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商业模式得由市场检验，市场说了算；一个企业的头三年是能否形成强大基因的关键时期，基因决定了你最后长成什么；都会经历一次面对生死的考验，过了这个坎就是一次蜕变和凤凰涅槃；有真正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具备知识和经验方面取长补短的团队；大的方向和赛道选择上必须是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企业群和企业家队伍发展波澜壮阔，在这个巨大的实验场中、在成功失败的往复磨砺中，各个行业都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巨大的变化成长的大实验场中，众多企业家反反复复在成功道路上的探索，在学习西方经济管理优秀思想理论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成功企业的思想体系、理理体系、经验体系。 在这里面可圈可点的企业和企业家太多太多，这几天又再次看到的是华住集团创始人季琦。伴随着中国消费增长、消费升级、互联网科技快速发展的大潮 ，从1999—2020年20年间，他创立和参与创立了4家上市公司，携程、如家、汉庭、2020年9月22日，华住集团又正式在港交所挂牌发行，港股上市首日开涨超2.69%，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 在其本人写的书《一辈子的事业》中，谈到自己传奇和成功的秘密，他表达的是秘密不在自己，而是源自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巨大消费市场的崛起，自己只是顺势而为。 在这20年间，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历，创业的思考和感悟都不一样，无论对企业、对人生都是一个不断进步升华的过程。对企业发展和管理的规律把握越来到位和深刻，对人生的内涵和意义也从最初的关注名利变到更多的关注人文、情怀、向善。 20年、4家成功上市公司，结合其本人的经历和思考，他回头总结和提炼的企业从创立到成功过程中，几个重要的特点，也许值得我们每一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努力探索成功道路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认真学习和思考。 第一个特点、实际商业模型和最初融资的不完全一样。 携程从网上旅行社到订房中心，如家从酒店联盟到经济型直营，汉庭从中档有限服务到经济型酒店。 这过程中关键的是创业团队要有变通的能力，不断摸索和创新。 如果守在当初不现实的理想模型里，这些初创企业可能都会夭折在摇篮里。当理想的模型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敏锐地找到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出来，然后不断坚持，扩大战果，才能成就大业。 第二个特点、基本上这三家企业都在三年左右就已经成型了。 携程1999-2002，如家从2003-2005，汉庭从2007到2010。 就像生长发育一样，三年之中，这个企业的商业模型、团队、框架、性格、特质、文化等基础都长好了，后面就是进一步的生长。 中国创业企业，三年是一个坎儿，三年内能够达到一定程度，将来的希望就比较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创业企业成长速度比较快，仿效、跟进者众多，没有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脱颖而出，就容易混杂在一群同质的企业里，平庸下去。 第三个特点、都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考验。 携程经历过互联网泡沫，如家经历过非典时期，汉庭碰上了金融危机，而我也同意危机往往是企业的催化剂： 一是因为碰到危机，内部为了应对危机，企业需要将自己最优秀的部分调动出来，将自己的潜力逼到最大。危机反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动力。就像高尔基的《海燕》里所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二是危机同时也消灭或削弱了许多同行和竞争者，使得危机过后一些具备优秀基因的企业更加容易生长。危机是对投机与否的检验，认真执着的企业才能经历风雨而更加强大，而不是被泡沫淹没，或者被暴风雨摧毁。 第四个特点、都是企业家精神和专业管理者的完美结合。 携程由我开局，建章（梁建章）奠定扎实基础，范敏发扬光大，南鹏（沈南鹏）在融资、法律等方面也是绝对专业和优秀；如家是我奠定基础，孙坚顺利接棒；汉庭也是我开局，张拓、张敏加入和我一起奠定基础。 光是我这种企业家精神极强的创业者，如果没有系统的管理经验和知识，要造就一个大企业很困难，风险也很大。而专业管理者在初创期优势不强，甚至会碍事。不管是有意无意，但我们这三个企业都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中国，企业家（Entrepreneur）和经理人（Professional）都是宝贵的稀缺资源，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不要‘有钱人’看不起‘读书人’，也不要‘海龟’看不起‘土鳖’，其实这两种人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不遵循这个规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当前的商业生态环境下，一个理想的企业家应该贯通中西： 不仅要熟悉本土的商业逻辑和环境，还要深谙东方历史文化和传统；不仅要懂得西方做生意的语言和规则，还要学会运用现代企业的高效管理手段和工具。 第五个特点、都是传统行业再造。 携程是传统旅行代理升级为现代旅行服务公司；如家和汉庭都是传统酒店业升级成现代酒店连锁。也都是我经常鼓吹的‘中国服务’的代表案例。 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商业模式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改造式创新和应用，变得很有成效。因为人类的物质、精神需求和享受，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欧美的服务业已经先于我们发展，已经经过了客户的需求选择。 中国的服务业也大体会遵循他们的发展轨迹，因此，在服务行业，继承欧美的成熟商业模型特别有价值；研究他们成长的轨迹和成败的原因，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也非常有益。 从以上季琦先生总结的成功创业企业的五个特点看，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句话： 成功的商业模式得由市场检验，市场说了算；一个企业的头三年是能否形成强大基因的关键时期，基因决定了你最后长成什么；都会经历一次面对生死的考验，过了这个坎就是一次蜕变和凤凰涅槃；有真正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具备知识和经验方面取长补短的团队；大的方向和赛道选择上必须是顺势而为。
实施注册制，是近年来A股市场的标志性事件。时至目前，已有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市场成功试点了注册制改革。假如未来科创板及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得到了总结，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那么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行，届时A股市场将会完成全面注册制改革的目标。 作为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发行制度，近年来A股市场在注册制的落实中，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最直接的体现，一方面在于整个市场的供给量大幅提升，尤其体现在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市场身上，今年注册制发行的企业显著高于以往；另一方面则在于整个A股市场的新股溢价率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首日盘中破发现象，这些现象都是注册制深入推进下的真实写照。 作为市场化的产物，注册制改革确实会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整个市场的优胜劣汰效率，且促使资本市场更注重信息披露以及公司的治理，但从目前A股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成效来看，却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资本市场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优胜劣汰效率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实际上，参考成熟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放宽准入门槛，提升市场的包容性及开放性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需要在信息披露、退市监管等方面下功夫。如今，A股市场最大的问题，一方面在于信息披露的把关仍然未到非常完善的状态，这些年来资本市场对欺诈上市、违规造假等行为的震慑力度还是较轻，整体的违法违规成本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则在于A股市场的退市率仍显不足，与同期A股市场的上市率相比，股票市场的退市率却长期处于偏低的水平，多年来股市的上市率与退市率仍然处于持续失衡的状态。 针对当下的注册制改革，似乎给投资者一种感觉，即放宽了入口关，却并未从根本上提升出口关的把控。与此同时，针对不少僵尸企业来说，却往往受到地方的关照，股市不死鸟的现象却长期存在，部分企业却长期占据着A股市场的资源，投资者也未能够享受到预期的投资回报率。 假如A股市场的供给量持续攀升，而股市退市率却迟迟未能够得到实质性的大幅提升，那么在市场容量持续膨胀的背景下，却容易导致A股市场的整体估值持续承压，并进一步分流股票市场的存量资金。 时至目前，A股市场在注册制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增量改革，场外资金对A股市场的态度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谨慎性，迟迟未能够大举进场。由此一来，注册制改革未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市场供给量持续攀升的过程中，却持续加剧了股票市场的存量博弈环境，这也是A股市场牛短熊长的根源所在。 十年来，A股市场仍然处于3000点附近运行，市场指数看似徘徊不前，但从头部企业的市场表现来看，却远远跑赢了同期市场指数的表现。在市场指数持续失真的背景下，股票市场仍然未能够摆脱存量资金博弈的大环境，而受此影响，却导致机构资金抱团取暖现象进一步升温，这也是促使少数头部企业的估值溢价持续攀升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A股市场加大力度支持优质企业上市的背景下，实际上为A股市场补充了更多的优质资源。但是，影响投资者投资回报率的因素，并非仅仅看企业的质地与基本面，仍需要看优质企业的发行定价，是否愿意让利给市场投资者。 很显然，如果在市场投资热度很高的时候，优质企业采取高估值的水平回归A股市场，那么对A股投资者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投资者未能够享受到企业持续成长的成果。在这个时候，影响到市场投资吸引力以及投资信心的要素，仍取决于优质企业的回归定价，若愿意给予投资者一定的让利空间，那么将有利于强化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利共赢局面。 在注册制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对多数同质化的企业，尤其是绩差亏损股来说，整体估值水平会处于持续承压的状态，甚至会被市场边缘化的风险。由此可见，在注册制深入推进的背后，最核心的，还是要提升股票市场的优胜劣汰效率，并促进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这样才能够推动股票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助推A股市场的长期牛市行情。
【2020中国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 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也是信息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我国，数据安全更是被上升为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1、数据安全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前各类数据主体多样，处理活动复杂，安全风险加大。随着立法不断强调并严格要求对数据进行保护，企业的合规举措也应不断提高。回顾2020年上半年，国内就发生了新浪微博5.38亿用户数据在暗网出售、建设银行员工贩卖5万多条客户信息等数据泄露事件。此外，据国外媒体报道，万豪、美高梅酒店至少1，580万客人信息遭泄露；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因不安全服务器泄露了4.4亿用户敏感信息……这些事件轻则造成企业商誉受损、失去客户信任，重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指控，例如2015年Uber数据泄露事件遭美国司法部刑事调查；2017年雅虎前CEO玛丽莎·梅耶尔被要求就网络安全漏洞问题作证，否则将面临刑事指控。 大部分企业对网络、数据安全缺乏足够的重视，也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企业对网络技术依赖越多，接入的设备也多，每个接入网络的设备和人都可能被黑客利用成为窃取数据的跳板，或员工本身就是“黑客”，这让企业防不胜防。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使用的同时，也应当把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保护，这是现代企业应当树立的重要观念。 大量企业的数据存在云端，虽然“云”本身的安全性有一定的技术保障，但接入云端的第三方应用软件、系统和接口的安全性却令人担忧。如果不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密，它们就处于一种“裸奔”的状态，可能导致企业的系统漏洞和数据泄露事件。如果企业不重视，这些漏洞要么未被及时修复，要么未被检测发现，待爆雷后成为公共事件，亡羊补牢已晚矣。2018年8月，华住集团旗下汉庭、美爵等酒店共计5亿条包含个人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开房记录等的个人信息泄露，并被打包在暗网上销售。案件虽成功告破，但也暴露出以酒店业为代表的多数企业并未做好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在数据泄露后也没有紧急预案处置应对突发情况。 今年的的调查数据显示，72%的上市公司和69%的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公司对于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数据泄露等突发安全事件，有应急预案和危机处置机制。但是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上述华住集团信息泄露和一系列的银行信息泄露事件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制定制度更重要的是有效运行制度，并在运行中不断完善，提升员工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不同行业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同，越是对数据依赖程度高的行业，企业越重视数据安全。71%的银行、金融业受访企业有这一制度安排，但是银行数据体量庞大，决定了数据安全是百密不能有一疏的工作，只要一个员工没管住，数据就可能如溃提之水奔涌而出，中信事件和建设银行信息泄露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数据安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并将数据安全事项及时向行政监管部门（公安、网信办、工信办等）报告，积极回应监管要求等方面，银行和金融业与物流和交通运输业的受访者中，有超过50%的企业重视这一工作。这些行业要提供服务，就要采集相应的个人信息，因此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采取保护措施也就十分必要。虽有50%左右的受访者比较重视数据安全，但行业重视度的绝对值并不高，仍有改善空间。 2、互联网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 中国互联网产业何以前浪翻腾、后浪奔涌？一是，对于数据这样一个全新的事物，法律也在摸索中，尤其是关于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边界不甚清晰；二是，网民数量叹为观止，海量个人信息不断“投喂”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如活水般的生产资料。 早期，互联网企业利用数据野蛮生长，但随着立法不断严密，监管必定不断收紧，并将长时间保持这个趋势。2019年，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贯穿全年的APP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2020年仍在持续中。所涉问题集中在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取权限、私自共享给第三方等方面。 用户让渡个人信息作为实现便捷功能的对价，这是市场逻辑，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企业不经“通知-同意”程序，违规获取个人信息，就打破了“君子协定”，进入法律法规的监管区。根据互联网企业规模的大小，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同特征： 第一，规模较大、体系成熟的互联网企业，满足“60分”的合格线，但没有做到优秀。例如，根据工信部通报，QQ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不给权限不让用；QQ阅读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还私自分享给第三方；当当私自和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不给权限不让用；高铁管家、12306软件过度索取权限……这些都是互联网行业的知名企业，一般而言都具有合规意识，他们会通过隐私政策告知用户收集和使用规则，另一方面又往往通过各种形式扩充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和种类，试图抓取更多信息，请求开放更多权限，服务其数据挖掘，收集“必要性”原则屡屡被突破。 但是，随着《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生效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将更加具体和可操作，也将对企业提出更高的合规要求。越是依赖个人信息产出的互联网大企业，违规的成本越高，这就需要做到从“及格”到“优秀”的质的跨越，也是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的观念提升。 第二，规模较小，或处于创业期的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往往处于“60分”合格线以下。实践中大量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多以这一类企业为主。由于成本所限，这些公司没有专门的合规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在收集个人信息时，不提供或提供极为粗糙的隐私政策，私自收集个人信息，甚至向第三方共享、出售。2018年8月，浙江省公安局破获了一起重大个人信息盗窃案，原新三板挂牌公司瑞智华胜，窃取知名互联网公司30亿条用户个人信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相关经营人员因此获刑，另有两家关联公司也被立案处理。该公司2017年12月在新三板挂牌，2018年8月上述事件曝光，瑞智华胜作出紧急停牌处理，短短两个月后的11月2日，瑞智华胜在新三板就被正式摘牌。一家处于初创期的明星上市公司，因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意识，非法经营个人信息买卖业务，使得企业多年努力毁于一旦。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SDK），据相关报告和央视“3•15”晚会披露，部分APP的SDK插件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形下，收集用户的联系人、短信、位置、设备信息等，甚至短信内容会被全部传走。因为SDK的责任往往由相应APP开发公司承担，这会为企业埋下很多隐患，所以，APP不能仅考虑SDK的便捷，更应该对其合法性和合规性保持警觉。 综上所述，互联网大企业往往在法律红线之内的模糊地带，最大化商业利益。但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们要做的，不止是合法，而是做好行业表率，促进用户与企业的互信，推动行业自律与发展。与此相对，小企业合规意识和能力不足，往往试图蒙混过关，但互联网产业的野蛮生长期已经过去，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因小利而失大局。 3、传统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 互联网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显性问题，关注度高，相比而言，传统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则难以暴露，更为隐秘。根据本调查问卷显示，获取个人信息最多的传统行业是文化/传媒/娱乐服务业与银行/金融业，但分别只有22%和21%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采用“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方式提示用户收集个人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经用户同意，最小限度地使用个人信息是基本原则，物流/交通运输服务业对这一原则的重视程度最高，但也仅为25%；用户同意方能与第三方共享，这是个人信息共享的合法前提，在不同行业中，消费品行业采用这一做法的占比最高，银行/金融业仅为7.8%，甚至低于整体均值0.2个百分点。 银行/金融业由于征信需要，是收集个人信息较多的行业，但频频发生的银行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揭示银行的个人信息保护还有提升空间。“中信事件”是传统行业个人信息泄露的缩影，虽然中信银行在客户信息保护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流程，但员工不仅未按照流程操作，还将客户信息对外提供并加盖公章，这种为了“大客户”利益而将储户信息随意提供给第三方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大众的预期。这一事件比较有代表性，揭示出传统行业的个人信息泄露往往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人为的，这就对传统行业的数据储存和保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行业一般基于业务需要收集必要个人信息，比如银行、快递公司等，提供的服务本身就要求客户提供姓名、住址等信息，在个人信息收集的合法性方面一般不存在问题。风险在于，这些个人信息一般会通过数据化的方式保存，但是传统行业较为缺乏数据安全的观念和技术支撑，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利用，没有界限感。例如，银行将储户开卡所必需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用户画像，又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给储户推荐理财产品，就是典型的超范围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证券公司也会收集大量的客户财产信息，因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传统行业一般不存在一个事先的程序与客户约定个人信息的二次利用或共享，所收集个人信息除了满足特定服务需求外，不应有别的用途，还应妥善保管。除非有明确法律规定，不能把个人信息挪作他用或者与第三方共享在经营过程中获取的个人信息，是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无论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应对所收集数据分级、加密，并进行脱敏处理；对内，要严格限定个人信息的查看和使用规则，并进行员工培训，培养相关合规意识；对外，要制定详尽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供用户了解同意。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设置员工权限并进行留痕记录，便于事后追责。 个人信息保护的浪潮将席卷一切领域，以萎缩产业为代价的个人信息保护不可取，以侵害个人信息权利为代价的行业发展也不会长久。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发展，是在更高价值层面上的统一，不是“零和游戏”。企业只有尊重个体尊严，对个人信息用之有度，才会有长远健康的发展。 注：以上内容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相关链接： 【序言】好的公司是通过制度制约人性之恶 而不是以恶制恶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由于当前中国出口部门的复苏不平衡、不充分，这才反映为出口总量数据表现亮丽，但新出口订单指数却连连亮起黄灯。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对于就业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不如从前。 前8个月出口部门表现超乎预期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世界经济大封锁、大衰退，曾引起了各界对于我国出口部门前景的普遍担心。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低于荣枯线，更是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担忧。该指数在2月份因国内疫情防控、停工停产跌至30以下，甚至低于2008年11月份的水平，3月份短暂反弹后，4、5月份再度跌至40以下，直到9月份才升破50。 传统上，新出口订单指数对于我国出口表现有领先三到四个月的预测作用。然而，进入4月份以来，随着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国内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恢复正轨，我国出口部门表现强劲，外贸顺差止跌回升。4~8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累计同比增长3.5%，前3个月同比下降13.4%；进出口顺差累计增长51.1%，前3个月同比下降81.9%。 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反弹、服务贸易逆差下降，第二季度，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347亿美元，同比增长1.16倍。受此影响，同期，中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长3.2%，其中，外需拉动贡献了0.5个百分点。鉴于7、8月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合计同比增长1.23倍，预计第三季度外需对经济拉动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 出口订单指数与出口实绩背离 今年前8个月，我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增长0.8%，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3.2%，均显示出口部门已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然而，实际情形恐非如此乐观。 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简称协调制度（HarmonizedSystem），缩写为HS]的二级分类，国际贸易商品被分为22类98章（章以下是目和子目）。今年4~8月份，我国出口增速超过出口（人民币计价）平均增速（7.2%）的商品有28章，占总章数的28.6%。相关商品出口额合计占同期出口总额的64.3%，其中9章商品与抗疫物资有关，合计占同期出口总额的31.4%。 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分行业统计可以提供交叉印证。今年前8个月，出口交货值累计达7521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出口总额的68.1%。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行业统计，40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增速快于平均值（-3.2%），占到总行业数的30%；12个相关行业合计出口交货值为4718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出口交货值的62.7%。这与前述比例大体相当。 如果将标准放宽到今年4~8月份出口同比正增长（人民币计价）的HS2分类商品，总计有43章，占到总章数的43.9%，相关商品出口额合计占到同期出口总额的79.0%。但按此标准，至今我国出口能力恢复到不低于去年水平的商品种类也不到一半，出口额不到八成。 本轮出口复苏对增长和就业促进作用可能不如从前 正如大家所分析的那样，我国出口的超预期恢复，主要受益于防疫需求、数字经济等，集中在抗疫物资和电子产品的出口，以及一些长线订单在国内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的情况下继续交付等。而去年全年出口（人民币计价）增长5.0%，其中，同比正增长的出口商品总计75章，占到总章数的76.5%，相关商品出口额累计占到出口总额的95.8%。显然，与今年相比，无论从商品种类还是出口额看，去年我国出口部门都是更为广泛的复苏。 由于当前中国出口部门的复苏不平衡、不充分，这才反映为出口总量数据表现亮丽，但新出口订单指数却连连亮起黄灯。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对于就业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不如从前。 从PMI新出口订单指数的企业分类情况看，到今年8月份，仅有大型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到了荣枯线以上，为50.3，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仍在荣枯线以下，分别为48.0和44.1。其中：大型企业相对2月份的低点反弹了70.5%，中型企业反弹了83.9%，小型企业反弹了42.3%。可见，大型和中型企业的出口能力修复相对较快，小型企业修复相对较慢，且小型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最低。 从PMI从业人员指数的企业分类情况看，到今年8月份，仅有大型企业到了荣枯线以上，为50.1，中型和小型企业仍在荣枯线以下，分别为49.1和48.0。其中：大型企业相对2月份的低点反弹了56.6%，中型企业反弹了53.0%，小型企业反弹了55.8%。可见，三类企业的就业修复能力大体相当。相对而言，3~8月份中，大型企业仅有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短暂跌破荣枯线，显示大型企业受益于出口扩张更多，维持就业的韧性更强。尽管如此，到9月份，PMI从业人员指数仅有49.6，已连续5个月持续低于荣枯线。 从PMI综合指数的企业分类情况看，到今年8月份，大型和中型企业均到了荣枯线以上，分别为52.0和51.6，小型企业仍在荣枯线以下，为47.7。其中：大型企业相对2月份的低点反弹了43.3%，中型企业反弹了45.4%，小型企业反弹了39.9%。可见，在三类企业中，小型企业的生产修复能力，不论从绝对还是相对水平看，均为最弱，且大型和中型企业3月份以后PMI指数均在50以上（中型企业仅5月份单月跌至50以下），而小型企业在3~5月份反弹至荣枯线以上后，6~8月份又跌至了50以下。这与小型企业受益于当前出口景气的程度较低有一定关联。 综上，对于出口部门复苏应有冷静、清醒的认识。当前我国稳就业、稳外贸，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为此，宜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内外销并举，畅通内外循环的堵点和痛点，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0月9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20“小企业大梦想”高峰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并发表演讲。 黄奇帆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大体上有十个方面，但一旦脱钩，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金融领域上的脱钩等同于美国自杀。 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选择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格局战略顺理成章，而内循环下中国会走向真正的强国之路。 以下是演讲实录。 美国目前存在三个问题： 经济滞胀、社会民粹、政客甩锅 按照会议的议题，我讲两个大家感兴趣的题目。 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是新冠病毒疫情，这个疫情预计到年底全球确诊的人数，美国作为全球病毒发展最严重的地区，至少会突破1000万人次，那么目前的美国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经济严重的滞胀。 第二，社会严重的民粹。 第三，政客们严重的甩锅。 从滞胀的角度讲，一个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个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通货膨胀角度就是美国政府从两三月份以来启动了3万亿的超发国债，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超级贷款，加起来就是6万亿美元的资金宽松，以至于美国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美元。 由于严重的货币超发，当然会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疫情下，一般的商品，一般的经济，一般的企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而是萎缩。 那么膨胀的资金到哪去了？ 就三个地方，一个是股市，2月份美国股市跌到18，000点，又回到28，000，这里有相当多的膨胀的资金进入了股市。 第二就是资金进了房地产市场。 在今年美国经济萎缩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总价格还在往上涨，这就是膨胀资金起的作用。 第三就是表现在贵金属，比如说美国黄金。 年初的时候每盎司1200美元，现在黄金价格涨了80%，从这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严重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方面就表现为美元对欧元的贬值，对人民币的贬值等等，这是膨胀的一头。 另一头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美国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32%，是几十年最严重的负增长。 美国现在的下岗工人失业人群达到超纪录的5000万人群，去年年底的时候1000多万，这几个月新增4000万。 美国一共是2亿工作人群，3亿3000万人老人小孩不工作的人去掉，就业人群一般在2亿左右，增加四五千万失业，占百分之二十几，所以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又是萎缩，又是通胀，这是经济灾难中最严重的，因为通货膨胀是灾难，造成货币贬值，但一般经济是热的，就业是稳定的。经济萎缩，造成失业，企业破产也是灾难，但货币是保值的，甚至还会升值。 现在货币在贬值，经济在萎缩，生活无着落，前途渺茫，就会产生急躁极端的情绪，左得更左，右的更右，极左和极右同时存在。 美国夹层撕裂，民主党和共和党党派之间撕裂，黑人白人撕裂，甚至联邦政府和地方的州政府也对抗、也撕裂，整个国家在民粹主义状态里，不断出现各种极端的事件。 第三个特征当然就是政客的甩锅，为了摆脱疫情治理的（责任），摆脱自己的责任，就甩锅中国，造出个谣言说中国病毒的侵犯、使得美国700万人得病，20万人死亡，这些是中国人造成的等等一种无赖式的甩锅。 第二种4000万人的下岗失业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也就把矛盾矛头指向中国。 在这些甩锅的各种言论中，最极端所谓的撤资论、脱钩论，这些脱钩撤资的观点在2018、2019年就已经客观存在，那时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谈判、贸易战期间，现在大敌当前，在新冠疫情之下，应该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人类的天敌。 美国人倒行逆施，不仅不在国际间加强合作来对付疫情，而是变本加厉的采取甩锅的办法来转移矛，头转移视线，为竞选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月甩锅也好，脱钩也好，这种舆论、这种情势愈演愈烈，比过去两年有过之无不及。 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十个方面 如果归纳一下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客跟中国脱钩，经济脱钩的言论、方案或者计划，方方面面把它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有10个方面。 1． 贸易脱钩，就不跟你做贸易 贸易脱钩概念比加关税更严重，加关税还是在做贸易的，只是增加贸易的成本，加20%、25%的关税，这是增加成本，但还不是脱钩。 但如果贸易脱钩，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卖东西给你，互相之间贸易经济交往停顿。 2． 资本市场的脱钩 美国有政客，也有经济部门在提出一个法案，针对200多个中概股量身定做的一个方案，如果美国的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就是对中国企业的紧身衣。 现在在美国上市的200多个企业都是美国的投行帮助上市的，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保驾护航上市的，都是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但是在新的紧身衣，新的法规下，很可能不合法等等。 3． 金融脱钩 美国的保险银行不为中国的各类企业贷款或者做保险。 4． 技术脱钩 最近大家看到的美国跟华为芯片不供应，高科技的装备不供应，或者还有一些专利不供应等等。 5． 投资脱钩 就是所谓出资人，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撤资，不到中国投资等等。 6． 教育脱钩 中国在美国现在的留学生，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36万人，现在已经在采取各种各样的轰赶学生的措施，如果学生离开了美国，现在回国要回美国，签证不发等等。 毕业以后不准在美国就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卡，最严重的主要是在卡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说的理工科，美国人说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个概念下的学科，总之这也是一个脱钩。 7． 互联网脱钩 一个半月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来五个方面互联网的脱钩。 8． 经常有美国政客在叫嚣的Swift网络脱钩 Swift网络如果脱钩造成中国和世界清算之间，贸易交往之间的极不便利，造成严重的脱离现象。 9． 所谓的外汇、货币上的脱钩 10． 长臂管辖 用美国的国内法来替代国际法，对中国在各国的各种企业进行找茬，找到茬以后冻结资产或者处以巨额的罚款等等。 像华为的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抓，也是利用美国长臂管辖的原则，采取了一个胡搅蛮缠的法律措施。 所有这些，有10个方面，如果大家把美国政客，美国的议员，美国部级以上的高官，在不同场合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脱钩言论，甩锅言论把它分类，大体上不超过这10个方面。 现在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 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阶段 这10个方面是不是这些政客异想天开，随心所欲讲的呢？也不尽然。 2015年美国政府有个法案，就是2015年贸易法案，是美国议会通过的，特朗普上台以后通过的。 这个法案里就有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挑战美国的金融，经济，美国政府就可以采取10种措施，进行贸易战、金融战、汇率战。 这10种措施大体就是刚才上面说的10个方面，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法律里面有个蓝图，10个方面，这会儿各种各样的政客，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看起来凌乱得很，看起来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大家都在一个篮里边找出来的工具。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现在所有这些事情都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说10个方面全面脱钩，没到这一步。 有的只是某个方面一说；有的还在酝酿某种法律方案，要法律方案通过了才能做；有的只是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对某几个企业采取了某些措施，还不是这个领域的一切企业都采取这种措施，所以现在只能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处在这个阶段。 5种非金融类脱钩 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当然我们今天没时间来推演这些方面的事，我们实际上都在一个篮子里找工具，把它分为两段，这10个方面的脱钩有5个属于非金融类的，5个属于金融类。 非金融类的包括贸易脱钩、投资的脱钩、技术的脱钩、互联网的脱钩、教育的脱钩，这5个方面都和金融没什么关系。这5种脱钩如果一旦发生，我们可以想象，都会对中国经济或者社会带来某种比较严重的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背后对美国方面会带来什么反作用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两方面和则两利，斗则鸡飞蛋打，我们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也一样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那些企业照样会存在死亡的边缘。 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脱钩行为，两边竞争，在大国之间谁更有耐力，更有回旋余地，更有补短板的能力，谁更能坚持到最后。 特朗普的脱钩措施很难实施 比如说美国人的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投资脱钩，都会带来市场丢失的问题。 美国在中国有1万多个企业，是20多年里形成的，总的投资了5000亿美元，形成了7000亿美元的产值，有500亿美元的利润，所以他的资本投资回报率10%，销售利润率7%，效益是不差的。 7000亿美元在中国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产值，15，000亿的GDP如果发生脱钩，造成这方面的瘫痪，中国少了1.5%的GDP，5万亿相当于250万人就业，因为我们人均200万产值，5万亿使250万人失业。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影响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某个行当，但是中国是有回旋余地，是能补短板，是能平衡的，只是带来局部的困难。 但对美国来说，这1万多个企业真要是听了特朗普的话，全面撤资，第一，它丢掉了中国七千亿美元5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丢掉了500亿美元的利润。 它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回这个市场，到美国是没这个市场的，到北美、巴西也不会有这个市场，到欧洲哪来市场，亚洲也就是个生产基地，消费不了这些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它丢了市场就丢了自己的命，丢了效益，丢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企业家的皇上是市场、是效益，是要利润的董事会，他要的是十年百年的基业，绝不是跟着一个4年8年上任下任的政客走，他的国王绝不是特朗普。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撤资脱钩这些措施在美国有没有能力实施，我保99%的怀疑。 美国通用，1994年跟上海合资的一个合资企业，通用现在在中国一年销售300万辆汽车，通用作为世界顶级的汽车集团，全年销售800多万辆，是世界汽车销售量最大的企业之一。 一旦撤资中国，300万辆车没了，它只剩下500万辆车，这个时候它就是个二流汽车厂。在这个意义上通用老板怎么可能听特朗普的话。 苹果离开中国就死了 再比如说苹果，叫苹果撤资，特朗普跟库克有个很有趣的对话，特朗普跟他说，我说了好几次要你们苹果从中国撤资，你们为什么不能撤？ 你为什么不能够在美国、或者中国之外的国家去生产苹果？ 库克说的很有意思，库克说苹果以前在美国有个工厂，在巴西也有个工厂，开了几年都亏损，干不下去了，关掉了。 但是在中国这个企业生产的1亿多台手机，产生的利润是全世界一年20亿台手机利润的75%。 我有这么多利润，有了以后都回归了美国，你是希望一个有全世界利润70%的手机厂在美国活着，还是希望一个死掉的。 从中国一撤之后我就死了，你是希望一个死掉的苹果、还是要一个活着的、在世界占有率这么高，效益这么好的品种。 特朗普还很天真的就问了，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 库克说的更有意思，说不是中国离不开苹果，是苹果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就死了。 美国现在为苹果这类手机搞工程设计的工程师统统加在一起，就一个房间而已。在中国要这样的工程师一招可以招几个篮球场、几个足球场，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距，我们跟他们的差别，美国已经不适合这样搞工业了，讲了这么一个很实际的概念。 总的意思，真要脱钩，中国会受到冲击，不管是贸易脱钩，技术脱钩，还是投资脱钩，或者所谓的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对中国都会带来冲击，但这种冲击是可以忍受的，是可以调整的，假以时日，回旋余地下，可以倒逼我们更上一层楼的。 美国的脱钩当然不会毁灭美国，但美国一些具体的企业，不管是芯片企业还是制造业企业，它们可能走向死亡的道路。 美国芯片企业一旦丢了中国市场 就会进入螺旋式萎缩 美国的7个芯片厂供应了全球3000亿美元芯片相关，（芯片产业）全球一年5000亿美元，中国去年买了3000亿。 中国的3000亿里有2000亿美元的芯片跟美国7个芯片厂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如果真要脱钩，中国这3000亿中的2000亿没了，对我们当然形成重大冲击。 但美国重要的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是为美国政府做咨询的，叫波士顿咨询，它4月份发的一篇文章，说如果美国的芯片企业跟中国脱钩，要不了三年，美国芯片企业在中国的2000亿美元市场就会被欧洲、亚洲包括中国自己的芯片企业覆盖，美国企业就会彻底脱离了中国市场。 芯片是一个高资本投资，高成本折旧的系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把折旧消化对冲，一旦丢了中国的市场，美国的芯片企业就丢了50、60%的市场，立马每年高额的折旧就变成亏损，就没有资金再进行两三年以后、三四年以后的推进，再投资的状况就会打断，进入螺旋式的萎缩。最后的结果是美国芯片企业脱离于世界，走向死亡。 这不是我说的，波士顿咨询的文章上写的。所以脱钩论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是有可能的、有把握的，我们不会完全被动的，因为美国也一样自损八百。 美国如果在金融领域和我们脱钩等同于自杀 中国有三个法宝应对 第二个，金融的脱钩，金融方面我们可以说资本市场脱钩、保险银行金融的脱钩，还有Swift网络的脱钩、外汇脱钩、长臂管辖的脱钩。 这种脱钩都是金融手段，1990年利用这5种手段，美国人颠覆了前苏联，使得前苏联的GDP用美元计价萎缩了4/5，一下子掉下来。 现在俄罗斯的GDP比我们广东一个省的GDP还要小，原因就是1990年那时候种下的祸根。 到1998年也是这些金融打击把韩国打倒了，1998年也把泰国、东南亚打击了，80年代初期也运用这种手段把日本狠狠地打了一棒。美国人的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招招都是见效的。 5种金融手段如果来打击中国，中国会不会不可承受的状况？ 大家放心，我恰恰认为、在金融领域，我们和美国如果发生脱钩行为，美国人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等同于自杀。 对我们有冲击，伤我们一千，同时他自己伤了两千，比我们还先死。 什么原因？ 为什么它这5招打俄罗斯、打东南亚、打韩国、日本，招招见血招招成功，为什么打不了中国？ 不管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始终没有看到美国人的金融手段冲击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三个法宝，可以说是我们的核保护伞，是我们的盾牌： 第一，我们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 我们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几十年来我们贸易向下自由兑换，1996年就实施了，通过实施现在形成了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但资本项下我们始终谨慎谨慎谨慎，到今天为止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没有自由兑换，它就无法随意冲击中国。 第二，到今天为止，尽管说我们对外金融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去年底的时候，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资产只占1.8%，中国300万亿金融资产，外资只占1.8，1/50不到，翻不了大浪的。 第三，在中国运行金融必须受中国宪法、中国法律、中央银行监管，否则照样处罚你。我们是主权国家。 为什么刚才说的5个方面都被美国人一颠覆就完？ 当年的俄罗斯经济还没怎么展开，一搞所谓的改革就把货币完全自由兑换了，资本项下根本就不设防，全部自由兑换； 第二，俄罗斯的改革把他们的金融法规都按美国人IMF的意见改过了； 第三，美国人的企业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控制了30%以上的金融资产。 你去看韩国、看东南亚，看日本都如此，只要这三个全方位开放到位，开放到了被美国人控制，它要颠覆你当然就颠覆了，中国这三块是没开放，或者说开放的有限，在我们的制度管辖下有限地开放，所以这要颠覆难上加难。 在这一点上，这就是中国金融不受国际冲击的根本原因，不管是8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总之，大家要看到我们的长处，我们做金融制度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华尔街也不会听特朗普的 讲完这个，它如果撇开来跟我们冲击，只会丢弃中国的市场。所以我们中国政府在6月份按中央要求开放了外资金融的准入环节，股权比例的环节以及竞争中性的环节。 这一开放以后，今年到8月份一统计，外资进中国三个100亿： 一个是增加了100多亿美元，通过资本市场北上资金进中国股市的。 第二个，有100多亿美元是追加中国的各种实体经济，因为只有中国的企业在满血复活，在正常生产，别的地方都停顿着，资金到中国来。 第三个，中央的招商引资新政策全方位开放以后，外资的金融机构增加了中国的独资股权，注册资本新增了好多外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加起来的注册资本就增加上百亿美元。 我讲这一段还是这么一句话，华尔街的皇上也是市场，如果说工商企业的国王是市场，华尔街的国王更是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所以他们不会听特朗普的。 我就根本不信特朗普有权利、有能力指挥华尔街和工商企业跟中国乱吵架，他只会扰乱人心，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 现在到2050这三十年 将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 第二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内循环、双循环的战略方针，这是中国今后10年、20年直到2050年，要长期奉行的一个新战略。 可以这么说，如果到2050年中国改革开放70年，前三十几年是外循环的战略，后三十几年将会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的路径，中央制定的十四五计划正在展开，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相信内循环下，以下6个方面一定会加强。 1．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定会有更好的预期和发展 2． 小微企业 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可以说十年来各级政府都在搞，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层层搞，年年搞，到处搞，搞的五花八门，谁也记不住小微企业到底是什么优惠政策。 其实只要一句话，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应该法制化，一旦全国人大立法通过，100年就不变了。 我就觉得2018年财政部小微企业的税收法制是最好的。 财政部说了，从2018年到2020年底，对小微企业的营业额按半数征税，假如说100万，就是按50万的产值来征税；第二，征税的税率从25%的企业所得税变成20%。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按100万来算，相当于只收10%的税，这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我了解到全世界最低的企业所得税，自由港的税12%，一般是15%。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说，最优惠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在中国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的文件中，只要把这一段话变成法律，全中国任何地方政府也不要再制定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以此为依据就可以把事情办好。 3． 当然是创新，要解决好0到1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4． 要解决好中央提出的新基建的问题 它是第4次工业革命，是引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战略措施，是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风口。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这个意义上，我们小微企业都可以去琢磨这件事。 5． 当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其他方方面面改革 6． 是进一步在内循环基础上更深层次的开放 这表现为2点。第一，中国现在有21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原来是18个，国庆节前后9月份又批了3个，现在是21个。 第二，上个月中央开了服务贸易大会，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地区。这个试点区有122条优惠政策。 我相信我们中小企业协会会引领大家更好的在内循环中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10月12日晚间，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披露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今年1月份至9月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亿元至50亿元，同比增长56.27%至62.78%。报告期内，公司养猪产业利润同比大幅上涨，同时，饲料销量与利润同比亦有较大幅度增长。 前9月生猪销量同比增83.11% 新希望认为，售价及销量同增是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增长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生猪供需缺口较大，生猪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同时公司生猪出栏量同比较大幅度提高，2020年1月份至9月份销售生猪433.76万头，同比上涨83.11%。 此外，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及饲料市场行情变化，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养殖户等产业链伙伴形成紧密利益共同体，采取有效措施复工复产，通过加强饲料产品研发，推进数字营销转型，持续提升饲料产业的产品力、采购力、制造力、服务力。饲料销量与利润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记者注意到，新希望近年来持续加大生猪养殖业务的发展力度，生猪养殖成为公司主营业务当中的一大亮点和热点。其披露的2020年9月份生猪销售情况简报显示，新希望今年前9月累计实现生猪销量433.76万头，已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354.99万头），生猪销售收入达到149.5亿元。公司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预计今年出栏800万头的目标“确定可以实现”。截至8月底公司种猪存栏超过160万头，其中能繁母猪80万头，后备母猪80万头。“预计到今年年底，公司种猪存栏超过250万头，其中能繁母猪预计超150万头，后备母猪达到100万头。这些种猪储备可以为明年出栏计划打下坚实基础。” 猪价周期波动趋势受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A股生猪养殖头部企业们近期相继披露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和生猪销售情况，“猪价走势”再成热议话题。 卓创资讯发表研报认为，9月份国内生猪均价以降为主，养殖端恐慌出栏，市场猪源充裕，国庆、中秋利好提振有限，猪价反弹力度较弱，10月份猪价或延续震荡下滑走势。卓创资讯分析师牛哲向记者表示，生猪养殖盈利缩水，但整体仍较可观；北方产能继续释放，猪价降价空间较大。 事实上，近年来多家行业公司纷纷加大生猪养殖业务的拓展力度，伴随着扩张的产能逐步释放，猪价周期的波动趋势、对企业盈利的影响、企业如何应对猪价波动等问题都受到市场关注。 新希望曾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回复投资者有关“养猪成本”的提问时表示，公司2020上半年自有猪苗成本13.6元/公斤，未来养猪成本为下降趋势，预计到今年年底自有猪苗成本13.5元/公斤，明年年底挑战11元/公斤至12元/公斤的成本，甚至可能更低，做到全行业最优成本。 财经评论员、腾讯证券研究院专栏作家郭施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季报养猪企业绩继续增长，但市场预期接下来猪肉价格有逐渐下行趋势，所以即使三季报养猪企业绩不错，但却对养猪业上市公司的估值定价可能比较谨慎保守。“对未来的养猪业上市公司，可能需要不断弱化它的周期性，之前强周期的性质很容易影响到养猪企业未来的业绩表现。由此可见，打造出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降低强周期特征，将会是未来养猪企业的出路。另外，企业要降低头猪成本，提升产量，不断降低强周期对猪企的冲击影响。” “随着生猪供给的增加，目前猪肉价格正在逐步回归。这也符合历史上猪肉价格的周期性表现。生猪价格回落是从价格方面影响养殖企业的盈利，对行业影响具有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生猪养殖企业稳定盈利需要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升，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胜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向记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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