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男生都有一把瑞士军刀,买的时候,总想着有这一把就够了,牙签、剪刀、平口刀、开瓶器、螺丝刀、镊子、钥匙扣,应有尽有。可需要剪刀的时候,我们会找真正的剪刀。从用户运营的角度看,瑞士军刀属于典型的大杂烩式APP:下载量很高、使用率很低,既没有颠覆剪刀,也没有颠覆镊子。很多大银行,正在把自家的APP打造成这样的瑞士军刀:功能越来越丰富,用户却从来不用;注册用户数屡创新高,月活用户一直在低谷。瑞士军刀这两年,APP建设讲究一站式、讲究生态布局,尤其以支付宝为代表,早在2015年就定位于生活服务平台,开启了广连场景之路。晚几年起步的大中型银行,也纷纷走上一站式生态之路,辛辛苦苦建场景,却收效甚微。有人说错失了先发优势,不尽然,应该是方向出了问题。一站式平台,走的是融合之路,融合不同的场景,满足用户各类需求。但融合战略,未必是对的。如果融合一切是正确的战略,那微信应该能融合一切,为何人们还会去抖音、快手看短视频,会去天猫、苏宁购物呢?当然,如果说融合战略是错的,又无法解释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毫无边界的扩张,还一个个建立起了庞大的生态家族。显然,融合战略,非真理也非谬误,要讲究前提条件。瑞士军刀式的融合战略走不通,究其原因,缺乏差异化亮点。要走融合之路,总要有个核心,就像支付宝的支付、微信的社交、美团的外卖、头条的资讯、苏宁的零售,或者像超市里的生鲜、商场中的潮牌店,人们为拳头产品而来,顺便消费其他品类。银行APP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这样一个拳头功能,功能虽多,哪个拎出来都不强,就像瑞士军刀,剪刀比不过剪刀、镊子比不过镊子,用户虽然会买下来备用,一年也未必用一次。瑞士军刀,只要卖出去就行;可银行APP,若用户只下载不使用,就一点意义也没有。“支付”是个陷阱银行APP,必须要找到一个核心。注意,是寻找,不是创造。去哪里找呢?去用户心里找,“在用户的心智中做到与众不同”。根据定位理论,占领用户心智只有两招,要么把握品类分化机遇,把品牌打造为新品类的代名词,如支付宝之于第三方支付,很多用户已经把支付宝等同于第三方支付;要么只能“调动用户心智中已有的认知,重新连接已经存在的联系”。后者,要困难很多。就金融APP而言,云闪付还有希望开创一个新品类,既不同于银行,也不同于第三方支付;所有的银行APP,只能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找机会。很多银行的APP运营思路,却是拼命地打造支付功能,意图把自己塑造成第N个支付宝,怎么可能成功呢?用户的心智模型中,想到支付,就只想到微信、支付宝,银行APP花再多钱补贴,也不可能扭转用户认知。定位理论中有个“二元法则”,认为用户心智中只能为每个品类留下两个品牌的空间。第三个品牌要想成功逆袭,非常困难。就好比在用户眼里,可乐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非常可乐花再多钱打广告,甚至打民族牌,也不可能逆袭。所以,若做不到第一第二,最好开辟新的品类。如瑞幸咖啡,抛开财务造假不谈,其成功就在于开创了新的咖啡品类,定位于外卖咖啡,与星巴克、Costa的“第三空间”(非家非办公的第三空间)概念进行了区隔。对银行APP而言,虽然支付是高频功能,但支付品类名花有主,纠结于“支付”定位无济于事,最应该做的是回归“银行”定位。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寻找新的机会。银行没有品牌线下时代,很多银行塑造了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如零售金融之于招行,小微金融之于民生,同业金融之于兴业、资管理财之于光大等。但这些定位,主要存在于同业的评价中,不在普通用户头脑中。所以到了线上APP时代,在产品服务层面,用户心目中依旧不存在明确的王者。比如,提到信用卡,用户会想到哪家银行?是招行、广发、浦发、兴业,还是工农中建交呢?真实情况是,无所谓。办哪张卡,取决于开卡大礼包,用哪张卡,取决于积分和补贴。虽然银行业努力经营数十年,补贴优惠无数,但还没有哪张信用卡牢牢占据用户心智,并口口相传。在用户心中,有信用卡品类,无信用卡品牌。投入巨大品牌营销资源的信用卡尚且如此,存款、理财、消费贷、车贷、房贷、转账支付等更是如此了。银行产品,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泥潭,用户被价格和便捷吸引,唯独不关心是谁家的产品。用户没有粘性,没有忠诚度。这个时候,当互联网巨头杀进来,并成功占据支付品类心智时,简直就成了无敌般的存在。支付也就算了,尤其让人诧异的是,明明很多银行的宝宝理财比余额宝收益率高,用户还是把钱存在余额宝里。不仅仅是支付便捷问题,也不仅仅是用户不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低,这里面还涉及到用户忠诚度。在《品牌的起源》一书中,作者艾·里斯就认为:“顾客忠诚度意味着你的顾客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即使他们能在别处以更低的价格(或更高的品质)买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表现出来,就是明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不高,用户就是懒得折腾、懒得换,真是愁坏了银行APP的运营同学。不是用户懒,是说到金融APP,用户就想用支付宝,恰好支付宝里有个余额宝,那就用一下吧。能奈用户何呢?当然,产品才是核心。用户忠诚度是非常短暂的现象,收益率上不去,终究会把用户赶跑。比如,在2010年,既便你是十年的诺基亚铁粉,也会毫无内疚地去买台iPhone4。银行APP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种差异化的体验优势,然后不断强化、放大、讲给用户听。寻找差异化说到差异化,又是银行人心中的痛。一般消费品,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既可以从款式、原材料、工艺等方面找差异,还可以从品牌、潮流、定位上找差异,没有差异还能塑造差异。比如,奔驰的用户印象是“乘坐体验好”,宝马就强调自己“驾驶体验好”。普通用户哪分得清二者在乘坐、驾驶中的细微差别,但在这种品牌认知下,自己开车倾向于宝马,若有司机就买奔驰。在刻意的品牌塑造下,奔驰成为“名望”的代名词,宝马则化身“超级驾驶机器”。但金融产品补贴,你非要给用户安利自家的贷款产品如何与众不同,除了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外,其他就无计可施了。利率接近的两款贷款产品,再高明的营销策略也不可能做出“白领专用”、“蓝领专享”的品牌区隔。一款智能手机,可以用“黑科技”吸引用户;一款消费贷款,给用户讲大数据风控是没用的。只能在“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四个要素的狭窄空间里定位,产品迟早会陷入同质化,利率接近、额度接近、申请体验接近、使用场景接近。前两年,在信息流资讯中的贷款广告中,经常能看到 “下款快、30万额度、日息万分之五、纯信用”等关键词,那个时候,这些特征是一种优势,现在已成为行业标配。标配之外,无法添加新的元素,让产品与众不同。最终,走向了信用卡的老路:靠积分、立减优惠、场景渗透等争抢用户,本质上在打价格战。现在,很多银行APP的拉新促活策略,就是靠补贴、优惠、羊毛三板斧,购物商城、餐饮立减、充值优惠、活动积分等,莫不如此。这种同质化的补贴促活,让银行内部看不到破局希望,导致执行层面摇摆不定,陷入一种间歇式运动:补贴几个月,停几个月,再补贴几个月……仗着财大气粗,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运营着。在这种无力感下,可还有银行梦想着靠APP打个翻身仗?路在何方?悖论在于,没人敢放弃APP,一旦放弃了APP,也就放弃了业务发展的自主可控性。零售金融领域,正在重复消费品领域走过的路,即随着竞争加剧,会出现一条从工厂到渠道商的权力转移路径:行业初期,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环节为供应链核心,用户和渠道的意见无足轻重,一如福特先生的名言,“你可以要任何颜色的汽车,只要它是黑色的”。行业中后期,产品供应过剩,用户掌握了决定权。终端渠道离用户更近,掌握了产业链核心权力,即所谓“得终端者得天下”,如当前的天猫、苏宁。谁离用户更近,谁就能掌握核心权力。零售金融领域,这一规律也在显现,流量平台正集聚起更多的权力,且向头部平台集中。前两年,用户还敢于在各种APP、信息流中申请贷款,很多人踩雷高利贷、套路贷,苦不堪言;这两年,学乖的用户只敢在头部平台点击贷款广告,求个心安。小的流量平台在市场规范中被洗牌,大的流量平台乘势推出自营贷款品牌,再以联合贷款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各类贷款产品圈进来,美其名曰“开放平台”,最大化承接用户红利。中小银行,普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专心做产品,做流量平台背后的资金方和供货方;不甘屈尊的大银行,发愤图强,立志要“以我为主”搭建多元渠道体系,但过去几年自建APP生态的努力并不成功。问题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毫无差异化的同质竞争,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入口越来越集中。过去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小流量平台退场、中小银行APP式微,现在剩下二三十家大银行依旧活跃,但还能撑多久呢?在《金融业让利1.5万亿:谁将吃土,谁能吃肉?》一文中,我曾讨论道“当前,无论是中长期经济转型,还是短期经济抗疫,都对银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行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也对银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多挑战……越来越多的难题,等着解答。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不幸的,因为有这些难题;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些难题。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一眼望到头的结局,看似无解的困局往往潜藏大机遇。一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于20世纪的物理学,只要能往前迈出实质的一小步,整个行业就会打开一个新天地。参考资料:1、(美)艾·里斯(Al Ries),劳拉·里斯(Laura Ries),《品牌的起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2020年的上半年对于众多出海的创业公司都极具挑战。 作为出海东南亚的金融科技公司 Akulaku 的创始人兼 CEO,李文博完整经历了印尼疫情爆发和演变的过程。从最开始难以对形势作出判断,到制定出计划保证公司的运转,再到当下业务逐渐恢复,李文博比疫情之前更加忙碌了。同时,Akulaku 还在推进公司下一个发展目标——打造印尼数字银行,为更多东南亚用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据介绍,预计第三季度 Akulaku 的用户规模就会回归甚至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而2019年初通过收购印尼本地民营银行 BYB 逐渐布局的数字银行业务,也将在今年四季度推出第一个版本的 App。 Akulaku 目前的业务版图究竟如何?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否清晰?疫情对 Akulaku 以及东南亚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Akulaku 创始人兼 CEO 李文博 带着这些问题,36氪出海采访了 Akulaku 创始人兼 CEO 李文博。以下是采访对话的摘录,经过编辑发布。 Akulaku的业务和发展路径 Q:能否简单介绍下 Akulaku 这个公司? A:我们在东南亚四国(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每年向600万用户提供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和数字银行三大板块的服务,年交易额超过15亿美元。 Q: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A:消费金融是 Akulaku 的起点,2016年下半年开始运营,最早版本是线上分期购物平台。运营品类主要选择了有分期需求的电子和家电实物类产品。后来逐步扩展至话费充值、航旅等虚拟类产品和服务。2018年开始为客户提供个人无抵押贷款服务,当时已有一定的用户基数,目前贷款产品覆盖较广,从日薪贷到车贷都有。 Q:理财业务是做什么? A:2019年开始我们开展了理财业务,服务于印尼当地年轻高收入人群的理财需求。东南亚是一个比较分化的世界,有很多月薪两千人民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很多月薪过万人民币的中产。我们在做 Akulaku 的过程中发现这部分强烈的理财需求,于是开始了理财业务。现在这个业务月活用户十余万,也是印尼最大的线上理财平台。 Q:收购银行的考虑是什么? A:我们在2019年收购了一家印尼的商业银行BYB(即将改名为 Bank Neo Commerce)。主要是两方面考虑,一是我们观察了中国2015-2018这三年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后意识到牌照对金融业务的重要性。同时结合我们对东南亚市场的理解,当地所有的小型金融牌照都存在各种经营范围限制,比如说支付公司有充值限制、不能涉足借贷和理财业务,贷款公司不能发卡,而用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必然是全面的,尤其是C端用户或者小微商户,他们目前享有的金融服务普遍不全面,而且性价比低。如果有一个金融科技平台能提供全面的服务,对用户来说是最经济划算的。 Q:从收购到现在有什么协同效应么? A:从收购到现在,BYB 已经向 Akulaku 的用户提供了5000万美金左右的借贷,同时 BYB 的用户账户数也从3万人迅速增长到30万人。我们还计划将这家银行改造成数字化银行,服务更多消费者。 Q:东南亚的信贷市场环境是怎样的? A: 东南亚借贷技术最大的挑战在于它是弱数据环境,征信体系还不像发达国家健全,有效的外部数据源很少。其次是相关的服务价格较高, 例如征信、支付、催收等等。第三是信贷需求巨大。Akulaku 70%的客户此前没有在线上或者金融机构借过钱,但是借贷需求比较旺盛,转而跟熟人借款比较多,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用户没有信用记录,如何总结出方法论,借钱给他们也是挑战。唯一的方法是投资技术,用数据做支撑,比如用户在商城中产生的用户行为数据。 Q:简单介绍一下监管的挑战是什么? A:Akulaku 在四个国家都有金融业务,我们和这些国家的监管都有密切的联系。总体来说,对监管的要求就是要重视当地法律法规,要服从监管指导,要放弃短期利益。另外,在每一个国家,对于消费者保护、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要非常非常重视。 Q:如何看待巨头入场和竞争? A:最重要的还是产品和团队。以前我们都觉得东南亚的公司谁先融到10亿美元战斗就结束了。现在大家累计融了快一百亿了,战斗还在进行。长期来看产品和团队最重要,钱不是最稀缺的资源。 疫情,信心和周期 Q:最主要的业务消费金融的体量如何?疫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A: 疫情前每个月的交易金额在2亿美金左右,一个季度实现 KYC 的人数超过100万,一季度的时候全部的运营情况还是很理想的。在此之前的三年里我们的业务增长率一直保持着每年100%以上的速度。 疫情的影响主要是从三月末开始。我们看到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全部实施了封锁政策,商业停摆,人都回到家里办公。这个转变非常的快,一两周以前还是那种熙熙攘攘的状态,忽然就变得一片肃杀了。为了应对,我们马上调整了现有的经营。我们决定减少相当比例的贷款服务,之后,发现风控的水平比我们预想乐观。目前看来,交易用户和订单量仍然保持在疫情前75%以上的水平,同时由于风控策略以及自然需求下降等原因,每个人消费的金额也有一些下降。 Q:公司的风控系统是不是能够应对目前的极端情况?是怎么做的? A:我们风控系统的核心运行逻辑是从数据入手,寻找规律,预测并控制风险。这需要先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从数据中找特征,然后利用特征跑模型。我们公司的风险控制基本上是自动化的,人工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宏观策略上。我们的应对方式是对于历史数据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假设风险上涨了300%、200%、100%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并且做了相应的方案。 从三月份到现在,我们可以比较确信我们的风控方法论和具体的执行可以应对这次经济危机。我们消费分期的违约率在疫情之前控制在3%以下的水平,疫情期间违约率的绝对增长是0.5%。同时,我们观察到4月份以及5月份的风险控制数据都要比3月份好。 Q:疫情过后,Akulaku 在消费金融这块的发展策略有什么调整吗?未来考虑往哪些贷款业务发展?优势是什么? A: 没有太大的调整,还是专注打磨技术和产品服务。金融服务是一个比较考验资源整合能力的行业,要建立长期的优势包括技术、流量、运营、合规和资金能力,我想这些都是要持续提升的。 Q:在 Akulaku 没有按时向欧洲 P2P 债权平台 Mintos 支付相应款项后,Mintos 宣布暂停 Akulaku 在其平台上进行一级和二级市场债权融资。你怎么回应这件事? A:我们和 Mintos 的合作是以机构对机构的方式进行的,双方的协议签约主体是机构。目前疫情情况下,我们经过讨论同意债务重组。到目前为止,我们重组后的债务一直在按照重组方案的规定履行。重组部分的债务将在2021年还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赢的决定,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有序的理性的债务重组是最优选择。 Q:从年初至今,印尼盾经历了一轮波动。Akulaku 如何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A:长期来说就是用信贷市场的本币借贷。这一点我们的准备也比较充分,基本上目前能做到币种的匹配。另外就是东南亚的币种在疫情中表现相对比较坚挺,在疫情将要结束的时候,它基本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上。 Q:疫情给贷款模型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们如何处理?比如说一个之前信用良好的借款人,可能因为突然失业就再也不会还钱了。 A: 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问我,我们内部也有很多的思考。我觉得这是对于事实或者决策的一种过分简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概率的世界当中。这个情况是整个决策树上一个点发生的情况,这个点不能代表这个决策树的分布。越是这样的情况,越是需要数据去决策,而不是直觉。越是危险的时候越要信任自己的技术和判断。目前从结果来看,风控还是很稳的。 由于疫情对于整体信贷市场的影响,我们在消费分期领域的市场份额从以前的40% 上升到70%-80% 甚至更高,而且风控的指标也很健康。这是这个团队第一次应对这样的危机,我们的思路得到了验证,如果有第二次第三次危机,我相信会做的更好。 Q:之前公司发展的大背景是东南亚经济快速发展,现在经济下行,消费者、投资人等各方的信心都发生了变化。你觉得公司应该如何应对? A:信心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世界是很客观的,不是那么糟糕也不是那么幸运。每次危机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都是相似的:一开始抱有侥幸心理,后来觉得彻底的失望,像世界末日一样。但世界仍然是增长的,会在一两年之内恢复。我想新冠也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相对于去年,我们仍然会实现一定幅度的增长。单看每个月的数据,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反弹的过程,预计8月用户就会回到 COVID-19 之前的水平了。 新的消费习惯正在养成,新的收入支出结构也正在形成中,我想疫情会带来一个深远的变化,这也是一个机会,毕竟东南亚是一个六亿人的市场,抓住机会适应变化就会大有作为。 未来的方向以及数字银行 Q:公司的长期愿景是什么? A:我们大的目标是2025年能服务5000万客户,在十个国家或地区落地我们的业务,这些业务将全部用算法和服务器解决相关的问题,包括 KYC、转账、风险评估、反欺诈、反洗钱等。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业,很有意义。如果不考虑新冠的影响,可能这个目标在今年年底就能实现10%。现在新冠疫情发生了,我们预计会有半年到一年的影响,但是我们觉得长期来说这是可以达成的目标。 Q:如何看待印尼银行业和数字银行的发展? A:总的来说,印尼的银行比较重视批发银行或者 toB 银行,toC 的则不太重视。这主要是由于客户维护起来成本较高。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降低服务成本,让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银行服务。手机银行和发卡,这两个事情是能够突破的点,因为这两项服务都是可以依靠算法自动化解决的。 数字银行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比较领先的。中国大银行的手机银行都是年活跃一亿量级的用户规模。例如打开招商银行app,想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通过线上完成。这样的环境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新兴市场很多人连账户都没有。银行业作为一个非常保守、古老的行业,在这样一个事情上的转型是比较慢的。 Q:Akulaku 做数字银行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A:短期来看会提升风控水平,降低资金成本。长期来讲是提升用户的粘性。从客户需求来看,所有的服务最好不是割裂开的,想借钱的时候,想付款的时候和想理财的时候,都有最划算最适合的服务,这是最理想的。这就必须要载体来承接,为一个账户提供多个金融服务,然后把所有的账户留在一个系统当中。第一步我们希望借贷用户在数字银行开户,这样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银行服务,比如理财、投资、小额短期存款等。 Q:收购的银行 BYB 是一个理想标的么? A:对我们来说,牌照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我们肯定要增加投入。另外从业务的协同效应、资金提供、品牌、合规来讲,都非常有帮助。银行就是被设计用来放出贷款和吸收存款的,是开展金融业务安全稳妥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收购银行的初衷。 BYB 是一个很有历史的银行,有自己独特的品牌。它最早是印尼军队成立的银行,一九八几年进行了几轮改制,现在是一家民营银行。BYB 总体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标的,BYB 的业务都是抵押贷款,总体来说资产比较扎实。在我们投资入股之后,我们帮助银行聘任了更加专业的管理团队,并且这家银行去年开始也恢复了盈利。 Q:如何看待和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 A: 前段时间,我们在和一些本地银行和金融机构聊合作,一开始是打算给他们导一些平台流量,通过助贷或者单纯导流的方式,但后来发现他们普遍对小贷感兴趣,对 AI 的风控和技术也很感兴趣,问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做技术和风控解决方案。刚好我们在做银行项目时,也把现有的风控系统、模型这些都内部孵化成可服务化的产品,所以做金融科技输出都是现成的东西。 目前在和银行还有金融机构聊这块的合作。我们认为金融行业是一个合作远大于竞争的行业,我们也希望对整个行业的风控和金融科技做些贡献,金融机构的风控技术水平普遍提升,对于提升行业服务标准和用户信用教育是有很大帮助的。 Q:怎么看待东南亚市场的天花板? A:就个人业务而言,东南亚有大概四亿劳动者,有较为数字化银行服务的人可能只有5%-10%。那么三亿多人的市场都是增量市场。 这不光是说那些没有使用银行服务的客户,即使是有信用卡的客户仍然有很多未被满足的需求。Akulaku 服务的客户可能有70%是第一次使用线上的金融服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金融不是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不同的机构有自己的服务特色,我们能在这个市场占据5%-10%的份额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业了,因此我不觉得这事情短期内能看到天花板。我们需要更加专注。 Q:长期来讲最重要的规划是什么? A:从我们的计划来看,就是长期投资技术。因为假设你有一千万客户,每个客户每个月交易两笔,那就是每月2000万笔交易,实际上客户的交易频率还要更高。这么多交易每一笔可能都涉及到风控、KYC、反欺诈,这样的计算如果用人工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我们必须要依靠数据,依靠技术。我们在研发上的投入每年超过两亿人民币,去年我们的服务器使用超过了五千万人民币,我们会在这个领域做持续的投入。 本月23日,下午14点,36氪出海将会举办第一期【Globiz ——出海东南亚】线上沙龙活动,届时我们将邀请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启明创投合伙人、Alpha JWC 合伙人、Bukalapak 总裁等12位资深人士,带来一场真正有价值的行业交流。扫码关注「36氪出海」公众号,私信小助手「互动」,赢得与嘉宾互动提问的机会,会后可获得嘉宾PPT。
很多男生都有一把瑞士军刀,买的时候,总想着有这一把就够了,牙签、剪刀、平口刀、开瓶器、螺丝刀、镊子、钥匙扣,应有尽有。可需要剪刀的时候,我们会找真正的剪刀。 从用户运营的角度看,瑞士军刀属于典型的大杂烩式APP:下载量很高、使用率很低,既没有颠覆剪刀,也没有颠覆镊子。 很多大银行,正在把自家的APP打造成这样的瑞士军刀:功能越来越丰富,用户却从来不用;注册用户数屡创新高,月活用户一直在低谷。 瑞士军刀 这两年,APP建设讲究一站式、讲究生态布局,尤其以支付宝为代表,早在2015年就定位于生活服务平台,开启了广连场景之路。 晚几年起步的大中型银行,也纷纷走上一站式生态之路,辛辛苦苦建场景,却收效甚微。有人说错失了先发优势,不尽然,应该是方向出了问题。 一站式平台,走的是融合之路,融合不同的场景,满足用户各类需求。但融合战略,未必是对的。 如果融合一切是正确的战略,那微信应该能融合一切,为何人们还会去抖音、快手看短视频,会去天猫、苏宁购物呢? 当然,如果说融合战略是错的,又无法解释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毫无边界的扩张,还一个个建立起了庞大的生态家族。 显然,融合战略,非真理也非谬误,要讲究前提条件。 瑞士军刀式的融合战略走不通,究其原因,缺乏差异化亮点。要走融合之路,总要有个核心,就像支付宝的支付、微信的社交、美团的外卖、头条的资讯、苏宁的零售,或者像超市里的生鲜、商场中的潮牌店,人们为拳头产品而来,顺便消费其他品类。 银行APP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这样一个拳头功能,功能虽多,哪个拎出来都不强,就像瑞士军刀,剪刀比不过剪刀、镊子比不过镊子,用户虽然会买下来备用,一年也未必用一次。 瑞士军刀,只要卖出去就行;可银行APP,若用户只下载不使用,就一点意义也没有。 “支付”是个陷阱 银行APP,必须要找到一个核心。注意,是寻找,不是创造。 去哪里找呢?去用户心里找,“在用户的心智中做到与众不同”。 根据定位理论,占领用户心智只有两招,要么把握品类分化机遇,把品牌打造为新品类的代名词,如支付宝之于第三方支付,很多用户已经把支付宝等同于第三方支付;要么只能“调动用户心智中已有的认知,重新连接已经存在的联系”。后者,要困难很多。 就金融APP而言,云闪付还有希望开创一个新品类,既不同于银行,也不同于第三方支付;所有的银行APP,只能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找机会。 很多银行的APP运营思路,却是拼命地打造支付功能,意图把自己塑造成第N个支付宝,怎么可能成功呢? 用户的心智模型中,想到支付,就只想到微信、支付宝,银行APP花再多钱补贴,也不可能扭转用户认知。 定位理论中有个“二元法则”,认为用户心智中只能为每个品类留下两个品牌的空间。第三个品牌要想成功逆袭,非常困难。 就好比在用户眼里,可乐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非常可乐花再多钱打广告,甚至打民族牌,也不可能逆袭。 所以,若做不到第一第二,最好开辟新的品类。 如瑞幸咖啡,抛开财务造假不谈,其成功就在于开创了新的咖啡品类,定位于外卖咖啡,与星巴克、Costa的“第三空间”(非家非办公的第三空间)概念进行了区隔。 对银行APP而言,虽然支付是高频功能,但支付品类名花有主,纠结于“支付”定位无济于事,最应该做的是回归“银行”定位。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寻找新的机会。 银行没有品牌 线下时代,很多银行塑造了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如零售金融之于招行,小微金融之于民生,同业金融之于兴业、资管理财之于光大等。 但这些定位,主要存在于同业的评价中,不在普通用户头脑中。所以到了线上APP时代,在产品服务层面,用户心目中依旧不存在明确的王者。 比如,提到信用卡,用户会想到哪家银行?是招行、广发、浦发、兴业,还是工农中建交呢? 真实情况是,无所谓。 办哪张卡,取决于开卡大礼包,用哪张卡,取决于积分和补贴。虽然银行业努力经营数十年,补贴优惠无数,但还没有哪张信用卡牢牢占据用户心智,并口口相传。 在用户心中,有信用卡品类,无信用卡品牌。 投入巨大品牌营销资源的信用卡尚且如此,存款、理财、消费贷、车贷、房贷、转账支付等更是如此了。 银行产品,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泥潭,用户被价格和便捷吸引,唯独不关心是谁家的产品。用户没有粘性,没有忠诚度。 这个时候,当互联网巨头杀进来,并成功占据支付品类心智时,简直就成了无敌般的存在。支付也就算了,尤其让人诧异的是,明明很多银行的宝宝理财比余额宝收益率高,用户还是把钱存在余额宝里。 不仅仅是支付便捷问题,也不仅仅是用户不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低,这里面还涉及到用户忠诚度。在《品牌的起源》一书中,作者艾·里斯就认为: “顾客忠诚度意味着你的顾客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即使他们能在别处以更低的价格(或更高的品质)买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 表现出来,就是明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不高,用户就是懒得折腾、懒得换,真是愁坏了银行APP的运营同学。 不是用户懒,是说到金融APP,用户就想用支付宝,恰好支付宝里有个余额宝,那就用一下吧。能奈用户何呢? 当然,产品才是核心。用户忠诚度是非常短暂的现象,收益率上不去,终究会把用户赶跑。比如,在2010年,既便你是十年的诺基亚铁粉,也会毫无内疚地去买台iPhone4。 银行APP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种差异化的体验优势,然后不断强化、放大、讲给用户听。 寻找差异化 说到差异化,又是银行人心中的痛。 一般消费品,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既可以从款式、原材料、工艺等方面找差异,还可以从品牌、潮流、定位上找差异,没有差异还能塑造差异。 比如,奔驰的用户印象是“乘坐体验好”,宝马就强调自己“驾驶体验好”。普通用户哪分得清二者在乘坐、驾驶中的细微差别,但在这种品牌认知下,自己开车倾向于宝马,若有司机就买奔驰。在刻意的品牌塑造下,奔驰成为“名望”的代名词,宝马则化身“超级驾驶机器”。 但金融产品补贴,你非要给用户安利自家的贷款产品如何与众不同,除了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外,其他就无计可施了。 利率接近的两款贷款产品,再高明的营销策略也不可能做出“白领专用”、“蓝领专享”的品牌区隔。一款智能手机,可以用“黑科技”吸引用户;一款消费贷款,给用户讲大数据风控是没用的。 只能在“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四个要素的狭窄空间里定位,产品迟早会陷入同质化,利率接近、额度接近、申请体验接近、使用场景接近。 前两年,在信息流资讯中的贷款广告中,经常能看到 “下款快、30万额度、日息万分之五、纯信用”等关键词,那个时候,这些特征是一种优势,现在已成为行业标配。 标配之外,无法添加新的元素,让产品与众不同。最终,走向了信用卡的老路:靠积分、立减优惠、场景渗透等争抢用户,本质上在打价格战。 现在,很多银行APP的拉新促活策略,就是靠补贴、优惠、羊毛三板斧,购物商城、餐饮立减、充值优惠、活动积分等,莫不如此。 这种同质化的补贴促活,让银行内部看不到破局希望,导致执行层面摇摆不定,陷入一种间歇式运动:补贴几个月,停几个月,再补贴几个月……仗着财大气粗,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运营着。 在这种无力感下,可还有银行梦想着靠APP打个翻身仗? 路在何方? 悖论在于,没人敢放弃APP,一旦放弃了APP,也就放弃了业务发展的自主可控性。 零售金融领域,正在重复消费品领域走过的路,即随着竞争加剧,会出现一条从工厂到渠道商的权力转移路径: 行业初期,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环节为供应链核心,用户和渠道的意见无足轻重,一如福特先生的名言,“你可以要任何颜色的汽车,只要它是黑色的”。 行业中后期,产品供应过剩,用户掌握了决定权。终端渠道离用户更近,掌握了产业链核心权力,即所谓“得终端者得天下”,如当前的天猫、苏宁。 谁离用户更近,谁就能掌握核心权力。 零售金融领域,这一规律也在显现,流量平台正集聚起更多的权力,且向头部平台集中。 前两年,用户还敢于在各种APP、信息流中申请贷款,很多人踩雷高利贷、套路贷,苦不堪言;这两年,学乖的用户只敢在头部平台点击贷款广告,求个心安。 小的流量平台在市场规范中被洗牌,大的流量平台乘势推出自营贷款品牌,再以联合贷款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各类贷款产品圈进来,美其名曰“开放平台”,最大化承接用户红利。 中小银行,普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专心做产品,做流量平台背后的资金方和供货方;不甘屈尊的大银行,发愤图强,立志要“以我为主”搭建多元渠道体系,但过去几年自建APP生态的努力并不成功。 问题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毫无差异化的同质竞争,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入口越来越集中。 过去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小流量平台退场、中小银行APP式微,现在剩下二三十家大银行依旧活跃,但还能撑多久呢? 我曾讨论道“当前,无论是中长期经济转型,还是短期经济抗疫,都对银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行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也对银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多挑战…… 越来越多的难题,等着解答。 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不幸的,因为有这些难题;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些难题。 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一眼望到头的结局,看似无解的困局往往潜藏大机遇。一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于20世纪的物理学,只要能往前迈出实质的一小步,整个行业就会打开一个新天地。 参考资料: 1、(美)艾·里斯(Al Ries),劳拉·里斯(Laura Ries),《品牌的起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从巴伦支船长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 1596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威廉·巴伦支的荷兰船长在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资助下,指挥着3艘小船和17名水手开始远航,希望通过北极前往亚洲。这年他46岁,之前的两年曾两次远征北极,都无功而返。 巴伦支船长的第三次探险到达了北纬79°39′的地方,这是人类北进的新纪录。他们继续向东北航行,8月26日陷入浮冰,被迫靠上三文雅岛(今天俄罗斯的一个岛屿),在北极圈过冬。他们熬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靠打猎充饥,靠动物的皮毛御寒。8个人病死或冻死。1597年夏天,小船终于从坚冰围困中重回自由水域,但巴伦支船长却在6月20日病死在一块浮冰之上。 如此险遇和困境,船员们却没有动过阿姆斯特丹商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货物又回到荷兰,还给了委托人。 巴伦支船长航行过的一片海域后来被命名为巴伦支海,他的故事成为一些商学院的领导力案例。但在荷兰人心中,这更是一个对委托人负责的关于信用的案例。 信用,是金融的精髓。 1602年,荷兰14家贸易公司组成“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投资人拿着钱袋到公司,在本子上记下投入额,公司许诺未来按股分红。荷兰政府也是股东之一,并将一些国家的权力注入,如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开展贸易,如出现纠纷,甚至可以发动战争。 东印度公司10年后才开始分红,此前股东可以把股票流转,在阿姆斯特丹大桥上自发交易。1609年,阿姆斯特丹诞生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有经纪人,有固定交易席位,是当时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 也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是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还办理支付业务,在商户存款限度内以转账形式替他们付款,不另外收费。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所以当荷兰和西班牙的海军在海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的白银仍可自由地从银行的金库中进出。有了市政担保,阿姆斯特丹银行很快成为欧洲国际贸易的票据结算中心。 日内瓦大学教授尤瑟夫·凯西斯在《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中说,过去的300年,仅有3个金融中心站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巅: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伦敦及1945年之后的纽约,伦敦和纽约在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享了世界金融的领导地位。 阿姆斯特丹被作者赋予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它一体两面地奠定了现代金融的基石,一边是契约责任,一边是金融与商业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有限责任公司,等等。而对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更大支持,是当时荷兰在贸易、船舶制造与航运、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际地位。 17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万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世界的一半。从1602年到1782年,它分给股东的红利是成立时股本金的36倍。它拥有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占领了中国台湾,把印度尼西亚变成殖民地(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用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大洋洲的国家新西兰,在北美大陆哈得逊河河口兴建“新阿姆斯特丹”——他们从当地人手中买下曼哈顿岛建立贸易站时,这块土地的价格只有60荷兰盾。1664年,英国舰队开来,荷兰将这里让给了英国人,英王查理二世交给他的弟弟管辖,将其领地从英国约克郡迁到新阿姆斯特丹,于是更名为“纽约”,即“新约克城”(New York City)。 在阿姆斯特丹之前,欧洲的金融中心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影响才是世界性的。其背景是新航路的开辟,贸易从地中海地区发展到南欧再到全世界。亚洲的丝绸织品、香料、棉花、茶叶,美洲的金银、糖、烟草、染料、毛皮,非洲的黄金、象牙,欧洲的工业制成品、奢侈品、武器,所有这些产品之间发生了交易。在此过程中,荷兰也成为“海上马车夫”,它造的船又大又结实,性价比高,航速快,17世纪末英国船只中还有1/4是荷兰建造的。 1656年,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厅落成,一位诗人在颂歌中写道:“……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准确地说明了荷兰是通过经营海上中转贸易而成就的一个商业帝国。 金融、贸易和航运,荷兰一个也不缺。 威廉·彼得森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 在荷兰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银行家”,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英国和伦敦崛起的理由也是系统性的。 英国在1588年赢得与西班牙海上争霸战的胜利,在四次英荷战争中打败了荷兰,在1756-1763年的英法战争中也后来居上;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次年颁布的《权利法案》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为资本主义发展确立了政治制度的框架; 珍妮的纺纱机、瓦特的蒸汽机,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 19世纪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 国家对外扩张蒸蒸日上,实则需要财政和金融打底。17世纪下半叶,频繁的对外战争导致英国王室政府军费开支巨大,必须开辟新的财源。但《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由于议会掌握了最高权力,王在法下,财税大权遂从国王转到议会,国王不能再利用特权征税或赖账不还。从1690年起,议会还加强了对税收用途的控制,规定专款专用,国王不得随意挪用,并设了专门机构监督审查。 1692年议会授权征收土地税,这笔税收直接上缴国库,不经国王之手。1693年议会颁布《矿业皇家法案》,凡在采矿过程中发现贵重金属,不再属于王室,而归矿业主所有。 这种种限制,让王室的财源顿时减少,只能靠借债填补赤字。当时王室借债的对象是民间的金匠,他们借给王室的利率很高,最高为年率25%-30%。 王室必须找到新的筹资渠道。1691年,伦敦的金匠商人威廉·彼得森与几个合伙人向王室提交了一份成立国家银行的报告。他们可以向王室政府提供100万英镑的贷款,政府每年支付6.5万英镑的利息,并允许他们发行的票据成为法定货币。这个报告没有被批准。 1693年,威廉·彼得森再呈报告,希望筹集120万英镑,贷给王室政府,政府每年支付10万英镑利息,授权允许他们享有发行与所借款数额相等的货币。经过激烈讨论,1694年3月议会批准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案》,采用股份认购方式组建了英格兰银行,国王威廉三世和1286名商人认购了120万英镑的股票。7月27日,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威廉三世为其颁发了“皇家特许状”,王室为银行背书。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是私人股份制银行,目的是给王室提供贷款,支持军费,为国分忧,它享有一般私人银行不具备的一些特许权,最重要的是“货币(纸币)发行权”。经过漫长的演化,到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银行特许法案》,英格兰银行正式成为政府管辖下的、拥有唯一法偿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再后来,英格兰银行放弃了商业银行业务,成为纯粹的中央银行,主要履行三大职能:代理国库、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 英国的《权利法案》和宪政体制,让政府的权力从无限变为有限,变为正常化,这使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可预期程度大大提高。伦敦的信用就是从这样的框架里长出来的。 在另一个维度上,从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可以看到,银行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央银行就是国家利益在金融领域的最后守卫者。 梧桐树下的协议与1907年的J. P. 摩根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纽约。 1792年5月,华尔街68号,一棵梧桐树下,24位股票经纪人签下了一份协议:“我们,在此签字——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彼此优先权。”这是市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 25年后,1817年3月8日,纽约证券和交易委员会(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诞生,后来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的金融天然具有自发生长和直接融资的传统。先是野蛮生长,然后逐渐规制化,或行业自律,或宏观监管。资本市场帮助美国完成了很多以前想不到的奇迹,连接哈德逊河和伊利湖的伊利运河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第一条将美国东海岸与西部内陆联系起来的快速运输通道,使海岸线与内陆间的运输成本减少了95%。1817年纽约州州长德威·克林顿提出这一构想时,预计要耗资700万美元,是联邦政府一年收入的1/3,联邦无力支付。克林顿大胆设想,以纽约州的名义发行运河债券。华尔街热捧运河债券,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原计划10年完成的工程,提前2年就修通了。 在伊利运河之后,无论是铁路建设还是在南北战争中为林肯政府融资5000万美元,华尔街都鼎力支持。内战结束后,南方的将军说:“我们不是被北方的军队打败的,是被北方的金融打败的。”华尔街的支持使北方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而南方光靠消耗农场主的资金,政府很快就濒临破产边缘。 金融站在哪一边,那一边就获胜。 由于天生自由经济,美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私人背景的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摩根)是最为彪炳史册的一位。1907年的美国银行危机,几乎是靠他一己之力才逃过生死劫难的。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一片繁荣。从1902年到1907年发电量增长了1倍多,百业兴旺。资本的巨大需求促使机构与个人过度举债,1906年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信托公司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1907年10月,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对联合铜业公司的收购计划失败,市场传言尼克伯克即将破产,从第二天开始,存款人都到银行提取现金,造成挤兑。 在尼克伯克等参与铜矿股票投机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倒闭后,整个银行业对信托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要其立即还贷,信托公司到处借钱,不惜利率冲高到150%。银行间市场一片惜贷,市场流动性完全停滞,市民在各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款,股市暴跌,纽约市政府无法发债,纽约证交所差点关门。 1907年的美国还没有美联储,救市重担落到J. P. 摩根身上。这位多病的老人挺身而出,在他的私人图书馆召集了一个银行家联盟,要求大家出资,承诺保证市场流动性。联盟成立了紧急审计小组,评估受困的金融机构损失,为他们提供贷款,购买他们的股票。摩根先注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动用罗斯福政府批准的2500万美元,最终化解了危机。这之后,意识到“不会永远都有救世主摩根”的联邦政府决定重建金融系统,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很快成立。 J. P. 摩根说过,风险即机遇,如果政府和法律不做,我自己来!但事实上,凡是政府有求于他,他总是义不容辞。南北战争时,联邦政府为稳定经济和购买武器要发行4亿美元国债,这么大的数量只有伦敦市场可以完成,但英国支持南方,不可能帮助北方融资。当联邦政府问摩根是否有办法时,他回答:“会有办法的。”他并未急着推销,而是先通过新闻界广泛宣讲爱国主义,并亲自到大街小巷,带头为前线募捐。在人民被动员起来后,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就变成购买国债,国债很快销售一空,摩根也从政府手中获得了一大笔酬金。 美国金融史上,在充满创新精神的私人金融家与在每一次危机后“打补丁”的监管者之间,一直存在着伟大的博弈和微妙的平衡。总体看,华尔街越来越规矩和被律师思维影响,但在西部的硅谷,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推动又在驱动新金融的创新。扎克伯格的Libra就是其中之一。美国金融发展的一个启示是,永远不能让私人资本或政府监管完全占上风。 1991年一位老人的希望与金融的黄金时代 如果以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源,距今已经400多年。 400多年前起步的阿姆斯特丹,300多年前起步的伦敦,200多年前起步的纽约,都曾登上世界金融体系之巅。后两者至今仍双峰并峙。巅峰不止于高峰,而是一览众山小的顶峰。 以百年为尺度,下一个,是谁? 上海有没有可能? 从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代理处,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开始,上海就是中国金融国际化的象征。其间有起有伏,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特有的基因和气质——重规则、守契约、讲专业——一直留存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 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远超东京等城市。 当时的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云集,截至1936年末在沪外资银行达27家;中资金融机构总部集中,截至1937年末,有各类中资银行83家,其中总行或总管理处57家;主要由上海众业公所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是亚洲最大的证券市场之一;上海金业交易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1926年成交的标金(重10两的标准金条)达6232万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上海外汇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和市场成交量均位居亚洲各国前列;上海的票据贴现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的交易也十分活跃。直到抗日战争,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才逐渐衰退。 半个多世纪之后,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位1920年从黄浦江畔出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充满开放意识的领导人,把金融中心、国际地位的要求交给了上海。 1992年,十四大宣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长期战略。2009年,国务院颁布国发19号文,提出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眨眼间,已到了交卷时刻。 今天,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不仅形成了涵盖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与场外衍生品、黄金、保险、信托等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建成了上海清算所、中国信托登记公司、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CIPS)、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总部、中债担保品业务中心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 今天,上海已经形成了各类中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充满创新活力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体系。原油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权、黄金ETF、跨境ETF、ETF期权、外汇期权、铜期权、同业存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产品陆续上市,跨境人民币业务、投贷联动等业务创新不断推出,外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QDLP)在全国率先推出,自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开展自由贸易账户试点。 这些概念离一般人似乎很远,但从国际一流金融中心建设的角度看,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产品推出的背后,都充满了极其不易的创新探索、上下沟通、左右磨合。 今天,从内涵功能看,上海已经具备了价格形成、资产定价、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实体经济(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为12.7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的85%以上)等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 今天,从开放水平看,上海的跨境资源配置能力已经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上海成功启动了“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黄金国际板、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再保险业务等等。截至2019年末,共有2731家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已累计发行3356.7亿元,A股相继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FTSE)、标普道琼斯三大国际指数,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 今天,从发展环境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法治、信用、人才环境也更加完善。陆家嘴金融城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业界共治+法定机构”公共治理架构,在31.7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聚集了4万多家企业,上海47万金融从业人员中30多万都在陆家嘴。如同丘吉尔所说,“由于金融城的存在,伦敦才配叫伦敦”。由于陆家嘴的存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才有了灵魂的栖息之地。 过去二三十年,是上海金融发展的黄金时代。 无论登顶多么漫长,有梦想就会有希望 当今天探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明天,往往会听到两种声音。 一种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未来超过美国,上海挑战甚至超越纽约不在话下。 一种是,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货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尚未完全实现,法治、人才环境与“纽伦港”相比还有差距时,上海要建成“最高级”而不是“比较级”的国际金融中心,遥遥无期。以资本市场为例,沪深交易所还没有一家外国公司上市,如果我们的市场只为本国公司提供证券发行业务,完全放弃“离岸业务”,是无法和纽约、伦敦的市场媲美的。债券市场也有类似问题。 我赞同基于第二种立场的一些观点,即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法治化,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在有些方面,单点的政策试来试去已经有很长时间,应该尽快落实为通则和规制,全面推开,深度推进。有些政策创新的帽子很大,却光打雷不下雨,让人干着急。 更开放,更自信,这不仅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利,对整个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服务全球化,也是重要的战略选择。 但同时,我也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登顶之路,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某个国际版本的照搬。金融抑制不可取,但在整个金融文化还不够健全、体制性结构性扭曲依然不少的背景下,多一些稳定的考虑,也并非多虑。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城市的战略,也是国家的战略,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时时刻刻都在服务全国,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可分,和所处的时代与国际环境也密切关联。 只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稳定的最终达成,靠的不是封闭和收缩,还要靠改革,靠形成真正可信赖的制度环境和法治环境。同时,还要善于发挥新技术的作用。 比如,今天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的时代。由于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金融技术的普惠化创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中国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绝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集中在这条线东边,西边则非常荒凉。但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明,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开始突破胡焕庸线,从2011年到2018年,东西部移动支付覆盖度指数的差异缩小了15%。传统金融无法实现的服务的普惠化,新技术会帮助实现。 尤瑟夫·凯西斯在《资本之都》中文版序言中提出过几个观点,值得倾听—— 1、一座城市崛起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与其所在国家经济实力是密切相关的; 2、国际金融中心领导地位的轮换是非常罕见的; 3、轮换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往往是国际经济政治动荡的结果; 4、上海要想追随18世纪阿姆斯特丹、19世纪伦敦和20世纪纽约的脚步,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必须要超过美国。同时,历史表明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非是拥有一个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的充分条件,纽约1914年开始挑战伦敦的时候,美国的GDP已经是英国的2.5倍,人均GDP也比英国高20%,但仍然用了30年时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才最终完成了替代过程。因此,上海或上海-香港联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全球地位。虽然全球经济力量从大西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迁徙是一个大趋势,但这个过程会很漫长,甚至也会有曲折。 不过,有梦想才会有希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梦想,就是登顶全球金融体系之巅。梦想有多大,自我超越的意愿和不断创新的行动力就会有多强。 从登顶全球的梦想来说,过去20多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在中国新的全球地位和人民币资产地位的基础上,更具挑战性也更具吸引力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上海有条件也应该走得更快。
引导利率下行 降低负债成本 减少金融收费 在国常会定调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目标后,日前包括央行、银保监会在内的多部委迅速展开部署。据了解,下一步金融监管部门将推动落实降低债券利率、打击资金空转、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减少金融业收费等多项举措。业内人士预计,货币政策方面,降准政策仍有空间。 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近日指出,要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进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此外,要推进银行机构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针对整个金融系统,不过考虑到银行业在金融体系的地位及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该让利政策任务大部分集中在商业银行。据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推算,今年银行通过信贷对实体让利将达到约1.18万亿,占1.5万亿的79%。 为进一步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监管层还将通过系列政策为其腾挪更多空间。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目前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还在研究和准备中,后续待开展一段时间、经验成熟后,会逐步放宽试点范围。同时他指出,给实体让利,今年银行利润会受影响,但银行还有很多其他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银保监会正与其他单位一起研究,包括开发更多的资本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等。 中信证券认为,近期监管层大力整治结构性存款,意在打破银行负债利率难以下行的桎梏,同时将贷款和LPR利差纳入MPA考核指标,继续压缩银行信贷利差。 货币政策方面,机构预计降准可能性有所增加。17日国常会指出,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进一步指出,让利会对银行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这一影响取决于负债端的利率下降的幅度。“下一步视情况可以考虑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因为对中小银行而言,它的主要负债来源是以存款为主,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对中小银行负债成本下降有很大作用,能够对中小银行让利提供更好的支持。”他表示。
6月20日,河北保定市望都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称,近日,我县居民王某占、王某君二人编造传播“保定银行有存款的,听说是银行出了点问题,有的话尽快取出来吧”的不实言论,引发公众恐慌情绪,造成不明真相的群众到保定银行提前支取存款,公安机关对相关违法人员均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警方提示,网络社交媒体不是法外之地,制造谣言,传播关于金融系统的不实言论,是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经济金融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查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警情通报表示,央行望都县支行、保定银保监分局望都监管组已对保定银行相关事宜发布正式公告,保定银行目前经营正常,请广大群众和储户理性对待,不信谣,不传谣,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共同维护良好的金融和社会秩序。
6月19日,山东青岛农商银行与双星集团,举行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双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柴永森,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张军华,青岛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仲生,党委副书记、行长刘宗波等,出席仪式。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全面深化金融领域的合作。 其中包括企业金融、贸易融资、投资银行、资金结算、个人金融、顾问咨询等业务。 双方将共同打造银企合作范本,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 青岛农商银行表示,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携手双星集团,助力国企混改,积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双星2008年全面转行到轮胎产业,是山东省轮胎行业唯一一家国有主板上市公司。 近年来,这家公司建成了全球轮胎行业第一个“工业4.0”智能化工厂和国际领先的实验室。 同时,该公司还培育了三个新产业(300832),包括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含智能物流)和废旧橡塑绿色循环利用。 2020年,双星开启了“三次创业、创世界一流企业”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