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又一家社交电商平台传来好消息。获悉，近日，会员制社交电商的技术服务平台悦商集团母公司WetradeGroupINC（简称WetradeGroup）已成功在纳斯达克OTC板块上市，交易代码WETG。消息显示，悦商集团母公司WetradeGroup是一家技术服务平台，专注于为微商以及社交电商提供技术支撑的SaaS服务。 近年来，中国国内微商从业者人数逐年上涨，他们对收益管理、渠道数据统计以及产品、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微商团队对技术服务的需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嗅到了商机，悦商集团母公司WetradeGroup也是其中之一。 悦商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上半年，WetradeGroup已经将自主研发的整套微商收益管理系统（简称：微付宝）应用于中国市场，因为拥有强有力的微商服务技术系统，及对中国市场的深度了解，WetradeGroup公司一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就呈现出爆发性增长趋势。有业内专家分析，WetradeGroup公司2020年有望实现服务中国市场2000万微商用户的目标。 据悉，微付宝系统可以为用户提供营销关系锁定、CPS佣金收益管理、APP多渠道数据统计等服务，一站式解决微商发展中遇到的技术困扰。截至目前，微付宝业务已应用于零售行业、旅游行业、酒店行业、美妆行业等。同时，凭借自身在社交电商以及微商技术服务领域的优势，WetradeGroup还在供应链产地直采、社群裂变等方面不断探索研发，致力于打造更完善的微商服务系统。 伴随着近年来社交电商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行业内的竞争也越演越烈。悦商集团成为继拼多多、云集之后，第三家在美股上市的社交电商平台。在塔尖上起舞的各大平台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抢占市场，将成为决定社交电商行业未来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导言 互联网时代，每天人们在网上共享的信息都是不计其数的，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信息会获得人们的关注，并引发在线传播和讨论，绝大部分信息都会淹没于浩瀚的信息流之中。事实上，信息传播的效果和其内容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够抓住人的眼球，并促使大家对其进行传播和讨论呢？来自耶鲁大学的学者Brady等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包含了道德和情感的内容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进而使得这类内容能够获得更加迅速和广泛地传播。 标题：Attentional capture helps explain why moral and emotional content go viral. 作者：William J. Brady， Ana P. Gantman， Jay J. Van Bavel. 发表期刊和年份：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2020.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 蔡鑫博士 研究背景 目前全球有超过30亿的社交媒体用，这些在线社交媒体环境通常被描述为“注意力经济”（Williams，2018），因为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必须突破巨大的噪音流才有可能被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新闻源充斥着漫天的广告、新闻、辟谣、激烈辩论以及社交网络的个人动态，这些都在为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而竞争。因为关注内容是参与（例如分享、评论、喜欢）的必要前提，因此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稀缺资源，决定了哪些内容会吸引用户在线参与。简言之，内容吸引注意力的能力是获得大量受众的前提条件。 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探讨了相比于中性内容，道德和情绪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捕获更多的注意（实验一，实验二），并首次将实验室对注意力的测量数据与真实世界中的社交媒体分享行为联系了起来（实验三）。 实验设计及过程 实验一 实验一主要研究包含道德和情绪的内容是如何捕捉人的注意力的。通过测试AB（注意瞬脱）范式检验道德和情感内容是否比中性内容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AB任务模拟了许多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体验，因为他们在新闻提要中快速滚动帖子和消息。这项任务使我们能够对不同类型的语言捕捉注意力的能力进行精确的实验测试。 实验对象：选取51名本科生作为被试者，男生5人，女生46人，平均年龄19.66。 实验过程：被试者要求观察屏幕上一个一个出现的词语，每个词语出现的间隔时间是100ms，一共15个词语，其中13个为扰动词语，2个为目标词语（（一个记为T1，另一个记为T2），T1始终未中性词语，T2有四种类型，分别是明显道德词语（如教堂、神圣）、明显情绪词语（如哭泣、悲伤）、道德-情绪词语（如憎恨、羞耻）和中性词语，每种类型56个试次。对T2识别的正确与否编码为二分变量并作为因变量，对每个试次进行观测并进行回归分析。 实验二 实验二试图复制实验一的发现，创建了一个AB范式的新版本，它更准确地模拟了使用社交媒体的体验。实验二向人们展示了一系列twitter上的真实信息，以模拟在他们的Twitter 中滚动的体验，测试在一个更加真实且包含更完整信息的情景中实验一所展示的注意力捕捉效应是否依然成立。 实验对象：选取56名本科生作为被试者，男生18人，女生38人，平均年龄19.54。 实验过程：实验的流程和任务与实验一基本一致，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是刺激的间隔时间增加到了110ms，二是所呈现的刺激不再是词语，二是完整的一条Twitter信息。 实验三 实验三的目的是评估实验室中对道德和情感词汇的关注与真实社交媒体传播中的转发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可测量的联系。这项研究是第一次尝试将实验室AB范式的数据与在线社交网络中的行为联系起来。 实验对象：来自Twitter的563312条有争议的政治信息（包括枪支管控、同性婚姻和气候变化）。 实验过程：本实验采用的词语来源于前两个实验，在全部120个T2词语中，每个词语都存在一个注意捕获分数。在来自Twitter的563312条信息中，保留了47552条至少包含一个T2词语的信息用于刺激。每条信息的注意捕获分数为该信息包含的全部T2词语的注意捕获分数的加总。 实验结果 （1）实验一的结果：相比于中性词，情绪和道德词语的注意瞬脱效应减弱了，即在有限的认知资源条件下，被试对于包含情绪和道德的词语辨识有更高的正确率，说明情绪和道德词语相较于中性词语在视觉注意中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2）实验二的结果：实验二完全重复了实验一的结果，说明在真实的社交媒体情境下，道德和情绪相关词语确实比中性词与有更高的视觉注意优先级。 （3）实验三的结果：推文的注意捕获分数与转发数呈显著正相关，有更高注意捕获分数的推文能获得更多的转发。 结论 本文通过三个实验，研究了包含情绪和道德的词语在实验室里测度的注意力捕捉能力和在社交媒体消息中被转发次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包含道德和情绪的内容比中性内容更能捕获注意力；（2）这种注意力的捕获与真实社交媒体中的分享及转发行为有关。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社交媒体中，包含道德和情绪的内容会获得更多人的讨论和分享。
7月以来，A股、港股市场情绪持续高涨，两市处于普涨格局。当前市场风格仍以低估值修复逻辑为主，高景气行业中基本面良好的低估标的，无疑是值得深度挖掘的机会。而在直播这样的高光赛道里，港股“直播一哥”映客的股价仍在上市以来的历史低位。根据WIND数据显示，映客目前的股价只有每股净资产的一半左右。同时，公司自去年1月以来就在不间断地回购，而且回购力度也不小。据WIND统计显示，截至发稿日，今年以来港股回购企业达134家，以回购金额与回购数量计，映客分别处于前15%和20%位置，这对一家几十亿港元的小市值公司而言，力度着实然不小。对于投资者而言，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是，市场持续热络，低位的映客能否迎来估值修复？先来看下映客现在的基本面如何？ 一、用户基本盘稳固、连续盈利、现金储备充足 首先，从用户基本盘来看，映客稳中有升。据2019年年报显示，映客在去年全年实现平均MAU同比增长17%至2981万左右。要知道，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流量增长见顶，互联网厂商陷入时长争夺战，同时直播及短视频等内容形式快速爆发，吸引了一大批入局者，整个内容行业的竞争加剧，2019年可说是达到了鼎盛。在激烈的竞争背景下，映客依旧实现了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实属不易，新产品功不可没。 其中，“积目”和“对缘”这两款社交产品是两大看点，前者为垂直于90-00后青年文化人群的新兴文娱社交平台，强调青年文化人群在生活方式上的社交，后者则主攻下沉市场小镇青年的线上相亲需求，正好覆盖了当下互联网流量“红海”中的两大“蓝海”市场。据七麦数据显示，积目APP在苹果应用商店社交类榜单的排名在不断上升中，目前位居第10。 另外，今年4月，首档“不看脸”的原创情感类跨屏节目《一键倾心》上线，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实现精准匹配，打造全新的社交模式，迅速引发网友关注与热议。其中，积目APP作为现场嘉宾的常用应用，瞬间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可见其在年轻群体，甚至艺人明星中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并已逐步成为年轻人拓展社交圈的首选。 今年5月以来，积目先后与氪空间、婚礼纪联联合发布《2020职场后浪情感状态调查报告》、《这届年轻人的婚恋观》，分别揭示出95后职场新生代的情感现状、婚恋观等趋向。据氪空间与积目所收集的24537个（20-35岁之间）统计样本中，职场单身年轻人近八成。而据积目与婚礼纪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超八成的95后认为“网恋奔现”可结婚，超九成的新生代表示通过社交软件结识异性。而对于择偶标准，近八成95后更看重拥有共同话题及品味。相比于老牌社交APP，积目年轻、潮流的品牌调性及定位，更符合新生代年轻人的情感社交需求。 进一步来看，映客新产品的爆发背后更是其多赛道战略布局优势的体现。近年来，映客以直播为原点，围绕音视频多赛道展开布局，目前已建立起覆盖全年龄全地域全媒体的产品矩阵，而这背后是高强度的研发投入。2018年研发费率达6.1%，2019年则激增到10.1%，这一水平在互联网界都是非常高的。 第二，持续造血能力。总有人会问到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弗里德曼早就给出过明确的答案：盈利。映客从2015年创立至今，已连续五年实现盈利。这样的现金牛生意，在习惯了高举高打的互联网界，不可否认是稀缺的，尤其是在直播这样充分竞争的行业里。 第三，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拥有稳定自我造血能力的映客，在流动方面管理也非常出色。截至到2019年期末，映客的账面现金资产余额（包括现金、理财以及结构性存款）在29亿元以上。手握充足的现金，而且财务结构良好，2019年权益比率高达77%，抗风险系数高，这也给映客进一步并购扩张留足了空间。 如此看来，用户基本盘稳固、依然赚钱且现金储备充足的映客，安全垫十分明显。值得留意的是，映客在2019年确立了“互娱+社交”的全新战略，并在下半年实现业绩大反转。 二、直播行业正趋饱和，映客的“第二曲线”在哪？ 近年来，纵观国内整个互联网科技行业，不论是航母级的巨头还是后来的“新贵”，“第二增长曲线”都成为了共同的战略焦点，这本质上是在国内流量见顶背景下寻找新的增长点。而直播行业自2015年起爆发以来，经过五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在趋于饱和。 从注册企业规模来看，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企业注册量达到5684家，是2018年的1.6倍，较2015年同比增长了358%。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商产业研究院） 从用户渗透来看，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新数据显示，到2020年3月，国内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较2018年末增长1.63亿，占网民整体的62.0%，社会迈入全民直播时代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空间在被打开。 诞生于风口的映客，经历了行业由“黄金时代”向“白银时代”的变迁，从“千播大战”突围跻身多强格局。如果说直播是映客的“第一增长曲线”，现在市场可能更关注的是，映客的“第二增长曲线”在哪？ 三、未来五年战略空间多大？ 就在今年5月底，映客成立五周年之际，公司创始人奉佑生发表内部信，提出了下一个五年战略重点，即在“音视频互娱+社交”战略基础上，加码直播电商与出海。 据了解，从主播资源、培训、扶持体系，到品牌方、供应链管理，映客未来将继续整体直播电商蓄足马力。从头部到肩腰部红人矩阵，映客已经拓展了覆盖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成熟主播，与不少海外品牌、保税仓建立了密切合作。 根据Questmoblie公布的《2020中国互联网广告大报告报告》数据显示，零售电商渗透率在持续提升至2019年的20.7%，规模超过8.5万亿元，其中直播渠道的占比相较去年也有明显提升，但总体来看，在整个电商零售大盘里占比仍然小，说明提升空间还很大。根据电商产业的发展规律，可以简单线性推断，伴随直播电商的快速崛起，其背后的产业一样大有可为。 日前，映客宣布与亚视达成战略合作。6月29日晚，亚视控股（00707.HK）发布公告称，作为亚洲小姐商标的唯一合法持有者，已授权映客附属公司北京蜜莱坞网络科技，作为2020年亚洲小姐竞选赛大中华区唯一指定线上承办招募及网络直播的独家承办单位。对映客而言，虽然选秀直播并非首次，但此次意义却非比寻常。 一方面，作为老牌选美节目，亚姐在过去十多年，一直占领着亚太区广泛受众的选美心智，有着广泛且深刻的品牌影响力，这与映客的战略主张非常契合。据了解，如今，亚姐赛事已经覆盖全国超过50个城市以及新加波、马来西亚、印尼、日本、泰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在今年六月启动的第32届“亚洲小姐”赛事，覆盖过百城市。作为这场世界级赛事的独家线上招募及直播渠道，映客在互娱内容的层次上有望得到进一步拓宽，同时也将借此加速向海外市场渗透。 另一方面，“秀场直播”出身的映客，在比赛和盛典的娱乐互动直播上，天然具备优势。同时作为直播新势力的代表，映客已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与玩法，可以给亚姐这个老品牌带来更多新鲜的互动玩法，同时映客的年轻主播、用户以及平台调性，又可以刷新亚姐这个老招牌，给娱乐圈带来更多惊喜。 而有着《歌手的诞生》系列的成功经验，映客在此次与亚姐的合作也将更为游刃有余。进一步来看，这是映客与亚视的一次合作探索，更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标志性体现。从长期来看，随着亚视与映客合作的深入推进，亚视在内容层面的积累，也将成为映客的娱乐内容生态的重要补充。 另外，映客也在近期不断推出比如“探秘国潮老字号”、“百店爆品直播节”等活动，背后整合线下商家与流量的意图明显。 如果说“直播电商+出海”是映客的第二曲线，最终能否乘风破浪，实现下一个五年的高增长故事？拭目以待。 小结 总体而言，以映客的基本面来看，市场显然过于悲观了。现在市场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对公司未来增长的不确定性。综合考虑映客所处赛道、向好的经营趋势及长期方向来看，仍然有期待的空间。目前，中报或许是催化股价上修的一个契机，映客围绕直播建立起的在线产品矩阵，在今年疫情的影响下，有加速增长的可能，具备较大的增长弹性，存在一定的预期差。随着业绩兑现，加上公司持续回购，将加速其估值修复。
广告商集体起义！脸书推特等科技股的麻烦来了！ 最近几天，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遭遇了重大危机，一些广告商纷纷站出来成立了抵制联盟，比如联合利华就刚刚宣布，决定在今年底之前，不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包括脸书，照片墙和推特，他们甚至还说，在这些平台上做广告，现在已经不会为人们和社会增加价值。 无独有偶，社交媒体广告的大户本田公司也站出来，撤回了在脸书上的广告，可口可乐也在同一时间发难，并给这次运动下了一个定义，停止拿仇恨赚钱。号称在所有社交平台上，停止投放广告至少30天。在这段时间，可口可乐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广告策略，和评估合作伙伴，以消除平台上的仇恨，暴力和不当内容。这意思也就是说，以后还投不投社交媒体，不一定。要看你脸书和推特整改的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和美国的骚乱有关，一个黑人的死亡，远比疫情爆发更令人群情激奋，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就什么言论都有，甚至川总自己在推特上也没少喷，说什么一旦发生抢劫，就立马开枪，公然的鼓吹暴力，平台其实也在审核，但是也很无奈，比如上周脸书撤下了川总为竞选连任，所做的广告和发布的相关帖子，因为广告里似乎有个红色的三角，是那粹曾经使用攻击对手的标志，于是，这就引来了官方不满，美国政府还试图限制社交媒体平台，审核用户内容的权力。 现在扎克伯格可谓是压力山大，心说我太难了，让大家畅所欲言，那就会激发暴力和仇恨，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利用社交媒体，组织游行，煽动种族仇恨。你说删帖吧，又令各种势力不满，你删谁不删谁，还会被人定义为明显的政治倾向。后来推特回应，他说制定政策和创造平台功能的宗旨是保护公众言论，推特始终致力于放大边缘化群体和被忽视群体的声音。那意思就是说，反正我不打算改。也不打算有什么倾向。不过脸书方面态度要软弱的多，扎克伯格马上修改平台的广告政策，禁止在广告中发表仇恨言论。 企业家其实最怕的就是跟政治倾向产生联系，这样会得罪一大部分客户，所以他们才纷纷避而远之，暂时停止在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远离是非之地。否则很容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让消费者不满。不过，社交媒体主要就指着广告收入，比如脸书，他已经是一个6000亿美元市值的巨头了，一个季度就能赚177亿美元，而其中174亿美元都是广告收入，占比高达98%，而这几家大客户占比非常高。所以这次广告商集体起义，远离舆论是非之地，让脸书和推特非常的受伤。他们的股价，已经连续两天大跌，跌幅超过了10%，也就是说，两天之内，上千亿美元的市值就没有了。 我们来捋一捋这个事，广告商抵制社交平台，主要是因为仇恨，暴力，而仇恨和暴力的发生，跟最近美国的局势动荡有关，那么是什么引发的这种动荡呢？一方面是长期存在的种族情绪，另一方面更关键，就是经济不景气，美国很可能在二季度的时候大幅衰退，超过8%，太多底层居民失业，疫情也控制不住，复工复产马上迎来疫情反扑，而且现在患病群体年轻化。所以才造成了社会各界的不满，而反过来社交媒体又是发泄这种不满的最佳渠道。巧合的是，还赶上大选年，各党派之间互相攻击，拉帮结派，利用情绪挑动情绪，所以才造成了这种非常混乱的局面。 那么作为社交媒体的脸书和推特，有可能妥协吗？其实是没办法的，或者说你社交媒体存在的基础，就是流量，而流量的基础就是让人家说话，如果你不让人说话了，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你开始大规模的封禁，那么最后也必然损失流量，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比如现在推特，也就是我们的微博，如果不传播那些重大事件，天天热搜都是明星，那还有什么商业价值？最后广告商也就更不投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放大器，社交媒体本身就是社会情绪的放大器，你社会情绪充满了暴力，仇恨，愤怒，那么社交媒体不可能避开，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存在基础。所以无论怎么妥协，最后结果都一样。社会风暴不平息，社交媒体平台，也根本平息不了，那么广告商也必然避而远之，这也许才仅仅是个开始。 之前我们看美股，几家巨头科技公司都创出新高，似乎疫情和游行只是伤害实体经济，跟互联网跟科技无关，但其实没那么简单，现在开始，实体经济开始反过来拖累互联网和科技，除了广告商集体起义，微软也宣布关闭所有门店，所以很显然科技股的高冷也已经开始装不下去了。
6月26日，跨国企业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将暂停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广告至少一个月。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詹鲲杰在声明中指出：“这个世界容不下种族歧视，社交媒体上亦不应该存在。” 这是与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有关的连锁反应。 同时，英国消费产品巨头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宣布，鉴于当前美国国内两极对立气氛严重，该公司将于今年底之前停止在美国的“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投放品牌广告。其他参与抵制“脸书”的企业包括美国电信巨头Verizon、冰淇淋制造商Ben&Jerry‘s与知名服装品牌艾迪鲍尔（Eddie Bauer）。 各大企业颇有同气连枝之感。有言论称，企业此举意在以“暂停传播”的形式进行品牌形象塑造，试图在此次事件中成为舆论获益者。 但在我看来，这种粗暴的方式，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 如果企业试图以此举倒逼社交媒体进行监管审查，等肃清“杂草”再行合作，可谓“南辕北辙”。 我曾说过，互联网作为最新的信息生产工具，已经从底层改变了人脑处理信息的结构。信息爆炸，人们根本没有能力从别的渠道感知信息的植入，只有智能手机在遥控着人们的信息渠道。 在这一点上，国内家电行业巨头海尔集团早有先见。2014年1月， 海尔调整集团战略，以一句“海尔及卡萨帝品牌杂志硬广广告媒体业务不再发生”宣布其停止硬广投放，同时还停掉了报纸和电视硬广，并随后将广告转向社交媒体平台。 在那之前，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一语道破企业面临的营销环境巨变：“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外部的变化非常非常快，如果你还是追求传统时代企业的均衡就是等死，这个时代一定会把你扔掉。” 的确，信息爆炸直接导致我们要正视的问题是：海量信息正在以呈几何级增长的速度传播，而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从PC端到移动互联网到未来的万物互联，信息的传播的核心渠道不再是纸媒、电视、户外广告牌，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成为信息渠道。接收信息的公众大脑出现严重的信息短路。信息多，快，随时随地，让人脑不得不每天必须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能力对信息进行理性的分析化处理。 一言以蔽之，公众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是短路的。而社交媒体平台担任着信息传播者和节奏引领者的角色。 因此，对企业来说，中断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资源无异于自断后路，会特别被动。革命的阵地，革命者不占领，谁去占领，把这么重要的阵地拱手相让，太不明智了。 实际上，这一事件中，企业首先要正视的是：在不挑战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的基础上，社交平台的多元化声音是其长期繁荣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内容生态监管，往往是平台掌握平衡的一把尺子。 如果要与社交平台短期脱离关系，以划清界限的方式“明哲保身”，借此拉近与公众的关系，那等于将调整公众关系的时间和空间拱手让人，任凭别人“利刃在手”，自己却“赤手空拳”、立于悬崖之上。 一个月内，有多少信息将在这个战场上成为横飞的子弹？可口可乐引爆的舆论热点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万一深陷不利的舆论漩涡，企业能否第一时间启动应对方案，及时处理公关危机？处理公关危机时，能否快速找到足够可靠的社交媒体作为背书？遇到致命的谣言和中伤时可有值得信赖的媒体资源？ 对于企业来说，要做的不是舍弃社交媒体平台，而是参与尺度的调整。因为直接摒弃与平台的合作，相当于直接摒弃与公众对话的渠道和权利。这是很危险的。 相反，企业以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底线和原则，在与平台共同调整尺度的过程中，让社交媒体的价值更多地发挥在对社会更有益的方面，方是企业形象重塑的法宝。 这个过程，将十分有利于企业塑造长期动态的正面形象，并将其植入消费者心智，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中及时打准用户的“精准情绪点”。 事实上，可口可乐的行业对手——百事可乐向来重视在社交平台上的营销并收获颇丰。2016年，正属猴年，百事可乐扣准新年的绝佳时机，将制作精良的《把乐带回家之猴王世家》视频广告投放至拥有亿级活跃用户资源的微信朋友圈，吸引兴趣用户讨论、转发、分享，通过小视频引发关注，制造悬念，成功引爆消费者热议，提升品牌联想。 消费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纷纷表示“热泪盈眶”，对品牌完成了故事性联结和认知深化。 这波操作可谓快准狠。而究其根本，还是百事可乐集团对公关战略的重视，尤其是对营销环境变化的快速精准把握。 我曾撰文说过，如今的时代，从信息生产工具、生产力的方式去看，太多的生产关系需要调整升级。广告和公关必须适应互联网的信息图景，公关也必须调整到企业的战略维度，才能兑现其应有的价值。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7月，我国传统媒体广告市场同比下降8.9%，传统媒体中的报纸下降43.7%、电视下降6.5%，；到了2018年11月，传统媒体广告刊例收入同比减少13.8%！ 传统媒体广告不断下滑的数据背后，是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的高速崛起。 2016年，全球社交媒体广告市场达264亿美元，占全球网络广告市场的13%。美国、中国和欧洲占全球社交媒体广告市场的86%（228亿美元）。其中美国仍然主宰社交媒体广告市场，2016年社交媒体广告收入150亿美元，占美国网络广告市场的19%。2016年欧洲社交媒体广告市场达50亿美元，占欧洲网络广告市场的12%。中国社交媒体广告占网络广告市场份额更低，只有8%，2016年社交媒体广告收入37亿美元。 人们对社交媒体的高度依赖是其根源。 《2018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积极的影响：积极影响指数从2017年的79.8上升到了80.6。同时，人们越来越认同社交媒体能够帮助做出更好的购物决策。 可见，当下与未来，社交媒体平台对企业营销而言，是提升与消费者互动、强化认知的关键媒介。 对于企业来说，真正把公关作为一种战略思维的重点之一，不仅在于维护与公众的关系，也在于维护与社交媒体平台的长期关系。 这种关系是长期的、动态的，伴随着甘苦与共的意味，甚至应当是有情感伴生的，而不是短期的、静态的，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关系。 具体而言，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件，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资源去与公众对话、精确地传达企业的声音，让企业的品牌通过这种声音逐渐转化为公众的长期认知。 这就需要企业把公关提升到战略位置，唯有如此，才能让企业在认知的竞争中胜出。 因此，针对种族歧视而产生的问题，企业正确的做法是：堵不如疏。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负面信息不可避免，但如何正确地引导，在各类重大事件中积极参与，转为对企业形象有利的契机，才是高维度的公关战略性思维。 比如，在“发布不实信息”这一点上，如何增强社交媒体辟谣的能力，与公众在动态的信息海洋中获知真相、提升甄别判断能力，才是上策；而简单粗暴地采取对立手段，暂停、拒绝使用社交平台，则是下策。 今天，互联网的信息场景对工业时代媒体的信息场景，是全面颠覆的。在战略的维度上，要想适应未来的信息渠道和图景，就必须抓牢遥控人们注意力、判断力和聚焦认知、强化记忆的社交媒体平台。 在被互联网重塑的传播格局中，大众话语日益崛起，传播核按钮随时可能按下，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无人可以预料。时间、空间都是公关的战场。转瞬即逝的信息海洋，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消耗甚至淹没品牌形象的危机点。 如果说以前叙事的主体是名人和媒体，现在叙事的主体更需要借助公众，在分布着公众舆论核按钮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掌握社交媒体资源者才能呼风唤雨、进退自如。也只有深谙此道的企业，才称得上具备高维度公关战略思维。 据此，奉劝可口可乐公司：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陌陌弱化社交功能，转型直播，但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前功尽弃？ 作者| 珍珠呀 编辑| 江湖哥 据此前腾讯证券5月28日报道，陌陌周四早盘股价大跌近6%。此前公布的财报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陌陌公司净营收为35.94亿元人民币，上一年同期为37.23亿元，同比下降3.5%。在2019年第四季度的业绩会上，公司预计一季度收入34.5至35.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7.3至4.6%。虽然业绩好于预期，但这份财报显示陌陌依然面临挑战，月活用户在该季度下滑了5.6%。 伴随着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发展，更多的视频软件和社交软件都紧随时代潮流，陌陌也是如此。从2020年第一季度陌陌直播服务营收23.32亿元（约3.293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26.894亿元相比减少了13%。陌陌表示，直播服务营收下降，主要是由于疫情对付费用户，尤其是头部用户的付费需求造成了负面影响。陌陌弱化社交功能，转型直播，究竟是会锦上添花还是会前功尽弃？ 业绩下滑，用户流失 从陌陌财报来看，业绩下滑主要原因是占比最高的直播业务下滑。一季度直播收入为23.26亿元，同比下滑了13.5%，环比下滑了31.3%。 在用户方面，陌陌一季度首次出现同比下滑。月活1.08亿人，同比下滑5.59%。付费用户也出现了下滑，一季度，陌陌直播服务与增值服务付费用户去重后总数达1280万，上个季度为1380万，2019年同期为1400万。 但是对比同期其它已经发布财报的几家平台，他们营收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斗鱼营收22.78亿元，同比增长53.0%。YY一季度营收71.494亿元，同比增长49.6%。虎牙收入24.119亿元，同比增长47.8%。对比着传统直播平台营收的增长和陌陌的下降，由此可看来用户还是对于陌陌转型直播热情度还是较低的。 目前，陌陌在直播上面临的对手越来越多，除了虎牙、斗鱼，还有B站和快手等直播平台更具有的流量优势，给陌陌等带来挑战。从2020年一季度财报看，陌陌目前已经遇到了增长困境。 虽然说直播热潮的到来给许多公司和平台带来了机遇，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直播平台的泛滥和用户审美疲劳，再加之直播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问题，难免会造成像陌陌这样非传统直播平台的用户流失。对于陌陌这样的社交平台来说，着重点应该放于社交方面，直播更应是辅助功能，一味地以直播为核心，在短期上恶意收获盈利，但是从长期来看，不仅会造成业绩的下降，丢失很大一部分以社交为目的的用户是必然。 财经江湖认为，在目前作为以社交为核心的陌陌，应该将发展的着重点放在社交上，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潮流和利益忽视一开始的功能而将重心放在直播上，再加之现在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竞争力较大，陌陌这种并非以直播为发展初心的平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难以砥砺而行的。 发展之路艰难 据了解，陌陌一季度的业绩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导致了社交疏离，影响了陌陌的社交业务。二是因为政府自2020年1月23日起禁止在直播中抽奖对陌陌造成的负面影响。 陌陌预计2020年第二季度的净营收在38亿至39亿元人民币之间，同比降低在8.5%至6.1%之间。这一预期考虑了疫情爆发的潜在影响，反映了公司目前对市场和经营状况的初步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虽然说直播时代的到来带来机遇，但是现在直播软件用户红利殆尽，虽然陌陌在收购探探后在市场上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定，但是对于社交软件来说，社交才是中心，直播应该是辅助手段，陌陌直播虽然带来盈利，但是这其实会丢失相当大一部分以社交为目的的用户，这次用户下滑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家都知道，对于传统直播平台和互联网巨头公司加入的直播行列，陌陌主打的直播在其中稍显逊色，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再加之自身给用户社交的惯性思维，可见陌陌的直播之路十分曲折。 财经江湖认为，从目前陌陌本身的股价和月活量的下降，可以看出其在直播道路上的探索并非成功，一个以社交为主体的社交软件，应该将着重点并非放在直播上而是社交上，这样的转型，也不会得到用户的买单而只会让自身前功尽弃。 陌陌的直播发展在起初看似风光，但从现在的战略与发展上看是有限制的，前期积累的用户虽给直播生意带来了大量的用户，但是不难会损失掉一部分以社交为目的的用户，这样一来，让人试想其的直播生意的可行性。虽然盈利涨了，但在强大的市场的竞争下用户大量流失，陌陌的直播生意经是否能得以发展，依然见分晓了。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意见领袖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意见领袖丨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彼得·加里波第，都灵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彭·R·摩恩，挪威商学院研究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促使经济学家将目光转向流行病学家所使用的模型，因为前者难以理解疫情的动态及其可能产生的成本。最早的传染病模型（通常称为SIR模型）由威廉·奥格维·克尔马克（William Ogilvy Kermack）和安德森·格雷·麦肯德里克（Anderson Gray McKendrick）于近一个世纪前提出，将人群分为易感者（S），感染者（I）和已康复或死亡者（R）。 在这一标准模型中，在易感者数量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当从感染者（I）队列退出的人数超过进入该队列的人数时，传染病就会消失。该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群体免疫”，也就是感染者和易感者的数量同步下降，但前者比后者更快降至零（意味着有些人可以完全避免感染）。 而经济学家也使用了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类似转变去研究失业动态，只不过这项工作开展得更晚，并且是在流行病学家的模型之外独立发展出来的。其中一个典型成果是戴蒙德-莫腾森-皮萨里德斯匹配模型（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 matching model），阐述了失业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接触所引发的有效就业匹配，从而实现从失业到就业的转变。 但是在传播疾病和有效就业这两种接触之间存在着非常重大的区别。传染病中的一个感染者可以传染更多人，而拥有一个空缺职位的雇主只能将其给到一个劳动者。从经济角度来讲，职位空缺是“可穷尽的”，而传染病是“不可穷尽的”。 这种穷尽性引入了一种流行病学文献中尚未研究过的动态。如果有消息说公共场目前有传染病患者在活动，那么其他人将避免产生人际交往，从而导致经济下滑以及感染率降低。反过来，在SIR模型各项参数保持不变情况下，更低的感染率将使感染者数量减少到低于原本应有的水平。 而较少的感染意味着实现群体免疫的进程会减慢。但通过将劳动经济学的技术运用于流行病学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因人们避免彼此接触所达到的最终群体免疫状态将使免遭感染的人数最大化。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质疑政府是否有理由去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交隔离，而不是允许公众自愿改变其行为。而我们则认为隔离是有理由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尽管一个人可能选择限制自身社交互动，但是当他/她进入公共场所（例如杂货店）时，其接触程度将取决于其他所有人同时选择限制自身社交互动的程度。因此接触的程度——以及遭到传染的风险——可能会比个人实际选择的要高得多。在劳动经济学中，这种动态类似于从就业匹配技术中获取的“增加回报”可能性——虽然该结果尚未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证实，但却似乎很容易在疫情上得到印证。 其次，在疫情期间，政府可能需要出手干预以减少医疗服务不堪重负的风险。“压平治疗曲线”将取决于国家的作为，因为个人通常会忽略自身求医问药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影响。 而将经济和流行病学两方面的见解相结合所得出的一条主要信息是，即使人们对传染病的自然反应也可能会降低感染率，但在群体免疫因强制性社交隔离而得以推迟的时候人们的境况会更好。尽管政府下达的限制措施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时间延长并需要动用更多的执法力量，但最终实现的群体免疫将呈现出一种感染，住院或丧生者数量都更少的状态。 当然，在严格社交隔离措施下实现全面群体免疫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在此过程的后期，政府可能会决定人口免疫状况已经足够接近终点线，因此可以开始放宽限制，例如重新开放学校或某些行业。但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依然可能受到感染，他/她们或许仍会选择与他人保持距离，例如在家工作，不让子女上学等等。 那么届时政府又是否应将其社交隔离政策扭转过来，强制个人实施比其本身意愿更多活动，例如强制上学？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不幸的是，距离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回应的时候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本文作者介绍：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 Reguis 讲席教授，劳动及宏观经济学领域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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