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用危机是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金融行业的高度垄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的政府和国会显然是把对了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得益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才让我们这个星球得以享受长达70年的经济环境的安定。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的第一章：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倒数第三段里这样强调道：“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 关于这类危机的意义，厄伊得尔斯在他出版于1905年的那本著作——《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冶金工业的关系》里这样描述道：“1900年的危机所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是1873年的危机远远比不上的。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选留了一些较好的企业，但是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并没有使胜利地渡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i]” 在我们考察垄断者的经营行为时，我们还要考虑垄断对整个社会的含义。我们知道银行的本来角色就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银行将那些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然后将所有这些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但近100年的的发展则表明，越来越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运用工业资本的工业家了。近100年来，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起来，或者说是日益混合生长了。 关于银行与工业的密切联系，列宁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银行给某个企业贴现期票，给他开立往来账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业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帐使得银行能够更详细、更充分地知道这位顾客的解决情形，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越来越完全依赖于银行了。” 厄伊得尔斯在考察了全部工业联系后也发现：银行总是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生产部门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发生的资本分配不均的现象。目前表现的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ii]我们的工业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够支配资本[iii]。但不幸的是如我们从上述新闻中看到的，在大危机中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倒闭，“一般可以发放贷款的机构也减少了，这就使得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的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iv]。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几个机构，这个时候银行也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正是基于这种垄断，大银行甚至成为“发号施令”者，曾经有企业家就收到过某银行发来的“威胁”信函，信函说： “我们认为贵公司定于本月30号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够接受的决议。因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不得不停发贵司所享有的贷款……如此次大会并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议，并对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提出相应的保证，敝行愿意就给予贵司以新贷款的问题举行谈判。” 在银行更趋集中和垄断的大环境下，工商界经常遭到银行的这种“恐怖主义”打击也就成为必然了。原因就在于这些银行支配着所有工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对于工业家而言，银行就是这种资本的所有者[v]。但他们对社会的威胁显然并不止于此，“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数以万亿计的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vi]”。“在资本的大量积聚目前，人们是无能为力的[vii]。” 正如市场主义者所认为的，垄断最大的缺乏就在于它会自觉的不自觉的阻碍竞争，而竞争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促使市场内的企业不断变革以避免被挤出市场。因为与竞争企业一样，垄断企业的目标也是利润最大化。但这个目标对竞争企业和垄断企业却有极为不同的后果。曼昆就曾指出，竞争市场上利己的买者和卖者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无意地促进了普遍经济福利。 与此相比，由于垄断企业不受竞争限制，有垄断的市场结果从社会利益来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正如希法亭指出的企业的生产运营是旨在获取利润的，获得最大利润是每个企业的动机，也是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出来的经营行为的指导原则。曼昆就指出过每个企业骨子里都有获取垄断利润的冲动，而交易的实现又是需要契约的。 综此可见企业天生就具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按照诺斯“暴力潜能”逻辑出发，如果“暴力潜能”在交易双方之间平等交易，就会出现契约性质的社会；如果“暴力潜能”在交易双方之间出现不平等交易，产生的则只会是“掠夺”性质的社会。我们知道，“掠夺”是指将他人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这种行为只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对阶层之间的对立，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宪政层次是应该被禁止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就指明，信用危机是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金融行业的高度垄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的政府和国会显然是把对了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得益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才让我们这个星球得以享受长达70年的经济环境的安定。 而对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触发2008年经济危机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对当前“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银行的集中和垄断”这个趋势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们继续对这种趋势还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那么也许不需要几年，在我们这个星球将会出现几个被冠以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这样名字的哥斯拉怪兽。 这些怪兽不仅只是在华尔街游荡，它还会因为饥饿而在整个世界掠夺。而杀死这些怪兽的武器，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为罗斯福和那些国会的议员们所找到，那就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如果我们能够汲取教训，认识到不能再让银行成为哥斯拉怪兽为祸人间，那么最好的办法不是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是恢复它。
“证监会有可能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传开后，有的股民热烈地期盼道：银行入场，中国股市终于可以去散户化了！也有些股民一脸不解：拿存款人的钱去炒股，真的好吗？ 一般人想到银行就俩字：有钱！想到券商也是俩字：炒股！ 所以，看到银行+券商的组合，才会有上面的误会：中国最有钱的机构要来炒股了。 其实，炒股的是基金公司，券商只是负责开户。所以，银行拿下券商牌照，不是下场炒股的，这背后，是一盘大棋，一张徐徐拉开的大幕。 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 现在为何要给银行发券商牌照？先要了解，之前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 在黄达教授编著的《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介绍，一言以蔽之，上世纪90年代，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出了风险。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业务非常单纯，不存在分业、混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四大国有银行纷纷设立证券营业部，开始了混业经营。 但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综合经营强调“防火墙”机制（股东层面混业，经营层面隔离）不同，当时我国四大行的混业是真正的“混在一起”，资金调度实质上是一个锅里吃饭，决策则是领导说了算，不同业务之间缺乏防火墙，很快就产生了大量的风险：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热，银行大量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不仅造成股市的剧烈波动和一系列违规事件的发生，而且使商业银行损失惨重，呆账、坏账激增，加大了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明确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原则，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经营业务，一直延续至今。 问题是，从国际趋势看，混业是主流。 德国、瑞士等国家一直是混业经营状态；美国吸取大萧条的教训，在上世纪30年代确立了分业经营原则，英国、日本效仿，但上世纪90年代，为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和金融业活力，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继解除禁令，默许甚至鼓励大中型银行的混业经营，允许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相互渗透、充分竞争。 可见，并非混业经营从根子上容易出风险，更多地要看能不能正确地“混业”。 当前，随着我国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提升，防火墙问题不再是障碍，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混业经营自然被提上日程。 券商航母，离不开银行 任何变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已经如此了，券商的业务自有券商来做，保持现状不好吗？为何一定要让银行掺和进来呢？ 在不少人看来，给银行发券商牌照，是出于对银行的偏爱。真相是，要打造能与国际巨头匹敌的“券商航母”，由银行来做胜率更大。 各类金融业务，无论是批发贷款还是投资银行，做的都是风险管理的生意，或分散风险，或转移风险，或对冲风险。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与风险打交道，难免被风险反噬。各类金融机构中，只有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最强，在央行的救助责任之下，银行几乎拥有“不死金身”，而其他金融机构，很容易在时间的长河中落水退场。 所以，打造券商航母，背靠银行，更容易“剩者为王”。 以美国为例，次贷危机之前，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五大独立投行叱咤华尔街，风头和影响力与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银行巨头相比不遑多让。 2008年，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五大投行摇摇欲坠。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相继破产倒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并购，高盛、摩根于2008年9月21日被批准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方才逃过一劫。 正因为此，有人讲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消灭了独立投行，催生了全能银行主导金融体系时代的到来。此言不虚。 就中国而言，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体系的压舱石。2019年，国内133家券商，总资产7.26万亿元，仅为银行业总资产的2.5%；净利润1231亿元，也仅为商业银行净利润的6.2%。 只有背靠银行，才能算是航母。 银行不是来做鲶鱼的 还有人讲，银行进入证券行业，会带来鲶鱼效应，刺激证券行业经营效率的提升。问题是，银行这么大体量，可不是来做鲶鱼的，杀鸡不用宰牛刀。 银行入局，着眼点在于直接融资，在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比如，老大难的问题——投贷联动。 投贷联动，将股权投资和银行贷款结合，能发挥“1+1>；2”的效果。但投贷联动，需整合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分业经营下的商业银行根本做不到得心应手。 最大的难题是退出问题。投贷联动，讲究“以投补贷”，用投资收益弥补贷款风险损失，但要获得股权投资收益，项目退出是大前提。 对银行而言，只有补齐了券商牌照，前期投贷联动，后期上市辅导，一条龙服务，IPO退出有望，整个业务才能“活”起来。 当前，国内大中型企业杠杆率高企，投贷联动能助其降杠杆；中小企业贷款无门，投贷联动助其获得贷款机会，可谓恰逢其时。 更重要的是，对银行而言，获得券商牌照后，有能力涉足资本市场，还能反过来带动企业深度参与资本市场。 企业的价值创造，存在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中，企业靠销售商品和服务获得营业收入，销售的是过去和现在；资本市场中，企业靠发展前景和预期进行股权融资，销售的是未来。 银行所在的信贷市场，强调还本付息，看重营业收入，聚焦企业在商品市场中的经营；而随着银行获取券商牌照，有能力帮助企业在资本市场卖个好价钱，自然也会引导企业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通过股权融资补充发展资金。 更多地企业参与到股权市场，直接融资也就起来了。 大幕开启 最后一个问题，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对股票市场有何影响？ 就股票市场而言，券商的主要作用有三个，一是帮助投资者开户，向股市输送资金；二是帮助企业IPO，向股市输送上市标的；三是撰写研究报告，影响市场情绪。 就这三点看，券商既是股市的资金入口和上市公司入口，又能左右市场情绪，理应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 但问题是，券商虽然掌握着资金入口，却不掌握资金；虽然为企业提供IPO服务，却从未深度参与过企业的经营发展。所以，中国的券商，在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银行就不同了，银行既是市场中最大的金主，又是绝大多数企业最依赖的金融伙伴，银行入局后，既有能力改善股市的资金面，又有能力改善股市的基本面，自然能给A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当然，就A股市场而言，仅仅是注入一些活力是不够的。 好在，这几年，从科创板推出、注册制改革，到严打财务造假、严打操纵股价，再到各种措施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一点一点的利好累积，市场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许觉察不到，只因我们身在其中。 当前，资本市场新一轮的发展大幕也已经拉开。大家不要以为这只和股民相关，很多人魂牵梦萦的风口，就在这大幕之下。
7月1日开盘后，银行板块持续走强，几乎全线飘红。截至下午3时收盘，银行板块涨幅为1.61%。其中光大银行领涨，涨幅为7.26%。 光大银行领涨或许与6月30日发布的通告有关。昨天，光大银行发布公告称，银保监会同意光大集团受让中央汇金持有的光大银行102.51亿股股份。有分析人士认为，光大集团受让中央汇金持有的光大银行股份，或为理顺光大集团股权、寻求整体上市做准备。 另外，截至下午3时，苏州银行、杭州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张家港行等多家涨幅也在2%以上。上市银行中，除了常熟银行股价没有变动外，其他银行全线飘红。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记者表示，银行股的走高，主要是央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这可以适当补偿银行所承担的小微、三农贷款的信用风险。这一政策也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这部分来自于央行的资金成本，提升商业银行主动进行信贷投放的动力；也可以看成是中央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金融系统让利1.5万亿，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央行来承担的，而并非完全由商业银行承担。 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共生共荣，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记者统计，在上市银行中，市净率在1以上的银行依然寥寥无几，有超过90%的银行市净率在1以下，不少银行市净率甚至在0.5以下。“银行股的未来走势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目前很难判断。中长期看宏观经济，短期中期看政策的刺激。现在疫情是一个较大的变量。”一位业内分析人士称。
7月1日晚间，深交所公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第七批获受理企业合计35家，其中20家企业申请IPO、14家企业申请再融资、1家申请重大资产重组。计算可见，七批获受理的拟IPO企业合计142家，占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前183家拟IPO在审企业（不包括已过会未拿批文企业）的77.6%。在第七批拟IPO受理企业中首次出现了注册地在西藏的企业。 广东、江苏、浙江位列获受理企业家数前三甲 广东、江苏、浙江仍是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之下受理企业的三个主要来源地。截至7月1日，七批获受理的拟IPO企业合计142家，来自广东、江苏、浙江的企业数量，分别为31家、26家、20家。 上述三地的获受理企业数量占据优势，可从其获受理拟IPO企业的质量看出。以第七批获受理的拟IPO企业为例，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友联众”）来自广东东莞，是国内专业的继电器产品生产制造商，2014年至2018年在国内继电器领域的销售额连续五年排名第二。公司与Samsung、GE、BSH等跨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长期服务于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奥克斯集团、老板电器、苏泊尔等国内知名家电企业。 招股书（申报稿）介绍，三友联众拥有专业的实验室，先后获得美国UL目击实验室、中国CNAS国家认可实验室和德国VDE数据实验室资格证书。目前，公司已获得授权专利403项，其中发明专利62项、实用新型专利341项。 在获受理的拟IPO企业中，来自江苏的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英科技”），主营高频通信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向下游行业供应能在高频条件下为信号载体提供稳定传输环境的高频通信材料，高频覆铜板及高频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为公司目前的主导产品。 招股书（申报稿）介绍，高频覆铜板是目前移动通信领域5G、4G基站建设的核心原材料之一。中英科技的产品得到华为、康普、京信通信、通宇通讯、ACE、虹信通信等全球主要基站天线生产厂商的认证，与沪电股份、深南电路、安泰诺等PCB生产企业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受理名单中出现西藏企业 区域逐步扩大，正成为七批获受理企业所体现的一个特点。在第七批获受理企业中，首次出现了注册地位于西藏的企业——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阳宏业”）。 天阳宏业成立于2003年7月9日，注册于拉萨，主要生产经营地在北京，是近年来国内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银行IT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本次申请IPO募资，拟用于新一代银行业IT解决方案建设项目、产业链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升级项目、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等。 招股书（申报稿）介绍，天阳宏业专注于银行主要业务相关的系统建设，包括银行资产（信贷、交易银行和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信用卡和零售金融、运营管理（包括商业智能、监管报送、客户关系管理、营销、绩效）等业务，利用包括云计算和分布式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金融科技，为客户提供咨询、开发、测试、运维和系统集成等服务。 而此前获受理的拟IPO企业宁夏沃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沃福百瑞”）、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晓鸣农牧”），注册与主要生产经营地均位于宁夏。沃福百瑞主要从事枸杞和枸杞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用于出口销售，出口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而晓鸣农牧是集祖代和父母代蛋种鸡养殖、蛋鸡养殖工程技术研发、种蛋孵化、雏鸡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引、繁、推”一体化科技型蛋鸡制种企业。目前，公司是中国规模化海兰祖代、父母代种鸡养殖基地之一，也是中国生物安全水平最高、代次最全、竞争力最强的蛋鸡制种企业之一。
相信央行为贯彻落实国常会要求，还会根据实际需要，适时适度推出新的降息降准等政策举措。 央行近日发文，决定于7月1日起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及再贴现利率各0.25个百分点；下调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落实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难关，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具体举措。 央行此次降息，首先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本，支持其扩大支农、支小及金融稳定再贷款和贴现业务的规模，并推动商业银行相应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成本。同时，这又是一种结构性降息，而非普遍降息，体现出央行定向精准调节的政策意图，支持的重点是支农、支小和金融稳定再贷款，以及与真实贸易密切相关的票据贴现（贸易融资）业务。 相信央行为贯彻落实国常会要求，还会根据实际需要，适时适度推出新的降息降准等政策举措。
6月26日，跨国企业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将暂停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广告至少一个月。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詹鲲杰在声明中指出：“这个世界容不下种族歧视，社交媒体上亦不应该存在。” 这是与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有关的连锁反应。 同时，英国消费产品巨头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宣布，鉴于当前美国国内两极对立气氛严重，该公司将于今年底之前停止在美国的“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投放品牌广告。其他参与抵制“脸书”的企业包括美国电信巨头Verizon、冰淇淋制造商Ben&Jerry‘s与知名服装品牌艾迪鲍尔（Eddie Bauer）。 各大企业颇有同气连枝之感。有言论称，企业此举意在以“暂停传播”的形式进行品牌形象塑造，试图在此次事件中成为舆论获益者。 但在我看来，这种粗暴的方式，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 如果企业试图以此举倒逼社交媒体进行监管审查，等肃清“杂草”再行合作，可谓“南辕北辙”。 我曾说过，互联网作为最新的信息生产工具，已经从底层改变了人脑处理信息的结构。信息爆炸，人们根本没有能力从别的渠道感知信息的植入，只有智能手机在遥控着人们的信息渠道。 在这一点上，国内家电行业巨头海尔集团早有先见。2014年1月， 海尔调整集团战略，以一句“海尔及卡萨帝品牌杂志硬广广告媒体业务不再发生”宣布其停止硬广投放，同时还停掉了报纸和电视硬广，并随后将广告转向社交媒体平台。 在那之前，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一语道破企业面临的营销环境巨变：“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外部的变化非常非常快，如果你还是追求传统时代企业的均衡就是等死，这个时代一定会把你扔掉。” 的确，信息爆炸直接导致我们要正视的问题是：海量信息正在以呈几何级增长的速度传播，而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从PC端到移动互联网到未来的万物互联，信息的传播的核心渠道不再是纸媒、电视、户外广告牌，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成为信息渠道。接收信息的公众大脑出现严重的信息短路。信息多，快，随时随地，让人脑不得不每天必须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能力对信息进行理性的分析化处理。 一言以蔽之，公众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是短路的。而社交媒体平台担任着信息传播者和节奏引领者的角色。 因此，对企业来说，中断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资源无异于自断后路，会特别被动。革命的阵地，革命者不占领，谁去占领，把这么重要的阵地拱手相让，太不明智了。 实际上，这一事件中，企业首先要正视的是：在不挑战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的基础上，社交平台的多元化声音是其长期繁荣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内容生态监管，往往是平台掌握平衡的一把尺子。 如果要与社交平台短期脱离关系，以划清界限的方式“明哲保身”，借此拉近与公众的关系，那等于将调整公众关系的时间和空间拱手让人，任凭别人“利刃在手”，自己却“赤手空拳”、立于悬崖之上。 一个月内，有多少信息将在这个战场上成为横飞的子弹？可口可乐引爆的舆论热点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万一深陷不利的舆论漩涡，企业能否第一时间启动应对方案，及时处理公关危机？处理公关危机时，能否快速找到足够可靠的社交媒体作为背书？遇到致命的谣言和中伤时可有值得信赖的媒体资源？ 对于企业来说，要做的不是舍弃社交媒体平台，而是参与尺度的调整。因为直接摒弃与平台的合作，相当于直接摒弃与公众对话的渠道和权利。这是很危险的。 相反，企业以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底线和原则，在与平台共同调整尺度的过程中，让社交媒体的价值更多地发挥在对社会更有益的方面，方是企业形象重塑的法宝。 这个过程，将十分有利于企业塑造长期动态的正面形象，并将其植入消费者心智，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中及时打准用户的“精准情绪点”。 事实上，可口可乐的行业对手——百事可乐向来重视在社交平台上的营销并收获颇丰。2016年，正属猴年，百事可乐扣准新年的绝佳时机，将制作精良的《把乐带回家之猴王世家》视频广告投放至拥有亿级活跃用户资源的微信朋友圈，吸引兴趣用户讨论、转发、分享，通过小视频引发关注，制造悬念，成功引爆消费者热议，提升品牌联想。 消费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纷纷表示“热泪盈眶”，对品牌完成了故事性联结和认知深化。 这波操作可谓快准狠。而究其根本，还是百事可乐集团对公关战略的重视，尤其是对营销环境变化的快速精准把握。 我曾撰文说过，如今的时代，从信息生产工具、生产力的方式去看，太多的生产关系需要调整升级。广告和公关必须适应互联网的信息图景，公关也必须调整到企业的战略维度，才能兑现其应有的价值。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7月，我国传统媒体广告市场同比下降8.9%，传统媒体中的报纸下降43.7%、电视下降6.5%，；到了2018年11月，传统媒体广告刊例收入同比减少13.8%！ 传统媒体广告不断下滑的数据背后，是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的高速崛起。 2016年，全球社交媒体广告市场达264亿美元，占全球网络广告市场的13%。美国、中国和欧洲占全球社交媒体广告市场的86%（228亿美元）。其中美国仍然主宰社交媒体广告市场，2016年社交媒体广告收入150亿美元，占美国网络广告市场的19%。2016年欧洲社交媒体广告市场达50亿美元，占欧洲网络广告市场的12%。中国社交媒体广告占网络广告市场份额更低，只有8%，2016年社交媒体广告收入37亿美元。 人们对社交媒体的高度依赖是其根源。 《2018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积极的影响：积极影响指数从2017年的79.8上升到了80.6。同时，人们越来越认同社交媒体能够帮助做出更好的购物决策。 可见，当下与未来，社交媒体平台对企业营销而言，是提升与消费者互动、强化认知的关键媒介。 对于企业来说，真正把公关作为一种战略思维的重点之一，不仅在于维护与公众的关系，也在于维护与社交媒体平台的长期关系。 这种关系是长期的、动态的，伴随着甘苦与共的意味，甚至应当是有情感伴生的，而不是短期的、静态的，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关系。 具体而言，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件，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资源去与公众对话、精确地传达企业的声音，让企业的品牌通过这种声音逐渐转化为公众的长期认知。 这就需要企业把公关提升到战略位置，唯有如此，才能让企业在认知的竞争中胜出。 因此，针对种族歧视而产生的问题，企业正确的做法是：堵不如疏。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负面信息不可避免，但如何正确地引导，在各类重大事件中积极参与，转为对企业形象有利的契机，才是高维度的公关战略性思维。 比如，在“发布不实信息”这一点上，如何增强社交媒体辟谣的能力，与公众在动态的信息海洋中获知真相、提升甄别判断能力，才是上策；而简单粗暴地采取对立手段，暂停、拒绝使用社交平台，则是下策。 今天，互联网的信息场景对工业时代媒体的信息场景，是全面颠覆的。在战略的维度上，要想适应未来的信息渠道和图景，就必须抓牢遥控人们注意力、判断力和聚焦认知、强化记忆的社交媒体平台。 在被互联网重塑的传播格局中，大众话语日益崛起，传播核按钮随时可能按下，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无人可以预料。时间、空间都是公关的战场。转瞬即逝的信息海洋，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消耗甚至淹没品牌形象的危机点。 如果说以前叙事的主体是名人和媒体，现在叙事的主体更需要借助公众，在分布着公众舆论核按钮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掌握社交媒体资源者才能呼风唤雨、进退自如。也只有深谙此道的企业，才称得上具备高维度公关战略思维。 据此，奉劝可口可乐公司：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7月1日，记者获悉，央行上海总部会同上海银保监局、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证监局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围绕深化金融政策及其配套政策，从加大货币政策激励、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应、优化监管考核机制、加强直接间接融资、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落实减税降费措施等方面提出了18条举措，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促进融资供求双方有效对接，从而扩大企业融资支持覆盖面，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其中，《指导意见》强调了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如设立首期120亿纾困专项贷款。据了解，纾困专项贷款包括地方法人银行运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优惠利率贷款，以及在沪主要商业银行对稳企业保就业重点企业名单内企业发放的贷款。 同时，对专项贷款中需担保增信的，《指导意见》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保尽保，给予全覆盖支持。贷款本金的风险责任，原则上银行承担比例不低于15%，市融资担保基金承担比例不高于85%，专项贷款担保代偿率可以达到5%。 《指导意见》还提出，要深化政银担合作，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放大倍数原则上不低于5倍，力争2020年新增融资担保规模达到300亿元；另外，加大小微信贷奖补力度，将奖补范围从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贷款扩大到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增设信用贷款考核指标，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将外贸、科创和文化旅游、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相关企业贷款不良率补偿下限由1.5%下调至1.2%。 除了强调“财金协同”外，《指导意见》还要求加大中小微信贷支持力度，实现“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力争上海普惠小微贷款2020年新增额超千亿，如运用好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激励等。 另在优化监管考核机制方面，《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要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40%，各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权重不低于10%。鼓励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比照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不低于50个基点等。 此外，《指导意见》还在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扩大债券融资规模、鼓励金融机构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供应链融资服务模式、落实减税降费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助力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