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数据中，市场通常还很关注它的财务数据。 本文主要介绍工业企业财务数据。透过营收利润、资产负债等财务数据，可以系统地把握工业企业财务变化趋势。 分析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分析利润表，重点是工业企业利润，它直接反映了工业企业的盈利状况，我们将从总量、行业结构、企业类型等角度对它进行解读；二是资产负债表分析，重点是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数据，它背后反映了供需关系变动，我们将从库存周期的角度对它进行解读。 1 初识工业企业财务数据 除了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数据中，市场通常还很关注它的财务数据。下图展示了统计局披露的主要工业企业财务数据（蓝底方框内）。 这些财务数据，相当于简化版的企业利润表指标、资产负债表指标+财务分析指标。除资产、负债、营收、利润等数据外，还包括利润率、存货周转天数等指标。对于了解基础会计知识的读者而言，这些指标应该不会陌生。 它们的统计方式也比较简单，企业在国家联网直报系统中，填报自己的财务数据，然后再由统计局直接汇总而成。因此这些指标的含义，和它们在会计里的概念范畴也没有什么差别。由于核算流程简单，我们这里也不做过多介绍。 有些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比如利润，会同时公布绝对值和同比增速。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也是一项针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所以和工业增加值一样，也会受每年规模以上企业名单变动的影响，带来口径不可比的问题。 因此，尽管统计局公布了绝对值，但如果直接用绝对值来计算同比增速，会和官方调整后公布的同比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大多数时候很小，但在部分时间段可能会比较大，具体的我们在下文会再提到。 2 工业企业利润表解读 （一）工业企业利润表结构分析 我们完全可以用理解公司利润表的方式，来理解统计局的工业企业利润表数据。 1）营业收入大家都很清楚，它是工业企业销售产品所获得的收入。 2）营收扣除营业成本，再减去税金、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等成本费用科目，基本就得到了营业利润。 3）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净收入，约等于利润总额。 4）利润总额扣除企业所得税，就得到了净利润。 目前统计局披露的利润表数据主要有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成本（主营业务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以及利润总额。2019年后稍有调整，主营业务收入（成本）被营业收入（成本）替代，前者不再公布相关指标，不过因为两者差距比较小，所以两个指标直接衔接起来即可，对分析的影响不大。 此外，尽管统计局还披露了投资收益、营业利润这两个指标，但它们的披露时间都比较短，从2018年开始才有数据，所以我们一般不太看。 2000年到2018年，营业成本占营收比重平均在85%左右，管理+销售+财务费用占营收比重平均约8.5%。前者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而后者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它们互相形成了某种对冲关系。扣除完成本、费用，剩下的利润总额占营收比重（营收利润率）则平均约为5.5%。 在所有利润表数据中，市场比较关注工业企业营收、利润数据，其中又以利润总额同比，最受市场关注，因为它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本来判断企业盈利的最直接指标应当是净利润，但由于统计局未披露工业企业净利润数据，所以只能用利润总额来代替）。 营收、利润总额作为常用会计概念，对投资者而言非常熟悉。同时，这些指标还可以和A股的微观数据相联系，进而对投资产生比较直接的指导意义。 通过下图可以看出，工业企业的营收、利润指标，和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增速之间，有着很好的拟合性。 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利润指标是月度数据，相较于上市公司按季度发布的财报数据，时效性更高。宏观口径下数据和A股数据之间的高同步性，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统计局数据来预判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的盈利数据。 例如2020年2季度，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累计同比明显反弹，基本上就可以提前判断工业上市公司的二季度盈利数据也会好转。而这些工业类上市公司数量占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68%，市值占57%左右，影响力不小。 我们知道，股票价格=EPS×PE。PE是市盈率，反映估值，而EPS是每股收益，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若将利润总额增速近似地看成EPS增速，那么分析宏观口径下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能够帮助我们对股票市场进行定价。 （二）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分析 1、如何从总量角度进行观察？ 首先探讨一个问题：工业企业营收和利润总额，和我们上一篇提到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之间，有什么联系？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厘清工业数据之间的内在逻辑。 第一，工业企业营收和工业销售产值的概念很接近，而销售产值又可以通过产销率与工业总产值相联系。 营收、销售产值都是和销售有关的概念。从2005-2016年的历史数据来看（工业销售产值只有年度数据，且自2016年以来已经停止披露），工业企业营收与工业销售产值的年度数值相当接近，例如在2016年，两者只相差0.03%。 工业销售总值和工业总产值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基于销售来统计，而后者是基于生产。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数据上来看，2001年以来，官方披露的产销率每年都在97%以上。历史上，工业总产值（2011年后停止披露）和工业销售产值数据结果也很接近。 一言以蔽之，尽管概念上有差异，但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在在数量关系上几乎可以等价。 第二，从概念上来说，工业增加值=总产值-中间投入，工业企业利润≈营收-成本，两者有点像，不过工业增加值并不等同于企业利润，甚至差的有点远。 从收入法可以看得更清楚，工业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它的概念比企业利润要广得多，不仅包括营业盈余（有点接近于企业营业利润的概念，但不完全一致），还包括职工工资福利、生产税、折旧等等。而企业利润实际上只包含了企业所分配的利益。 但是，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和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利润总额同比之间，存在比较强的逻辑关联。 我们在《工业数据分析手册（一）》中，谈到了月度工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它等于本月总产值×上年度增加值率，相当于控制住了增加值率这个变量，而在计算工业增加值增速时，又利用PPI指标剔除了价格因素。所以理论上而言，工业增加值同比是一个很纯粹的、只反映总产量（或者说实际总产值）变动的指标。 又因为工业总产值基本等于工业企业营收，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增加值同比，可以直接看作是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工业企业营收同比。 这也是为什么工业增加值同比+PPI同比（还原了价格因素），和工业企业营收同比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形态几乎一致，甚至比拟合利润同比效果还好的原因。 工业企业利润=营收×利润率。营收又等于量×价，所以我们最终可以把工业企业利润变动的原因，拆分为三个部分：量、价、利润率。 一是产量的变动，可以通过工业增加值同比来观察。 二是价格的变动，可以通过PPI同比来观察。 三是利润率的变动，可以通过营业收入利润率同比来观察。 工业企业利润变化基本就是由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我们可以把每期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速，拆分为工业增加值同比+PPI同比+营业收入利润率同比。下图展示了这一拆分结果。 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对工业企业利润进行分析，无非也就是从这三个角度入手，看看这三个变量的变动趋势如何，并继续深挖它们背后的影响因素。 理论上讲，量和价在大多数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分歧，因为它们总是共同受下游需求的影响。下游需求一旦启动，大概率会同时带动量价回升。 但如果冲击来自于供给端，那么量和价有时可能会发生背离。比如2016供给侧改革后产能出清，PPI同比快速提升，但企业利润的修复也主要是依靠这轮涨价，量没什么太大变动。再比如，2020年1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量出现了很明显的缩减，但是PPI同比的变动并不大。 利润率的波动主要受价格影响。比如2016-2017年PPI同比大幅上涨，同时带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率上升。更准确地说，是原材料涨价，带动了上游和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利润率提升，这段时期的工业企业利润回升的支撑力量也基本是这些行业。 总体而言，2012年后量（工业增加值）相对平稳，而价（PPI）以及利润率则处于较大的波动中。因此，工业企业利润的变化也主要受后两者驱动。 不过要说明的是，利润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终仍然取决于需求好不好，如果只是单一地受供给冲击下的价格上涨影响，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那么这种回升往往难以持续。 2、如何从行业角度进行观察？ 不同行业对应的需求不同，价格变动对它们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所以不同行业的利润同比走势，很多时候存在差异。接下来，我们从行业结构上来分析工业企业利润。 官方披露了各行业的利润总额的绝对值，可以直接计算出各行业占比。拿2019年数据来看，41个子行业中，前20大行业占比合计约为85%。其中规模最大的行业包括汽车、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建材、化工、钢铁等，它们的利润变动会对整体的工业利润变动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 同样地，可以参照和工业增加值类似的处理方法，对行业按照不同属性进行归类与合并（见《工业数据分析手册（一）》）。 我们这里主要从比较重要的上中下游视角展开分析，并沿用上一篇提到的上游、中游原材料、中游机械设备、下游的行业分类方法。 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哪类行业主宰了工业企业利润的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按照上中下游进行相对精确的拆分（可以通过各行业利润的动态占比×各自累计值的同比来拆分，不过由于并非官方公布的同比，在2017-2019年存在较大误差），拆分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分阶段来看上中下游的同比变动特征。自2013年以来： 1）2013-2014年，总体利润增速持续下行，下游行业的利润同比走弱是主导。而上游、中游利润同比均出现了微弱的好转。 2）2015-2016年，总体利润增速见底回升。见底，主要是因为上游行业利润陷入深度负增长。回升，最主要的支撑力量也是来自于上游以及中游原材料行业，相较之下其他行业没有很明显的改善。 3）2017-2018年，总体利润增速快速下行。问题主要出在中下游行业同比的快速下滑，尤其是中游原材料（这一时期受到了统计因素干扰）。 4）2019年，利润增速微弱回升，中下游均有利润好转迹象，但中游原材料更明显。 5）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工业利润增速砸出深坑，而后向上修复。上游和中游原材料都修复得比较慢，中游机械设备和下游倒是修复得比较快，尤其是中游机械设备。 综上，不同时期工业企业利润变动的主导行业可能不一样。但掐头去尾来看，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变动，可能是一条比较明晰的主线，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业企业利润同比的形态，这可能和这个时期价格成为主要变量有关。 既然这一时期主要是价格在影响工业利润增长，那么这种供给端冲击下的涨价，会影响各行业的利润分配吗？ 价格驱动和需求驱动工业利润的逻辑不太一样。如果是终端需求强势启动，那么中下游会首先响应，量价齐升，利润增厚，然后再向其他中游、上游传导——此时所有行业的情况都有所好转，整个工业利润蛋糕都在做大。 但如果是在供给侧改革下，上游和中游原材料价格涨价，理论上来说，可能会侵蚀中下游的利润空间，这具体又取决于终端需求是否强劲。如果终端需求强劲，那么价格或许可以继续向下传递，中下游可以将成本继续转嫁给消费者，但如果需求比较差，那么中下游或许只能承受更高的成本，盈利能力可能会被削弱。 我们先来观察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时期的价格变化特征： 代表工业上游、中游原材料价格的PPIRM同比、PPI生产资料同比明显大涨。 代表工业下游价格的PPI生活资料同比、代表消费价格的CPI非食品同比也有一些涨幅，但涨幅相对有限（PPI生活资料当月同比从2015年末的-0.4%涨至2016年末的0.8%，CPI非食品项当月同比则从1.1%涨至2%）。它们与PPIRM同比、PPI生产资料同比之间形成了剪刀差。 尽管从历史数据来看，工业下游行业的价格弹性一直比较弱，但这一次的反弹力度比以往更弱，也说明了终端需求比以往更低迷。 上游、中游原材料涨价更快，而下游涨价偏慢，说明下游没能完全把成本继续转嫁出去，那么下游的盈利空间可能会被压缩，营收利润率应该走弱。 分别计算各行业的营收利润率变动百分点，可以发现，在2015年末-2017年年中这个PPI上涨最猛烈的时段，上游采掘业、中游原材料行业的营收利润率上涨比较明显，尤其是采矿业、石油、钢铁、化工，中游机械设备变化微弱，而下游中则有较多行业出现了利润率下滑。 这意味下游行业，在面临原材料涨价、同时需求又没那么好的时候，盈利能力的确有所弱化，利润空间遭到了上游、中游原材料行业的侵蚀。 当然，侵蚀效应并没有那么显著。我们用整体法分别计算出上中下游的营收利润率，可以看到，相较于上游、中游原材料而言，中游机械设备和下游的营收利润率一直以来变动幅度都很小，除了年内的季节性波动外，各年的利润率差别不是很大。我们理解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可能原材料成本在下游产品价格中所占的比重没有那么高，所以原材料上涨，对下游行业价格、利润率的影响都没有那么大。 二是可能下游行业（主要面向消费）和上游、中游原材料行业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中游原材料涨价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传递到了非工业行业如建筑业等。 3、如何从企业类型角度进行观察？ 还有一种常见的观察工业企业利润的角度，即企业经济类型（或者说是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由于企业经济类型分类口径多而杂乱，概念上有时也存在一些交叉重叠，有时会引起误解。这里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2011年版《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目前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企业等内资企业，还有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一共9类。 年度的工业财务数据统计，包括以上9个类型，它们互不重合。如果将这9个类别的企业数加总，得到的数据和官方公布的总数是一致的。 在9大类企业中，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工业企业都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属性，现在的数量已经比较少，它们4个再加上“其他工业企业”，占比合计只有1.4%左右。剩下来的还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它们的企业数占比分别约为24.6%、3.2%、58.3%、6%。 这四类企业的关系比较让人困惑，从定义来看，私营企业只是强调自然人投资设立或控股，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只是强调由境外资本投资，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按理来说，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交叉关系。 在实际中，统计局会依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对照表》，将企业在工商总局的登记类型，转换为统计局的登记注册分类。下图中可以看到，尽管同样是在工商总局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但由于股权性质差异，有一些会被统计局归了私营企业，有些归为了外商投资企业，剩下的一些被才会真正纳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所以也没有出现重复计算问题。 再来看月度的工业财务数据。目前月度数据披露的企业经济类型，主要是4类：分别是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本来还有集体企业，但因为它占营业收入比重相当低，2019年起取消发布了。 这4类企业的单位数，加总起来大于工业企业总数，很明显概念存在交叉。实际上，月度的工业企业单位数，其实是等于国有企业（不是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而不是这4类企业加总。 那么这4类企业概念又该怎么理解，怎么与上文提到的9类企业对应？ 1）国有控股企业比较好理解，很明显它代表了国有经济。 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也好理解，它代表的是外资经济。 3）股份制企业是一个容易弄混的概念，从数量关系上看，它实际上=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并且它同时包括国有和非国有的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即是从其中衍生出来的），范围相当宽泛，占规模以上工业单位数比例高达84%左右。总的来看，它其实更接近“内资企业”的概念，适合与外资企业进行对比。 4）私营企业是股份制企业中的一种，它比较接近于我们更常谈到的民营企业，市场大多数时候也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谈论。但严谨地说，民营企业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在通常的语境下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非公有制经济（非国有、非国家控股企业）。而私营企业则特指那些自然人持股设立或控股的企业，范围要小于民营企业。私营企业适合与国有控股企业进行对比。 从四大类型企业各自的利润同比走势来看，变动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不过，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波动率明显要更大。在2017年，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同比显著地高于私营企业，有部分观点将这一点当成“国进民退”的论据之一。 但这其实是因为，国有控股企业集中在上游开采、中游原材料等领域，而上文也提到过，这些领域由于供给侧改革后，价格处于高位，在2017年的景气度相当高，再加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只有私营企业的十分之一不到），弹性更高，所以利润同比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会明显好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另外，国有控股企业和私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不太一样。在信用收紧的情况下，私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会更严峻，理论上这应该会造成私营企业的盈利状况弱于国有控股企业。但以信用迅速收紧的2018年来看，反倒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下滑的更快，这也主要是因为上游、中游原材料利润同比下滑。 所以总的来说，国有控股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差异，大多数时候未必是企业性质差异带来的，而是上中下游行业差异带来的。 4、再议2018年的数据分歧 最后，再来分析一个曾经争议较大的问题：2018年，用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值算出来的同比（-11.8%），明显小于官方公布的同比（+10.3%）。当然，不止是利润总额，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其他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首先可以排除统计局人为调高同比数据的可能性。有一个简单的证据：A股工业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和利润同比，在这段时间也还保持在较高水平，和官方公布的同比走势还是比较吻合的（见图表2、3）。 和行业有关吗？行业结构上似乎看不出什么端倪，因为除了烟草业、水电燃气供应业等个别行业以外，几乎所有行业的累计值同比，都明显小于官方公布的累计同比。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统计口径的调整上，面对公众质疑，统计局也给出了四点相关解释： 1）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数量发生了变化。 2）加强统计执法，对不符合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要求的企业进行了清理。 3）“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剥离了非工业生产经营活动业务数据。 4）对企业集团（公司）跨地区、跨行业重复计算进行了剔重。 第1点、第2点解释，都是在讲规模以上企业样本缩小的问题。也有部分市场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解释，认为这反映了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结果。规模以上企业样本数量减少，所以用累计值算出来的同比要小于官方同比。同时由于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幸存者效应”，留在样本内的、经营质量好的的大企业，利润表现也会更好。 的确，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相较于2017年减少了6929家（降1.8%），样本量有所减少。 但问题在于，过去的20年间，其实出现了好几次同等级别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锐减，比如在2014年4月曾减少1.4万家，2015年3月曾减少9151家，2016年5月曾减少1.1万家，这三个时间点尽管用累计值算出来的同比，也是低于官方同比，但差距全都在1个百分点内，没有出现像2018年一样的巨大裂口。 第3点的解释力度可能也不是很大，毕竟工业企业非主营业务收入占营收比重很低，历年来只有2%-3%左右，就算剔除掉其中的非工业生产经营活动营收，带来的影响应该也没有那么大。 目前来看，第4点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即剔除跨地区、跨行业计算的重复值。但这一点比较难证实，也很难证伪。有两个证据或许能够间接说明这一点： 一是国家统计局的剔重工作开始于2017年四季度，而这正好也是累计值同比与官方累计同比分化的开始时间。 二是在所有经济类型的企业中，国企是唯一没有出现显著数据分化的类别（尽管它在2018年的规模以上企业数样本缩减比例，和其他类型几无差别）。这可能和它作为国企，数据报送质量相对更好有关，所以统计局的剔重工作对它影响较小。 3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数据解读 （一）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结构分析 统计局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主要有以下一些：1）资产端包括流动资产、应收账款、存货、产成品存货、总资产；2）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首先来观察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它显示了工业企业的杠杆情况。注意，上文提到了，2017-2018年工业财务数据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统计异常，而官方公布的资产负债率其实是用累计值计算出来的，没有剔除掉异常因素。因此，如果我们直接用官方公布的资产负债率，可能会出现误读。 要观察真实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需要用官方同比先推算出2017年以后的总资产、总负债累计值，然后再计算资产负债率。虽然由于规模以上口径变动的原因，计算结果仍然存在一定误差，但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其他财务比率，除非有特别说明，否则都按照相同方法进行了调整）。 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除了在2002-2004、2008年进行了微弱的加杠杆以外，工业企业一直处于去杠杆进程中。 2017年后，官方公布的资产负债率出现明显反弹，然而这是一次统计调整带来的“虚假”反弹。通过计算调整后的资产负债率，可以发现企业整体仍然在去杠杆。 分企业类型来看，国企和私企杠杆存在显著分化。 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2008年后进入上升状态，在2016年后进入下降状态，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后基建、地产需求强劲，国有控股企业主要对应的上游和中游原材料行业大幅加杠杆，而在2016年供给侧改革后则转为去杠杆。 相应的，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持续下滑，但到了2018年后有所回升。考虑到2018年后的经济金融环境，私企可能并不是在主动加杠杆，而是在融资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被动加杠杆。 再来看资产端。工业企业资产同比会略微滞后于营收同比。这主要是因为，当企业营收好转的时候，现金、企业应收账款会增多，补充存货的意愿也在增强，导致流动资产增加，进而带动资产同比提升。 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占比从21世纪初的40%，提升到了当前的50%左右，总体来看资产流动性有所增强。 其中，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在2009后出现一次大幅提升，2012年后又逐渐滑落，这个波动主要由存货变动贡献。而2015年后触底回升，则更多由应收账款支撑。 可以继续观察与存货和应收账款相关的两个指标： 一是存货周转天数，不过官方披露的主要是产成品周转天数。企业存货通常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商品以及周转材料等，而产成品存货，其实就是已经生产完了、但还留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的产品，也就是市场常说的“库存”。 产成品周转天数=360×平均产成品存货÷主营业务成本×累计月数÷12。产成品周转天数越少，反映工业企业库存周转越快，产品卖得越顺利。 二是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它等于360×平均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累计月数÷12，应收账款收回期越短，说明赊账越少，收账迅速， 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更高。 同样的，这两个指标也需要进行调整，否则也会得出错误结论。如果采用官方数据计算同比，在2017年之后，产成品周转天数同比、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同比均出现了明显上行。而从调整后数据来看，两者均没有出现异常，而是平缓抬升。 2020年1季度，两个指标再次出现了跳升，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都显示了这一现象。产成品周转天数的跳升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库存被动积压，几乎无法周转。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的跳升，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业务无法开展，营收快速下滑，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冲击下，企业普遍收不上来款，所以应收账款处于高位。 （二）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数据分析 1、产成品存货与库存周期 产成品存货数据是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最受市场关注的数据。 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或者说库存状况，背后反映的是供需力量的对抗。如果需求弱于生产，产品卖不出去，那么库存就会不断积压，具体表现为产成品存货同比走高。相反地，如果需求强于生产，库存去化往往就会比较快。 随着经济增长和企业规模扩张，产成品存的货绝对值本来就在不断增长，所以它没什么太大的分析价值。我们一般观察的是产成品存货的同比，而不是绝对值。 需要注意的是，产成品存货是用金额来度量的，所以它的同比也涵盖了价格因素，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出真实库存数量的变动。比如，当产品价格下行的时候，可能从价格渠道带动产成品存货增速下行，这就使得真实库存的增速可能被低估。 历史走势显示，产成品存货同比和PPI同比有着比较强的正相关性，PPI同比会稍微领先一些。计价因素部分地解释了库存与价格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事实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数据是度量库存周期最核心的指标。库存周期是一个市场上颇为流行的讲法，我们向读者简单介绍这一概念。 从历史来看，经济总是在周期性地波动，尽管不是简单的重复，但仍然呈现出一些规律性。 根据不同的驱动因素，目前被总结出来的经济周期分好几种，有技术周期、产业周期、房地产周期、金融周期、资本开支周期等等，并分别被冠以不同的名称，比如康波周期、库兹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等。 而库存周期，正如其字面意义所表示的那样，它是对企业库存周期性波动的一种描述。这种大约40个月左右的经济短周期波动，最早由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在1923年提出，因此也被称作基钦周期。 上文曾说道，企业库存是供需力量对比的结果。相对于需求变化而言，供给的变化往往存在时滞，这就会导致库存水平出现周期性的波动。 所以说，所谓的“库存周期”，本质上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简洁的切入角度，来刻画供给与需求在短期内不断互动和调整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存货变动对GDP变动的贡献其实很小，它和GDP同比走势的相关性，更多地说明了库存周期是经济周期的响应结果（或者说滞后表现），而不是成因。所以说有观点认为库存周期会对经济周期起支撑作用，从逻辑上来说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针对库存周期，最好是抱以这样的态度：把它当作一种直观的、经验性的线索。比如，如果库存水平已经接近历史底部，我们可以基于这个信号，推测经济周期可能即将见底反弹。但这是一种经验性的猜测，而不是逻辑性的判断。至于是否真的如此，显然还需要更多的经济指标进行交叉验证。 库存周期该怎么度量？一般来说，它需要由两个指标来界定： 一个是库存指标，市场上普遍采用的是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 另一个是生产指标或者是需求指标。 目前缺乏一个比较合适的需求指标。部分研究会采用PPI同比、PMI新订单等作为需求的替代指标，但它们都有着比较明显的缺陷，比如PPI同比不包含“量”的信息，且实际上受供需两端影响。PMI新订单则在统计方式方面和产成品存货有较大差异。 生产指标方面，可以采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作为替代指标。上文也提到了，它基本上等于工业增加值同比+PPI同比，同时包含了产量、价格信息，与同样是名义值的产成品存货可以保持一致。 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走势，决定了经济是处于补库存还是去库存阶段，而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走势，则决定了库存行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两两组合下，一轮完整的库存周期一般包括四个阶段： 1）主动补库存：经济繁荣，需求进入旺盛期，产品销路较好，因此企业更大力度地加快生产，库存水平持续提升。具体表现为产成品存货同比上升+营收同比提升。 2）被动补库存：经济走过繁荣的顶点，迈向衰退，需求已经下滑，企业生产也随之放缓，但需求下滑的更快。产品更不好卖了，积压在仓库，导致库存水平继续提升。具体表现为产成品存货同比上升+营收同比下滑。 3）主动去库存：经济由衰退进入萧条期，需求低迷，企业的生产也开始大幅收缩，库存水平走低。具体表现为产成品存货同比下滑+营收同比下滑。 4）被动去库存：当经济再度由萧条迈向复苏，需求回温，这时企业的生产也随之重启，但还没有完全跟上需求，导致库存水平仍在被动下降。具体表现为产成品存货同比下滑+营收同比提升。 2、中国历史库存周期分析 自2000年5月以来，中国已经相对规律地经历了大约6轮库存周期，目前尚处于第6轮中。每一轮周期又包含了上文说的“主动补库存-被动补库存-主动去库存-被动去库存”4个阶段。 我们将中国历史上的库存周期展示在下图中。 从中国历史库存周期的轮动中，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1）库存周期（即产成品存货同比）的经验底部大概在0%附近，历史最低点为-1.9%。 2）前5轮周期的持续时长有所不同。最短的是第1轮，共27个月，最长的是第4轮，共45个月。平均大概是37.2个月，和基钦研究发现的40个月比较接近。当下正在经历的第6轮周期，时间跨度则相对更长。 3）每轮周期的强度（曲线斜率）也不同。其中第一轮的反弹强度最小，第四轮的反弹强度最大。而后第5轮、第6轮的反弹强度都比较弱，并且第6轮还出现了周期顶部平坦化的特征。 4）每轮库存周期中，四阶段占比各有不同。综合来看，被动去库存时间最短，且变化不大。近年来主动补库存的时长正在逐渐变短，而被动补库存的时长在增长，同时在第5轮、第6轮周期中，主动去库存的时间跨度也开始明显拉长。 这说明，库存周期虽会重演，但不会简单重复。无论是持续时长、周期强度、四阶段各自占比，乃至曲线的形状，都会因为周期驱动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有强需求作为支撑的库存周期，表现会更好。比如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需极为旺盛，再加上房地产高景气度，使得第2轮库存周期相当强劲，补库时间持久，特别是主动补库存阶段，长达19个月。甚至到了最后去库存阶段时，库存水平降的也不多，很快又进入了第3轮补库周期。 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货币大放水+四万亿刺激政策见效快，第4轮周期反弹力度大，但实际上这种需求难以持续，所以主动补库存持续期很短，随后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被动补库和主动去库阶段。 到了第5轮、第6轮，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更大的经济下行周期中，需求始终较为疲软，使得库存周期反弹强度不大，并且主动补库存持续期也已经大大缩窄，分别只有8个月和10个月。 对于当下的第6轮库存周期而言，初始的回升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受益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的好转，二是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后PPI同比提升。这分别从量、价两个方面带动了企业补库。 但是房地产和出口的回升总体而言比较温和，来自需求的支撑力量还不是很充分，消费、制造业投资等都在走弱。而供给冲击下的价格上涨，也是偏短期且不可持续的。这都限制了第6轮的主动补库期持续时间和周期强度。 另外，第6轮周期中还出现了特殊的“顶部平坦化”现象，即2017-2018年间产成品存货同比，长期维持在7%-9%区间内小幅波动。 我们猜测这可能与供给侧改革有关。供给侧改革以前，企业补库会相对自由地上升到一个峰值，然后再滑落，然而2016年后生产受到供给侧改革的约束，企业补库也面临着天花板，库存水平只能徘徊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上限附近。 2019年四季度，库存水平已经基本触及至0%左右的经验底部，当时市场上也出现了新一轮库存周期即将开启的声音。 然而，尽管2020年库存水平的确向上反弹了，背后推手却并非是经济复苏，而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让这轮本就不那么“常规”库存周期，再度发生了变形。 在2020年一季度的防疫措施下，企业停产停工，生产能力受限，但同时物理隔离下，总需求也在快速收缩，导致库存被动积压。经济从2019年底的主动去库存，直接切换到一个类似于被动补库存的状态。 不过随着中国疫情防控顺利，企业陆续复工，需求好转，库存又在逐渐去化，但目前仍然处于8.3%的相对高位（截至2020年6月）。 3、行业库存周期的分化 接下来，我们观察各个行业的库存周期状况。 如果不考虑新冠疫情冲击，只看2019年底各行业所处的库存周期位置，那么当时绝大部分行业都处于被动补库存和主动去库存阶段中。 上游行业以被动补库存为主，中游行业以主动去库存为主，下游行业则被动补库存和主动去库存皆有。说明上中下游行业均处在一个需求较为疲软的阶段。 不过，也有很多行业库存去化比较彻底，2019年正在接近或已经突破了历史经验底部，特别是中下游行业，比如电气机械、汽车、造纸、食品、家具等。这意味着一旦需求启动，可能这些行业的库存周期的反弹会比较明显。 有个别行业在2019年四季度似乎出现了主动补库的迹象，比如汽车制造业以及与它相关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历史上，汽车销量同比明显领先于汽车制造业库存同比，而2019年汽车销量开始见底回升，需求回暖大概率是这次汽车制造业的主动补库动力。正如上文所说，汽车库存已经到达历史最低位，所以这次的反弹力度也比较大。但是到了2020年，主动补库行情就被疫情给中断了。 部分行业如家具制造业、电气机械等也在2019年年末出现了主动补库存迹象，它们也是库存突破了历史底部的行业。 在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各行业目前又处于什么情况呢？ 随着疫情防控到位，各行业的库存同比在走过了2020年的一季度高点后，基本都开始下行。但各行业库存去化速度有所不同。 其中中游原材料行业既是疫情期间库存积压最严重，但也是疫后去化速度最快的行业，比如化工、非金属矿、钢铁、金属制品等。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对应的下游需求更多地来自于工业需求，只要下游企业不复工，它们的库存就完全没办法消化。 而随着疫情冲击逐渐消解，企业复工后工业生产反弹，同时房地产为了弥补疫情造成的工期延误，加快了施工进度，再加上基建加速启动，短期内各行各业对原材料需求都比较大。因而带动了中游原材料行业库存的加速去化。 同理，中游机械设备也主要面向工业需求，库存也积压得比较严重。但它的去化速度也没有中游原材料这么快。毕竟企业刚刚遭受了一波疫情冲击，元气大伤，对经济的预期还比较差，购买机器设备、扩大产能的意愿不是很强烈，所以中游机械设备的需求端相对低迷。 对于下游行业来说，多少有一些刚性消费需求在支撑，所以它们的库存水平积压幅度相对较小。而疫情冲击了居民资产负债表，消费需求偏弱，因此下游行业后续的库存去化速度也比较慢。 在所有工业行业中，有两个行业比较特殊，一个是计算机通信，一个是医药。 这两个行业的产成品存货同比，并没有像其他行业一样，在3月到达峰值后就回落，而是在高位延续了一段时间，甚至继续向上。与此相对应的，是它们的营收同比也在反弹。 这意味着，它们反而进入了主动补库存的状态。而不是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导致库存积压。这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业和海外防疫需求高度相关，前者受益于直接的医疗防护，后者则受益于线上办公需求的增加。 假如把疫情当作一场纯粹的外生冲击，也就是说只带来了短期的、一次性的影响，那么可以假定，疫情冲击结束后，生产和需求会反弹至疫前水平，原来被动积压的库存逐渐去化，库存水平也会先向疫前水平（也就是2019年末水平）收敛，然后再回归到原来的周期轨道中。 总的来说，目前各行业的的最新库存水平（2020年6月），仍然普遍高于疫情前水平（2019年四季度），这意味着各行业“复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其中，中游原材料可能会率先回归疫情前水平，而其他行业大概率会更慢，尤其是下游行业。 但“疫情一次性冲击”其实是一个不够合理的假设。实际上，疫情会通过损坏资产负债表，给经济施加以长期的影响。具体可能体现在：1）库存周期在低位的时间可能会延长。2）下一轮新的库存周期的反弹力度可能更弱。3）主动补库存的持续期更短。 此外，不同行业对应的需求也不同，疫情冲击对终端需求的影响是有差别的，这使得行业间库存周期分化、错位的现象可能会更明显。与消费、出口和制造业投资相关的行业（主要是中游机械设备和下游），库存周期开启的难度加大，而与地产、基建相关的行业（主要是中游原材料），库存周期更有希望开启。 其实，不同行业间的分化早就已经出现了。下图中可以看到，自2016年以来，上中下游库存周期的同步性已经很差了。 并且，有一些行业的库存周期已经变得更加短期化、碎片化了。尽管这轮从2016年开始的库存周期，整体上看好像还没有走完，但很多行业其实早已走完了一轮完整周期，甚至还开启了新一轮周期。 这一点可能在上游行业体现的比较明显，比如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库存早在2018年2季度就已经触底回升了，而煤炭开采业和洗选业则是在2019年2季度。其他比如化工、化纤、能源业等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 行业间的周期分化加剧，可能会带来整体库存周期的变形和不确定性，这将导致整体的库存周期判断起来更有难度。所以对于库存周期的使用，需要更加谨慎。
围绕5G的广阔空间，家电与科技巨头的联盟正向更深领域渗透，势力也在不断扩大。 近日，多个巨头在5G商用领域动作频频，跨界联合研发，落地生态实验基地，欲孵化新业态。长虹与上海海思的5G应用联合实验室于近日宣告成立，双方将在智能工厂、安全芯片等领域布局5G产业。联想集团也与联通在线宣布将成立5G应用联合创新实验室。华为联合长虹、京东方等多家企业智慧屏白皮书工作组，探索loT智慧家居生态模式。 5G已迎来了商用的关键期。在这关键期的冲刺阶段，5G商用市场将有着怎样的变化，将催生出怎样的业态？ 巨头深度联合研发 5G技术落地迎关键期 目前，5G商用发展进入全面冲刺阶段。5G商用的升温，不仅使家电和科技巨头联盟，零售企业也加速跨界结盟圈地，集合家电、科技、运营商的5G生态联盟正在不断扩大，且交叠合作。 近日，长虹宣布与海思成立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也是海思目前唯一一个5G联合实验室，聚焦5G，结合AI、8K等技术融合。 据悉，双方将围绕数字智能工厂、智能显示、芯片等方面联合创新。 海思是一家半导体公司，业务还涉及芯片和电视机顶盒等。而长虹是国内拥有较为完整产业链的家电巨头，并建立了5G+8K电视、5G+工业互联网生产线，近年来在5G应用等有较广、较深的布局。 四川长虹副总工程师何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虹与海思将在智慧工厂、人工智能等垂直领域展开深度合作，长虹将继续加大在5G融合终端应用上的研发投入，并加速推动新型智能终端的应用场景落地。” 实际上，这不是双方的首次合作。长虹旗下爱联科技研发的首款国产超小体积5G通信模组，也是采用上海海思5G模组中间件方案设计，支持5G/4G/3G多种网络制式，可广泛应用在智慧工业、智慧能源、无人机等领域。长虹内部人士透露，这是继全球首款5G工业互联网模组在长虹下线后的又一突破。 谈及长虹和海思的合作空间，钉科技创始人丁少将接受采访时表示：“海思用硬核底层技术以及围绕其展开的软硬件能力打造数字经济的基础，长虹通过终端和服务应用的真实落地将技术的价值不断释放，这其实就是在让‘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更好服务数字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能显示、物联网模组、智慧家庭、安全芯片、智慧交通等领域是值得期待的。万物互联的新形态也会呈现，比如以显示为基础的交互的泛在。” “5G应用已经成为今年彩电新品中的旗舰高端功能。长虹作为老牌的彩电企业，在制造、营销以及产品的新技术落地方面具备产业优势，海思作为全球5G技术的主要推动者，它们之间的结合，对家电业5G技术的推广和落地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是5G技术落地家庭场景的重要一步。”奥维云网（AVC）消费电子事业部研究总监揭美娟对记者表示。 新模式交叠出现 企业如何突破？ 我国5G部署不断提速，已建成全球最大的5G商用网络。 对于5G商用目前的落地情况，揭美娟表示：“5G功能在电视接入后实现更多可能性，5G影视、5G教育、5G游戏等，随着家庭场景的丰富，家庭健康、家庭环境都能享受5G带来的红利，家庭生活将从智能化逐渐走向智慧化。” 丁少将认为，从市场层面和消费层面来看，随着企业的联合布局，5G“智慧”应用已有实质性进展，比如作为智慧家庭布局的一环，充当信息、控制、服务等的中心，这其实已经是彩电厂商的规定动作，5G的加入将持续提高效率。同时，5G技术持续创新推动5G应用场景落地，拓展企业能力，比如大屏社交、大屏云游戏等较为繁荣。另外，“5G+8K”较为成熟，制造企业的精益智造已有效落地，比如长虹的国内首条“5G+工业互联网”生产线。 “场景的构建和全屋‘智慧’的实现以及资源互联，依旧是家电企业和科技巨头合作需要进一步打破的，无论是自主完成还是跨界合作，这是家电企业必须要完成的‘使命’。以此为基础，企业更大的空间其实在于终端延伸之后的应用和服务，这也要求企业把握用户需求的本质——终端背后满足需求的能力。如何真正创新地摸索出为市场所接受的服务生态，这是家电企业要去考虑的。”丁少将对记者表示。
8月24日，中国出海品牌领军者安克创新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发行价格为66.32元/股，发行数量为4100万股，成为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企业。 成立于2011年的安克创新，是国内营收规模领先的出海消费电子品牌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从事自有品牌的移动设备周边产品、智能硬件产品等消费电子产品的自主研发、设计和销售，是全球消费电子行业知名品牌商。主要产品包括充电类、无线音频类、智能创新类三大系列，三大系列产品热销于全球多个著名线上电商平台与线下商超。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9.03亿元、52.32亿元、66.5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0.58%；年度净利润分别为3.29亿元、4.27亿元和7.2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8.21%。其中，97%以上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境外销售，包括北美、欧洲、日本、中东等经济发达、消费力强、运作规范的市场和地区，塑造了中国消费电子品牌出海典范。2020年上半年，安克创新实现营收35.28亿元，同比增长24.52%。 招股书显示，安克创新是扎根中国本土，业务遍及海外的中国出海企业典型代表。公司在全球最大传播集团WPP与Google联合发布的“BrandZ中国全球化品牌50强”上连续四年上榜并位居前列，并入选2019灵眸奖“十大实力全球化领军企业”和2019年“福布斯中国AIoT百强企业”，已成为中国消费电子品牌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 对于此次成功登陆创业板，安克创新负责人表示，这是安克创新未来发展的另一个起点。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创新的产品，并为资本市场及股东提供更大的回报。（张问之）
2020年8月24日，注册制下的创业板首批18家企业即将上市，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由增量市场科创板、新三板精选层正式迈向了存量市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将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发展；将优化投资者结构，提升投资者资产配置效率；也将在中国资本全面注册制改革进程中起到关键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01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是存量市场改革的第一步，将起到全面注册制改革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伴随着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开市，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迈出了第一步。注册制是成熟资本市场（如美股、港股）中所运用的核心制度。其相关制度安排，对优秀企业上市融资及上市后再融资发展的吸引性更强、发展条件更优，也可以使得市场投资者实现资产配置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伴随着科创板注册制的平稳运行，注册制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效果已逐步体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是存量市场注册制改革的第一步，不会是最后一步，中国资本市场必然会迎来全面的注册制改革。伴随着创业板市场在注册制下的发展，未来创业板也将在存量市场改革中起到示范效应。 02 对企业通过注册制方式上市而言，创业板补齐了科创板行业缺口，行业范围得到扩宽 在行业定位上，注册制改革后的创业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而此前运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突出硬科技特色。可以看到，未来将会有更多非“硬科技”行业的企业实现在注册制下的创业板上市融资发展，这也是对科创板行业缺口的一个补充。数据上看，截至8月20日，深交所已受理365家企业的创业板首发上市申请。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划分，创业板申报企业广泛分布于52个行业，其中189家新申报企业涉及40个行业。申报企业还涉及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批发零售等新模式、新业态产业。 03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将带来上市公司价值分化，投资者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参考海外运行注册制的成熟资本市场，未来创业板也将与美股、港股一样，形成上市公司价值的分化。少数的行业头部公司将享受高估值溢价，占据市场内主要的交易份额与市值；而剩下大多数的非行业龙头、无基本面支撑的上市公司，则会逐渐丧失估值溢价以及流动性，甚至会被退市。此外，注册制下的创业板，上市前五日不限涨跌幅，涨跌幅限制改为20%。这一变化将加大个股的短期波动，并且也会影响到创业板整体市场的波动。所以，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不具备专业投资判断能力的投资者数量将逐步减少，市场投资者结构将呈现专业机构化。
8月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 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中国打造国内与国际双循环协同，外资企业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产业链的韧性、消费的潜力、经济开放的取向。只要这三大趋势确定，尽管全球地缘政治的噪音不断，全球企业界依然会对中国双循环带来的机遇乐见其成，愿意积极参与。 以下为发言全文 自从中国提出打造国际与国内双循环协同以来，外资比较关心的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产业链的韧性，也就是其稳定性。第二，消费回流的潜力。第三，中国是否坚持经济开放的取向。如果这三个趋势是确定齐头并进的，那么尽管全球地缘政治噪音不断，全球的企业界依然会对中国内外循环带来的机遇保持乐见其成的态度，并愿积极参与其中，这会为中国应对逆全球化提供底气。 首先，产业链的韧性。讲最近不少研究机构、投行认为，新冠疫情会促使全球企业重新审视产业链风险，甚至不惜花费上万亿美元从中国搬走，在别处重建产业链。但是，从各种证据和迹象来看，我的观点是，实情可能恰恰相反。疫情之下，中国已成为了跨国企业的避风港。这一观点，可以从大摩调查的几百家跨国企业的中国情绪指数中管中窥豹。该指数在2季度大幅反弹，到达了最近三年以来的最高点。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消费市场修复强劲反弹的信心，其中支撑此信心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产业链的稳健性。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领先于全球，率先转正复苏，其中，出口表现一枝独秀。最近两年半，关于贸易摩擦、供应链外移的声音不断。然而中国制造业出口却一直克服不利因素，从2018年下半年到现在，持续逆势提升全球份额，彰显了其在高附加值制造业的竞争力。出口从疫情以来连续5个月好于市场预期，7月更是同比增长7%，将其他的出口国远远抛在身后。不只是因为口罩和医疗设备的出口量提高，其他主要的电子品也都表现强劲，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产业链在这次全球新冠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 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有力，支持了产业链迅速复工复产，同时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相对比较齐全、集聚，这实际上是在全球受冲击时，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必需品供应链。对比同期其他主要出口国，要么现在还处于停工停产阶段，要么其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不够齐全，个别环节的阻碍使得其生产能力受限，因此不少订单从其他国家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出口份额连续两年提升，目前已占到全球出口市场14%。这是中国出口份额自身的历史最高点，也是过去40年以来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最高记录。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经此一疫，顺利地渡过了压力测试，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避风港。 其次，由于国内疫情控制得好，给了老百姓恢复常态生活的定心丸，中国国内的旅游、出行、餐饮、娱乐，基本领先于全球率先基本恢复常态。再叠中国居民海外消费的回流，使得今年中国消费市场成为跨国企业业绩的最大亮点。这更加证明了世界离不开中国。汽车的销量继续增长，民航的国内客运量也逐渐恢复到年初的90%左右。酒店的入住率已回升至65%，大体回到了今年年初的水平。电影院算是相对较晚才恢复开放的，并且按照逐步分阶段开放的方式进行，但是8月份以来，其日均票房收入相比7月底实现翻倍。 相比而言，全球多数地方的消费者目前大多还受制于社交隔离的状态，中国消费者率先回归，可以从跨国企业在华运营情况中管中窥豹。我们每个季度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调查的“跨国企业中国情绪指数”，在最近一次调研里显示大幅反弹到2018年以来最高点，反映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消费市场的信心强劲回升。 中国的避风港效应也体现在，海外消费的回流。国际旅行在疫情之后元气难以尽复，老百姓对海外出行的心态也会有所改变。过去5年，中国居民在境外的花费达到每年2万亿人民币，如能改善国内高品质消费的瓶颈，顺势推出更多像海南免税港一类的举措，承接消费回流，未来预计接近一半即万亿左右会回流到国内的高端汽车、奢侈品、化妆品、教育、旅游娱乐等领域，这一趋势有助于打造内循环。在此基础上，再搭配对外开放的政策，可能有助于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也就是把产业链继续留在中国，主要服务于中国的消费者。 这方面的亮点不发，7月份期间，海南的免税店基本上每天都是长龙不断，其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240%。全球化妆品巨头欧莱雅，其财报显示，在中国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8%，第二季度更增长30%，因为中国国内免税旅游的蓬勃发展，给这些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新机遇。中国境外消费的回流，可能是未来几年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趋势之一。 比如电动车领域的特斯拉，今年第二季度特斯拉在中国的收入同比增长一倍，达到全球总收入的1/4，究其原因是它在上海的超级工厂能够生产和销售Model3。除了它以外，不少全球的行业巨头也主动地要求企业在中国的主要供应商保留在中国的产能，不能全部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墨西哥，用于对接中国本土的巨大消费潜力。比如最近半年内，耐克指名要求其供应商保留中国工厂，因为疫情期间验证了中国的消费能力是全球最有韧性的，所以需要工厂继续留在中国，支持耐克在国内高端市场的战略发展。 对中国经济来讲，这种海外消费的回流，从宏观角度还能显著改善国际收支。我们观察到，在国际收支的统计中的“净误差和遗漏”这一项（即跨境的隐性资金流出），在过去6年时间内都是流出的，但今年则从过去每个季度平均流出500亿美元，转变为流入230亿美元，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是一个避风港，国际旅行的减少反而使得中国受益于消费和资金回流的趋势，显著改善了国际收支。这一趋势之下，人民币也更具韧性。从最近的资本和贸易结算结果来讲，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人民币的认可程度在不断上升，中国的跨境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上升，超过2015年汇改之前的历史最高水平，达到了40%的比例。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开放”。从短期政策方面来讲，由于中国的消费正逐步恢复常态，出口也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避风港效应，因此决策层不急于像西方经济体一样大举采取刺激政策，这也是吸取了历史经验的明智之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但是中国采取了大规模刺激政策。 尽管客观上支撑了全球经济和市场，使得中国的贸易伙伴们在当时无不受益匪浅，但是其留下的债务、产能等后遗症，只能靠中国在其后十年内独自消化，其他的贸易伙伴对此无人喝彩，甚至不少都会责难中国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冲击全球市场，完全无视中国的政策在08-09年拯救了全球经济的事实。而尽管美国在2008年也采取了一定的刺激政策，但很大程度上仍由市场经历了出清、去杠杆的过程，这也使得美国的经济与市场在之后8年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复苏首屈一指。 此次全球新冠大衰退，则是2008年的镜像。尽管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率先遭受经济冲击，但中国的刺激措施跟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更为温和和自律，其政策发力点始终聚焦在防控疫情，保复工，保产业链。反观一些发达经济体，其生产能力没有恢复，央行扩表、财政举债和对消费者的补贴措施却层出不穷。这种超脱地心引力的大规模刺激，易放难收，容易引发此后包括民粹、债务、通胀在内的诸多长期后遗症。这次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应对，显然是充分参考了2008年的得与失。 根据7.30政治局会议的决策，国内的政策重心已经从短期刺激的逆周期政策，转移至应对长期挑战来维护产业链的完整性，管控脱钩的风险方面。其中跟外资相关的，短期有两个政策抓手：第一，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继续开放，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尽管中国的供应链韧性较强，通过了疫情的大考，但是一些发达国家还是鼓励它的企业采取“中国+1”战略，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这无疑给中国的开放带来了更多紧迫性。 但是，依托中国较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市场准入、公平透明的竞争性政策，来吸引外企“在中国、为中国”。关于这点，最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可见一斑：尽管全球地缘政治的噪音不断，美国企业仍然高度重视中国市场。83%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仍然是其全球主要的战略市场之一，这跟去年的比例82%基本一致。87%的受访企业表示没有计划将产业链外迁，这跟去年的比例也相仿。 我认为，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就是彰显“在中国，为中国”的产业链本地化的例子：今年2季度，它在中国的收入同比增长一倍。鉴于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力，马斯克也预计在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整车生产中，将中国本地化零部件供应的比例从当前的40%快速提升到80%，这正是产业链在中国本地化落地，在中国、为中国的最新例子。 综上所述，中国打造内外双循环经济，外资主要关注三个关键词：第一，中国制造的韧性；第二，消费的前景；第三，中国是否继续坚持开放的取向。疫情以来，这三大趋势较为确定，齐头并进，因此即便全球地缘政治噪音不断，跨国企业依然会对中国内外循环带来的机遇乐见其成，并愿意积极参与。
近日，第三轮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正式公布，本轮集采共涉及56个品种，其中55个品种成功中标，拉米夫定流标，外企原研品种仅有三个品种中标，国内企业成为主导。罗欣药业在本轮集采中表现良好，共两个品种中标，分别是盐酸氨溴索片和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盐酸氨溴索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的祛痰药，公司拥有120万吨的氨溴索原料药产能，在成本控制方面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此次报价结果也较为理想，根据医药魔方统计，本轮集采氨溴索口服常释剂型共有6家企业参与报价，最后仅有罗欣药业、仟源医药、上海医药等3家企业中标，其中罗欣药业以最低价中标，首年约定采购量1.11亿片，占本次集采约定总量的43%。 奥美拉唑口服常释剂型共5家企业参与报价，最终仅有罗欣药业和长江健康中标，两家企业分别获得约定采购量（按10mg计）的66%和34%，罗欣药业10mg规格报价0.12元/粒，长江健康20mg规格报价0.15元/粒，罗欣药业以相对更高的可比价格，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凸显公司在消化领域的产能和成本优势。 未来可以预见带量采购将成为仿制药的常规销售模式，拥有原料药产能、具备成本优势的企业将更具有竞争优势。罗欣药业在呼吸、消化、抗生素等领域深耕多年，多数品种拥有原料药产能，同时全面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注射用兰索拉唑等10余个品种已经完成一致性评价申报，在未来仿制药竞争中有望占得先机。 除自身仿制药品种外，公司在高端制剂、创新药等领域布局也不断丰富，在呼吸制剂领域和印度阿拉宾度在成都设立了合资公司，引进13个雾化吸入产品，消化领域新药LXI-15028目前国内已基本完成III期临床试验，普卡那肽准备启动III期临床。另外还有LX-039、LXI-15029、LXSH-ND001等多个抗肿瘤产品处于临床阶段，公司创新产品开始发力，仿创结合布局已经形成。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央行 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研究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交易商协会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部分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房地产市场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为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会议强调，市场化、规则化、透明化的融资规则，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排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推动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健运行，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还就完善住房租赁市场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形成“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等进行了研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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