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作精彩纷呈 下半年国资改革将快马加鞭 今年上半年，国资无疑是A股市场上最活跃的运作力量之一。年初至今，国资宣布入主A股上市公司约50家，国资旗下上市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20余起，启动分拆上市计划的国资上市公司近10家，更有数十家上市公司拟引入国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一系列密集资本动作的背后，是各级国资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增强竞争力、创新力的核心诉求。 >>助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再融资 上交所拟出台定向可转债业务规则 7月1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为向市场明确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转股、回售、信息披露等业务规范，力图将定向可转债打造成“规则透明、流动性强、市场欢迎”的标准化证券产品。 >>近八成在审拟IPO企业获受理 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首迎西藏“考生” 7月1日晚间，深交所公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第七批获受理企业合计35家，其中20家企业申请IPO、14家企业申请再融资、1家申请重大资产重组。计算可见，七批获受理的拟IPO企业合计142家，占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前183家拟IPO在审企业（不包括已过会未拿批文企业）的77.6%。在第七批拟IPO受理企业中首次出现了注册地在西藏的企业。 >>多家公司预喜半年报 食品医药板块增幅尤强劲 上半年刚结束，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告就逐渐增多。7月1日晚间，多家上市公司半年报预喜，涉及食品、医药、化工、消费电子等多个行业。其中，三全食品、海欣食品、溢多利、普洛药业、国风塑业、雅本化学、*ST奋达等7家公司净利预增强劲。 >>内部调查结果出炉 瑞幸咖啡2019年虚增收入21.2亿元 北京时间7月1日晚间，瑞幸咖啡发布公告称，内部调查已经基本完成。据透露，公司特别委员会发现，伪造交易始于2019年4月，公司在2019年的净收入被夸大了约21.2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2019年第二季度虚增收入2.5亿元，第三季度虚增收入7亿元，第四季度虚增收入11.7亿元。
今年以来，受全球疫情影响，海外市场需求骤降，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面临跨境贸易融资的难题。 外资行如何助力这些企业攻坚克难？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恒生中国）环球贸易及融资业务部主管兼上海分行行长胡斌的答案是：跨境、联动、高效。 据记者了解，恒生中国利用母行的资金优势、市场优势和客户资源，推出内保外贷、内保跨境直贷、外保内贷、国际福费廷等各项跨境联动业务，为企业走出去和境内外资金融通提供便利。 跨境联动，打通企业境内外融资市场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母子公司，业务相对分割，流程独立，即“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对恒生银行与恒生中国来说，却并不如此。胡斌这样介绍二者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两家机构，实则是一条业务线——恒生银行与恒生中国在业务流程上跨境联动，一条业务线贯通，完美地诠释了“内地、香港一盘棋”。 例如，一个内地企业在香港市场的融资项目，由恒生中国收单，但内地、香港两个团队同时跟进，分头展开业务，效率大幅提高。 对于企业而言，只需要对接恒生中国一个“牵头客户经理”，就等于对接了整个恒生银行，可以轻松规划整个企业在内地和香港的各类融资业务。 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的跨境与联动，是恒生银行的血液和基因，胡斌这样形容。 而利用跨境与联动的优势，恒生中国为内地企业“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的跨境贸易融资方案。据胡斌介绍，这也是恒生中国的业务亮点。 近年来，恒生中国根据跨境政策安排，结合客户的不同需求，陆续推出了人民币远期信用证、内保外贷、内保直贷、外存内贷等一系列综合跨境贸易金融产品，形成包括数十个产品在内的，涵盖贸易、存贷款、供应链等领域的跨境系列产品，为内地和香港企业提供特色跨境贸易金融服务。 信用证+福费廷，帮助企业最快T+0回笼资金 利用跨境、联动的优势，恒生中国推出的信用证+福费廷融资模式得到较多企业青睐。 内地信用证业务，是近几年内地银行针对贸易商主推的结算方式。相比承兑汇票结算方式，内地信用证在防范贸易融资风险、规范业务操作、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降低贸易欺诈和贸易纠纷的风险。 而福费廷业务，占用的是同业授信额度，对供应商无追索。 信用证+福费廷的组合，对银行来说，能够充分利用同业资源，缓释银行自身信贷规模的限制，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拓展内地信用证业务；对中小型供应商来说，可以高效快速、回笼资金，更安全、安心拓展新业务。 由于与母行的跨境联动，恒生中国主推的信用证+福费廷业务，由恒生同时担任开证行、通知行及议付行，即信用证申请人及受益人均为恒生中国的客户。 “在这一模式下，单据传输更快捷，手续更简便，对供应商实现无追索，供应商资金回笼效率更高，一般可以实现T+0。”胡斌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模式帮助企业快速回笼资金，调动海外低成本资金助力境内企业的发展，备受中小型供应商（外贸企业）的欢迎。 记者了解到，上半年，恒生中国信用证+福费廷业务规模，比去年同期有数倍的增长。 就在近期，恒生银行上海分行通过联动母行，将一企业的信用证资产通过内地内银行转卖至境外银行，使其获得了低成本的跨境福费廷资金。 据悉，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恒生中国还积极推进数字化供应链金融业务，简化贸易融资流程，实现全流程线上化操作。 3月底，恒生中国入驻顺丰旗下Rong-E链平台，为顺丰的供应商提供免接触、时效性高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
在东莞，蓝领工人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作为全国5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东莞的制造业相当发达，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故有“世界工厂”之称。 在这个地方，制造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当下的东莞制造业有8个支柱产业，分别是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家具、玩具、造纸及纸制品业、食品饮料、化工等。 实际上，东莞这个地方平均工资即使在全国也并不算很低。2017年的数据显示，东莞现人均月收入水平达到了7862元，排在全国人均月收入第六，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佛山。当然，月平均工资是多数人达不到的。 在东莞如果是一个普工，月工资收入也只有3000多元左右，如果碰到赶货，最多能拿4000多一点，只有少数具有一定技能的蓝领工人的月薪达到5-8000元。显然，东莞对蓝领工人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 现在很多网友在问，东莞工厂普工们的工资收入又不高，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待在厂里，不愿意换其他职业呢？对此，我们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没有技能的普工工作并不好找，再说整个东莞地区普工的工资都差不多，换来换去，反而工资挣得就更少了。 再说，东莞很多企业对普工还有年资，你多做一年就给你加个50元钱。如果你做个十几年，老员工的收入肯定比新员工高出许多。更何况，待在一个企业里时间久了，各方面人都熟了，做事还可以顺利点。 第二，很多没有学历、没有技能的农村年轻人进东莞工厂打工，他们认为，东莞要打造“技能人才之都”。进厂后可以学个技术终身受用，开始苦点累点，工资再低点，但毕竟是给你学技术的条件，若干年后，年轻人可以靠自己积累的技术经验拿一份高薪，或者靠自己的技术和人脉创业。学习技术的人从来没打算在普工的岗位上干一辈子，因为做一名普工永远没有出路。 第三，东莞广大蓝领工人的收入上不去是有原因的，从2015年开始，东莞已有近六成企业开展“机器上岗”，而且当地政府对此还颇为用心。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来了，劳动密集型工种工资就上不去。 但同时，东莞又是智能手机生产基地，短期内机器人一下子无法完全取代人工操作。去年东莞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达2.6亿部，占全球1/6，华为、vivo、OPPO、金立等大牌林立。 东莞的智能手机企业对普工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东莞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是制造业发达、就业机会多、发展机会多，这是支撑蓝领工人们留下的重要理由。 第四，很多人觉得奇怪，东莞蓝领工人收入并不是很高，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去做快递员、外卖员等服务性行业？实际上，有的大城市服务业即使工资更高，但是从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重新开始，职业的风险也会更大。 蓝领工人待在厂里，收入虽然少一些，但在东莞的生活成本并不高。而跑到大城市做快递员、外卖员等服务性工作，不仅人会更辛苦，工作责任高，而且在收入高的同时，生活成本也很高，未必比留下厂里更划算。 其实，东莞的制造企业对技术工人的工资并不低，而主要是对广大普工的收入偏低一点。但普工宁愿待在厂里，也不愿意离开东莞到其他地方去闯一闯。因为东莞虽然对普工工资不高，但是需求量相对较大，这边工作容易找。 同时，还有人想在东莞的企业里干上几年，学点技术，再去拿高薪或创业。更有人因为东莞的生活成本要远比大城市深圳低得多，待在东莞厂里一年还能省下点钱，而去大城市做快递或外卖，扣除较高的生活成本，年底可能也剩不了多少了钱了。
深化政银担保合作，力争2020年新增融资担保规模达到300亿元，其中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不少于90%。 稳企业保就业，上海政策工具箱再添18条金融实招。 昨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上海银保监局、上海市金融工作局等6部门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促进融资供求双方有效对接，从而扩大上海地区企业融资支持覆盖面，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18条措施，除了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外，最鲜明特色在于强调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效应。“这是为了提升信贷支持的商业可持续性，让低成本易获得的金融服务可持续。”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主任吕进中昨日在通气会上表示。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运用好货币政策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是此次《指导意见》的主要方向。 《指导意见》要求，加大中小微信贷支持力度，实现“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力争上海普惠小微贷款2020年新增额超千亿元。 “今年新增额超千亿元，是上海历史最高点，去年也就900多亿元。”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货币信贷处处长叶芳说。 就上述目标，《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对202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提升政策覆盖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按规定给予地方法人银行延期贷款本金1%的激励，并按规定通过无息再贷款购买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为推动降低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导意见》鼓励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按照风险自担原则，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优惠贷款，贷款利率参照同期LPR至少减25个基点，其他在沪银行可参照执行。 《指导意见》还鼓励金融机构设立续贷服务中心，力争2020年小微企业续贷比例高于上年。 为提高商业银行敢贷、愿贷的积极性，《指导意见》还在监管考核机制上进行了优化。比如，《指导意见》提出，国有大行上海市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40%；各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权重不低于10%；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比照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不低于50个基点；进一步放宽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支持金融机构在内部资源配置、绩效考评、风险评估、尽职免责、金融科技等政策安排上向小微企业倾斜。 特别是，《指导意见》提出，上海市管国有企业因承担国家和本市重点任务，对法定代表人任职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完成影响较大的，可在任期考核时适当调整考核目标或视为完成。“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政策合力，多方面推动对普惠金融加大支持力度。”叶芳说。 强调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应 此次上海出台“金融18条”，特别强调了要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效应。 《指导意见》从设立纾困专项贷款、完善政策性担保体系、加大小微信贷奖补力度三方面着手，深化政银担合作，提升信贷支持的商业可持续性。 这首先体现在，设立首期120亿元纾困专项贷款。对专项贷款中需担保增信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保尽保，给予全覆盖支持。贷款本金的风险责任，原则上银行承担比例不低于15%，市融资担保基金承担比例不高于85%，专项贷款担保代偿率可以达到5%。 上海市财政局金融处处长王韬解释，目前上海市担保代偿率在3%。提高到5%之后——也就是将容忍度提高——对一些原本处在边界线的重点企业来说，“紧”一点可能拿不到贷款，“松”一点就有可能拿到。 其次是深化政银担保合作，力争2020年新增融资担保规模达到300亿元，其中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不少于90%。上海各区国有控股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扩大担保覆盖面考核机制，提高代偿容忍度，放宽盈利考核要求，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三是加大小微信贷奖补力度，将奖补范围从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贷款扩大到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增设信用贷款考核指标，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将外贸、科创和文化旅游、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相关企业贷款不良率补偿下限由1.5%下调至1.2%。 小微信贷奖补制度，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三轮。“在新的形势下将奖惩范围扩大，同时将补偿区间下限给予放宽，给银行多留出0.3%的空间，都是为了推动银行对重点行业加大投入。”王韬说。
从微观角度，未来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互联网企业，估值空间更值得期待。平台型数字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真实供需的匹配已基本实现。继续延续旧模式发展，难以创造新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资本市场对于互联网企业的认可逻辑正在发生两大质变。 我们认为，除却底层财务与运营数据，自上而下理解商业运行的潜在价值，同样不失为具有普世性的一种选择，有助于投资者从纷繁复杂的商业模式中甄别资本市场的明日之星。过去20年，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发力点在高效匹配，通过矫正市场失灵创造经济价值，同时降低生产者准入门槛推动经济增长。轻型的要素投入撬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因而获得资本市场的追捧，成就了其高估值和高回报。然而，伴随头部企业占据流量高地，互联网平台逐利属性逐渐使得效率与公平难以兼得，社会总福利遭反噬的同时，行业整体发展也将受限于存量的零和博弈。从宏观角度，当前政府加强互联网平台监管及整治，表面上为约束，实际上是鞭策，有助于行业整体以自律谋自由，从而突破估值瓶颈。而从微观角度，高效匹配的边际收益已日渐式微，未来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互联网企业/行业，估值空间更值得期待。 过去20年，平台型互联网企业通过高效匹配创造价值，因而享有合理估值。数字经济上半场以平台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发力点在高效匹配。数字化转型普遍发生于流通领域，即消费者向生产者购买产品这一过程，表现形式为电商、共享出行、在线旅游、在线广告分发等。互联网平台虽然本身不参与商品生产，看似不创造经济价值，但却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矫正市场失灵使国民经济达到均衡状态。从更直观的模型分析[1]（如图1所示），高效匹配通过以下双重效应创造价值。效应一：匹配真实供需（S0→S1，D0→D1）。在互联网平台诞生之前，以信息不对称为主的市场失灵，导致部分产能与需求无法完全匹配，达成市场均衡的供给与需求均小于真实情形，处于E0。以打车市场为例，空车与乘客打车困难的现象可能同时并存。互联网平台借助数据搜集、算法优化等途径，识别并调配多余产能与未被满足的需求相结合，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右移，并更接近于原生状态。假设摩擦对于供需的损耗程度一致，均衡点处于E1，即在价格不变的情形下，总产出上升。效应二：降低生产者门槛（S1→S2）。从商品和服务提供者角度而言，去中介化降低了生产者的潜在成本和门槛，吸纳更多生产者进入相关领域，导致供给曲线进一步右移至S2。但是从消费者角度，匹配机制的优化并不显著增加需求。尽管供给增多，选择范围扩大，但消费者的需求主要呈现内部结构性转移。仍以打车市场为例，乘客对出租车的需求部分转移至网约车，而出行需求总量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在此均衡E2下，价格由P0下降至P2，产出进一步扩大至Y2。平台型数字经济通过矫正市场失灵创造经济价值，同时降低生产者准入门槛推动经济增长。新均衡在降低价格的基础上提升了产量，是一种显著的帕累托改进。互联网平台普遍以“轻资产”模式为主，极低的要素投入却撬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因而获得资本市场的追捧，成就了高估值和高回报。 从宏观角度，当前加强互联网平台监管及整治，助于市场回归理性均衡。平台型企业创立之初，大多采取免费乃至烧钱补贴等方式占据流量高地，符合上述模型。但在激烈竞争后，寡头格局基本稳定，企业流量变现成为必然。当前中国的平台型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这一阶段，因此我们对模型进行调整[2]，将互联网平台收取的手续费看作类似税收的楔子，同时根据定价高低分析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图2所示）。由于情形1中，互联网平台所挤占的利益已超过其对社会总福利的贡献价值，中介价格过高促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出现明显痛感，两者愿意放弃平台使用回到原初状态。而情形3使得社会各参与者福利均得到提升，但互联网平台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其匹配机制相对消费者和生产者为数据黑箱的现实情境中，缺乏制定相对低价的动机。两厢博弈结果下，互联网平台的收费均衡区间将大致处于情形2，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均提升，但消费者需接受相对高价，不利于社会公平。今年两会有提案指出“规范电商平台收费标准”，而近期首部《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发布，同步加强了政府对互联网领域的管控。我们认为，上述举动表面上为约束，实际上是鞭策，旨在引导互联网平台由情形2向情形1回归，从而释放行业参与者更充裕的发展空间。这也是互联网企业摆脱存量博弈、估值台阶上升的必要过程。 从微观角度，未来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互联网企业，估值空间更值得期待。平台型数字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真实供需的匹配已基本实现。继续延续旧模式发展，难以创造新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资本市场对于互联网企业的认可逻辑正在发生两大质变。 第一，由消费满足型到消费引致型。虽然平台型企业识别出消费者真实需求，但是却并不扩大或创造新需求。从以上模型看出，互联网平台在精准调度多余产能后，还降低了生产者成本，促使商品数量及种类增加。然而在消费端，虽然互联网平台优化了消费者选择空间，但对总量推动作用甚微。而直播带货同样采用推送模式，在借助网红效应吸引受众的基础上，大幅简化了消费者作购物决策的流程，从而使消费者的新需求更易于被激发。 第二，由就业创造型到赋能制造型。如上文所述，降低生产者准入门槛是互联网平台创造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单纯依赖于匹配机制优化的生产者成本下降不可持续，过度供给反会侵害原生产者利益。模型显示（图1），虽然生产者剩余总体呈现扩大趋势，但供给曲线的过度右移将致使原生产者福利损失，而新增的生产者剩余全权分配给低门槛生产者。长此以往，品牌商提升品质的动力将会削弱，需警惕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形成。我们认为，生产领域的数字化变革推动生产者成本的长趋势下降，将从根本上提升劳动生产率，在新阶段兑现其核心投资价值。 [1] 采用微观经济学供需及消费者剩余模型。由于数字产品供需曲线与传统模型有本质差异，此处模型不包括单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虚拟物品（游戏、电影、音乐等），仅考虑匹配机制优化对于全类别传统商品及服务的影响，假设供给与需求弹性大致相同且前后不发生明显变化。 [2] 在传统模型中，中介机构从属于商品及服务提供者，计入生产者剩余。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中介机构小而散，深度融合于产业链中而难以单独剥离。但在互联网平台参与流通环节的模型中，互联网平台具有独立定价能力，且覆盖面更广，适宜单独探讨其定价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
近日，江苏江阴农商银行与江阴临港开发区联合发起的“党建引领政银合作金融助企护航发展”活动正式启动，这是江阴“党建共创金融助企三百亿”三年行动的首站、首发。该行将与政、企共同打造沟通互信、共赢发展的良好金融环境，全面推动江阴高质量发展再谱新篇。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全面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新形势下，江阴农商银行推出“党建共创金融助企三百亿”三年行动，通过市级、镇级、村级党组织“三级共建”，党员结对、网格员结对，共同参与客户建档、授信评议等工作，建立“面对面”“心贴心”“点对点”的金融服务机制，全面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满足率。3年内，该行将对江阴实体经济市场主体新增300亿元信贷投放，全行信贷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信贷支持新增3000户，支持总数达到10000户。 “在当前疫情下，企业出口难、融资难，我们通过这笔融资要加大海外市场出口，我们有信心用这笔资金帮助企业今年实现更大增长。”活动当天，江苏大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江阴农商银行授信3800万元，总经理汤红海表示，农商银行的授信为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当天，与该企业一样获得授信的共有4家企业，总额度达1.57亿元。 此次党建共创、金融助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锦上添花，而是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针对老生常谈的融资“三难”，江阴农商银行均有解决方案。 为解决中小微企业“首贷难”，江阴农商银行将全面收集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力争到2020年末，对江阴市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建档率达到100%，融资需求答复率达到100%。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转贷难”，该行强化信贷服务创新，创新“长享贷”产品，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由1年放宽至5年；创新“无忧贷”产品，为双证抵押企业，提供一次授信、10年内循环使用的无还本续贷融资服务。为解决中小微企业“担保难”，该行创新“信友贷”，对结算和贷款业务客户，提供500万元以内的信用贷款；创新“生意贷”，对个体工商户提供期限最长可达3年、支持分期还款的信用贷款，无营业执照也能办理，解决个体工商户“获贷难”。 启动仪式上，还举行了“党建共创、金融助企”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江阴市委组织部、临港开发区与江阴农商银行，临港各镇街与江阴农商银行各镇街支行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江阴农商银行为临港开发区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颁发了“特约金融顾问”聘书。 在党建“三级共建”的引领下，该行将发挥一级法人决策链短优势，创新审批机制，力推信贷评议现场化，即建立客户评议绿色通道，该行授信审批人员“下沉”至村、社区、企业等一线进行现场评议，1小时内办结各项审批；力推贷款申请掌上化，即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开通掌上手机端“普惠e点通”，为企业搭建涵盖金融产品和增值服务一体化的“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企业需求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快速、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
汽车行业投资退潮，赛麟、拜腾、博郡等造车新势力企业受到融资困扰，正在遭遇资本寒冬。 在汽车电动化发展大趋下，互联网社会、风投资金大量涌入电动汽车领域，涌现出一批新造车企业。经过多年发展，这批企业都已经历四年以上创业，2020年应是这批造车新势力企业集中交答卷的时间，但目前看效果仍不理想，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截至2020年5月，只有蔚来、理想、小鹏等8家造车新势力企业有新车卖出，大部分企业仍无车可售。 一、造车新势力企业投资进入寒冬 汽车行业投资在冷却，呈现快速下滑态势，据统计，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投融资数量为55件，同比下降30%。进入2020年，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资本市场退潮加快，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只有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其他造车新势力企业没有完成融资计划，处在资金链紧绷状态。 资本退潮，裸泳者暴露了没穿底裤的事实，之前有贾跃亭滞留美国不回，最近又有企业陷入经营困难，6月30日，江苏赛麟的国资股东-南通嘉禾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布一份告知书，称江苏赛麟董事长王晓麟远避美国，怠于履行职责，致使江苏赛麟无以为继。 在新能源汽车投资高峰的2017年，全国有100多家企业踏入造车行业，但已倒闭大半，目前造车新势力企业数量仅40家左右。未来，市场进一步出清，头部企业将走向成熟，造车新势力也终将成为历史词汇。 喧嚣过后，留下一地鸡毛，企业破产，投资人受损。新能源汽车的投资人，不仅仅是企业的创始人和风险投资者，还有地方政府。6月28日博郡汽车创始人黄希鸣内部信表示，“在没有外部资金注入和政府支持的前提下，依靠我个人力量实在无法短期内恢复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发展，实在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公司的正常运营”。 有的政府的“投资”业绩不错，近期被网友刷屏的合肥市，被称为中国最牛的风险投资机构，已引资蔚来总部落户、德国大众集团投资江淮汽车。但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最近陷入危机的三家企业，拜腾、赛麟和博郡，生产基地都在江苏省，拜腾、博郡是南京市重点培育的独角兽企业；同在江苏如皋的赛麟汽车，其国有股东南通嘉禾出资额达到66亿元。 地方政府的损失不仅是直接投资，还有土地的隐形成本，部分企业将新能源汽车作为项目平台，进行地产开发，取得商业和住宅的土地成本低至每平方米1块钱，这些现象在我国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屡见不鲜，这些地区的招商竞争更加激烈。 二、什么样的新势力企业会发展起来 从行业发展看，年交付1万辆车已成为造车新势力企业迈过生死线、走向发展壮大的基准线。作为大宗消费商品的汽车，年销量过万台之后，将在售后服务、管控产品质量、品牌培育等方面得到锻炼和考验。 2019年蔚来、威马、小鹏、合众的汽车交付量分别为20565辆、16876辆、16608辆和10006辆。进入2020年，理想汽车开始发力，进入销量前三名，今年前五个月的销量累积7666台，预计2020年可销量过万台。由此，2020年应有五家企业实现销量过万的目标，新造车头部企业的格局正在形成，头部企业在甩掉“PPT造车”帽子。 不过，头部企业也面临着较大竞争压力，主要来自特拉斯等一批外资品牌企业。乘联会数据显示，2020年1季度，外商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3.1万辆，同比增幅94.1%。今年特斯拉上海工厂的Model3轿车就能实现年产量20万辆，这也将挤压造车新势力企业的发展空间，目前在中高端市场，只有蔚来汽车实现了品牌化成功放量，小鹏P7还处在产品投放初期，下半年才能批量交付上市，在高端化市场还未站稳。 三、融资建议 目前，留给造车新势力的选择不多，尤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汽车销量整体下滑，行业投融资活跃程度大幅下降，造车新势力要广开融资渠道。 对于头部企业，要加快到资本市场融资。汽车制造是重资产行业，随着设计车型已进入批量生产和交付阶段，在生产管理、供应商管理等方面资金需求大增，新势力企业后续壮大发展仍需大量资本投入。 目前，头部企业已经完成了多轮融资，实现了量产，可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加快上市。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登陆科创板，支持头部企业融资，出台政策支持未上市的企业通过股票上市直接融资，研究支持新能源汽车标杆企业IPO“即报即审”绿色通道。 但另一面，大部分新势力企业还处在融资困局，应主动和汽车集团合作，加快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在资本市场变现。新势力企业大多已借助“互联网+”培育一批潜在用户，形成“粉丝”效应，优势在整车设计、品牌形象、营销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和传统的汽车集团相比，在供应链和质量体系管理方面处于弱势。 当前，资本寒冬，要将新势力企业在设计、品牌等方面的优势，与传统企业（整车、零部件）产业链整合能力进行嫁接，形成产业联盟和股权合作，通过代工生产、合作建厂、设立合资企业等形式，挖掘市场价值，实现股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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