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公司再迎国家队强势入局。8月3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方金融科技”）成立一事引业内高度关注。背靠“央妈”、 怀揣雄厚资本金，尽管低调入局，但重量级的出场不得不引发市场好奇，央行金融科技布局再落一子，采用多股东结构有何深意？主要经营哪些业务？又将如何搅动金融科技市场？ 再落一子 央行旗下金融科技公司正式面世。8月3日，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已于近日正式成立，目前经营状态已处于开业状态。 工商信息显示，成方金融科技由央行征信中心、央行清算总中心以及央行全资控股的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共五家央行系公司出资建立，注册资本金达20.078亿元。其中，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认缴额最高，达7亿元，其次为央行清算总中心、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认缴额均为5亿元，此外则是中国金币总公司出资3亿元，央行征信中心出资780万元。 从经营范围来看，成方金融科技主要经营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另从主要人员信息来看，张永福为法定代表人，担任成方金融科技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朱剑玮担任公司监事。 “成方金融科技采用了多股东结构，其中，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持股比例最高，主要承担的是央行信息化建设任务，包括央行信息系统开发、检测及认证、灾难备份、金融标准、信息化研究等职能。另外的股东包含了央行旗下的货币、清算和征信相关公司。”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评价道，多股东结构一是便于发挥技术创新优势，二是便于进行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数字货币、清算和征信相关数据，均是未来在监管科技中的重要数据基础。 针对成方金融科技公司业务情况，记者尝试向央行方面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进一步回应。 成方金融科技入局，对市场来说有何意义？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则称，成方金融科技的成立，一方面体现了央行正稳步推进规划中的金融科技工作，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近年来国家队日益重视市场化的战略部署，在前沿领域具有加大科技研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前瞻性。 动作不断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央行已在金融科技领域多次落子，除成方金融科技成立外，此前央行就已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并在深圳成立“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参与贸易金融区块链等项目的开发。此外，今年6月19日，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也公开表示，央行会自身整合在沪科技机构的科技资源，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设数据中心等实际具体措施来支持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 一年前的8月22日，央行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 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2021年，要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金融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金融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金融科技支撑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繁荣发展。 《规划》确定了六方面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要夯实金融科技基础支撑，持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优化产业治理体系，从技术攻关、法规建设、信用服务、标准规范、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支撑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 在多方业内人士看来，央行金融科技布局多地落子，与央行金融科技《规划》一脉相承。正如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指出，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一些商业结算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以及更高效、更及时的资金清算。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上也是为了适应新的商业形态而进行的一种科技性的变革。 在王红英看来，央行此前在深圳成立地方性的金融科技公司，主要是为了先行先试，且各有各的侧重，而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央行成立统一的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也是数字经济体系要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的一个重大信号。在他看来，国家队的入场将对整个金融科技市场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并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结算的效率。 “金融科技水平，不止体现在金融机构层面，也体现在监管科技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层面。” 于百程称，从此前看，央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更多是与数字货币的研发与落地相关，而此次成方金融科技业务将更加综合，更多与监管科技相关。 竞合发展 国家队的各项动作部署均代表了央行等顶层机构的意志，依照规划及设想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工作，在把握发展态势、做好统筹规划等方面具有风向标意义。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今后，国家队领头与民间机构竞合发展，将是今后金融科技市场发展一个重要方向。 苏筱芮告诉记者，从技术创新角度，国家队的带头创新将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事业的活力，吸引更多人才进军金融科技领域，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发挥国家级资源的头雁效应。另从监管科技角度，国家队实力的不断提升，实际上也能够推动监管科技的技术进步，在市场、技术、监管三方面实现协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除了国家队，包括银行系等多方金融科技公司也在竞相入场，接下来市场又将呈现怎样的竞争趋势？ 在苏筱芮看来，今后金融科技市场将是一个百花齐放、充满活力的市场，将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领域的表现作为参照，“国家队”的入场虽有部分竞争的成分在里面，但更多的是一种统筹与协作，比如说在数字货币领域，央行正加大与民营机构的联手探索，采取了相当包容的态度，最终目的是共同推动行业繁荣，加速科技应用，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的质效。 “因此，在金融科技领域，推测“国家队”将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合作、和谐包容的精神，使金融科技事业迈上新台阶。”苏筱芮称。 同时，于百程也认为，“成方金融科技与市场化的金融科技公司不同，个人认为，可能更多承担监管科技创新、监管科技系统研发、金融数据共享、监管数据对接与风险监测等任务，成为监管科技的主要平台。” 不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李全预测道，在发展初期，金融科技发展尚处于不完全规范的状态，市场应在有序监管中平稳发展，因此这就决定了国家队先行先试，银行系逐步试水，最终形成市场主导的中国金融科技领域快速稳定发展的局面。 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2020年4月，央行数字货币在工、农、中、建四大行内测的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透露了法定数字货币已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数字货币测试进度的加快意味着数字货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进入商用，数字货币在改变货币体系的同时，可能对银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本文首先介绍央行数字货币的基本概况，而后探究其对宏观政策机制及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 一、央行数字货币概述 （一）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义 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一种法定数字货币，全称是“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对应的英文缩写是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DCEP实际上是一种电子现金，是纸币的数字化形态，其功能属性与纸币完全一样，具有价值特征。 （二）央行数字货币的特点 1.DCEP属于流通中现金，而非银行存款 现有货币体系主要可分为M0、M1和M2，M0是指流通中现金，M1包括M0和单位活期存款，M2包括M1、居民储蓄存款和单位定期存款。DCEP的定位和纸币一样，对应M0，即流通中现金。 2．商业银行无需为DCEP支付利息 由于DCEP属于M0，并非银行储蓄，故不计利息，DCEP持有人也无法获得利息。 3.DCEP具有无限法偿性，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拒收 DCEP由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使其具有官方赋予的价值特征，因而具有稳定性和无限法偿性。 4.DCEP不需要银行账户和网络即可实现支付 DCEP支付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现有的银行卡支付业务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DCEP支付采取的是账户松耦合的方式，即脱离银行账户，在双方数字钱包间实现资金转移。DCEP依靠一个公共账本记录持有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钥地址与数字货币DCEP的对应，数字钱包通过其存储的私钥操作公共账本内的转账。 DCEP可以脱离网络实现终端到终端的支付。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支付，也可以在有第三方服务商的场景下依托网络完成从终端到远端的支付。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数字钱包间直接实现DCEP互转，本质只是记录操作指令，最终仍需在触网后上传到账本上执行才算完结。 5.DCEP具有可控匿名性 银行和商家需要经过客户允许才有权限查看用户的交易记录及信息，这种可控匿名性一方面保护了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另一方面也使得央行可以清晰高效地捕捉每一笔货币交易的流转信息，打击洗钱、匿名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为什么要发行数字货币？ 1．减少纸钞发行成本 由于数字货币只是一串数字代码，无论是生产还是流通，都不会再产生任何费用，并且具备较强的防伪功能。 2．移动支付普及，现金使用频率大幅降低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交易场景，均已实现了移动支付，挤占了传统现金的使用空间。DCEP与其它移动支付方式相比并无本质不同，有限匿名性是其主要差异化特点。 3．有利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 传统的现金交易的匿名化，给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带来诸多麻烦，而数字货币的唯一标识性，方便监管部门回溯整个资金融通链，以便进行更有效的监控。 4．维护货币主权和法币地位 国内外一些金融中介机构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私人数字货币，严重影响了我国主权货币的使用，正在渗透和分流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发行DCEP能够在中央银行层面形成统一的基于国家信用的数字货币，既实现了纸币时代国家信用的延续，也顺应了货币数字化的潮流。 5．优化现行货币支付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通过发行数字货币，可减少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提供支付功能的依赖；同时，使央行可以全程监控货币的流转信息和投放领域，提高货币流通市场监测-统计-评估-政策制定的效率，减少货币政策传导滞后性。 （四）央行数字货币与传统支付方式的区别 与传统纸质现金相比，DCEP具有无需找零、易保存、易统计计算、不易丢失等优势；与第三方支付相比，DCEP还具有以下特点： 信用保证 银行账户 离线支付 结算主体 消费记录 央行数字货币 国家 可无银行账户 是 央行货币结算 可控匿名 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备付金 需要银行账户 否 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结算 容易追踪 乘公交车扫码、乘地铁扫码、支付扫码……人们的生活已进入电子支付时代，但这些软件都是不通用的。这一点在未来数字货币推行后，将有极大改观。另外，目前的移动支付会留给商家一些“痕迹”，购买后商品后，商家会依据大数据向消费者智能推荐相关商品。而DCEP所具备的可控匿名特性，使消费者在付款后，除经货币当局授权外，商家、银行、第三方平台均难以追踪其消费记录。这样既能确保客户的信息安全，也能减少商家对客户的不当营销。 从本质上看，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仅仅是对目前人民币结算方式的电子化改进，而央行数字货币是对人民币现钞的替代。 （五）数字钱包 数字钱包是容纳数字货币的“容器”。尽管央行对数字钱包的解说少之又少，但从目前网传的截图看，该APP包括“扫码支付”、“汇款”、“收付款”、“碰一碰”（类似于NFC的近场支付功能）几项功能。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将银行资金兑换为数字人民币，所兑换的数字货币还会显示出来源银行，以便用户进行资金动向管理。 二、央行数字货币的宏观影响 （一）对货币派生机制的影响 DCEP的投放，类似于纸币的投放，采用“央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体系，即由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商业银行再向社会公众投放。央行不直接面向公众和企业，不参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 DCEP采用双层运营体系，意味着DCEP下的货币体系符合传统的信用货币派生机制。货币创造主体依然是银行和实体部门，央行只是起到调控作用。此外，DCEP投放模式和传统基础货币的投放，对现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而言没有本质区别。 DCEP延续传统货币派生机制的同时，或在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 1.DCEP将重构基础货币结构 （1）央行或将开设新的细分科目记录央行数字货币。传统模式下央行基础货币结构分为两部分，一是货币发行，即央行印制的现钞；二是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在第三方支付机构缴存备付金后，央行将基础货币开设一个分项，即非金融机构存款。央行数字货币作为M0，既可以作为现金使用，也可作为存款准备金或者第三方支付机构缴存的备付金。按其支付用途推测，未来央行基础货币科目或将开设新的细分项来专门记录DCEP，例如在M0、存款准备金、非金融机构存款科目下分别再设置DCEP子科目。 （2）或将对货币流通模式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对于银行间市场而言，DCEP的支付便利性意味着金融机构同业结算选择使用传统支付方式的倾向下降，而使用DCEP进行同业清算/结算的倾向提高。其次，对于企业和零售业务而言，由于DCEP保存便利的特性，大量DCEP将以现金的形式保存在企业和个人手中，因此流通中现金将增加，而商业银行存款、第三方支付机构结存资金将减少。 2.DCEP将从正反两方面影响货币乘数 （1）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动机下降，导致货币乘数提高。由于DCEP支付便利、清算速度快，减少了在途资金量，用DCEP进行清算可以降低对清算账户资金的依赖，从而导致货币乘数提高。 （2）现金漏损率增大，导致货币乘数降低。现金漏损指客户从银行提取现金，从而使一部分现金流出银行系统，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现金漏损率。出现现金漏损会减小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DCEP便于保存的特性或将提高企业和个人持有现金的可能性，从而提高现金漏损率，导致货币乘数减小。 DCEP大规模推广后，货币乘数到底是提高还是下降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的对比。 （二）对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 1.DCEP可以提供新型价格工具 理论上商业银行无需对用户持有的DCEP付息，但若央行对用户持有的DCEP计息，则DCEP利率可作为新型价格工具，特别是若央行对DCEP计负息，甚至可用来打破零利率下限。 目前央行对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1.62%的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0.72%，对个人持有的现金则无法付息。DCEP推出后，可以对个人手机中持有的“现金”进行计息。例如，对商业银行持有的库存DCEP支付利率，该利率类比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对个人持有的流通中DCEP也能支付利息。 因为DCEP详细记录了持币所有者的“现金”，逻辑上央行可以针对不同持币者进行差异化的利率定价，这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定向降息和定向降准的新型价格工具。 零利率下限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金总是资产配置中一个备选方案，而现金在传统货币体系下名义利息为零。因此，在当前货币体系下，即使货币当局制定了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人们也总是可以通过持有现金来规避负利率政策带来的影响。而一旦数字货币这类现金的名义利率为负，则人们将无法通过持有此类现金来规避负利率政策的影响，这将提高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DCEP大规模应用后，若央行对用户持有的DCEP负向计息，人们也不得不持有DCEP，这使得负利率成为可能，从而达到央行通过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只是阐述了DCEP作为实施负利率工具的可能性。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实施负利率，取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及所处经济状态。 2.DCEP有助于提高调控效率 DCEP可便利追踪并控制资金流向，有助于央行开展更有效的结构调控。 传统的现金体系下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控，结构性调控功能较为薄弱。央行的宽货币政策向宽信用传递，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传导中介。央行对信贷投放的结构调控往往效率较低，若市场定价机制失灵，则信贷结构往往偏离最优状态，即信贷不能有效的传导至需要的企业和个人。而DCEP能有效捕捉资金流向。基于DCEP这一特征，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可达成更具灵活性的资金定价，从而激励银行在信贷结构上回归最优状态。例如，央行可针对不同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根据其风险情况制定不同的流动性价格，从而规避银行因无法追踪资金流向而产生的风险考核激励问题，提升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政策的可测性和效率。 3.DCEP可以降低监管成本 DCEP可控匿名的特性，使得对于央行而言，对客户交易信息的记录更为便利，从而降低央行监管成本。 传统监管框架中央行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如果需要获取统计指标、财务报表数据，通常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等方式，成本较高、时效性较弱。尤其是追踪一笔特定资金的具体流向，则必须获取资金流转途径的所有账本。DCEP全面记录了交易信息，意味着央行DCEP系统记录了数字货币权属、交易流水等详细信息，无需再额外获取账本即可了解资金流向，从而大幅降低了监管成本。 三、央行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 （一）DCEP将影响银行活期存款规模、增加吸储成本 对居民而言，不论是定期存款、理财产品，还是货币基金，赎回和提取总是面临一定限制，不如活期存款方便，因而企业和个人始终愿意持有一定数量的低息活期存款。DCEP大规模推广后，企业和个人有可能将银行活期存款兑换成DCEP，将部分资金沉淀在数字钱包中。换言之，有可能是DCEP对活期存款形成替代，而非仅对现金形成替代。由于DCEP是央行的负债，而非银行负债，DCEP的推广可能导致银行活期存款“脱媒”。此外，银行存款与DCEP的转换较为便捷，可能导致存款的稳定性降低。银行为了稳定活期存款来源，负债端存款利率或将上行。 （二）DCEP将影响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相比第三方支付机构侧重小额零售支付服务，银行经营的清算结算业务中，为银行同业及企业间提供的大额支付清算业务，可能是其具备一定优势的领域。若未来DCEP仅替代小额零售支付，则商业银行大额支付清算结算规模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然而根据目前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公布的信息，央行数字货币也可应用于大额支付清算场景。例如，银行可在DCEP业务库之间转移资金，业务库发挥了同业清算账户的功能。因此，DCEP的推广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三）DCEP数字钱包将提高客户黏性 在第三方支付盛行的时代，银行APP的应用场景较少，使用频率较低，DCEP的推广或将改变这一现状。在双层运营体系下，DCEP数字钱包的推广，将提高银行客户使用银行APP的频率，从而提高客户黏性。同时，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开放平台，聚集合作伙伴，让最终用户可以通过不同介质、渠道，在日常的生活和消费中使用数字钱包的服务。商业银行可以抓住该机会获得活跃流量，增加客户数量，发展开放银行服务。 （四）DCEP将有助于提升银行运营效率 数字货币减少了纸质货币的流通成本，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一方面，DCEP作为电子化交易手段，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的现金管理成本；另一方面，DCEP作为电子化贮藏手段，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在现金整点调运以及保管环节的人力物力支出和安保要求。DCEP没有折旧，不需要物理空间储存，也不需要空间上的调运，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日常经营成本，提高商业银行运营效率。 四、结论 总体来看，央行发行DCEP的潜在影响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DCEP或将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一方面，央行在负债端的“基础货币”科目中或开设新的细分科目记录央行数字货币；另一方面，DCEP大幅推广后或对传统的M0、超额准备金、第三方机构备付金规模产生影响。同时，DCEP可以作为一种新型价格工具，提高宏观调控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从微观层面来看，DCEP对银行经营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或可通过数字钱包提高客户黏性，借助DCEP的电子化贮存手段提高运营效率；不利的一面是可能提高负债成本，降低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李峰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胡浩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央行旗下金融科技公司正式面世。8月3日，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已于近日正式成立，目前已处于开业状态。工商信息显示，成方金融科技由央行征信中心、央行清算总中心以及央行全资控股的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共五家央行系公司出资建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永福，注册资本金达20.078亿元。 从经营范围来看，成方金融科技主要经营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
央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再添生力军。记者昨日获悉，中国人民银行旗下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日前正式注册设立。记者从天眼查获悉，该公司名为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78亿元。 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由5家机构持股，分别为：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由于5家机构均为中国人民银行全资控股，这意味着一家央行系的金融科技公司诞生。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旗下此前已有多家金融科技公司，注册地分别位于深圳和苏州。其中，注册地在苏州的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苏州市有关单位设立，承接法定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稳定运行，法定数字货币关键技术攻关和试点场景支持、配套研发与测试等相关业务。 据天眼查披露信息看，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营业范围包括：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等。 “央行对于金融科技一贯很重视，去年8月份还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能够建立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的机制，加快推进金融科技深度应用。”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董希淼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旗下设立数家金融科技公司，一方面能够加快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用市场化的机制汇聚人才，深入研究相关技术；另一方面，成立央行系金融科技公司，有助于推动金融业的金融科技转型。 据了解，去年8月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下称《规划》）中明确，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 在重点任务方面，《规划》中要求，要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加快制定组织架构重塑计划，依法合规探索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创新模式，切实发挥科技引领驱动作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监管科技也是央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关注重点。自去年12月央行首先在北京市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后，已有两批共17个应用纳入试点，目前，试点范围已经扩容至北京、上海、重庆、深圳、雄安新区等多个地区。 在加大金融审慎监管力度方面，《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强金融科技审慎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加大监管基本规则拟订、监测分析和评估工作力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董希淼认为，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未来在对监管科技的研究、应用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表示，监管科技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方面，监管部门应用科技的手段，加强金融科技监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应用监管科技来降低合规成本。
天眼查显示，7月30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地为北京市西城区，注册资本为20.078亿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等。「成方金融科技」公司五位股东中，征信中心和清算总中心两家是央行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这三家公司则是由央行100%控股。百度地图显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成方金融科技」的公司名称则使用了央行驻地地址“成方”二字。近年来，央行在金融科技领域落子多处。2017年1月，央行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2018年6月，央行下属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深圳成立“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3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旗下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苏州市有关单位设立金融科技公司“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此外，2020年7月28日，农业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农银金科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6亿元，这标志着五大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已全部成立。其中，建行是第一家成立金融科技公司的国有大行，注册资本16亿元人民币；工行设立的工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亿元；中行旗下的中银金融科技公司注册资本6亿元；交通银行出资人民币6亿元成立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而股份行对于金融科技的布局则更为提前，2015年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便相继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图片来源：移动支付网】雷锋网
摘要： （1）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是取得重大成果，方向行稳致远，虽然保留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逆周期的诉求和措辞，包括继续强调六稳与六保，但是总体基调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虽然并不意味着简单转向，但政策重心以及基本面情况均难以指向货币政策放松。 （2）当前市场关注超储率走低是否带来进一步的压力。理论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数额和比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也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历史来看，超储率变动与资金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 今年二季度超储大幅下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因为信贷和债券投资）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升，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最大。 8月会如何？综合现金走款、财政存款、外汇占款以及法储等因素，我们判断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将会超季节性，超储率依然偏低。那么央行是否会有所行动？观察历史并未有必然联系，当然理论上超储率可以更低，但也不是简单下行。 （3）下一步需要观察政策信号落地之后，有关基本面数据的走向和形态，以及对应市场资金利率的位置。 目前观察，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资金利率上的呈现就是DR007维持在7天OMO利率以下，虽然资金面时有波动，但是中枢稳定，CD利率预计也将维持在1年期MLF之下，这一情况维持，则8月资金面仍然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票息策略也仍然是当下首选。 策略展望与市场点评 近二季度超储率超季节性下行，而7月资金利率在6月基础上进一步上行。同时7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货币政策基调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是否意味着8月资金面会进一步趋紧？ 1.1． 超储率是什么？超储率为何下降？ 7月10日央行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年二季度）整个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超储率是1.6%，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低了0.4个百分点，应该说当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为畅通，传导效率明显提升。”并且根据我们的测算，7月超储率仍在进一步下滑。 虽然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到超储率变化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我国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存在比较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不仅季末月和非季末月存在差异，不同季末时点也有明显差别，如受到监管考核、财政集中支出、存款变化、银行财务核算等因素影响，年中、年末超额准备金率往往会临时“鼓肚子”，季节性因素消退后则明显回落。”然而，今年是2015年以来首次二季度超储率环比下滑，并且当前位置已经接近2017年低点，超储率出现了超季节性下降。 （1）超储率是什么？ 央行在2008年二季度、2017年二季度以及2018年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均有超储率的专栏分析。 根据央行的表述，超额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存放在中央银行、超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清算、头寸调拨或作为资产运用的备用资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占存款的比例称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2）哪些因素会影响超储？ 我们从央行资产负债表入手。央行负债端主要由基础货币和财政存款组成，在大部分年份中两者合计占央行负债的比重都超过95%（2003-2010年其他项占比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央票发行，随着央票不再发行及到期其他项占比逐步下行）。而在基础货币当中，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占比基本在2/3以上；而货币发行可以用流通中现金的变化来衡量。 央行资产端中，外汇占款比重一直最高，不过在2015年之后其占比有了明显下降，而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的占比在2015年后则出现显著提升。 因此，结合央行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得出超储变动的几大影响因素： l 外汇占款变动（+） l 央行净投放（包含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不含降准，+） l 现金走款变动（-） l 财政存款变动（-） l法定存款准备金变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法定存款准备金变动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降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央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使得原来的法储变成超储。 二是商业银行扩表速度。商业银行在资产扩张过程中，如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都会在其负债方派生出等额存款，随着存款增长银行须按要求把相应的超额准备金划转为法定准备金。 （3）超储率与资金面的关系 央行提到，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数额和比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也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历史来看，超储率变动与资金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 考虑到资金面直接受到货币政策影响，那么超储率降低是货币政策收紧的结果吗？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2015年之前超储率与央行降准降息具有一定负相关关系，例如： 2008年上半年之前，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整体上行，而超储率整体下行； 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宽松期间，超储率明显提升； 2010-2011年，货币政策有所收紧，超储率回落； 2012、2015年，货币政策有所放松，超储率上行。 不过，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在2016年之后变得不太明显：2016-2017年货币政策整体收紧，2018年之后政策利率（以1年MLF利率为例）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整体下行，但超储率则是稳中有降。 由此看来，当前超储率超季节性下降可能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收紧造成的。 拆分来看，可以发现： 2015年以来对超储变动影响最大的分项是央行投放，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降准等； 今年二季度超储大幅下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升，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最大。 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方面，虽然二季度再贷款再贴现规模有所增长，但是央行对SLF、MLF和TMLF都采取了缩量操作，公开市场投放规模和次数也较一季度明显减少，因而央行实际上在净回笼流动性。 财政存款方面，虽然二季度由于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出现下滑，财政支出也处于季节性范畴之内，但由于大规模专项债以及特别国债净融资（仅次于2016年），财政存款出现明显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规模的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耗超储。2018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指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法定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资产扩张过程中，如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购买债券等，都会在其负债方派生出等额存款，随着存款增长，银行须按要求把相应的超额准备金划转为法定准备金，因此超储率会有所下降。” 今年二季度贷款和企业债券等大规模投放使得银行存款明显增长，这也意味着有部分的超储将会被转化成法储，虽然4、5月曾经有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但这并不影响整体法储的上升以及超储的下降。 今年6、7月超储率下行的同时资金面有所收敛，资金利率上升背后的逻辑是：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政府债券大规模发行使得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商业银行增配贷款和企业债券挤占银行流动性，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相对较大。 1.2． 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有多大？ 结合上文对超储的分析，我们将从现金走款、财政存款、外汇占款和法储四方面分析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 现金走款：从季节性变化来看，8月现金走款通常会小幅增加，预计增幅在500亿元以内。 财政存款：8月财政存款通常会有季节性下降，不过考虑到今年普通国债和地方债为特别国债发行让路的特殊情况，以及《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1]中关于“（地方专项债）力争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的要求，预计8月将会有大规模政府债券发行。 那么，8月政府债净供给规模有多大？ 地方专项债：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全年专项债额度为3.75万亿，剩余额度为14851亿元。由于需要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那么8月-10月平均每个月新增4950亿元，如果按照5：3：2的发行节奏预测，8月-10月专项债的净供给分别为7425亿、4455亿和2970亿。地方一般债：假设新增一般债在10月底发行完毕，则平均每个月一般债新增供给为1394亿元。 国债：全年普通国债额度为27800亿元，特别国债10000亿元，1-7月已经净新增发行15797亿元，8-12月还有2.2万亿国债的净供给，月均净供给4400亿元，居于历史高位。 合计来看，8月政府债券净供给约在1.07-1.32万亿之间，虽然比不上今年5月的最高值，但也明显超过季节性、9、10月份可能也接近1万亿的水平。不过，如果三季度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以及财政支出力度有所提升，那么政府债券发行对资金面的挤占可能会有所减弱。 外汇占款： 7月以来虽然中美关系有所紧张，但由于国内基本面边际改善以及美元指数大幅走低，人民币汇率稳中走强，短期来看贬值压力有所缓释。 6月我国出口情况继续超市场预期，对外汇占款也形成一定支撑。 我们预计8月外汇占款维持平稳或小幅下降，结合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情况来看降幅应该小于200亿元。 法储： 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合计12万亿，按照全年新增20万亿估计下半年约为8万亿，对应下半年贷款增速可能会从6月的13.2%缓慢下行。 今年上半年社融新增企业债券规模约为3.33万亿，按照全年新增4.24万亿（2019年社融中新增企业债券规模为32416亿元，3月31日国常会提出“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1]，那么预计2020年为4.24万亿）估算下半年约为9100亿，下半年规模将大幅低于上半年和季节性。 因此，7月10日央行新闻发布会提到总量适度，要求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7月政治局会议也提到“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意味着下半年信贷和存款增速可能不会再现上半年高速增长态度而会逐步回落。这说明法储对于银行流动性的占用可能会有所减弱，结合季节性判断具体规模在2000亿左右。 综上所述，我们预估8月银行体系缺口在5000亿以上，超过一般季节性。 在不考虑央行操作的情况下，我们预计8月超储率进一步下行，资金利率会进一步上行。 进一步地，当前较低的超储率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呢？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央行阮健弘在《对我国货币乘数决定因素的分析》一文中曾指出：“1%~2%的超储率可能是金融机构必须维持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操作具有敏感性，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反向运行的情况会得以改善。”而从季度数据上看，历史上也只有2011年6月超储率下降到1%以下。 从央行自身表述观察，6月超储率走低，更多是货币传导效率的体现，而7月并未观察到更进一步的行动，所以超储率走低可能不是货币投放的必然前提，超储率本身可能只是央行观察指标之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下超储率可以无限走低，因为商业银行仍有支付清算、头寸调拨或作为资产运用的需求（虽然在支付体系先贷款以及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能力增强的背景下该需求在逐步下滑——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并且融资能力相对较弱、系统内部资金调剂效率相对较低的中小商业银行倾向于持有较高的超额存款准备金（2008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所以后续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1.3． 8月央行将更加注重“适度”和“精准导向” 7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货币政策基调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一是总量政策表述收敛，未提“逆周期调控”、“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调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二是结构上强调精准导向，信贷资金重点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三是“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变为“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整体而言，货币政策退出战疫模式回归常态，这和6月18日陆家嘴论坛以及7月10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中提到的货币政策“退出”、“适度”等表述基本一致。 7月10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适度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总量上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如果信贷投放节奏过快的话，快于经济复苏就会产生资金淤积，产生信贷资金没法有效使用的问题。第二个是价格上要适度。一方面要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向实体经济让利。国务院也有1.5万亿元让利的要求。同时也要认识到利率适当下行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利率过低也是不利的，利率如果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就会产生套利的问题，产生资源错配的问题，产生资金可能流向不应该流向领域的问题。所以利率适当下行但也不能过低。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保持总量的适度，综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外又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特别是更多地关注贷款利率的变化，继续深化LPR改革，推动贷款实际利率持续下行和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为经济发展和稳企业保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总量上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疫情以来，逆周期政策调节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金融体系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因此一、二季度宏观杠杆率的阶段性上升是允许和可以接受的。然而，从信贷投放和经济复苏节奏相匹配这个语境出发，合理估计下半年如果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政策端对于宏观加杠杆的阶段性容忍将逐步向宏观稳杠杆靠拢，这也就意味着M2、社融和GDP名义增速之间的缺口将会收敛。 价格上适度，一方面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以向实体经济让利，另一方面利率（主要指代企业贷款利率）不能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因此利率适当下行但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 另外，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导向”则意味着总量工具运用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更加注重疏通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 此外，关于降成本，7月政治局会议强调“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并未像此前那样强调“贷款利率下行”。 与该表述类似的则是2019年国务院要求5家国有大行当年的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要在2018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其中综合融资成本包括贷款利率以及附加费用。 从最终结果上来看，2019年5家国有大行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下降1.35个百分点，其中贷款利率以及附加费用的贡献约各占一半。 因此，本次政治局会议要求“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而非之前的“贷款利率下行”可能意味着下半年中央会更加重视降低综合融资费用，而贷款利率降幅可能有限，同时意味着降息概率大幅下降。 1.4． 小结 （1）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是取得重大成果，方向行稳致远，虽然保留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逆周期的诉求和措辞，包括继续强调六稳与六保，但是总体基调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虽然并不意味着简单转向，但政策重心以及基本面情况均难以指向货币政策放松。 （2）当前市场关注超储率走低是否带来进一步的压力。理论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数额和比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也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历史来看，超储率变动与资金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 今年二季度超储大幅下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央行净投放（不含降准）减少、财政存款明显增加，以及（因为信贷和债券投资）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升，其中财政存款的影响最大。 8月会如何？综合现金走款、财政存款、外汇占款以及法储等因素，我们判断8月银行体系资金缺口将会超季节性，超储率依然偏低。那么央行是否会有所行动？观察历史并未有必然联系，当然理论上超储率可以更低，但也不是简单下行。 （3）下一步需要观察政策信号落地之后，有关基本面数据的走向和形态，以及对应市场资金利率的位置。 目前观察，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资金利率上的呈现就是DR007维持在7天OMO利率以下，虽然资金面时有波动，但是中枢稳定，CD利率预计也将维持在1年期MLF之下，这一情况维持，则8月资金面仍然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票息策略也仍然是当下首选。 1.5． 市场点评：资金面较为宽松，长端收益率明显上行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周一，央行开展1000亿元逆回购，同时当日有10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净操作为0，资金面早盘整体平衡，午后进一步宽松；周二，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700亿，资金面全天宽松，各期限资金价格普遍下行；周三，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300亿，资金面整体偏宽松，各期限融出充裕直至尾盘；周四，央行开展500亿元逆回购，同时当日有5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净操作为0，资金面整体平衡偏宽松，午盘后边际有所收紧；周五，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200亿，月底最后一天资金面整体平衡，上午偏紧，下午转松。 本周中美冲突未继续发酵，PMI指数超预期，债市情绪谨慎偏悲观，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一，中美关系影响减弱，股市小幅高开震荡，债市承压，收益率上行；周二，美元持续走弱，黄金价格暴涨至2000美元，市场通胀预期加强，债市延续谨慎氛围，长债收益率大幅上行；周三，虽然资金面宽松，但债市情绪依然不稳，在股市上涨、地方债供给接力的压制下，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四，美联储议息会议维持宽松政策，国内债市早盘依然延续前日被专项债供给预期打压的悲观情绪，收益率平开高走，临近尾盘时黄金、白银、原油跳水，资金面转松，长债收益率明显回落；周五，前日政治局会议并未提到降准降息，早盘长债收益率小幅高开高走，官方PMI数据好于预期推动收益率继续上行，跨月的隔夜资金较为紧张，市场情绪整体谨慎，长债收益率大幅上行。 一级市场 根据已公布的利率债招投标计划，下周将发行35只利率债，共计3708.87亿，其中地方债有24只，合计1571.37亿。。 二级市场 本周央行净投放累计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中美冲突未继续发酵，PMI指数超预期，债市情绪谨慎偏悲观，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全周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8BP至2.97%，10年国开债收益率上行15BP至3.48%。1年与10年国债期限利差扩大9BP至72BP。1年与10年国开债期限利差扩大2BP至80BP。 资金利率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下行17BP至1.82%，7天回购利率上行4BP至2.24%；上交所质押式回购GC001上行45BP至2.56%；香港CNH Hibor隔夜利率上行18BP至1.52%；香港CNH Hibor7天利率下行11BP至2.05%。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20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 实体观察 中观行业数据 房地产：30大中城市商品房合计成交403.36万平方米，四周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同比上升16.91%。 工业：南华工业品指数2241.58点，同比下降3.75%。 水泥：全国普通42.5级散装水泥均价为426.97元/吨，环比上升0.09%。 钢铁：上周螺纹钢下跌9元/吨，热轧板卷上涨60元/吨。 通胀观察 上周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环比上升0.98%；生猪出场价环比下降0.28%。 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价格小幅下降 利率互换：利率总体上行 外汇走势：美元指数明显下行 大宗商品：原油价格小幅下行 海外债市：美债收益率小幅下行 风险提示 逆周期政策不确定性，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
央行今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7月31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200亿元逆回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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