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新华社法兰克福5月7日电(记者沈忠浩 左为)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德金多斯7日表示,若当前刺激规模不及欧元区所需,欧洲央行随时准备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措施。 当天,德金多斯向欧洲议会就欧洲央行2019年年度报告做说明。报告显示,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至1.2%;全年平均通胀率1.2%,较2018年低0.6个百分点;失业率降至7.6%。 德金多斯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使宏观经济预测变得更加困难。欧洲央行预计2020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5%至12%,最终结果将取决于各国封锁措施的持续时间,以及各国政府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扶持企业和员工。 德金多斯说,随着经济形势快速变化,欧洲央行正持续监测形势发展。除货币政策外,欧元区各国的财政应对措施必须足够有力。 3月份以来,欧洲央行强化货币政策刺激力度,包括扩大量化宽松、实施长期再融资操作等,为欧元区提供大量流动性支持,确保有利的融资条件惠及欧元区所有国家和经济部门。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梁中华(中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利率调控:“利率走廊+政策利率”模式 (一)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的作用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控可直接对银行间市场利率产生较大影响,然后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影响长端利率,最终实现对实体经济和物价水平的调节。 货币政策对短端利率的调控一般通过“利率走廊+政策利率”的模式来实现。利率走廊是央行设定的一个利率操作区间,目的是让市场利率在该区间内波动,从而实现对利率的管理。但由于利率走廊的操作区间往往比较宽,即使市场利率在上下限之间波动,其波幅依然非常大,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因此,央行还需要有个更确切的利率目标,然后通过公开市场的资金投放和回笼让市场利率接近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政策利率,它是更为精确的利率管理工具,可使市场利率在其附近波动。 (二)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管理的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走廊的下限往往是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的利率。道理很简单,如果市场利率为2%,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的利率为3%,并且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不受限制,那么金融机构一般都会选择在央行存款,而不是按照2%的利率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拆借,因为在央行存款不仅回报高,而且更安全。欧洲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是欧元区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利率(ON RRP)是美国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 利率走廊的上限往往是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利率。在实践中,欧洲央行将边际贷款利率设定为利率走廊的上限,美联储将贴现率作为利率走廊的上限。 利率走廊可保证市场利率不会突破上下限。例如,欧洲央行在2009年之前的政策利率是公开市场主要再融资利率,市场利率则在利率走廊区间内波动,并且基本上都在主要再融资利率附近波动。2009年以后,随着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流动性大量投放,欧洲央行利率走廊的下限(隔夜存款利率)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政策利率,欧元区银行间市场利率也开始贴着利率走廊的下限波动(见图1)。 (三)我国的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分析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利率走廊+政策利率”的管理模式也在逐渐成形。 我国的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具有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因此SLF利率很可能成为我国利率走廊的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应该是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即我国利率走廊的下限。 逆回购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应该是目标政策利率,而公开市场操作的目的就是让对应期限的市场利率与目标政策利率相匹配。例如,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应该与银行间市场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DR007)相匹配,1年期MLF利率理论上也应该与1年期的市场利率相匹配。只不过我国的目标利率较多,1年期与7天期市场利率的期限利差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很难实现多个政策利率都与对应期限的市场利率相匹配。基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以及我国DR007的重要性[1],笔者认为7天期逆回购利率应该是我国最重要的政策利率。 我国逆回购利率:从“顶”到“底”的变化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逆回购利率逐渐成为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自2018年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多次在向下触及逆回购利率后迅速回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市场利率一直稳定在逆回购利率附近,两者呈现匹配状态(见图2)。 但如果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就会发现在2014年之前逆回购利率基本上是银行间市场利率的“顶”。银行间市场利率高于逆回购利率的情况非常少,尤其是在2003—2011年,银行间市场利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远远低于逆回购利率(见图3)。 上述现象变化反映的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变化。在2014年之前,随着我国外贸和外商投资规模的增长,外汇占款规模显著增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处于充裕状态。在此情况下,央行采取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回笼流动性,货币政策操作更多强调“量”的调节。同时,由于外汇占款是最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我国公开市场操作规模并不大。 在2014年以后,随着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甚至下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为了弥补基础货币投放缺口,央行一方面减少央行票据的存量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通过逆回购、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增加基础货币供给。 尽管公开市场操作与外汇占款都是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在外汇占款模式下,银行具有主动权;而在公开市场操作模式下,央行具有主动权,可以对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时点进行掌控。 在基础货币投放模式转变后,央行对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调节力度明显增强,这有利于实施更加精细化的利率管理,货币政策调控也更加精准。 从全球央行的视角来看,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本身就不是一种常态,传统的基础货币投放更多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当基础货币投放模式转向传统投放模式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利率,我国央行开始更加注重利率走廊和政策利率的建设。近年来,每当实施降准、财政资金投放导致短端资金利率下行至逆回购利率以下时,央行都会通过收紧公开市场投放量来促使利率回升,这时逆回购利率成为市场利率的“底”。 近年来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价”的调节 尽管逆回购乃至整个公开市场操作的量并不大,但是在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模式下,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意义更加体现为 “价”的调节,即对市场短端利率的管理,而短端利率又会影响中长端利率走势。例如,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与银行存单利率、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走势高度相关(见图4、图5)。2016—2018年,尽管贷款基准利率没有调整,但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走高,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的贷款利率却出现攀升。而此后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回落以及信用政策边际放松,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利率逐渐回落。 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最重要的还是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这是因为单纯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压降金融机构利差的空间已经很小,而且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定价主要基于负债端成本来考虑,如果负债端成本不下降,即便下调了LPR,银行也可以调整贷款利率上浮的比例。 要降低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成本,最重要的就是降低短端利率。同业负债在金融机构负债中通常占有相当比例。例如,我国中型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约为40%,而同业负债成本与短端市场利率的走势密切相关。在存款利率处于低位、难以下调的情况下,要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在边际上能够下调的就是短端利率。若要引导短端利率继续下行,需要下调更具指导意义的逆回购利率。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降息的必要性不断上升。此前有市场分析认为猪肉价格和房价是阻碍降息的两个因素,笔者认为,基本面因素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供给端的扰动,目前正在通过供给端的手段在解决,依靠货币政策的需求端调控无法解决猪肉价格上涨问题。在房地产调控方面,我国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但LPR形成机制改革已经为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做了铺垫,有利于利率结构的优化。此外,在猪肉价格上涨和房地产价格存在韧性的情况下,央行首先下调了MLF利率。笔者认为,这样的调整向市场传达了一个重要信号,即猪肉价格和房价或许并不是降息的主要障碍。 我国的利率水平并不高 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利率水平往往与其经济增速大致相当。例如,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走势几乎一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都在零值附近徘徊。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现象。 我国的经济增速虽然较高,但利率水平并不高。在2008年之前,我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GDP增速的差距在10%以上。在200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两者的差距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5%左右。 笔者通过观察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和经济增速发现: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与其经济增速更为接近;在金砖五国中,除印度外,其他四个国家的利率与其经济增速的差距均较大。其中,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利率都明显高于其经济增速,这与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汇率和通胀压力有很大关系;我国的利率水平则远远低于经济增速(见图6)。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并不高。根据笔者的测算,在2001年之后,我国的资本回报率连续几年出现小幅上行,到2007—2008年时达到11.8%的峰值,而当时我国的名义GDP增速在20%以上。尽管2012年以后我国名义GDP增速在10%左右,但资本回报率却只有5.5%,并没有比其他经济体高很多。由于本文所测算的资本回报率是平均资本回报率,而决定利率的主要因素是边际资本回报率,且边际资本回报率呈逐渐递减的趋势,因此我国的利率水平要比平均资本回报率低很多。 我国利率仍将长期处于下行通道 从长期因素来看,随着房地产和基建融资规模的回落,我国利率有下行的趋势。从短期因素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回落、资本回报率下降将推动降息政策的实施。 根据笔者的测算,截至2018年底,我国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与2016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见图7)。而宏观经济增速仍在下行,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大概率将继续回落,即比2016年低。资本回报率是决定利率的重要变量,这意味着我国的利率中枢有望突破上一轮的低点。 从金融市场来看,我国7天期逆回购利率有望降至2.25%以下,1年期MLF有望降至2.85%以下,10年期国债利率有望降至2.6%附近。从整体上看,2020年债券市场的调整风险不大,利率有望继续下行。 注:1. 《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DR007可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抵押品质量对利率定价的扰动,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状况,对于培育市场基准利率有积极作用”。 本文原发于《债券》2020年4月刊
中国金融网讯 央行今日公布2020年一季度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表。江苏、广东、浙江排名居前。
4月30日,央行发布公告,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鉴于今日无逆回购到期,故实现零回笼零投放。 据证事听君梳理,整个4月份,央行都没有出手进行逆回购。央行最近一次开展逆回购还是在3月末——3月30日及31日,央行分别开展了500亿元、2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均2.2%,较此前操作下降20个基点。 虽然没有开展逆回购,但央行在本月却有着其他“大动作”。 4月3日 央行宣布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0.72%下调至0.35%。 4月15日 央行针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第一步落地,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同日,央行还开展了1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值得一提的是,操作利率较前次操作下降20个基点至2.95%。 4月24日 央行对当日到期的2674亿元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进行了续做,续做金额为561亿元。 Tip一方面,央行进行了缩量续作;另一方面,操作利率也较前次操作的3.15%降低20个基点至2.95%。。 “近1个月以来,伴随央行先后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短端资金利率再下一个台阶。其中,截至4月29日,DR001和DR007月内均值分别降至0.95%和1.44%,较上月均值分别大幅下降34和40个基点,各期限Shibor也全线下行。”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事听君表示,当前市场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是央行本月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事听君分析道,自2月份以来,由于对冲疫情影响的降准、降息、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宽松,银行间流动性始终维持在非常充裕的水平,DR007今年以来不断下降,至4月底已经降至历史最低位。在银行体系内部的流动性十分充裕的情况下,目前并无必要继续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 不过,证事听君注意到,今日Shibor全面上行,其中隔夜Shibor更是大幅上行122.7个基点。央行是否会在五一假期后重启逆回购,在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逆回购操作利率是否可能进一步下调?图片来源:央行官网 “长假前一个交易日资金利率上行属正常现象,并不代表节后资金面会持续收紧,因此央行假期后马上重启逆回购的概率依然不大。”王青表示,逆回购利率是当前政策利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会和MLF招标利率联动调整,因此其在5月是否会继续下调引发广泛关注,预计5月份下调逆回购利率的可能性较低。 从原因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经过前一个时期的持续降息、降准及流动性注入之后,央行在近期的公开市场交易公告中确认,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因此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第二,当前短端利率已下行至历史低位。 而最需要注意到的第三点是,央行刚刚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显著高于上个高点即2009年二季度的57.2%。图片来源:《2020年第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图片来源:《2012年第2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 “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王青认为,接下来的宏观政策侧重点有可能出现微调,即会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由此判断,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将会重点发力,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幅度将受到一定控制,资金利率进一步下行的空间也将较为有限。 陶金则有不同观点。“假期后,银行间的流动性不会立即出现大规模的收缩。但由于4月份原本的集中缴税时期被一定程度延后,并很可能在5月份或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缴税期。”他指出,银行流动性可能会在未来被抽走一部分,因此逆回购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有所加大。另外,地方债发行、财政加码等动作均大概率在5月份加快节奏。这些都指向了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逆回购利率调降的概率也将加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3月15日,美联储第二次紧急降息至零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23日宣布对购买的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BS)不设上限,标志着美联储“零利率+无限QE”的“王炸”组合形成。与之相比,中国央行被认为无论降准还是降息都显得较为保守。那么,美联储火力全开,中国央行要不要跟呢? 一、美联储大招频出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从2月27日至4月8日短短六周时间内,美联储扩表1.92万亿美元,美联储总资产升至6.13万亿美元,相当于去年美国名义GDP的28.6%。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值看,都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峰值4.55万亿美元(2015年10月14日)和25.9%(2014年末)。然而,美联储走到今天,也是苦乐自知。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废的后遗症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QE”组合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13年中,伯南克离任之前释放了QE退出的信号。耶伦2014年初接任后开始减少并停止资产购买、五次加息、持续缩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鲍威尔2018年初继任后连续加息四次并缩表,但2019年为应对贸易局势紧张的冲击而三次仓促降息并重启扩表,中断了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到2019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不到2%,美联储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仍将近20%,远高于上次危机前6~7%左右的水平,较前期高点仅降了约6个百分点。 以往每次降息周期,政策利率都是从百分之五六往下调,而今年两次闪降就已至零。在3月15日推出零利率并重启QE后,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排除了负利率的政策选项,资产负债表操作就成了美联储的不二选择。当美股四次熔断、发生股灾后,美联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证明其工具箱里确实还有“弹药”,才有可能阻止股灾演变成“信心危机——信用紧缩”的流动性螺旋。因为从上次危机的经验看,一旦出现全面的流动性危机,发生机构被挤兑乃至倒闭,则救助成本将会显著上升。 (二)与美国疫情应对政策出台的次序和搭配有关 上次危机中,美联储大举购买有毒资产,支持了经济金融稳定,促成了美股长牛和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景气。但这次疫情蔓延是新冠病毒所致,对此美联储无能为力。同时,货币政策能够刺激需求,却解决不了供应链的问题。 但直到3月11日晚特朗普总统电视讲话,发布旅欧禁令之前,美国政府对于疫情扩散风险总是遮遮掩掩、轻描淡写。这令3月3日美联储的闪电降息按下了“恐慌键”,当天美股不涨反跌。9日,与油市崩盘叠加,触发了年内美股第一次熔断;12日,因旅欧禁令又触发了第二次熔断。13日,美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才正式全面进入了抗“疫”模式,当日美股不跌反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货币政策只能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却不能解决企业现金流问题,后者主要应该是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而财政计划需经过繁琐的、不确定的立法程序,在国会多次被搁浅。时间不等人。美联储不得不冲锋在前、单兵突进。3月15日,美联储二次闪电降息至零并重启QE,进一步加重了市场恐慌;次日(16日)和18日,触发了美股年内第三、四次熔断;23日,宣布了无限QE的措施,但当天美股依然下跌。 随着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顺利过会,公共卫生政策防控为主、财政货币政策对冲为辅的一揽子疫情应对措施全部到位,才缓解了市场恐慌和信用紧缩。自3月24日以来,美元指数、泰德利差(即3个月美元Libor与3个月美债收益率之差)和市场恐慌指数VIX等高位回落,美股大幅反弹,美债和黄金价格也止跌回升,无差别抛售一切可变现资产,逃向美元现金流动性的市场乱象才暂告平息。 综上,由于应对措施次序本末倒置以及缺乏财政政策配合,资本市场对美联储并不买账,迫使美联储一条血路杀到头,以免股灾滑向金融危机。美联储这种破釜沉舟的打法只适合速决战,而一旦陷入持久战,则每次政策效果不彰,都会损害其市场声誉,增加其救市成本。 二、中国央行所处环境在某些方面要优于美联储 (一)中国央行是少数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的主要央行 一是中国的政策性利率依然为正值,且离零利率较远。如截至4月20日,一年期MLF利率为2.95%,一年期LPR为3.85%。 二是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中国银行业目前的法定存准率平均为9.4%,在国际上仍处于较高水平,也高于本世纪初中国遭遇资本大量流入、储备持续增加之前6%的水平。同时,通过定向降准引导银行给民企和中小微企业放款,还进一步拓展了存准率工具的运用空间。 三是中国央行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较高点已回落近30个百分点,低于上轮资本流入启动之前的水平。下一步,按照 “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的工作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结构性工具创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中国疫情暴发之初,曾有人建议,刺激政策要出手早、出拳猛。然而,这次大流行百年一遇,全球都缺乏现成经验。至少,起初我们并不清楚拐点在哪里。如果那么干了,很可能在疫情第一波冲击时,央行就已把“子弹”打光。那么,碰到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酿成的第二波,甚至还可能会有第三波、第四波冲击,陷入弹尽粮绝质疑中的央行将会被置于险境。这很难说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好。 (二)中国央行没有流动性救市之虞 美联储发射“超级火箭炮”的一个现实考虑是阻止股灾演变成流动性危机。但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首先,货币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至4月17日,中国境内的DR007日均为1.882%,较年初至1月23日回落了57个基点。当受疫情扩散影响,股市震荡加剧时,没有导致国内流动性紧张。2月20日至3月23日,美股遭遇了七连跌、四熔断,发生股灾,但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日均泰德利差(即3个月Shibor与3个月国债收益率差,衡量市场流动性和信用松紧程度的常用市场指标)59个基点,低于年初2月20日日均89个基点的水平。 其次,股票市场交投活跃。尽管受海外股灾的影响,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股市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但同期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1.01万亿元,高于年初至2月20日的日均7844亿元。同期,上证综指跌幅3%以上的交易日仅占到17.4%,远低于道指该项占比47.8%的水平。而且,即便国内股市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却未像2015年股市异动时期那样出现大面积跌停,股市流动性枯竭。 再次,外汇市场运行平稳。自1月底暴发疫情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震荡加剧,围绕7比1上下波动。尽管如此,一季度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482亿美元,远超去年同期的顺差166亿美元。3月10日(美股第一次熔断次日)以来,美元指数飙升,非美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带动人民币汇率由升转跌,重新跌破7,但市场预期基本稳定。3月10日至4月17日,境外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平均为0.58%,略高于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1月20日日均0.38%的水平。 中国金融市场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1月底就出台了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这是对经济金融运行影响最大,但也是阻断疫情传播有效的措施。后面再出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经济对冲措施,是给市场“糖”吃。二是抗“疫”之初适逢春节长假,中国得以用较低成本实现了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同时也给了金融市场较长时间的冷静期。故股市以2月3日复市首日一次性大跌,基本完成了对疫情第一波冲击的风险定价。三是全国上下一盘棋,从中央层面统筹规划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和复工复产,各项政策整体配套推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工作协调配合,形成了政策合力。这又给国内金融稳定进一步提供了基本面、流动性和信心的支持。 三、中国央行这次本已领跑全球疫情应对 长期以来,市场将美联储操作视为中国央行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但这次恐怕是落伍了。 (一)两国货币政策的节奏不同 由于疫情在中国开始暴发,故中国央行从2月3日起(春节假期之后)就进入了抗“疫”状态。而美联储直到因疫情海外加速扩散,才在美股2月底七连跌之后,于3月初开始进入疫情应对状态。 3月15日(周日),美联储宣布二次紧急降息到零,国内市场预期中国央行次日将跟随降息。但当天,中国央行MLF操作的政策利率没有下调(20日LPR利率也没有下调),这似乎令市场略感失望。其实,3月13日,中国央行已先于美联储宣布了金融普惠定向降准措施,于16日正式实施。16日,DR007应声跌破2%,到24日最低跌至1.14%。在现有政策有效果的情况下,没必要进一步加码的政策逻辑有其合理性。 (二)两国所处的疫情发展阶段不同 目前,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进入经济社会活动恢复正轨的阶段。而美国疫情扩散正处于高峰期,还在实行较为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限制人员流动和企业开工。 现阶段,美联储主要是要避免市场流动性危机,维持企业和家庭资金链不断。而这是2月份中国央行所做的工作。当时,中国央行出台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金融市场如期正常开市,确保金融服务不间断。 当前,中国央行主要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企业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市场化程度提高、弹性增加,给了货币政策更大空间,也给了中国央行更多底气。 (三)两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不同 从量上看,一季度中国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这些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是1比3.5的乘数效应;从价上看,3月份国内一般贷款利率比上年的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下降了0.26个百分点,明显超过了MLF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 相比之下,从量上看,一季度美联储投放了1.6万亿美元流动性,贷款增长是5000亿美元,大概是3.3比1;从价上看,美联储今年以来降息1.5个百分点,代表融资成本的非金融企业票据利率比去年年末只下降了0.17个百分点,降幅远远小于降息的幅度。显然,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要高于美国,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四)两国央行都在致力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零利率之后,美联储于4月9日公布的2.3万亿贷款计划中包括:向为小企业提供薪资保障计划贷款支持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通过主街(Main Street)贷款便利措施提供至多6000亿美元的贷款,确保信贷流向中小企业;扩大一级和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以及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的规模和范围,支持多达8500亿美元的信贷。 这与前期中国央行通过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和3500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抗“疫”保供、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畜禽养殖、外贸行业等的信贷支持,可谓异曲同工。 四、中国央行要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胀的关系 (一)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而非在金融体系空转,滋生资产泡沫 中国央行在这方面具有制度优势。中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的优势在于集中决策,有利于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传导,不利之处在于风险过于集中。美国3月底通过的2.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有3500亿是让银行向小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支付工资和福利。这立即遭到了美国银行业的普遍反对。一季度,中国M2和社融增长超预期,与近期国内股市波澜不惊形成鲜明对比。相反,美股在大水漫灌之下大幅反弹,迅速结束了技术性熊市,但银行信贷却增长缓慢。下一步,中国央行将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综合运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引导银行向企业让利,并加大小微和民企的信贷支持力度。 (二)既要避免信用紧缩加速经济下行,又要避免信用宽松造成普遍的通胀预期 其核心在于保持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大体匹配。截至3月底, M2同比增长10.1%,增速较上年底高了1.4个百分点,为2017年4月以来新高;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1.5%,增速较上年底高了0.8个百分点,为2018年9月以来新高。这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思路。但鉴于中国面临结构性通胀压力,因此,既不让市场出现“钱荒”,也不让钱“变毛”,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关键是要拿捏好度。这是门艺术。 (三)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避免杠杆率过快上升 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宏观杠杆率毫无疑问都会上升。但中美国别风险是不同的。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霸权地位,通过杠杆挪移——私人部门杠杆公共化、公共部门杠杆国际化,对外转嫁危机。欧元区与之比较,也是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央行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妥善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挑战,避免疫情冲击演变成长期影响、系统性风险,又要避免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导致国家风险溢价和企业融资成本的中长期上升。 总之,与孤注一掷的美联储相比,中国央行显得更加冷静克制,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了政策余地。二者各有千秋。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表态支持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措施,并对中国经济继续展现出的韧性充满信心。 最后,谨以去年底易纲行长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观点作为本文的收尾。他在文中上指出:“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 本文发表于《中国银行业》2020年第5期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远 最近,关于DC/EP(央行数字货币)在多地测试的相关信息不少,各界猜测和争论不断,也激起了股票市场很大反应,与数字货币有关的概念股纷纷上涨。在股票市场很多话题都会拿来炒作,但央行数字货币究竟是一时炒作的题材,还是真的具有实质意义?如果有实质意义,是小是大? 经过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为此,我们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到底有多大区别?一番比较之后你会发现两者的表面区别不大,底层区别不小。 第二,这个新生事物是仍在想象之中,还是能够真正落地?基于我这几年的观察分析,央行数字货币大概率能落地,而且可能很快。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会对现实的经济生活,包括监管层面、相关企业以及金融系统等有什么影响?仔细分析之后,央行数字货币会引起系列连锁反应,重构社会的信息结构、信用结构、监管结构,并把人类历史带入新的纪元。 央行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的比较 央行数字货币并不神秘,就是电子化的现金,把纸质现金变成电脑里的一串字符,当然为了安全性需要进行加密。据说,传统纸币有7处加密防伪措施,数字货币就是从使用传统加密方法的纸币转变为采用电子密码学加密的电子货币,其他方面两者都一样。 从传统纸币到电子货币,从货币安全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加密技术。第二个重要的区别,既然是电子货币,就意味着从线下转到线上。当一项资产从线下到线上,实时交易流和现金流会自动进入数据库系统。这个变化看起来很小,但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特别是金融监管有很多影响,现金流在线上都是有迹可查的,存储在数据库里的某个地方。理论上讲,没有任何一个交易行为是监管层看不到的,这也意味着所有的金融系统,包括货币发行以及交易、商业、支付、转账等所有行为都变得实时在线,这是我所看到的电子货币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电子化货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目前看到的央行有关官员的公开表态,它应该是个很便于使用的产品,不需要开户,只需要下载“数字电子钱包”的APP就可以和用户现有的银行卡链接,把已有人民币1:1转换成新的电子货币。 和微信、支付宝的区别 和当前的微信和支付宝相比,央行数字货币也有区别。 微信和支付宝交易依赖于网络,央行电子化货币有离线模式,不过公开资料里没有对离线模式进行具体解释。现金交易通常完全可以离线,但离线交易记入线上,需要一些会计录入工作。央行数字货币和微信、支付宝等都是线上交易,就不需要录入数据的步骤。因此,如果既能离线又不必重新录入数据的话,未来数据库的积累肯定有很大区别。 再就是利息问题。不管是传统的现金还是央行数字货币,都不付利息。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也不付利息,你的收益来自于一个新操作:动动手指头,把钱转到余额宝或相关的货币基金。对于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既然是纯线上的,从现金转到存款,也是相似的状态,支付利息与否可能也是模糊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第一步设计,央行数字货币肯定是替代M0(流通中现金),所有的官方公开表态都这么说,但我认为未来它演化的结果应该不仅仅是M0。 还有交易的安全性。基于目前的这些技术,基本上可以假定央行数字货币是安全的。就现在的密码学而言,有个单向加密的问题,加密很容易,而解密非常难,所以我认为不用太担心安全性。就像微信和支付宝一样,同样要面对账户安全问题。 三者在法律效果上的区别也比较明显。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币,居民(包括个人或企业)必须接受,没有权利拒绝;微信和支付宝有的商家并不支持,比如不想添置设备,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需求。所以,未来央行数字货币正式推出以后,是没有“不接受”这个选项的,有利于其推广。 最后对比一下这三种主要支付方式的信用风险。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都由国家主权信用背书,而支付宝和微信并没有这个信用,其背后的商业机构有破产的风险。 和比特币的异同 在我看来,比特币从来就不算货币,而是一种数字资产。比特币的信用基础,我称之为“技术信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包括密码学的加密技术、分布式算法、共识机制等,大家相信它是一个不可篡改的、可靠的数据库。比特币的信用就来自于这套技术。 比特币的主要问题是在总量上没法调节。一开始设计时,比特币的总量是给定的,而且新生产比特币的速度是逐渐减半的。从宏观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货币总量是要增加的。 另外,比特币的价格不稳定,最高时曾达到2万多美元一枚,前一阵还跌到4000多美元,波动比较剧烈。如果一种货币的币值如此不稳定,就不太适合充当主权货币。 当然,比特币有个好处是匿名性,某人注册一个账户/钱包,可以做到完全匿名,所以可有特殊用途。 和比特币相比,央行数字货币的信用基础、技术原理都不一样。央行数字货币不是技术信用,它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基于国家主权信用。在技术原理上,央行发数字货币并没有采用区块链技术,而是选择了技术中性的路线,也就是说,央行发行电子货币时采用一套密码学的技术,以保证它是可防伪的、不可复制的。 央行对此还有双层设计机制,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机构从央行换取了数字货币以后,可以采用自己的技术来推广,这里面可以包括非中心账本的区块链技术,也包括其他现有的中心账本式技术。在这个推广过程中,央行采取技术中性的态度,不会限定这些商业机构的具体技术路线。如果某家商业银行觉得区块链技术比较好,设计了基于区块链的一套基础设施来推广央行数字货币,也是完全可以的,相当于对央行的政府信用进行加持,增强了数字货币的信用。 在总量调节方面,央行新发的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在很多地方是衔接的,也就是说,央行理论上可以用以往货币调节的办法来继续调节新发的数字货币,而且新发的数字货币和以往的货币可以1:1兑换。为什么要强调是“理论上”?因为当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大量替代现有的现金体制,对商业银行的运作机制、货币调节机制都可能产生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央行可以摸索出一套相应的办法调节新的货币发行总量。如果没有总量调节空间,新的数字货币就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货币形态。 在价值稳定性上,新的数字货币是稳定的,因为央行可以根据总量进行调节。理论上讲,如果以前的纸币币值可以做到稳定,以后的数字货币币值也可以做到,中间的过渡阶段,换币的比率尽可能保持1:1。 关于匿名性,央行新发的数字货币是“可控匿名”。意思是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钱包,在彼此进行交易时,不必一定认清对方是谁,通过手机APP验证货币真实即可,这和现金的状态是一样的。但数字货币毕竟是线上的,所有的交易都会留下记录,第三方的数据库有条件对每一笔交易的参与者进行识别。当然我相信因为保护隐私等因素,普通老百姓的交易数据一定会得到保护,只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交易痕迹,所以彻底匿名不太现实。 可见,央行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资产的区别,其实真不小。 落地的概率和方式 央行数字货币究竟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还是可以落地的新生事物?我的基本判断是,央行数字货币很可能会落地,而且会逐渐铺开、慢慢推广。理由是: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是法币,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都不能拒绝接受。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府运作体系有很多特点,比如公务员体系、事业单位雇员体系等根基很深,很多事情都可以依靠这个体系推广下去。近期网上有消息称,苏州新区公务员的交通补贴费在5月份有一半要用新的数字货币来支付。看起来很小,仔细一想又是很大的事情。这意味着试点成熟以后,中国的整个公务员系统,包括很多事业单位、国企员工的工资逐步都要用数字货币发放。这就相当于新的货币得以落地。如果在实践中发现确实安全可靠,不会出现轻易被解码的情况,就会慢慢代替以前的纸币。而且数字货币有明显的优势,用户不需再带“纸币”,交易避免找零,监管部门不用印钞,也省去了成本很高的防伪措施。 第二,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是双重运行体制。根据目前的新闻报道,有工农中建四大行参与央行数字货币第一批试点,但是有消息称三大移动运营商以及银联等大机构也都在试点名单里。不论有哪些机构参与,目前看起来是双重运行体制,央行把数字货币换给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机构,这些机构再和他们的客户进行交易。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利用商业机构的现有体系来慢慢推广数字货币,并不需要另起炉灶。二是这是个渐进的思路,在央行和普通消费者之间有这些机构作为中间的缓冲,万一出现问题,可以保证总体风险可控。三是新的数字货币有成本优势,和纸币相比不管是发行、监管、运输还有存储等,成本会显著小于传统纸币,机构和个人居民都有了激励,有助于推广。 第三,技术中性。央行目前采取的模式其实是一种赛马机制,所有的商业机构都会采取自己的技术手段来推广数字货币,这样就产生了竞争,哪家的更好就能推广得更快,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因此,把这些大型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机构放在一起,竞争过程中总有一些机构会设计出比较好的办法,取得更大的优势。这种竞争机制加上前面的风险防控机制,就能保障新的数字货币可以比较顺利地推广,同时有效防范风险。 可能的影响 新的电子货币落地之后会有多大影响,会在多大意义上改变我们的经济生活、商业生活、金融形态?根据跟踪研究,我判断其产生的影响很大。 第一,无现金社会全面到来。新的数字货币性能比传统纸币更好,以后大家可能就不再用现金了。这里其实有一个约束条件,尽管没有太多技术细节公布,但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使用肯定需要智能手机,普通用户必须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目前智能手机的渗透率,发达国家可能都在70%以上,中国在70%左右。还有一些落后地方或者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使用不熟练,所以短期实现完全的无现金社会过于理想化,可以追求“结构化无现金”。比如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年轻群体,以及公务员系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员工先慢慢推广无现金。这样做有各种好处,一方面可以降低各种摩擦成本、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金融监管。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现金社会向无现金社会的过渡段。 第二,ATM机的价值将进一步变小。假设过了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人都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虽然ATM机不会完全消失,但需求量会越来越少。其实现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现在都用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或者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对ATM的需求已经在大幅减少。未来ATM可能只在少量地方还存在。据一些著名的金融专家说,ATM可能是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金融发明,但现在面临着消失的可能性。这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货币形态的变化,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设施以及其他商业形态,都会发生很多变化。 第三,存贷款也会慢慢发生变化。根据央行的设计和渐进推广的思路,电子货币是替代M0(流通中现金)的,但替代M0之后,未来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M2(广义货币供应量)是不是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个可能性是,随着电子现金的普及,存款会慢慢消失。就像现在很多人放在支付宝里的钱慢慢都转到了余额宝,央行数字货币的情形与之类似,以后人们手里也不会有大量电子现金,而是会直接链接到某个货币基金的账户。所以,活期存款以后是否还存在不好判断,但体量肯定会越来越小,一年期定期存款等也是如此。央行从稳健的角度肯定采取渐进的方式,第一步是用数字货币替代M0,不过“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难控制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个不断演化的生物系统,很多新物种的产生,又会衍生出新的物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如果以后没有现金,人们也不用去存款,商业银行就要发生很大变化。 传统商业银行的三大业务是存款、贷款、汇兑,使用电子现金之后,可以直接替代大量的汇兑业务,特别是小额汇款业务。存款业务可能慢慢就没有了,至少变成了货币基金或理财产品。相对而言,贷款业务不会消失,因为贷款的实质是要识别哪个借款人有信用、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这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所以,商业银行未来一定要转型,从存贷汇变成理财和贷款。 还有一个可能的变化是银行业会更集中,那些技术好、数据库强大、服务意识强的大银行会更具优势,中小银行因为实力问题在竞争中会越来越没有优势。对于现在经常提到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大型银行机构掌握了质量较高的数据以后,也可以用分支机构来做。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易慢慢转向线上,线上数据的质量一定会越来越高。 第五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很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前提是人民币本身比较稳健、值得信赖、能够被周边国家所接受。由于数字货币降低了交易成本,周边国家的企业和居民使用人民币的成本也会下降,因此会有利于其推广。比如老挝、泰国、越南等国家本来愿意使用人民币,后来发现不是很方便,因为人民币需要由中国国内银行的分支机构开过去,然后还得兑换,还需要防止伪钞,双货币使用很麻烦。 在信赖人民币的前提下,数字化能很好地降低人民币的流通成本,外国居民也可以通过数字钱包很方便地使用源自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国内商业银行甚至不需要去海外开很多分支机构就能使数字货币打开市场。所以,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技术是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 更多连锁反应:分解和重构 数字货币的出现,会产生很多连锁反应,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浅层印象,还有更深层的、更深远的影响,我称之为“分解和重构”。 抛开具体的细节、具象的商业和日常的生活行为,人类社会其实是生活在一套数据库之上的,而数据库是有信息结构的。以前的信息都是线下的、分散的,了解这些信息,并收集起来变成数据库需要很高的成本。曾有很多学术论文讨论过分散的信息、知识怎样影响人类社会的运行。 数字化货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大量交易在线上进行非常有利于信息结构的集中化,以前分散的信息结构会由于数字技术变得更加集中。需要强调一下,是更加集中而不是绝对集中,只是集中的程度增加,且因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些问题,可能会使其有加速趋势。比如政府可以要求官员所有的交易必须使用数字货币,否则有违规、违法的嫌疑。即便不考虑这种情况,仅仅因为便利,很多交易也可能转向线上。当越来越多人的交易在线上进行,所有的资金流、现金流、交易流都清晰可见,信息结构就会更加完备、更加集中。 如果信息结构集中而完备,人类社会的信用结构也会变成这样,因为所有的商业行为(包括金融)都基于信用。信用就来自于数据和信息,当所有的数据和信息都可以在一个数据库里有据可查,信用就更容易建立起来。人类社会的信用结构也会随之重建。所以我用分解和重构来描述这一可能的变化和趋势。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从茹毛饮血到现在,都在不停地收集、处理信息、建立信用和交易,通过分工来取得技术进步。信息和信用结构如果经过这样的分解和重构,会产生非常底层的影响。数字货币在这个进程中会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以后的监管结构也要分解和重构。因为所有的监管都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信息和信用结构被重构以后,监管的办法、手段、效果都要随之重构。 从2014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数字货币的设想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很多相关机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后台准备工作。不止中国,其他国家的央行、企业等也都在研究和准备,比如Libra(天秤币)。 Libra是Facebook在2019年6月18日发布的白皮书提出的,要挂钩一篮子货币(Basket of currencies,指作为设定汇率参考的一个外币组合),也要采用区块链技术,从联盟链到私有链到公开链这种转化看起来,这是一种新的货币。但这个最初的想法受到了一些阻碍,当然,一个潜在影响很大的新物种,尤其是金融产品,在刚出来时受阻很正常。 今年4月16日,Facebook又推出了Libra白皮书的第2版本,其中有一些重要变化,比如提出不一定要挂钩一篮子货币,可以挂钩单种货币。如果挂钩美元,根据上面分析的类似原理,这可以有助于美元在全世界更好地流通。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些小国货币的噩梦,因为美元本来就是一种值得信赖的货币,如果技术再大大降低其使用成本,美元就容易在全世界更加流行,很多小国的货币就不一定再有必要。 金融里有一种理论叫“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小国或地区从最优的角度来看不需要有自己的货币,通过联席汇率挂钩美元就好。 不仅Facebook,还有很多商业机构也发行新的数字货币。像USD coin、JP Morgan coin、Walmart coin等,这些商业机构或联盟发行数字币,往往都基于区块链技术,因为区块链技术有比较好的安全性、匿名性、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等,并且也是挂钩美元发行。 当然,与Libra以及这些商业机构发行的数字币相比,央行数字货币既非商业机构发行,也不挂钩主权货币,而是由主权货币自己发行的新电子货币,然后由商业机构去推广。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目前并不是只有中国央行在思考数字货币,包括英格兰银行、欧洲的中央银行等都在探索。总体来看,数字货币的原理和落地机制看起来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毕竟是新生事物,推进起来会比较谨慎。 如果不只着眼于2020年,而是从整个货币史的角度来看,假设今年数字货币能够落地,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记?其意义之重要,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 人类的货币史,第一阶段是商品货币阶段。 很久以前,像贝壳、粮食、牲口等珍贵的物品都充当过货币,再后来人类社会在商品时代把黄金确定为货币。英国在1816年最先采用金本位,到19世纪的后半期(1870-1880年),欧美主要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金本位的采用是工业革命以后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到现在也就200多年历史,这是人类真正实现经济繁荣的一段时间,金本位功不可没,因为它使发达国家有了一种通用的货币,市场范围得以扩大了,技术进步得以加快。如果没有金本位,甚至工业革命可能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叫“李约瑟难题”,就是说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这个问题很大,讨论也很多,其中有一派学者认为由于货币的发行产生了全球统一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这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我觉得有道理。这说明货币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商业的繁荣具有最底层、最基础的作用。这个阶段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还是商品信用。 第二阶段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1971年美元体系的建立。其实这是一体的,就是美元借助黄金成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从1945年以来到现在主要是美元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元还挂钩黄金,其实是因为当时美元还不够强大,属于承上启下的中间状态,但本质上是个美元体系。这个阶段货币体系的实质是国家信用,是从商品信用到国家信用的转型。 2020年,如果央行数字货币诞生了,它在整个货币史上如何定位?应该说,央行数字货币既保持了国家信用,同时又使用了新的数据技术,对信息结构和信用结构进行重构,来加持国家信用。因此,人类的货币体系有可能从今年开始,要从国家信用转向国家信用加技术信用。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年份,可以和今年相提并论。 当然,这个进程未必顺利。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分析问题主要依据经验和证据,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超过了度就很容易出错。但对于数字货币这类新物种,经济学分析就存在困难,因为没有经验和证据,要想研究只能依赖于逻辑,主要就是我前面讲的货币与信息、信用重构的底层逻辑。但我也不能保证逻辑链条的很多环节都不出问题,因此今天的研究和推测都要面临很多风险。 马克思曾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辩证思维的逻辑方法,我上面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推测都是基于抽象的逻辑,但上升到具体事实的过程中要经历很多磨砺,可能会发生一些新变化。不管怎么说,这个新事物的影响会比较大,值得继续观察。 今年的新冠疫情使全球陷入紧急应对,这个事件可能是要进入历史坐标的。同样,央行在这个时间点上推出数字货币的话,也要进入历史坐标,而且其影响可能比新冠疫情还要大。因为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回头看,新冠疫情可能就不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央行数字货币落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形态、金融形态、监管形态都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所有商业交易和技术进步都是在货币这一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的,一旦基础设施改进了,产生的连锁反应是难以想象的。 题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金融学副教授徐远4月12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系列公开课上所讲内容整理。本讲同时是国发院公开课第九讲。 (本文作者介绍:北大国发院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