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后不久，广东佛山海程宇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和两百公里外的深圳泛烨供应链有限公司差不多同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在微众银行企业金融公众号上申请办理微业贷贷款延期。两家公司的决定基于同一个原因：资金出现了短缺。 “企业因疫情不能正常运转，员工工资、房租、银行贷款却省不了，还要支付上下游合作商货款。”海程宇负责人万其勤这样解释延期还贷的原因。泛烨与资金周转出现麻烦的海程宇略有不同。在疫情期间，用纸量增长较快，作为一家纸业公司的经销商，泛烨本该日子要好过一些。但疫情也让它的应收款项和进货资金都出现了困难。 海程宇和泛烨在中国2000多万家同类企业当中非常普通。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小微企业”。它们经营方式千差万别，但对于资金的需求一直是一致的。而在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个问题突然变得严重了。 小微企业信贷，难题变成了机会？ 我们需要先看看小微企业是什么，才能知道它在疫情中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定义，小微企业是指从业人员在500人以下，年营业收入在8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在具体行业划分上标准还有所区别，可以参见下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最小的微型企业，从业人数不超过10人，或者年营业收入不高于50万元。麻雀虽小，聚集在一起发挥的作用却非同一般。2018年6月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一场演讲中这样描述小微企业的价值：它们解决全国80%的就业，贡献了70%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在夸赞小微企业做出贡献时，易纲也指出，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还不到3年。 企业的生命力，常常由一个“钱”字决定。小微企业对钱的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面是应收账款往往不能及时回笼。例如，据本文作者了解，深圳一家从事环保装修的小微企业就饱受资金回笼之苦。它的客户中不乏中国500强企业，但回款流程常常要持续3-5个月。老板常常需要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维持业务运转。另一面，一些做得成功的小微企业需要追加投资，把生意做大。但是，钱从哪儿来，这是个问题。 清华互联网产业研究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小微企业信贷服务模式分析报告》显示，小微企业的资金大约60%来自民间借贷，40%来自银行。要是放在早几年，小微企业去银行贷款，想要拿钱并不容易。两边就像难以啮合的齿轮。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对资金流动性要求很高，借钱风格是“短、小、频、急”。银行刚好反过来，为了控制风险，会仔细地审核小微企业的资本状况和资产情况，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借贷。 时间其实并不是小微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最关键问题。作为贷款需求方的小微企业，常常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做正规报表，信用积累也不够。作为贷款供给方的银行，已习惯依赖抵押担保物开展信贷，不注重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风险识别和信用评价，使得银行对小微信贷采取“不敢贷”，“不会贷”也“不愿贷”的态度。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银行的资金供给又找不到释放出口，成了双输。结果正如清华互联网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的那样，全国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76%没有得到满足。 不仅在中国，小微企业信贷在世界各地都是个难题。不过，最近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改变来自两个方向。一方面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银行实现数字化转型。数据上云，信息处理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政策鼓励基本信用数据对银行业的开放和分享。2015年国税总局与原银监会签署战略协议展开了“银税互动”，税务数据开始在金融信贷领域发挥风险识别和经营状况评价的作用。银行通过将金融科技与银税互动深度结合，以税务数据为核心，结合工商、司法、征信、结算等数据，构建对小微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的信用评价体系。随着数据分析能力的提高，银行逐步建立了对企业的全方位评估体系，从而改变了此前只重视资产和财务状况的信贷方式。 小微企业的数据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对2014年成立的微众银行是个业务的催化剂。两者的化学反应就此发生。科技属性和线上运营基因是互联网企业天生的特点。它们用金融科技技术建立小微企业的智能风控模型，通过分析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确认授信，能够确保在无抵押、无担保、无人工审批的情况下实现全线上信贷和“秒批秒贷”。既能批量贷款，又可以降低人力成本，还改善了用户体验。 重要的是，设在云上的分布式架构为互联网银行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让银行业务变得异常灵活。除了“秒批秒贷”，按日计息，随时调整还贷方式和一日多次贷款这些多样化的信贷方式，对于互联网银行来说都能玩得转。这样一来，小微企业信贷市场对于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互联网银行来说，变成了难得的机会。 金融科技的应用，还有互联网银行的入场，让小微企业信贷局面得到改观。全国工商联5月发布的《2019-2020小微融资状况报告》中，有82.3%受调查的小微企业认为“贷款获取相比三年前更加容易、便捷”。小微企业信贷的问题看起来会最终得到解决。就在此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小微企业与互联网银行在信贷业务上的匹配。 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需要更多的无接触信贷服务，互联网银行在风险可控条件下精准获取服务客户的能力，两者的迅速结合，直接推动小微企业信贷进入一层新境界。 互联网银行：打赢了一场技术支援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降临让人猝不及防，也让小微企业们变得有点手忙脚乱，一些企业陷入空转：房租和人力成本还需要支付，但是客流和订单却消失了。“我们的春节营业额是平时的六七倍。疫情来了，我们只剩下外卖了。”一家餐饮创业公司对媒体如是说。疫情危及信贷，疫后的启动开张也需要流动资金，老板们对于资金的需求骤增。 一边愁钱和筹钱，一边只有业务滚动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但是世界变得跟从前有点不同。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数据同样显示，16.6% 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在疫后转型线上化运营，12.8%使用了远程办公。趋势已经开始逐渐明朗。疫情迫使小微企业逐渐习惯和接受数字化转型。这对于银行们将手中的数据转化成为优势，提供新的思路。 面对小微企业的变化，互联网银行的反应也并不落后。2020年2月13日，微众银行的全线上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产品“微业贷”推出了“延期3个月还款”措施，为小微企业提供及时的支持。本文开始之初提到的两家企业，与其他十几万家小微企业一起，通过微众银行微业贷的延期还贷、还款优惠、利息减免等多项措施，不但平安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还获得了相应的资金支持，这让他们在生意重启的时候拥有了比黄金还宝贵的信心。 延期还贷对于银行来说，不是说做就可以立刻做到的：原有贷款本身就有风险，时间延长叠加了更多风险因素，如何能够做到可控？实际上，这一能力来自金融科技的应用。微众银行曾在它的2019年年报里透露，银行累计建立了超过400个互联网大数据、征信和反欺诈等系列风控模型以及超过10万个风险参数。这些模型和参数帮助它从经营的角度确认延期还贷和降息的风险可控。 这场银行对小微企业的纾困战役中，互联网银行同时还发挥了协助国家政策落地的作用。2020年4月，中央首次提出了经济从“六稳”到“六保”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精神指导下，减税让利、降息延贷等对小微企业优惠的政策纷纷出台。鉴于疫情让大家出门不便，无接触的线上信贷审批受到追捧，互联网银行的优势至此展现无遗。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6月18日的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2020）中表示，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准备了1000亿元的专项纾困资金，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说：“疫情期间，监管机构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银行展开业务合作，提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是对线上贷款业务模式的充分认可。” 决策者们对互联网银行线上贷款模式的认可是实打实的。在 5月，微众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达成了共计50亿元的“转贷款”合作，用于微众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预计将覆盖近万家小微企业。 简单地说，迅速的反应，坚实的技术基础，以及通过了实战考验的线上贷款业务模式，让互联网银行在疫情纾困行动中打了一场漂亮仗。《经济参考报》报道称，疫情期间，超过四成的小微经营者通过互联网银行融资自救。仅以微众银行为例，微业贷延期还款等政策惠及约13万户小微企业，涉及贷款金额超过300亿；还对湖北、广东、河南、浙江四省提供了专项贴现降息政策。 问题是，打完了这一场漂亮仗之后，下一步要怎样做，才能成功地应对小微企业的变局？ 变化的世界，不变的共生 小微企业经营转到线上是一个趋势，但它们本身的数字化能力是有限的。这对于互联网银行来说，未尝不是一个互惠共生的机会点。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推出数字化产品，不仅能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的问题，还能够在此基础上推动小微企业业务智能化，继续降本增效。 互联网银行对于这一趋势洞若观火，但各个银行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当下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是打造专门服务小微企业客户的App，将各种数字产品嵌入其中，为客户的进货、管理、分销和零售等环节提供金融服务，这实际上亦是一个智慧信贷服务体系。2019年9月微众银行推出的微众企业爱普就是这样一个App，未来微众企业爱普可能还会推出更多的相关数字化信贷服务。小微企业的各种金融甚至财务需求，无论是借贷、贴现，还是换汇、保险，都可以整合到一个App当中，实现“一站式服务”。小微企业通过专门的金融服务App获得低成本的定制化服务，这一愿景现在正在隐约成型。 数字化服务之外，互联网银行还在向供应链金融发力，通过与供应链中的头部企业的合作，触达供应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例如，据中国经营网的报道，在疫情期间，微业贷与全国最大的医药流通民企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专项服务团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帮助九州通加强线上收款能力。九州通旗下药企单体药店和个体诊所就有近22万家，自此均受益于微众银行的线上金融服务。这是一次典型的双赢。这样“双赢”的例子，对于微众银行和微业贷来说，并不止发生过一次。 “双赢”说明了微众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为什么关系如此紧密。小微企业带来了银行业务的增长，而资金则流向了小微企业。中国新闻社新媒体“中新经纬”在今年6月的报道中给出了一组数据：从2017年11月开始起步，微众银行的微业贷目前已为超过3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服务，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元。授信企业中超过70%的客户来自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和批发零售行业，超过60%的企业年营收在500万元以下。 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中，小微企业信贷和经营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相关的金融机构应该适应这个变局。不变的只是两者之间共存，以及共同发展的牢固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微众银行和微业贷之所以能够跟小微企业共生，不仅在于提供了小微企业信贷的解决方法，也在于在变化中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总体上看，广东企业的经营指标呈现出的特征与全国样本基本一致。具体来看，广东企业的复产进程领先于全国水平。得益于较高的第二产业占比，广东其它地区企业恢复程度好于深圳。较好的产能恢复率使得广东其它地区企业的营收预期，现金流，还款压力，资本支出（雇员、薪酬、投资）等指标明显好于深圳和全国水平。 广东4月末产能恢复领先全国水平。据估算，广东整体样本产能利用率高于全国水平2个百分点。深圳稍高于全国平均值，而广东其它地区因制造业拉动产能利用率超过五成，明显高于深圳和全国样本。与全国趋势一致，广东大小企业复产分化严重，小微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更为悲观。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认为年内产能难以恢复至75%。 广东企业面临供需、经营、融资等多方面的困难。深圳由于外向型企业占比较高，受海外供需的冲击显著高于全国及广东其它地区。 约3/4的广东企业一季度营收显著下滑，且预期上半年难有改善。其中，深圳企业预期上半年营收平均下滑五成，下滑幅度大于广东其它地区和全国。深圳的教育、金融、住宿餐饮、租赁商服行业上半年预期较全国更为悲观。广东企业的现金流情况与2月调研结果相比边际好转，但仍有近六成企业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深圳企业的现金流较广东其它地区企业更为紧张。 由于营收下滑、现金流吃紧，广东企业普遍选择收缩。一方面，超过九成受访企业预期上半年雇员数量和薪酬相较去年末有不同程度的缩减，其平均裁员幅度高于全国，但降薪幅度低于全国。另一方面，广东企业的投资计划整体上极其谨慎，仅有不足一成企业计划上半年增加投资，整体收缩幅度较全国更显著。深圳在雇员、薪酬和投资预期上皆差于广东其它地区。 广东外向型企业受疫情冲击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复工复产得到较快落实，可能与外向型企业处理前期积压订单和疫情新增替代型订单有关。从细分类型看，受前期积压订单和海外防疫需求等因素拉动，纯出口导向型企业表现好于纯进口依赖型和进出口依赖型企业。然而，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超过八成企业反映出口回款出现延迟，且预期上半年将受到海外供需的明显冲击。因此广东外向型企业对未来的预期相较本土型企业更为悲观。 相关报告： 招商银行研究院：新冠疫情下小微企业众生相 招商银行小微企业调研报告：穿越生死线 招商银行小微企业调研报告之外贸篇：不确定性阴霾下 执行概要 2020年，新冠疫情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不确定性。我国在疫情初期采取了高强度防疫措施，成功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但疫情也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季度我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尽管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进程领先全球，但海外疫情蔓延对我国的外部需求和供给均产生了叠加冲击，给进一步的经济修复增添了不确定因素。在5 月 22 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其中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经济的生命线，而小微企业是“六保”的关键一环。 招商银行今年在企业网银和企业APP客户端启动了对企业客户的跟踪调研，并于今年2月发布了基于20，735份有效问卷的首份研究成果《新冠疫情众生相：招商银行小微企业调研报告》。4月16-22日，招商银行投放了第二轮线上问卷，共收集有效答卷23，524份。由于数据维度丰富，调研结果拆分成三篇系列报告发布：第一篇着重分析全样本特征；第二篇聚焦进出口企业；本文为系列报告的第三篇，着重分析广深地区的5，276个样本企业。 广东省是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也是我国小微企业和外向型企业最集中的区域。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广东企业样本分类为深圳市（3，442家企业）和广东其它地区（1，834家企业）；我们也以员工数量为标准划分了小微企业（小于50人）和大中企业（大于100人），以对比不同规模企业的经营现状及预期。 总体上看，广东企业的经营指标呈现出的特征与全国样本基本一致。具体来看，广东企业的复产进程领先于全国水平。得益于较高的第二产业占比，广东其它地区企业恢复程度好于深圳。较好的产能恢复率使得广东其它地区企业的营收预期，现金流，还款压力，资本支出（雇员、薪酬、投资）等指标明显好于深圳和全国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深圳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于全国，但在多项指标上（如营收预期，现金流，还款压力，投资计划）与广东其它地区样本分化明显，甚至低于全国水平。与全国样本一致，尽管前期广东外向型企业复产快于本土型企业，但未来预期较为悲观。广东本土型和外向型企业投资计划的预期差是全国水平的近6倍，凸显了广东外向企业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样本关键词：小微企业、深圳、珠三角 在广东整体样本中，小微企业占据绝对比重。87.3%企业的员工数量小于50人，93.5%员工数量小于100人； 图1：受访企业员工数量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70.1%企业的营收规模低于500万，80.4%营收规模低于1，000万。 图2：受访企业营收规模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因此企业的结构统计指标非常接近小微企业样本。 从雇员人数及营收规模的分布看，广东受访企业的规模整体上略高于全国，具体而言：深圳<全国<广东其它地区水平。在深圳子样本中，90.3%员工数量小于50人，73.8%营收规模低于500万，均显著高于广东其它地区子样本（81.8%员工数量小于50人，63.3%营收规模低于500万）。 本报告受访企业涵盖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全部20个大类行业，但在后文中关于行业的讨论中，为确保分析的准确性，我们排除了样本数小于30的行业。 从行业分布看，广东地区整体样本中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20.0%）显著高于全国样本（14.1%），第三产业比重相应下降。受访深圳企业集中在第三产业（82.7%），其中批发零售、租赁商服、信息软件和科研技术企业合计占比达71.9%；第二产业占比17.2%，主要为制造和建筑业，显著高于全国样本水平。第一产业占比仅为0.1%。 图3：受访企业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广东其它地区样本中第三产业占比（74.8%）低于深圳约8个百分点，只有科研技术占比明显高于深圳，而第二产业（25.2%）受制造业占比（20.6%）拉动，显著高于深圳地区和全国样本。由第三产业占比排序，广东其它地区（74.8%）<深圳（82.7%）<全国（85.6%），第二产业的占比排序与之相反。 从区域分布看，除深圳外广东受访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广州、东莞、佛山（合计达1，703家，占比92.9%）。 图4：受访企业产业及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复产程度：荆棘满途 与全国样本趋势类似，当前深圳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进程显著落后于大中企业：小微企业中，58%产能利用率低于50%（其中产能利用率低于10%占25.7%），产能利用率恢复超过90%的企业仅占14.9%；大中企业中，产能恢复程度低于50%仅占21.0%，36.5%的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0%。深圳大中企业的产能恢复程度远好于小微企业，且所有大中企业都已复工。 图5：深圳企业复产进程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类似的，广东其它地区样本中的小微企业有54%产能恢复程度低于不到一半（其中产能利用率低于10%占22.6%），只有16.8%产能恢复程度超过90%；而大中企业中，产能恢复程度低于50%的占比仅为16.0%，38.1%产能恢复超过90%。 图6：广东其他地区企业复产进程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深圳小微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的预期也更为悲观：仅有60.2%的小微企业表示产能可在三季度前恢复到75%，25.5%的小微企业年内无望恢复；大中型企业的预期相对更为乐观，73.7%表示能在三季度前恢复75%以上产能，仅12.6%表示年内恢复无望。 图7：深圳企业复产预期更悲观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广东其它地区的复产预期分布与深圳相似，小微和大中企业分化明显。 图8：广东其他地区企业复产预期情况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假设样本在选项中按均匀/正态分布，则可以估算广东地区4月底整体产能利用率约47.7%，高于全国样本水平（45.7%）2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全国<深圳（45.9%）<广东其它地区（51.1%）水平，与第二产业占比排序一致。 从行业分布看，深圳市产能利用率较低的行业包括（括号中数字为该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25%的企业占比）：教育（85.7%）、文娱体育（60.3%）、租赁商服（45.3%）、地产（40.0%）、科学技术（38.7%）等行业，其产能恢复仍需相当时间。 图9：深圳各行业产能恢复程度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而广东其它地区产能利用率较低的行业包括（括号中数字为该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25%的企业占比）：教育（57.1%）、文娱体育（50.0%）、居民服务（46.7%）、租赁商服（41.9%）、住宿餐饮（35.0%）等行业。 图10：广东其它地区各行业产能恢复程度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因各行业对产能恢复的预期与其现状高度相关。广东地区文娱体育、住宿餐饮、租赁商服等行业的预期最为悲观。 图11：深圳各行业产能恢复预期（产能>75%）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12：广东其它地区产能恢复预期（产能>75%）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其中教育受疫情行政管控影响，在不同地区复产预期差异较大。 疫情冲击：供需、经营、融资 （一）供需和物流 广东地区受访企业同时受到海内外供需变化的负面影响，需求冲击大于供给，国内冲击远超海外：表示国内市场订单减少的企业占比64.3%，低于全国水平（66.7%）；而表示国内供应不足的企业占比32.0%，略高于全国水平（31.1%）。海外方面，因广东外向型经济发达，对海外供需变化更为敏感：表示受到海外需求/供给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29.4%/12.2%，远超全国水平（16.8%/9.3%）。 具体到地区，从国内需求冲击看：广东其它地区（63.7%）<深圳（64.6%）<全国（66.7%）；从海外需求冲击看：全国（16.8%）<广东其它地区（25.8%）<深圳（31.3%）；从国内供应冲击看：广东其它地区（29.2%）<全国（31.1%）<深圳（33.5%）；从海外供应冲击看：全国（9.3%）<广东其它地区（9.9%）<深圳（13.5%）。 图13：深圳企业受到海内外多方面影响（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14：广东其他地区企业对国内依赖度更高（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行业分布看，深圳所有行业中受国内需求冲击的企业占比均超过40%，其中教育（66.7%）、住宿餐饮（55.1%）、建筑（50.9%）等行业受影响最大；受海外需求冲击企业占比最高的行业包括交运仓储（27.3%）、制造（25.1%）、批发零售（21.8%）。广东其它地区受内需冲击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教育（100%）、住宿餐饮（70.3%）、居民服务（58.8%）、文娱体育（56.4%）和地产（51.3%）；受外需冲击较大的行业包括交运仓储（36.1%）、制造（30.1%）、批发零售（18.4%）。 供给方面，深圳受国内供给冲击企业占比最高的行业包括建筑（28.6%）、文娱体育（28.0%）、金融（27.3%）、科研技术（26.4%）；受海外供给冲击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居民服务（12.5%）、交运仓储（12.0%）、文娱体育（9.3%）。广东其他地区受国内供给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文娱体育（30.8%）、居民服务（29.4%）、信息软件（24.0%）、建筑（23.9%）；受海外供给影响较大的则主要是制造（8.8%）、地产（7.7%）和批发零售（7.4%）行业。 物流方面，深圳受影响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交运仓储（21.1%）、地产（11.8%）、制造（11.7%）；而广东其它地区主要是交运仓储（21.6%）、批发零售（14.1%）、建筑（10.3%）等行业。 综合来看，广东省交运仓储、制造、批发零售行业受到海内外供需和物流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 图15：深圳各行业供需受影响企业占比（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16：广东其他地区各行业供需受影响企业占比（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二）收入和成本 受访广东企业在收入和支出两端均面临压力（括号内数字为受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此题为多选），广东企业收入端的压力主要源自营收减少（73.2%）和回款变慢（44.2%）；支出端的压力最主要是工资、租金、贷款本息等刚性支出（54.9%）。广东企业收支两端的压力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71.2%/41.7%/51.7%）。 具体到地区，深圳面临的收支压力大于广东其它地区和全国水平。从营收减少的企业占比来看：全国（71.2%）<广东其它地区（71.9%）<深圳（72.7%）；从回款变慢占比来看：全国（41.7%）~广东其它地区（41.8%）<深圳（44.9%）；从刚性支出压力占比来看：全国（51.7%）<广东其它地区（53.4%）<深圳（55.1%）。 广东省面临收支压力的小微企业占比显著高于大中企业，但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大中企业相比于广东其它地区面临更大的客户回款变慢和刚性支出压力。 广东地区大中企业受防疫政策的影响要大于小微企业：一方面大中企业的防疫压力要高于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大中企业在用工方面的困难相对小微企业更普遍，而用工难这一情况对于广东其它地区的大中企业则更为显著（31.2%）。 图17：深圳企业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18：广东其他地区企业经营困难的行业分布（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行业分布看，深圳的建筑（61.2%）、住宿餐饮（61.1%）、教育（60.7%）等行业的刚性支出压力最大；制造（51.1%）、信息软件（49.3%）、批发零售（49.1%）等行业反映客户回款变慢的企业最多；金融（36.4%）、地产（31.4%）、建筑（29.3%）等行业的防疫压力最大；制造（33.8%）、批发零售（30.7%）、住宿餐饮（27.8%）等行业中不少企业反映原材料短缺/价格上涨；居民服务（29.5%）、信息软件（28.9%）、建筑（25.9%）等行业的融资压力最大；地产（40.0%）、建筑（31.0%）、文娱体育（23.5%）等行业面临用工难的企业最多。 图19：深圳企业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图）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对于广东其它地区，住宿餐饮（80.0%）、教育（71.4%）、科研技术（63.8%）等行业的刚性支出压力最大；文娱体育（55.6%）、信息软件（47.9%）、科研技术（47.6%）等行业反映客户回款变慢的企业最多；教育（42.9%）、建筑（36.1%）、文娱体育（31.5%）等行业的防疫压力最大；建筑（33.7%）、制造（30.2%）、批发零售（27.0%）等行业中不少企业反映原材料短缺/价格上涨；金融（37.5%）、文娱体育（33.3%）、住宿餐饮（30.0%）等行业的融资压力最大；建筑（45.8%）、教育（42.9%）、居民服务（33.3%）等行业面临用工难的企业最多。 图20：广东其他地区企业经营困难的行业分布（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三）企业融资 在融资方面，受访广东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时还款压力大（50.1%）和融资成本高最为突出（39.6%），与全国样本基本一致。具体来看，广东其它地区企业（46.7%）因产能恢复程度较好，及时还款压力明显低于全国样本（49.8%）和深圳（51.1%）。其中，深圳/广东其它地区超过半数的小微企业（53.3%/50.2%）面临还款压力，比例远高于大中企业（32.9%/25.0%）；而大中企业则反映融资的最大困难是融资成本高（47.3%/51.7%）。 对于金融机构的服务，深圳/广东其它地区均有超过两成企业表示面临授信门槛高、效率低、额度不足等困难。与深圳相比，广东其它地区更多大中企业（31.8%）反映融资效率过低。此外，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企业被抽贷断贷的压力相对较小，深圳的小微/大中企业中仅有10.6%/3%的企业面临这一风险。 图21：深圳企业融资困难情况（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22：广东其他地区企业融资困难情况（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行业分布看，深圳的住宿餐饮（75.0%）、建筑（61.2%）、交运仓储（61.1%）等行业的及时还款压力最大；教育（50.0%）、金融（45.5%）、制造（43.7%）等行业反映融资成本高的企业较多；居民服务（34.1%）、信息软件（18.4%）、租赁商服（30.4%）等行业不少企业表示融资门槛高；建筑（31.9%）、信息软件（26.0%）、制造（24.7%）等行业部分企业表示融资额度不足；制造（26.8%）、交运仓储（25.9%）、居民服务（25.0%）等行业不少企业反映金融机构授信效率低。 图23：深圳企业融资困难行业分布（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广东其它地区及时还款压力最大的行业则是住宿餐饮（65.0%）、建筑（55.4%）和地产（54.5%）；金融（50.0%）、文娱体育（46.3%）、租赁商服（42.7%）等行业反映融资成本高的企业较多；教育（42.9%）、文娱体育（37.0%）等行业不少企业表示融资门槛高；教育（42.9）、建筑（28.9%）等行业部分企业表示融资额度不足；文娱体育（33.3%）、地产（30.3%）等行业不少企业反映金融机构授信效率低。 图24：广东其他地区企业融资困难行业分布（多选）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经营状况：亏损、裁员、倒闭 （一）营收及预期 与全国及广东其它地区情况一致，约3/4的深圳企业一季度营收显著下滑，且预期上半年难有改善。一季度深圳企业营收同比下滑超过25%的企业占比达75.5%，超过三成（34.3%）企业营收锐减75%以上，仅有7.1%的企业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总体上企业认为上半年营收状况相较一季度仅微幅改善：预期下滑75%的企业占比减少了5.7个百分点，但预期营收下滑25-75%的企业占比增加了近4.7个百分点。 图25：深圳企业预期上半年营收严重下滑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整体来看，深圳企业预期上半年营收平均下滑47.6%，下滑幅度与全国样本（-47.2%）相当，大于广东其它地区（-42.9%）。 图26：广东其他地区企业预期上半年营收严重下滑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广东省小微企业的营收现状和预期也要显著弱于大中企业。深圳小微企业/大中企业中，预期上半年营收下滑超过25%的占比分别为76.8%/48.0%，预期营收下滑超过75%的占比分别为30.5%/7.2%，分化程度与全国样本类似。但即便对于大中企业而言，预期上半年营收实现正增长的占比也很小（16.8%），正增长的小企业更是屈指可数（6.7%）。 图27：深圳企业预期上半年营收严重下滑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广东其它地区的情况与深圳类似。 图28：广东其他地区企业预期上半年营收严重下滑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行业分布看，深圳各行业均超半数企业预计上半年营收显著下滑超过25%：其中教育（92.9%）、住宿餐饮（88.9%）、文娱体育（83.8%）、租赁商服（81.0%）预计营收显著下滑的企业占比超过八成。同时，这些行业中亦有较大部分企业对上半年预期极度悲观（括号中数字为预计上半年营收下滑超过75%的企业占比）：教育（53.6%）、文娱体育（50.0%）、金融（45.4%）。相比之下，信息软件（11.4%）、科研技术（9.8%）、制造（9.3%）、金融（9.1%）等行业对上半年盈利较为乐观，均有10%左右的企业预期实现正增长。 图29：深圳各行业上半年预期营收同比变化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半年营收较一季度的改善情况来看，深圳各行业的预期分化较大。居民服务、地产行业相对较为乐观，预计营收显著下滑超过25%的企业占比减少了6.8%和5.7%；相比之下，深圳教育、金融、住宿餐饮、租赁商服行业的企业比全国更为悲观，预计上半年显著亏损的企业占比较一季度有一定提升。 图30：深圳各行业营收显著下滑企业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二）现金流 当前广东地区企业的现金流与2月调研结果相比边际好转。两次调研的受访企业大部分并不相同，但对现金流可维持企业经营时间判断的分布形态高度一致。其中，深圳企业认为现金流支撑生存时长在3个月内的企业占比下降了8.4个百分点，生存时长在3个月以上的企业占比相应上升。 图31：深圳企业两次调研现金流情况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而广东其它地区企业认为现金流支撑生存时长在3个月内的企业占比下降了10.7个百分点，生存时长在3个月以上的企业占比相应上升。 图32：广东其它地区企业两次调研现金流情况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但整体上看，即便综合考虑供求修复和政策支持，受访企业的现金流仍然十分紧张。根据均匀/正态分布假设估测，广东受访企业现金流平均可支撑生存时长为4.3个月，明显高于全国水平（4.1个月）。 具体到地区，深圳受访企业现金流可支撑生存时长与全国样本一致（4.1个月），均明显小于广东其它地区（4.5个月）。深圳小微/大中企业分别为4.0/5.5个月，均低于广东其它地区（4.2/6.8个月）。深圳小微企业/大中企业中表示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的占比分别为61.3%/42.0%，现金流仅能维持生存1个月的占比分别为9.4%/5.4%。大中企业生存时长超过半年的占比（27.6%）远高于小微企业（17.3%）。 图33：深圳超六成小微企业现金流撑不过 3 个月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现金流可维持1年以上的大中企业占比（13.8%），显著低于全国（22.5%）和广东其它地区（25.6%）。 图34：广东其它地区大中企业现金流好于深圳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行业分布看，深圳几乎所有非金融行业都有超过半数企业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其中压力最大的集中在服务业及建筑业（括号中数字为撑不过3个月的企业占比）：如教育（71.4%）、交运仓储（65.7%）、住宿餐饮（63.9%）、建筑（62.1%）、批发零售（61.7%）。 图35：深圳各行业现金流支撑经营时长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这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对现金回款依赖度较高，另一方面也与复产进程高度相关：复产程度较低的企业/行业现金流更为紧张。 值得关注的是，两成深圳企业面临较高现金流风险：有20.4% 的深圳企业认为当前现金流情况已难以维持生存到 6 月末，但届时产能仍无法恢复至正常水平的 75%。这一情况在教育（52%）、居民服务（43.5%）、建筑（39%）、住房餐饮（38.5%）等行业更为明显。 图36：深圳高现金流风险企业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三）雇员及薪酬 由于营收受到显著冲击且预期并不乐观，深圳超过九成（91.1%）受访企业预期上半年雇员数量相较去年末有不同程度的缩减。根据均匀/正态分布假设估测，深圳企业平均裁员幅度为23.8%，高于全国样本（22.8%）和广东其它地区样本（21.2%）。其中，小微/大中企业平均裁员幅度为25.0%/11.6%。预期上半年将裁员25%以上的小微企业/大中企业占比分别为37.2%/17.4%。随着裁员幅度的上升，小微/大中企业的分化愈发显著。而预期雇员数增加的大中企业有18.0%，小微企业则只有7.7%。 图37：深圳企业预期上半年雇员相比去年底变化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除裁员外，企业也可通过削减员工薪酬降低人力成本。根据均匀/正态分 布假设估测，受访深圳企业平均减薪幅度为17.4%，略低于全国样本（18.5%），但高于广东其它地区（16.2%）。其中小微/大中企业的平均减 薪幅度分别为18.4%/6.7%。近四成企业（37.3%）表示上半年将降薪10%以上。其中，小微企业/大中企业降薪超过 25%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25.7%/8.4%，上半年员工薪酬有所上升的占比分别为 11.2%/22.2%。 图38：深圳企业预期上半年薪酬相比去年底变化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在雇员和薪酬计划方面，广东其它地区和深圳的分布情况较为一致。 整体来看，广东企业的平均裁员幅度高于全国，但降薪幅度低于全国，表明在“裁员”和 “降薪”之间，广东企业更倾向前者。这也是企业为维持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保等固定开支的合理选择。 从行业雇员变化分布看，住宿餐饮（66.7%）、教育（60.7%）、文娱体育（58.8%）三个行业计划裁员超过10%的企业比例位居前三，这也是营收预期最悲观、现金流最紧张的三个行业。雇员计划增加企业占比最高的三个行业是科研技术（14.0%）、信息软件（12.6%）和制造（12.0%）。 图39：深圳各行业雇员变化（上半年 vs 去年末）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行业薪酬变化来看，住宿餐饮（63.9%）、教育（60.7%）、文娱体育（54.4%）三个行业中降薪超过10%的企业占比最高。 图40：深圳各行业薪酬变化（上半年 vs 去年末）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各行业对于裁员和降薪的倾向性也存在差异：在疫情冲击下，地产行业更倾向于降薪而非裁员；其它大多数行业则更倾向于裁员而非降薪，如批发零售、交运仓储、信息软件等行业。 （四）投资计划 受访的广东地区企业对投资计划极其谨慎，仅有不足一成的企业计划上半年增加投资。根据均匀/正态分布假设估测，受访深圳企业投资计划平均收缩幅度达33.8%，较全国（32.3%）和广东其它地区（30.5%）企业的投资收缩幅度更大。其中，深圳小微/大中企业的平均投资收缩幅度分别为35.6%/13.9%。投资大幅缩减25%以上的小微/大中企业占比为52.7%/24.6%；投资活动基本停滞（同比下滑超过3/4以上）的小微/大中企业占比22.9%/6.6%。而预期增加投资的小微/大中企业仅有8.2%/16.8%。 图41：深圳上半年投资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42：广东其他地区上半年投资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43：深圳各行业上半年投资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图44：广东其他地区各行业上半年投资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行业分布看，深圳投资收缩幅度较明显的主要是复产进度慢、营收预期悲观的行业（括号中为上半年投资下滑超过25%的企业占比）：文娱体育（72.1%）、住宿餐饮（69.4%）、教育（64.3%）、租赁商服（54.7%）等行业。各行业上半年投资增加的企业均占比较低，其中科研技术（13.6%）、制造（12.4%）、建筑（11.2%）相对投资增加排名靠前。而广东其它地区各行业收缩情况和深圳相似，教育（85.7%）、住宿餐饮（80.0%）、文娱体育（57.4%）、交运仓储（54.1%）等行业较为悲观。 广东地区外向型企业 （一）外向型企业及其细分类别 广东经济对进出口依存度较高，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省份之一。为便于比较，我们将广东省整体样本分为两大类：外向型和本土型企业。 图45：外向型企业 VS 本土型企业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本土型企业的进出口依赖度皆为零，外向型企业指进口或出口依赖度至少一项占比大于25%的企业。据此分类，广东整体样本共有本土型企业2，294家，占比43.5%；外向型企业1，642家，占比31.1%。 作为研究的重点，外向型企业进一步被细分：纯进口依赖型（进口依赖度25%以上，出口依赖度0%），占比7.3%；纯出口导向型（出口依赖度25%以上，进口依赖度0%），占比3.5%；和进出口依赖型（进出口依赖度皆大于25%），占比11.5%。 图46：三类外向型企业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二）复工复产 总体上看，与全国样本趋势一致，由于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拉动，广东省外向型企业的整体状况略好于本土型企业。因前期海外订单和疫情产生的替代型订单支撑，纯出口导向型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于纯进口依赖型和进出口依赖型。这里我们从产能利用率恢复程度和现金流的角度来观察企业的经营情况。 从复工复产程度来看，广东外向型企业整体稍好于本土型企业，但恢复程度的分布有一定差异。外向型的分布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而本土型分布相对更为均匀：外向型企业在25%-75%的产能利用率占比（41.1%）明显高于本土企业（33.3%）；本土/外向型企业产能恢复程度低于 10% 的企业占比为24.8%/19.9%，高于75%的占比为30.5%/26.4%。广东样本受到疫情影响低于全国样本，主要因处理前期积压订单和疫情新增订单（如防疫物资和替代性物资），企业复工复产得到较快落实。但总体上两类企业产能利用率仍然远低于正常水平：本土/外向型企业产能恢复超过 75%的占比均在三成左右。 图47：外向型企业 VS 本土型企业产能利用率恢复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外向型企业的细分类别中，纯出口导向型企业也因前期订单的支撑，复工进程快于纯进口依赖型和进出口依赖型企业。复产程度低于 50%的纯出口导向/纯进口依赖/进出口依赖型企业的占比均超过一半（分别是50.6%、55.5%和57.0%）；而产能恢复超过90%的纯出口导向型企业占比为22.0%，明显高于纯进口依赖/进出口依赖企业的16.0%/14.1%。 图48：纯出口导向型企业产能利用率恢复较快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若假设企业在每个选项上服从均匀/正态分布，则可估算出广东本土型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46.5%，显著高于全国样本（43.5%），而广东外向型企业产能利用率为 46.9%，高于广东本土型企业但略低于全国外向型企业（47.6%）。外向型企业中：纯出口导向型企业（52.2%）>进出口依赖型企业（45.7%）≈纯进口依赖型企业（44.1%）。 在疫情带来的极端冲击下，现金流对企业的生存非常关键。总的来看，外向型企业的现金流情况同样好于本土型企业：现金流维持时长低于 1 个月的本土/外向型企业占比为 10.3%/6.8%；现金流可维持时长超过 3 个月的本土/外向型企业的占比为 40.7%/42.6%。 图49：外向型企业现金流情况好于本土型企业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从外向型企业的细分类别看，纯出口导向型企业优于纯进口导向型企业，也好于进出口依赖型和外向型企业的整体表现。纯出口导向型企业现金流可维持时长超过 3 个月的企业占比 45.0%，高出纯进口依赖型企业 7.1%。 图50：纯出口导向型企业现金流优于纯进口依赖型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若假设样本在各选项服从均匀/正态分布，则可估算出广东本土型和外向型企业平均现金流维持时长都是4.3个月，本土型企业与全国样本一致，但外向型企业低于全国水平（4.6个月）。外向型企业的细分类别现金流生存时长如下：纯出口导向型企业（4.3个月）>进出口依赖型企业（4.2个月）≈纯进口依赖型企业（4.2个月）。 （三）未来海外供需 尽管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现金流情况相对较好，但与全国样本相同，其出口业务回款已经开始受到海外疫情的明显影响。近八成企业表示回款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迟，平均延迟超过 1 个月的占比57.2%。 图51：外向型企业现金流情况好于本土型企业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数据进一步显示，出现回款延迟的地区与疫情严重程度明显相关：北美及西欧的回款延迟占比均超过两成，而“其他”地区（东欧，非洲，南美，大洋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等）累计相加近两成。广东出口导向型企业受欧美地区回款延迟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而受其它地区影响小于全国水平。批发零售（48.5%）和制造（21.9%）是回款延迟影响比较集中的两个行业。随着疫情不断扩大，出现回款延迟的地区可能扩大到南亚和南美地区，进一步加深企业的资金压力。 图52：纯出口导向型企业现金流优于纯进口依赖型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此外，受访的外向型企业同时感受到海外供需变化的负面影响，整体上需求冲击（-43.9%）大于供给（-37%）。与全国样本对比，广东外向型企业对需求冲击的预期高于全国（-42.1%），但对于供给冲击预期与全国一致。从行业分布看，如假定样本在选项中的均匀/正态分布，则需求端受海外影响较大的行业为租赁商服（-55.5%）、信息软件（-52.7%）和批发零售（-51.9%）（括号中为该行业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海外营收预期增速）。 图53：各行业上半年海外营收预期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供给端受海外影响较大的行业也是文娱体育（-50.2%）、租赁商服（-52.0%）和信息软件（-47.3%）。 图54：各行业海外供给对产能/业务的影响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租赁商服同时受到较高海外供需冲击，而制造和科研技术等行业受影响均相对小一些。 因此，尽管前期恢复较快，在海外供需两侧和国际政经等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外向型企业对未来的经营预期较本土企业更为悲观。 图55：外向型企业复产时间快于本土型企业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在被问及何时产能可恢复至75%以上时，仅有57.9%的外向型企业表示三季度前可以恢复，低于全国水平（58.9%），而本土型企业认为能恢复的超过六成（63.5%）与全国样本一致；同时，认为年内无法复产达 75%的外向型企业占比27.7%，高于全国水平（26.7%）。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向企业细分子类中，复产现状与未来预期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分化： 图56：纯出口导向型复产时间恢复较快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尽管表示产能已恢复超过75%的纯出口导向型企业占比显著高于纯进口依赖型，但该类企业预期年内无法恢复至75%以上的占比同样更高（25.3%）。广东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一般通过广交会等博览会获得海外订单，当下展会大范围取消或推迟的情况下，前期积累订单消化完毕后新订单短缺将制约企业恢复产能。此外，进出口依赖型企业由于受到海外供给和需求两端双重挤压，对未来的预期最为悲观：认为年内难以复产75%以上的企业占比超过三成（34.4%）。这与全国外向企业细分类别的预期基本相同。 （四）投资计划 投资计划反映了企业对未来经营的综合预期。外向型企业预期与现状的背离也体现在投资计划上：尽管当下外向型企业的复产和现金流好于本土型企业，但外向型企业上半年投资计划逊于本土型企业。 图57：外向型企业投资缩减占比超出本土型企业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缩减同比超过 10%的本土/外向型企业占比为 56.6%/64.0%，本土外向企业的投资预期差是全国样本（59.4%/60.7%）的近六倍，凸显出广东外向型企业的悲观预期。 从外向型企业的子类来看，除进出口依赖型企业与整体样本分布基本一致外，纯出口导向型企业和纯进口依赖型企业分化明显。纯进口依赖/ 纯出口导向型企业投资缩减同比超 10% 的占比为62.0%/57.5%。 图58：纯出口型企业投资缩减少于纯进口型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 假设样本在各选项中呈均匀/正态分布，则可估算预期投资缩减程度的排序为：纯出口导向型（-32.1%）<纯进口依赖型（-34.0%）<进出口依赖型（-38.3%），且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27.1%/-33.5%/-35.8%）。 小结 广东地区4月末产能恢复领先全国水平。据估算，广东整体样本产能利用率高于全国水平2个百分点。深圳稍高于全国平均值，而广东其它地区因制造业拉动产能利用率超过五成，明显高于深圳和全国样本。与全国趋势一致，广东大小企业复产分化严重，小微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也较为悲观。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认为年内产能难以恢复至75%。 广东企业面临供需、经营、融资等多方面的困难。供需方面，需求冲击大于供给，国内冲击远超海外。而深圳由于外向型企业占比较高，受海外供需的冲击显著高于全国及广东其它地区。经营方面，广东企业收入端困难主要来自营收减少、回款变慢，支出端压力主要源自工资、租金、偿还贷款本息等刚性支出。融资方面，近半数广东企业的压力主要源自及时还款和融资成本。 约3/4的广东企业一季度营收显著下滑，且预期上半年难有改善。其中，深圳企业预期上半年营收平均下滑五成，下滑幅度大于广东其它地区和全国。深圳的教育、金融、住宿餐饮、租赁商服行业上半年预期较全国更为悲观。广东企业的现金流情况与2月调研结果相比边际好转，但仍有近六成企业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深圳企业的现金流较广东其它地区企业更为紧张。 在营收下滑、现金流吃紧的形势下，广东企业普遍选择收缩。一方面，超过九成受访企业预期上半年雇员数量和薪酬相较去年末有不同程度的缩减，其平均裁员幅度高于全国，但降薪幅度低于全国。另一方面，广东企业的投资计划整体上极其谨慎，仅有不足一成企业计划上半年增加投资，整体收缩幅度较全国更显著。深圳在雇员、薪酬和投资预期上皆差于广东其它地区。 广东外向型企业受到疫情冲击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复工复产得到较快落实，可能与外向型企业处理前期积压订单和疫情新增替代型订单有关。从细分类型看，受前期积压订单和海外防疫需求等因素拉动，纯出口导向型企业表现好于纯进口依赖型和进出口依赖型企业。然而，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超过八成企业反映出口回款出现延迟，且预期上半年将受到海外供需的明显冲击，需求端冲击大于供给端。 基于以上原因，广东外向型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普遍较为悲观。尽管前期复产经营情况好于本土型企业，外向型企业的复产预期和投资计划都逊于本土型企业。外向型企业的细分类型中，纯出口导向型相对更为乐观，而进出口依赖型因为受到供需两侧的双重挤压最为悲观，超过三成认为年内产能难达75%。 附表：行业全简称对照表 资料来源：国家质监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招商银行 本期作者 招商银行企业调研联合课题组 谭卓招商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适时交易银行部用户体验团队主管 田地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韩剑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李深华深圳分行经营分析岗 侯田交易银行部用户研究岗 曹珊交易银行部交互设计岗
“印”，作为权力的象征古已有之。“天子所配曰玺，臣下所配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到了现代社会，公章依旧是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定的代表标志，在其他主体确认企业的意思表示时，“认章”已经成为常识。 今年四月，李国庆抢公章事件引发群众吃瓜热潮，但是在企业公章管理层面，可以说“明抢易躲，暗刻难防”。私刻公章并用于交易，可能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以“私刻公章”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4681份民事判决；个人因伪造单位印章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判决也有7223份之多。笔者将在下文揭示私刻公章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法律风险，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旨给出相关合规建议。 一、私刻公章的刑事法律风险 我国刑法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只要有伪造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即使伪造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伪造公司印章属于行为犯罪，定罪门槛是相对较低的。 现实中，私刻公章的行为一般较为隐蔽，企业往往是在交易形成后或交易对方追责时，才发现公章被他人私刻。根据私刻公章后的不同使用场景，私刻公章者还可能涉嫌其他犯罪，如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挪用资金等等。 如果他人出具文件时加盖了私刻的公章，对此并不知情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将面临被刑事调查的风险，并可能在一定期间内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二、私刻公章的民事法律风险 私刻公章者擅自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日后产生纠纷，企业通常会被要求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涉案合同并非我单位签署；加盖的公章也不是我单位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单位对涉案交易毫不知情，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何要承担责任？ 我国民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此为表见代理规则，实质上保护的是第三方的信赖利益，目的是促进交易开展和保障交易安全。从法院的裁判观点来看，自然人私刻公章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如果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公章和交易的真实性，有理由相信确实是与该单位进行交易，那么该自然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即便其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也不能免除被私刻公章单位的民事责任。 赵某系A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二部经理，负责与B公司棕榈油代理业务接洽。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赵某伪造A公司印章并以A公司名义与B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约定A公司委托B公司对外签订进口合同并办理手续。赵某采取伪造提货单据的手段，骗取B公司上述合同项下的棕榈油2392吨，造成B公司损失1476万元。B公司起诉A公司，要求其支付相应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尽管签订案涉《代理协议》等行为被认定为诈骗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在民商事领域，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案涉《代理协议》在效力上应认定为可撤销合同，在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因素的情况下，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据此A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可见在签订合同时，法律要求民事主体应当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但并不要求其超越能力范围对交易对象进行全面调查。同时，也明确了企业如果出现公章被私刻的现象，也就说明公章管理中存在过错，企业应当对该过错承担民事责任。 三、公章被私刻后的止损建议 企业发现公章被私刻时，应做到：（1）及时通知相关交易伙伴；（2）尽快在公开渠道发布声明；（3）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4）在报案时提交尽可能多的证明材料。上述止损建议的核心在于“尽快”，企业要积极协助相应机关尽早启动刑事程序。 首先，刑事程序能够更加有效地查明合同的效力问题。很多时候，仅从民事外观上无法判断私刻公章者与交易相对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合同无效情形，如果没有公权力介入调查，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下，被害企业仅凭自身力量很难找到证明合同无效的证据。经过刑事调查，如果存在私刻者与交易方恶意串通的犯罪事实，就不能适用表见代理规则，企业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及时启动刑事程序有利于企业挽回损失。企业一方面在应对民事案件时，通过及时报案证明自身态度；另一方面，当民事生效判决先于刑事裁判作出时，企业可以向有关部门证明因私刻公章的犯罪行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以确认企业的被害人地位，进而在刑事程序中获得赔偿。 四、公章管理的合规建议 就以上风险，我们提出如下合规建议： （一）对企业内部合规建议 1．对公章的保管、使用、登记等设置严格的审批程序，从制度上尽量规避企业“特权阶层”滥用、私刻公章。 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很多企业都在使用“OA（办公自动化）系统”，使公章在审批、使用、归还各个环节都能做到系统留痕，很大程度上预防了滥用公章的风险。但现实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再好的制度总留着给特权阶层钻的空子”。因此，企业在有完善的公章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应设置独立的、有实权的稽查、监管部门，保证相关制度的有效运行。 2．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切忌同时使用多枚公章。 公章作为企业对内管理、对外交易最重要的信物，“唯一性”是其核心属性，公章管理的风险往往与违背用章的“唯一性”相关。有些企业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往往会刻制多枚印章，我国法律也没有规定企业只能以备案公章签订合同。司法实践中，公司只要在某一场合使用或承认过某一枚印章的效力，则该印章在其他交易中的使用均视为有效，不论该印章是否系他人私刻、伪造。所以，企业一旦打破了用章的“唯一性”，也就失去了对印章“真实性”进行抗辩的机会。 3．对外出具员工的授权委托书时，应当审慎载明委托的具体事项。 前文讲过表见代理的关键在于，交易相对人有理由认为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限，这种相信通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自被代理企业的疏忽大意。不少企业在为员工出具授权委托书时，大包大揽地写道“该员工为我司某部门负责人，全权处理相关一切事务”。司法裁判中，针对手握此类“笼统授权委托书”的员工，无论其是否有私刻公章、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都会将其无权代理的行为视为经公司授权行为，相应法律后果也会由公司承担。 4．发现印章被私刻并用于交易活动后，应当及时采取阻止措施。 企业如果发现公章可能被私刻的情形，应第一时间采取救济措施，如核查事实、通知交易相对方、报警等等。“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企业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阻止私刻公章者的侵权损害行为，可能会被判定存在过错，因此承担责任。 5．在提起诉讼时，应当使用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 公司未使用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提起诉讼，可能会被司法认定为起诉主体不适格，面临被驳回起诉的诉讼风险。 （二）对外签订合同时应当注意审查的要点 1．签订合同时，应当对签约对方的主体身份予以审核确认 法律一般不要求企业对交易对象所使用的印章做实质性鉴别，但是应做到能力范围内的形式审查，比如注意对方公司印章的名称和营业执照是否完全一致；如果签约主体不是法定代表人，则应注意签约人员的授权委托手续、身份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对于证明手续中存在的矛盾与瑕疵，应当与对方企业及时核实确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般会根据行业的交易习惯来判断企业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对某些特定行业，比如金融业，一般会有更高的审慎义务要求。 2．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当持续关注合同主体情况。 企业即便签约时审查过合同主体，也不能高枕无忧，要对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情况保持持续关注。比如，在建设工程领域，承包人违法分包、施工方将资质出借给他人等挂靠现象大量存在，导致合同的签订方与实际履行方可能是“两套人马”。如果企业不跟进审查，一旦发生履行方私刻签订方公章，并以其名义进行后续履约行为的情形，企业可能无法主张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从而不能向合同签订方追责。
“转产口罩的过程比创业还辛苦，但我和三诺都非常荣幸。”6月23日，三诺集团董事长兼CEO刘志雄在2020深圳高科技高成长论坛中说道：“后疫情时代，危险和机会共存，企业需要考虑的不止是恢复，更多的是快速转型和寻找机遇。”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作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三诺集团建设了10万级无尘无菌生产车间，在深圳、广西北海、广西自贸区凭祥三大口罩生产基地先后投产上百条全自动口罩生产线和7条高速口罩生产线，日产医用口罩1000万只，月产3亿只左右。除供应国内以外，还出口近30个国家。 从决心投入口罩生产到第一只口罩下线，三诺集团仅仅用了10天时间，上演了新的“深圳速度”。在分享中，刘志雄还展示了三诺集团在智能制造、数字化方面的转型和布局。（张问之）
银行让利1.5万亿元，不是要银行直接将每年经营的利润分配给企业，让银行自身单独掏腰包，硬是将银行每年财报之后的利润切一块给企业，而只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或方式来共同减少银行对实体企业的贷款利息及各种服务收费，事实上承担1.5万亿的对象就比较多了，可大大减轻银行让利的压力。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这个新闻可能成为这几天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一经面世就刷爆了网络朋友圈，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反映，当然对于国常会的这个提议，很多人抱以赞赏和认可的态度，认为这样更加有利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让实体企业渡过疫期经营危机，也让实体企业深深感受到了中央政府在关键时期依然心系实体企业的安危，始终没有忘记减轻实体企业的经营负担。当然，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国常会的这个提议不靠谱，认为这是无视我国银行经营实际、将会把银行逼向经营绝境的举动，弄不好将会使大量银行机构濒临亏损的危机。 这也不怪银行业界朋友有这样的反应，现在银行的日子与前十几年相比，确实难过多了，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利润增长速度由过去的2位数向现在的个位数转化，一些中小银行经营盈利能力更是每况愈下，不良贷款反弹，资本充足率下降，拨备覆盖率下降，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有下滑迹象。加上目前内外客观经济形势越来越疲软，还有全球肆虐横行的疫情，全球经济贸易可能会滑向更加严重的衰退周期，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超过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银行往后的日子可能更加难过。可以悲观一点地说，如果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没有前几年银行业改革奠定的基础，可能有不少银行难以渡过这波疫期的冲击，破产倒闭在所难免。所以，银行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前的形势对银行来说确实不利。 那么，现实中如果叫银行让利1.5万亿元，是否真的会让银行陷入经营绝境，国常会的这个提案是否真的不近人情，或者说根本不符合客观金融规律？在笔者看来，银行向实体企业让利1.5万亿元，是应该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并没有一些人说得的那样我矫情，想象的那样危险。 但是，我们也要学会换位思考，作为中央政府，面对当前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困难，必须要站在较高的政治经济角度来统率国家经济发展大计，如果银行不让利，仍然像过去一样为了争夺存款无限上浮存款利率，为了自身经营效益无限增加各种中间业务收费或变相提高各种收费，这些收费最终都归要转嫁到实体企业身上，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那么中央政府出台再好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都会无法执行到位，或被悬空打了折扣无法发挥作用，或将优惠财税金融政策的效能全部消耗掉，最终实体企业将无法脱出融资贵、融资难困境，将会有更多的企业无法渡过疫期这个生产经营的“寒冬”。 显然，国常会要求银行让利1.5万亿元，并非不为银行考虑，或者说站着说话腰不痛，因为目前的形势已容不得银行是否愿意让利，银行与企业之间是“船与水”的关系，如果大量实体企业无法渡过疫期经营艰难期，银行不良贷款或者贷款坏账就会大幅上升，到时不仅使银行利润大幅下降，更有可能使银行累积新的、大面积的金融风险，根本就不是让利1.5万元这么“损失”之大了。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银行在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是需要攻坚克难，树立大局意识，与实体企业共同渡过目前的“危局”，是银行应该努力而为之的，也是必须是要做到的；否则，等待银行的命运或结局就不会是那么乐观了。这一点，中央政府领导是相当清楚的，相信银行业界的管理者们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让利1.5万亿，确实可能会对银行尤其是中小法人银行的经营带来不小的影响或冲击，比如利润大幅减少会使银行机构弥补资本的能力下降、提取呆账损失准备金减少，导致拨备覆盖率下降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规模的收缩，使银行暂时扩张经营的态势得以放缓。而且，一些农村中小银行本身就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压力大，为争夺存款或稳定负债端业务，往往靠存款利率上浮手段来维持经营现状，使得经营成本大幅上升，如果贷款利率不提高，不仅无法正常经营下去，还可能面临陷入新的经营危机的可能。尽管如此，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让利又都成了银行不得不做出的必然选择，这些选择事实上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因为银行的思维也应因势而定，不能墨守陈规，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各种经营目标或经营指标进行必要的、暂时的调整，一切为了经济稳定的大局，都是值得的。所以，银行在目前经济形势之下，适当收缩一下资产负债规模是应对经济下行和帮助实体企业渡过疫情危机的必要之举和正确之举。 退一步看，目前银行让利1.5万亿元，不是要银行直接将每年经营的利润分配给企业，让银行自身单独掏腰包，硬是将银行每年财报之后的利润切一块给企业，而只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或方式来共同减少银行对实体企业的贷款利息及各种服务收费，事实上承担1.5万亿的对象就比较多了，可大大减轻银行让利的压力。最为明显的是，降低银行负债端的成本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存款利率可适当下降，或者上浮的幅度降低，也在客观上承担了相当部分的让利“义务”，是在给银行让利间接的帮忙。最近监管部门清理结构性存款乱象以及商业发行大额存单降低利率，尤其是央行创造的货币政策直达工具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引发负债端的融资成本降低，进而促使银行贷款利率的下降，最终惠及实体企业，让实体企业大大降低各类经营成本，实现轻装上阵。还有政府部门也会承担相应的税费优惠、利息补贴等，在很大程度上为银行减少经营支出奠定了基础。如此，使得社会各经济层面共同来为银行让利1.5万亿元“添砖加瓦”，这让银行让利1.5万亿元的负担相对变得较轻，银行不是单打独斗地承担让利1.5万亿元，又有何可担心的呢？ 还有让我们充满信心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盈利增幅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有所放缓，利润增长率由2位数降为个位数，但始终保持盈利局面并呈逐年增长态势，并没有出现过亏损。据银保监会数据，从2015年到2019年5年来，我国银行业累计净利润分别为1.59万亿元、1.65万亿元、1.75万亿元、1.83万亿元、1.99万亿元。这说明银行即便要让利还是有相当底气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加之银行历年盈余积累，相信在1至2年短期内让利1.5万亿元，也不会让银行伤筋动骨，更不会把银行拖进经营“死胡同”。 总之，银行业对让利1.5万亿元，不应感到惊讶和为难，而是积极应对，想办法将让利的各种措施或预案做到位，在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确定合理的让利比例，不打乱仗，以便使让利工作得心应手，使让利的好处真正惠及中小微实体企业，推动银行与中小微企业共同渡过疫期经营难关。可从四方面努力应对：一是上下统一思想认识，树立大局意识，把让利帮助企业渡过经营难关当成当前银行业最大的经营政治任务，为让利扫除思想上的障碍。同时，做好让利各项科学预案，使让利各类措施科学合理，并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供政府部门选择，以便让利工作能够如期推进，消除各种弄虚作假行为，使让利政策真正惠及实体企业。二是各类银行机构在央行、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之下，进行适当的分类，比如分为大型经营规模银行、一般经营规模银行、小型经营规模银行，按银行经营规模确定科学合理的让利比例，消除各类银行在让利上的苦乐不均现象。三是尽快对各类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收入成本比等经营指标进行科学测算，根据不同的经营指标来确定各银行让利的比例，防止“泥鳅鳝鱼扯成一样齐”现象的发生。四是可与银行利润上缴、税费优惠等进行挂钩，既银行让利的额度可纳入上缴利润的总盘子，如一些大型国有银行因为让利可减少上缴财政部的收入，或者因为让利而直接由国家税务部门给予优惠营业税率、增值税率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银行让利带来的利润减少的压力。
在世界任何地方，资产过亿的人都不会是十分普遍的，除非是滥发钞票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家。早在2016年的时候，胡润曾经做过一次调查，以人民币资产计算，北京的亿万富豪大概是15600人，现在4年多过去了，人数应该增加不少，至少也有2万人以上了，但是北京常住人口差不多在2200万，也就是1000人里才有一个亿万富翁，所以也不能说较为普遍，毕竟也是千分之一啊！ 从表面上看，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所在，名企业汇聚，高精尖人才众多，房价又高昂，因此北京的高净值人士确实有很多。但我们也别忘记，就算北京工资再高，年薪达到百万以上的人也只有几千人，赚一个亿需要100年。年薪50万以上的也有2万人，赚一个亿也得200年。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有800万人，赚了一个亿至少要700年。更何况，北京现在平均工资也只有7000多元，哪来的普遍资产过亿的可能？ 可能有人认为，北京一套房子价格就很贵，但实际上北京主城区的均价也就7万多，即使是100个平方米的房子也只有700万，如果要想资产过亿，那也要有十几套100平米的房子。 更何况，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买房，基本上都是贷款买房。而贷款买房按首付三成来算。就算你购入一套100平米的房产，那也只有210万资产是属于你的，而另外这490万资产是属于银行，也要等到购房者把房贷全都还清了，才真正算是你的房产。 根据胡润财富的相关数据，我国亿元资产家庭的构成中，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构成： 第一，企业主大概占到85%。也就是说，做实业的人成为资产过亿较为普遍。其实这也不足为奇，现在很多人都想创办企业，办了企业之后拼命想扩大自己规模，等做了到一定规模后，就想上市IPO，一旦完成IPO之后，创始人肯定拥有大量股权，只要再过二三年，大小非解禁后，在股票二级市场上抛售，成为亿万富翁者也大有人在。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企业上市还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办企业成为亿万富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炒作房产成为亿万富翁，这个概率仅占到10%，远没我们想象中要高。主要是前些年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从之前的有钱人，晋级为亿万富翁。但是，由于炒房也要有30%的首付资金，所以如果只拥有几套房产，肯定也成不了亿万富翁，弄不好还欠下银行很大一笔房贷没还。 第三，职业股民成为亿万富翁的占到5%。不过，自2015年6、7月份大牛市结束后，到今天一直没有超级牛市的出现，所以股民能成为大富翁的概率并不会太大，只能是少数人了。少数股民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之后，就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对一些中小盘股进行控制。先是提前布局，之后放出利好，并且将股价持续拉升，以吸引散户跟风追涨，然后高位出货。这样散户们的钱都跑到了操纵股价者的口袋里了。像徐翔等私募理财机构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将自己的财富快速推升至几十个亿的规模。 在北京资产超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会很多，大概也就是2万多人，与北京人口2200万相比，基本上是一千个人中出一个差不多。这批人能成为亿万富翁，主要是靠办企业、把企业快速做大，然后上市IPO，这样资产会快速膨胀起来；此外，还有炒房，不过炒房也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也是要有一定经济实力，更何况房地产投机受到遏制，炒房成功概率也不会太高。 而对于职业股民来讲，股市长期没有大牛市，很少有成为亿万富豪的机会，但是，一些人可通过私募基金，操纵中小盘股价波动，来达到赚钱的目的。总之，即使在北京真正成为亿万富豪的家庭也是屈指可数，也不会十分普遍。
立于“云端”，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昨日在天津开幕。本届大会采用“云上”办会的全新模式，聚焦智能科技产业。 疫情发生后，远程教育、智慧城市管理等需求爆发，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企业觅得先机。面对潜力巨大的智能经济，如何共建开放创新的产业生态、用人工智能满足社会刚需、在产业升级中把握机会补短板，成为与会者最关心的议题。 开放创新成为共识 在主题峰会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以名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的主题演讲，首先呼应了本次大会“智能新时代：创新、赋能、生态”的主题。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自上而下传导着“开放创新”的理念。2017年以来，科技部公布了多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降低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门槛，形成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生态，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和行业智能化提升，BAT、科大讯飞、旷视、华为、京东、小米等企业入围，涉及基础软硬件、智能医疗、智能供应链、智能城市的治理等方面，开源开放的理念渐成业界共识。 高文表示，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的环境既需要基础设施，也需要开放的生态、软件和产业。由鹏城实验室与华为共同打造的鹏城云脑II正在建设中，预计2020年底完成新超算系统的建设。作为业界领先的AI研究平台，其应用使命就是开放为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和智慧金融等领域赋能的AI应用。 面向开放创新，中科曙光也在行动。公司牵头组建的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正在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和基石。中科曙光总裁历军呼吁，产业链上下游从硬件和软件的维度共同补短板、促创新，希望用5至10年的时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凝聚一批企业，将天津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先进计算和产业高地。 加码智能生态建设 人工智能为经济转型发展按下“快进键”，各大领军企业纷纷加大布局力度。根据天津市政府采购网此前公告，腾讯云是本届世界智能大会技术和会务服务供应商。尽管未能来到现场，但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还是带来了问候。他表示，将深化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天津新基建和智能生态建设，包括建造绿色环保的大型数据中心等。据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现场透露，腾讯天津滨海数据中心将于近期奠基。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演讲结束后亮出1个二维码，扫码即可获得其演讲速记和对应的PPT内容，这正是基于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他在演讲中透露，2020年1至5月，科大讯飞中标合同额同比增长125%，5至6月的增幅更是达到157%。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公司智能硬件销售额增长超40%，翻译机外的其他硬件销售额增长超140%。以疫情发生后科大讯飞的招投标经验为例，刘庆峰认为，如果人工智能企业做的是可有可无的噱头，一旦遭遇疫情冲击，业务肯定没有了；但如果做的是刚需，业务会加速发展。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则以联想公司的“智能化”经验为例，阐述了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必要性。他坦言，大力发展新基建，一边是巨大的投资需求，一边是企业升级的迫切需要。在新基建的推动下，将涌现越来越多的商业模式。 截至目前，率先提出城市数据湖理念的易华录，在全国范围内已达成数十个城市数据湖合作协议，并积极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外数百家软硬件、行业解决方案、大数据、人工智能厂商也已积极加入数据湖产业生态圈。公司今年参与数据湖生态与数据智能论坛，就数据湖相关技术在数据智能、商业智能、政府企业决策支持等领域的应用进行深入探讨。 据悉，在6月24日的主题峰会上，紫光集团、华为、浪潮集团等企业的高层将参会演讲。此外，与大会同期举行的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智能安全大赛、智能体育大会等也将全部在“云上”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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