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综指是A股市场最早诞生、最有影响力、最常用的股价指数。作为一个综合指数，上证综指最大的优点是指数样本股覆盖上交所全部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但这同时正是它最大的缺陷所在。 如何优化上证综指编制方法，我提出三点建议，仅供参考： （1）上证综指样本股应剔除ST股及B股 ST股或*ST股是一类特殊股票，它是垃圾股或退市概念股的代名词，已非正常股票，其中相当部分已丧失投资价值，随时可能失去持续挂牌资格，尤其是当“一元退市”规则大显神威之后，ST或*ST股票大多排队进入一元股或仙股行列，并开始步入预备退市的“死亡通道”，这样的股票如果继续纳入上证综指样本股，就会扭曲股指的代表性。 此外，考虑到B股市场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对中国股市的代表性很弱，也建议从上证综指样本股中剔除。 （2）新股纳入上证综指的时间安排区分两类情形 一方面，由于主板新股在上市后存在严格的涨跌幅限制，上市后大多有一个“补涨”的过程，最高记录是30个涨停板。因此，建议主板新股在上市至少满30个交易日后，才能纳入上证综指样本股。另一方面，考虑到科创板新股在上市前5个交易日没有涨跌幅限制，交易更充分，供求更真实，股价更均衡，因此，科创板上市新股纳入上证综指的样本股的时间可以适当缩短。 （3）加权方式及权重上限再设计 由于上证综指采用总股本（总市值）加权，导致金融股和地产股占据了较高的权重，对上证综指走势的影响较大。建议上证综指在计算方法上，将总股本加权修订为流通股加权（而且应该采用“境内流通股”加权），以便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股价波动。 此外，作为标志性指数，上证综指既要真实反映上交所全体上市公司股价的总体走势，也要反映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及行业代表性。目前互联网企业及新经济公司的在上证综指中的行业权重较低，尤其是自去年科创板推出后，应考虑在上证综指行业权重分配上，设置金融地产股权重上限，并同时留给科创板公司更高的权重上限。
原标题：国务院公告征集线索和意见建议 督促“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实 关于征集“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实有关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政府及其部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征集关于“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实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一是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和享受落实支持企业纾困发展政策措施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人民群众在就业创业和享受落实基本民生保障政策措施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四是有关地方和部门在工作落实中不担当、不作为、不会为、任意决策、任性执法、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以及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线索。 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收到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整理，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研究处理，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切实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纾困解难。对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社会反映强烈、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重要问题线索，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将直接派员进行督查。经查证属实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6月1日 (责任编辑：DF529)
中国网财经5月30日讯(记者李春晖)2020年全国两会落下帷幕。今年未设经济增长速度具体目标，但有一个“硬任务”却是必须要完成的——打赢脱贫攻坚战。 过去几年，我国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脱贫攻坚带来新的挑战，返贫致贫风险加大。 两会期间，“如何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成为热议话题。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从自身专业领域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兼具针对性、有效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相信在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之下，脱贫攻坚战必将取得全面胜利。 以新经济催生新岗位，就业扶贫稳收入来源 全国有近3000万的贫困劳动力在外打工，打工收入是很多农村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脱贫的重要途径。疫情期间，劳动力的复工受到了影响，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微企业选择裁员或降薪，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务工收入，这为脱贫工作和防止因疫返贫增添了挑战。 虽然疫情期间一些传统服务业受到了较大影响，但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主要依托的新业态却逆势焕发新生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未来互联网、数字经济等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基建”有望挖掘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新的就业形式。通过改革创新，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多管齐下，就业问题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丁元竹在小组讨论时建议，把零工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开辟稳定一些新领域，促进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其中就提到了家政行业。 随着我国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家政服务需求逐年递增。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妇联主席叶顺兴在小组讨论时表示，扶持好家政服务行业，可以释放妇女劳动力，助力就业脱贫，建议从管理、培训、服务三个方面加强配合，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采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以市场经济育竞争力，产业扶贫蓄长效动能 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在脱贫攻坚战的收官阶段，全力聚焦产业扶贫才能有效防止返贫。但无论是产业的选择还是经营，都需要具备足够的市场能力。 如何避免扶贫产业出现“外力”依赖，助其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使扶贫产业真正成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全国政协常委、华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温思美建议，在产业扶贫上，应探索当地政府和帮扶单位从生产到销售全部包揽的逐步“退出”机制，让那些已经掌握基本技能的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学会自己“游泳”，以培养他们的市场驾驭能力。 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建议，产业扶贫政策要长短兼顾。农村产业扶贫以种养结合为主，要有效匹配市场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建议，扶贫政策要从注重到村到户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转变，发展机制由注重行政外在推动向市场内在推动转变，出台更多更适应的政策，吸引并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就业创业。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杨玉成建议，扶持壮大集体经济。出台有力政策支持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基地及产业扶贫项目建设，通过壮大集体经济确保贫困户至少有两个长短结合的增收项目，使其稳定增收、长期收益。 扶贫更要扶智、扶技，教育扶贫拔除“穷根” 教育是阻断贫困人口代际传递的关键。扶贫重在扶智，扶智教育为本。发挥好教育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的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在小组讨论时提出四点建议：一、高等教育要在公平、公正和公开前提下，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多入学和奖助机会，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更大作用。二、脱贫攻坚，产业是支撑，科技是杠杆，人才是关键，高校要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为乡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三、医学人才培养与优质医疗服务是高等教育优势所在，要加强为基层地区培养医学人才，加大对基层医院的长效帮扶。四、将“终生教育”理念拓展到广大新生代农民中，持之以恒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民素质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黄西勤建议，加快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利用远程课程开展培训，健全政府主导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授张博建议，把发展线上教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加强资源整合，强化管理工具开发使用，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以解决或缓解受疫情冲击而导致的贫困地区受限大、贫困生学习受影响、课程质量欠佳、名师课程覆盖面窄等方面的问题。 扶贫不仅要扶智，还要扶技。以培养各行各业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静华在小组讨论时表示，建议在职业教育院校扩招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加大农业农村类的比重，与接续推进脱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在小组讨论时表示，建议走产教融合之路，出台政策鼓励发达地区大型企业在贫困地区采用企校同设和前厂后校等模式设立职业学校，实现学生就业直通车、企业用人有保障一举双得。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脱贫之后迈向富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势头不减弱，才能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民群众在小康之年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赵雨森常委在小组讨论时建议，适时战略调整，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对接，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发挥城镇带动乡村动能。 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跃进建议，把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衔接起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尤其是村村通公路改造，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建议，将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划之中，加强乡镇文化站建设，鼓励三农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使优秀的乡村文化深度融入到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帮助他们走上文化脱贫之路。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很多，本文只简介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提案议案，并作简要的评论。 1）民盟中央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我们认为，民盟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这一句“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力度太弱了，完全没有紧迫感。全面放开生育，早就应该实施了，哪里还需要再“研究”？哪里还需要“有条件地放开生育”？ 2）九三学社中央提交《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九三学社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与民盟中央的提案一样力度不够，缺乏紧迫感。“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应该改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或“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3）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而对于减轻育儿成本，黄细花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黄细花也建议补助托幼服务。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我们同意黄细花的鼓励生育建议，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我们认为，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另外，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4）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试点鼓励生育、加大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组合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目前东北三省全部呈现出人口负增长趋势，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我们认为，要振兴东北，首先要振兴东北的生育率。刘宏的建议，总体是不错的，如果能把“试点鼓励生育”改为“全面鼓励生育”就更好了，因为不但东北的生育率很低，而且全国的生育率也已经很低了，不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都应该全面鼓励生育。 5）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今年提交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包括冻卵的权利。 我们认为，单身女性理应享有实施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在内。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 6）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建议，男女双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365天（夫妻双方休假合计）；在法定产假后的休假期间，按照全额工资的75%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延长陪产假至38天，同时，加强监督执行。 林勇和熊思东都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我们也认为应该延长男性陪产假或男女合休产假，这样有利于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是，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如果由企业来承担，无疑会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对于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减免企业所得税来减轻企业负担。 另外，林勇建议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我们认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这一句应该改为“所有生育子女的夫妻”，因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仍然区分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实在是画蛇添足。按照林勇的建议，生育一胎和二胎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生育三胎的夫妻就不能共同享受产假，更不能获得延长生育假。 7）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我们认为，应该直接提议全国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先在某个地区全面放开，也不应该建议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现在还需要什么试点？世界上99%的国家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港澳台也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 近十年来，每年全国两会都有很多代表委员提交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议案，但人口政策改革的步子还是太慢了。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元旦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全国出生人口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但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仍然迟迟没有落地，处罚生育三孩夫妇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在中国出生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的今天，我们希望决策层尽快转变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很多，本文只简介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提案议案，并作简要的评论。 1）民盟中央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我们认为，民盟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这一句“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力度太弱了，完全没有紧迫感。全面放开生育，早就应该实施了，哪里还需要再“研究”？哪里还需要“有条件地放开生育”？ 2）九三学社中央提交《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九三学社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与民盟中央的提案一样力度不够，缺乏紧迫感。“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应该改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或“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3）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而对于减轻育儿成本，黄细花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黄细花也建议补助托幼服务。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我们同意黄细花的鼓励生育建议，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我们认为，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另外，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4）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试点鼓励生育、加大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组合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目前东北三省全部呈现出人口负增长趋势，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我们认为，要振兴东北，首先要振兴东北的生育率。刘宏的建议，总体是不错的，如果能把“试点鼓励生育”改为“全面鼓励生育”就更好了，因为不但东北的生育率很低，而且全国的生育率也已经很低了，不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都应该全面鼓励生育。 5）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今年提交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包括冻卵的权利。 我们认为，单身女性理应享有实施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在内。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 6）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建议，男女双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365天（夫妻双方休假合计）；在法定产假后的休假期间，按照全额工资的75%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延长陪产假至38天，同时，加强监督执行。 林勇和熊思东都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我们也认为应该延长男性陪产假或男女合休产假，这样有利于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是，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如果由企业来承担，无疑会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对于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减免企业所得税来减轻企业负担。 另外，林勇建议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我们认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这一句应该改为“所有生育子女的夫妻”，因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仍然区分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实在是画蛇添足。按照林勇的建议，生育一胎和二胎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生育三胎的夫妻就不能共同享受产假，更不能获得延长生育假。 7）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我们认为，应该直接提议全国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先在某个地区全面放开，也不应该建议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现在还需要什么试点？世界上99%的国家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港澳台也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 近十年来，每年全国两会都有很多代表委员提交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议案，但人口政策改革的步子还是太慢了。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元旦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全国出生人口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但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仍然迟迟没有落地，处罚生育三孩夫妇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在中国出生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的今天，我们希望决策层尽快转变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强调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悦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王连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制造业生产端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明显好转，整车生产基地全面复工；消费端由于疫情并未完全结束，仍有部分市场需求被抑制。为稳定我国汽车产业基本盘，亟需供需两侧共同发力来推动行业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和(港股00001)转型升级。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连春就供需两侧齐发力、推动我国汽车产业稳增长促转型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王连春认为，当前，我国汽车产业供给侧还存在车辆购置税税率单一、行业产能利用率低、出口占比小且利润率低等问题，需求侧还存在消费环境有待优化、新能源汽车性价比不高及二手车评估体系不完善、网约车等新业态处在调整期等问题。如何重振汽车消费，已成为我国汽车产业保市场主体的一道“必答题”。 王连春建议，首先要在供给侧方面做足文章。 一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建议政府设立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对新能源、智能网联等新技术的研发，给予研发项目资金补助和研发资金贴息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助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提高车内空气质量强制标准，引导企业规范车载智能健康功能和加快新型传感器应用，推动构建汽车安全健康全新生态。 二是分级征收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建议按排量分级确定差异化税率，1.6升及以下执行5%的税率，1.6升以上执行10%的税率，在汽车产业保增长的同时，也实现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满足国家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 三是支持车企扩大出口，优化产能利用率。建议政府出台鼓励车企提高产能利用率的支持政策，对消化过剩产能达到一定比例的车企，给予相应的流动资金贴息和研发费用倾斜政策，帮助企业提升出口竞争力。 对于在需求侧方面施策发力，王连春同样建议要抓好三点：一是出台更加精准具体的政策拉动汽车消费。北上广等限购城市进一步释放购车指标，优化摇号政策，提升中签率和指标使用率。针对国家部委复工复产政策中涉及汽车行业的相关政策出台更多具体的配套措施，便于政策真正落地实施，如新能源汽车方面，推动各地区按规定将地方资金支持范围从购置环节向运营环节转变，重点支持用于城市公交、公务用车等领域。放宽汽车金融牌照申领条件，为终端消费者和经销商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金融服务。 二是进一步优化新能源汽车消费环境。地方政府结合实际给予车企或终端消费者一定比例的补贴，提高新能源汽车性价比。“新基建”方面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对居民小区充电设施的顶层规划布局。健全和完善新能源汽车残值评估标准和体系，推动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健康发展，为消费者解除后顾之忧。 三是鼓励网约车和共享汽车等新业态发展。建议对网约车和共享汽车相关法规条例进行修订完善，放宽对车辆和经营主体的准入条件限制，简化前置审批流程，但是从严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网约车、共享汽车与传统巡游出租车的良性竞争，满足市民出行方面的新需求。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是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国家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引导和扶持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大代表、人福医药(行情600079,诊股)董事长、宜昌人福药业董事长李杰日前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疫情期间，人福医药全力奋战保供一线、承担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供应重任。集团下属的宜昌人福药业、葛店人福药辅等核心工业企业疫情期间加班加点，最大限度满足抗“疫”一线临床需求；集团旗下湖北人福公司配送囗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护物资及医疗设备4500多万件（套/台），服务湖北省内二级及以上医院200多家；集团及旗下公司累计捐款捐物3974.02万元。 “今年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李杰介绍说，今年参加全国两会，他的建议主要聚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具体来看，包括建议国家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并加大对生物医药产业科研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建议国家出台更多资金方面的政策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要强化基层卫生防疫。”李杰说，我国现有的基层医疗机构已达96万个，在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如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有效减轻大医院的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建议从设施升级、人才培养、激励政策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基层医疗能力的全面提升。2019年国家已在基层医疗领域投入了近30亿元的专项资金，建议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疫情发生后，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了五大研究主攻方向，包括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一些有实力的生物医药企业也参与其中。但是，一个新药的研制能不能成功、能不能上市，这里面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给企业带来不少风险。”李杰说。对此，他建议，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和引导，避免重复投入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提高企业积极性。 “建议国家进一步优化税费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特别是鼓励医药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李杰认为，随着国家全面开展药物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普通仿制药盈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药企要生存，必须走高仿、首仿、原研相结合的道路。但是研发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研发环境的优化以及新项目的推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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