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业之百年变局 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变；世界政治格局从西方（美国）治下的国际化向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转变；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从美国主导向多边推动转变；科技进步与产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贡献突出；全球治理亟待建立新的框架。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全面重塑，为每个行业带来深刻的机遇与挑战。就金融业而言，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有三个方面： （1）低息环境使传统利源受到挤压； （2）服务对象定位的变迁； （3）科技赋能对传统业态的冲击。 首先，站在全球的角度，最近40年来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利率下行，银行乃至所有类别金融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其次，传统经济形态下，金融业是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服务的行业；而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信息与知识不对称的壁垒消除，金融的服务对象变成普罗大众，金融带有普惠与公益的性质。 第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技术手段对金融业带来深刻的挑战。 这三大挑战背后，是金融行业盈利模式、服务对象、业务开展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 在人们传统观念中，金融服务的对象是社会精英阶层。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震荡，不仅将金融行业中资本狂欢、金融机构自娱自乐的模式推向风口浪尖，更为人们带来一系列沉重的思考： 金融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2建行大学之初心 事实上，金融是服务业，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血脉相通，金融的本质永远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最终指向一定是普惠、共享，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是新金融理念与模式诉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规律与逻辑的终极演绎。 应为中小企业和普罗大众提供服务；然而现实中的金融企业，即便有这个心，也做不到：是为当今金融产业的痛点。 “一切痛点皆为机遇”——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在近期建行大学举行的“数字金融系列大讲堂”授课时说道。 田国立说：“我们常常忘记，真正好的、有创造力的产品往往是源自一份责任感、一份善意、一份感同身受、一份利他之心。唯此不急功近利、愿为长远计的产品，方能成为受欢迎的、对社会有益的、站得住脚的金融产品。” 责任、善意、感同身受、利他之心、为长远计、对社会有益、站得住脚……这些，正是建行大学之设立的初心。 2018年12月17日，建行大学在北京宣布成立。 不同于集中在内部员工培训教育的平安大学与华为大学，也不同于专门为创业企业家提供圈子和资源对接平台的湖畔大学和青腾大学；建行大学是一家既面向内部员工的职业教育平台，也是以“新时代、新金融、新生态企业大学”为发展愿景，推进产教融合、赋能社会进步的教育培训平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初心，建行大学从设立之初，便聚焦社会痛点，围绕资源整合，促进产教融合发展，体现出国有大行的责任与使命。 2019年1月15日，建行大学华南学院延续建行大学“志同道合、善建行远”的校训精神，落地了“愚公学院”，践行“金智惠民”理念，打造新时代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公益教育新模式。 愚公学院设立的初衷，源自田国立董事长分享的“愚公精神”，一方面寓意小微企业必须以坚持不懈的精神，集跬步至千里，为大于其细，致小流成江海；另一方面寓意大智若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没有捷径可以走，必须以执着的信念，下笨功夫，长此以往必成大器。 不可否认，在当今这个风气浮躁、功利化、短视化、一夜暴富心态浓重的社会大环境中，秉持“愚公精神”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建行大学愚公学院，堪称一股清流。 3建行大学成功模式简析 去年底，正值建行大学与愚公学院成立时届一年之际，2019年度中国最佳企业大学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在此次颁奖典礼上，中国企业大学趋势引领奖和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大学这两大业内重量及奖项都颁给了建行大学。可见社会各界对建行大学的认可与嘉许。 建行大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在于它创造性地将产业、教育、金融、科技等因素融为一体，在这个平台上，各方可以提供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并各取所需，互相赋能，相得益彰，形成了强大的正外部性与外溢效应。这正是传统金融业、传统教育、以及传统实业界单靠自身能力无法达及的效果。 举个例子。正在深圳开发打磨智能眼镜投影技术的二次创业者李然，与建行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李然身上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愚公精神”，而这也正是建行所看重的。在经历了几次互访之后，李然得到了数百万元的贷款——事实上，建行与李然的合作不仅限于此。 尽管李然是连续创业者，但在他看来，自己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空白，有许多事情只是知道但没有实操经验。为此，他报名了愚公学院的线下课程，在这里，不仅有创业成功的前辈口传心授“创业经”，也有机会结识创业者的“小伙伴”，扩展人脉。由于愚公学院，建行为李然这位创业“种子选手”所能提供的，就不只是一笔冷冰冰的贷款，而是有温度的知识、技能、还有创业的同路人，乃至上下游产业资源，等等。 火乐科技的胡震宇，从2011年开始创业，在罗湖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当时员工只有五六个人。2019年的双十一购物节，胡震宇的销售额突破1亿，位于科兴科学园B座的办公室腾起一阵欢呼。 2019年同样也是胡震宇以授课专家身份参加建行大学愚公学院的“创课堂”项目的第一年。胡震宇表示，自己创业的9年来，“九死一生，几乎该踩的坑都踩了，该交的学费都交了”，现在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让后面的创业者少走弯路。 今年疫情期间，愚公学院面对当时小微企业普遍的痛点，开设了《疫情期间深圳扶持企业措施深度解读》的公开课。深圳齐物教育创始人房巧红当时正在为客户推迟复工延迟打款而焦急万分，同时自己的公司能否复工、一系列复杂的申请手续、防疫物资如何筹备，也令房巧红一筹莫展。困顿中的房巧红点开了建行愚公学院的课程，本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而两期课程听下来却如获至宝！ 房巧红说，讲师虽然不是大咖，但所讲的内容直指中小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例如各区房租减免政策、社保公积金延期、各种补贴政策的申请平台，以及企业应该如何开源节流、怎样活下来……这一系列话题仿佛一场及时雨，帮助房巧红度过了难关，更重要的是给了房巧红这样的创业者以信心和温暖，让他们知道，有人一直在默默地关心守护着他们。 此外，疫情期间愚公学院与深交所联合推出“云路演”、“云宣讲”和“云对接”系列活动，通过科技手段把政府机构、创投、创业企业、孵化机构“搬到云上”，让投资机构与创业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经济、高效、透明的方式进行对接，为中小创新企业提供政策、资金以及产业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云平台活动已经举办了7场，总共吸引1466人次观看。不要小看这1466人次，这些可都是政府机构、创投、孵化器以及创业企业，对他们而言，每一次“云上对接”都可能决定未来的命运。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建行大学愚公学院本着“一切痛点皆为机遇”的初心，打造连接教育、产业、创业企业、创投、政府的全方位平台，使得各方发挥所长、各取所需，实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普惠化和共享化。 4惠及全社会的闭环效应 工业化时代，所谓创业就是获得资金、购买设备、生产产品、赢取利润。在这个逻辑闭环中，没有创新的概念。工业化的逻辑下，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业的模式。 当今时代的创业，更多的是创新，这既包括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任何一处的创新，都可能释放新的生产力，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在传统工业化逻辑下，银行天然要为财大气粗或者已经成功的企业提供贷款，因为他们销售渠道稳固、社会关系广泛、抗风险能力强，因此工业化时代的金融业天然是服务精英人群的；到了信息化时代，创业企业的模式本质是创新，而创新的来源往往在于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甚至在高校——因此，银行需要服务更广泛的人群，不论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普罗大众。可见，这时候金融业已经天然具有普惠的性质。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每一家银行都在探索以新金融理念服务中小创新企业的模式。而建行无疑是走在前列的。 今年疫情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收效甚微；中国则率先提出“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强调“定向”实施宽松的政策。 事实上，问题并不出在数量，而是出在结构。宽松政策释放的资金，无法去到最需要资金的末端——这才是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病根”。 对此，田国立先生认为，如果把金融比作水，那么金融体系便是“水利工程”；银行与金融机构应当做的，是完善金融体系这个“水利工程”，使得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与普罗大众能够享受到“金融甘泉”。 如何做好金融“水利工程”，自然要通过创新。在我看来，无论是“创业者港湾”还是“建行大学”等项目，都是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如果说创业者港湾是在创业圈子内部形成闭环，那么建行大学则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形成全社会的闭环。 这两项创新，是建行向中小创新企业以及普罗大众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工具；建行在国有大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为全行业树立了标杆。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小创新企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持经济增长、承担创新、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而中小创新企业的发展，一靠资金、二靠人才、三靠技术——这三者中的后两者，要靠教育来提供。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提供的基础教育是一方面，而企业大学所提供的职业教育是另一方面，两者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教育提供人才，提供科技，而科技和人才为企业和创新赋能，最终指向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这正是金融服务实体和普惠金融的终极意义。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记者日前从浙江银保监局获悉，今年以来，浙江银保监局积极落实银保监会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加大小微企业复产复工的金融支持力度。与省内经信、市场监管、商务、科技等多部门加强联动，搭建浙江特色小微金融差异化服务政策框架体系，深化“4+1”小微金融差异化细分工作，大力推进首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提高小微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企业获得感。 截至7月末，浙江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2.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939.3亿元，同比增长32.7%，高出各项贷款增速9.5个百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5.73%，较年初下降0.83个百分点。 浙江银保监局大力推进优化七类小微贷款模式，具体包括：精细化推进“首贷户”培育；科技赋能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占比；持续推进“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供应链贷”精准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园区贷”服务模式；清单式管理服务，推动“科创贷”产品和模式创新；“网络+网格”推进“个体工商户贷”。 其中，在精细化推进“首贷户”培育方面，针对首贷户发展精准获客难、授信审批难、有效转化难等问题，浙江银保监局联动经信、财政、市场监管、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出台十项措施，探索“无贷户—首贷户—伙伴客户”全流程、递进式金融服务，建立涵盖业务拓展、授信管理、考核激励、风险补偿以及监管评价等多维度支持保障的首贷户精细化管理和培育体系。 上半年，辖内首次贷款企业4.4万户，首次贷款金额2030.7亿元。其中，在“百行进万企”活动中，运用EAST系统梳理出53万户小微企业无贷户，以开户行为原则分配对接银行，要求银行逐户对接，重点满足无贷户融资需求，加大“首贷户”拓展力度。目前，已有2万家小微企业无贷户提出融资需求，全辖银行机构已实地走访对接1.5万户，目前已授信6515户、授信金额682.1亿元，分别占百行进万企活动中全部授信小微企业的50.3%和68.2%。 在持续推进“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方面，浙江银保监局加强监管督促引导，推动银行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续贷沟通机制、线上续贷机制、续贷企业全面风险评估机制、“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准入管理机制等四项机制，持续推进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 截至7月末，辖内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2716.8亿元，较年初增长49.7%；户数22.6万户，比年初增加5.2万户。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1775.9亿元，比年初增加584.4亿元，居全国首位。 浙江银保监局还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园区贷”服务模式。相关举措包括：按照市场化原则和最优服务原则，根据园区整体规模、企业数量、融资需求及产业等特点匹配3家至5家伙伴银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银行与保险、投资基金及政策性融资担保等机构联动，多主体共建服务小微园区的金融支持、风险补偿和保障体系。推动银行按照10万元以下、10万元至50万元、50万元至500万元、500万元至1000万元等授信规模，分层分类，为小微园区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截至二季度末，全省入园企业已分类建档23121家，覆盖率50.5%，较年初上升13.1个百分点；全省经认定的小微园区入园企业贷款授信总额超过1013亿元，贷款余额754.6亿元。
9月11日，来自中国比亚迪的新能源客车再度亮相海外，在雅典正式开启道路试运行。起步于深圳，深耕新能源领域数十年，坚信技术改变生活的比亚迪，如今已在汽车、轨道交通、新能源和电子等多个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2011年6月30日，比亚迪在中小板挂牌上市。近十年来，公司股价上涨超四倍，总市值超过2500亿元，营收规模则从百亿元跃增至千亿元级别。凭借着稳健的业绩表现与市值增长，比亚迪成为A股明星企业之一。 “坚持技术创新，坚持自主研发，是比亚迪能够成长至今的核心动力之一。”比亚迪董事会秘书李黔对记者表示：“技术革新是企业发展的先决保证，也只有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企业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长远发展。” 据李黔介绍，一车一轨连三电，是比亚迪目前最核心的产品技术矩阵。“一车”包含商、乘用车，“一轨”即比亚迪轨道交通产品，“三电”即电池电机电控技术。其中，在动力电池领域，比亚迪开发了高度安全的磷酸铁锂电池、刀片电池和高能量密度的三元电池，应用于电动商、乘用车，解决了电动汽车电池的安全性、循环寿命和续航里程等全球性难题。 今年上半年，比亚迪再度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2亿元，同比增长14.29%，已超过2019年全年净利润。 但李黔强调称，上市企业不仅要实现业绩增长，更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做到守法合规，做好公开透明、健全完善的公司规范治理，并高度重视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记者从深交所公开监管信息了解到，截至2019年，比亚迪已连续七年获得A级别的信息披露考评成绩。 202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注册制改革也已在创业板落地。对此，李黔认为，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积极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大背景下，比亚迪也将做优做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子公司，不断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更重要的是，公司也要居安思危，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企业。”李黔表示，“当今，世界上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制造业正经历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革，面临最大规模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中国品牌被赋予了更高期望，需要更大的视野去勇往直前。”
9月16日，为持续推动大连市企业科创板上市，帮助拟上市企业强化财务规范意识，对企业上市财务审核和财务规范加大业务指导，大连市金融发展局联合大连证监局举办企业科创板上市财务规范培训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专家，分别就科创板上市财务审核相关政策及规则、企业上市在财务规范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财务问题进行了专题讲解。各区市县上市工作部门负责人和相关拟上市企业负责人、财务负责人70余人参加了会议。 近年来，资本市场各项改革不断推进，大连市抢抓机遇加快推进上市工作。特别是2019年以来，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加强培训指导力度、建立企业上市“专班制”和“服务秘书制”、打造企业上市梯次培育体系等有效举措持续推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去年以来，大连市已有8家企业完成申报，其中科创板2家、创业板2家、中小板1家、香港主板1家、新三板精选层2家。连城数控作为东北首家企业成功登陆新三板精选层；豪森设备申请科创板首发上市获上交所上市委审核通过，成为大连市首家科创板过会企业。今、明两年大连还有近10家企业计划申报上市，企业梯次接续申报的态势已初步形成。 今年8月，大连市印发了《大连市进一步支持企业上市发展实施方案》，对企业上市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工作部署。下一步，市金融发展局将围绕《实施方案》和《2020年企业上市工作要点》出台并落实上市补贴政策，加大企业上市培育力度，继续做好协调服务，全力支持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 微信公众号：wallstreeteco 本文首发于界面新闻 近期，房地产融资收紧传闻引发广泛关注。2020年8月初，有消息称监管部门出台新规设置“三道红线”控制房地产企业有息债务增长。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共有恒大、碧桂园等12家房地产企业参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央行会同相关部门还制定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据有关人士透露，2021年1月1日起全行业将全面推行相关规则。此外，近期监管机构领导的表态也值得关注。8月16日郭树清在《求是》刊文指出，虽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但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郭树清的刊文表明，当前监管层对房地产风险十分重视。 监管层收紧房地产融资并非新举措。2008年以来，监管层就开始采取多种举措阶段性收紧房地产企业融资，希望资金更多流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企业。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十分理想。房地产企业通过扩大融资渠道等多种方式很大程度上缓释了监管政策的不利影响，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并不大。然而，本轮房地产融资调控力度可能将是影响最大的一次，主要是因为，过去房地产融资调控要么是约谈相关企业，要么是窗口指导，亦或者是约束金融机构将资金提供给房地产企业，然而房地产企业总能够千方百计寻找到一些其他变通的方式进行融资。再加上房地产调控本身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紧缩周期过后房地产企业仍可以正常融资。而本轮房地产调控措施直接瞄准房地产企业，其任何融资行为都将受到约束，这相当于从源头上直接抑制房地产企业融资。本轮房地产企业融资收紧是何原因，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本轮房地产融资收紧的原因分析 （一）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日益突出 从债务负担来看，当前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总体维持在高位。截至2019年末，前50家上市房地产企业中超过半数资产负债率高于80%。由于房地产企业有息债务负担过重，资金链相对紧张，近年来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频发，大量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倒闭，甚至华夏、泰禾等头部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信用风险。另据笔者观察，2020年一季度以来，部分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未决诉讼明显增多，多数诉讼与融资有关，显示当前房地产企业风险可能正在加速暴露。 近年来，随着监管层逐渐意识到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发展给经济其他部门带来的挤出效应以及房地产企业债务膨胀所蕴含的债务风险，开始有意识地加大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管控力度，起到了一定效果。房地产企业贷款增速和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均有所下降。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①]。然而，从房地产企业贷款存量占比来看依然维持在30%的历史高位，并未出现下降。年初以来，受益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信用环境，房地产企业融资速度加快。银行贷款方面，截至2020年6月末，房地产企业贷款余额为47.4万亿元，比2019年末增加了3万亿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2020年8月末，房地产企业债券存量为2.2万亿元，比2019年末增加了0.17万亿元。如果不对房地产融资进行限制，任由房地产企业继续进行债务扩张，势必将酿成更大的债务风险。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 2006年12月至2020年7月房地产贷款占比变化情况 （二）房地产企业债务化解前景不容乐观 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表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具有高度相关性。一般情况下，当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较为健康时，如果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可以通过居民部门扩表的方式予以化解，我们可以称之为“换表”。然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已经高达54.5%。如果再加上住房公积金以及民间借贷等各种未计算在内的债务，当前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可能已经高达64.8%，这一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鉴于居民部门债务负担已经较重，难以通过继续扩表的方式消化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房地产企业出现债务违约甚至倒闭是必然结果。房地产企业债务存量规模庞大，一旦大面积违约势必导致系统性风险。从监管层的角度来说，其政策调控追求的是多目标平衡。如果不同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短期内政策重心将重点向主要矛盾倾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相比于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来说，经济增长更加重要，因此房地产市场调控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经济增长。而在当前虽然经济压力依然较大，但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愈发突出，无法继续通过刺激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方式化解房地产债务风险。因此，必须要收紧房地产企业融资，避免债务风险进一步上升。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图2 截至2019年末全球主要经济体居民债务水平对比 （三）抑制房地产泡沫是发展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 近期，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部署。这一部署要求要立足内需，积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而立足国内市场的首要条件是保持居民强大购买力。然而，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居民部门杠杆率不断攀升，使得近年来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持续下滑。如果任由房地产企业债务继续扩张，势必将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居民杠杆率上升也会更快，对居民购买力也将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届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也将无从谈起。因此，限制房地产企业融资、严控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是发展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3 2007年6月至2020年6月消费与居民债务水平变化趋势 （四）房地产市场依然火爆 近年来虽然监管层推出了大量房地产调控措施，然而对房地产市场并未造成严重影响，房价上涨动能依然强劲。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增速方面，自2019年10月降至阶段性低点3.23%以来，2020年1月回升至3.39%。此后，受疫情影响出现小幅回落。然而，自2020年4月开始再度回升，由2.93%上升至3.21%，几乎未受疫情影响。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城市方面，除受疫情影响在2020年2月降至最低位26%以外，其他时间上涨城市数量占比全部维持在55%以上，并且自2020年3月以来持续回升，2020年7月上涨城市数量占比高达80%，显示房地产市场已经完全摆脱疫情影响。由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房地产市场可能已经再次进入上行阶段。如果没有更大力度的调控措施出台，房地产市场极有可能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迎来新一轮上涨周期。而限制房地产企业融资将迫使房地产企业卖出更多的存货，有助于抑制房价上涨。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4 2012年至今房地产价格指数变化及上涨城市情况 （五）居民债务风险日益突出 次贷危机后，中国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并且迄今为止依然维持较高增速。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2006年3月-2020年上半年末，中国居民债务/GDP比率从17.5%上升至59.7%，年均增速超过3%。并且，自2015年以来有加速上升的趋势。2015-2019年，居民杠杆率由39%上升至56%，年均增长4.15个百分点。2020年上半年居民债务水平上升更为迅速，2020年上半年末比2019年末增加4个百分点。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末，住户部门债务余额由年初的55.3万亿元上升至59.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由39.9万亿元上升至45.1万亿元，短短7个月时间增加了5.2万亿元，而中长期贷款中主要是房地产贷款。按此趋势预计，预计未来2-3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民债务水平最高的经济体。居民债务水平快速上升不仅将会透支居民购买力，而且潜藏巨大风险。美国正是因为居民杠杆率过高才引发了次贷危机。如果任由房地产市场继续发展，是否会爆发中国版次贷危机也未可知。此外，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十分困难，因为政府难以对居民部门实施相对有效的广泛的救助。一旦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对经济的损伤也更大。 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 图5 2006年3月至2020年6月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变化趋势 二、房地产融资收紧可能的影响 （一）城投债市场融资环境将延续友好 为了缓释疫情的冲击，解决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问题，2020年以来，城投债规模迅速扩张，2020年第二季度城投债发行规模同比增长49.63%，城投债存量规模同比增长20%。虽然短期内受益于宽松的货币和信用环境城投债风险有所下降，然而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一旦房地产融资收紧，短期内势必导致房地产资金链更加紧张，再加上预期的影响，房地产企业拍地将更加谨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势必下滑。另外，房地产企业融资收紧也将导致房地产投资下降，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对冲不利影响。因此，城投债市场宽松的融资环境势必仍将延续更长时间，短期内发行主体的信用资质也可能出现进一步下沉。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城投债市场的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化解难度也可能加大。 （二）货币政策将维持宽松 受近期经济数据边际改善的影响，货币政策略有收紧。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20年5月6日2.56%的阶段性低点迅速反弹，至2020年8月28日已升至3.08%。然而，一旦房地产企业融资开始实质性收紧，货币政策大概率将出现边际宽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房地产企业融资收紧将直接导致房地产企业投资下降，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将加大；二是房地产企业融资收紧可能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市场资金可能趋紧。因此，为了维持经济和金融系统稳定，货币政策需要维持宽松。 （三）短期内房价下行压力加大 房地产融资收紧后，房地产企业资金将会趋于紧张，房地产企业势必将加大销售力度换取现金流，短期内房价将面临下行压力。然而，从中长期来看，由于房地产融资收紧大概率导致房地产投资出现下滑，房地产供给面临收缩，房价上升压力也会加大。尤其是在面临人口流入的热点地区，这一现象表现的可能更加明显。 （四）部分房地产企业风险提前暴露 目前国内大部分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都相对偏高。前期银保监会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限制政策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本轮房地产企业融资收紧后，势必将导致部分房地产企业风险提前暴露，银行贷款、债券、信托等非标产品以及外债都可能发生违约。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部分理财产品净值也可能出现下降，持有房地产企业债务的金融机构也可能面临损失。 （五）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将加大 从当前中国经济情况来看，总需求方面，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是今年以来经济逐渐企稳回升的重要因素。2020年1-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为3.4%，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6%，制造业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0.2%。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增速也仅为1.19%，亦不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地方政府支出速度逐步加快，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回升。然而，房地产企业融资收紧后，房地产投资势必出现下滑，这将一定程度上对冲基建投资复苏的积极影响。 三、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最终出路 （一）收紧房地产融资治标不治本 虽然短期内收紧房地产融资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房地产企业风险、抑制房地产泡沫的作用，然而并不能有效解决房地产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或者是收紧房地产融资引发的连锁反应过于剧烈，上述政策亦有可能出现反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出现房地产越管制越上涨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长效机制的缺失。因此，单纯收紧房地产融资对于房地产问题的最终解决效果可能有限。 （二）应尽快实施“降低房贷利率+征收房产税”政策组合 笔者早在2019年11月撰写的文章《张启迪：居民债务问题是当前经济最大隐忧》就曾提出，应实施“降低房贷利率+征收房产税”政策组合[②]。这一政策组合有两大优点，第一，在出台房产税的同时下调房贷利率可以有效对冲房产税对房价的负面影响，这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房价大起大落进而影响金融稳定。第二，下调房贷利率对于稳定居民杠杆率、减轻居民债务负担以及提高居民购买力十分有益。尤其是在当前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减轻居民债务负担更显得重要。前期房产税迟迟难以出台的重要原因是惧于房产税对于房价的不利影响，而该政策组合既能防止房价大跌，又能够减轻居民债务负担，可以以最低的政策成本落实长效机制。 （三）应密切注意收紧房地产融资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 当前，房地产企业债务存量规模庞大，不论是大型房地产企业还是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大都面临资金压力，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更为紧张。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式较为多元化。一旦因融资收紧导致资金链断裂，风险可能出现跨市场传染，部分金融机构也可能出现较大损失，引发风险在金融机构之间传染，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冲击。因此，应密切关注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状况，一旦发生问题相关部门要提早介入，积极化解，避免由个体和局部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 [①] “郭树清：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地址：https://www.sohu.com/a/413515744_777813。 [②] “张启迪：居民债务问题是当前经济最大隐忧”，地址：http://opinion.jrj.com.cn/2019/11/05105228353095.shtml。
记者今日获悉，中信银行日前研究制定《中信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工作举措》。 中信银行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灵活运用资本市场工具、对接政府资源和企业平台等五个方面，提出20条工作举措。 一是多措并举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完善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差异化授信审批授权力度、落实中小微企业减费让利要求，并定期向监管报送落实情况。 二是提升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积极改进内部资源配置机制、进一步完善普惠领域尽职免责管理、增加授信审查审批弹性、优化内部绩效考评机制、创新制度设计及系统功能、提升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服务能力以及提高普惠金融智能化风控能力。 三是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下行，强化政策动向与市场趋势研判，疏通内部价格传导机制，推动企业贷款成本有序下行。 四是灵活运用资本市场工具，发行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加大债券市场工具和私募股权投资工具的运用力度，进一步提升商业汇票融资效率。 五是充分对接政府资源和企业平台，加快与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对接、探索银政合作机制和模式，并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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