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央行连续三月超量续作MLF 利率保持不变 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15日开展了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含对10月16日MLF到期的续做)和500亿元逆回购操作。MLF中标利率为2.95%，与此前持平。 这已是央行连续三个月对MLF进行超量续作。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采取“逆回购+MLF”组合，一方面使市场短期利率保持在央行政策利率水平附近，另一方面在最近三个月内超量投放MLF，保持市场长期利率水平总体稳定，满足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需求。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考虑到当前经济修复势头良好，以房地产调控加码为标志，政策面更加注重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把握平衡，10月MLF操作利率保持不变并不出乎预料。他预计，若短期内不发生重大外部冲击并严重干扰经济复苏进程，年底前MLF操作利率都将保持稳定。MLF操作利率是LPR报价的参考基础，自去年9月以来，两者一直保持同步调整。预计本月公布的1年期和5年期LPR报价都将大概率保持不变。(记者 汪子旭 北京报道)
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14日讯（记者陈果静）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升。14日，在2020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谈到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时表示，总体看，这个升值幅度是比较温和的。 10月1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收盘价与2019年末相比升值了3.3%，与2019年的平均值相比升值了2.5%，升值幅度低于欧元等其他国际主要货币。 孙国峰表示，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是我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反映。我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我国将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前出口形势良好，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境外长期资金有序流入人民币资产，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推动下有所升值是正常的，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应有之义。 孙国峰认为，我国实行正常货币政策，中国的利率水平和经济基本面是一致的。发达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以本外币利差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样的利差水平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造成的，是市场运行的结果。 “从汇率的影响来看，汇率波动对经济主体的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有弊，因此汇率还是要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来发挥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孙国峰表示，当然也要防止过度的加杠杆行为和过度的正反馈行为。 近期，央行调整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孙国峰表示，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金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人民银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0。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陶金 2020年只剩下不到100天的时间，中国经济挑战依旧。在年初经历了新冠肺炎冲击后，中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抗击疫情，紧接着经济走上了艰难复苏的道路。在复苏过程中，货币政策起到了“强心针”和“及时雨”的作用。2020年进入四季度，未来货币政策会如何走？ 我们将货币政策分为流动性和信用两个层面，也可将这两个层面称为银行体系流动性（狭义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流动性（广义流动性）。银行体系流动性关系到短端利率水平，影响银行负债成本，进而影响银行在长期中提供信贷的能力和意愿；实体经济流动性则反映了实体经济获得信贷的情况。 我们通过对这两个层面流动性的分析，预测未来尤其是10月货币政策的走向。 近期央行的流动性操作 首先来看银行体系流动性。节后第一天10月9日，面对10月1日至今5600亿元逆回购的到期，央行并未进行逆回购操作。背后的原因是节前央行连续开展了14天逆回购操作，已注入期限稍长的流动性。9月30日，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4天5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2.35%。这是继9月18日以来连续第10个工作日开展14天逆回购。 9月份以来，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除了9月15日外，央行在其余工作日均开展了逆回购操作。操作方式上，除了常规的7天逆回购操作外，央行自9月18日还开启了14天逆回购，连续10个工作日开展14天期逆回购操作金额累计达7200亿元，操作利率均维持在2.35%水平。 另在市场资金表现面，9月底，即便9月30日因为长假影响，利率明显提高，但在之前的两个工作日中，隔夜Shibor曾下跌8.3个基点至0.602%，创下历史新低，显示流动性较为宽松。 央行为何增加14天逆回购投放？ 总体而言，节前公开市场操作整体规模较大、频率较高、利率不变。明显增加14天期逆回购的操作，央行主要有何考虑？ 连续14天的逆回购，正是为了应对10月9日到期的大额逆回购。同时，节前DR014就在持续上行，央行连续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主要是考虑到跨季度和长假因素导致的资金需求增加，一方面是满足银行体系近阶段的新增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政策意愿。 在经历了上半年货币宽松和三季度的货币边际收紧后，央行近期重新加强了逆回购和MLF等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从操作规模和频度看，央行力求通过及时的逆回购操作使得DR007在7天逆回购利率上下波动。9月下旬DR007短暂回落后，在上周迅速回升至逆回购利率2.20以上。操作利率不变，则体现了当前货币政策“量”和“价”有所分离的精确导向性。 节后流动性如何走？ 回过头来看，今年二季度的宽松流动性确实仅仅为了抗疫，经济复苏逐步加速后，宽松流动性一去不复返。 不过，边际上，流动性仍然有放松空间。9月流动性较8月份呈现略宽松的态势，通过央行的操作看，未来流动性可能会保持略宽松的状态，不必担心会明显收紧。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例会的表述中，“坚持总量政策适度”的内容不见了，同时继续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表述，说明央行可能会对未来流动性在边际上有所放松。 后续央行仍然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银行间短期融资利率控制在逆回购利率附近，不会过分放松和收紧。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对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引导，结构性政策会更加得到重视。 10月LPR预测 再看实体经济流动性，即对信贷扩张情况和实体经济利率变化的展望。由于工业部门复苏速度持续向好，当前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反而显得更加明显，限额以下消费和线下服务业仍然在缓慢修复的路上。由此来看，面对结构性问题，总量政策和LPR等代表总量利率水平调降的必要性仍然较小，预计近期LPR下降的概率仍然较小。 从实体经济流动性看，结构性分化问题仍然明显，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供需两旺，资金在持续流向房地产，反映住房贷款的居民中长期新增贷款在6、7、8月连续三个月比去年多出超过1000亿元，汽车等地产下游产业链消费增速也已经超过去年。但制造业和限额以下消费依旧疲弱，显示资金仍然很少进入这些部门。在此背景下，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例会也更加强调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继续推行，预计央行仍然会坚决严控资金流向，将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
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之后，10月10日，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自今日（10月12日）起正式执行。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跌破6.75关口。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日继续大涨670点，报6.7126。中间价此番升值为2019年4月23日以来最高，同时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图源 / 中国货币网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在整个三季度走出了十年来最强的单季走势。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之际，央行此次出手释放了哪些信号？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 10月10日晚间，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2015年“8.11”之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此后央行多次跟随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风险准备金率的具体水平。 央行曾解释称，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而计提风险准备。为满足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的要求，银行会调整资产负债管理，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 一般而言，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8月，央行又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此次是两年多后，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再次恢复至0。 央行此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具有怎样的信号意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接受CF40研究部采访表示，“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一种逆周期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央行感受到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压力，并试图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中间价上调或为补涨需求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低，双双跌破6.75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以6.7268开盘后，跌穿6.73关口，16时30分收盘报6.7358，较上一交易日跌223个基点。而在进入夜盘交易时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进一步走低，跌穿6.75关口，最低报6.7552，较前一交易日贬值超过40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6.71、6.72、6.73、6.74和6.75关口，最低贬值至6.7556，较前一交易日6.6907的收盘价贬值超过600个基点。 市场方面普遍倾向于认为，短期看，央行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举措的情绪影响必然存在，人民币汇率短期或走弱，但当下人民币汇率本身仍以波动弹性为主。 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大涨670点，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如何看待这种市场反应？ 张斌表示，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有很大差异，监管当局发挥的影响也很不同。总体来看，海外市场对基本面反映更敏感一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对此现象表示，“即使中间价于今日大幅跃升，从汇率的走势看还是相对平稳的，中间价今日一次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前期市场升值情绪的释放。” 在他看来，因为中间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隔了周末之后，10月12日中间价在开盘后实现了一个补涨，基本符合假期后市场价格走势。一方面延续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走强趋势，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相对吸引力的动态变化。 经济基本面表现决定未来汇率走势 实际上，受美元走弱和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影响，今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在持续升值。6月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幅已高达近6%。 此时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会有些影响，但不会改变太多。”张斌对此表示，此次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经济基本面推动，是在当前弹性汇率制度下的人民币升值。接下来人民币还会不会继续升值，主要也是看接下来经济基本面的表现。如果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一直都不错，会支持人民币进一步走强。 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自身具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态势，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比较稳定，国内资金也更愿意留在国内，人民币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人民币由此形成强势货币。反过来，如果预期趋弱，国内经济不好，企业找不到投资渠道，钱就更容易流出，人民币趋于弱势。 谈及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张斌分析指出，“这个要看接下来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走势对比，还要看市场情绪。” 他表示，有时候这两者很难完全分开，需要关注过度运用杠杆投机汇率变动收益的行为。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对资本流动的监管需要更细致，近期内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调子也不易放得太高。 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说，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 张斌分析认为，升值的影响很广泛，总体来看市场基本面主导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发挥的是自动稳定器作用，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有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防范单边升值预期的最好方式是浮动汇率 总的来看，此时将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到0，体现出央行希望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而非形成明显的单边升值或贬值的市场预期。 有市场机构指出，如果外汇市场形成单边预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越美元指数的大幅升值，央行可能采用其他工具继续干预，例如调整逆周期因子、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等。 但在张斌看来，防范外汇市场形成单边升值预期，最好的方式就是浮动汇率，因为汇率的弹性本身就会消除这些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预期。 “但是，有很多人担心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过度的升值，我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可以给汇率波动留下较大的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空间。”张斌称，由此来看，央行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不要干预外汇市场。 此前张斌曾对此问题强调，“如果央行对人民币波动幅度容忍度太低，急于干预外汇市场，那就糟糕了。一旦干预，升值压力不能得到释放，可能就会像过去那样，形成单边人民币升值预期。这样，干预压力越来越大，央行越干预越被动，货币政策也被绑架，这方面我们过去有深刻教训。”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显而易见，美联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影响着全世界的市场利率，没有一家中央银行可以忽视美联储而不给本国汇率带来不利波动风险。 此外不论好坏，美联储的领导力不只限于当前货币政策。诚然，在设计货币政策策略或让决定和沟通更加透明方面，美联储并不是全球领导者，想想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正式调整通胀目标。但不要搞错了，美联储在战略性央行业务问题的全球讨论中也起着领导角色。 因此，毫不奇怪，央行官员们对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策略、工具和沟通评估的结果翘首以待。但美联储在8月底宣布的新策略或许不应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全球基准。 其他央行在跟进美联储之前应该深思熟虑，原因包括技术和政治两方面。首先来看美联储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即“寻求实现长期平均2%的通胀”。很难想象这一机制能可信地锚定通胀预期，美联储既没有明确衡量2%目标未达标程度的时间段，也没有披露决定未来高通胀持续和扩散情况的程序。 其次，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说，决策者将保持克制，不制定就业最大化的数字目标——而这是美国国会规定的美联储使命目标之一，因为这一目标无法测量，也不随时间而改变。但如果就业最大化不可测量，那么这一水平上的就业缺口数值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就业缺口是未来货币政策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条件下，关键联邦基金利率的下降与自然真实利率下降有关，而后者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利率，实证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本身是否造成了自然真实利率的下降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果真如此的话，降低央行利率就成了循环论证。 第三，美联储现在明确承担了美国收入分配的责任。在最近的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年会的讲话中，鲍威尔强调，随着美国疫情前的长期经济扩张的延续，“收益开始在整体社会得到广泛分享。黑人和西班牙裔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低点，与白人失业率的差距也收窄至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值。” 但鲍威尔加入不平等性争论最终将适得其反。一旦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就会遭到不可伤害社会中最贫困成员的巨大政治压力。 最后，美联储的新策略并没有回应构建通胀目标模型的挑战，这一通胀目标模型要整合金融系统风险，考虑它们不断变化的动态，非线性和复杂性。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模型。我并不热衷于欧洲央行用包容方式分析风险、进而为稳定定价的“双支柱方针”，但这至少是 解决问题的尝试。因此，美联储仍然危险地忽视了货币和信用，并且甚至都没有在更新的策略说明中纳入这些字眼。 在最低限度上，其他央行至少不应该盲目跟进美联储的新策略。但我最大的担忧在于美联储对收入分配重要性的强调。显然，经济不平等性是关键性的全球政治问题，货币政策决定天生具有分配效应。但承认这一事实，并让货币政策避免直接影响分配，与将分配正义列为货币政策目标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美联储的新策略带来了不少问题。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分配目标吗？这些目标是否与价格稳定使命存在潜在矛盾，自我采取的目标和法定使命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解决？民主国家的央行是否有权力宣布为分配政策负责？ 央行官员不是全能的，也不应该如同全能的神一样沟通和行动。分配决定必须由直接回应选民的政府和立法机关做出 。货币决策者如果扮演政治色彩日益浓重的角色，就会进一步破坏、最终毁掉央行独立性。央行在全方位暴露于政治的情况下可以和将会实现什么仍有待观察。 美联储承担解决经济不平等性的责任，这让其他央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跟进压力。抵挡住这些压力才是明智的。
央行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其功能属性与纸币相同，可以被视为纸币的数字化形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无现金支付趋势加快，多国加速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测试。未来，数字货币将会深刻改变金融基础设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国际清算银行近期发布报告指出，2020年是央行数字货币崛起的一年，截至今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央行发布了央行数字货币计划。其中，厄瓜多尔、乌克兰和乌拉圭等完成了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试点；中国、巴哈马、柬埔寨、东加勒比货币联盟、韩国和瑞典等正在进行试点。 随着多国计划研发或开展落地测试，央行数字货币渐行渐近。它将如何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平衡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收益 央行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其功能属性与纸币相同，可以被视为纸币的数字化形态。目前，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分为“批发型”和“零售型”。批发型的使用仅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不面向公众。加拿大银行的Jasper项目、新加坡金管局的Ubin项目、日本银行和欧洲央行的Stella项目等皆属此类。零售型则对公众开放，多用于零售市场交易，如中国的DC/EP(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瑞典的“电子克朗”等，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目前，大部分国家正在研发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涛对记者表示。 早在2014年，厄瓜多尔央行就启动了数字货币项目，允许个人通过中央银行运营的系统进行移动支付。2017年，乌拉圭推出了为期6个月的“电子比索”试点。但由于未能吸引大量用户，这些央行数字货币没有成功。 2019年，脸书公司发布加密数字货币“天秤币”白皮书，引起全球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天秤币”是一种币值较为稳定的加密货币，以主权货币为支撑，拥有庞大用户基础。舆论普遍认为，“天秤币”等数字货币的发行对全球央行货币主权带来挑战，并带来更多金融风险，是促使各国央行加快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重要原因。“目前电子货币及支付系统的创新主要由私人机构主导，这将对金融系统及货币主权带来挑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央行需要通过向公众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服务，平衡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收益。” 非现金支付的兴起推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据统计，2018年瑞典现金使用率仅为13%。无现金化程度较高是瑞典加快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动力之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无现金支付趋势加速。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社交隔离政策、公众对现金可能传播病毒的担忧以及政府向个人发放补贴的计划都进一步加快了向数字支付的转变。 中国具有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良好基础 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测试已在多国陆续展开。欧洲央行2019年底宣布设立央行数字货币专门委员会，并推出名为“欧洲链”的新概念验证项目，探索数字货币的匿名性问题及实践。近日，欧洲央行发布报告称，该行计划于2021年年中就是否启动数字欧元项目作出决定。报告指出，数字欧元可能给欧洲公民提供一种安全的货币形式。今年1月，英国、瑞士、瑞典、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成立工作组，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应用场景。2月，瑞典开始为期一年的“电子克朗”测试，在隔离环境中模拟人们的日常使用，例如通过数字钱包进行支付、存取款。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正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研究30多种区块链技术，探索可以支持美联储发行数字美元的技术。 拉美国家较早试水央行数字货币。乌拉圭央行表示正在研究下一阶段行动，并计划完善支付系统等相关技术。巴西央行称巴西有望在2022年采用央行数字货币。由区域内8个经济体组成的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央行正在测试基于区块链的法定数字货币，其央行行长蒂莫西·安托万表示：“希望此举能将现金使用减少50%，提高金融部门稳定性，并促进成员国的发展。” 在亚洲，韩国央行计划在2021年进行试点，目前已完成研发工作第一阶段审核。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于2021财年启动数字货币实验，测试数字货币的基础核心功能。 作为较早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国家之一，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目前已在深圳、苏州等地进行试点。近日，深圳市政府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以抽签形式将一定数额资金发放至个人的数字钱包中，用户可在超过3000家商户使用数字人民币消费。国际清算银行表示，DC/EP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货币之一。“智能手机普及率高，移动支付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为中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打下了良好基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对本报记者表示。 商业机构也积极进行研发，与央行开展合作。万事达卡日前推出了央行数字货币测试平台，使中央银行能够在该平台评估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据悉，该平台可以用于模拟央行数字货币在银行、金融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发行、分配和交换。 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可追溯性等特点 加勒比地区岛屿面积较小且分散，民众不易获得实体金融机构的服务。央行数字货币将提高金融普惠性和金融服务的便捷性，降低使用现金成本，提高金融机构效率，这也是该地区央行数字货币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杨涛指出，作为法定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与商业机构提供的移动支付手段相比更安全、稳定，可追溯的特点使其从发行到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迹可循，有利于加强金融监管，打击逃税、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非法活动，同时也有助于专款专用、精准扶贫等。 “央行可以建立更有效率、更具兼容性的金融市场，并使货币政策传导更精准。”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倡议组织项目经理莎拉·艾伦说，“央行数字货币所具有的透明性等特点，将使政策制定者获得更为宏观的全球经济视角。”“现在，人们很难知道货币政策是否或何时对经济产生预期的影响，如果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执行经济刺激政策，则可以对其进行精确监控，从而为未来的货币政策提供依据。”印度资讯公司印孚瑟斯金融服务与保险部门负责人莫希特·乔希表示。 在跨境支付领域，央行数字货币也值得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引入央行数字货币将促进跨境结算更快速、安全。英格兰银行高级金融科技专家西蒙·斯科勒指出，尽管现在人们更关注央行数字货币在国内的使用，但它的潜在优势之一是为未来更完善的跨境支付打下基础。 “金融领域创新的趋势之一就是增加经济活动中的无现金操作。”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伊夫·默施表示，未来欧洲央行的数字货币政策重点是关注零售型数字货币的发展，其中关键问题包括零售数字货币的法定地位以及对负责推广数字货币的中介机构的监管。 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后，现金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显示，目前各国设计的央行数字货币模式中，没有一种旨在彻底取代现金，而是希望成为现金的补充。 然而，央行数字货币也给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不小的挑战。黄益平表示，在单层运营模式中，央行直接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将被明显弱化，面临结构性脱媒风险。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运营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市场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金融体系稳定。 “未来5年，数字货币将会深刻改变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波士顿咨询公司多名分析师建议，金融系统参与者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分析潜在影响，为可能发生的状况做好准备，并积极探索他们想要扮演的角色和需要建立的伙伴关系，以最大限度发挥数字货币的价值并影响其发展方向。
美联储“着急”全球央行都在拥抱财政刺激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眼看着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迟迟不出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有点“着急”，并敦促美国应该在财政刺激上发力。这时，美联储如期公布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也将焦点放在财政支持之上。 美联储公布的9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担心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将受到威胁。美国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的财政援助，但由于国会和白宫之间迟迟未能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达成一致，这种经济复苏势头将受到威胁。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白宫与国会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进行的谈判，很多国会议员和市场人士担心，美国经济复苏将遭遇困难。鲍威尔呼吁继续加强财政政策支持，并表示只有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继续同时提供支持直至经济明显摆脱困境，经济才能强劲复苏。在鲍威尔看来，美国经济前景目前面临两大下行风险：一是疫情可能复发至严重限制经济活动的水平；二是经济复苏可能比预期更长、更缓慢，这将引发“疲软导致疲软”的恶性循环。 鲍威尔表示，虽然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可持续，但在当前形势下，不应当优先担忧预算赤字问题，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做过头的风险反而较小”。 其实，美联储不是唯一呼吁加强财政刺激的央行。摩根大通指出，全球央行几乎都在拥抱财政刺激。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此前表示，过早撤回财政援助所产生的“悬崖效应”是她现在最大的担忧。尽管欧洲经济在春末夏初有所恢复，但现在担心的是防疫措施将继续对经济产生影响。摩根大通指出，虽然全球央行已经采取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复苏，但央行决策者们现在担心，财政刺激不足可能会削弱目前的经济复苏势头。 此外，各国央行对于加大财政支持的呼吁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IMF在其财政监测报告表示，对于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公共投资增加GDP的1%，将直接创造700万个就业机会，考虑到间接的宏观经济影响，则将创造2000万至3300万个就业机会。 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金融稳定部门副主管Michael T. Kiley在论文中表示，在赤字货币化方面，美联储需要购买相当于美国GDP30%的债券，即6.5万亿美元，才能抵消基准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影响。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购买了创记录的3万亿美元的债券。根据Michael T. Kiley的观点，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还需要进行3.5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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