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挺创新设立硬指标 混改重组扩围升级成重头戏 国企加力高质量发展 改革红利提速释放 2017至2019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从67家增加到80家；2019年底中央企业拥有有效专利总量约77万项……“十三五”期间，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骨干和中坚力量，国有企业运行更稳、结构更优、质量更高、创新更强。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近年来国资国企加力高质量发展，创新获得政策力挺，并设立硬指标。同时，改革不断向纵深挺进，混改、重组等扩围升级成重头戏，红利加速释放。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 连创三项世界纪录的金沙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完工、全国已建设开通5G基站超50万个、“新舟”600飞机首次交付到非洲国家……连日来，国有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捷报频传。 今年以来，作为生力军、主力军，国有企业在应急保供、医疗支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全面发力，助推中国经济复苏步伐不断加快、质量持续提高、活力更加澎湃。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企稳向好，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已连续3个月实现月度同比增长。其中，8月份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3.2%。 回望“十三五”，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面对内外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发挥了国民经济“顶梁柱”、关键领域“压舱石”作用。 一方面，运行更稳、实力更强。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63.4万亿元，比“十二五”末增加15.8万亿元，增长33.2%；净资产为22.2万亿元，比“十二五”末增加6.3万亿元，增长39.9%。 另一方面，效益更高、质量更优。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近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2017至2019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从67家增加到80家，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17.3%、20.6%，营业收入利润率提高0.4个百分点达到了5.9%，累计上交税费10.9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17.3%、29.1%，营业收入利润率提高0.7个百分点达到了6.1%，上交国有资本收益2372亿元、财政专项利润3000亿元。 政策力挺创新 10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场地，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桁架式半潜平台组块完工装船，设计重量近2万吨，相当于近200辆超重型卡车的载重量总和，敷设电缆总长达43万米，可环绕北京六环两圈多。它的成功建造，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深水海洋工程装备自主设计建造技术和能力水平。 这不是个例。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北斗卫星全球组网、“天问一号”奔向火星……“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专注实业、做强主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这几年我们对于中央企业的技术创新高度重视，专门在内部机构改革过程中成立了科创局，在组织引导中央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在考核、内部分配机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些政策。”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近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数据显示，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骨干力量，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拥有733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含9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16名两院院士；2019年度，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8190.4亿元，比上年增长17.5%；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拥有有效专利总量约77万项。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研发投入效益加回机制，也就是把研发投入的资金在考核当中加到效益里来，进一步提升科技指标权重，加大科技奖励在考核当中的加分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彭华岗透露，目标是力争到2022年，中央企业重点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以上。 在加大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同时，国有企业还着力搭建一批高水平的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公共研发平台，打造高水平的“双创”平台，汇集创新资源，带动社会创新，成为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 改革红利加速释放 “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向着改革“深水区”发起冲锋，持续深入落实“1+N”政策体系，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首次实现对中央企业的功能界定分类，全面完成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企业市场化基础进一步筑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突破，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 ——混合所有制改革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以中央企业为例，从2013年以来推进的混改事项达到4000项，引进各类社会资本超过1.5万亿元，目前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超过70%，电力、民航、电信等重点领域混改也迈出实质性步伐。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通过战略性重组，央企数量从2015年的106户调整至百户以内，主业处于石油石化、电力、通信、军工、机械、建筑等行业的企业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占中央企业的比重均超过90%。山西、山东等多地国企也加快转型发展，重组整合动作不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截至2019年底，中央企业2041户“僵尸”特困企业处置任务基本完成，累计化解煤炭、钢铁过剩产能1.14亿吨和1644万吨。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认为，通过“十三五”以来的改革，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治理管理更加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内生发展活力得到有效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翁杰明表示，下一步，将大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未来三年的国企改革施工图已经明确，包括积极稳妥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进持股占5%甚至5%以上的战略投资者；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不设置限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做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更多投资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记者 王璐)
国有上市公司如何优化股权结构，引进“积极股东”为上策 10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副局长谢小兵就国有上市公司相关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当前虽然很多国有企业上市了，但是有的股权结构还不够优化，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比较高，仍有向社会资本释放的空间。有的企业公司治理中缺乏积极股东，可以通过释放一部分股权比例，引进战略投资者来改善其公司治理。 这段话有两个方面的核心含义：一是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还太高，还可以进一步向社会资本开放，给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释放空间；二是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还不合理，股权结构中的“积极股东”还太少，影响企业竞争力，影响企业活力增强。 应当说，这两方面的判断还是非常客观的，也是符合当前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的，更是国有企业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的效益会更好、作用也更大，对国民经济稳定的“压舱古”作用会更明显。 要知道，按照谢小兵透露的信息，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国资委系统控股的上市公司超过了1000户，达到1024户，占到市场总数的1/4多。国资委系统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约20多万亿，占所有上市公司总市值的比重超过了30%。其中，央企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317家，如果再加上境外的100多家，总数达到400多家，总资产量占所有央企的68%左右，收入占65%左右，利润占85%以上。可见，国企上市公司总体是“优等生”、“高才生”，是经济稳定的“基本盘”。对这个“基本盘”，必须越做越好、越做越有前途、越做越能发挥作用。 很显然，完善股权结构，引进“积极股东”，搅活国企这团有点“死”的水，从而有效激发国有上市公司的活力，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也是完全必须的。特别是央企，如果维持现状，就很难扮演“长子”的角色，很难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基本盘”的作用。有的央企，还会因为体制机制僵化、投入产出效率过低、对社会资源消耗过大等方面的原因，成为国民经济的拖累，成为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障碍。 事实也是，近年来，有关国有上市公司债务爆雷等方面的消息也不少，一些企业因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往往涉及金额巨大，社会反响很大，一般企业又无法对其实施并购重组等。如果破产，带来的风险也非常大，甚至有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处理的难度相当大。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在于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太弱，企业没有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国有股东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很差。 也正因为如此，在新一轮国企改革、尤其是三年国企改革行动方案实施中，必须把引进“积极股东”作为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资本市场内外以增量的方式解决。因为，资本市场的优质企业、积极股东很多，就看如何合作与协作，如何把资本市场的优质股东吸引到国有上市公司之中。同时，可以通过一定的股权转让方式，把资本市场之外的优秀投资者，包括资本、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逐步吸引到国有上市公司之中，使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与规范，有效提升国有上市公司的活力和竞争力。 在如何引进“积极股东”方面，可以分这样几个步骤：首先要把企业自身的优质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当中。有些国企，尽管有上市公司，但是，企业的优质资产并没有全部注入到上市公司，而是相当一部分保留在集团内部。这其中，很有可能是企业经营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在推行混合所有制、实施员工持股时一并注入，从而让员工持股获得更大收益。既然如此，不妨顺水推舟，与混改结合起来，把优质资产全部注入到上市公司。 其二要引进对业务发展和技术提升有帮助的外部股东。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已经陷入发展瓶颈，迫切需要引进对业务提升有帮助、技术提升有作用的战略投资者。所以，在释放股东、引进外部股东时，一定要有针对性引进，而不能盲目引进，必须对企业有帮助、有作用。 再者是引进资本实力强的股东。对技术能力很强、有优质产品、但资金实力一般的国有上市公司，可以在引进“积极股东”时，重点引进资本实力雄厚的股东，以缓解企业发展需要的资金矛盾，从而有效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谭浩俊
矫正房企融资行为，有效压缩房企债务规模 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在三季度金融数据发布会上表示，从整体上看，目前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起步平稳，社会反响积极正面。他表示，建立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促进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排自身的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同时也矫正一些企业盲目扩张的经营行为，增强房地产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的大力支持，房企的过度扩张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也与金融行为密切关联。也就是说，金融在支持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是功过皆有，功不抵过，过不掩功。急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通过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制度的完善与规范，减少问题的再发生，降低房地产行业的金融风险，使房地产行业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事实也是，从房地产市场刚刚放开起，金融就快速果断地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房地产企业予以全方位支持。虽然多数得到金融支持的房地产企业，根本算不上企业，就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注册一个公司，东拼西凑地把注册资金以及土地的首笔资金弄到手，然后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巨额资金，最终实现了财富的倍增效应。很多人认为，多数房地产企业都是依靠空手套白狼发起来的。虽然话有点偏激、也有点粗糙，但话糙理不糙，完全符合实情。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金融对房地产行业的贡献是大的。没有金融的全力支持，房地产行业不可能有今天的水平。反过来，由于金融的过度支持，也让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过度发展、房地产企业过度扩张的现象，多数房地产企业都是负债累累，都资产负债率极高，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债务风险。近期就有媒体报道，已有多家房地产企业出现了债券爆雷现象。这也意味着，对房地产企业，确实到了需要有效规范其债务行为的时候了。而规范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行为，毫无疑问应当从金融监管入手，从对房地产企业制定融资规则入手，让房地产企业不能随心所欲地扩大债务规模、单纯依靠负债进行扩张。 央行对重点房地产企业制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显然是看到了房地产企业的负债风险，看到了房地产企业缺乏债务风险意识的问题。如果任凭房地产企业负债扩张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金融风险问题。所以，必须及时及早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监管，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情况进行监测。尤其是资金的运行，需要有一个规矩。切不可让房地产企业生病、金融企业来吃药。有些房地产企业，实际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考虑到目前出现问题的大多是中小房企，大型房企、头部房企还相对比较平稳。因此，更需要把中小房企的风险当作警钟，及早出手、及早准备，把风险化解掉，把问题解决好，特别对重点房企，必须建立规范的资金监测和融资机制，透明银行和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避免金融机构在给房地产企业融资时暗箱操作。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严格执行金融规定和调控要求，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就不会这么宽裕，囤地等现象也要少得多。所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说明金融机构在暗中帮助房地产企业，在将资金转道到房地产行业。因此，重点房企的融资管理规则，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商业金融机构的约束和规范。 对重点房企实施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的重心，应当放在压缩房地产企业债务规模和降低负债率上，要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扬汤止沸的方式，只会让风险越来越大，危害越来越多。只有釜底抽薪，让房企的债务规模有效压减，负债率有效降低，风险才算真正排除。否则，只是暂时隐藏起来而已。 当然，在压减房企债务规模过程中，也一定要把握好节奏，注意好分寸，不能操之过急，不能盲目行动。行为过急，也会使风险快速爆发的。其中，用金融手段倒逼房企售房回笼资金，是最重要的手段。只要房企愿意售房，债务规模是能够压缩的，负债率也能够降低的。恒大提出连续3年每年压减1500亿有息债务的目标，就是压缩债务规模非常有效的举措。一旦目标实现，企业的债务规模将大大降低，负债率也会明显改善。所以，企业不是不能做，而是有金融机构的支持，不愿这样做。真的金融机构动起来了，问题也就能够解决了。矫正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是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最有效的手段，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 谭浩俊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机构主动作为，社会各方面积极配合，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不断取得明显成效。为监测评估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人民银行按照普惠金融指标体系1及相关填报制度，组织开展了2019年普惠金融指标填报与分析。 一、2019年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情况 2019年，人民银行持续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发挥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强化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引导，深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持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督促和指导金融系统加大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深入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促进贷款实际利率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推动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鼓励开展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探索；持续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开展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批设苏州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创新探索小微企业征信服务；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金融教育，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长远和根本利益；经国务院批准，在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设立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探索新经验。 总体而言，2019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主要指标呈现如下特点：一是金融服务使用程度稳步加深。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卡人均拥有量较快增长，活跃使用账户拥有率有所上升；电子支付普及率继续提升，超八成成年人使用电子支付，移动支付业务量快速增加，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较快增长，呈现笔数多、笔均金额小的特点；购买投资理财产品成年人比例小幅增加，近一半的成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城乡差距仍较为明显，投资理财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普惠小微贷款增长迅速，总体呈现“量增、面扩、价降”态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覆盖面稳步扩大。二是金融服务可得性持续改善。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助农取款服务点村级行政区覆盖率继续提升，边远地区金融服务可得性不断改善，数字渠道在增强可得性方面愈加重要，人均银行网点数、ATM机具、POS机具数有所下降。三是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和机制建设不断深化，金融消费者长远和根本利益得到更多关注，国民金融素养稳步提升；农户信用贷款比例有所增加；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和企业数稳步增长，以多维度数据集成、共享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二、普惠金融重点指标分析 （一）使用情况维度 1. 账户和银行卡使用情况 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卡人均拥有量较快增长。截至2019年末，全国人均拥有8.06个银行账户，同比增长11.63%；人均持有6.01张银行卡，同比增长10.48%（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农村地区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45.18亿户，同比增长4.96%，占全国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总量的40.04%。农村地区银行卡发卡量35.43亿张，同比增长10.44%，其中借记卡32.98亿张，同比增长10.26%；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2.45亿张，同比增长12.85%。人民银行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账户管理主体责任，强化账户风险管理，开展存量账户风险排查，对睡眠户和不合规账户进行排查清理，持续提升存量账户质量。 全国累计开立小微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2数量占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3总数约六成，企业开户服务持续优化。截至2019年末，全国累计开立小微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3803.69万户，占企业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总量的60.26%。人民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和2018年国务院第35次常务会议要求，于2019年7月22日分六批次完成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同时，压实商业银行账户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账户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不断提升企业账户风险管理效能；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建立企业信息共享机制，建成运行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为商业银行核查企业注册登记、预留手机号码、纳税状态等提供权威渠道。结合取消许可工作，人民银行指导商业银行通过重塑开户流程、设立小微企业绿色通道、使用移动设备提供上门开户服务等，有效减少柜面等待和办理时间，基本实现企业开户“最多跑一次”，企业开户时间压缩至1-2天，开户资料齐全、无异常或可疑情形的企业通常在当天即可完成开户并办理资金收付，开户效率和资金周转效率有所提升，服务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9年末，自取消许可之日起，商业银行共为企业新开立基本存款账户533.55万户、临时存款账户1.66万户，相关工作总体平稳有序。 银行卡人均交易笔数增长迅速。2019年，全国人均银行卡交易笔数229.98笔，同比增长52.56%，增速比上年高12.32个百分点。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联开发“乡村振兴卡”，聚焦金融服务“三农”的支付结算、融资增信、增值服务等环节，“乡村振兴卡”除具有取款、消费、转账等基本支付功能外，还附加助农贷款、补贴发放、农产品生产销售、生活场景等特色服务，较好满足了乡村振兴的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 活跃使用账户4拥有率有所上升。调查显示，全国有89.90%的成年人拥有活跃使用账户，比上年同期高1.26个百分点，农村地区拥有活跃使用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为83.37%，比上年同期高1.12个百分点。 2. 电子支付使用情况 电子支付5使用普及率持续提升，城乡差距有所缩小。调查显示，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85.37%，比上年高2.98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76.21%，比上年高4.06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持续推动移动支付在便民领域广泛运用，各地继续创新移动支付服务方式和手段。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以加快建设引领全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移动支付之省为总目标，全面启动移动支付之省建设，聚力移动支付产业发展。黑龙江省推广“无感加气”服务，车辆完成加气后，工作人员通过手持气瓶监测设备上传车牌号和加气金额，即可将加气金额从驾驶员绑定的借记卡账户中自动扣除。人民银行保定市中心支行积极促进雄安新区支付服务创新提档升级，白洋淀、容城购物广场等景点地标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移动支付场景应用，容城、雄县公交车开通了扫码支付功能，河北省首家云闪付无人超市在雄安新区开业。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推动构建“移动支付示范县+金融服务特色小镇+掌上银行村”的支付服务体系，指导农业银行开发手机银行藏语操作指南和余额查询板块，解决农牧民操作使用障碍。四川省结合全省涉农人口多、地域分布广且各地发展差异大等实际情况，设计“十一种模式”推动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用，如针对农村居住特点，设计“县域商圈”等模式，针对农业生产特点，设计“季节性农产品收购”等模式。 移动支付业务继续快速增长，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呈现笔数多、笔均金额小的特点。2019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3310.19亿笔，金额3779.4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25%和0.29%。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781.85亿笔，金额2134.8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14%和0.4%；移动支付业务1014.31亿笔，金额347.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57% 和25.13%。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业务7199.98亿笔，金额249.8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69%和20.10%。截至2019年末，农村地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通数累计8.16亿户和7.12亿户，同比分别增长21.87%和16.37%。2019年，农村地区发生移动支付100.58亿笔，网上支付126.60亿笔，同比分别增长7.15%、24.02%。 3. 个人投资理财情况 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6的成年人比例小幅增加，城乡差距仍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有48.76%的成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比上年同期高0.95个百分点；农村地区该比例为36.78%，比上年同期高0.67个百分点。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的成年人比例相对较高。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积极开展国债宣传进农村、进校园等活动，试点开展储蓄国债（凭证式）异地通兑业务，并在襄阳市中心支库试点建立“乡镇国库惠民服务示范站”，推动打通国库服务农村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农村居民了解和投资国债。 4. 个人信贷使用情况 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略有增加。调查显示，全国成年人人均未偿还贷款笔数为0.56笔，其中农村地区成年人未偿还贷款笔数为0.46笔，均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国成年人在银行获得过贷款的比例为40.74%，比上年同期高0.86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为36.06%，比上年同期高1.44个百分点；在银行以外的机构、平台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为24.16%，比上年同期高1.31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为22.68%，比上年同期高1.6个百分点。 个人消费贷款继续较快增长。截至2019年末，全国人均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3.14万元，同比增长15.96%。 5. 普惠小微贷款7使用情况 普惠小微贷款增长迅速，支持小微经营主体的覆盖面持续扩大，贷款利率持续下降。截至2019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比上年末高7.9个百分点，全年增加2.09万亿元，同比多增852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704万户，同比增长26.4%，全年增加565万户。 人民银行强化信贷政策引导，督促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激励考核机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加大信贷管理制度和产品创新，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不断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小微企业融资总体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态势。2019年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7%，较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0.69个百分点，其中5家大型银行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7%。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2019年全年累计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同比多发行803亿元。 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持续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推动提升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会同省内有关部门继续深化“首贷培植行动”，聚焦企业首贷难的症结，遴选成长期、有潜力、有市场、未获贷的企业，逐户建立工作台账和培植档案，“一企一策”提供金融服务方案，2019年全年共培植民营和小微企业4.5万家，有3.85万家企业首次获贷共540亿元。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搭建“广东省企业走访管理系统”，整合筛选约250万家有效企业信息，支持和督导辖内银行机构主动走访对接未获银行授信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了解融资需求、宣讲金融政策、提供金融服务。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与省工信厅建立民营、小微企业“金融顾问”、“首贷促进”和“监测评估”机制。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联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系统试点。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联合安徽省财政厅推广政府采购线上融资业务，服务中标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截至2019年末，安徽省中小微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融资5145亿元，较年初增长23.69%。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持续深化“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坚持“有求必应、合规授信、应贷尽贷、全程留痕”信贷服务理念，畅通小微企业、银行机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截至2019年末，小微企业用户达51.9万户，9.3万户成功获得银行贷款1487.1亿元，首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的企业占比约50%。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用好工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发挥政府基金增信、风险分担及撬动作用，2019年末，金融机构运用工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向民营和小微企业累计发放贷款201.9亿元。 6. 创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使用情况 创业担保贷款快速增加，助学贷款较快增长。截至2019年末，创业担保贷款余额1417亿元，同比增长33.25%，比上年末高10.78个百分点；助学贷款余额1179亿元，同比增长12.15%，比上年末低0.96个百分点。人民银行加强信贷政策引导，提高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最高贷款额度，支持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等重点人群创业就业。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联合有关部门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进一步促进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会同云南省人社厅、财政厅等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完善贴息及奖补政策，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创业担保贷款对象以及信用担保机构搭建融资交流平台，引导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和重点人群的创业就业金融服务。 7. 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使用情况 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增速有所放缓。截至2019年末，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5.38万亿元，同比增长6.36%，增速比上年末低1.27个百分点。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围绕高原特色农牧业、循环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优势领域，创新绿色农家贷等金融产品,稳步扩大绿色融资规模。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继续做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权”抵押贷款推进工作，推动农地抵押贷款业务全面铺开，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8.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使用情况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覆盖面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末，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7139亿元，惠及2013万贫困人口，贷款覆盖面为25.4%，比上年末高3.5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督促和指导金融系统加大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推动金融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启动基础金融服务提升计划，按照“新增金融资金优先满足深度贫困地区、新增金融服务优先布局深度贫困地区”原则，组织和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调拨、人员配备等方式，推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盖。辽宁省建昌县开展“光伏”扶贫项目，带动13000多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围绕特色产业“大同黄花”打造“黄花金融”，走出了一条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的新路子，截至2019年末，相关产业链惠及全区33000余人，84.3%的贫困人口由此脱贫。 9. 保险使用情况 保险密度增长迅速，保险深度略有增加。2019年，全国保险密度为3045.96元/人，同比增长11.8%，比上年高8.27个百分点；保险深度为4.30%，比上年高0.08个百分点。福建省龙岩市积极深化发展“三农”综合保险，森林保险已全面覆盖全市生态林和国有林场，水稻种植保险已实现全市覆盖，能繁母猪保险基本做到应保尽保。人民银行万宁市支行推动开展“保险+产业+扶贫”模式，引导保险机构为所有新型经营主体的联结贫困户提供农产品保险，开发出针对东山羊、特色家禽、咖啡、槟榔等种养业扶贫保险17种，实现了全市扶贫农产品保险全覆盖。 （二）可得性维度 1. 银行网点可得性 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持续提升，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8达96.61%，较上年略有增加；平均每万人拥有银行网点1.59个，同比略有下降。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区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持续上升。 人民银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改进银行网点服务，提高网点服务的规范性和便捷性。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积极推进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对标达标，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设置残障专用通道、提供客流高低峰时段提示、开设金融知识宣传栏等方式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截至2019年末，全区达标网点5470个，约占全区所有商业银行（含农合机构、村镇银行）营业网点的90%。 2. 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可得性 平均每万人拥有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数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0.11个，较上年略有下降。 3. ATM、POS机具可得性 全国每万人拥有的ATM和POS机具数有所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有ATM机具109.77万台，联网POS机具3089.28万台，平均每万人拥有ATM机具7.84台，平均每万人拥有POS机具220.65台，同比分别减少1.51%和9.84%。农村地区POS机具692.62万台，ATM机具37.53万台，同比分别减少3.21%和1.36%。 4. 助农取款点可得性 助农取款服务点已基本覆盖全部村级行政区，助农取款支付业务量有所下降。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设置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87.35万个（其中，加载电商功能的22.63万个），覆盖村级行政区52.33万个，村级行政区覆盖率达99.21%。2019年，农村地区助农取款服务点共办理支付业务（包括取款、汇款、代理缴费等）合计4.26亿笔，金额3549.3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7.9%和1.92%。 人民银行不断巩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稳定偏远乡村支付服务供给，部分经办机构依托助农取款服务网络，进一步叠加了农村电商、金融知识宣传、代买火车票等服务，进一步满足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需求。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全面铺开“1+2+N普惠金融服务到村”模式，即以打造1个普惠金融基地为基础，以建设金融综合服务示范站、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与金融知识宣传站等2个站点为载体，以搭载N个行动计划为抓手，实现普惠金融“服务到村、帮扶到户、惠及到人”。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进一步推动优化助农取款服务点布局，指导金融机构探索引入“背包银行”服务模式，为部分空白行政村提供定点服务。 （三）质量维度 1. 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 消费者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得分9持续提升。调查显示，全国消费者金融知识平均得分为6.64分，较上年增加0.12分；农村地区平均得分为5.85分，较上年增加0.14分。全国消费者金融行为平均得分为6.51分，较上年增加0.16分；农村地区平均得分为5.94分，较上年增加0.1分。从调查情况看，消费者在信贷、投资、保险等方面的知识水平仍有待提升，在家庭开支规划、信用卡还款以及应对意外开支等方面的行为还需加强，不同群体对各类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人民银行继续深入推进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网信办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金融教育方式；继续推进金融知识进课堂，组织编写初中生金融知识普及读本；组织开展第二次全国性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于6月、9月广泛开展“助力乡村振兴 金融扶智进百村”活动，组织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累计深入全市161个困难村，开展了形式多样、成效明显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将普惠金融宣传与落实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紧密融合，联合省网信办、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创新开展“助力脱贫攻坚，金融知识乡村行”系列宣传活动。 2. 金融服务投诉 金融消费者投诉接收量快速增长，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和机制建设不断深化。2019年，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共接收金融消费者投诉63130笔，同比增长86.64%，接收金融消费者投诉量排名前三位的是上海市、广东省和山东省。从投诉领域看，金融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支付结算管理（占33.15%）、银行卡（占27.35%）、贷款（占5.84%）、征信管理（占4.27%）、储蓄（占3.32%）、人民币管理（占2.04%）、个人金融信息（占1.87%）、电子银行（占1.59%）等业务领域。 2019年，人民银行持续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和机制建设，积极推动金融广告和营销宣传行为治理，稳步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及评估，进一步规范金融消费者投诉管理机制，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质效稳步提升。上海市积极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在完善多种便民调解服务的基础上，探索开展涉外调解和网上联合调解，不断提升调解工作服务水平。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相关地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共同建立长三角地区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合作备忘录》。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导全省人民银行系统与当地法院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降低金融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3. 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 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增速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为2.33万元，同比增长4.02%，增速比上年末低1.64个百分点。 4. 信用贷款情况 农户信用贷款比例有所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例略有下降。截至2019年末，农户信用贷款比例为16.97%，比上年末高0.63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例为13.35%，比上年末低1个百分点。 5. 信用建设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和企业数稳步增长，以多维度数据集成、共享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9年末，全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为10.2亿人，同比增长4.1%；全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数为2834.1万户，同比增长9.7%，其中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小微企业法人数为1571.3万户。截至2019年末，通过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已累计为1.86亿农户建立信用档案，2019年建档农户信贷获得率为51.47%。 人民银行持续完善小微企业和农户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多维度替代数据的整合共享，提升了小微企业和农户信贷可得性。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展以政策扶持、融资培育和信用创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苏州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落地实施，指导地市中心支行建设地方征信平台。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发改委等9个政府部门联合发起建立“天府信用通”金融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全省21个市州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参与建设，接入全部114家省级和地方性银行机构，实现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银行机构、征信担保机构、企业、公众的互联互通。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指导松原市、舒兰市、洮南市开展农村信用信息数据研发，推动地方政府在市、县、乡、村四级成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信用信息采集更新长效工作机制。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在河南省22个普惠金融试点县（市、区）复制推广“一平台四体系”兰考模式，相继推动出台普惠授信管理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对授信条件、程序、用信方式方法、额度调整等进行优化，逐步构建起广覆盖、多样化的普惠授信产品体系。截至2019年末，已完成基础授信237.43万户，发放普惠授信贷款33.75万笔，余额163.39亿元。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一）协调推进“线上+线下”普惠金融业务发展，降低数字鸿沟的不利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在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渠道的同时，对物理服务点、传统机具等线下服务渠道形成冲击，一定程度上带来数字鸿沟和数字排斥问题。建议一是引导金融机构对物理网点及机具进行合理布局，稳妥推进线下网点智能化改造。对具有明显社会价值但商业价值不显著的物理服务点和机具给予一定的补贴或激励，保障线下服务不缺位。二是持续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指导金融机构优化服务流程，协调推进线上、线下服务，对于依赖传统金融服务的老年人等群体，适度推广使用数字金融工具，在保持传统服务功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选择的同时，设计推广更人性化、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规范。 （二）夯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础，有效满足农村地区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农村金融服务仍然相对薄弱，如部分偏远农牧区交通极为不便，少数乡镇仍然没有银行网点，少数地区至今仍没有通讯或网络信号，限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运用；农户信用贷款比例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仍将传统的固定资产抵押和担保公司担保作为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信用贷款、林权抵押贷款、无形资产质押等特色贷款推广步伐较慢，融资规模有限。建议一是继续完善农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流动金融服务、数字金融服务等多种方式弥补偏远地区线下服务不足的问题。二是持续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征信之外的支付类、政务类、商业类等替代性数据在农户信用评价中的应用，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步提升信用贷款比例。完善与两权抵押相关的确权、评估、登记、交易等操作规范。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创业就业、农村生态宜居等重点难点领域，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稳妥扩大涉农抵质押品准入范围，因地制宜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三）持续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提高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部分省份普惠小微贷款增长较为缓慢，既有经济下行带来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也有小微信贷政策传导不充分、信贷产品创新不够、数据共享等基础设施不完善、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建议一是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和交流，精准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及时向小微企业宣传最新政策和金融产品，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风险状况合理确定放贷规模和资金价格，确保资金精准、直达小微企业。二是统筹推进小微企业税务、电力、社保等涉企公共服务数据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为小微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提供基本支撑。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线上信用贷款、数字供应链金融等产品和服务，稳妥提升信用贷款比例。三是进一步完善信贷增信和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引导作用，推动银行与融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有效对接，促进信贷资源惠及更多小微企业，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四）精准有效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持续提高国民金融素养。部分消费者对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了解较少，家庭财务规划、应急支出管理等还较为欠缺，特别是农村居民、老年群体的金融素养较为薄弱。建议一是进一步提升金融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帮助消费者知晓最新金融政策，选好用好金融产品，树立“买者自负”的风险责任意识，提高家庭收支管理能力，切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二是持续做好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科学评估金融教育成效，完善金融教育体系。 四、普惠金融发展展望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严重冲击，极大影响了普惠群体的正常生产生活；全球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国际经济深度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消费、投资、出口仍有待逐步恢复；全球保护主义盛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具有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数字普惠金融基于广泛触达、便捷、低成本、下沉服务等独特优势，有助于破解普惠金融“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难题，能够更好赋能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生产生活。 预计在各方因素综合影响下，2020年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将呈现以下态势。一是在金融使用方面：随着支持小微企业相关政策和举措的深入实施，普惠小微贷款等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贷款覆盖面持续扩大，首贷户比例增加；随着社交商务办公线上化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电子支付普及率有望继续提升，移动支付、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继续快速增长，普惠群体将更便捷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居民保险意识逐步提升，保险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发展，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有望继续稳步提升，保险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二是在金融可得性方面：随着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及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边远地区金融服务空白村有望进一步减少，基础金融覆盖面继续扩大；数字技术运用在提升金融可得性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传统物理渠道有一定替代作用，传统银行网点、ATM机具、POS机具等指标可能继续小幅下滑。三是在金融质量方面：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小微企业数有望持续稳步增加，数据共享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成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多维度替代性数据在解决小微企业、农户、创新创业者融资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加深、疫情冲击下经济运行波动加大以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意识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需求将持续快速上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建设将不断深化。 1.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共包含使用情况、可得性、质量等三大维度共21类51项指标，从供需两侧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其中8个指标（拥有活跃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成年人比例，成年人个人未偿还贷款笔数，在银行有贷款的成年人比例，在银行以外的机构、平台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通过问卷调查采集。本次问卷调查采集时间为2020年4月至6月。 2.统计口径为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数量。 3.统计口径为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数量。 4.活跃使用账户指最近6个月内有交易记录的账户，包含银行结算账户和在非银行支付机构开立的支付账户。 5.电子支付指客户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POS、ATM及其他电子渠道发起的账务变动类业务。 6.投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不包括银行存款）、国债、基金、股票，以及通过支付宝、微信（财付通）等平台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等。 7.普惠小微贷款包括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 8.是指拥有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网点的乡镇数占乡镇总数的比例。 9.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得分满分均为10分。
2020年10月14日，人民银行举行2020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赵先信、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出席，发布解读2020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罗延枫主持新闻发布会。以下为文字实录： 罗延枫：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六稳”“六保”的各项决策部署，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完善逆周期调节，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 2020年已经过去了三个季度，金融运行的总体情况和特点如何？下阶段的货币政策导向是什么？大家都非常关心。今天的发布会我们请到了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女士来发布解读2020年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同时也邀请了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宏观审慎局副局长赵先信先生、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先生一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请阮健弘司长发布2020年三季度的金融统计数据。 阮健弘：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我向各位媒体朋友通报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的基本情况，这些数据也会在人民银行的网站上同步发送。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引导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强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总体看，当前全社会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首先，我通报社会融资规模的情况。初步统计，今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的累计增量是29.6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9.01万亿元。9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3.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9630亿元。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是280.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8个百分点。 接着是货币供应量。9月末广义货币M2的余额是2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和2.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的余额是60.23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1和4.7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的余额是8.24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是5181亿元。 下面是贷款。9月末本外币的贷款余额是175.49万亿元，同比增长12.8%。人民币的贷款余额是16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量是16.26万亿元，同比多增2.63万亿元。外币贷款的余额是8994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前三季度外币贷款增加1125亿美元，同比多增1076亿美元。 下面是存款的情况。9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216.86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人民币的存款余额是21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4和2.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18.15万亿元，同比多增4.93万亿元，外币存款的余额是8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前三季度外币存款增加909亿美元，同比多增862亿美元。 接着是银行间市场成交和利率的情况。前三季度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1041.68万亿元，日均成交5.54万亿元，日均成交比上年同期增长17.5%。9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是1.8%，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4和0.75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是1.93%，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13和0.63个百分点。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是3.14万亿美元，9月末人民币的汇率是1美元兑6.8101元人民币。 以上是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的基本情况。谢谢。 罗延枫：谢谢阮司长，下面进入答问环节，欢迎大家围绕统计数据的情况提问。 新华社：刚才阮司长提到了央行有效发挥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想问一下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前期效果如何？尤其是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情况起到了怎样的改善作用？ 阮健弘：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企业贷款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今年前三季度我们企业贷款保持平稳增长，9月末的时候企(事)业单位本外币贷款的同比增长12.3%，这个速度比上年末和上年同期分别高1.8和1.9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新增是10.8万亿元，同比多增2.6万亿元。这是企业贷款的总量，下面我陈述一下企业贷款的结构。 我们看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从3月份开始就在持续的加快，9月末的时候余额增速是14.8%，这个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从中长期贷款的实际投向看，金融机构对重点领域的中长期贷款的资金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贷款结构持续优化。首先是制造业，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已经连续11个月上升，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保持快速增长。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余额增长30.5%。这个增速比上年末高了15.7个百分点，已经是连续11个月上升。前三季度制造业新增的中长期贷款是9675亿元，同比多增了6362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45.8%，比上年末高了4.9个百分点。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累计新增是2633亿元，同比多增1000亿元。 下面我们看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贷款也是保持了较快增长。9月末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速是13.5%，比上年末高了3.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的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贷款新增2.4万亿元，同比多增8408亿元。不含房地产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的增速现在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9月末不含房地产的服务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是17.3%，这个增速比上年末高了3.6个百分点，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前三季度累计新增的量是3.74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 媒体的朋友还特别关注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中长期贷款的情况，9月末批发和零售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2%，增速比3月末的时候高2.8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中长期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13.4%，比3月末高1.7个百分点。文化体育和娱乐行业中长期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7.3%，比3月末高3.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对抗疫的信贷支持力度也在持续加大，9月末的时候卫生行业中长期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是21.1%，增速比3月末高6个百分点。 您也提到了小微的情况，我可以报告一下小微的总体数据。我们市场司的彭司长也在，他可以提供更详细的情况。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14.6万亿元，同比增长29.6%，增速比上年末高了6.5个百分点，这个增速最近7个月连创新高。 彭立峰：首先补充一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今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推出了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并精心组织实施，全力以赴稳企业、保就业。截至今年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3.7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了延期。按照两项工具明确的时间范围，今年6月到8月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72.9万户、6176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其中，地方法人银行对46.4万户、3751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今年3月到8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了6279亿元；其中，央行评级一到五级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了775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了2376亿元。 关于小微企业的融资情况。今年可以说小微企业融资呈现了量增、面扩、价降的良好趋势，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也带动了更多的就业。今年前三季度小微企业融资新增了3万亿元，同比多增了1.2万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是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前三季度新增429万户，这与去年同期增量是基本上相当的。9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是4.92%，较2019年12月下降了0.96个百分点。 这里也向大家报告一下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工作情况，总体也是成效显著。截至今年8月末，人民银行指导分支机构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建立了包含20.6万家企业的重点企业名单库，其中18.7万家已由金融机构对接，9.4万家获得了银行授信，8.3万家获得银行贷款共计是2.7万亿元，带动就业3217.6万人。此外，还帮助了314家企业发债融资8075亿元，支持102家企业股权融资799亿元。 经济参考报：我想问一下孙司长，我们看到最新一次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表述有一些变化，近期LPR的利率连续几个月保持不变，我想问一下结合目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四季度我们货币政策具体是什么样的导向？未来降息和降准的空间还有多大？ 孙国峰：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取得了显著成效。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降低，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我国将成为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 当前，疫情对经济冲击的高峰已经过去，但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期，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不变，更加灵活适度，更加精准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维护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平衡好内外部均衡，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下调法定准备金率、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公开市场操作，主动投放长期、中期和短期流动性，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三次降准，共释放长期流动性1.75万亿元，支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满足了银行货币创造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目前，从长期、短期、中期流动性来看，银行体系流动性都保持在合理充裕的水平。 关于利率水平。今年前四个月央行因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疫情冲击，前瞻性引导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下行30个基点，带动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同步下行，并推动贷款利率明显下行。近几个月来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央行的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保持稳定，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运行，利率水平与当前的经济基本面总体是匹配的。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根据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 金融时报：我想请您进一步介绍一下前三季度社会融资增量变化的结构性特点？ 阮健弘：前三季度我们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说结构优化、总量增长。总量的数据前面我已经向各位媒体朋友通报了，我们看一下结构，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前三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69万亿元，接近上年全年16.88万亿元的水平。比上年同期多增了2.79万亿元，这是第一个大的结构性特点。第二个大的结构性特点就是实体经济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获得的直接融资大幅度增加。前三季度企业的债券净融资是4.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65万亿元。企业的境内股票融资是6099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756亿元。第三个明显特点就是金融体系配合财政持续发力，政府的债券融资力度很大。前三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是6.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74万亿元，其中国债的净融资是2.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57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净融资是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13万亿元。这是前三季度社融增量变化的重要结构性特点。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最近有机构测算8月份的超储率是偏低的，所以造成了市场的利率有所波动。我想问一下9月份的超储的情况如何？未来超储率的变化情况是什么样的？ 孙国峰：刚才我也谈到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1到9月份三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1.75万亿元，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净投放中期流动性4100亿元，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中长期流动性需求。在此基础上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季节性因素和政府债券发行等因素，维护短期流动性平稳。总的来看，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充裕水平，短、中、长期流动性供给需求均较为均衡。 关于超储率的问题。今年以来银行超储率处于合理区间。应该看到，由于支付清算服务进步、人民银行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管理能力提高等因素，银行体系所需要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总体是趋于下降的，而且超额储备金率本身就有季节性波动，因此衡量流动性水平更多的还是应当看像银行间市场存款类金融机构回购利率等市场基准利率指标，对超额准备金水平、超额准备金率等数量指标不宜过多关注。我们可以看到，近几个月来DR007一直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在月末、季末都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也说明流动性是合理充裕的。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灵活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满足经营机构合理的短期、中期、长期的流动性需求，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也不搞大水漫灌，为做好“六稳”“六保”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经济观察报：我想问一下9月13日央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其中对金控的申请资质第六条提出对设立金控公司的资产规模有要求，我想问一下除了资产规模达到上述要求的金控集团，如果有两类以上的金融牌照，但是资产规模达不到第六条的要求是否就不用申请金控牌照？按照之前的形式经营，只是名字里不能带有“金控”的字样？还有《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是11月1日正式实施，想问一下目前是否有金控集团已经提出了申请？进度怎样？ 赵先信：金控办法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出发，要求控股两类及两类以上金融机构并且符合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由人民银行进行准入管理，并实施监管，推动规范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对于已控股两类以上金融机构，但尚未达到资产规模要求的企业，分两种情况。一是根据金控办法，人民银行按照宏观审慎监管要求，认为需要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企业应当提出设立申请。二是其他不属于此类情形的，不需要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但应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依法合规经营，并且名称中不得带有“金融控股”、“金融集团”等字样。金控办法发布以后方方面面反响都很积极，一些企业向人民银行进行咨询，总体来看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金控办法于11月1日正式实施后，具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情形且拟设立的企业，应当向人民银行提交申请。 经济日报：刚才阮司长介绍了前三季度企业贷款的增量情况，请您进一步介绍一下在结构方面还有哪些特点？ 阮健弘：企业贷款结构总体上的特点就是中长期的资金比较多，前三季度对实体经济的中长期贷款是11.85万亿元，这个规模是各项贷款新增量的72.9%。其中，企业的中长期贷款的增量是7.25万亿，企业获得的长期资金比较多，这个长期资金能比较好的去稳定企业的信心，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增长。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贷款的行业结构的特点。刚才我已经给各位记者朋友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就不再重复了。 凤凰卫视：我们关注到此前提出的金融机构对市场主体要让利1.5万亿的目标，请问一下目前进展如何？未来央行还有哪些措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孙国峰：根据最新的数据估算，前八个月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减负已超过1万亿元，其中通过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已减负约5260亿元，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同时，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抓紧推进，约为实体经济减负2000亿元。银行业会继续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减负。所有已经采取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体现，可以实现全年减负1.5万亿的既定目标。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潜力，抓紧推进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督促金融机构为市场主体合理减负。同时，积极会同银保监会等相关部门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严格落实相关收费减免要求，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彭博新闻社：我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前三季度的信贷和社融增长还是比较稳健也是比较快的，我想问一下四季度的合意目标是什么？是否担心贷款或社融会增长过快？ 阮健弘：我想我们可能和记者朋友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前三季度应该说信贷和社融的增速我们感觉还是合理增长，还没有到偏快增长的状况。您后面问的问题我想可能您关心的是宏观杠杆率可能会走高。今年大家都知道受疫情影响，我们的宏观杠杆率是会出现阶段性的上升。我们看宏观杠杆率要看一个很关键的年份，这个年份就是2017年。因为2017年我们提出了稳杠杆政策，应该说2017年以后我们稳杠杆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存量的债务风险也得到了有效和有序的释放。 既然2017年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节点，我们就分开看。我们预计17年到今年年均的宏观杠杆率的增幅是8.1个百分点。08年到16年宏观杠杆率的年均增幅是11.4个百分点，大家对比一下，8.1个百分点还是明显低于11.4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个比较说明什么？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是特殊情况，宏观杠杆率的回升是宏观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一个体现，应该允许宏观杠杆率有阶段性的上升，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应该说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且它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率已经明显得到了提升。突出的体现就是国民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当季GDP已经实现了正增长，我们预计三季度GDP的增速会进一步提升，这也为未来更好的保持合理的宏观杠杆率的水平创造了条件。谢谢。 证券时报：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资管新规的，7月底刚发布了要延迟期限，目前存量的资管产品的压降情况怎么样？以及现在整个资管行业的规模和结构是什么样的？ 阮健弘：去年一年资管的存量都在压降，今年情况有一些变化了，到8月末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资产合计是90.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4万亿元，同比增长4.5%。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有序的推进资管产品的整改、转型，资管产品的风险状况得到改善，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净值型的产品，占比是非常多的，8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的63.1%，这个占比比年初提高了7.7个百分点。第二个就是去通道进程在加快，同业交叉持有的占比明显下降，8月末资管产品的全部资金来源当中来自于同业的资金占比47.3%，这个比重比年初下降了3.7个百分点。第三个就是杠杆率回落。8月末资管产品的负债杠杆率，就是总资产比上募集资金，负债杠杆率的水平是107.8%，比年初回落了0.8个百分点。这是风险改善的状况。 与此同时，资管产品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在扩大，方式也在优化。8月末资管产品的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余额是39.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8万亿元，占全部资产的比重是44.2%，这个比重比年初提高了1.2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新增的投向实体经济的底层资产主要都是标准化的资产，其中非金融企业的股票比年初增加了1.86万亿元，企业债(含资产支持证券)比年初增加了1.89万亿元，这是今年前八个月资管产品运行的基本情况。 路透社：央行前一段时间表示将建立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的专项统计制度，并且会纳入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在这之前央行也对一些商业银行在一些场合做过一些摸底，目前这个监管办法的推进情况怎么样？ 阮健弘：我们对商业银行线上联合消费贷款做了一次常规性调查，主要金融机构有新型的金融业务我们都会对它进行调查，调查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和媒体的朋友介绍一下。到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发放的线上联合消费贷款的余额大概是1.43万亿。请媒体朋友一定注意口径，是商业银行发放的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余额是1.43万亿元。至于您提到的更具体的机构，按照数据披露的规则，我们没有得到机构的许可不能披露单家机构的数据，请媒体朋友理解。 中国证券报：我的问题是此前市场一直在传言房企融资有三条红线，这个是否属实？后续在房企融资方面是否会有陆续的政策出台？ 彭立峰：您刚才提到的房企融资新规，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是人民银行和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前期广泛征求房地产业界、金融业界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酝酿之后形成的。8月20日，住建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召开了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就融资管理规则的背景、思路等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融资管理规则是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促进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排自身的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同时也矫正一些企业盲目扩张的经营行为，增强房地产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我们也充分考虑了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设计了科学合理的过渡期安排。 从整体上看，目前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起步平稳，社会反响积极正面。下一步，我们将会同住建部和其他相关部门，跟踪评估执行效果，不断完善规则，稳步扩大适用范围。 财新：我有个问题想问阮司长，今年2月以来我们看到存款类金融机构外汇信贷资金表里面的资金来源有一个“其他”项，这个项我们发现2月以来变化特别大，增长比较明显，我想问一下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个“其他”项的口径能不能介绍一下？ 阮健弘：谢谢您对我们金融统计数据做了这么深入的分析，这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激励。您看到的数据变动我们也观察到了，这个“其他”项通常是一些杂项，杂项里面有“其他”项也有一些外汇交易还有衍生品等等。之前就像您说的变动幅度上下只有一两百亿美元，但是今年4月份和5月份“其他”项的变动比较大，当月的增量分别是330亿美元和370亿美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主要是4、5两月与当时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金融机构调整美元资产负债结构有关，金融机构的调整安排在“其他”项里体现出来。6月份之后“其他”项各月的变动和平常基本上没有超过100亿美元。 CNBC：我想问一下对人民币的汇率有什么样的展望？ 孙国峰：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升值，总体看这个升值幅度是比较温和的。我们看10月1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收盘价与去年年末相比升值了3.3%，与去年的平均值相比升值了2.5%，升值幅度是低于欧元等其他国际主要货币。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是我国经济面向好的自然反映。我国率先控制了疫情，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我国将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出口形势良好，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境外长期资金有序流入人民币资产，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上供求推动下有所升值是正常的，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应有之意。这其中我看市场也比较关注本外币利差，我国实行正常货币政策，中国的利率水平和经济基本面是一致的，发达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以本外币利差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样的利差水平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货币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造成的，是市场运行的结果。 从汇率的影响来看，汇率波动对经济主体的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有弊，因此汇率还是要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来发挥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当然也要防止过度的加杠杆行为和过度的正反馈行为，近期也可以关注到央行调整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2018年的8月外汇市场出现一些“羊群效应”，为了防范宏观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当时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上调至20%。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金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人民银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零。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罗延枫：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参加新闻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2020中国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 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也是信息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我国，数据安全更是被上升为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1、数据安全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前各类数据主体多样，处理活动复杂，安全风险加大。随着立法不断强调并严格要求对数据进行保护，企业的合规举措也应不断提高。回顾2020年上半年，国内就发生了新浪微博5.38亿用户数据在暗网出售、建设银行员工贩卖5万多条客户信息等数据泄露事件。此外，据国外媒体报道，万豪、美高梅酒店至少1，580万客人信息遭泄露；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因不安全服务器泄露了4.4亿用户敏感信息……这些事件轻则造成企业商誉受损、失去客户信任，重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指控，例如2015年Uber数据泄露事件遭美国司法部刑事调查；2017年雅虎前CEO玛丽莎·梅耶尔被要求就网络安全漏洞问题作证，否则将面临刑事指控。 大部分企业对网络、数据安全缺乏足够的重视，也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企业对网络技术依赖越多，接入的设备也多，每个接入网络的设备和人都可能被黑客利用成为窃取数据的跳板，或员工本身就是“黑客”，这让企业防不胜防。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使用的同时，也应当把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保护，这是现代企业应当树立的重要观念。 大量企业的数据存在云端，虽然“云”本身的安全性有一定的技术保障，但接入云端的第三方应用软件、系统和接口的安全性却令人担忧。如果不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密，它们就处于一种“裸奔”的状态，可能导致企业的系统漏洞和数据泄露事件。如果企业不重视，这些漏洞要么未被及时修复，要么未被检测发现，待爆雷后成为公共事件，亡羊补牢已晚矣。2018年8月，华住集团旗下汉庭、美爵等酒店共计5亿条包含个人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开房记录等的个人信息泄露，并被打包在暗网上销售。案件虽成功告破，但也暴露出以酒店业为代表的多数企业并未做好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在数据泄露后也没有紧急预案处置应对突发情况。 今年的的调查数据显示，72%的上市公司和69%的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公司对于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数据泄露等突发安全事件，有应急预案和危机处置机制。但是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上述华住集团信息泄露和一系列的银行信息泄露事件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制定制度更重要的是有效运行制度，并在运行中不断完善，提升员工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不同行业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同，越是对数据依赖程度高的行业，企业越重视数据安全。71%的银行、金融业受访企业有这一制度安排，但是银行数据体量庞大，决定了数据安全是百密不能有一疏的工作，只要一个员工没管住，数据就可能如溃提之水奔涌而出，中信事件和建设银行信息泄露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数据安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并将数据安全事项及时向行政监管部门（公安、网信办、工信办等）报告，积极回应监管要求等方面，银行和金融业与物流和交通运输业的受访者中，有超过50%的企业重视这一工作。这些行业要提供服务，就要采集相应的个人信息，因此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采取保护措施也就十分必要。虽有50%左右的受访者比较重视数据安全，但行业重视度的绝对值并不高，仍有改善空间。 2、互联网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 中国互联网产业何以前浪翻腾、后浪奔涌？一是，对于数据这样一个全新的事物，法律也在摸索中，尤其是关于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边界不甚清晰；二是，网民数量叹为观止，海量个人信息不断“投喂”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如活水般的生产资料。 早期，互联网企业利用数据野蛮生长，但随着立法不断严密，监管必定不断收紧，并将长时间保持这个趋势。2019年，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贯穿全年的APP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2020年仍在持续中。所涉问题集中在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取权限、私自共享给第三方等方面。 用户让渡个人信息作为实现便捷功能的对价，这是市场逻辑，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企业不经“通知-同意”程序，违规获取个人信息，就打破了“君子协定”，进入法律法规的监管区。根据互联网企业规模的大小，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同特征： 第一，规模较大、体系成熟的互联网企业，满足“60分”的合格线，但没有做到优秀。例如，根据工信部通报，QQ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不给权限不让用；QQ阅读私自收集个人信息，还私自分享给第三方；当当私自和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不给权限不让用；高铁管家、12306软件过度索取权限……这些都是互联网行业的知名企业，一般而言都具有合规意识，他们会通过隐私政策告知用户收集和使用规则，另一方面又往往通过各种形式扩充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和种类，试图抓取更多信息，请求开放更多权限，服务其数据挖掘，收集“必要性”原则屡屡被突破。 但是，随着《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生效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将更加具体和可操作，也将对企业提出更高的合规要求。越是依赖个人信息产出的互联网大企业，违规的成本越高，这就需要做到从“及格”到“优秀”的质的跨越，也是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的观念提升。 第二，规模较小，或处于创业期的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往往处于“60分”合格线以下。实践中大量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多以这一类企业为主。由于成本所限，这些公司没有专门的合规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在收集个人信息时，不提供或提供极为粗糙的隐私政策，私自收集个人信息，甚至向第三方共享、出售。2018年8月，浙江省公安局破获了一起重大个人信息盗窃案，原新三板挂牌公司瑞智华胜，窃取知名互联网公司30亿条用户个人信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相关经营人员因此获刑，另有两家关联公司也被立案处理。该公司2017年12月在新三板挂牌，2018年8月上述事件曝光，瑞智华胜作出紧急停牌处理，短短两个月后的11月2日，瑞智华胜在新三板就被正式摘牌。一家处于初创期的明星上市公司，因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意识，非法经营个人信息买卖业务，使得企业多年努力毁于一旦。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SDK），据相关报告和央视“3•15”晚会披露，部分APP的SDK插件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形下，收集用户的联系人、短信、位置、设备信息等，甚至短信内容会被全部传走。因为SDK的责任往往由相应APP开发公司承担，这会为企业埋下很多隐患，所以，APP不能仅考虑SDK的便捷，更应该对其合法性和合规性保持警觉。 综上所述，互联网大企业往往在法律红线之内的模糊地带，最大化商业利益。但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们要做的，不止是合法，而是做好行业表率，促进用户与企业的互信，推动行业自律与发展。与此相对，小企业合规意识和能力不足，往往试图蒙混过关，但互联网产业的野蛮生长期已经过去，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因小利而失大局。 3、传统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 互联网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显性问题，关注度高，相比而言，传统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则难以暴露，更为隐秘。根据本调查问卷显示，获取个人信息最多的传统行业是文化/传媒/娱乐服务业与银行/金融业，但分别只有22%和21%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采用“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方式提示用户收集个人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经用户同意，最小限度地使用个人信息是基本原则，物流/交通运输服务业对这一原则的重视程度最高，但也仅为25%；用户同意方能与第三方共享，这是个人信息共享的合法前提，在不同行业中，消费品行业采用这一做法的占比最高，银行/金融业仅为7.8%，甚至低于整体均值0.2个百分点。 银行/金融业由于征信需要，是收集个人信息较多的行业，但频频发生的银行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揭示银行的个人信息保护还有提升空间。“中信事件”是传统行业个人信息泄露的缩影，虽然中信银行在客户信息保护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流程，但员工不仅未按照流程操作，还将客户信息对外提供并加盖公章，这种为了“大客户”利益而将储户信息随意提供给第三方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大众的预期。这一事件比较有代表性，揭示出传统行业的个人信息泄露往往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人为的，这就对传统行业的数据储存和保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行业一般基于业务需要收集必要个人信息，比如银行、快递公司等，提供的服务本身就要求客户提供姓名、住址等信息，在个人信息收集的合法性方面一般不存在问题。风险在于，这些个人信息一般会通过数据化的方式保存，但是传统行业较为缺乏数据安全的观念和技术支撑，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利用，没有界限感。例如，银行将储户开卡所必需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用户画像，又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给储户推荐理财产品，就是典型的超范围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证券公司也会收集大量的客户财产信息，因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传统行业一般不存在一个事先的程序与客户约定个人信息的二次利用或共享，所收集个人信息除了满足特定服务需求外，不应有别的用途，还应妥善保管。除非有明确法律规定，不能把个人信息挪作他用或者与第三方共享在经营过程中获取的个人信息，是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无论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应对所收集数据分级、加密，并进行脱敏处理；对内，要严格限定个人信息的查看和使用规则，并进行员工培训，培养相关合规意识；对外，要制定详尽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供用户了解同意。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设置员工权限并进行留痕记录，便于事后追责。 个人信息保护的浪潮将席卷一切领域，以萎缩产业为代价的个人信息保护不可取，以侵害个人信息权利为代价的行业发展也不会长久。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发展，是在更高价值层面上的统一，不是“零和游戏”。企业只有尊重个体尊严，对个人信息用之有度，才会有长远健康的发展。 注：以上内容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相关链接： 【序言】好的公司是通过制度制约人性之恶 而不是以恶制恶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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