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部署，确保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落实落细，7月31日上午，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到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殷勇介绍了北京市保市场主体相关举措及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介绍了北京地区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进展、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落地等情况；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北京银行负责同志围绕如何落实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作了发言；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公司、北京三未信安科技公司、北京小笨鸟信息技术公司代表反映了已出台的金融政策对企业的扶持情况，以及应对疫情冲击、持续经营方面遇到的困难。会议就当前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并交流了意见建议。 易纲详细了解了金融机构线上银企对接服务、延期还本付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等具体情况。他指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人民银行果断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利率下行，创新推出了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多项直达政策支持工具，稳企业保就业，推动金融合理让利实体经济。 易纲强调，金融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金融服务，主动适应企业融资新要求，确保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地见效，为稳企业保就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易纲要求，针对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提出的当前小微企业融资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人民银行各相关司局和营业管理部要认真研究，进一步提高货币信贷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人民银行办公厅、货币政策司、金融市场司以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参加座谈会。（完）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近日由学术总顾问吴晓灵牵头完成了《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当前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专题报告。现将报告全文发布如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多项涉及中小银行和小微金融服务，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6月1日，央行等八部委也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纪律约束机制。6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要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升普惠金融在考核中的权重；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切实做到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贷款难度进一步降低。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组织专题调研，剖析中小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中小银行的主要诉求，并就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提出政策建议。 一、中小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领域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中小银行利润空间受挤压，经营风险上升 中小银行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非利息收入有限。向实体经济让利则限制了银行的息差空间，比如地方法人银行获得再贷款后，执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得超过LPR+50BP，但由于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差、现金流紧张，违约风险高，中小银行的利润可能无法覆盖风险。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但盈利增长主要集中于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的利润同比为负增长。 当前银行业吸收了实体经济的大量经营风险。由于无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的实施，大量不良风险暴露被推迟，再加之信用贷款增多，银行在疫后的金融风险将加大。待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许多贷款将变成实实在在的不良贷款，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增大。 同时，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大范围实施可能导致部分银行在一年内没有现金流入。尽管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对地方法人银行给予其办理的延期还本普惠小微贷款本金的1%作为激励，但中小银行流动性状况依然可能恶化。 （二）适格的小微企业客户不足，市场竞争激烈 在部分地区，中小银行面临合适的小微企业服务对象不足的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部分地区在治理“散乱污”企业的过程中，大量小微企业被关停、取缔，导致该区域内小微客户数量严重不足；二是部分地区的企业以产业链上的大型龙头企业为主，虽然整个产业链上存在小微企业，但主要都在县域范围以外，而农信系统的中小银行面临着贷款不出县的经营范围限制；三是部分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建设较为落后，缺乏有效识别适格小微客户和精准营销的能力；四是大型商业银行为落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的要求，下沉客户群体，利用资金价格较低的优势与中小银行展开竞争。 （三）中小银行资本不足问题较普遍，资本补充较困难 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差，通过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比较困难。 从外源融资来看，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的工具和渠道有较大不同，非上市银行补充资本的渠道相对更加受限。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尤其是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很大的限制。 股东投资中小银行的意愿相对不足。第一，银行（尤其是国有属性的银行）在增资扩股时，入股价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否则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但当前上市银行的PB（市净率）普遍低于1，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认为银行的价值低于其净资产。因此股东不愿意以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增资。第二，国有企业都有主责主业，金融属于非主业，目前国有企业进行非主业投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限制。第三，由于股比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的股东权利有限，既无法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也不能推荐高管人员。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主要取决于银行的经营班子、董事会是否勤勉尽职，股东的存在感较低。 股东缺乏出资能力或符合要求的潜在股东较少。目前部分中小股东缺乏持续的出资能力，主要股东虽然愿意承担起增资责任，但是又面临股权比例限制。如果新进的股东比照发起股东的资质要求，短期内也比较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对象。例如，对于民营银行而言，股东必须是纯民营企业。但今年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自身融资都比较困难，此时让民营企业出资数亿元投入一家银行，且5年内不得分红，不得获得任何形式的关联贷款，是比较困难的。 （四）小微企业数据获得成本较高，数据来源不足 开展小微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大数据和金融科技。在数据来源方面，大行相对中小银行更有优势。小微企业的数据获得成本较高，可能达到整个贷款的0.5%-1%，从而提高了贷款成本。 现在全国不少的地方政府都在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整合政府采集到的公允的、公开的、多维度的大数据，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评价，提高征信的公信力，使之成为银行风控可以采信的基础，且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获得和使用这些征信数据，对中小企业进行精准服务。但是，在平台建设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缺乏顶层设计，平台建设由各地方政府主导，规则不统一，信息割裂；第二，数据整合的程度不一，各个政府部门的信息孤岛现象较普遍，金融、工商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海关等部门的信息未能有效整合，小微企业的一些非信贷信息的可读性比较低，缺乏深入挖掘和标准化处理；第三，底层数据获取困难，有的金融服务平台会根据自身建立的风控模型给银行一个企业评分，具体的企业数据银行还是无法获得。 二、中小银行开展小微金融服务的主要诉求 （一）监管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供便利的条件 提高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效率。市场发行窗口转瞬即逝，审批流程过长，可能使得中小银行在发行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工具补充资本的过程中，丧失最佳的市场机会和时间窗口。因此，中小银行希望降低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工具的审批难度，简化审批流程。 放宽中小金融机构补充二级资本或其他一级资本的条件，放宽对投资者的限制，提高永续债的流动性。 创新补充资本的渠道，比如一些非上市的可转债、一些转股型的二级资本债都可以进行探讨。 对于股东入股，目前在资金来源、企业性质、财务指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部分中小银行提出，对于新进的股东能否适时适当地放开股东注册地的限制，扩大投资者的来源。部分民营银行提出，希望能够在严格公司治理的前提下，比照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股权结构要求，适当地放宽对民营银行主要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 （二）对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监管 在经济下行时期，希望对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的监管，适度放松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给予更高的容忍度，比如只需要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下限而非上限。 此外，有中小银行提出，在支持制造业、实体经济和普惠小微的资本消耗方面是否可以有阶段性的政策优惠，通过阶段性地降低这类业务的风险资本占用比例，减缓资本消耗和补充资本的压力。 中小银行内部也需要进行差异化监管。对于经营规范和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银行，在股东的持股比例、股东资格等方面希望和表现较差的银行有所差异。对公司治理规范、差异化经营比较突出、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中小银行，希望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加快推进上市、丰富资本的补充渠道等，进而产生示范导向作用。 （三）对中小银行的业务创新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包容 部分中小银行提出，希望在创新业务的流程方面给予更大的容忍度，比如：对于开展供应链金融可能涉及的网上异地开户问题是否可以放宽相关方面的限制，或者给予省一级监管部门更大的权限；互联网银行由于没有网点，主要是在线上开立二类户为主账户，在服务功能上受到很多限制，是否可以放开互联网银行线上开立账户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增强互联网银行账户服务的功能。 （四）获得平等的金融公共基础设施准入待遇 以普惠金融所需的大数据为例，可能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目前民营银行在小微企业的政府信息共享方面比较滞后。部分银行反映，希望可以获得底层数据，以便追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相关数据的变化，便于开展贷后管理；对于一些新生代企业，也可以分析其发展过程，适时介入提供融资。 （五）提高对中小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容忍度 负债是中小银行的短板，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对于中小银行来说，数据的获取和客户的获取更多需要依赖外部机构（比如助贷机构），需要向这些机构支付费用，因此数据成本和获客成本较高。此外，中小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相比，获客的层级相对更偏下沉，这部分客户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风险成本也相对更高。为维持一定的利差空间，中小银行的贷款利率需要比大行更高一些。 （六）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率的容忍度，拓宽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 小微企业的违约风险相对较高，对于主业集中于小微企业贷款的银行而言，不良率水平往往更高，这是市场的一般规律。如果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执行和大型企业贷款同样的要求，银行就会出现“惜贷”“慎贷”等情况。因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监管对普惠金融的风险容忍度。 大中型银行进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手段较多，包括资产证券化、组建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等，而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相对有限。建议进一步拓宽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通道，如指导中小银行以市场化的方式有序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帮助中小银行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三、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上明确中小银行服务小微的重要地位，对中小银行提供更大支持 中小银行在支持小微、稳定就业、保民生中占据重要地位，几千家中小银行吸收了几千万家小微企业的风险，因此中小银行也是需要被留下的“青山”。 一是要维护中小银行流动性，便利中小银行融资。要强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结构调节功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防止中小银行因贷款延期还本付息造成现金流断裂。 二是要畅通流动性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工具更加直接通达中小银行。目前央行的很多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对手方是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成为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下游，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较高，建议未来可探索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直接向中小银行开放。 三是推动小微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中小银行拓展便利化的融资工具。 四是支持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纾困专项债等。从税收方面阶段性地给予中小银行一定的减免，专项减免节省的税收，可以用于处置不良或者是补充拨备。 五是延长普惠小微贷款支持政策的期限。央行推出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以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有利于缓解中小银行的不良压力和资金压力。建议政策工具的期限不要定为一年，因为未来疫情的演化仍存在不确定性，希望能延长期限，给市场一个更稳定的预期。 六是探讨小微贷款风险出表或风险共担机制，发挥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降低反担保的要求，及时履行代偿责任和首次贷款的支持，提高担保的放大倍数，并且降低担保费率。对于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持续的资金来源，也需要有明确的安排。 七是允许中小银行在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方面与大行有所差异。从小微企业的角度看，首先关心的是融资“难不难”，也就是贷款的获得感，即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或者不需要其他代价从银行获得融资，能否凭借自身信用而非抵押就可以获得贷款。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应该遵循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控制贷款利率的上限，既不利于小微企业获得贷款，也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健康发展，因为银行不愿意以低息给高风险企业放款，为了解决融资贵反而可能会加剧融资难。 八是改进银行考核办法，提高银行自主权。现在过多的、过细的、分类的比例考核，影响了银行经营自主权，而且还会产生很多的扭曲行为，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二）建立内外部激励机制，约束中小银行立足本职 中小银行要明确自身定位，立足基层，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民营企业，服务县域经济，服务三农，不能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张、经营地域的扩张，而是要不断提高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不管是在业务上还是在组织体系和资源安排上，都要向小微倾斜。可以通过单列小微信贷计划，增加业务专项费用，酌情下放审批权限。 要利用好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建立差异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中小银行支持小微企业。 从内部看，要降低小微金融从业人员的利润指标考核权重，增加小微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在尽职免责方面做进一步优化，要厘清尽职免责的认定标准，防止过度追责，免除相关业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在分支行行长和领导班子考核中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考核权重，提高分支行和业务人员积极性。 从外部看，要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措施，引导中小银行向小微领域倾斜。在金融监管方面，要优化监管政策外部激励，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规定，开展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评价，进一步放宽普惠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在金融机构绩效考核方面，要弱化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长的要求，将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小微企业贷款情况挂钩。在财税支持方面，要落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和奖补的措施，力争做到应享尽享。 （三）提高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效率，创新资本补充工具 要将补充资本和厘清资本不足的原因结合起来。盲目补资本的窟窿，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如果银行经营效益好、风控完善有效、盈利能力强，一般外源性补充资本的压力就小。反之，如果银行业务规模扩张过快，或者盈利能力差甚至亏损，可能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因此，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不能变成了“奖励坏学生”。一方面，要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以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另一方面，要督促需要补充资本的中小银行合理设定发展战略，不能盲目追求规模的过快增长，而是要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水平，监管部门可以在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后进行一些专项的辅导和监管。 简化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审批程序，缩短审批的时间，或者探讨是否可以更多地采用备案制。研究改革金融债管理制度，简化银行发行金融债的审批程序，提升金融债发行的便利性，引导中小银行更多发行长期限的金融债。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符合《巴塞尔协议III》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自主创新一些更符合我国中小银行实际的资本补充工具。 股东增资依然是中小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首要渠道。建议积极推动中小银行定向增发，引进战略投资者，深化混改，探讨外资入股的可能性。放宽中小金融机构股东条件，拓展股东类型，比如吸引私募股权基金入股中小银行等。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防范出现股东资质不合格、股东掏空商业银行等问题。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许多出现重大风险的商业银行，往往都是因为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者内部人控制。 （四）增强中小银行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服务小微的能力 1、对大数据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小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今年围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央出台了很多金融支持政策，不可避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从大量的企业之中甄别出需要支持的对象；二是如何实现高效的银企对接。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金融部门现有的数据库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 建议从顶层上对大数据治理进行设计，充分地利用政府的大数据资源，帮助中小银行精准获客，精准地进行风控。建议央行作为征信管理的权威部门，围绕大数据征信对当前大数据共享方面的一些政策和实践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推进，避免出现政出多门、缺乏协同的不利局面。通过央行牵头把金融、工商、税务、水电缴费、市场监管、社保、海关等方面的大数据统筹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小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各类型银行提供平等的准入机会，将能大大地降低数据成本。 2、支持中小银行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和研发 为适应普惠金融发展需要，中小银行要加大金融科技投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改造信贷审批发放流程，完善营销系统、审批风控系统、风险预警系统、智能催收系统。 中小银行利润较少，对科技开发的费用承担能力比较弱，对于其科技研发支出，可以考虑给予财税支持，比如提高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支持中小银行加大科技投入。 3、对商业银行和数据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进行规范和支持 中小银行利用从第三方获得的数据来补充内部数据，对其开展业务会有很大帮助。数据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银行和企业的中介，能够真正地走进小微企业，帮助银行更好地了解小微企业，从而更好地把银行和中小微企业连接起来。 第三方大数据公司的行为数据能够成为银行进行风控和营销的辅助信息。要把数据公司与商业银行合作为银行风控提供数据服务，和无证违规开展征信业务区分开来，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在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前提下，这些市场化的数据公司可以成为银行风险控制信息的提供商，更好地为中小银行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中小银行获客和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对于数据公司和中小银行的合作应该进行规范，防止数据公司越界开展征信业务，同时不要阻止二者的正常合作。 要支持中小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借助大型科技公司的场景和客户优势为中小银行提供更多的获客渠道。银行通过对接金融科技公司不同的技术特长，可以更好地开展对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要加强对于这类业务的行为监管，防止银行放松风控要求或将风控环节完全外包给金融科技公司，注意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要防止金融科技公司无牌照经营征信业务等。 （五）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内控水平，增强风控和盈利能力 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国内出现问题的银行基本都存在这种现象。以包商银行为例，包商银行的大股东是明天集团，该集团合计持有包商银行89%的股权，由于包商银行的大量资金被大股东违法违规占用，形成逾期，长期难以归还，导致包商银行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触发了法定的接管条件被依法接管。锦州银行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作为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则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如果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地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风险管理等制度失灵，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或高管层的谋利工具，那么即使通过补充资本等方式暂时解决了银行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化解银行治理和经营中的根本性风险，治标不治本，难以持续。 1、将政府注资与银行改革结合起来 由于大部分中小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政府，可以由政府发行一部分地方债，专门用于一些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根据最新消息，监管部门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用于注资中小银行。我们认为，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 2、优化中小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中小银行的内控环境和大银行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金融人才也比较匮乏，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小银行自身的培训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弱，建议在中小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培训方面创造一定条件，搭建教育培训平台，提高中小银行管理团队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 3、对中小银行进行整合，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中小银行的经营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地区中小银行数量较多，竞争比较激烈。对于一些服务能力差、经营风险高的银行，可以探索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进行整合，以提升中小银行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对中小银行而言，也需要效仿大行，对于此次疫情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进行前瞻性的压力测试并制定应对预案。 （六）加强大行和中小银行的合作，各展所长 当大行直接开展小微业务时，不可避免地与中小银行进行竞争。由于大行拥有渠道优势、资金成本优势、信誉度优势等，导致中小银行的许多优质客户转移到了大行，加剧了中小银行的市场竞争压力。我们认为，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中小银行可以作为直接服务小微企业的排头兵，而大银行应该跟中小银行更好地进行合作。 首先，大行可以投资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则发挥小而精的优势，深耕本地小微业务，典型案例如交通银行投资常熟农商行。大行投资中小银行以后，可以派出高级管理人员指导中小银行做好风控和业务，发挥其在人才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也避免了和中小银行抢夺市场、抢夺客户。 第二，大行筹集资金的成本比较低，在同业业务方面，可以成为中小银行的资金批发行，为中小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方式可以包括在市场上认购中小银行发行的债券，开展小微转贷款的合作，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等等。根据最新消息，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这有利于降低中小银行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警惕同业套利、资金空转等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保证资金真正用于服务实体经济。 第三，鼓励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在小微客户的共享、风控交流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 为鼓励大中小银行的合作，需要同步调整对大型银行的普惠小微金融业务的考核方式。如果大行支持了中小银行，通过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也应计入大行的业绩，这样才能激发大行与中小银行合作的动力。 （七）鼓励中小银行创新业务模式，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多样化 加大政银企合作，发展订单贷。特别是对于当前的外贸企业，如果能够拿到订单，可以探索在政策性担保公司的支持下，加快贷款审批进度，支持外贸企业进行订单生产。 发展应收账款抵押贷款，如确权贷。许多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的原因，不是缺少贷款，而是因为被拖欠应收款。解决大企业、政府部门拖欠小企业账款的问题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现金流状况。今年由于疫情发生，许多企业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有的地区建立了确权中心，根据小微企业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给小微企业提供确权证明，小微企业可以凭借确权证明向银行申请确权贷。如果小微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可以根据确权证明，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进行追索。 （八）提高小微金融政策支持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要更加精准地支持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使政策更加精准地达到滴灌效果。有调研数据指出，截至3月30日，对于央行给予的第二批次5000亿再贴现再贷款，银行已对应发放贷款2700多亿，贷款户数是35.14万，在全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只占0.4%，覆盖面不足。此外，还有部分贷款仅是借着抗疫的名义，但并没有真正地把贷款用到小微企业纾困当中。 拓宽小微金融服务和奖励支持的覆盖面。我们调研发现，许多个体工商户实际开展了经营活动，但没有申请营业执照，因而不能计入小微企业贷款范围，比如中国有超过2000万的卡车司机、大量的网约车司机以及路边摊贩。对于这部分人群，应当探索制定合适的标准将其纳入小微贷款的服务对象。 目前对小微企业主的贷款没有纳入到政府和财政税收的支持范围，但是在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小微企业贷款的统计中，将小微企业主的贷款计入了小微企业贷款。建议政府对小微贷款的风险支持补偿体系能与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政策保持一致性。 （九）对部分媒体针对中小银行的“污名化”行为进行整治 从包商银行事件后，市场上对中小银行“妖魔化”的舆论较多，对中小银行进行夸张的负面宣传，误导市场认知，导致部分中小银行（比如东北地区的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展业困难、融资成本上升，影响中小银行的正常经营。建议监管部门对市场上的不实舆论进行管理，维护中小银行的美誉度，同时完善对商业银行的评价体系，利用公开透明的评价指标稳定市场预期，推动市场对中小银行形成理性的评价。（完） 附录：课题参与人 课题牵头人 吴晓灵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 专家学者 纪 敏CWM50学术成员、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 胡 滨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曾 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邓海清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参与机构 苏州银行、吉林银行、廊坊银行、哈尔滨银行、邯郸银行、湖州银行、营口沿海银行、苏州农商银行、天津滨海农商行、苏宁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国电资本 报告执笔 邓海清；汪术勤 课题组秘书处 负责人 刘喜元 学术秘书 汪术勤 综合秘书贾辉宋爽
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部署，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作工作报告，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主持会议并作总结。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刘国强，人民银行党委委员、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外汇局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人民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部署，按照国务院金融委的统筹指导，围绕疫情应对，果断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创新金融服务，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一是果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健货币政策实施更加灵活适度。及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扩总量、保供应、促增长，降利率、调结构、保主体，千方百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上半年累计3次降低准备金率，按照疫情防控应急保供、支持复工复产、保市场主体的需要，分阶段、有梯度地提供3000亿、5000亿、1万亿再贷款再贴现，扩大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信贷投放，支持扩大公司信用债发行，保持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6月末广义货币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1.1％和12.8％，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1万亿，同比多增2.4万亿。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市场利率下行，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让利，促进普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利率均降至历史新低。6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08％，比去年底下降80个基点。 二是金融政策的直达性和精准性显著提升。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任务目标，6月1日及时发布并精心组织实施支持企业延期还款和扩大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进一步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时间至2021年3月底，激励银行特别是地方法人银行办理延期还本普惠小微贷款，扩大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发放，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目前，两项政策工具正有序实施，并初见成效。 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基本完成，蒙商银行成立开业。“华信系”风险处置工作基本完成。锦州银行、哈尔滨银行、甘肃银行财务重组和增资扩股方案顺利实施。恒丰银行改革重组工作基本完成。加强统筹协调，支持银保监会、证监会果断接管“明 天系”旗下9家核心金融机构，目前进展顺利。方正集团破产重整平稳推进。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券等资本工具补充资本，结合金融风险处置，完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支持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四是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国际金融合作持续深化。金融监管协调不断强化，推动健全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等宏观审慎管理重点工作稳步推进。积极开展金融领域抗疫国际合作。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人民币计价结算功能取得新的进展，人民币资产成为重要的投资标的。 五是金融服务管理不断创新发展。围绕疫情防控，及时开通了支付结算、科技保障、现金发行、国库资金拨付、征信、债券发行、外汇管理等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确保金融服务不中断。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取得显著成效。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向纵深推进，金融基础数据中心正式启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反洗钱监管扎实推进。大额现金管理开展试点。法定数字货币封闭试点顺利启动。金融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取得积极成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干部职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团结一心，坚守岗位，以金融支持疫情防控为主线，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 会议要求，2020年下半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总量适度、合理增长，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加快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重点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两项直达工具，应延尽延，尽可能多地将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支持政策不附加硬性要求，消除小微企业顾虑和担忧。抓好阶段性督查和评估验收，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切实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既定部署，以及金融委的具体要求，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并转入常态化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国务院金融委问责要求，实行重大金融风险形成和处置问责，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密切关注金融风险的边际变化。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外汇管理政策。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改革中，要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完整性。推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重点加大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支持力度。深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继续牵头推动金融业重点立法，深化“放管服”改革。 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收官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精心组织起草“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创新试点。完善地方金融组织统计制度。推进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会计财务制度。稳步审慎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试点。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提高国库会计核算质量。推进征信互联互通。依法有效开展反洗钱监管、调查与监测分析。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加快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制度和总交易报告库。 会议强调，人民银行系统要持续抓好党建工作，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政治机关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模范机关创建为契机，大力推动各级机关党的建设规范发展。树立“金融家也要成为政治家”的理念，贯通落实“两个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金”，从严管人管作风。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用履职成效来检验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列入“军令状”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高度重视干部工作尤其是年轻干部的培养，为中央银行履职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人民银行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最近几个月都在加班加点赶订单！”7月30日，浙江安吉的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新基地生产负责人袁纪成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波动”的永艺股份，切身感知到了市场的冷热交替。“别看工厂现在这么‘热’，几个月前曾‘冷’到了极点。”公司董事长张加勇说，疫情暴发后，企业许多订单一度被客户暂缓发货。之后受海外居家办公需求拉动，办公椅类产品订单快速增加，企业转而满产运行。 在永艺股份经营回升的“明线”之外，一条变革的“暗线”驱动着这家外贸企业“开新局”。透过其中的酸甜苦辣，可以窥见民营企业在汹涌的市场风浪中展现出的定力与活力。 “四季”里的危与机 “跌宕起伏。”张加勇回忆过去半年多的经历时，用一年四季打了比方，“感受了春夏秋冬的四季冷暖变换。” 春节期间，国内疫情发生后，永艺四处采购海外防疫用品驰援国内。2月10日，永艺股份复工当日，公司员工将开工红包全都捐了出去，加上工会及张加勇个人捐赠，共计向武汉捐款109.28万元。 隆隆的机器声重新响起，迟来的“春天”终于到了。但张加勇此时发现，原材料、员工返岗、物流等都成了一个个开工的“路障”。于是，永艺派员帮助供应商开工，协助上游企业有序复工，又开拓水路物流解燃眉之急，通过各种方式接员工返岗。 在热火朝天的复工准备过程中，“夏天”悄然而至。2月底3月初，企业生产链条比较顺畅了，产能基本恢复，张加勇长舒了一口气。怎料，瑟瑟“秋”风突袭。3月中旬，海外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永艺第一次听到了意大利客户的担忧声。几天后，海外客户的担忧声越来越多。 至暗的“冬天”随即而至。3月末，永艺被欧美客户告知：订单暂缓！其中，大客户宜家在欧洲和北美的门店相继关闭，订单暂停。 张加勇当机立断，开会决定砍掉当年度各类非紧急的费用开支近3000万元。但对于销售渠道拓展、新技术研发、关键人才引进这三项，永艺反而追加了1000多万元的投入。“我们做好了过紧日子的打算，但节流的同时更要开源，并加速自动化、数字化转型。”张加勇说。 做好最坏打算的永艺股份，很快就收到了好消息。4月以后，受居家办公需求拉动，办公椅订单增长明显，宜家业务订单也快速回升。5月开始，公司办公椅产能已满负荷，目前订单排到了几个月后。为解决招工问题，永艺设立了12人的“招工突击队”，在全国范围内招工。 与此同时，永艺趁势而上，加快九大系列新产品的开发，主要聚焦居家办公需求。“特殊时期，公司经营围绕重要性、紧急度等维度重新排序，以应对危机，进而转危为机。”张加勇预计，居家办公需求会持续到明年上半年，“接下来，公司还要出新品，扩产能！” 内循环开新局 20年寒暑易节，45岁的张加勇始终在一条赛道上做精、做深。 作为国内最大的办公椅生产商，永艺的产品以外销为主，2015年上市后开始拓展国内市场，但近年来外销比重仍在76%左右。 现在的永艺，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重视“内循环”体系。“拓展国内市场的棋早就在下了，这次疫情倒逼我们加大了拓展的速度和力度。”张加勇说，线下，永艺加大了大客户的集采营销，产品打入了华为、小米、网易、顺丰、格力等超级大客户；线上，大力开拓互联网营销，借助天猫、京东、网易严选等第三方主流平台进行全网覆盖，加大推广自主品牌。 这位“70后”董事长，还走进直播间体验了一把主播的感觉。6月13日，张加勇在永艺天猫旗舰店的直播间内吆喝卖椅子，吸引了近50万人次观看，点赞数达300多万。永艺办公椅，还陆续进入了罗永浩、丁磊、吴晓波等大咖的直播间，网上曝光度陡增。 “永艺试水直播，并不是追求一次性的销量，我们重在品牌的持续传播，寻找产品和消费者对话的多元渠道。”张加勇表示，今年线上线下内销持续发力，公司的“内循环”已经加速转起来了。 为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挑战，永艺未雨绸缪，构筑了国际化的通路。今年下半年，永艺在越南的第二个生产基地将逐步投产。另外，罗马尼亚的基地也在紧张筹备中。永艺还在寻找其他合适的国际化支点。 “这是一场持久战！”张加勇说，自己目前全力聚焦销售渠道拓展、新产品研发、关键人才引进三件大事，经常走出去对标各行优秀企业和竞争对手，近年来成功导入了BLM战略管理体系、全面预算管理体系、SAP和PLM等信息化系统、人力资源管理体系、ACE精益生产管理体系等科学的管理系统。 被誉为“中国椅业之乡”的安吉县，拥有700多家座椅生产企业。随着需求回暖，当地家具企业二季度普遍呈现产销两旺的态势，助力当地经济实现“V型”反转。安吉县的GDP从一季度同比下降3.6%，到上半年实现同比增长1.5%，整整提升了5.1个百分点，在湖州市的排名从第四升到第一。 当地政府为企业复工复产做了大量工作。2月初疫情防控关键期，安吉县委县政府连续出台“安十条”等系列政策，打出助力有序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组合拳”。之后，多次组建保障企业用工的专班，前往云南、安徽、贵州等地替企业招聘员工。“政府服务真的是细致入微，尽心尽力。”张加勇说，这给了企业十足的底气。 1个月前，商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段开通，绿意环绕的安吉站“搭”上了长三角轨道。永艺等一大批安吉企业“育新机、开新局”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
强化信用监管，长三角将建立跨区域失信惩戒机制 作者：胥会云 ▪ 许子怡 长三角区域在环保领域将形成区域统一的严重失信企业名单，同时也要建立产品质量、食品药品等跨区域失信惩戒机制。 近日，上海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实施意见》(下称《信用监管实施意见》)。提出用1至2年时间，基本建立重点领域信用监管体系，实现分类监管、动态监管、精准监管；用2至3年时间，实现全市信用监管领域全面覆盖，信用成为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8月3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上海市发改委社会信用推进处处长魏雪表示，这将改变以往“撒胡椒面”、“平均用力”的传统监管方式，转为根据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状况，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使监管力量“好钢用在刀刃上”，对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 守信者降成本 2019年，“信用监管”的表述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所谓信用监管，是将信用嵌入政府对各类市场主体监管的全过程，通过对市场主体信用状况进行分级分类，实施差别化管理，使守信者受便利、降成本，使失信者受惩戒。 魏雪表示，信用监管能够大幅提升市场准入便利。通过告知承诺等手段，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上海是国内最早实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的城市，1999年就在部分行政审批事项中率先开展告知承诺制度改革试点。2015年12月，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率先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把告知承诺作为行政审批的主要改革方式。2017年，上海发布《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是全国首个对告知承诺制度进行规范的创制性地方政府立法。 目前，上海全市已在证照分离改革中先后对65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大大压缩了行政相对人的办事时间。以浦东新区为例，实行告知承诺制后，所有审批事项的平均办结时间较法定平均办结时间缩短了90%。 信用监管也能够有效优化政府管理资源配置。推动政府将有限监管资源向失信企业和高风险企业倾斜，使监管瞄准失信风险，有的放矢。 《信用监管实施意见》提出，支持临港新片区开展符合应用需求的区域性综合信用等级评价，对不同信用状况的监管对象，在监管资源分配、监管方法、监管内容和监管频次等方面，建立相应的激励、预警和惩戒机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探索建立覆盖企业、自然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主体的公共信用评价体系。 目前，上海已经以开展信用评价为基础，加强信用分类监管。 比如，上海市药品监管局为解决药品企业数量多、监管难、安全事件影响大等问题，为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一户一档”信用档案，引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对信用较好的A级企业(约占50%)给予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便利服务措施，每年1次全项检查，将信用较差的C级以下企业(约占6%)列入日常监管重点对象，每年不低于6次检查频次(全项检查不少于4次)，加大企业失信成本。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借AEO(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资质，在海外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到便利的通关待遇，通关流程明显简化，数分钟即可完成现场查验，整体通关时间缩短50%，大大促进了企业在海外业务的发展。公司设立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业务规模合计突破5亿人民币。 上海海关企管处副处长任海清表示，目前，上海关区内共有414家高级认证企业，这些企业贡献了上海海关四成以上的进出口贸易额，而通关过程中的平均查验率不足1%，远低于一般信用企业的20%查验率。 失信者遭惩戒 《信用监管实施意见》提出，深入开展失信惩戒。依法依规建立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享受政府资金资助、限制享受行政管理便利化政策、限制获得相关荣誉称号等惩戒措施。 同时，持续开展电子商务、交通运输、涉金融等重点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规范市场秩序。失信市场主体应公开做出守信承诺，并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在规定期限内整改不到位的，由认定部门依法依规启动提示约谈或警示约谈程序。各区专项治理整改率应不低于80%，示范城区的整改率应达100%。 除了惩戒，《信用监管实施意见》还提出要积极稳妥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具体而言，就是要制订全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政策措施，建立信用修复的常态化管理机制。各部门应制订本行业领域信用修复制度，督促失信主体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通过作出信用承诺、提交信用报告等方式，开展信用修复。修复完成后，应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停止公示其失信记录。 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全市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9.5万例，限制购买不动产639人次，限制担任公司高管7960人次，限制投标企业申请、施工企业资质审核64人次，限制购买新能源车牌3173人次。
8月3日上午，广州召开企业上市工作会议。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邱亿通在会上表示，《广州市加快推进企业上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行动计划（2020-2022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将广州企业上市工作的目标、举措和保障等内容凝聚为广州品牌，不断扩大广州资本市场影响力。 “争取用3年时间推动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60家，并根据政策形势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其中新增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20家。根据《行动计划》，到2022年，广州全市累计境内外上市公司达240家；到2022年，争取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和IAB、NEM、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5G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新增上市公司，占全市新增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30%。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广州市全市累计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91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113家，境外上市公司78家，现有上市公司总市值约2.8万亿元。近3年，广州市新增A股上市公司中的40%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广州将启动企业上市培育工程。根据广州产业发展定位和区域发展重点，深入全面开展拟上市企业摸查梳理，及时跟进动态管理，分类分层建立拟上市企业库，构建符合上市规律的培育机制。”邱亿通表示，广州将充分发挥上交所南方中心、深交所广州服务基地、新三板广州基地等全国性资本市场平台驻穗机构的作用，加强对企业上市挂牌的指导服务。 同时，充分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中的核心节点作用，加强穗港澳资本市场合作，推动广州市企业到香港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促进大湾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互联互建。与英国、美国、德国、新加坡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际资本市场加强合作，支持广州企业赴境外交易所上市、发债。 当日，广州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同时举行了揭牌仪式。该平台由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计划指导广州金融发展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成立，将对广州企业改制及上市申报等工作进行统筹谋划，形成摸查储备、培训辅导、路演对接、协调问题、奖励补贴等全过程、全链条的服务体系。 上交所南方中心总经理万建强表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及信息服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方面，广州高科技产业集群优势不断增强，科技创新产业空间和潜力巨大。南方中心将协调整个上交所资源，配合做好科技创新金融人才的培育与催生，吸引更多的新科技在广州孵化萌芽成长和发展，不断巩固强化广州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上交所主板、科创板及股票债券市场的综合优势，推动广州国有资产利用资本市场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 深交所上市推广部副总监曾繁振则表示，不久前挂牌的深交所广州基地投入运营，标志着深交所服务广州踏上新起点、迈出新步伐，将把基地打造成为扎根广州、辐射华南的“根据地”，更好地推动本地企业上市、发行固定收益产品，再接再厉服务好广州高质量发展。 广东证监局副局长刘永强表示，广州推动企业上市的潜力很大，具备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广州市工作作风求真务实，是经济发展稳健向好、企业上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广州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国内各大城市的前列；第三，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地区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远发展空间，广州企业上市工作有很大的空间；第四，从全国的省会城市来看，广州市国企的资产规模居副省级城市第一。
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成为细分市场标杆，一条“黄金产业带”集聚全市行业80%以上产值 特殊的年份，互联网企业在应对疫情的“危与机”中已跑过半程。 纵观今年半程跑，哪家互联网企业“最能涨”？无疑是拼多多。按用户算，已是行业第二，仅次于淘宝；按市值算，已是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超越京东。 声浪最高的企业又是谁？非B站莫属。前段时间策划的《后浪》疯狂刷屏，引发热议。 哪家企业再次引起海外市场“中概股”热点？答案是达达。6月5日，达达集团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成为中国赴美上市“即时零售第一股”。 还有在线旅游行业成名已久的龙头老大携程，尽管主营业务受疫情冲击影响极大，但企业积极自救的各种“求生”之举令业界瞩目。酒店板块收入已逐渐复苏，股价也一路坚挺，显示出市场及投资者对其能够挺过寒冬的看好与信心。 这几家公司，都位于上海。 其实，不仅仅是这几家企业，小红书、喜马拉雅、叮咚买菜等在线新经济的上海互联网“后浪”们，个个逆势上扬，也纷纷被市场看好。 如果把这些在各自细分领域中风生水起的互联网企业在上海地图上一一标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主要分布在浦东张江、徐汇、长宁、杨浦等区域。有研究者将这种分布称为沿黄浦江的“C圈”；有人认为这是一条以中环为轴向周边辐射的“中环产业带”；也有人提出上海互联网产业布局在内外环间多点开花，构成了“黄金产业腰带”。这些观点，虽然是从不同视角观察，却异曲同工，都反映了上海互联网经济能级提升、集聚发展的新趋势。 集聚80%以上产值 细心者可以发现，上海头部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生活服务、金融信息服务以及网络游戏等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的地域集聚。 统计显示，上海占据了全国40%的网络游戏市场，60%的金融信息服务市场，70%的O2O生活服务市场，具备业态最为完善的数字内容产业链。有研究者对在浦东张江、徐汇、长宁、杨浦等区域形成的互联网产业带进行过不完全统计，发现这些区域占据上海互联网行业80%以上的产值。 上海企业文化与品牌研究所所长周元祝表示，这个产业带与上海的中环线高度重合，这样的重合不是偶然。中环线两边是上海城市更新最大、产城融合最好、商务成本最佳、交通便捷最强的区域，已形成了漕河泾、临空、长风、市北、五角场、张江、三林等巨大的产业空间载体和一大批房价合适的住宅小区，成为上海产融深度结合的“黄金产业腰带”。 而且，这些园区大都从厂房、仓储、物流等大空间更新形成。因此，无论是“穿衣戴帽”改建还是新建楼宇，环境都比较宜人，空间组合大中小都有，回旋余地大、韧性强，非常适宜青年人创新创业。企业从小到大，能发展、留得住，特别有助于爆发性强、成长性快的在线数字经济企业集聚发展，快速成长。 美团点评副总裁毛方深有感触：“互联网产业发展壮大，天然需要相对低的商务成本，因此逐渐在黄浦江两岸，沿着中环线形成产业集聚带。”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陈宏民也认为，互联网企业要生存在人群相对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大都是面向消费者的，无论是美团点评这类餐饮外卖平台，还是B站这样的新型社交网站，都需要最大限度地“贴近用户”，不断从消费者，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中了解需求，不断迭代。更不用说像米哈游、游族网络那样集聚在徐汇的网络游戏公司，更是每时每刻关注着年轻人兴趣的变化。 同时，这些区域有着互联网企业迫切需要的人才。 杨浦区有复旦、同济，长宁区有华东师大，徐汇区有交大、华东理工等名牌学校，而张江不仅聚集着大量科技企业，也拥有一些高校的分部和基地。良好的人才环境和氛围，为所在互联网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优质人力资源。 引导不主导，推动不拉动 区位禀赋固然重要，当地政策的加持同样不可或缺。 陈宏民表示，上述这些地区的政府，这些年来都在极力支持当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依托各类开发区和科技园区，提供多方面支持和便利，为互联网企业的孕育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长宁区是典型代表之一。 自2016年提出“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创新试验区以来，不断营造政策环境，持续打造“数字长宁”。如今，携程、美团、大众点评、拼多多，总部均设立在长宁，4400余家智能互联网企业更为长宁乃至上海形成新的产业集聚效应。 新企业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持续涌现的新业态和越来越细分的垂直领域，让长宁的互联网产业生态正从树林向“雨林”进阶。“能够在4年多的时间里发展至活跃用户6.28亿规模，拼多多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尤其是所在地长宁优越的环境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拼多多副总裁陈秋表示，上海的人才储备、信息服务体系，及各大物流企业总部的聚集，构成了完善的产业生态。 同样，以创新创业著称的杨浦，培育出了优刻得、流利说等一批行业“新贵”。优刻得创始人兼CEO季昕华表示，创业之初，面临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多种问题，杨浦的创业基地提供了产品试制、场地落实、培训从业人员、政策咨询、融资对接等一系列“批处理”服务，成为创业者的“靠山”。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优刻得找客户找合作伙伴只需要跑几个楼层就能办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业内常说，互联网企业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它们的聚集和成功崛起都至关重要。这个环境包括人群密集、人才荟萃、政府支持等若干重要条件。而杨浦、长宁、徐汇和张江等区域确实具有这些方面的明显优势。所以，如今互联网企业在上海形成天然的“C形聚集”，持续挺进全国互联网经济的“C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近，上海又推出“在线新经济”三年行动方案，对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生鲜电商、远程办公等行业，无疑再添一把火。 专家表示，纵观互联网企业这条黄金产业带的崛起，除了其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以外，良好的市场化氛围也是重要因素。在未来的互联网领域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依然要站对位置，把握尺度，要“引导”而不必“主导”，要“推动”而不要“拉动”，始终让市场需求引领着各个行业的转型发展。 成为最佳“试验田、引领者” 短短几年，一批新生代互联网企业在上海诞生、成长并完成全球化布局。 随着互联网发展从四大门户和“BAT”主导的前两个时代，跨入第三时代，上海正迎来全新机遇：从成立到赴美上市，拼多多仅用了不到3年时间，且市值后来居上超过京东，趣头条、流利说等企业，也刷新了同行的上市速度。在“互联网+”新生活领域，拼多多、阅文、美团点评、饿了么等互联网“下半场”的新业态，上海不仅没有缺席，还成为最佳“试验田”和引领者。 其实，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上海一度领风气之先。虽然缺乏“BAT”，但在历年“独角兽”榜单中，上海互联网创业企业数量一直位居前列。尤其是最近几年，上海新生代互联网经济厚积薄发，到了半程发力之时，快速主导了细分市场，带动上海互联网产业增速领先全国。据工信部数据，2019年上海互联网相关业务收入增速达38.7%，居全国第一。 从产业现状看，互联网仍是上海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特别是疫情催生的“在线新经济”，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更趋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产业转型新赛道。 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持证互联网企业有1966家，数量居全国第三，产值约为2890亿元，仅次于广东。尤其是在细分领域龙头众多，20家头部企业入围“中国互联网百强”，数量仅次于北京。 在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看来，在互联网发展进入“下半场”之时，上海能站上“新风口”，除了对互联网产业持之以恒的决心外，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有着2400万极具消费能力的人群，市场潜力巨大，而且上海消费者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这些都为信息消费新业态的创新提供了良好土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上海还是全国合同履约率最高的城市，讲诚信、守信用。几方因素叠加，让上海成为整个互联网生活业态的大“试验田”。“上海消费者是很挑剔的，一个商业模式，如果在上海能够获得成功，就有机会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陆雷分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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