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近期，多家大型商业银行下调外币小额存款利率。 工农中建交等五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招行均有行动，包括英镑、港币、美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欧元等外币存款利率均大幅下调，但瑞士法郎、新加坡元未有下调。大部分银行上一次调整外汇存款利率，还是5年前的2015年。 “由于欧美主要央行实施零利率、负利率，境内外的利差扩大，吸引外币存款快速增加，”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记者表示。 根据央行数据，外币存款仍在快速增加。8月末，外币贷款余额9028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当月外币贷款增加193亿美元，同比多增207亿美元。 外汇存款“降息” 9月26日，交通银行公告，调整境内部分外币小额存款利率。交行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银发〔2015〕143号）规定，“金融机构小额外币存款（300 万美元以下）利率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交通银行决定自9月26日起下调境内部分外币小额存款利率。 9月25日，工商银行也调整外汇存款利率。根据工行网站，包括英镑、港币、美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欧元等外币存款利率均大幅下调，但瑞士法郎、新加坡元未有下调。该行上一次调整外汇存款利率，还是5年前的2015年2月17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工行外汇存款利率方面，美元存款各期限利率均下调，活期、一个月、六个月、一年等期限美元存款利率分别是0.01%、0.05%、0.25%、0.35%，较之前分别下调0.04、0.15、0.25、0.45个百分点。 其余外汇存款中，欧元、日元存款各期限利率均下调至0.0001%。英镑存款中，活期、七天通知、一个月、三个月等期限存款分别下调至0.0100%、0.0100%、0.0500%、0.0500%，降幅分别是0.04、0.04、0.05、0.05个百分点。 跨国业务较多的中国银行，则较为频繁的调整了外汇存款利率。 9月15日，中国银行也调整外汇存款利率，该行上一次调整外汇存款利率是在2019年9月13日。随后，农行、建行等也调整外汇存款利率。 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也在9月21日调整了下调外币利率。 经过调整后，大型商业银行的美元、英镑、欧元等外币存款利率已近相同。 零利率、负利率蔓延全球 外币存款利率改革，面临着全球主要货币利率大幅下调至零，甚至负利率的外部形势。 周茂华认为，目前改革外币存款利率面临有利的外部形势。从全球经济前景与不确定因素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海外主要央行将继续实施零利率、负利率，无限量量宽政策全球外币流动性充裕。 此次大幅下调存款利率的外汇币种中，英镑、港币、美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欧元等本国或本地的利率都已接近于零。 美元零利率将至少维持到2023年。9月17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后发表声明称，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区间不变，继续维持当前利率水平，直至就业市场符合充分就业评估，通胀升至2%并有望在一段时间内超过该水平。美联储发布的点阵图显示，当前利率水平将维持到2023年底。 同日，英国央行维持银行利率在0.1%不变，继续现有的英国政府债券购买计划和英镑非金融投资级公司债券购买计划，总购买目标维持在7450亿英镑不变。但英国央行讨论了负利率的有效性。英国央行称，将与监管机构就如何实施负利率进行合作。 目前，欧洲的丹麦、瑞士、瑞典和亚洲的日本都存在着负利率。丹麦国家银行目前的存款帐户的利率为负0.6%。澳大利亚央行近日透露，为应对29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已开始考虑负利率政策。 日元早已是负利率。9月17日，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不变，预计短期和长期政策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维持ETF年度购买量在12万亿日元不变 中美利差仍居高位 从利率情况来看，中美利差自今年3月以来持续位于高位水平。 一方面，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由4月初的2.48％上行至目前的3.10％；另一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自今年3月历史首次跌破1%后，长期处在0.68％附近区间徘徊，中美利差总体上处于扩大态势，这使得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周茂华认为，目前，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改革持续深化，汇率弹性与韧性显著增强，给予商业银行自主下调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对人民币汇率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非常有限。这一举动标志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又迈进一步，通过外币市场存款利率市场化，让商业银行对市场资金供求情况自主定价，优化资源配置。 他认为，从国内居民外币资产配置看，银行同步下调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导致人民币与外币存款利差走阔，短期可能推动部分居民将手中的一些外币资产转换为人民币资产。 9月15日，央行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贷款利率市场化对存款利率市场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LPR改革以来，贷款利率明显下行，为了与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其负债成本，高息揽储的动力随之下降，从而引导存款利率下行。 央行指出，随着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下行，货币市场基金、结构性存款等市场化定价的类存款产品利率明显降低。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后，银行存款自主定价能力正在增强。存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0月以来未再变化，但银行可在自律约定之内自主浮动确定存款利率。 目前银行的存款利率并未“一浮到顶”，2020年8月，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实际执行1年期存款利率分别较基准利率上浮1.3倍和1.34倍。而且，银行实际执行的存款利率并非一成不变。近期几家国有银行下调了3年期、5年期大额存单发行利率，股份制银行随之作了相应下调，部分地方法人银行的存款利率也有所下行。2020年8月，三年和五年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3.69%和3.78%，分别较上年末下降0.03个和0.28个百分点。2020年8月，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大额存单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43%和2.52%，分别较上年末下降0.51个和0.53个百分点。2020年8月，代表性的货币市场基金余额宝7天年化收益率在1.5%以下，低于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过三十年“锤炼”。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助力下不断成长。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为309.4万亿元，成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市场上，银行股也是“压舱石”。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37家上市银行归母净利润占全部A股公司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41%，银行业总市值占A股总市值的12.31%。发力直接融资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直接融资市场迅速发展。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商业银行，开始借助优势顺应这一变化。1995年，建设银行设立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成为当时国内银行唯一在境内设立的投资银行机构。1998年，工商银行开始为沪深交易所实行的证券资金法人清算制度服务，与多家券商签约，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同年，中国银行将其海外投资银行业务在香港进行重组，形成统一的中银国际公司，迅速完成业务重心向境内的转移。据人民银行统计，在2000年我国银行间市场资金流向中，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是主要资金需求方，净融入资金达3988.5亿元，国有银行是最大资金供给方，净融出资金5114.2亿元。借助于这股强劲的融资需求，银行可进入资本市场，利用原有网点、技术、客户等资源，为客户提供传统业务的派生服务。资本市场资金交易、账户管理、资产托管等市场需要，为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提供有效市场支持，成为银行资本市场业务创新发展原动力。对银行而言，这仅仅是开始。2001年，人民银行颁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允许银行开展代理证券、金融衍生等多项中间业务。自此，各银行逐渐把开展投行业务作为多元化经营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资管新规落地，银行理财子公司这一资管新生力量更有望成为直接融资主力军。资本市场对银行经营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走向市场化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迎接这一机遇和挑战，形成国际竞争力，我国银行业启动改革，开始走向市场化。当时，改革首先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化解其历史问题，使其初步具备正常经营基础。其次，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引入境内外合格的战略投资者，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管理制度。最后，促成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开上市，成为接受市场监督、实行规范化经营的现代化金融企业。率先“吃螃蟹”的是交通银行。交行由此成为第一家引入外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第一家在海外公开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2005年6月，交行在港上市，2007年5月在A股上市。交行的经验证明，“剥离不良资产—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改制上市”是行得通的。交行经验在四大行中得到快速推广。2006年10月，工行在沪港两地同步上市，上市后总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航母。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吴晓求表示，工行成功上市标志着我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真正与世界接轨了，体制是真正建立在市场化平台基础上的。上市能够建立一种杜绝或者说减少不良资产产生的重要机制。2010年7月，农行A+H股同步发行，至此，国有大行均完成上市。资本市场正成为银行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助力。与资本市场同行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可期，相关业务机会层出不穷，这为银行拓展资本市场相关业务提供积极支撑。今年3月30日，建行副行长纪志宏在2019年线上业绩说明会上表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向好，建行将加大与资本市场相关中间业务的发展。建行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投资银行业务、公司业务、金融市场业务、托管业务等方面。资管业务方面，2019年，建行推进构建集团资管新体系，打造大资管生态图，覆盖理财、基金、信托、保险资管、养老金等细分领域。建行也是首家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大型国有银行。投行业务方面，2019年，建行实现投行业务收入55.36亿元，债券承销业务保持市场领先优势，财务顾问业务发展势头强劲。招商银行在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方面也可圈可点。在财富管理业务领域，招行2019年实现代理非货币公募基金销售额2197.70亿元，同比增长33.8%。在并购交易金额同比持续大幅下降的市场环境中，招行并购业务保持稳健发展，2019年实现并购融资发生额1019.39亿元，连续三年实现千亿元融资规模。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银行无疑是积极参与者，并将在这个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受益。（高改芳 黄一灵）
近日，一起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包却引发纠纷的情况掀起了广泛舆论关注。消息显示，有买家从广州银行手中购买拍卖房，在全款交清后却被第三方索要天价续建费，并且被之前的开发商要回房子。捡便宜却接了个烫手山芋，令人头疼的纠纷背后，一方面为普通买家敲响风险警钟，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银行甩不良资产包袱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专业化运作能力有待提高。 折价拍卖房交易生波澜 在9月24日提供给北京商报记者的说明中，广州银行介绍了本次纠纷的源起：2018年12月29日，广州银行将麓景台御景阁19套瑕疵物业权益连同其他瑕疵物业权益，组成“麓景台39号大院麓景台御景阁1701等61套房产权益”资产包（以下简称“麓景台资产包”）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及广州产权交易所平台公开拍卖。2019年2月18日，“麓景台资产包”由张涌、黄飞、陈敏及上海恺恪信息咨询中心组成的联合体成功竞拍。 从该系列拍卖房的价格水平来看，北京商报记者在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看到的一则在2019年2月28日公告的“麓景路39号大院麓景台御景阁1701等48套房产权益”项目显示，该项目交易价格5650.42万元，转让标的评估价为6278.24万元，相当于9折出售。 然而，就在买受人购买了麓景台资产包中的19套拍卖房产后，在交接房屋时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不仅面临产权纠纷，而且到手的房子也存在被原开发商要回、钱打水漂的风险。 对此，广州银行解释称，“麓景台资产包”的物业存在的不同种类的瑕疵，对应的权益分别是占用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一种权利或多种权利的集合。因此，资产包的房产权益中，有一部分房产具备过户的可操作性，部分只有使用权、收益权等，不具备过户的可操作性。因此，广州银行在转让“麓景台资产包”时转让的是权益，而非产权，广州银行不能保证麓景台御景阁19套瑕疵物业权益一定可以过户。 券商业资深从业人士王剑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银行标示转让的是权益而不是产权，产权属于所有权，与权益的区别需要买受人在购买时是确实理解并且是认同的。在银行尽到了足够的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买受人明知道有风险，而且接受这个风险，那么事后出现问题买受人则不能向银行再去追偿追索。对于客户来说，如果只看到价格便宜，不在底层资产、法律纠纷上做详细的了解，可能购买这种不良资产的风险就非常大。 是否履行充分告知义务成关键 对于此次纠纷，界定银行责任的关键在于，是否履行了充分告知义务。 “买法拍房本来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拍卖行业中，拍卖方或拍卖行（拍卖平台）通常都会在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中预先声明不保证标的物的瑕疵，而且一般他们都会予以特别的提示。”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对北京商报记者如是说。 广州银行在说明中指出，在拍卖时已经对该19套瑕疵物业权益的风险与瑕疵进行提示，并在“重大事项及其他披露内容”中再次提示麓景台御景阁19套瑕疵物业权益“不交吉”，能够提供的物业资料是“预售契约”。广州银行在《转让协议》中，再次明确了上述拍卖的风险提示。 这一说法在广州产权交易所上显示的项目转让协议上能够得到印证。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该转让协议显示，如甲方（出让方）现有的支持性文件仍不能达到过户要求的，乙方（受让方）应当自行解决相关问题，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均不能转移至乙方所有的，乙方应当自行承担相关风险，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交易标的相关法律瑕疵以及交易标的实体瑕疵问题而导致交易标的成交后，交易标的对应资产权属不能过户至乙方名下，使乙方不能全部或部分实现受让交易标的权益和权利的，乙方应自行承担所有相关风险和损失。 “我行在拍卖时、签署协议时都真实地表述了物业权益的事实情况，买受人是知晓、认同、并自愿承担风险的前提下购买的。”广州银行方面表示。 王德怡表示，如果拍到这种产权不能过户的房产（哪怕在资产包中），拍卖成交后，风险是由买受人承担的。他进一步解释，不良资产拍卖转让后，相当于银行合法的把风险转移了，后续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司法资源去解决后续的过户问题。“这些房子并不是完全不能过户，可能还需要补交一些费用。“王德怡分析称。 专业化运作敲警钟 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虽然比较便宜，但往往可能牵扯许多法律问题。王德怡建议，购买拍卖的资产最好是由职业买家参与，在标的物展示期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以免拍到的资产遇到法律风险。 事实上，面对不良贷款加速暴露的风险，加大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成为越来越多银行的当务之急。从2019年报数据来看，广州银行报告期末的不良贷款余额35.18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亿元，增幅高达70.59%；不良贷款率1.19%，比上年上升0.33个百分点。2019年，该行通过现金清收、损失核销、以物抵债等手段，处置不良贷款23.88亿元。而在2018年，该行更是处置了44.53亿元不良贷款，令2018年不良率从年初的1.36%迅速压降至0.86%。 大手笔压降不良资产更需要专业化的流程和运作管理。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广州银行拍卖房的纠纷也给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敲响专业化运作的警钟。在王剑辉看来，银行出于成本和风险考虑，希望将资产包直接卖出，更加高效，但是对于产权过于复杂或权属关系不明晰的固定资产，需要银行先做一些前期理顺工作，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纠纷，同时也可以给银行出售不良资产的定价提供有利的参考，在前期做了服务后，之后也可以将价格调高。 “对于不良资产处置，经济账是最后再算，首先要厘清法律关系，要有强大的法律服务作为后盾来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同时也要求银行在处理不良资产的时候，更加专业化，一些中小银行可以将这些业务交由经验充足以及法律服务资源丰富的第三方机构来处理。”王剑辉如是说。
银保监会1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987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6%，较上季末增加0.02个百分点。利润同比下降，降幅收窄，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0.05%。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80%，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三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086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79.9%，较上季末下降2.52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53%，较上季末下降0.01个百分点。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4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67%，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41%，较上季末上升0.20个百分点。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38.67%，较上季末下降3.79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为58.63%，较上季末上升0.44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1.80%，较上季末下降0.11个百分点；存贷款比例（人民币境内口径）为75.46%，较上季末上升0.86个百分点。（欧阳剑环）
一直以来，银行被外界视为“最赚钱”的行业，银行人收入也饱受关注。 疫情原因，上半年银行资产质量承压，且经营情况整体不佳，随之关于大行降薪的传闻屡屡不断。 “薪资确实降了！”不少受访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样表示。 尽管工农中建4家银行曾回应称没有降薪计划，但关于“银行到底降没降薪”这一问题仍吊足大家胃口，随着上市银行半年度报告披露完毕，真相也呼之欲出。 但在银行年报中又未详尽披露员工薪酬的具体信息，所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统计各家银行员工薪酬时，选用的指标为：（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包括员工人数（不包含派遣员工）在内的所有数据口径均为并表前数据。通过上述公式统计得到的银行全年员工薪酬支出中，包括了不少除薪酬以外的支出，例如五险一金等等。 每经记者据此统计，上半年33家A股银行支付的员工费用合计约3540亿元，较去年同期约增加22亿元，同比增长约0.6个百分点。而厦门银行、紫金银行、江阴银行因未公告相关数据，未统计在内。从不同性质银行来看，股份行表现依旧亮眼，上半年招行人均薪酬高达34.3万元；大行整体表现平平，人均薪酬维持在11万~15万元之间；而城商行、农商行差异较大，人均收入10万~35万元不等。 国有大行人均薪酬下滑明显 此前，关于银行降薪的传闻在社交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传闻直指中信银行降薪20%、建行降薪30%。虽然后续中农工建四大行回应称没有降薪计划，但据财报数据显示却并非如此。 从人均薪酬来看，六大行上半年最高的交行为13.06万元，中行以11.07万元垫底。而传闻降薪30%的建行为12.1万元，人均薪酬同比减少7500元，降幅5.86%。此外，邮储、农行、工行人均薪酬分别为11.93万元、12.45万元、11.42万元。 另外，从员工平均薪酬增幅来看，上半年农行微增0.24%，人均薪酬同比上涨300元；交行下降7.73%，人均薪酬同比减少1.09万元；中行下降5.6%，人均薪酬同比减少6500元；工行下降1.37%，人均薪酬同比减少1600元。 从上半年国有大行员工费用支出口径来看，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的相关数据显示，交行同比降幅为7.49%，中行同比下降5.48%，建行、工行同比分别下降5.86%、2.35%。邮储银行因2019年中报仅公布了集团口径相关数据，本行口径暂无可比数据。 股份行逆势而起 招行人均34.3万元 与六大行情况截然相反的是，股份行似乎受疫情冲击并不大，上半年人均薪酬普遍逆势上升，整体上看，股份行的员工薪酬比六大行高出近一倍。 传言中降薪20%的中信银行，薪酬不降反升，上半年人均薪酬同比增长4.04%至23.38万元。而股份行中的佼佼者——招行，上半年人均薪酬为34.3万元，同比增长9.84%。作为优等生的平安银行，人均薪酬为29.82万元，虽然同比减少了3.04万元，仍在股份行排名第二。 此外，光大银行、浙商银行人均薪酬也居股份行前列，分别为28.14万元、27万元。而华夏银行以人均17.07万元垫底，也是唯一一家人均薪酬未超过20万的股份行。 就员工平均薪酬涨幅而言，光大银行由22.88万元上升至28.14万元，同比增幅为22.98%，在记者统计的所有上市银行中涨幅第一。紧接着是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同比增幅为11.69%和9.84%。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却出现下滑，同比分别下降9.24%、0.76%、10.43%。 城、农商行分化严重 苏农银行人均超37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六大行和股份行人均薪酬整齐划一地稳定在10万—15万元、20万—30万元两个区间，而城商行、农商行人均薪酬差距较大。比如，西安银行上半年人均薪酬仅13.99万元，而苏农银行则高达37.62万元，近乎前者的3倍。 分地区看，江浙沪地区城商行人均薪酬普遍较高，如江苏银行（28.35万元）、南京银行（26.16万元）、杭州银行（25.92万元）、宁波银行（23.37万元）、苏州银行（22.82万元）、上海银行（22.78万元）。而该区域的农商行，除苏农银行外，常熟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上半年人均薪酬分别为16.02万元、17.51万元、14.07万元，普遍低于该地区的城商行。 再看中西部地区的城商行，长沙银行(20.3万元）、贵阳银行(20.17万元)、成都银行(18.4万元）、郑州银行（16.33万元），西安银行以人均薪酬13.99万元垫底。 此外，从员工人均薪酬增幅来看，青岛银行为19.56万元，同比增长9.15%，居中小银行之首。苏农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同比增长7.21%、6.82%、6.78%。而郑州银行人均薪酬同比下降24.75%至16.33万元，该行也是中小银行中增幅排名在最后的。 综合看来，城商行、农商行人均薪酬差距较大，且收入增长速度不一。如，苏农银行一路高歌猛进，在每经记者此前报道的《27家上市银行涨薪了！华夏涨幅最大，最低的竟是……》一文中，该行2019年以人均年薪43.6万元，独霸农商行榜首，甚至超越多数城商行。而西安银行表现一直乏力，去年以人均薪酬29.48万元在13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末尾，而今年上半年却依旧垫底。 到底降没降薪？其实它才是“主因” 一般而言，银行员工的工资是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福利三部分构成。不少接受访问的从业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自己“被平均了”。“平均数”确实很难反应每一个银行员工的真实收入，同一家银行因地域、岗位、部门、层级等不同，也导致了薪资水平千差万别。 比如，一川东北地区国有大行信贷员告诉每经记者：“确实是减少了，但主要是绩效工资减少了。因为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展业，业务量下去了。”一西南地区的农商行信贷员也表示：“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我的薪酬减少了10%左右，因为业绩提成少了。”他说，疫情期间工资还是照常发，但是像业务岗的员工本就靠提成挣收入，但不能下结论说银行降薪。 同时，记者也采访了其他岗位的从业人员。华中地区一城商行风控岗员工表示，虽然他自己本身不做业务，他的绩效工资挂钩支行绩效的平均数，所以自己绩效降了50%左右。此外，东北地区一农商行柜员表示：“我的工资本来就不高，没什么下降空间，主要是固定工资构成，没提成可拿，疫情期间工资也照发，没感受到降薪。” “我们降了，个人感觉比较科学，更应该叫薪酬结构优化。”一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他表示，固定工资肯定没降，但因为经营压力加大，绩效的分配更倾向于营销一线，所以一般管理岗位薪水是有下降的，营销人员本来就按业务量来，但因为倾斜政策，同样的业务量拿到更多，这样的策略也比较科学，因为给银行带来创收的主要还是靠业务人员。 他补充道：“银行本就是做业务的，薪水多少与业务紧密相关，如果非得贴上降薪的标签，就是业务难做导致营收及利润下降，报酬自然少了。有些业务不好做但薪酬高，是要留住核心员工，有些业务很好做，薪酬并不高，这是在依据市场水平权衡，以上解决的是系数问题，核心就是看业务。” 事实上，不同性质的银行，因管理方式、薪酬制度、市场资源存在差异，也使行业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比如，部分银行资金技术实力强，特殊时期仍可通过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方式展业，所以员工收入依旧可观。但结合上述采访可以窥探，大行回应没有降薪计划也无需质疑，疫情原因无法正常展业，部分员工业务提成减少了，这才是构成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吧！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德银中国”）今日宣布任命邱运平为行长，负责德银中国的长期战略发展，主持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此项任命已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从业逾20年，邱运平在银行业积累了深厚的业务和管理经验。他自2019年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简称“德意志银行”），现任客户业务部（Coverage）大中华区总经理。在加入德意志银行之前，邱运平曾担任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董事及企业和金融机构业务部总监，并先后在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任多个高级管理职务。作为德银中国行长，邱运平将向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德银中国董事长朱彤汇报工作，同时继续向客户业务部亚太区负责人凯文∙博克（Kevin Burke）汇报条线相关工作。德意志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慕文泽（Alexander von zur Muehlen）对此任命表示：“德意志银行是全球主要人民币银行之一、也是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几大外资行之一。中国对德意志银行全球和亚太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也正积极拓展本地团队和业务平台建设。邱运平具备深厚的银行从业经验，深入了解在华客户的切实需求，并在资本市场领域建树不凡。任命邱运平为德银中国行长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在华发展机遇。”朱彤补充道：“德银中国是德意志银行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为在华客户发挥着集结集团全球资源、连接中外市场的桥梁作用。我们期待邱运平在担任德银中国行长后充分发挥自身专长，继续带领本地法人银行业务团队助力中资企业和机构的国际发展，并为积极参与中国市场的全球企业和国际机构提供高品质服务，助其不断创下新的佳绩。”
截至4月30日，科创板受理企业已经多达266家，终止审核29家 ，共有100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交易，步入“百企”时代。 近年来，商业银行积极加大对优质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供给，为优质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宽广舞台，进一步激活了围绕科技型企业的创投和金融市场。这从科创板企业发布的第一份年报数据中也能初窥到，银行与科创板企业走得有多深、走得有多近。 截至4月30日，已有超过90家科创板企业发布2019年年报，其中有48家企业披露了闲置资金委托理财中单项理财的具体情况，截至2019年年末的理财金额合计385.6亿元。有30家银行和3家券商为上述科创板企业提供了理财服务。 48家科创板公司 委托理财385亿元 2019年年报中，科创板公司与银行提供的相关服务有所关联的内容不少，委托理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从委托理财一项中，我们可以间接观察到，银行对科创板企业的“渗透”情况。 截至4月30日，有超过9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披露2019年年报，占科创板上市企业比重超过90%。其中，有4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披露了闲置资金委托理财中单项理财的具体情况，截至2019年年末仍存续的理财产品数量共486笔，理财规模合计385.6亿元。从理财渠道来看，银行目前是科创板企业进行委托理财的主要受托人。此外，嘉元科技有3单委托理财的受托人为券商：其中一单1.3亿元的结构性存款受托人为国泰君安；另外两单分别是5000万元和8000万元的收益凭证，受托人分别是华林证券和东兴证券。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后发现，从理财产品类型看，结构性存款占比最高，在486单理财产品中明确是结构性存款的有344单，占比超过70%，是科创板上市公司最青睐的理财产品。 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管新规发布后，受市场流动性充裕等因素影响，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整体下行。在稳健的理财产品中，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相对高一点，因此成为不少上市公司的选择。 截至4月30日公布的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提供委托理财服务的银行共有30家，其中包括5家国有大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0家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农商行”)，以及4家外资银行。 在理财服务的数量和规模上，股份制银行牢牢占据榜单的前列。其中，招商银行的理财产品卖给了更多的科创板公司，截至2019年年末，有多达22家科创板企业选择招商银行进行委托理财，理财规模合计48.4亿元。浦发银行的销售能力最强，获得科创板企业委托理财规模合计58.3亿元。另外，有16家科创板企业选择委托中信银行理财，理财规模合计45.56亿元。 在国有大行中，最受科创板企业青睐的是中国银行，有8家科创板企业委托中国银行进行理财，理财产品规模合计25.62亿元。 杭州银行是10家城农商行中的“黑马”，共有6家科创板企业委托杭州银行理财，合计规模达19.78亿元。 银行助力科创企业 需创新模式 委托理财是商业银行为科创板企业服务的剪影之一。随着科创板助力科技企业上市做大做强，也进一步激活了商业银行为科技型企业，尤其是科创板上市企业以及准备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提供金融供给的动力。有几位银行科技企业条线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很多科技企业，银行服务能覆盖的内容是有限的，而上市之后，便可以放开手做。” “如果科技企业启动了科创板上市计划，或者正在IPO流程中，银行对其贷款在相关数据的要求上会降一些，在政策支持力度也会大很多，这种企业已属于银行的上层企业。”某城农商行一位负责科技领域的支行行长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我们行的角度看，针对准备IPO上市科创板的企业，贷款利率会比对其他企业的要求更低一点，在审批上会更加容易一点，信用担保的要求也会相对少一点，审批条件会放宽一点。” “科创板推出后，对于即将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我们会争取尽早介入，这样机会会多一些。我们内部设置了多维度评价标准，比如企业已经过的融资轮数，目前企业与科创板上市标准可挂钩到什么程度等。”上述人士强调。 对很多商业银行来说，对科技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时，会非常关注企业的创投融资数据。一位国有行负责科技领域的支行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围绕科技型企业的创投市场明显升温。” 在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科创板的设立为科创企业的融资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也将进一步促进银行风控体系的转型升级，形成一套新的对科创企业贷款的评判标准。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类的中小企业比其他传统企业有很大不同，因为科技创新类企业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估资产以专利或技术为主的轻资产，而非传统的实物资产，传统的银行信贷标准则大多偏向实物抵质押。因此，科创板的设立会进一步引导银行对企业的评估和审贷模式向科技核心技术等轻资产转变。” “银行需要创新服务模式，才能更好助力科创企业融资。”温彬举例称，“此前尝试的银行与资本市场的投贷联动模式，可以更好地完善银行贷款结合资本市场直投和股权融资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银行在提高风控的同时，也激发了资本市场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上市让商业银行更加敢贷，但上市并不意味着能绝对筛掉问题企业的“雷”。虽然目前科创板尚未发生较大的单体风险事件，但《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期某创业类上市公司发生的事件已造成一定负面影响，银行对科技企业及新经济企业以及初创类企业的融资风险把控会更加谨慎严格。 (责任编辑：王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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