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当然要用技术，用什么技术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怎样用数字技术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普惠金融，不是为了发展数字技术。 所以，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不能只是在数字技术名词上打转，要研究普惠金融本身的金融问题，进而研究解决这些金融问题的金融方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 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首先必须明确普惠金融的目标人群。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我们不应该泛化普惠金融的对象，个人并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小企业也不一定就是普惠金融的对象。总体上，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是相对的弱势群体。 比如学生群体，是无收入群体，但不能简单地归入弱势群体，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家庭条件并不差。 数字技术要着力研究通过什么方式，收集什么数据去精准发现这些客户，并且把金融服务触达这些客户。 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提供的是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也说明金融服务是丰富的，不能仅仅理解为贷款。 每一个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或许需要不止一项金融服务产品，但并不是每一个服务对象都需要所有的金融服务产品。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其所需要的适当的服务内容是不同的。 一些困难家庭、老弱病残人士，没有收入来源。这样的人群，银行账户、支付结算、社会补助、医疗保险等，才是他们需要的适合的普惠金融服务。给他们发放贷款，只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数字普惠金融要研究通过收集什么样的数据，精准地确认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真实和有效的需求。 三、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认识需求的合理性和提供服务的合法性及安全性。 提倡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适当、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我认为既是针对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也是针对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 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当然要让服务对象承担得起成本，高利贷、过度服务等，有失普惠金融本义。同时，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成本金融机构自身也应该承担得起，确保自身能不断发展壮大，可持续地发展普惠金融事业。 对于客户的需求，要进行合理性分析，这是提供适当、有效服务的前提。 以信贷为例。个人生活消费缺钱，企业经营资金紧张，都是资金需求。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必须要贷款满足？我们还是要分析，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有效的。所谓合理、有效，就是具有还款能力的贷款需求。 再以学生为例，学生缺钱消费，不一定是家庭困难，往往是家长出于孩子教育的考虑。给这样的学生贷款，显然是不合理的。有些学生确实是家庭有困难，这需要的是救助，不是贷款，因为他的家庭无法承担他的贷款本息。再进一步说，学生贷款的还款来源不是学生自己，而是家长，在没有征得真正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给学生贷款，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数字技术应该要有助于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的合理性。有一种说法，互联网金融服务了许多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服务的对象和覆盖不到的对象。现在来看，这个说法至少有失偏颇。覆盖不到的确实有，不愿意服务则不一定，实际上是一些互联网金融服务了不该服务的对象。 找到了合理的需求，满足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就是对的、合理的？那也不一定。 首先，满足需求的方式需合法合规。作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必须是持牌机构。数字技术，只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工具，给客户提供的是金融服务，不是技术，必须接受相应的金融监管。不能用“白马非马”的方式混淆视听。机构合法的前提下，提供的金融业务也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其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是在自身安全可控范围内的。 再次，金融机构提供的业务不可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总之，普惠金融，要对需求和供给两方进行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满足普惠的需求就是合理的，就应该鼓励。也不能因为应用了数字技术所以就认为是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的真正意义在于，数字技术有助于分别合理与不合理需求，确保提供的服务合法合规和安全有效，而不是为普惠金融冠以“数字”的名头。 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的特殊性。 技术可以改变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效率、成本、体验等，但并不改变金融的本质，所以应用技术必须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区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性。以提供存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为例： 首先，银行是基于客户高度信任的机构。客户把钱存到银行，相当于是把身家性命托付给银行。所以，经营和维护信用是银行的第一要务，没有客户的信任，有再好的技术也无济于事。 其次，银行提供的大多数业务和服务都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一次性买卖，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转移或所有权转移，而是持续的服务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风险管理过程。简单的获客营销不适合于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更不能以流量考核搞所谓的降维营销。 第三，客户办理银行业务有很强的目的性。客户只有需要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才会到银行网点或打开银行APP，而且要办理银行业务一般也只会在自己的开户行办理。所以，一般企业的线上获客方式，对于银行业不具有普遍意义。 第四，除了支付结算，大多数银行业务对于客户来说不具有高频性。 数字普惠金融，银行数字化转型，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特点，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应用，不至于走许多弯路。 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充分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的相关性。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包括数字金融，用什么技术不是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公共技术，关键问题是如何应用技术。如果经过这十几年的正反经验教训，我们还是以这些技术名词和口号来谈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就有欺世盗名之嫌了。 现在是到了充分、深入研究各类数据与金融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只有研究透这些关系，各类技术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从而创新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前段时间关于大数据应用的介绍，往往失之于笼统模糊甚至泛化和简单化，大量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也与此有关。 首先，要分析，哪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识别有效客户。进一步，要将数据分类，哪些数据在识别有效客户中具有普遍性，哪些数据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有效，哪些数据只针对某类客户群体才有应用价值。 其次，要分析，各类数据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在信贷额度确定和信贷风险评估中，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的强相关性和精准性才是关键所在。同样的，不同数据在不同场景下、在不同的客户群体中，其与信贷额度和信贷风险的相关程度是不同的，需要进行精细的分类，形成不同的算法和风控模型。不存在所谓最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风控模型。 再次，要寻找对于借款人还贷具有强约束力的数据。借款人有还款能力、过往的信用记录良好，都是金融机构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但这些数据并不能保证借款人今后有必然还款的意愿，因此需要有强约束条件。担保、抵押等就是此类强约束条件。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同样需要有这样的强约束条件，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道德水准。因此，找到这些数据，还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 第四，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业务模式。一方面，所谓智能风控模型、算法模型，都需要在找出这样一系列的数据及其相关性后才能建立。同时，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场景，各类数据的相关逻辑不尽相同，风控模型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风控模型没有最优，只有最具针对性。 第二方面，正因为客户群体不同、场景不同，业务模式也是不同的。有些业务从获客到风险评估、贷款、贷后管理到收回贷款，都完全可以在线上的闭环中完成。有些业务模式可能需要在线下获客，线下与线上相结合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在线上完成贷款、贷后管理和收回贷款。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不能简单地拘泥于“数字技术”概念。 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必须跟上数字化创新的节奏。 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但监管必须追上市场创新的节奏，不能因为监管肯定落于市场创新，就认为创新干脆不需要监管。 监管落后于市场创新的所谓落后，不是先进与落后的落后，只是时间顺序的先后。更何况，市场创新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提倡市场创新，不等于市场创新相对于监管有处于道德高地的基础。 对创新需要宽容，宽容不是不监管。对监管，同样需要宽容，因为监管本身也是创新的一部分。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如果方向是确定的，那么，创新就要有接受监管的信心。前述关于收集数据的技术、确认客户的分析模型、风控模型等，都是应该透明可监管的。 对各类技术和模型，要进行分类监管。一些要进行技术运行安全性监管。这方面在IT系统监管方面已经有不少经验和机制；一些要进行数据逻辑的监管。 比如，客户标签参数设置是否合理、风控模型的设计是否符合逻辑等；一些模型要进行人格化监管，即模型也要持证上岗，运行中出现问题随时责令下岗，某些还需要与设计人员连带追究责任，比如智能投顾模型、风控模型等。 其他如数据采集和运用的合规合法等，讨论很多，此处不赘。 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向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开放平台场景。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建设，会产生更多面向不同领域的公共数字平台。一方面，这些平台的产生与平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必然现象。 所以，不能以传统产品、行业的垄断来看待平台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平台的垄断与否，不是看集中度，而是看平台的服务方式。这就提出了一个作为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平台如何与社会相处的问题。 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金融而言，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充分向金融机构开放，让金融机构能够高效地为平台上的各类主体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这是各类平台能够扩大发展、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数字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有人或许会说，平台上的主体都是平台企业的客户，它们有需求，应该由平台企业来满足。和对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认识一样，这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社会对平台企业性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的缘故。 比如，某人到理发店理发，用银行卡付款，这时，他人在理发店，既是理发店的客户，也是银行的客户，两个角色互相并不冲突。当平台上的客户需要金融服务时，他们就是金融机构的客户。为了让客户更好地享受平台的服务，平台就应该向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开放。 平台企业可否为平台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当然可以，但必须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办不了的，还是需要向其他金融机构开放平台。开放，包括开放客户及相关数据。平台企业到处呼吁要打通信息孤岛，到头来自身却成了信息孤岛，这不得不说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 因此，数字平台的开放，或者说大型科技企业如何与社会相处，是下一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乃至整个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10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行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非银行支付机构行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用于化解和处置因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缺口导致的行业风险的非政府性行业互助资金。人民银行负责监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负责监督基金管理人，并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或主管的非营利性质的行业自律组织作为基金管理人。三种情况下，基金可用于偿付客户备付金关于基金的筹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基金来源主要为清算保证金利息按比例划入基金，计提比例按照支付机构分类评级结果确定，区间为9.5%至12%，通过实行差别计提比率的方式引导支付机构依法合规开展支付业务；其他来源为参与清算财产分配获得的受偿资金、社会捐赠、基金投资收益与其他合法来源。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基金应专户管理，独立核算。结合疫情期间监管实践，规定当基金规模达到上限或支付市场遭受重大突发市场风险或者不可抗力时，暂停计提清算保证金利息划入基金。基金管理费用可以按必要性原则从基金中据实列支，严格规定每年费用上限为基金日均余额的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使用基金用于偿付客户备付金：一是支付机构被注销《支付业务许可证》、解散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支付机构或者其他责任主体的资产无法完全弥补客户备付金缺口的；二是支付机构出现重大风险且采用各种市场化方式均无法弥补客户备付金缺口的；三是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可能严重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和金融稳定的情形。1.5万亿客户备付金得到保障近年来，随着非银行支付机构（以下简称支付机构）业务快速增长，客户备付金规模不断扩大。央行数据显示，支付机构服务数亿客户，涉及客户备付金达1.5万亿元。201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2019年1月起，支付机构向人民银行全额交存客户备付金。但《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备付金集中存管可以有效遏制资金挪用风险，但不能杜绝支付机构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虚假商户和虚假交易，也无法完全避免非法交易平台传染给支付机构引发的资金风险。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对行业发展和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部分支付机构因重大违规、经营不善等问题被注销《支付业务许可证》、解散或破产时，由于缺乏配套的救济保障机制，如果其客户备付金存在缺口，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客户备付金的风险高度重视，今年年初发布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就做出过相应规划。而此次基金的设立，可以确保支付机构遭遇风险事件出现备付金缺口时，最大限度减低对其客户的影响。这既是防范和化解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稳定的有力保障。支付行业迎来双保险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本次成立行业保障基金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风险，在备付金100%上交以后补足最后的风险短板，等于上了双保险。为第三方支付机构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免去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化解由于支付所引起的交叉风险，最大程度上避免群体事件。同时，王蓬博指出：“目前来看基金来源主要是备付金利息中抽出10%左右的规模来建立行业基金，央行是监督主体，比较大的概率是支付清算协会作为基金管理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5000元最高单人赔付限额，也符合第三方支付小额高频的行业特点。同时也规定了基金上限，到10亿规模时会暂缓募集。”关于《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华夏时报》记者向拉卡拉、易宝支付、富友支付等支付机构进行了采访，对方表示暂不对此发表意见，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基金有利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监管政策表示积极支持和拥护。王蓬博也认为《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利好第三方支付行业，建立化解和处置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支付机构坚定信心继续立足本业，以合规化为前提持续健康开展业务。基金的设立有利于增强消费者安全保障，提升消费者使用信心，从而促进支付行业交易规模和使用频率更上一个台阶。
■现代汽车产业讲究厂商和供应商保持高度协同，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尤其强调要根据客户的生产节奏及需求，同步研发客户需要的产品 ■西上海技术研发主要针对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以包覆件为主，在长期生产和研发中，已经掌握了一系列设计和制造工艺技术，比如机器自动喷胶、汽车扶手半自动装配工装、汽车扶手自动化检测设备等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既不能把公司视作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不能把它看成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做到了自主研发专有设备和娴熟技术工人的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促成公司现在相对低成本、相对快速反应能力和相对高效加工制造工艺的完美融合。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公司找到了发展空间。”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上海）董事长朱燕阳如是说。 西上海诞生于2002年，依托国内汽车产业重镇安亭的地理位置优势及丰富的产业资源优势，以“服务上汽、配套大众”为目标，积极投身我国汽车产业大发展的热潮。伴随着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西上海业务布局由上海逐步扩展至数个省份，业务领域也从单一产品（服务）业务，向汽车产业全供应链发展。 朱燕阳表示，西上海崇尚一切从诚信开始，将为客户创造价值作为重要使命贯穿公司生产经营全过程。公司上下齐心目标明确，就是要把企业经营好，善待客户，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获得IPO批文意味着西上海已向资本市场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今后需要以更高标准、更大勇气、更快速度投入到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上市念想由来已久 嘉定安亭位于上海市西部，诞生了中国第一代轿车，打造了上海国际汽车城，定位了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是上海汽车工业的发祥地。西上海主打第三方汽车物流服务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两大核心业务，公司前身由1992年成立的西上海集团进行资产重整剥离而来，而西上海集团的前身则是安亭汽车市场。 2007年至2016年，西上海集团曾经主导西上海启动一系列股权收购及剥离处置，意在将西上海打造成一家专注于汽车物流和零部件生产的特色公司，进而登陆资本市场。但事与愿违，西上海首次IPO闯关未能成功。 回忆起当初公司股改谋求上市的情景，朱燕阳感慨良多：“当初筹谋上市，我们管理层还都是满头乌发，现在公司即将上市，我们的白头发已经数不清了。” 为尽早与资本市场接轨，西上海于2007年开始对企业股权投资关系、客户关系、运营管理流程等进行梳理，并于2008年下半年完成股份制改革。“按照当时的预想，西上海用2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上市流程，登陆资本市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由于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出现变动，加之当时的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周期性变化，西上海上市一事就此搁置。”朱燕阳说，“好在西上海是一家韧性十足的企业，虽然申请上市的过程比较漫长，但公司稳扎稳打，生产经营总体保持稳定，并且在不少方面还取得了新的突破，如公司的客户群体不断扩大，彼此在合作中加深了解和互信。” 朱燕阳表示，汽车产业链专业性较强，汽车物流、包覆件等零部件的生产都有较高的门槛。以零部件物流为例，汽车零部件种类繁多，产前零部件物流还需要与主机厂的流水线生产保持同步，对配送的精准度要求较高，售后零部件需要向对应区域众多经销商发出，因此在汽车物流领域对零部件物流供应商在节奏把控、包装规范及信息化水平等方面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作为独立于汽车制造商的第三方汽车物流企业，西上海积极拓展多方客户资源，目前已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广汽本田等整车厂商及延锋汽车内饰、广州东风安道拓等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公司进一步与安吉物流、安吉智行、中都物流、风神物流、一汽物流等物流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并继续拓展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延锋饰件等老客户的业务类型，使公司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注重同步研发满足客户需求 朱燕阳表示，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制造专业化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为汽车整车配套的过程中，为适应汽车制造企业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汽车零部件本身复杂性及专业化生产的特点，基本形成一种以整车配套市场为主的依附式发展模式，即一种以整车厂商为核心、以零部件供应商为支撑的金字塔型多层级配套供应体系。西上海零部件制造业务的产品开发、质量管控等过程均通过直接客户和整车厂商的认证。公司已经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开发体系，投资设立产品实验室，并接受直接客户、整车厂商质量部门认证和审核。 “西上海技术研发主要针对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以包覆件为主，在长期生产和研发中，已经掌握了一系列设计和制造工艺技术，比如机器自动喷胶、汽车扶手半自动装配工装、汽车扶手自动化检测设备等。公司下属从事包覆件业务的企业已获得各项专利30余项。”朱燕阳说。 “现代汽车产业讲究厂商和供应商保持高度协同，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尤其强调要根据客户的生产节奏及需求，同步研发客户需要的产品。”朱燕阳表示，目前西上海在汽车内饰包覆产品研发、工艺、制造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可以满足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东风日产、比亚迪等客户的高端车型要求，同时也可向经济型轿车提供对应的产品，公司利用技术沉淀满足客户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 朱燕阳举例称，西上海曾为上汽通用东岳研发过一款别克昂科威的中控扶手产品。“中控扶手的盖板是双开的，两块盖板要同步打开或关闭。当车辆行驶在平地时，同步功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在车辆上下坡时，由于引力作用，两块盖板的同步性就会出现偏差。其他供应商尝试了多次，研发都无法取得突破。我们接手后，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攻克了技术难关，获得了发明专利，还同步开发了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致力成为优秀汽车服务供应商 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近年来，汽车年产销量均保持在2000万辆以上。但从统计数据看，2019年中国汽车每千人保有量仅为186辆，相比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偏低。从长期看，伴随经济、道路、能源等条件的持续改善，中国汽车行业仍具有广阔前景。 “上市给西上海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也意味着公司在经营层面、管理层面、品牌知名度、未来主营业务发展等方面可显著提高综合竞争实力。”朱燕阳说，一方面，公司将在确保现有业务基本盘稳定的前提下，前瞻思考发展新领域，积极拓展新业务、新项目；另一方面，公司将加大投资力度，高标准改造、完善企业设施和设备，提升企业能力，满足业务拓展和持续经营要求。 朱燕阳进一步表示，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汽车综合物流业务及零部件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领域，重点突出整车仓储、零部件仓储、零部件运输、零部件制造等现有四大主营业务，同时积极开发新客户，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打破区域壁垒，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客户的物流成本，围绕公司主业培育核心能力，逐步引进创新经营发展模式，走互联网+、智能化、专业化等发展道路，致力于成为优秀的汽车服务供应商。
根据最新数据，2020年受到疫情以及市场环境的影响，仅2020年1-7月,国内共有200多万家企业注销倒闭，其中大部分是资金链断裂，应收账款成为压垮企业的“那根稻草”。比如，万华化学、北新建材、龙蟒佰利均为化工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在2020年上半年，他们的应收账款分别达到了42.3亿元，19.7亿元，19.4亿元。龙头企业的赊销状况都这么糟糕，中小型企业的生意更是不好做，如果同时面临负债率高的困境，很有可能会濒临倒闭，这对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企业来说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对于应收账款问题很重视，今年出台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在“解决要账难”这个问题上，相信国家会持续给予政策支持。上市公司应收账款逐年走高截至8月31日，A股上市公司达到5.44万亿元。整体来看，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仍旧保持总量增长、增速持续放缓的趋势。A股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数据从2019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一直保持在5万亿以上。这说明商业信用盛行，大额交易的现款现货模式逐渐被分期付款等赊销形式所代替，而应收账款逐年沉淀，必然会提高收账成本，风险也会随之而来。很多上市公司对于激增的应收账款的解释是“新业务导致”，而背后的具体真正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应收账款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推高企业负债。由于应收账款属于流动资产，一旦无法回收，会严重阻碍企业的资金流动和日常运营，企业为了发展会大量举债。另一方面，让账面收入虚高。赊销形式被确认为收入，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资金流入。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外部原因主要有社会经济环境压力，客户信用意识淡薄，隐瞒实际财务状况。内部原因则是企业风险管理不到位，盲目急于扩大市场而没有深入了解客户资信情况。最根本在于客户，客户的诚信状况和财务状况。如何拯救堆积成山的应收账款？那么，如何分散应收账款堆积风险呢？如何了解客户的诚信状况和财务状况呢？企业应收账款时间越长、赊销交易越多，其面临的信用风险越大，而企业大多数都缺乏有效的分散风险机制，甚至只顾销售增长，而忽视风险规避。而贸易保险可以帮助企业进行风险分散。贸易信用保险保障企业免遭因不可预见的客户方破产或货款拖欠而造成的财务损失，同时信用保险也是一项帮助企业管控应收账款风险的工具。信用保险机构利用自身征信网络及专业评估技术，可以帮助企业从事前调查评估，事中控制和事后催收等全面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要想防范客户不付款风险，首要步骤是要取得有关买方背景、最新的交易信息及相关市场环境信息来评估买方付款能力。因此精确及可信赖的企业资信报告可有效协助企业制定决策、保障企业获得收益。科法斯信用保险咨询服务依据商业信用报告进行信用额度审核，因此建立了一个完整且定时更新的企业数据库。科法斯企业资信服务可提供一系列由企业原始数据至信用交易额度建议的信息服务。值得一提的是，透过科法斯及其伙伴在全球100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可取得各地企业的相关信息。
□ 在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上，盈趣科技获得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盈趣科技董事长林松华获得2019年度金牛企业领袖奖。林松华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智能制造的浪潮中，盈趣科技早在2007年便布局开发UMS联合管理系统，对工业4.0、智能制造都有领先的理解和应用实践，这也是公司长期获得国际知名制造企业客户信任的重要竞争力体现。 盈趣科技2018年1月在深交所上市，公司以自主创新的UDM模式（也称为ODM智能制造模式）为基础，形成了高度信息化、自动化的智能制造体系，为客户提供智能控制部件、创新消费电子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中小企业重视“智能制造” 中国证券报：公司的UDM模式如何满足5G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智能制造需求？ 林松华：公司2007年布局开发了UMS联合管理系统，在长期服务国际知名企业客户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主创新的“UMS系统+ODM智能制造体系”的UDM业务模式。 UDM模式下，在产品研发环节，公司协同客户完善了电子电路设计、结构设计、软件设计、外观设计、可生产性设计等多方面的研发分工；在采购环节，UMS将下达给供应商的订单同步至UMS供应商协同平台；在生产环节，公司向客户开放实时的生产数据及质量检测数据，实现数据实时共享，大幅增加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可追溯性与客户体验感；在售后环节，客户可通过产品身份认证信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产品质量。 除UMS联合管理系统外，我们还开发了ITTS测试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再加上工业测试机器人，形成了一个工业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实践和验证，2015年我们把这套解决方案独立出来，在服务自身智能制造的同时，也为其他中小企业提供以上述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中国证券报：企业客户对智能制造的意愿是怎样的？ 林松华：我国中小企业和企业家是很愿意在这方面去投入的，甚至有时候还比较激进，我们反而会劝他们按部就班，注重投入产出比。实际上，跟我们合作的一些企业已经在智能制造过程中获得了收益。 我们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业务主要聚焦电子、光伏、卫浴及塑胶四个行业，在快速光衰处理设备、智能物流AGV及UMS联合管理系统等产品的拓展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智能家居更关注系统稳定性 中国证券报：物联网消费电子近年来竞争激烈，尤其是苹果、华为、小米等消费电子公司纷纷布局物联网产品。跟他们相比，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林松华：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很多企业都会洞察到这个商机，一定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在民用物联网领域，我们有两块业务，一是汽车电子，二是智能家居。智能家居领域其实是很庞大的，产品品类也非常多，要想做好，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庆幸盈趣科技很早就布局了智能家居这一块业务，所以我们能做到“人性化、真智能”。 在我看来，市面上很多智能家居产品都是“小智能、伪智能”，或者叫“体验智能”，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智能。我认为，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智能家居场景，比如我家，有将近400个智能终端，每天即便有一个出现不良，也会影响我的使用体验，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要关注智能家居系统稳定性。我们是基于过去在工业互联网系统上的经验来投入到民用物联网产品上，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压力测试，我很自信我们的系统稳定性。 另外，我们跟很多公司的定位不同，盈趣科技对智能家居的定位是打造“买得起的奢侈”。我们希望面向相对高端的市场，因此对整个产品线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证券报：你认为的“真智能”是怎样的，是否已经实现？ 林松华：比如像我家，我开车回家，在车离家大概还有40多米的时候，家里的车库门感应到我要回家，就会把门打开。门打开的同时，灯也会打开，电梯也相应落到负一层等我。这个场景，完全不用你做任何动作，是已经实现的“真智能”。 C2M激发创造力 中国证券报：怎么看待C2M模式？ 林松华：消费者直连制造商和生产商这个模式，能把过程中一些环节砍掉，节省了很多成本，能够让消费者用比较低的成本买到较高质量的产品。同时，这也能让消费者深度参与到产品设计制造的过程，更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激发出整个制造过程的创造力。对于制造企业，把消费者的创造力融入进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也能迫使自己提升管理水平、制造能力、质量管控等。我认为未来C2M的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 盈趣科技过去一直是ToB，做工业互联网的市场，但我们也希望成为民用物联网领域的领导者，就是ToC，也会应用一些C2M模式来制造产品。我们开发了全球第一款物联网打印机，同时也跟京东等合作，开发创新消费电子产品。去年以来，我们开发了两个类似C2M模式的产品系统。 中国证券报：公司生产智能控制部件产品、创新消费电子产品、健康环境产品、汽车电子产品等数十种品类，请问多元产品线如何规划管理，能否带来协同效应？ 林松华：从产品角度看，产品与产品之间存在很多共性，差不多百分之六七十的制造都是共性的事。解决制造基础的技术问题，这个是盈趣必须要掌握的。另外，很多产品组件化、模块化的部分很多，比较容易实现多元协同管理。一般我们一个产品品类只做一家客户，不希望客户在盈趣科技内部还要相互竞争。我们只要做好、做精就可以了。
记者昨日获悉，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服务标准，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主导、保险公司参与制定的《保险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下称《要求》）近期在业内征求意见，旨在规范保险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建设，形成统一的行业评价标准，从而提升消费者的保险服务体验。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与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对保险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然而，保险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建设情况不一，在建设标准上尚存在空白。参差不齐的保险服务难以让消费者满意，保险消费投诉呈攀升态势。银保监会近期披露的三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显示，三季度保险消费投诉多达36754件，环比增长8.96%。销售误导和理赔纠纷持续走高，保险客户服务水平亟待提高。 针对这些问题，《要求》从战略定位、职场要求、人员管理、运营过程、系统要求、应急管控等多方面对保险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建设进行规范。《要求》指出，作为保险公司的服务窗口，客户服务中心要遵循保险业监管及保险行业协会的要求，与公司的价值观和愿景保持统一，制定与整体发展方向一致的目标。在制定年度计划时，应包括内外部环境、客户需求及业务情况分析；应明确总目标和任务分解，确保所有人员明确具体职责。 业内人士表示，保险服务体验差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保险公司没有清晰明确的客户服务标准，或者服务标准不以解决消费者问题为导向，导致基层客户服务人员执行时含糊其词，引发理赔纠纷；二是保险服务以追求业绩为导向，甚至为了宣传业务违背监管要求，销售误导行为频发。《要求》的出台，将从根本上改善这两大问题。 《要求》指出，保险公司应对客服代表进行岗位培训、业务变化培训和提升培训。岗位培训需包含企业文化、服务技能、业务知识等；业务变化培训则需涵盖业务变化点、受理流程、系统操作规则、对应话术等；提升培训主要指业务能力提升、服务技巧提升、沟通能力提升、抗压能力提升等训练。不仅如此，保险公司还应对培训效果进行检视。
不少国有大行通过提高信贷额度、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审核效率等方式，着实从区域银行尤其是农商行等银行手中“拐走”了大量客户。 中小银行不得不进一步下沉到“基层”市场拓展客户。目前不少区域银行除了投入大量人力进行调查走访这一传统“扫街”方式外，还通过与政府部门、三农企业合作，拓展三农等乡镇经济主体。 疫情发生以来，在支持复工复产的政策倡导下，国有大行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在大行发挥“头雁效应”的同时，中小银行也面临优质贷款客户被“掐尖”的新问题。随着区域市场竞争加大，中小银行不管是主动应变还是被动接招，都不得不进一步下沉到“基层”市场拓展客户。 “中小银行业务受大行挤压的现象一直存在，但今年更明显。国有大行在政策倡导下，积极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放在小微客户身上。刚开始，我们以为国有大行无非是‘来去一阵风’，但实际上，一些国有大行已明显通过各方面调整，把关注点放在小微客户身上。”华东地区一家农商行的县域业务相关负责人回顾今年的变化时感慨道。 “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以及“首贷率”等政策指标，一直考验着银行的下沉能力，也推动国有大行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支持。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不少国有大行通过提高信贷额度、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审核效率等方式，着实从区域银行尤其是农商行等银行手中“拐走”了大量客户。 浙江省台州市金融学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通过汇总28个样本县市不同类型银行小微贷款较年初的增长情况，发现村镇银行增速最慢，仅为0.55%，说明国有大行的小微信贷政策“掐尖效应”对村镇银行影响最为明显，其余依次为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 随着国有大行在小微信贷市场占比大幅提升，也倒逼中小银行进一步下沉市场。 “在小微客户的争夺上，我们当然很有压力，但也有空间。以我们当地为例，这个县域内驻扎着十几家金融机构，虽然大项目我们参与不进去，但在乡镇地区仍然有足够的市场容量可以挖掘，不过需要时间去发展新客户。”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一线看，农商行由于决策链条短，效率相对高一些，决策机制比较灵活，整体看，在审贷效率方面比国有大行有优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下沉市场的方向，目前不少区域银行除了投入大量人力进行调查走访这一传统“扫街”方式外，还通过与政府部门、三农企业合作，拓展三农等乡镇经济主体。例如，与当地农业局等政府部门合作，实现畜牧“活体”抵押担保，并搜集、规整辖内养殖户的数量、养殖规模和信贷需求等数据，形成相对标准化的申请、审核流程，以支持区域养殖业发展。 “政府会引导当地的农商行、村镇银行去支持三农，比如开发生猪养殖贷款产品等。同时，人民银行也会提供一些扶贫再贷款工具，降低我们的资金成本，支持服务三农。”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民银行低成本资金传导到客户端，三农客户的经营性贷款利率反而不是很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