者同时公布的时期，2018.12-2019.11，票据直贴利率略低于转贴现利率，但两者走势基本相同，故我们以票据的转贴现利率来近似估计当前的直贴利率。 但四月的货币信贷数据也有好的一面，四月新增中长期人民币贷款9963亿元，占全部人民币新增贷款60%以上，说明宽松货币政策在引导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方面仍有一定成效。 另外，资管新规下企业认购的理财产品中结构性存款占比的大幅提高，也是今年银行新增结构性存款规模激增的一项重要原因。WIND数据显示，2019年前四月企业认购的理财产品中机构性存款的占比为55%，今年前四月这一比例提高为73%。按此计算，新增结构性存款中约有32.7%（18%/55%=32.7%）为理财产品的品种替代所致，不应该归结为资金套利行为的增长。这样一来，三四月份结构性存款的套利资金规模就减少为了9556亿元，约占同期新增人民币存款的两成左右。 因此，当前监管打击套利的落脚点必然落在打击空转套利、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上面。 3． 结构性存款监管会如何影响债市？ 近期，监管部门开始公开表示要加大对融资违规购买结构性存款套利的查处行为。 2020年6月4日，北京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明肖在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排查，发现部分企业一边获得低利率贷款，一边进行套利行为，比如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甚至投资股市等。对资金“套利”等违规行为，北京银保监局将严查、重罚，确保资金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上述表态会如何影响债市？ 结构性存款是商业银行维持资产负债表经营的一项重要工具，也是稳定资产和维系客户关系的纽带。 监管会压降结构性存款，首先可能导致依靠结构性存款而维持资产负债经营压力较高的银行出现结构性缩表压力，资产和负债两端收缩。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结构性存款业务依赖程度较高的中小银行，今年四月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达到7.91万亿，而大型银行仅为4.23万亿。 为避免压缩，逻辑上商业银行会采取其他短期负债进行对应补充，方式之一是发行同业存单弥补，考虑到同业授信和监管压力，一方面额度有限，另一方面可能推高中小银行的负债压力。 如果无法实现短期内负债的有效替代，那么对应的资产部分，可能会被动收缩。对于中小银行而言，首当其冲是同业和流动性较好如债券等资产的压缩。从这个角度考虑，似乎对债券不利。 与此同时，也要考虑一旦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就会直接降低套利规模，从而压缩套利需求。考虑到，套利需求是推升融资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融资购买结构性存款套利推高了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则反过来会同时降低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可能出现信用收缩效应。 一旦社会信用扩张受影响，则宽信用表现不佳，对应就要观察宽货币的情况。 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结构性存款的扩张与收缩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始终对套利行为紧盯不放？是否因此而抬高对应的市场资金价格？我们认为央行关注资金套利问题关键在于货币信用直达实体的效率和效果问题，当货币支持实体不力，而资金套利盛行，则货币政策毫无疑问首先会正本清源。 但是如果货币传导本身有一定效果，而套利可能是宽松初期伴生现象，那么政策还是需要妥善考虑错杀的风险。 毕竟当前政策背景和宏观形势，并不支持货币政策转向，所以在严监管的同时，货币政策是否依然要保持对套利的打击力度可能值得商榷。 加大宏观对冲和直达实体宽信用是关键，抑制资金套利只是正本清源。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应该保持宽松的必要节奏和力度。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理顺价格体系。资金套利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还和市场分割与分层有关，与我们的金融生态、监管状态和政策利率体系有关。抑制套利，还需要理顺货币资金价格体系，减少市场分割和分层，至少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倒挂问题需要捋顺。 换言之，从控制套利与支持逆周期加大宏观对冲考虑，央行仍然需要进一步引导市场利率在一个更为合意的区间，毕竟降成本仍然是当前政策的明确诉求。 此外，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当前的资金套利问题与2016-2017年不同，这种套利主要在金融市场以外，不直接通过交易行为和金融市场杠杆体现，所以即使监管层有所规范，影响也相对较小。 因此，从上述角度出发，虽然存在资产负债两个方面的影响，但是考虑到货币政策逆周期诉求明确，对债券市场的冲击有限，市场可以参考的是2019年包商事件之后的市场情况，毕竟严监管的同时还需要防风险、守底线，货币政策依然需要维持宽松。 4． 小结 近期媒体披露监管指导压降结构性存款，结合前期监管动向，那么当前存在哪些资金套利行为？监管打击套利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债券市场有什么影响？ 当前存在哪些资金套利行为？ 年初以来监管部门和舆论主要关注以下两方面资金套利问题：“贴息经营贷购房套利”、“短贷、票据、短融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套利”。 监管抑制套利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控制三方面风险：一是资金脱离实体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二是资金脱离实体降低宽信用实际效果；三是资金空转套利可能推高潜在金融风险。 监管部门加强结构性存款监管对债市意味着什么？ 结构性存款是商业银行维持资产负债表经营的一项重要工具，也是稳定资产和维系客户关系的纽带。结构性存款的压降，首先会导致依靠结构性存款而维持资产负债经营压力较高的银行出现结构性缩表情况，资产和负债两端收缩；其次，压降结构性存款会降低套利规模从而压缩套利需求。 从上述两个角度，都同时存在资产还有负债两个方面的影响，考虑到这种套利主要在金融市场以外，不直接影响交易行为和金融市场杠杆，所以对应影响相对较小。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结构性存款的收缩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始终对套利行为紧盯不放？是否以此而抬高对应的市场资金价格？ 考虑到当前的政策背景和宏观形势，并不支持货币政策转向，所以在严监管的同时，宽货币可能仍然是基本前提。 结构性存款问题是一个矛与盾的关系，降成本、宽信用、稳负债、守底线，多目标动态平衡的结果反而造成了资金套利和空转，但我们也需要明确，当前问题不在于金融机构，而是实体，问题不在于套利，而是为什么要空转？这个问题监管未必能解决，严监管只会影响宽信用，最终可能还是转回宽货币。 从控制套利与支持逆周期加大宏观对冲组合考虑，央行仍然需要进一步引导市场利率在一个更为合意的区间，这个区间和当前位置相比，不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基础，所以市场无需恐慌。 风险提示 经济环境恶化、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疫情超预期发展
意见领袖丨王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结存的压降，对全行业的资产投放的量或种类，乃至社融，还是会有轻微的不利的影响的。 一、几个数据 今年以来，银行结存发行量较大。根据央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数据（信贷收支表不是资产负债表，因此这里的数据跟资产负债表略有差异），今年前4个月，银行业结存增量为2.5万亿元，月末余额为12万亿元左右。 从简单的货币银行学原理上看，前4个月，信贷通过信贷投放、购买债券等方式，派生了约10万亿元的M2。一般来说，贷款刚派生出来的M2肯定是活期，然后借到资金的人，可能直接拿去存为结存，这就是属于典型的“空转”。但也可能是借款人先拿资金去采购、支付，然后最终拿到资金的人，把资金存为结存，这种当然不属于空转。最后，这10万亿元的新增M2中，有2.5万亿元被存为了结存（因此不能认为这2.5万亿元全是“空转”的）。这就是今年1-4月的情况。 再看下这2.5万亿元增量的内部结构。 （数据来源：人行；单位：亿元；“七大行”指六大加国开行） 从银行类别来看，主要是除七大行之外的中小银行增加的。但很多尾部的小银行其实没有做结存的资质，所以主要是中小银行里偏大的银行，也就是股份行和大型城商行发的，我们称之为“中型银行”。 从客户类别来看，主要是对公增得多，2.5万亿元的增量中，超过2万亿元是对公的。这也很异常，因为企业拿到钱是要用于生产经营的，存这么多结存干嘛？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空转的，但我没有直接证据，“疑空无据”。 总之，结存和一般存款全是存款总量内部结构变化，一般不会影响全部存款总量和M2总量，也不影响社融。但大量存款被存为结存，显著提升了银行的存款成本，也进一步制约了银行贷款让利的空间，这才是监管部门对结存一直心存不满的原因。所以，如果把结存压缩，那么其实是可压降银行负债成本的，对银行经营压力有较大帮助。即使银行把腾出来的成本如数转让给借款人，降低贷款利率，那么也有助于企业缓解财务负担，改善经营，最终银行也会受益。 因此，这事从银行业整体上看肯定是好事。 二、结存之困 既然结存会抬升成本，那么为何银行还会发行这么多呢？所以，这背后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的。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抢存款、抢客户：银行贷款派生存款，存款经过各种流通之后，不是平均分布在各银行的，因为各银行手上的客户账户有多有少。客户基础差的银行，可能不会有什么存款自然留存下来。于是，这些银行就得通过类似结存这些高利率的品种，去别的银行那边抢存款、抢客户。以前承担这种功能的产品还有理财产品（包括保本理财，以及虽是非保本理财但其实也是刚兑的），但现在在“资管新规”要求下，保本理财已经没了，非保本理财真的已经非保本了（近期就爆了非保本理财亏损的例子……），那么这种抢存款、抢客户的主力就变成了结存。有人抢，那么守方也做防守，他们也得发……于是大家都一起发，哄抬了成本。 （2）满足负债结构监管和内部考核要求：监管部门对银行负债有结构要求，比如，同业负债不得超过1/3。这意味着，如果某银行一般存款不够，哪怕同业负债成本再低，也不得不去高价获取一般存款（结存是计入一般存款的）。因此，这也是一些银行高价发结存的原因。当然，很少有银行把这个结构绷到极端，大部分离1/3上限还早，但很多银行同样给分支机构下达了很重的存款考核指标，于是客户经理还是不得不去高价获取存款。 于是，为了抢存款或满足其他要求，银行不得不不计成本地发行结存，从而抬升了整体存款成本。也就是说，银行为了各种目的，相互拼抢存款，导致存款利率上行。如果不这么做呢？那可能会被外面骂成价格同盟…… 三、演变影响 据新闻报道，现在监管部门要求压降结存余额。这意味着，这些存款人的结存首先会到期后变回活期存款，但更进一步，他们肯定是不会放着活期的，后面要考虑他们会拿这钱去做什么。 活期存款大致有几个去处： （1）购买其他替代投资产品，但合适的替代品很少。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其他基金或资管产品等。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极低，但收益率也很低，我不确定它的吸引力多大。而其他基金或资管产品，基本上已经没有保本的了，所以对结存的替代性也不一定大。换言之，现在能完美替代结存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这也反过来证明结存这东西对客户吸引力有多大。可能最接近结存的是大额存单，收益率还行（但低于结存），所以可能主流会存为大额存单。因此，结存先变为活期再变为大额存单，只是银行存款类别变化，没其他影响，而且存款利率下降，对银行构成利好。 （2）拿去投入消费或生产，包括买房。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但肯定不是主流，要不然早消费或生产去了。当然，这里还有个因素，就是房地产的火爆程度。但这个也不会消灭M2，因为它也是转移M2，从结存转移至卖家的存款。 （3）提前偿还贷款。有些空转的资金，无利可套了，干脆就提前去还掉贷款了。这样对银行来说，贷款和存款同时消失，影响业务规模，也导致M2和社融下降。但是，如果贷款利率是低于结存的，那么对银行盈利其实还是利好。 以上只讨论了全行业情况，还得从行业内部结构去看。前文已提及，结存很大程度上是中型银行发行抢其他银行的存款的，如果结存压降，那么对于中型银行来说，如果找不到其他替代品留住客户，客户很有可能会回到原来的银行账户去。这不改变全行业存款规模，但改变存款在不同银行的分布。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类型银行的资产投放能力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这点存款回大行，对于大行来说并不代表啥，并不会因此多投放太多资产，并且只投放符合大行风险标准的低风险资产；而中小银行失去这些存款，可能就影响了它们的资产投放能力，尤其是风险偏好略高一点的资产。因此，结存的压降，对全行业的资产投放的量或种类，乃至社融，还是会有轻微的不利的影响的。
如果投放的大量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却“回流”至金融体系进行套利，那监管部门的良苦用心就打了水漂。近期，针对这种资金空转行为，监管接连出台措施予以“围剿”。 有市场消息称，监管部门本周窗口指导部分股份制银行，要求其在年底前大幅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 随着央行投放大量资金，债券收益率、贷款端利率均持续下行，与银行存款、理财利率形成倒挂“利差”，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套利空间。 是谁在套利？据 资金空转的外在表现，即是一直受到监管“盯梢”的结构性存款规模再刷新历史新高。截至2020年4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约为12.14万亿元，环比增长4.05%，首次突破12万亿元。 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认为，由于大量中小城农商行本身没有衍生品交易业务资质，因此股份行以及有衍生品牌照的头部城农商行是产生增量的主要来源，预计至少有1.2万亿至1.5万亿的增量来自于股份行，这也是监管专门窗口指导股份行的主要原因所在。 虽然企业“薅”银行“羊毛”，但银行这笔买卖并不亏。银行通过低息贷款完成信贷增速的要求，同时结构性存款的增加也助益其完成存款指标，再通过高息贷款等方式平衡整体收益。 对于如何预防企业融资套利行为，某股份行上海分行行长表示，首先还是要关注客户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如果是客户自身经营产生的需求，是不会产生套利行为的。如果企业主营业务上没有资金需求，那产生套利行为就比较常见。 “从业务角度看，还是要在前期把好关。到了业务层面，靠一家银行就很难杜绝，还是要靠监管牵头一起形成合力，不然一家银行是没法追踪资金去向的。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还是把好关客户关。”他表示。 监管部门也行动起来了。一方面，为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6月1日，央行等多部门发布三份文件，新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政策工具通过SPV向银行提供资金用于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和延期贷款，从“宽货币”转至“宽信用”，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另一方面，央行开始短暂收紧流动性。6月8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水平与上次持平，考虑到当天有5000亿元MLF到期，实现流动性净回笼3800亿元。 方正证券认为，短期来看，央行收紧流动性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减少套利空间，使得资金空转不可持续。但如果稍微拉长周期，再辅以规范业务的政策配合抑制资金空转，长期利于业务规范。而规范结构性存款带来的套利机会，从长期看是有助于推动银行负债成本下行的。
后疫情时代，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推进之中，财政存款存量盘活问题再成热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交通银行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唐建伟与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近日撰文表示，盘活政府存款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文章提出，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另一方面，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前者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后者则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文章就盘活政府存款提出五条建议： ❶ 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 ❷ 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 ❸ 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 ❹ 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 ❺ 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 当前国内正处于新肺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疫情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已成事实，宏观数据表明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肯定超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在推进之中。然而积极财政政策如何积极有为，除了提升财政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发行规划、再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之外，还应关注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 针对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也做些探讨。 盘活政府存款 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2000年以来我国广义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的趋势对比可见，两者几乎同步快速上升。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财政机关团体存款却又拥有巨额存量。这一矛盾的现象持续存在，事实上也为对冲财政压力，提升财政空间和效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方向。图1 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趋势对比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从总量数据上分析，以当前国内年度100万亿左右的GDP增长，提升0.5%的赤字率，增加的财政支出在5000亿左右。如若要达到次贷危机时期4万亿的刺激规模，债务性融资（特别国债、国债、地方债）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反观政府存款数据，央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所显示的“政府存款”（财政性存款+机关团体存款）逐年增加，由2007年前不足5万亿的规模，如今已达33万亿之多。而政府类存款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中的占比由2007年前的不足10%，在2014年曾一度超过20%，当前仍在15%以上。若能激活其中10%的资金，就能大幅缓解当前特殊情况下财政的压力。图2 政府类存款近年来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账户呈现 由于政府类存款在相关报表中展示的信息较少，分析当前政府类存款可盘活的空间以及盘活思路需要厘清财政存款形成的收付机制，以及其存在具体的结构、会计形式、长期沉淀的原因等。 政府存款本质是财政资金流收付后以账户余额形式结存的会计结果。从政府资金收支分类可以得到导致政府存款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为：临时性财政存款收支、常规收支（包括一般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债务性融资净额（债券发行融资扣除到期还本和付息）、其他收支。 从政府资金流向分析，可以有以下三条线索：一是流向央行国库形成央行对财政的负债，这部分存量规模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科目为“货币当局：财政存款”；二是流向商业银行提高国库资金收益率的资金，这部分存量反映在大型和中小型银行金融信贷收支表中，科目为“银行：国库定存”。另有一部分资金反映在各类财政专户存款中，在现有的报表体系下追踪较为困难，但规模较另两类小很多；三是政府资金下拨至各机关团体后，各机关团体收支结余在银行形成机关团体存款。社保和公积金也在银行账户中以机关团体科目形式体现。图3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表现形式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需要注意的是，财政部在1997年和2015年分别给出了两版《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两版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内涵有所差异。1997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称为“财政性存款”，包含“国库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两个细分项。2015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将“财政性存款”改为“财政存款”。财政存款内含“国库存款”、“国库现金管理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三块内容。 从图4所示的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的趋势来看，2015年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政府存款：财政存款”科目下所反映的余额为“货币当局：政府存款”、“商业银行吸收的国库现金管理资金：国库定存”以及“其他财政存款”之和。前两者之和已经非常贴近全部财政存款总额，“其他财政存款”的占比相对较少。 图4 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数据关系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结构及可利用空间推测 最新数据（2020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的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分别为3.71万亿、0.7万亿和29.5万亿，分别占10.9%、2.1%、87%。总量33.9万亿的政府存款规模，绝大多数为机构团体存款的形式呈现。 并且，从近年来三块存款类型的变化趋势发现，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基本呈震荡式变化，而国库定存资金的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期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唯独机关团体存款一项持续呈增长趋势。 图5 政府存款结构占比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目前国内财政收付管理仍坚持一种“备付”的理念。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债务性净融资等资金流形成的账户余额，一部分反映在央行国库存款中，另一部分则反映在商业银行定存资金中。而这两部分实际通过银行定存进入流通领域的流动性仅0.7万亿，剩下3.71万亿存放于央行国库应对不时之需，即起着“平衡预算”功能。图6所示政府财政性存款运行趋势也表明，我国政府财政性存款长期以来存在超额“备付”未来支出的理念。 然而，事实上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财政部在联储的存款最新数据显示仅2.96亿美元，然而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由疫情爆发前的2万亿美元上升至4万亿美元。尽管在我国央行不可直接参与购买国债，但可通过流动性释放，并传导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政府类债券购买。在“政府发债融资”、“银行参与购债”、“央行释放流动性”这组三元关系中，优先盘活国库中存量资金，反而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新增发债融资和财政赤字的压力。这对于延缓疫情冲击下政府债务杠杆和债务货币化都有好处。 图6 政府财政性存款变化趋势分解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中其实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基金虽然有上万亿资产，但最新数据显示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的资金仅260亿左右。 公积金方面，住建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余额约为5.8万亿。近年来缴存余额呈快速上行趋势，预计已达7万亿以上，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接近1/3。并且公积金存款变化趋势似乎与楼市价格的短周期更迭并无明显关系。 可见，楼市上涨，居民更多使用公积金的逻辑在过去几年并未成为主导公积金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房价超出大量居民购买力而使得公积金快速沉淀的因素，可能主导了公积金存量持续上涨。这部分存量资金盘活是有空间的，但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图7 公积金缴存余额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住建部 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其实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后超出部分机关团体预算后的结余。这部分存款体量约20万亿，但由于涉及的部门较广，情况更为复杂，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以图8所示的中央一级三公经费预算与决算数为例对比，预算数与决算数之间的背离逐年放大。背离的“缺口”最终都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沉淀下来。进一步在预算支出结构上进行调优，减小预算逐年只增不减的棘轮效应，长期也可为财政腾出较大空间。图8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数与决算数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盘活政府存款的相关建议 部分盘活总量30万亿以上的政府存款，我们认为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必要，但不应操之过急。 一是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特殊时期，财政收支的“备付”理念可一定程度转换。部分盘活国库中近4万亿资金，为短期积极财政发力腾挪空间。而对于公积金和机关团体存款盘活则需要多措施协调推进，操之过急未必实现理想中的效果。短期内提升财政政策空间可能仍将着重依赖增加国债、地方债发行来实现。 二是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政府存量存款盘活从银行信用创造的角度看，对于信用创造本身的影响其实有限。盘活存量政府存款的积极意义在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以及增加政府类支出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而停留在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政府存款，终究是通过银行的资产端进入流通领域。进而从信用创造的角度来讲可以适当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对于减轻银行整体负债端流动性压力也有益。 三是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以国库定存为例，2020年3月数据显示四大国有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达2596.64亿，全国所有大型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为3119.86亿（包括四大行），而中小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总和为3402.45亿。机关团体存款虽未解析出细致的结构数据，但可推测其在银行体系中也是更多集中在大型银行。 反观当前银行在传导货币政策、让利实体经济时屡屡受到行业内流动性不平衡、中小行负债端压力较大等因素制约。适当的将政府性存款向流动性压力较大的中小行倾斜，既解决其负债端资金来源和成本压力，也能提升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落实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 四是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将国家宏观政策布局需要与部门资金实际盈余状况相结合，逐渐优化支出结构。根据各部门、机关单位预算、决算差异，调整支出规模，最大化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一定要严厉杜绝虚列开支增加预算以及预算决算差异过大的现象。 对于政策导向的合理支出应增加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资金占用。比如此次疫情冲击的启示，公共卫生防控、医学科研投入等可以适当增加开支力度。 五是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存量住房公积金需要激活，满足更广大居民购房需求，让房价不再是阻止居民购房导致公积金被动沉淀的主因。同时，提升部分城市公积金贷款规模也是逐步激活公积金使用的可选途径。控制住房公积金持续增长，逐步实现住房公积金向企业年金过渡。这是既支持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又使得企业员工共同享有企业成长，还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路。 当然，过渡期可以给予企业员工更大程度的选择权，比如：维持公积金缴存、直接等额现金发放、公积金等额转换为企业年金等以适应不同需求的企业职工。
5月23日，深交所下发了关于对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问询函中直指安利股份存贷双高、应付票据、安全生产等4大问题。 对此，安利股份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29日回复了相关问询内容。 安利股份存贷双高——手握大额资金仍"借债" 据安利股份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4.09亿元，其中银行存款3.94亿元、受限的货币资金999.38万元。 与此同时，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等有息负债合计4.46亿元。2019年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2362.72万元、利息收入158.25万元。 对此，深交所要求安利股份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请你公司结合营业收入规模、采购及销售周期等分析说明日常经营所需的资金规模与货币资金规模是否匹配。 (2)请你公司结合融资成本、存款收益、投资规划等说明有息负债水平较高情况下持有较高金额货币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核查除已披露受限情形外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受限情形，是否存在向关联方提供借款、货币资金被挪用或占用情形。 (3)请你公司结合日均存贷余额、存贷利率、存贷期限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利息收入、支出规模与货币资金、有息负债规模是否匹配。 安利股份回复函表示，公司货币资金规模适中，与实际经营情况匹配；公司除已披露受限情形货币资金外，不存在其他受限情形，不存在向关联方提供借款、货币资金被挪用或占用情形；公司利息收入、支出规模与货币资金、有息负债规模基本相匹配。 首先，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16.95亿元，同比增长0.92%；2019年原辅材料及能源采购总额(含税)12.2亿元，同比减少1.2亿。 公司采购业务从订单到付款平均周期约为70天，销售业务从订单到收款平均周期约55天，存货周转天数约88天，按此测算公司的现金循环周期=生产经营周期－应付账款平均付款期=73天。 公司2019年月度平均货币资金为32215万元，2019年度实际加权平均现金周转天数约68.43天，与现金循环周期基本相符。 公司每年年末货币资金较其他月份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主要是公司销售结算模式所致。 公司与长期合作的客户，多年来实行在完善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在年度中给予经销商一定额度、一定期限的授信，但在每年年末，要求其结清货款，次年重新予以授信。 公司多年来均与经销商采取此种合作结算办法，既能给予主要经销商一定信用额度，支持其拓展业务，又能保证年度应收账款及时收回，同时也是加强风险控制，对经销商偿付能力的验证。 与长期合作经销商的结算方式导致公司一般年末应收账款较其他月份偏低，货币资金较其他月份偏高。同行业公司一般都采用年底结清账款，次年重新授信的销售结算方式。 其次，公司持有货币资金主要因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及投机性需求。 公司紧紧围绕生产经营目标，每月根据货款回笼预测、信贷计划、原辅材料采购、固定资产投入及技改付款、税款的支付、员工工资社保支付等制订资金计划，平衡收支，兼顾本外币，保障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加强公司资金的流动性。 目前，除日常经营性支出外，公司主要投资项目为安利越南项目及生态功能性聚氨酯合成革综合升级项目，其中安利越南为境外新建项目，总投资约2200万美元，其中，安利股份持股68%。 截止2019年12月31日，项目资本化投入累计约4990万元人民币。 目前处于全面建设期，尚未投产，公司需储备充足资金。为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公司合理配置资产负债。 有息负债均为各类长、短期银行借款，且以短期借款为主，公司依托稳定的发展态势、较好的盈利能力以及长期良好的信誉，取得的银行借款中基准利率贷款占主要部分，综合融资成本4.5%左右，较其他企业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 公司2019年度月均货币资金3.22亿元，其中，月均受限资金3800万元，主要为开具承兑汇票、信用证、电力公司保函等业务存入的银行保证金，公司主要存款收益为活期存款及银行承兑保证金利息收入，因活期存款及保证金利率较低，其中人民币活期存款年利率0.3%，部分银行协定存款利率1.15%，保证金存款利率1.3%，2019年度存款收益158.25万元。 公司持有相对充足的资金主要为满足日常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需求，同时，为应对近年来原辅材料价格波动、能耗价格上涨等不可预知的情况。公司2019年末受限资金999.38万元，均为正常经营活动产生。 最后，公司分月银行借款情况如下，其中短期借款期限均在一年以内，利率4.35%-4.785%；长期借款期限18个月到36个月不等，借款利率4.9875%-5.4625%。 2019年度存款收益158.25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利息收入约59.02万元，年化利率1.3%；境外子公司利息收入2.14万元，系越南盾存款利息，其他存放境外的卢布、美元银行存款按照当地政策，均无利息收入，占月均银行存款6.5%左右；境内公司银行存款利息收入97.1万元，其中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0.3%，部分银行协定存款利率1.15%，美元等外币资产存款占月均银行存款19%左右，年化利率0.05%。 2019年度，公司月均银行存款28262万元，其中，月均美元存款约103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169万元。 公司根据管理需要持有美元存款。月均现金流出约18067万元，平均可用银行存款余额较现金流出多出约1亿元，扣除美元存款，均保持2000—3000万元的资金。 主要系公司一直采取稳健的财务政策，同时，因行业特点，原材料价格波动大，且供应时有短缺，为保证持续稳定的生产，公司会临时性择机采购，且现金支付较票据及信用等其他支付方式会取得相对优惠的价格，公司持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可应对择机采购等临时业务的需要。 安利股份两股东均拟清仓减持，减持套现预计3.39亿元 4月25日，安利股份发布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称，持有公司股份216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99%)的第四股东香港敏丰贸易有限公司将清仓减持，3天后的4月28日，持有公司股份24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41%)的第三股东香港劲达企业有限公司同样公布了计划清仓减持发公告。 两家公司合计计划减持最高将达到总股本比例的21.40%。若按照6月3日收盘价计算，本次安利股份的减持金额最高将达到3.39亿元。 自2019年9月起，上述两家公司便公布了清仓减持计划并进行了第一波减持。 安利股份4月23日公告显示，2019年10月-2020年4月23日期间，劲达企业与敏丰贸易分别减持159.8万股、163.5万股，占总股本比例的0.74%、0.75%，减持均价皆为7.49元/股。 上述两位股东的减持股票均来自公司IPO时期的解禁限售股，本次的清仓减持是前次的延续。 另外，4月29日，安利股份发布了2020年一季度报，一季度公司净利润亏损795.24万，同比下降350%。 对于公司业绩亏损的原因，报告称由于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多数国家及地区经济和社会处于停滞及半停滞状态，全球聚氨酯合成革行业下游需求大幅下滑，公司主营革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21.6%。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董事长姚和平在4月23日的路演中表示，公司二季度经营业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乒乓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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