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服装、电商等服务业国际品牌的内网接连被黑客攻击，导致客户数据遭遇外泄，此类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使得企业对于网络风险的担忧与日俱增。如何更好地防范网络风险并尽可能将企业损失降到最低？ 需求催生供给，一类为企业网络安全损失提供保障的舶来品——“网络安全保险”现身国内市场，逐渐走近各类企业，成为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一环，让企业吃上“定心丸。” 市场需求催生下的新产物 网络安全保险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网络攻击频率和强度而研发的。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IT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一险种在美国应运而生。 当企业成为网络攻击目标或者其需为客户损失承担责任时，该险种可弥补企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第三方损失，可囊括财产险、责任险以及纯粹的财务损失保障。但企业日常的网络故障属于除外责任。 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企业及特殊风险部相关负责人说，由于不少企业的信息安全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人才还是技术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如果网络罪犯窃取数据，向网络加插恶意软件或勒索软件，又或者服务器因抵御攻击而关闭，企业可能遭受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以及名誉损失。” 这并非危言耸听，一份全球企业风险报告显示，在十大风险榜单中，网络安全风险的排名已上升至首位。 作为美国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的最大承保商，安达保险这些年接触了不少这方面的案例。安达保险中国区金融责任险负责人周一芳告诉记者，不断增加的网络攻击正严重威胁着企业，多项不同报告显示，近几年，亚太地区企业因网络攻击而遭受的收入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周一芳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每家企业都存储了大量的经营数据、客户信息、雇员信息，公司或商业合作伙伴的商业机密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损失难以预估。尤其是对那些不够重视信息安全、抱以侥幸心理的中小企业来说，滋生出的各种重大安全问题，往往会带来致命危机。 此外，来自消费者对于信息泄露造成危害的追偿也呈现上升趋势。在周一芳看来，这也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违反客户信息保密义务将承担法律责任。她解释称，比如，涉及民事责任，需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侵权责任；涉及行政责任，包括罚款、取消任职资格、禁止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等；涉及刑事责任，将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欧美市场费率逆势坚挺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再也不能忽视网络威胁带来的声誉和财务风险，网络安全保险率先在欧美市场开始热销。 全球知名信用评级机构AM Best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网络风险保费收入达到25亿美元。以安达保险为例，两年前，该公司仅在美国一个区域内的网络风险保费收入就已达到3.25亿美元，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 据海外保险业人士介绍，在其他商业财产险业务增速乏力的情况下，由于网络安全保险投保需求的激增，这一险种的费率持续逆势坚挺。这主要是源于人们越来越关注与网络攻击和数据泄密相关的风险，从而激发对相关保险解决方案的需求，并为全球财险行业带来了重大的增长机会。 记者从多家外资保险公司人士处了解到，专业的网络安全保险一般针对数据和网络安全事故及相关损失提供核心保障，市场承保限额一般在500万美元至1亿美元。 这一险种的定价因子也备受市场关注，因为这个险种的合同都是根据企业不同需求量身定制，因而费率也不尽相同。决定该险种定价因素大概包括：企业经营规模、涉外业务占比、企业的网络风险管理水平、企业所处行业的网络风险历史数据等。 中国市场仍需培育 在欧美市场，网络安全保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运行模式。而在亚洲市场，与日益提升的网络安全市场产值相比，这一险种的投保率严重不足，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 据了解，目前国内具备网络安全保险承保条件的保险公司并不多。 这一险种在引入中国后进行了改良升级，保障范围可拓展至“赔偿因维护公司声誉而进行危机沟通所产生的费用”及“赔偿被保企业的客户因企业遭受网络袭击、服务器宕机、数据泄漏以及进行错误数据交互时所承受的损失”等。 “传统责任险和财产险对于因网络攻击事件造成的损失往往在承保范围中表述得模糊不清、甚至明示除外责任，这也是促使国内企业更多关注网络安全保险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投保企业对于发生网络事件时，依靠传统保险产品是否能获得充足有效的保障存有疑虑，进而愿意考虑通过独立特定的网络安全保险产品完善企业风险管理。”周一芳深信，随着我国网络安全产业的持续发展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新生事物还需要政策扶持和示范效应。去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要“探索开展网络安全保险服务”。 有专家就此建议，应因地制宜，结合各地不同的产业特色、应用场景，选取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开展网络安全保险试点工作。同时，还要制定网络安全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助力企业放心转型，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创新打开新局面。 针对我国保险公司欠缺网络安全保险实践经验的问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强数据收集。网络安全风险数据是保险公司开展网络安全保险业务的基础；二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办法。在缺乏更多有效数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建立一套基于风险管理成熟度模型的评估体系，对客户开展承保前的安全评估，通过评估了解客户的安全投入及安全管控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评价客户安全需求与现有产品的吻合程度以及可能的产品灵活定价。
中标南方电网自动化成套设备1亿元采购项目，进一步扩大广东地区的市场优势；河北产业研究院智能电气装备研究所正式落户，公司科研实力有望进一步提升……今年下半年以来，科林电气喜事很多。 从“作坊小厂”到A股主板上市公司，科林电气董事长张成锁和他的小伙伴们用了17年。在这17年间，科林电气的产品从深耕河北到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用于FAST天眼、央视大楼、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中俄输油管道、蒙西特高压工程等众多大型工程项目。 上市以来，科林电气完成了二次创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公司年营收从2017年上市之初的9.7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4.2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张成锁告诉记者：“集中精力抓重点项目、坚持科研创新和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就是科林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集中优势，抓大项目 “在今年1月、2月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公司3月至6月的营收和利润已经超过去年前6个月。我们的经营策略就是集中优势，抓住大项目。”张成锁说，“公司鼓励经营人员盯准大项目，抓重点工程、大合同。事实证明效果是很好的，今年我们在国网及多项重点工作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根据披露，今年上半年，科林电气实现营业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归母净利润3293.1万元，同比增长25.72%。 “打铁还需自身硬。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努力延长产品线，才能让企业更具竞争实力。”张成锁告诉记者，科林电气在一二次设备领域全面布局，是行业内产品线较为齐全的少数企业之一。近年来，公司还积极布局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等领域，加速企业转型升级。借助产品线全的优势，公司客户拓展不断取得成效，除了国网客户收入稳定增长外，网外轨道交通、化工等大客户也拓展顺利。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科林电气营销战略是深耕河北、布局全国。近期中标南方电网，对公司未来在南方电网市场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除西藏外，公司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有业务布局。 科林电气还将积极“借船出海”，完善海外市场的布局。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打开印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南苏丹等国家电气设备市场，并已进驻蒙古、越南、缅甸、老挝、伊朗、约旦、阿联酋等地开展业务。 持续创新，着眼未来 电气设备行业竞争激烈，如何在竞争大潮中不被淘汰并且稳步发展？张成锁说：“我们起步晚，规模比南方许多企业小很多，要想生存只有持续创新，让企业着眼于未来。” “很多人会发现，当企业有不错的主营产品后，一年不投资研发不影响销售，第二年也不影响，但第三年一定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人家的新产品出来了，你没有就要被淘汰。”张成锁清楚地记得，当年河北做电度表的企业有几十家，在电表的智能化进程中，不少企业被淘汰，就是因为不创新。 忧患意识让科林电气将科研创新视为生命。在研发费用方面，公司每年基本保持6%的稳定增长：2018年研发投入7287万元，2019年研发投入8759万元。 据介绍，科林电气一直专注于智能电网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经过10余年的不断研发与改进，在110千伏及以下智能电网配电、变电、用电领域，公司形成了涵盖整个生产过程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掌握微机继电保护、电能量信息采集等多项核心技术，涵盖设计、生产、检测等各个环节。科林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在安全充电、无感支付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突破。 “我们的多个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通过了欧洲DLMS联盟、荷兰KEMA实验室、南非STS协会的认证，广泛应用于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利比里亚等国。”张成锁自豪地说。 重视人才，论“薪”拢“心” 从一家小作坊式的工厂，到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河北省智能电网配用电技术创新中心等众多科研平台，以及承担多个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现代化企业，张成锁认为，人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关键。 科林电气研发人员很多。2018年，公司研发人员595人，占公司总人数的36%；2019年，公司研发人员729人，占公司总人数的43.63%，在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科林电气的科研和管理队伍稳定，极少出现核心骨干辞职跳槽。专业、稳定的团队，让公司拥有技术研发持续创新能力，保证了公司产品能紧跟智能电网的技术发展方向。 谈起原因，张成锁幽默地说：“我们的薪酬就是行业平均水平，但是我们给人才一道一道地‘上菜’，他们走不了。”“菜”就是企业文化。这个企业文化不是虚的，而是实打实的要让大家有归宿感、认同感。 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刚上班没有住房的问题，科林电气建起了100多套设施完善的职工公寓，员工可以免费租住。公司管理团队、核心技术人员和骨干员工，大部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对核心团队的股权激励，提高了管理、技术团队的工作热情和凝聚力。 “我们要为未来发展储备人才，把人才牢牢抓到手里。”张成锁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科林的大家庭里，大家团结奋进，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价值。”
图片来源：微摄 近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同意以下企业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并陆续刊登招股文件。
在债券市场早已打破刚兑的今天，“城投信仰”仍然十分微妙地维持着，谁也不愿意成为城投债券违约第一人。 最近的一例是，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行的“15吉林铁投PPN002”延时兑付，出现技术性违约。 不过没事，有惊无险！ 当日夜间，吉林铁投发布公告称，截至晚上22时30分，已完成2015年第二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期债券应付本息的兑付。 “信仰”也不是白维持的，因为“有信仰”的城投债今年以来的行情都十分走俏。 Wind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城投债发行规模约2.60万亿，比去年同期高6253亿元，净融资量已接近去年全年量。 那么，东三省的城投实力究竟如何？是否会打破“城投信仰”？ 9月14日，标普信评的“近观区域城投”系列报告显示，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的城投债券余额分别是1185亿、715.78亿、440亿元，分别位于全国31省份的第20位、25位和27位。 图表：全国31省份城投债余额比较 吉林： 13家样本企业中等以下水平偏多 标普信评对吉林省内13家城投企业进行案头分析，13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与全国 1800 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相当。但相比全国，吉林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居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城投企业比例偏少，居于中等以下水平的城投企业偏多。 综合考虑吉林省各市/州经济环境、预算情况、债务情况、流动性以及财政管理等因素，标普信评认为，吉林省各城市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长春、松原、吉林、辽源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而通化、延边和白城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偏弱。 吉林各市对其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经济、财政实力，以及债务情况的差异造成的。 经济方面，省会长春集中了全省的资源和支持力量，在各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长春市GDP总量约占吉林全省的51%）。因此该市对城投企业潜在支持能力最强。相比之下，吉林省内其他市/州的整体发展水平与长春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这些城市的潜在支持能力不仅弱于长春，相较其他一些省份的地级市也只处于中等或偏下的水平。 财政和债务方面，长春拥有较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和较好的财政平衡能力，与此同时债务负担处于中等水平。吉林市财政收入规模尚可，财政平衡能力一般，但债务负担较重。延边、白城和松原的财政平衡能力处于较弱水平，但债务负担相对较低。 由于长春市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明显好于省内其他城市，长春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差异明显，且多数位于省内中位数及以上水平。通化和延边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其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低于全省中位数。 辽宁： 沈阳、大连城投整体较强 标普信评选取的辽宁省51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辽宁省内除沈阳、大连和鞍山对辖内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外，其他地级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均偏弱；第二，区县级及园区类城投在样本中占比较高，这类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重要性一般达不到极高水平，也导致这些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受到限制。 辽宁省各市经济和财政实力，以及债务情况的差异造成了潜在支持能力的不同。从经济发展和债务率的比较来看，大连和沈阳分别作为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在省内遥遥领先。大连依托港口优势大力发展沿海经济，但其债务率处于省内偏高水平，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等方面的投入导致大连市政府和辖内城投债务规模较大。而沈阳作为辽宁省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较快，债务率处于可控范围。朝阳、阜新、铁岭等市经济总量偏低，但债务负担尚可；而鞍山、营口和盘锦的债务率较高，主要是政府债务偏高所致，其中盘锦和鞍山城投债务规模亦较大，而营口城投债务相对较小。 从各市的财政能力角度分析，沈阳和大连近三年年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700亿元左右，远高于省内其他地级市，同时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均为省内最优水平。除沈阳和大连外，辽宁省其他地级市的年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未超过200亿元。盘锦、营口和鞍山等市的财政自给能力处于省内第二梯队，阜新、朝阳和铁岭等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财政自给能力均位于省内较弱水平。后面这几个地级市经济规模较小，社会保障、教育和农林水等方面支出规模较高，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主要依赖上级补助收入。 综合以上分析，标普信评认为，沈阳和大连下辖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高，而这主要是受益于当地政府很强的潜在支持能力。营口和葫芦岛对下辖城投的潜在支持能力相近，但由于城投企业潜在重要性的差异，这两个地级市下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不同。盘锦、铁岭等地级市所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偏低，主要是因为这些地级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偏弱。 黑龙江： 哈尔滨城投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相对较好 标普信评对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的18个城投企业进行了案头分析，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中位数。这主要是由于，黑龙江省除哈尔滨、大庆对城投企业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城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偏弱。 潜在支持能力的差异缘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以及债务情况等多方面的差异。 经济方面，哈尔滨和大庆两城市经济发展在全省内处于相对较好水平，其中哈尔滨2019年GDP约5200亿元，约占全省的38.5%，其中主导产业食品工业、医药工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8.9%、1.9%、2.0%。大庆则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在资源禀赋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则在省内相对偏弱。债务方面，哈尔滨、双鸭山和牡丹江在全省范围内属于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的城市。哈尔滨债务负担较高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其债务结构以政府性债务为主。牡丹江和双鸭山债务率较高则是由于财政总收入规模偏小。伊春、黑河、绥化等地债务规模较小，且上级转移支付补助相对较多，所以债务负担相对较轻。 财政方面，黑龙江各市的财政实力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哈尔滨、大庆的财政实力相对较好，体现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高，且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相对较好。其他各市由于经济基础薄 弱，财政实力偏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低于100亿，且上级转移支付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较高。 黑龙江各市的城投数量较少，并且一般由一至两家市级城投承担本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职能。鉴于这些城投的业务属性和不可替代性，它们对当地政府的重要性较高。哈尔滨和牡丹江的城投数量相对较多，其头部城投企业行政层级较高、资产规模较大，它们对当地政府的重要性通常高于同地区其他城投。 城投债券维持刚兑都有哪些“神操作”？ 在银行贷款无法持续、债券发行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一直面临到期的城投债为了维持“刚兑”，都有哪些“神操作”？业内人士总结了以下几点： 1、非标机构融资：此前大量资金通过信托、租赁等渠道流入了地方融资平台，尽管目前这一渠道已经受到严格监管，但地方融资平台仍是信托、租赁最爱扎堆的地方。 2、结构化发债：发行人在债券发行困难的情况下，通过资管产品的分级安排、回购功能来放大杠杆，实现超额融资。 3、地方金交所融资：此前一些资质较弱的城投企业经常借道地方金交所融资，这类产品通常被称为定向融资计划，经常被包装成高收益私募债品种，并将产品产品拆分成多个期限产品，满足“投资者不超过200人”的要求。不过，近期监管发文整治地方金交所，限制地方金交所一地一家、不能跨省、不能向个人募集等，可能会断绝某些城投平台的融资来源。 4、找其他城投平台拆借：同一个地方如果有多家城投平台，由于各家平台的债务并非同步到期，因此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实现一定的资金周转。 5、找地方医院、地方学校拆借：主要表现为城投类租赁ABS，这是租赁ABS中占比最高的资产种类，表现形式主要为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城市建设公司、供电供水公司等承租人，但这类资产的变现能力通常比较差。
9月16日讯今年以来，博兴农商银行因势利导，主动求变，以整村授信工作为切入点，创新产品和服务，畅通金融服务渠道，使零售业务拓展呈现积极向好的局面。 深耕各类专项贷款，创新推出了保春耕、抗疫情、驻复产系列贷款产品。疫情期间，博兴农商银行拓宽线上金融服务渠道，推广便捷金融，开通绿色服务通道，满足客户多样的金融需求。同时实行一系列减费让利措施，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纾困解难，把普惠的金融产品和政策送到客户手中。 强化政银合作，加快政策性产品的推广，切实将支农助农工作落到实处。在大力推广鲁担惠农贷产品的基础上，博兴农商银行顺利取得了创业担保贷准入资格，并成功为柳童村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办理了首笔300万元强村贷产品。截至8月末，博兴农商银行发放鲁担惠农贷产品285户、6698万元;创业担保贷473户、8449万元，力争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带动增收。 结合金融辅导队、百行进万企和首贷培植工作，强化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博兴农商银行成立专业的金融辅导队，建立常态联络机制，完成对13家企业的实地调研，与7家达成业务合作;累计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116户、贷款金额7803.2万元;通过百行进万企，累计对接979户企业，对接完成度98.39%。 根据政策要求和辅导调研成果，推出了厨易贷、小微信用贷等针对性产品，全力助推小微企业发展。截至8月末，博兴农商银行发放厨易贷76户、3409万元，小微信用贷产品60户、1524万元，有力填补了小微企业信贷产品的空缺。 加强系统管理，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博兴农商银行稳步有序推进“四张清单”的对接及系统录入工作，由专人负责录入综合批量、前期对接等工作获取的数据清单，并指导客户经理及时将更新获取的客户信息及时录入系统，形成一套完整的客户综合信息，便于后续零售业务的开展。 下一步，博兴农商银行会积极探索线上办贷渠道办贷新模式，加快信e快贷产品试运行工作，力争将信e快贷打造成为零售业务拓展的另一有力武器，为客户带来更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验。(通讯员 朱润)
贵州茅台9月15日晚间的一则公告，让整个债券市场都沸腾起来。市场上流传多年的“茅台化债”方案似乎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一步——贵州茅台发布《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称，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其资本总额的70%。 所谓“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主要是指债券。近年来，因为贵州非标债务违约较多，这也导致贵州一些区县甚至地市级的城投债难卖，所以这一公告也被市场人士解读为，茅台财务公司可以购买贵州城投债，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当地城投债的销售压力，帮助贵州化解债务风险。 不过，一些负责城投债承销以及投资的债券圈人士对记者表示，2019年贵州省政府债务率为146.3%，在各省市中居首，债务风险高。“即便是可以买城投债，但从投资规模限制来看，购买的量也很有限，因此具体效果和影响还要观望。”根据Wind数据，2019年1月13日-2020年1月13日，贵州城投债平均新发行票面为7.19%，高居第一，比全国城投债平均利率水平（4.82%）溢价近240BP（基点）。 此外，各界今年更加关注国企和城投的信用风险。近期标普全球评级也提及，国企融资成本正在不断分化，数据显示，上半年高达470亿元的国企债溢价发行，即比国企发债的平均成本高出了100BP。同时，就城投公司的评级而言，政府支持能力是重要考虑因素。 贵州茅台难解贵州城投之忧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贵州存续信用债343只，存续金额为1756亿，债券发行主体以城投公司居多。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注册资本25亿。债券机构人士认为，如果茅台财务公司实缴资本25亿元，可发行可续期债券金额最高25亿元，公司的资本总额最高为50亿元。根据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投向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的金额不超过资本总额的70%，即使所有资金都投向信用债券，金额不会超过35亿元。如果再考虑到AAA债券质押加杠杆因素，信用债券总额也不会超过100亿元。因此，真正能投向信用债券的金额并不大，因此也并不会让贵州城投债券立即变得不一样。此外，因为贵州茅台是上市公司，对于信息披露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若财务公司投资的债券等出现违约，则需要对外进行公告，因此这或在舆论上造成压力。 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额度不大，但这类似于增信的作用。事实上，贵州茅台此前就已参与到贵州的债务化解之中。去年12月，贵州茅台公告称，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本公司5024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0%）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举措旨在帮助缓释贵州隐性债务风险。 贵州省预算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贵全省政府债务余额9673.38亿元（一般债务5945.73亿元、专项债务3727.65亿元）。报告指出，部分市县财政仍较为困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压力较大。报告要求，坚持多措并举，严密防控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管好用好政府债券资金，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投资拉动。足额将政府债务本息纳入预算，按时偿付本息。 2019年贵州GDP规模位居全国第22位，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为8.3%；2019 年贵州省政府债务率为146.3%，在各省份中居首，债务风险高。国泰君安的研究显示，城投企业方面，贵州省发债城投企业数量较多(86 家)，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六盘水，平台数量均超过10家，且毕节市县级城投企业较多，整体信用资质下沉明显。贵州省存续城投债规模较大(2351.8 亿)，其中遵义、贵阳、贵安新区存量债券余额排名居前。财务表现方面，贵州城投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率约 52%，处于行业一般水平，但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为 0.58倍，保障程度显著弱于行业平均水平。 据记者了解，机构普遍对于贵州地区的城投债偏谨慎，不过，投资者逐步看到贵州省化解债务的决心，这事实上是各界乐见的。不过，也有债券从业人士表示，比起城投债，各界更关心的其实是非标，此前贵州城投公司非标违约案例不断增加，贵州省城投企业整体非标融资占比接近22%，处于较高水平。虽然非标资金成本高，但是非标资金的用途灵活、审批简单，是城投公司发展重要的润滑剂。如果非标资金来源完全断了，对于标准化的债券可能也存在压力。 来源：DM 查债通 国企融资成本更趋分化 尽管此前疫情导致各界对经济、债券资质的担忧加剧，但今年的“城投信仰”愈发强烈。 截至今年9月，2020年主体评级下调的城投债发行人仅10个，评级下调个数偏少。从下调原因来看，给民企代偿导致违约风险加大以及资产剥离是主流原因；2020年城投债评级上调个数多于过去两年同期。从评级上调的省份分布来看，江苏省、山西省、浙江省和河南省的城投债评级上调比例较高；北京市、重庆市、湖北省、天津市、陕西省和云南省的城投债评级上调比例较低。 不过随着违约常态化、地方信用资质分化愈发强烈，机构今年在择券方面更需精挑细选。今年受疫情影响，多数地区财政收入明显下滑。2020年前7个月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依然负增长，为-8.7%。从结构来看，2020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速度略好于中央财政收入。湖北省、海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山西省、宁夏、内蒙古以及北京市等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负增长超过10%。 根据标普信评的研究，就不同地区城投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分布而言，贵州属于中等水平；但就不同区域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的百分比来看，贵州明显属于落后的区域。 来源：标普信评 出于对违约和经济下行的担忧，目前国企债券的定价差异正在加剧。标普全球评级方面对记者表示，这一趋势可以从国企发行人在境内债券市场融资的成本中看出。国企新发行的1年期债券中，约有20%的债券比平均国企收益率中值出现了100BP的溢价，这一趋势自2018年以来一直上升。今年上半年，国企发行人的融资成本超过了740亿元人民币，为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疫情的背景下，国企的投资比例不断增长，其中城投也扛起了大旗。“政策刺激也要求一些国企扩大投资，使得杠杆率无法持续下降。例如，2020年7月，国有企业在所有领域的投资同比增长了14%，而私营企业的这一数字为3%。事实上，从2019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投资速度一直快于民企。”该机构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城投企业的潜在个体信用状况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政府支持力度对城投至关重要，也是评级时的重要考量。标普信评认为，一般从事公用事业类业务、公益性业务规模占比较高、资产和收入规模大、在资本市场具有良好信用的城投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较高。相比之下，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相对较低的城投企业，具有一个或多个以下特征：直属管理层级较低、同一地区存在多个承担相似职能的城投企业、地方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弱；此外，地域因素也十分突出。例如，上海、北京、广东和福建地区的城投企业相比其他地区城投企业整体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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