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报6月2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深圳中支”）、国家外汇局深圳市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深圳分局）获悉，深圳即将在经常项下率先开展四项先行先试创新举措，相关措施已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同意。 一是货物贸易项下，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商和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 据介绍，支持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贸易新业态发展，鼓励创新，便利开放，有利于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该项措施可以较好地解决新业态“小额、高频、电子化”交易中结算成本高、收款周期长等“痛点”，提高资金结算效率，帮助小微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有利于稳定外贸。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从中获益，保障千家万户就业稳定。 二是在深圳市全面推广中资机构驻海外员工薪酬结汇的便利化试点。 该试点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解决了企业外派员工的薪酬结算的实际需求。企业驻外员工可通过手机银行或电子银行实现全线上办理薪酬结汇业务，不需要本人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效与便利化程度得到大幅提高。 三是对深圳市政府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外国高端人才，其配偶或子女为外籍人士或在境外长期生活的，便利其办理赡家款项下跨境汇款。 该项举措支持深圳实行更加开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进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国内创新创业，便利其办理赡家款项下跨境汇款，简化单证要求，缩短业务时间。 四是对来深圳工作的外籍人士，便利其为随行子女代办境内就读国际学校学费结汇。 这一创新举措极大地便利其为随行子女代办境内就读国际学校学费结汇，除了可以使用其境内收入，还可以使用其合法境外资金。 人行深圳中支、外汇局深圳分局经常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率先推出的若干创新措施具有现阶段需求迫切、可操作性强、风险可控等特点，有助于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后三项个人项下的创新措施践行了为民服务的理念，将为个人提供一揽子便利化，满足其驻外、来深工作和生活的资金结算需求。外汇局深圳分局将继续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贸易便利化，为企业对外贸易、个人用汇等经常项目跨境交易活动提供安全、高效的结算便利，支持经济有序开放和健康发展。 据了解，下一步，在这四项创新举措的基础上，人行深圳中支、外汇局深圳分局将尽快推出相关政策指导意见，使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尽快享受政策红利。此外，人行深圳中支、外汇局深圳分局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在总行总局的支持下，切实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继续探索推进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推动深圳建设经常项目外汇管理先行示范区，推动外汇管理服务提质增效。
经国务院同意，2020年3月1日，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出台了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引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含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相关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本息延期规模达1.3万亿元。自2020年1月25日至5月15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1.28万亿元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本金实行延期安排，涉及贷款户数75万户，共计157.8万笔。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559.9亿元到期贷款利息实行延期安排，涉及贷款户数57.9万户，对应贷款余额3.44万亿元。 二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合计有73.9万户贷款本金、57.1万户贷款利息得到延期。截至2020年5月15日，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小微企业主到期贷款延期本金分别为5437.5亿元、1070.9亿元和1010.8亿元，涉及贷款户数合计43.2万户，占全部延期还本户数的57.6%。个体工商户到期贷款延期本金为1006.4亿元，涉及贷款户数30.7万户，延期户数在各类企业中居于首位。同时，有57.1万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享受了贷款延期付息安排，合计延期付息金额300亿元。 三是超过40%的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得到各种形式的接续融资支持。为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银行业金融机构还通过还贷后再给予融资等多种方式，对中小微企业提供了1.9万亿元的再融资支持，加上前述已实行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的到期贷款，中小微企业已有超过四成的到期贷款本金享受了接续融资支持。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继续完善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疫情发展趋势和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延长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期限，重点满足普惠型小微企业的贷款延期需求，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金融服务。
近日，满载着41个40尺集装箱共900吨货物的“穗满俄”中欧班列顺利抵达广州白云大朗基地，成为自2016年8月份广州开通中欧班列以来首列回程班列，标志着广州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真正实现铁路物流互联互通，双向往来。 据了解，本趟班列由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运，从俄罗斯东部城市谢格扎站始发，经满洲里口岸入境，运输里程11700公里，将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采购的900吨货值70.6万美元的欧洲优质牛皮纸运送到广州，及时保障了下游生产企业的原料需求。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之际，“穗满俄”中欧班列凭借铁路运输接触少、运输时间稳定和清关便利等优势，成为在国际客运航线停飞、公路受阻、水运停滞等情况下，外贸企业的重要进出口渠道。“穗满俄”中欧班列运营方广物国际物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温浩伟介绍，广物控股集团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稳中有序地推动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营，实现逆势增长，保证了国际贸易大通道的畅通。 数据显示，仅今年1月份至4月份，“穗满俄”中欧班列共开行17列，同比增长13.33%；发运749个集装箱，同比增长10.96%；总货值5.8亿元人民币。在物流业整体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的亮眼数据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据了解，“穗满俄”中欧班列回程班列开通，将大幅缩短广州市进口欧洲货物在途时间，减少原先班列返程时内贸中转环节，降低物流成本，并逐步改善目前广东中欧班列进出口比例不平衡现状，进而实现广东中欧班列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深化广东省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 随着国内复工复产持续推进，返程“带货”需求越来越多，“穗满俄”中欧班列积极征求国内企业运输需求，打通欧洲主要铁路站点，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多联、广州海关等各相关单位及各兄弟企业紧密协作，高效筹备并顺利开行回程班列。广州海关结合企业返程货物类别、涉及的行政审批注意事项、检验检疫监管要求等内容，及时提供“一事一策”政策指导，确保回程班列将国内急需的欧洲优质商品安全顺利运送回国。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车站海关关长杨静表示，广州海关将从优化物流链条、指导站场升级改造、支持中欧班列枢纽站点联动发展、简化审批流程等方面入手，积极打造中欧班列一站式通关模式，促进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 广物控股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中欧班列平台将抓住机遇，用好政策，开足马力，加快推进往返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切实保障国际物流通道运输顺畅。同时，按照“坚持以一体化综合服务促中欧班列运营，以产业园运营养运”的经营思路，创新商业模式，提高班列运营质量，加快推进产业园区落地，并积极拓展中亚班列，将广物中欧班列打造为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中欧班列品牌，成为推动“广货广出”的稳定物流通道，为广东省稳外贸、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力量。（经济日报 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云 宣）
度小满金融CEO朱光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科技的价值正不断凸显，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支持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举措愈发精准，风控手段愈发高效。 朱光表示，展望2020年下半年，经济发展或将与“非常态”共存，金融科技还将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头部金融科技企业迎来加速发展机会的同时，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空间也变得更加宽广，扶持小微企业、重振居民消费等有更多业务机遇待联合发掘。 金融科技成扶持小微“加速器” 中国证券报：金融科技如何精准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度小满金融接下来会采取哪些举措？ 朱光：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提出“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疫情之下，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为中小微企业紧急“输血”，对于稳就业、稳经济的意义重大。 我相信金融科技将成为扶持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一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发挥大数据风控的价值，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信息不对称，帮助银行管理好在经济下行环境中面临的风险翘头等风险。二是助力银行打造全流程线上化的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三是推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信贷决策效率，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成本，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就度小满而言，我们已经和数十家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了信贷合作，重点服务小微企业；累计放款数千亿，小微企业主和兼职青年就占到65%。这些小微绝大多数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小微，下一步我们将延伸到结合企业资质、企业经营情况。 疫情期间，我们还为数万用户提供了延期还款便利。2019年，我们面向重庆的贫困农户推出了1000万的公益免息贷款。今年5月，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追加1个亿的免息贷款，面向全国推出，符合条件的农户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申请。同时，我们还在湖北恩施市进行了首期落地，希望帮助恩施农民尽快走出疫情的影响，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证券报：在扶持小微企业的同时，金融机构把好风控关口也尤为重要。金融科技如何助力传统金融机构完善风控机制，做好资产质量管理？ 朱光：当前，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比较艰巨：第一，对银行来讲，整个资产构成会发生变化，过去可能在资产端以大型企业、优质企业和优质民营企业为主，现在向普惠、向小微、向零售金融转型压力增大；第二，过去的风控政策都是在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制定的，没有穿越过真正的周期。风险、存量资产也会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压力。 助力完善风控机制，既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需要，也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机会。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建立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全链路金融科技布局，包括信用风险管理、操作性风险管理及宏观风险预警等方面。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让金融科技贯穿获客、准入、贷中管理、贷后管理等全业务流程。例如，在获客方面，可以通过技术识别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优质客户；贷中管理方面，实时监测客户状态变化，调整风险敞口；贷后管理方面，基于风险预测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宏观风险预警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区域进行监控，尤其是针对多头共债风险进行预警。同时，推动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深入到业务流程重要环节，如信贷审批、客户服务、催收等，降低金融机构的操作性风险。 “零接触”加速金融线上化趋势 中国证券报：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机构的合作内容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未来还有哪些想象空间？ 朱光：此次疫情让更多传统金融机构意识到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在利用金融科技对现有业务模式、业务流程进行改造方面达成了共识。对于金融科技而言，今年既是挑战严峻的一年，也将是发展的关键之年，金融科技将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标配”。2020年也将成为金融数字化发展的分水岭。 可以肯定的是，科技与金融未来合作空间巨大：第一，“零接触”加速金融全流程线上化趋势。疫情后，企业的精细化运营需求更加迫切，服务流程如何线上化、智能化成了新的挑战。例如，在客服服务方面，由于疫情影响，坐席人员无法按时复工。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在智能获客、大数据风控、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方面，为客户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 第二，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加速金融科技回归风险管理本质。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不仅面临不良贷款攀升的压力，还面临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挑战。如何帮助金融机构解决困难和压力，这将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机会。度小满金融一直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布局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金融业务不断锤炼技术；另一方面，面向持牌金融机构进行技术输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新网贵阳6月2日电 (宁南)贵州出台《集中全省投促力量帮助“9+3”贫困县(区)引企业稳就业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力争在短期内帮助“9+3”贫困县(区)围绕扶贫车间引进项目或企业不低于200个，可带动2500人就业。 记者2日从贵州省投资促进局获悉上述消息。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贵州作为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官方发出了脱贫攻坚“冲刺90天打赢歼灭战”的动员令。 稳定和促进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工作。贵州要实现“9+3”贫困县(区)脱贫摘帽，让民众稳得住能致富，增加贫困地区就业岗位，引进短平快项目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当前贫困县区招商引资重点工作之一。 《方案》明确，贵州省投资促进局通过集中全省投促系统力量，发挥商会优势资源，开展“省局全力帮、强市(州)帮贫县、大县帮小县、商会定点帮”专项行动，帮助“9+3”贫困县(区)在脱贫攻坚战最关键、最吃劲地阶段“添把劲、使把力、加把油”。 作为帮助“9+3”贫困县(区)引企业稳就业工作的牵头部门，贵州省投促局负责统筹、协调好投促和商会力量。同时，贵州省投促局各工作专班将为联系帮助的“9+3”贫困县(区)引进2个以上产业项目，将发布一批产业扶贫项目，制作发布产业扶贫专题招商指南。 《方案》指出，在市(州)层面，由贵阳市、遵义市、黔南州投促系统帮助支援安顺市、六盘水市、毕节市、铜仁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的“9+3”贫困县(区)，引导已在黔投资者、本地优强企业向“9+3”贫困县(区)投资产业项目、设立扶贫车间代工生产，着力解决贫困民众就业问题。 同时，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投资促进局安排具有一定产业基础、有较多稳定用工企业、招商能力强的县(市、区)，与本地区的“9+3”贫困县(区)结成支援对子，最大程度支持“9+3”贫困县(区)产业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商会作为贵州省招商引资的重要桥梁，通过运用商会的企业资源，收集梳理商会协会会员企业的投资项目和代工代产意向，鼓励引导会员企业定点向“9+3”贫困县(区)投资或设立扶贫车间，吸纳贫困民众就业。 受帮助支援的六市州和“9+3”贫困县(区)投资促进局将认真梳理本地主导产业及产业链招商项目、扶贫产业(车间)引进需求、优势资源、优惠政策、要素配套等情况，力争引进产业扶贫企业和项目。 贵州省投促局局长马雷表示，贵州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最后冲刺，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垫脚石，支援帮助“9+3”贫困县(区)引企业稳就业是责任，贵州省投促局将充分整合商会力量、深圳驻点、智库专家、研究机构等资源，帮助贫困县(区)找准优势资源、梳理优质项目。 《方案》的出台，是贵州省投资促进局2020年以来精准聚焦“9+3”贫困县(区)招商引资的又一重大举措，让贵州省投促系统一盘棋，跨区域协作帮扶，从招商对手变帮扶对子，务求将帮扶工作做到实处，产业招商助力贵州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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