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一想到注册制，我就想起“时间”的概念，在将近30年的时间，这个话题一直没有停息，这里用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艾略特的几句诗描述： “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在出发、评估、再出发。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也意味着我们资本市场的再出发。 2015年4月，《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一次审议，提出确立股票发行注册法律制度。这个突破口一直等到了2018年，中央领导在首届进博会表示，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去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今年3月1日，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明确了未来整个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将会向注册制转型。6月12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政策发布。15日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IPO等的申请。 注册制只是我们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制度的一个变革？或者说它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我结合几个点，分享一下对注册制的思考。 中国股票市场不属于好金融 资本市场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它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但也把人性中比较丑恶的一面展现出来。历史上最早关于股票市场的文学描述可能是西班牙作家德·拉·维加在《困惑之惑》里的描述： “我的朋友，它是全欧洲最公平也最具有欺骗性的神秘行业，它是世界上最高贵也是最声名狼藉的行业，它是这个地球上最美好也是最粗俗的行业；它既有学术的本质，又是欺诈的典范；它既是聪明人的试金石，也是胆大之徒的墓碑；它是有用的宝藏，也是灭顶之灾的根源；它是永不休息的西西弗斯（Sisyphus），也是被绑着永动轮上的伊克西翁（Ixion）。” 这描述了16、17世纪欧洲股票市场的一个状况。现在，不管是华尔街、伦敦、香港、还是金融街、陆家嘴，某种程度上这个描述依然存在。这些文学性的描述，表明资本市场在人类历史的变革过程中，矛盾的形象一直存在。 文学描述并不足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资本市场。学界在多年的资本市场实践中的共识认为，好的资本市场应该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强大的融资能力，二是给投资人提供合理的投资回报，三是具备价格发现的功能从而帮助实现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按照这三个标准重新思考中国资本市场，会发现这三点做的不是很到位。 首先从融资上讲，间接金融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不高。我们看中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的月度结构分布，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部分中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只有17.1%。截至2019年4月底，当月直接融资在所有融资中的占比仅是19.9%。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里，主要的融资还是通过银行信贷，债务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占比非常不够。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从美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年度结构分布看，美国2018年直接融资占比高达80.8%。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还有大量的数据佐证这个判断。2000年至2018年，A股市场全部募集资金是12.36万亿元，而2018年一年的银行新增信贷是15.7万亿元。中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主要集中在银行，资本市场起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带来一个后果——杠杆较高，企业靠债务来融资的话，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比较让人担心，里面债务占比较高。简单对比美国与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的比重。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在2017年至2018年前后，逼近160%。美国长期是70%。从这个角度，中国企业面临杠杆高企的负担。在这次疫情对实体经济形成冲击，企业现金流受到影响的背景下，企业偿债压力较大。实体经济这样的债务结构，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创新不利。 第二是A股市场没有给投资者提供合理回报。如果在1991年花1元投资中国股票市场买市场指数，到2018年这1元会变成3.52元。年均投资回报是4.4%。从1991年至2018年，中国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以上。所以4.4%的年均收益不是很高。换句话说，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总体经济的表现。 这背后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形成给风险定价的锚。如果不能形成合理定价，就没有办法引导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在金融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市场风险溢价（MRP）”，是威廉夏普资产定价模型里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的差。一般来讲，国债是没有风险的，但股票的风险很大，所以市场风险溢价本身应该是很高的一个数值。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过去200年的市场风险溢价基本上是6%左右。要说服投资人把资金从国债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因为他们要承担更多的风险，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回报，也就是将近6%的额外回报，才能够说服他们做这样一种配置。在中国，2002年至2018年的平均的MRP只有1.17%，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毕竟是处于制度变革中的新兴市场，按道理讲风险更大，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更高的市场风险溢价才合理。欧洲国家基本上是4-6%之间。背后折射出这样一个现状，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不合理，定价机制是扭曲的，这样形成的价格很难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也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是有问题的。 两大痼疾：缺乏好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失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不能够起到好的融资功能，也不能引导资源有效地配置。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二是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缺失。隐藏背后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市场化的上市与退市制度。 高速增长定义了中国经济最近四十余年。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中国有没有好企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合在一起2019年有129家企业跻身《财富》全球500排行榜，美国有121家，中国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为什么用排行榜来举例？《财富》全球500以销售收入为指标，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严格意义上讲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更好的翻译应该叫《财富》全球500大。 把视线转回到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在过去高歌猛进，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像银行、三桶油更容易在规模上做大。对比中美两国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能看出一些有趣的差异性。中国十大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提供要素的企业。其中，茅台是A股市场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茅台是什么样的企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是消费品公司，有的说是奢侈品公司，也有的说是能源企业，提供做生意很好的能源，也是个要素。美国十大上市公司前五名基本上是科技企业，然后有金融机构，也有实体企业和能源企业，整体上上市公司的产业背景更加多元。另外可以看到，中国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基本上都是国企，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结构性特点。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大企业，但是能真正创造价值的好企业并不多。给大家看一下分析公司金融的学者，包括我个人比较信赖的一个指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通俗地讲就是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它能带来多少税后利润。从1998年至2018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4%，简单地算术平均是3%，加权之后是4%，就是说你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上市公司给你3-4分的税后利润。从价值创造角度来看，确实不太高。因为大家把钱放到银行，在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存款利率基本上也是这个水平。如果买理财，可能回报更高一些。这个结论是，很多所谓的龙头企业，在各自行业里处于领先地位，但从投资资本收益率角度看表现并不是特别好。美国的上市公司，我们做了同样的分析，同期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基本是10%左右甚至更高。 那么，在整体上市公司质量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希望从A股市场投资获得很高的回报，可能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杠杆的方式，也就是借钱的方式，获得调整杠杆之前较高回报，但本身也带来很高的风险，是一把“双刃剑”。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上市公司投资资本收益率太低。通过1999年至2018年的数据看，国企的ROIC要低于民企。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我强调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个道理，在鉴别一个资本市场质量是否高，是不是有优质上市公司的时候，可能应该关注ROIC，而不只是简单地看规模。 举几个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比如阿里巴巴的市值在5000亿美元上下，是世界前十大上市公司之一。但它的市场销售收入不高，在全球500强排名中在300-400名之间，远低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成长性，同时ROIC比较高。下图是根据阿里巴巴的财务数据整理的2013至2017年的ROIC情况。如果考虑税前，2017年大概是41%。假如所得税是25%，调整后的税后ROIC是30%。远远高于A股市场平均的3-4%的回报。 再来看华为，除了硬科技之外，财务表现也非常卓越。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它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报表。大概分析看到，从2013至2017年税前ROIC基本在27%以上。以2017年的27%作为例子，税后ROIC基本在18-19%。这是一个重资产的企业，但税后ROIC很高，这种卓越的表现本身是华为基本面价值非常高的一个有利的支撑。如果华为是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应该是千亿美元级，可能很容易就到世界前十大市值企业的序列里。 基本上，我们根据ROIC构建投资策略，可以获得稳健的超常回报。如果把资金配置到投资资本数据较高的企业股票上，同时卖空投资收益率较低的企业股票，这种组合的年化的超额收益率也是我们讲的阿尔法，基本能够达到20%以上。这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关注企业基本面、企业质量、投资收益率是很好的投资策略。基本面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背后支撑的逻辑在于投资资本税率比较高的企业，质量确实很高，能够给投资人带来比较长远的稳定的回报。 当然，也有不好的例子，比如乐视网。2020年6月，乐视进入退市调整期。乐视市值最高的时候突破千亿人民币，现在只剩20多亿。乐视的概念炒作最厉害的时候是在2013至2015年，分析当时的财务报表，寻找跟价值创造能力关系最密切的一些指标，可以发现它的税前ROIC在2014年税前已经下降到1.6%，税后是1.2%。还不如把钱放到银行。但当时搭配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资本市场叙事的方式，也说服投资者追捧这样的企业。 我个人关注资本市场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投资资本收益率很差的企业最终能在资本市场上有长远的良好表现。大家可能会说亚马逊的投资收益率并不高，但表现一直不错，因为它背后有很清晰的业务模式逻辑。根据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相信，在未来的稳定平衡状态下，它的投资收益会比较高。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A股市场3-4%的投资收益率确实表明缺乏高质量上市公司。将近4000家上市企业里面能够把投资资本收益率做到10%以上的数字非常小。 另外一点我也讲到，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也是缺失的，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从财务报表的质量上讲，根据企业年报可以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正常的分布情况，比如美国2016至2018年上市公司平均ROE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平均值在10%左右，有好企业、坏企业，基本上是对称的。 同期中国上市公司的情况，第一不是正态分布，呈不对称状态。大量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比零只高一点点，而在零左边的企业数量要少很多。这就让人怀疑很多企业的报表是修饰过的，最终成功避免企业汇报损失，连续两年损失可能就要ST，一旦进入ST之后，就面临退市的风险。最终的“壳”价值就丢失了。所以大量企业的资本市场运作是围绕着怎么保“壳”，让盈利在正区间。 注册制是问题的答案 这背后涉及资本市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市和退市制度有明显缺陷。不管早期的IPO制度，还是慢慢过渡到的核准制，都让上市变得很困难，成本高。通过这种方式，使上市公司“壳”具有价值。我们经常说一个事物或者“壳”具有价值，它需要两个前置条件：一是有稀缺性，二是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private benefits）。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制度非常完美的提供了稀缺性前置条件，而我们本身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缺失，又使得拥有“壳”的上市企业能够获得好处。这两个条件在一起，使 “壳”的价值非常昂贵，而“壳”价值本身的存在，也意味着寻租机会。一个资本市场如果是寻租市场，它的基本功能就无从谈起。也就意味着资本市场本身有极大的改革空间，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到了需要破题的时候。 我将通过一个例子剖析一下“壳”到底值多少钱，以及说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为什么注册制到了非推的关键时间节点。 我和几位同事在15年前就做了一个分析，研究了一百多家被“ST”的上市公司，一家上市公司在被“ST”之后的两年时间股价平均比大市多涨32%。一个明显的坏消息却引起投资者的良性回应。为什么？32%的价值提升到底来自什么地方？一家上市公司被“ST”意味着“壳”可能丢掉，从而引发股东或想成为股东的投资人对“控制权”的争夺，争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注入资源，最极端的方式就是直接给现金，让盈利变成正的，最终把“ST”的帽子摘掉。所以，32%的价格上涨，反映的是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者是想成为控股股东的投资者为了保住“壳”往企业注入资源的额度，也就是说“壳”价值可能是32%。比如现在上市公司市值将近50万亿元，那么其中32%的价值是和“壳”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将近16万亿是“壳”价值。 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说明定价是扭曲的，包含“壳”价值在里面。只要能上市，不管企业做的多差，“壳”是有价值的。假设4000家上市公司，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壳”价值是40亿元。要买这个“壳”或者说成为这家企业的控股股东，需要支付不菲的一笔资金。 大家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壳”价值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定价是扭曲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充满着大量的寻租动机和行为。最终后果是，企业管理目标不一定是为了价值最大化，而是为了把“壳”保住，攫取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反映出资本市场上市制度本身人为制造扭曲的定价维度，使得资本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 消除资本上市场的寻租空间，使得资本市场能够回归其基本功能。最简单方法是改革上市制度。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比较中国创业板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根据2018年1月份的数据，创业板的市盈率比纳斯达克要高。可能创业板的估值更高一些，或者创业板有泡沫。另外一面，如果把市值大于200亿元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还有2400多家企业，创业板还剩682家企业，纳斯达克的是市盈率是80.7倍，创业板是48.2倍。如果把100亿市值以上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平均市盈率变成208倍，而我们是51.3倍。 我想说两个故事。第一，创业板的估值与企业规模没什么关系，而纳斯达克非常不一样，是线性上升的，风险比较大的企业估值倍数会高一些，因为这种企业的未来是成长性的。发展创业板，发展纳斯达克，主要是识别出、培育出那些未来的明星上市企业，它的估值里来自未来成长性所占的比重应该比较高。从定价的角度讲，纳斯达克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到，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成长性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到估值里面。这就反映出估值能力的差异。换句话讲，在引导资金在做配置的时候，创业板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为什么美国的投资人或者说是国际投资者愿意以208倍的市盈率购买纳斯达克的企业，道理非常简单，它的市场它有比较完善的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大浪淘沙，最终能够筛选出一批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会给投资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回报，是能够给予投资人提供合理回报的市场。 从上市制度比较上讲，1980年-2018年间，美国所有的市场，包括旅游交易所、纳斯达克、区域性交易市场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是26，000家。同时这段时间退市的企业是14，000家，是大量的存量调整优化的过程。强制退市的企业占的比重非常低，不到5%。大量企业是通过并购重组，或者自动选择退市、私有化这种方式。这样一种上市和退市制度的结合，使资本市场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能力，不断有新的企业上市。大浪淘沙之后，一些优质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最终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投资偏好和对风险忍受程度，选择合理企业投资，最后能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回报。 A股市场现在约有4000家企业。目前为止，退市的企业不到100家，只要上市之后，基本上就“死”不了，做的再烂，再多匪夷所思的破坏人类社会商业文明的行为，都不会退市，因为“壳”是有价值的，可以交易的，大家都想保住这个“壳”。 这种情况下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上市公司本来挺有活力的，一旦上市那天就挂了，已经等着被埋。但也埋不了，因为退不了市，那就破罐子破摔。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期许这样的资本市场能给投资人很好的回报？怎么能够希望引导资金更合理的配置？怎么希望在A股市场能涌现出一大批了不起的伟大的企业？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册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但至少是正确方向的第一步。这里我引用一个小说我比较喜欢的小说的描述： “我的朋友，人类其实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但它们每次都以不同的面目在重复着，好像之前从未发生过似的。这好比乡间的云雀，千百年来反复吟唱的都是那五个音调。——薇拉·凯瑟 《哦，拓荒者》”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重要的事情识别出来，用正确的做法，至少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阐释推出注册制的意义。它不单纯是上市制度改革的举措，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上市制度改革本身，维系到国家的资本市场未来是不是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关键的步骤。 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这个时间节点这么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四十年高歌猛进，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里有一个核心角度，目前为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指标叫“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要素效率的指标。 2014年我们是美国的43%，2019年数字出来了，比43%还要低。这意味着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人、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中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是美国的43%。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起点低，在过去四十年完成工业化进程中，达到这个水平是中国的一个进步。 但有个问题出来了，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数据上的梳理。到2035年，如果中国全要素生产力水平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我们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美国高将近两个百分点。美国现在是0.7至1个百分点的区间，就意味着在未来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2.5-3%。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大致是3.5-4%，是因为改革开放，完成工业化进程。但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服务业占GDP的54%，消费推动中国经济达到60%的增长的情况下，服务业很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那未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靠什么？最近有一个命题，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第二个挑战。如果挑战应对成功，就意味着完成了“第二个奇迹”。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竞争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速，但中国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命题提出来了，我们必须做到。否则到2035年我们还是比较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 如何做到？这背后靠什么？我认为需要不一样的微观基础，不一样的企业。大家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在中国有没有利好因素？有利好因素，毕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按照价值附加，贡献全球制造业27%的比重。同时，中国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通过产业互联网、新基建等方式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这背后带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全要素生产力继续提升的空间。但是背后的企业，跟我们现在企业的性质不太一样，可能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有全新的企业群体，这个群体构成中国经济未来的微观基础。 如何把这些企业找出来，让他们利用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具备成熟的国际竞争力？我指我们现在提出的关于未来金融业发展、资本市场发展非常严肃的问题。应对挑战，不能说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但我认为注册制是这条道路上坚实的一步。 最后给大家看一张图，展示了过去近二十年中国企业在海外、A股、香港上市的结构变迁。相比1997年，2007年随着一系列央企、金融机构的上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2017年，变化也在出现，较明显的是前两家——腾讯和阿里巴巴。以现在做出发点，2027年的时候，市值前十的企业又会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中，注册制或者说A股市场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目前为止最关键的一步，未来的空间非常开阔，但需要走出第一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摘要：在内销市场上，企业品牌建设、渠道开拓等方面经验较为缺乏，这也是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碰到的普遍问题。 这几天，上海聚信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坤难掩喜悦之情。在主营业务出口定制家具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下，该公司主动从出口向内销转型，在虹口区商务委的推动下，与百联集团i百联、拼多多等平台进行对接，内销特别是线上业务增长迅速。目前，其6月比5月线上零售额增加了40%，每月线上订单量同比增加5倍。 据有关方面调查显示，境外疫情蔓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导致外贸企业订单下滑，出口转内销的积极性上升。但同时，外贸企业转内销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以成立于2010年的聚信实业为例，企业一直以来主要从事定制家具贸易，客户是来自澳洲、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南非、沙特等国家的餐厅、连锁酒店经营方。当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餐厅、酒店等行业受到致命打击，聚信的外贸订单业务也因此一落千丈。 尽管，2014年开始企业陆续在天猫和京东开了网店，但李明坤只是将此作为“附带业务”。在内销市场上，企业品牌建设、渠道开拓等方面经验较为缺乏，这也是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碰到的普遍问题。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多条具体帮扶措施：包括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搭建转内销平台、精准对接消费需求等。据介绍，虹口区商务委为帮助外贸企业克服海外疫情对出口订单的影响，缓解外贸企业积压库存，支持企业度过当前难关，积极组织上海聚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迈特园艺工具有限公司等共九家区内外贸企业与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如i百联、拼多多等进行对接，借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的“东风”，通过入驻电商平台为外贸企业探索发展新思路。 虹口区商务委表示，将持续为企业助力，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出口转内销、增强进博会溢出效应等多种举措，帮助外贸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内外贸有效贯通，稳步推动外贸企业健康发展。
据7月6日消息，强调考核首贷户，是今年监管部门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新动向。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其中就首贷户单列一栏单独打分。近期，多省市也从建立首贷中心、出台首贷考核办法到首贷户培育方案等方面积极施策，激发商业银行拓展首贷户的积极性。 首贷户是指在央行征信中心没有贷款记录的企业客户，也就是“零信贷”企业。据记者了解，对于提高首贷户，银行业内仍有畏贷、慎贷现象，基层盼监管部门提高不良容忍度，出台尽职免责条款，从制度上相应给予松绑。
强调考核首贷户，是今年监管部门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新动向。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其中就首贷户单列一栏单独打分。近期，多省市也从建立首贷中心、出台首贷考核办法到首贷户培育方案等方面积极施策，激发商业银行拓展首贷户的积极性。 首贷户是指在央行征信中心没有贷款记录的企业客户，也就是“零信贷”企业。据记者了解，对于提高首贷户，银行业内仍有畏贷、慎贷现象，基层盼监管部门提高不良容忍度，出台尽职免责条款，从制度上相应给予松绑。 让企业首贷不再难 让银行不惧首贷 疫情影响下，如何充分挖掘企业首贷需求，成为服务小微企业、促进经济回暖的重中之重。 今年，银保监会首设首贷户比例的考核指标，要求商业银行新发放的贷款客户中，第一次获得贷款的企业，也就是首贷户要占一定的比重。 记者观察到，近期多个省市正在积极施策，让企业首贷不再难，让银行不惧首贷。 小微企业聚集大省——浙江就走在前面，不仅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省级首贷考核办法，很快又出台细化的首贷户培育方案，提高银行拓展首贷户的积极性。 据悉，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印发《浙江省小微企业首贷考核办法》提出，力争2020年全省小微企业首贷户数占全部小微企业贷款户数比重不低于15%。 这份考核办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定量，从首贷户数和首贷金额两个维度，考核金融机构首贷户拓展情况，并将金融机构年度考核结果纳入人民银行评价考核体系。 为激发商业银行积极性，浙江银保监局等部门还印发《浙江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户培育工作方案》，出台了十项措施，促进小微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增效。 其中，针对首贷户“在哪儿”，浙江省指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挖掘现有信息，针对“百行进万企”、小微企业园分类建档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本行结算账户企业等“五张清单”中的无贷户，深入摸排企业融资需求，分层分批形成本机构的首贷户储备库，及时做好对接服务。 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浙江辖内（不含宁波）银行业新增首次贷款企业约4万户，同比增加近四成。 除了浙江省，记者了解到，还有多个省市成立首贷服务中心，帮助银行对接企业。比如，北京市今年4月成立全国首家首贷服务中心，引入22家银行、3家小贷机构和3家担保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基层盼提高不良容忍度 据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今年4月披露，市场中小微企业有3000多万户，有8000多万个体工商户。目前在商业银行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约是2200多万户，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20%左右。 从上述数据来看，首贷户拓展空间不小，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如何寻找这类客户？为客户授信时如何把控风险？ 某大行基层支行行长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更多是鼓励基层信贷人员发展线上授信客户。“对没有任何贷款的企业客户，鼓励发放线上贷款，比如银税贷、信用快贷等。这些贷款，是根据首贷户企业开业后的水电费情况、结算现金流等大数据纬度，作为测算授信额度的依据和条件。” 他表示，传统的线下抵押方式，首贷客户的通过率不一定很高。而线上获客的方式，更直接、更快，更容易满足监管设定的首贷考核指标。而且线上贷款的风控模型中，也已带着风控条件，相对来说风险也易控。 据记者了解，不少省市都建有相应的政府类对接平台，以帮助银行导流首贷户。比如，浙江银保监局就从“百行进万企”小微企业清单中梳理出53万家无贷户清单，要求银行机构逐家对接了解企业融资需求。 然而，在实际业务开展中，银行仍然存在畏贷、慎贷现象，因为坏账风险是由银行自己兜底。 上述人士认为，监管部门可以提高不良容忍度，比如，首贷户不良率达到某个指标，可以豁免；同时，也可以出台尽职免责条款，从制度上给大家松绑。“监管部门可以就尽职免责给出指导意见，再由各行自行制定细则，这样的形式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发布，海南体育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海南对境外企业投资、贸易、资金流动、税收以及人员进出方面的政策倾斜，将吸引一批国际赛事和企业、机构落户。 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暨腾讯电竞年度发布会、TGC腾讯数字文创节将于今年落地海南。根据《方案》，电竞企业将可以在海南国际电竞港获得“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政策支持，比如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等；对于电竞人才而言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有利于举办国际性的赛事。近日，海南省旅文厅厅长孙颖与国际乒联主席特别商业顾问季文元达成共识，拟将国家乒乓球南方基地、T2永久赛馆落户海南。 海南对境外企业投资、贸易和资金流动方面的优惠政策，将吸引部分境外企业或机构将其区域总部或中国总部转移到海南。海南省旅文厅与国际摩托艇联合会日前达成共识，拟在海南打造体育产业园，欢迎国际摩托艇联合会在海南设立中国总部，摩托艇世锦赛有望落户海南。 《方案》的发布为海南旅游、文化、体育等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针”。与此同时，包括旅游文体行业在内的许多行业龙头和领军企业纷纷加码布局海南市场，海南旅游文体产业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
文章要点 随着科技发展，与之有关的公司已经成为投资者眼中“香饽饽”和各大银行争相服务与合作的对象。然而，在一些科技企业的初创时期，因为高风险、轻资产的原因，很难获得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尚且难以辨别，更勿论让经营信贷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来识别风险、提升综合收益。 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SVB）解决了这一系列难题。2011年，我国浦发银行(行情600000,诊股)和美国硅谷银行合资成立浦发硅谷银行，让硅谷银行的运营模式第一次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作为一颗新星，它在硅谷爆发出巨大能量的时刻顺势而为，从这片充满梦想的热土上冉冉升起。它规模不大，却在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惊人的50%以上。它成功的背后，是针对初创企业设计的一整套营销、产品、信审、风险控制体系，这一套体系凝结了硅谷银行20余年的专业化运营经验，即使实力最强劲的银行也难以复制。 今日的中国，科技行业正行驶在高速轨道上，就像20年前的硅谷，一边不断有新生的嫩芽茁壮成长，一边有着成熟的企业在刷新着世界科技企业的排行榜。如此广阔的市场环境，必将培养出细分领域领军者。 相信通过学习硅谷银行，凭借着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中国的商业银行也能在专业领域找到方向。这不但是为银行自己，通过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更是为了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国的未来，在专业银行的培育下，我们还能诞生更多的冠军企业，让中国赢得21世纪的“未来竞赛”。 风险提示企业经营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感谢分析师吕剑宇对本文编写作出的贡献） 一、硅谷银行速览 今日的硅谷几乎就是美国科技行业的代名词。在早期，硅谷产业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扶持。1933年，《购买美国产品法案》（Buy American Act）规定，美国政府出于公共目的的采购必须首先考虑美国本土产品。二战之后，美国政府面向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的战略与军事、航天建设刺激了加州电子业的成长。早期，硅谷半导体产业35%~40%的营业额来自政府采购。60年代末，加州电子产品逐渐向民用过渡，政府采购比例才逐渐下降。 由于临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高等学府，叠加当地的税收优惠、政府贷款担保等优惠政策，硅谷逐渐成为了知识与冒险家的热土。1972年，硅谷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KPCB公司成立，同年创立的红杉资本后来成为硅谷最有影响力的风投公司之一，先后投资过苹果（APPle）、谷歌（Google）、思科（Cisco）等著名企业。1980年，苹果电脑公司13亿美元的天量IPO不但创下了自1956年福特汽车以后的最大募集规模记录，更是一夜间创造了300个百万富翁。受此影响，更多的风险资本来到硅谷寻找下一个独角兽。在这一背景下，硅谷银行诞生了，并在之后的发展中成为多元化金融集团。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SVB Financial Group，以下简称“集团”或“公司”）是硅谷银行的控股集团。该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服务于新兴成长型市场和中间市场成长型公司的银行集团，专注于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高成长性行业，为市场中企业、个人与投资机构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方案。 硅谷银行经营范围与传统商业银行无异，包括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另外，集团公司还负责为投资机构与初创企业牵线搭桥。集团其他分支机构，还提供包括投资咨询、产品经纪、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业务在内的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硅谷银行集团在美国加州硅谷和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各州均设有办事处。其中，在美国境内有29家网点，在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印度（班加罗尔）、以色列（赫兹利亚）、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也设立了经营分支。 1、集团构架 集团按照客户群体与融资手段将业务分为三大块，分别是全球商业银行（Global Commercial Bank，对公信贷/债务融资）、私人银行（SVB Private Bank）、股权资本（SVB Capital），除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硅谷银行外，旗下其他子公司还包括SVB资本公司、SVB资产管理公司、SVB财务顾问公司、SVB分析公司、SVB证券公司、SVB环球金融公司等。 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是集团的主体机构，为客户提供信贷、资金管理、贸易结算等传统商业银行服务。硅谷银行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客户主要集中于新兴科技领域，涵盖了高科技公司（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清洁能源行业）、私人股权/风险投资基金。除此之外，由于硅谷临近著名的高端葡萄酒产地加州纳帕谷（Napa Valley），硅谷银行还向葡萄酒庄园提供金融服务。 SVB资本公司（SVB Capital）是集团的风险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募集、管理各种风险股权/债券基金，集团通过SVB资本向各类风投机构或直接向企业注资，获取投资收益与管理费用。 SVB资产管理公司（SVB Asset Management）是客户现金管理机构，根据资本储备与现金需求，帮助公司客户规划经营周期内的资金投资方案，通过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等方式，提高客户存款以外的现金收益。 SVB财务顾问公司（SVB Wealth Advisor）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依托硅谷银行在创投圈内的人脉关系，为企业创始人等高净值客户提供投融资顾问服务。 SVB分析公司（SVB Analytic）是企业咨询部门，为内/外部部门与客户提供公司股权估值服务。 SVB证券公司（SVB Security）作为经纪业务子公司，为集团和客户开展货币基金、固定收益产品买卖业务。 SVB环球金融公司（SVB Global Financial）负责硅谷银行集团的部分海外业务，旗下包括欧洲、印度、以色列等地的咨询公司等。 2、集团业务模式 在初创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股权融资一直是主要的融资手段。对于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来说，投资初创企业风险极大，需要多点投资并依靠在个别企业中的成功退出、获取极高回报来弥补投资其他企业的损失。但是单一股权投资，对于企业创始人来说会过快地稀释股权，甚至造成对企业控制权的丧失；对于风险资本来说，容易造成单一企业风险敞口过大的问题。 因此，另一种融资方式——债权融资就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对于公司创始人来说，在早期引入风险借贷（Venture Lending）资金，可以延长企业融资周期，避免创始人股权被稀释过快。债权融资不要求董事会席位，保证了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 对于风投资本来说，引入风险借贷资金可以减少孵化单个企业的投入，分散经营风险，拉长了的融资周期。同时，意味着高成长企业在下一轮融资中的估值更高，早期股权投资回报将更加丰厚。 对于银行来说，由于创业企业风险较高，它们更有意愿支付较高的贷款利息，同时搭配支付少量不立刻产生财务负担的权证，作为一种额外利息补偿。如果有银行可以有效地管控对初创企业的贷款风险，那么其贷款收益率将显著提升，权证还能带来额外收益。 另外，还可以通过贷款条约要求投资人与企业的存款留在银行内部，仅支付较低利息。这样，银行负债端与资产端都有了保证，获得更高的净息差。因此，债权融资对企业创始人、投资人、有能力的银行来说是一种“三赢”的商业模式。 然而，传统商业银行在初创企业债券融资中是长期缺位的。由于科技初创企业，特别是互联网、软件、生物医药等公司资产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大头，企业很难以抵押固定资产的方式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的贷款，因此传统信贷模式不能满足企业债权融资需求。硅谷银行凭借在创投圈多年业务经验与知识储备，有效的解决了初创企业信贷风险过大，收费过高的问题，填补了商业银行在风险借贷领域的空白。 硅谷银行对初创企业信贷一般采取跟投的模式，即在企业获得风险资本股权投资以后，按照一定比例批准信贷额度。信贷可能需要风险资本等第三方担保，或者知识产权抵押等。最后，硅谷银行通过收取高于一般企业贷款的利息获取收益，同时可能获取一定比例的企业认股权证，以求在未来增厚收益。另外，硅谷银行还对风险资本公司提供信贷支持，在后者的项目需要资金投入但是流动性短缺的时候，提供过桥贷款支持。 硅谷银行除信贷业务之外，还利用在创投圈积累的客户资源，为初创公司和风投机构牵线搭桥。集团旗下SVB资本还通过加入私募股权/债券基金间接投资，或直接投资初创企业。SVB资产管理为公司客户管理现金；SVB财富顾问为企业创始人提供私人理财服务；SVB分析为公司和创投基金做股权估值。 即使在富国银行等大型银行进入风险借贷领域的今天，硅谷银行依然凭借着丰富的客户关系网络、低门槛的贷款要求和低廉的收费、全面的配套金融服务“三大法宝”，源源不断地获取初创企业客户，占据着美国风险借贷领域的半壁江山。 回顾硅谷银行集团的经营历史，我们将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1983-1993年：有科技特色，三条腿走路； （2）1993-2000年：危机之下，转型求生； （3）2001-2008年：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4）2009至今：回归本源，重拾信贷。 二、硅谷银行经营史 1、1983年至1993年： 有科技特色、三条腿走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硅谷逐渐成为美国创业者的乐园。这里的人们勇于冒险、无惧失败，资金和人才汇聚于此。同时，针对科技企业的金融需求日益上升，促使硅谷银行于1983年应运而生。 在创业与投资的浪潮中，硅谷银行的创始人们发现了市场机遇。尽管诸多创业公司急需资金使科技发明或商业创意从想象成为现实，但是传统商业银行很难探明新兴科技公司的发展前景，再加上早期可抵押的固定资产不多，创业公司很难从传统银行中获得贷款。市场上急需一家能理解科技公司发展逻辑的专业性商业银行，来帮助创业企业成长，填补市场的空白。 两位来自富国银行的银行家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 ）和比尔？比格斯塔夫（Bill Biggerstaff），与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梅德亚里斯（Robert Medearis）发现了这一蓝海，于1982年4月23日注册成立硅谷银行。1983年，银行在圣荷西开设了第一间办公室。 早期硅谷银行是一家具有科技型特色的商业银行，除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之外，还开创了科技企业信贷业务。通过特殊的股东背景与客户关系建设，硅谷银行逐渐拥有了品牌知名度。 1.1、硅谷银行早期营销 硅谷银行明白，想要在科技企业信贷中做出成绩，必须像一家风投公司一样行事，必须学习和依靠硅谷现有的风投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与行业经验。为了加深与硅谷风投公司和科技企业的联系，在没有丰富营销预算的情况下，银行发起人在早期身体力行自我推销，用人脉资源打响了硅谷银行的品牌。 首先，通过招揽硅谷著名的企业家和活动人士参与投资入股硅谷银行，公司与硅谷主要企业建立了利益联系，后者成为银行最早的客户群体。有趣的是，硅谷银行发起人招揽投资人的过程，大多是在硅谷的扑克牌团体活动中完成的。最后团体内的每一个人都向硅谷银行投资至少一万美元，成为了硅谷银行创始人之一。 最终，硅谷银行从共计100位创始人手中集资500万美元，发起成立。在当时，没有哪个公司有如此之多的创始人。“100位创始人”这个特殊的数字，和扑克牌局的故事，从此在硅谷内被人津津乐道，无形中为硅谷银行做了广告。这一部分股东群体，也提供了硅谷银行最早的业务资源，让硅谷银行在成立之后迅速盈利。 其次，庞大的创始人群体为硅谷银行的信誉做了背书，通过推销股东团队，公司有效的挖掘了市场并获得了客户的信任。硅谷银行客户经理在向潜在客户推介时，必定会介绍自己庞大的创始人团队。一方面，股东的名誉提升了硅谷银行的品牌知名度，使银行更容易的获得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科技与创投圈内人员联系紧密，通过股东的牵线搭桥，客户经理可以第一时间与企业创始人建立了个人联系，有利地帮助银行开发了市场。 最后，硅谷银行营销上的成功，根本上与公司管理层的身体力行分不开。硅谷银行管理层和员工是一群非常刻苦而且对工作富有激情的人，他们随时随地的卖力营销，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个新型银行的不同之处。早在集资时期，银行发起人通过人脉建设和卖力游说，仅在45天内就完成了筹集500万资金的任务。而当时同样想做科技企业银行业务的竞争对手——内布拉斯加科技银行，完成资金募集则耗时9个月，完全失去了先发机会。 另外，在企业形象展示上，公司管理层还会亲自上阵。与一般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不同，在硅谷企业黄页上，管理层穿着工作洁净服，展现了公司的科技属性，让人耳目一新。最后，硅谷银行管理层从不错过任何一个结识风险资本的机会，在各各风投会议上都能看到他们演讲的身影，可以说哪里有风险资本，哪里就有硅谷银行。 1.2、硅谷银行早期经营模式 （1）业务构成 硅谷银行在早期的业务布局采取“三条腿走路”的模式。“三条腿”分别是科技银行、商业银行、房地产银行。科技银行是硅谷银行首先开创的业务领域，而后两者则属于传统银行业务范畴。 科技银行即是对科技企业的信贷业务。在早期，硅谷银行审批科技企业的贷款流程较为简单，除了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进行判断以外，着重审查企业的应收账款。如果一家科技企业对成熟企业有较为稳定的应收账款并且可以作为抵押，那么，它获得硅谷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今日世界互联网设备龙头思科公司，在早期即是硅谷银行科技银行的客户之一。 商业银行则是硅谷银行传统业务的统称。目标客户主要是硅谷、加州当地与银行规模匹配的成熟中小型企业，采用传统的信贷审批模式。另外，银行还经营个人存贷款业务，多元化负债、资产端配置。 房地产银行则是硅谷银行房地产相关业务的统称，包括发放房地开发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持有房地产相关抵押担保证券等。加州湾区与硅谷当地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需求，对于当地的银行来说，这一领域的业务利润可观而且容易做上规模。硅谷银行也参与其中，并且由于科技企业贷款需求普遍较少，房地产业务可以有效吸收存款，保证银行盈利能力。 到1991年，硅谷银行贷款中商业贷款（包括科技贷款和一般企业贷款）占比大约为2/3，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为1/4，其余为消费贷款等其他贷款。 （2）人员构成和企业文化 早期硅谷银行业务团队，和其管理层一样主要出身于富国银行，其余部分行业研究人员来自于各大学和风投、科研机构。由于硅谷银行不以社区银行业务为中心，个人客户服务岗位较少，相对的人员安排主要以企业客户经理为主。 企业文化上，硅谷银行和很多科技公司初创团队一样，强调个人奋斗，以结果导向。公司管理层每天7点开始工作，8点半召开公司大会，宣布昨日公司的存贷款成绩单。基层客户经理，每日在外奔波拓展企业客户，办公室内经常看不到什么员工。创始人Robert Medearis曾说：“硅谷银行员工的工作热情，比其他任何银行都要高出50%。” 在这种企业氛围下，硅谷银行以精简的人员编制取得了可观的利润。2014年，硅谷银行每个员工可以生产13万美元的净利润，同期每个花旗银行员工仅生产30000美元净利润。 1.3、阶段成绩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硅谷银行迅速的发展壮大。在财务状况上，到1992年，公司股东权益较开业时增长10倍，总资产规模到达9.6亿美元。因为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为了便利股东权益转让，公司股份在1984年就登陆OTC市场（Over The Counter，场外交易市场）。可以说，硅谷银行在开业时就是一家公众公司。1987年，公司股份进入纳斯达克股权交易市场，并于1988年完成了IPO，募集资金600万美元，这次IPO为硅谷银行的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在实体经营规模上，公司于1986年合并了一家硅谷当地银行——国家城际银行（National InterCity Bancorp），扎实了自己的根基。截至1992年，公司在加州其他新兴科技园区共设立了6家网点，并在美国另一个创新中心——波士顿和邻州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也开设办公室，迈出了“深耕加州，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硅谷银行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在成立初期，硅谷当地大多数公司都带有“Silicon（硅）”，而“Silicon Valley（硅谷）”还不为人所知，硅谷银行的名字显得非常普通。幸运的是公司坚持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后来“硅谷银行”和“硅谷”这个科技名词一道逐渐被普通美国人知晓。1988年，当时苏联驻美大使还与硅谷银行高层探讨“如何在苏联复制硅谷模式”的方案，体现出硅谷银行在美国，甚至在全球科技界的知名度。 2、1993年至2000年： 危机之下，转型求生 90年代初加州的房地产危机，严重打击了硅谷银行早期“三条腿走路”的模式，压力之下银行向专业化转型，专注做细分市场下科技行业和特定产业客户群体的银行服务。 转型后的公司根据自身经验，完善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流程，保证盈利能力的同时有效识别了小企业信用风险，成功打入初创企业信贷市场。 为了扩大细分领域下的客户数量并保持业务增长，在银行业地域监管放松的大背景下，硅谷银行跟随风投机构的脚步将营业网点开遍全国，让全美国的科技初创企业都成为自己的潜在客户。 2.1、房地产危机推动银行转型 由于过去几年硅谷银行存款上升速度较快，配置压力推动资金流向房地产银行业务，“三条腿走路”策略中，房地产成为了一条“大腿”，房地产贷款叠加持有证券中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抵押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占比较大，整个硅谷银行资产端对房地产敞口超过4成。 1989年至1991年，加州房地产市场发生衰退，房地产相关贷款和证券违约率飙升。硅谷银行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房地产市场寒冬的打击，1992年银行贷款不良率高达10.1%并录得了开业以来的第一次年度亏损。讽刺的是，硅谷银行的亏损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高风险业务——科技银行造成的，反而是传统银行业争抢的香饽饽房地产业务。 硅谷银行股东将经营不善归咎于管理层，硅谷银行的发起人与CEO，Roger Smith黯然下台。在此之后，硅谷银行吸取危机中的教训，进行了全面的转型。首先，企业战略重点中房地产银行业务被取消，房地产贷款占比很快下降到10%以下。其次，银行全面转向专业化，将客户群体细分，重点服务硅谷银行具有优势的特定行业客户，其中既包括软件、生物医药等科技行业，也包括传统行业中的细分子行业，如1994年硅谷银行开始服务的葡萄酒产业。最后，公司完善了商业银行服务范围，开始提供外汇业务、保理业务等其他银行产品。 2.2、硅谷银行科技初创企业贷款流程 自创始之初，硅谷银行就将当地科技企业定位重要的客户群体。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手段，硅谷银行主要依靠企业应收账款抵押控制信用风险。然而，能够产生稳定应收账款的科技企业一般已经步入快速成长期，诸多手握知识产权但还没有开展生产的初创企业，仍然面临融资短缺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转型后的硅谷银行从贷前、贷中、贷后三个方面下手，“多管齐下”建立起了专门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这一套流程帮助硅谷银行有效识别贷款客户，降低了单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并成功的打进了其他银行不敢涉足的初创企业信贷市场。 在贷前，硅谷银行采取跟投的策略。企业只有在获得风投基金投资后，才可能获得一定比例的硅谷银行贷款，通常是风投投资金额的1/4左右。这样相当于提前利用风投基金的专业知识，筛选了一遍有发展前景的初创企业。 并且如果一家企业同时获得多家风投青睐，那么申请成功硅谷银行贷款的概率将大大升高。除此之外，硅谷银行还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员参与信贷审批，相较于一般银行大大提升了对于科技型企业的辨别能力。 在贷中，硅谷银行根据不同的初创企业特点要求不同的贷款条件。对于还没有收入的初创企业，公司要求企业用知识专利做定性而非定量的抵押，这样即使企业违约，通过出售专利给大企业也能弥补一定损失。对于已经开始生产的企业，公司还是注重应收账款等更保险的抵押方式。在这种抵押要求下，很多没有专利，仅做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则被排除在外。 另外，90年代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上市的股权退出模式已经较为成熟，为了增厚收益，贷款时硅谷银行会要求少量（通常不超过1%）的认股权证作为贷款附加条件。认股权证本身占总股本比例不大，且不会对企业产生利息负担，客户容易接受，但是长期来看，一旦企业上市，认股权证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 在贷后，硅谷银行会要求企业将资金账户开在本行内。通过对企业日常资金进出情况进行监控，银行可以从侧面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及时对缺乏资金还贷的企业进行流动性预警和提前处置。另外，银行也和投资初创企业的投资机构紧密合作，间接了解企业的发展现状。最终，当企业获得下一轮第三方风险投资、或企业进入成熟期，与硅谷银行信贷模式不匹配时，硅谷银行顺利撤出投资。 2.3、硅谷银行的全国布局 硅谷银行的转型与专注，意味着需要放弃一些自身没有竞争优势、传统商业银行也能服务的普通客户。为了保证业务规模和客户群体数量持续增长，硅谷银行选择将自己的业务模式推向全国。而1994年出台的《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业务和分支机构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Branching Efficiency-Act of 1994）允许银行业跨州经营，为硅谷银行的想法提供了法律可行性。 尽管在1995年之前硅谷银行已经在波士顿郊区开设了办公室，但是因受法律限制，州外的分支机构只能进行市场推广，不能处理银行业务，对其他城市的企业客户来说非常不便。1995年之后，银行在短短的6年的时间内在全美开设了20家分支机构，机构总数从7家上升到27家。到此为止，硅谷银行追赶着风投机构的步伐，完全覆盖了美国所有的创新型城市。在其后10多年时间里，美国境内的机构数量完全没有增长。 2.4、阶段成果 1993年至2001年，在新一代管理层的带领下，硅谷银行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银行资产从9.35亿美元上升至55亿美元，雇员从235人增加到超过1000人，而市值也从上市之初的6300万美元上升至2000年顶峰时的30多亿美元。公司CEO约翰？迪安（John Dean）也光环加身。他在1997年被《商业周刊》杂志评为“硅谷最具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2001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50位最杰出交易大师”之一。 从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平均每年的股东回报率是17.5%，而同期美国商业银行的平均回报率是12.5%左右。在美国银行家公布的“全国100家中型银行公司名次表”中，硅谷银行凭借其回报率和每股收入的高增长率，在1998—2000年连续三年综合评估中夺冠。近10年出色的业绩使硅谷银行一跃成为美国科技市场中最有地位的银行。在2000—2001年进行IPO的科技与生命科学公司中，近1/3是硅谷银行的客户，美国一半以上的风投公司也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3、2001年至2008年： 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对硅谷银行科技企业信贷和权证两大收入来源均造成不小的打击。在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政策窗口下，硅谷银行开始涉及股权投资、投行、资管等非商业银行业务，拓展非息收入来源，变身综合化平台。同时银行吸取历史教训，进一步加强了整体风控建设，防范系统性危机。最后，在这一时期美国风投基金出海成为新的潮流，跟随客户的脚步硅谷银行也开始了国际化尝试。 3.1、做综合平台，扩大非息收入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严重影响了硅谷银行的发展节奏。在股市的暴跌中很多风投基金血本无归，市场情绪非常低迷，科技企业的投资资金大幅减小，非常多企业上市融资的方案被无限期搁置。熊市中另外两家与硅谷银行同样开展科技企业金融的机构康迪科（Comdisco）和风险租赁（Venture Leasing）则遭遇了大幅度亏损，甚至到破产的边缘。 然而，硅谷银行凭借着出色严密的贷款审批流程，很好的防范了个体风险，在整个泡沫破灭期间依然保持盈利，贷款不良率甚至还有一定的下降。但是，由于业务机会的减少，银行贷款规模还是遭遇了一定幅度的缩水，熊市中权证变现不畅。以往依靠信贷息差和权证收入的盈利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优质信贷资产缺乏，硅谷银行没有重回进军房地产业的老路。幸运的是，“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还会打开一扇窗”。1999年的《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拉开了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大幕，银行着手开展科技企业信贷业务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务，主要包括风险投资、投资银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等服务，今日硅谷银行的经营框架初现端倪。 集团通过直投与投资风险基金（Fund of Funds，FOF）两种方式参与风投业务。2000年，公司成立了硅谷银行战略投资者公司（SVB Strategic Investors，LLC.）作为FOF基金硅谷银行战略投资者基金（SVB Strategic Investors Fund）的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并在当年募集了1.35亿美元，投资了208家顶级风投基金。 另外，公司于当年成立了直投基金硅谷银行风投（Silicon Valley Banc Ventures），募集5600万美元并投资了60家科技企业。后来集团创立SVB股权投资（SVB Capital）并将风险投资业务统一归入其旗下。无论是对企业的投资还是对风投基金的投资，硅谷银行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企业上市后投资的成功获利退出，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基金客户的联系，提振寒冬中美国创投业的信心，培育市场，“做大蛋糕”。 投资银行业务是硅谷银行集团科技企业收、并购咨询业务。2001年，公司以1亿美元收购了外部投资银行部门阿莱恩特合伙公司（Alliant Partners），并将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与商业银行并驾齐驱的主营业务重点培养。可惜的是，公司的业务尝试并不成功，投行部门在经营期间持续亏损，最终于2007年年末被集团关停。 私人银行业务是集团的业务重要补充。2002年，公司成立伍德赛德资产管理公司（Woodside Asset ManagementInc.）作为私人咨询机构，为客户进行财富管理。在市场低迷时期，对高净值个人的贷款一度占到了贷款总额的10%，有效缓冲了公司对公贷款业务的下滑。此外，通过私人银行业务加强与风投经理人和企业管理层的交流，也是硅谷银行发展该项目的重要目的之一。 资产管理业务是缓解银行资产配置压力、增加非息收入的关键。2000年的股市泡沫让科技公司持有大量现金，泡沫破裂之后优质信贷资产缺乏，硅谷银行存贷比一度下降到40%以下。巨大的资产配置压力催生了硅谷银行表外资产管理业务，业务开展的第二年，管理资产即超过存款规模。到2007年，公司管理表外资产高达222亿美元，是公司存款规模的近5倍。资产管理规模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客户投资服务费等非息收入的提升。 3.2、硅谷银行风控模式 尽管严密的贷款流程可以较好的防范个体信用风险，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还是给硅谷银行“上了一课”——警示了系统性风险的严重性。特别是在银行业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系统性风险更易传染。为此，硅谷银行从风险隔离和组合投资两方面下手，加强了宏观层面的风险控制。 风险隔离就是硅谷银行股权投资（SVB Capital）与商业银行（SVB）业务资金隔离。股权业务资金一般从股市募集，部分来源于基金项目，严禁挪用商业银行资产，而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也不挪用创投基金资产。公司注册了前文提到的两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平行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不同业务条线资金的隔离。 组合投资就是公司资本的分散投资，包括4中组合形式。 行业组合。互联网/软件、硬件通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行业虽然统称为“新科技”，但行业之间差别迥异，在行业之间按照比例分散资金投放，可以最小化行业风险。 发展周期组合。由于创业公司越到后期体量与信贷金额越大，将信贷均匀分配给处于不同成长周期的公司，也是一种金额组合。 风险组合。大风险的股权投资与小风险的信贷投资相组合。 地域组合。利用银行全国化网点基础，在全美国范围多点投资，避免资金过于集中同一地域。 3.3、硅谷银行的国际化尝试 2004年开始，美国科技业投资仍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但是通过跨国技术传播，欧洲、中国、印度等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美国风投资金纷纷出海寻找机会，例如2005年9月，知名风投红杉资本就在中国落地。 秉承着“完全配合PE/VC客户，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的经营原则，跟随着风投基金的脚步，硅谷银行也开始进行国际化尝试。对于银行来说，国际化战略既是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又可以分散单一国家风险，一举两得。2004年，集团先后在英国、印度成立子公司。2005年集团在上海成立咨询公司，为本地和美国来华的风险基金提供服务。2008年，集团又在创新国度以色列成立咨询公司。 3.4、阶段成果 截至2008年，硅谷银行已经完全从互联网泡沫危机中恢复，总资产超过泡沫时期，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同时银行保持了较强的盈利水平，2007年公司股东回报率高达18.47%，而美国超过30亿美元资产的银行平均水平为8.24%。即使是08年金融危机之时，公司股东回报率依然高达11%。 硅谷银行在08年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不错的成绩，应当归功于自泡沫危机之后在多元化收入途径，风险防范上的成功改革。在非息收入上，银行抛弃了以往过于依赖权证的历史，在多个方向上发力，最终推动非息收入对利润的贡献回升到泡沫时期的水准，07年非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00年巅峰时期相同，均为36%。更重要的是，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银行的收入结构比以往更加健康了。 4、2009年至今： 回归本源，重拾信贷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之后，硅谷银行回归信贷本源。一方面，资产规模的增长允许硅谷银行开始涉足大型企业信贷业务，实现了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拓展了大型客户群体并为传统信贷业务找到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严格的金融监管限制了集团参与股权投资业务，银行对风投基金等客户的联系从股权投资转向信贷支持，最终在美国新的一轮投资周期中完成了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 4.1、抓住成熟期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 曾经由于硅谷银行规模太小，不能满足大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当硅谷银行陪伴企业走过初创期与成长期后，只能忍痛割爱将成熟期企业的金融服务交由大型银行来做。 然而，经过20年的发展，硅谷银行也步入美国大中型银行的行列，逐渐能够满足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为了抓住成熟期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硅谷银行按照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对应制定了三种服务方案，分别是“SVB加速器”、“SVB增长”、“SVB企业金融”，覆盖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 “SVB加速器”为初创期高科技企业提供以下服务：一是派遣专门的服务代表与初创者在一起工作，理解并反馈企业独特的银行需求；二是为企业提供有竞争力创业定期贷款、“投贷结合”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构建一个在线的商业银行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家扩展网络，为创业者找到潜在投资者。 “SVB增长”包括以下金融产品和服务：一是提供灵活的贷款方案，包括夹层融资、中期担保融资、提供应收贷款额度等；二是构建全球资金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国际业务服务，提供离岸的账户、开展外汇交换和支付，简化交易过程；三是为客户定制投资方案；四是提供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 “SVB企业金融”服务包括：长期贷款、贸易融资、各类应收贷款和流动资金信贷、资产管理和证券、金融咨询服务、全球现金管理、外汇交换等和集团服务。 通过推出全生命周期服务产品，硅谷银行在做好初创期、成长期企业服务之外，成功留住了大型科技企业客户，大额贷款占比明显增长。 4.2、政策压力下，对风投基金支持由股权转向信贷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号称史上最严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卡法案》（Dodd-Frank Act）与2010年签署通过，并于2012年7月开始生效 。其中法案第619条，又被称为沃克尔法则（Volcker Rule）规定银行持股集团投资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的比率不得超过集团总股本的3%。然而，据估计12年硅谷银行集团投资风险基金的资金占比超过7%。政策压力下，集团不得不大规模从风投基金撤资。 然而，与风投基金的紧密合作是集团的核心商业模式。为了继续与诸多机构保持紧密关系，集团对风投基金的支持由股权转向信贷。特别是在13年之后，美国科技投资市场显现出久违的火热，风投基金融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硅谷银行加大对风投基金的信贷投放，主要以过桥贷款的形式，为招款中的基金提供信贷额度和流动性支持。2015年，银行投向风险基金的贷款超过软件行业，使前者成为银行贷款组合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到2017年，对风险基金贷款占比接近整个商业贷款规模的50%。 4.3、今日成绩 硅谷银行作为美国唯一一家创投圈内的专业性银行，在新兴科技行业研究耕耘超过30余年，至今已经帮助过30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融资，与全世界600家风险投资机构，120家私募股权机构有直接业务往来。在初创企业信贷市场占有率超过50%，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按照资产排名，硅谷银行在美国银行中位列43位，在《福布斯》“2018美国百大银行排名”中凭借出色的盈利能力排在23位。 近些年硅谷银行集团的经营可圈可点，在金融危机之后集团的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总资产自2008以来增长了4倍，达到512亿美元；员工人数翻了一番，达到2400余人。2017年公司净利润是2008年的7倍，每股净收益是当年的4.3倍。 规模增长的同时，集团盈利水平还有所增强。在美国银行业净利差不断向下的大趋势下，得益于近几年科技行业的火热，公司资产盈利能力有所增强，营业比率略有降低。 与此同时，集团的风险控制能力十分出色。考虑到硅谷银行集团还重点参与传统商业银行认为十分具有风险的初创企业信贷业务，银行依然可以将贷款不良率指标控制在1%以下。 具体到资产负债端，银行负债端存款主要以企业客户的无息存款为主。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贷款企业与其风投机构股东需要将日常运营资金放入硅谷银行的的活期存款账户中便于监控（一直以来美国利率管制Q条例禁止银行为活期存款账户提供利息，直到11年被多德弗兰克法案取代。 但此时银行业利率水平已经接近0），帮助银行取得显著高于其他银行的净息差。近些年银行存款增长速度较快，存贷比略有降低，带给银行一定的资产配置压力。 在收入结构上，银行利息收入稳定增长，近些年更占据主要地位。相对的，非息收入根据市场环境波动较大，并且由于美国金融监管对股权投资业务采取限制，近两年非息收入略有萎缩。 三、启示：用风投机构的思维做科技银行 1、硅谷银行经营特点 回顾硅谷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总结出硅谷银行的盈利模式主要依靠“高息差+混业经营”，同时通过与风投基金的密切合作和严密的风控手段，有效的防范了信用与系统性风险。 在盈利模式上，银行集团在利息收入一方依靠“高息差”策略。在负债端，银行通过同时吸收风投企业与科技企业的存款，达到了即使资金在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间转移，也可以最大限度留存在银行内部的目的。同时贷款条件附加要求企业存款无息，大大压低了负债端成本。在资产端，通过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科技初创企业投放信贷，拉高了信贷资产收益率，最终实现“高息差”。 集团在非息收入一方依靠“混业经营”策略，除了通过参股风投基金，建立信息客户网络，方便开展企业分析咨询等业务外，还以投贷联动的方式直投、间接投资科技企业，或者持有认股权证，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帮助企业成长的同时，实现了股权退出时的高额回报。 在风控模式上，硅谷银行集团依据多年的经营经验，建立了完备的个体贷款审批程序和宏观风险防控机制。但无论是对个体风险还是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上，集团与风险基金机构的紧密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贷款流程中，风险投资机构不但是银行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更参与到贷前、贷中、贷后的管理流程之中，帮助银行识别企业经营风险，顺利回收资金。在宏观风控中，风险基金机构作为集团主要客户之一和重要的获客渠道，帮助集团完成投资风险搭配、行业集中度分散、地域分散等诸多任务。 2、对国内科技银行业务发展的启发 反观国内，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互联网/软件、硬件/半导体、新能源/环保、生物医药等诸多科技行业百花齐放，国内并不缺乏科技银行的市场空间。然而科技初创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因为是商业银行过去没有相关行业的知识储备，对企业的经营前景无法准确判断，从而导致的“不敢贷”问题。根据硅谷银行的经营特点，我们对国内想要做好科技银行业务的银行业同仁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加强与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作。包括政府产业基金、“腾讯系”“阿里系”等互联网民企和国外知名风投基金等。风投机构是商业银行的“老师”，从风投机构中商业银行可以学习到各个行业的经营特点与投资知识，从而加强自身对贷款客户的判断；风投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的“市场经理”，通过风投机构的引荐或跟投策略，商业银行可以更好的找到优质初创企业客户；风投机构也是商业银行的“客户”，在目前国内的监管框架下，银行可以与风投机构开展托管、现金管理、外币兑换等商业银行服务。 其次，建立初创企业专属的贷款审批流程。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有不同的现金流特点，高新技术各个子行业之间也有不同的发展侧重，银行应当根据不同周期、不同行业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贷款审批流程。如依据科技初创企业的特点，可以适当降低现金流在贷款审批中的参考地位，重点考虑知识产权的价值，结合应收账款判断企业行业地位等。不照搬照抄大型成熟企业的信贷模式，这样容易“错杀”有前景的初创企业。 再次，在把控个体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投贷联动提升银行投资收益。虽然目前国内监管政策要求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不得贷款给风投基金，不得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但2016年《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已经开始试点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 下阶段，在商业银行纷纷成立理财子公司，发力资产管理业务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即可以通过直投的方式参与股权投资，又可以充分发挥银行理财这一表外业务优势、有效实现投贷联动业务的落地。在业务执行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借鉴海外的盈利模式，通过认股权证等模式获取投贷联动中的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也应学习海外管理基金的先进模式，做到深挖行业、分散风险。 最后，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发挥综合平台价值。在信贷与股权投资之外，商业银行应紧紧围绕企业需求，开展表内外现金管理、企业战略咨询、管理层私人银行等其他金融服务，促进交叉销售，多元化收入途径。 四、大事记 1982年4月23日，硅谷银行注册成立。 1984年，银行股票在OTC开始交易。 1983年，银行发起人Bill Biggerstaff， Robert Medearis 和CEO Roger Smith在San Jose开设第一间办公室。 1986年，硅谷银行与National InterCity Bancorp合并。 1987年，银行股票开始在纳斯达克交易，代码SIVB。 1988年，银行完成IPO，募集资金600万美元。 1993年，John Dean成为公司总裁与CEO，公司向专业化转型。 1994年，银行成立高端葡萄酒事业部。 1999年，控股集团Silicon Valley Bancshares成立。 2000年，集团控股风险投资基金SVB Strategic Investors， LLC和Silicon ValleyBancVentures，LLC 2001年，John Dean成为集团董事长，Ken Wilcox成为集团总裁与CEO。同年公司收购投行部门Alliant.Inc 2002年，集团设立证券经纪公司SVB Securities，扩张私人银行部门。 2005年，集团名称从“Silicon Valley Bancshares”更改为“SVB Financial Group”。 2006年，SVB Analytics成立。 2010年，Greg Becker成为集团总裁，并于后一年成为集团CEO。 2012年，硅谷银行与浦发银行合资成立浦发硅谷银行，该银行与2015年取得人民币业务资格。 五、风险提示 企业经营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7月3日晚间，深交所公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第九批获受理企业，有19家企业IPO申请获受理。其中，仅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家为在审企业，其他18家均为新申报企业。 19家企业中，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果麦文化”）颇为知名。招股书（申报稿）介绍，果麦文化成立于2012年，法定代表人为路金波，注册资本5402.99万元。公司官网显示，果麦文化涉及的业务主要包括图书出版、新媒体、影视投资等领域，与知名作家韩寒、冯唐、严歌苓等均有过合作。 目前，果麦文化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名单中，有博纳影业、经纬创投旗下管理的基金经纬创达（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普华天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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