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南航物流混改正式落地。12月22日，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物流”)正式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普洛斯隐山资本、钟鼎资本、国改双百基金、君联逸格、中国外运、中金启辰和中金浦成等7家投资主体，并实施员工持股，成为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家骨干航空物流企业之一，标志着中国南航集团在关键改革领域又迈出实质性步伐。 混改完成后，南航物流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亿元增至人民币18.1818182亿元，南航、普洛斯隐山资本、钟鼎资本、国改双百基金、君联逸格、中国外运、中金启辰、中金浦成、员工持股平台分别持有55%、10%、10%、10%、5%、3%、1.9%、0.6%、4.5%的股权，南航股份公司依旧保持控股地位。 货运板块业务是近年来中国南航集团落实中央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2018年，南航物流公司成立并被列入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综合改革企业名单。2019年5月，南航物流被列为国家发改委第四批“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 实施混改后，南航物流企业性质从国有独资公司转变为混合所有制公司，通过引入各方资本将实现优势互补、股权结构更均衡有序，南航物流将具有更健全的法人治理机构、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的体制机制，稳步向现代物流综合服务商转型发展。 南航物流混改募集的资金，将重点投入到增加航空货运运力、加强地面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天地合一”航空物流产业体系。 据悉，南航物流是南航集团货运业务的一体化运营主体，目前，南航物流共运营14架大型货机，拥有国内最大的B777全货机机队，经营19条货机国际航线，每周60个货运航班，航点覆盖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伦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欧美主要门户枢纽。而依托母公司南航集团通达全球的飞机腹舱网络，南航物流通过每天3000余个航班，提供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的243个目的地的货运服务。此外，通过与全球各地23家知名卡车公司合作，提供超过1043条线路的卡车转运服务，建立了高效衔接的空地联运网络。 面对货运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南航已于今年初编制了南航物流中长期战略规划(2020年-2035年)，明确了“一三一四”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即以“智联全球产业，赋能美好生活”为使命，实现“智能化、国际化、协同化”三个转变，通过打造一个“智慧物流系统平台”，形成航空货运、现代仓储、供应链管理和电商贸易四大业务协同发展的航空物流生态圈体系，推动南航物流成为智慧赋能、链接产业的国际航空物流领导者，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综合服务商。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在被新冠疫情强化的历史趋势之中，数字经济可谓最为亮眼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及其对实体产业的冲击非但没有影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反而因其带来线上化、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后者的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然而祸福相依，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垄断问题日益凸显，侵害消费者权益，危害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久前甚至因为不满政策监管，出现了一司（脸书）锁一国（澳大利亚）的奇观，平台企业的影响之深之广十足令人侧目。 如此情况不能不引发多方面的强劲反弹。在汹涌民意的支持之下，全球范围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浪潮席卷而来。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2021年2月7日，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也制定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对部分大型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业已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过程中。从二十年平台经济发生发展的趋势看来，本质上是资本扩张，驱动则为技术进步，外观呈现网络效应，对于我们而言，反垄断已由“远在天边”前驱到“近在咫尺”，需要认真对待。 反垄断法：动态演进的政策性法律 应当说，垄断对于东西方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古代先贤孟子就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画，“有贱丈夫焉， 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点出了其不当利用优势开展竞争的本质，而当时确实也已经“有司者治之、征之”。 然而我们所谈论的垄断、反垄断法并非由此而来，而是源于对西方法律的引入继受。因此，判断反垄断的行业影响首先需要对这套反垄断法律体系有一个客观全面的了解。作为维护一国（一个司法区域）市场竞争秩序稳健有效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向来有着“经济宪法”的美称，不过其定位也需辩证看待。 回顾历史，某项法律之所以能被认可而广为执行，或者是国家对市场约定俗成原生秩序的接受（如民法等），或者是立法机构对百姓心中道德律令的挖掘转化（如刑法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律是被发现而非发明出来的，即使这样，其有效性也需要时间的考验与锤炼，类似民法刑法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法律条文，其渊源可追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 反垄断法则与此不同。以全世界反垄断法的“母法”——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例，彼时，底层民众、中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纷纷掀起了诸如绿背纸币运动、平民主义运动（格兰奇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等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抗议浪潮，政府也不得不以相关法律的出台予以回应。但是这部以回应政治诉求为主的法律也始终充满了政策性质，并将其影响带给了前来学习的其他国家，政策性质也因此成为了反垄断法的底色。 当一部法律充满了政策色彩时，它又会主要呈现哪些面貌？首先，不同于一般法律，反垄断法充满了政策的时效性，其制度要素因“与时俱进”而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看，制度规范与规制对象的脱节并不仅仅是平台经济的个案，事实上，早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之初，法律就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而是将其留给司法机关进行个案判断。当我们衡量反垄断法对行业影响时尤其需要关注此点，按照一般法律执行“套路”回应则有可能南辕北辙。 其次，也因为其政策性质，反垄断法还与其他政策存在竞合关系，过去主要是产业政策，现在更多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安全等。在竞合过程中，反垄断的一些精神和原则有可能会被其他政策吸纳并贯彻，但也存在其作用被杯葛的现象，比如先前各国执法机构对大型平台的“姑息”就源自保护创新的考量。并且在实践中，反垄断与其他政策各有专门的执法机构落实，其执行力度也需要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的配合。 最后，同样是由政策性质决定，甚至这种政策还具有“经济宪法”的性质，这往往会导致两方面后果。一是高层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很多时候是由民众短期内集中反映引起，执法机构本身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则未必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高强度作业。二是非常态化，垄断是市场秩序失衡的病态反映，然而这种病态的认定与否还需要一系列的价值判断。病态不可能长期持续，带有主观色彩的病态则更不能。 除了规范文本外，对法律的透彻理解还需要观察制度执行。在反垄断领域，主要的执法类型包括罚款/征特别税、拆分和公有化，威力固然不小，但也各有缺陷。对于罚款/征特别税来说，由于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支付的成本很容易被转嫁出去，并且对于政府来说，只获取收入而不真实解决问题也是对公信力的伤害打击。 对于拆分来说，前提是对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市场有充分了解甚至是具备“上帝视角”，考虑到平台企业结构的复杂性，纵使其负责人也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另外，即使做了拆分，其作用也不好确定，比如在为数不多的前期案例中，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拆分曾被认为是推动了通讯领域的创新发展，实现了反垄断目的，然而真相却是技术创新而非行政执法才是打败垄断的真正功臣。不仅如此，拆分带来的各种副作用也被各种非议，这种执法措施也就因此在大多时候被束之高阁。 罚款、征税、拆分都不好使，公用化是不是个好的出路？在美国，已有学者提出由各类公共组织而非私人掌握对大型平台的控制，我国前期也有类似声音传出。然而，一方面，公有化并不适合于所有领域，特别是需要市场进行充分竞争的领域，另一方面，这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民众、乃至反垄断法自身的价值追求相悖。 不过，执法措施过于“刚猛”的意思并不是不能用，而是不会常态用，在具备民意基础的当下，反垄断执法也确实是悬于企业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另外，实践中也出现了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对特定技术产品编写专门规范等新的执法趋向，总之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因此，短期承压与长期平稳是看待反垄断的一体两面，需要辩证把握。 平台经济：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在波澜不惊最多小打小闹数十年后，反垄断领域突然风云际会，狼烟再起，主要因素就是世界范围内平台经济的崛起，并且其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而呈现为社会问题甚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而这正是反垄断所面临的新问题。 过去，反垄断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节点日益丰富，网络化趋势明显且呈现强大的自我演化能力。一方面，以大型平台为代表平台经济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会主动吸纳整合网络化资源而自我强化。因此，反垄断所面对的其实已经是作为网络化的社会现象，其问题并不仅在于个别大型平台及其行为。 本来，反垄断已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理论革新对垄断状态的再解释而归于沉寂。这是因为，在早期反垄断观点看来，市场是实现充分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方式，所以才要打压害群之马，维系理想市场结构。然而在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发现”并论证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经历诸如“泰勒革命”、“福特流水线”等管理革新之后逐渐成为创新和效率的倡导者而非过去的阻碍者，害群之马因此成为宝马良驹，企业与市场并列而为组织经济的两大有效手段，上述理论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行为于是替代结构成为反垄断的关注对象，后来还由于行为及其后果判断的不确定性（不能精确判断哪些行为构成垄断、对其规制是否有效等），反垄断在行为主义指导下走入冷却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今，这一行为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替代潮流因平台经济的崛起而遭逆转，平台快速崛起而为新的组织经济手段，不但与市场、企业三足鼎立并且呈现旺盛的发展潜质。以欧盟《数字市场法》法案为代表，大型平台被赋予“守门人”等特殊角色，结构主义以新的形式再次回归，同时也代表反垄断执法在当下一段时间内将更趋严厉。 反垄断的上述转向有其深刻原因。事实上，大型平台的出现并不仅是企业类型的简单增加，其所代表的平台经济不仅代表了新的技术、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是日益活跃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具体到反垄断领域，平台经济的优势早已不是体量规模，而是技术及其商业应用对个人和公共领域的渗透并因此成为公共设施甚至是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经济的触角极大延伸，结构日益复杂，并且由此建立的优势还会自我强化和发展。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首先在于打破了垄断优势不可传导的经验。过去反垄断放松管制的一个理由在于企业在原有市场的优势不可在领域之外无限复制，当其扩展至发展的“天然边疆”后就自然停顿，市场效率也在此时达到“最优”。然而平台经济往往是双边甚至多边，在原本规模优势的加持之下，当基础生态搭好之后，对周边领域的蚕食鲸吞自是水到渠成之势。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第二重挑战在于数据要素的加入。一则，各国现行法律对于数据权利的归属并没有理想的规定，理论阐释也还未臻于完善，对大型平台的反垄断执法很难做到“口服心服”；二则，数据问题不仅涉及个人隐私，也涉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价值上也有安全与效率的两难；三则，大型平台将数据与算法、算力优势结合，对中小企业建构护城河，对消费者进行歧视待遇；不仅如此，大型平台如苹果等甚至反向操作，利用数据安全（隐私伞）作为竞争优势，反垄断由此还可能面临与数据安全政策的竞合。 另外，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还在于其独特的发展文化以及资本对这种文化的异化。不同于传统企业对当下利润的追逐，平台经济更重视所谓“长期价值”，在资本的加持下，国外如亚马逊国内如淘宝等都忍受了长期的亏损期，并因此造就了其成功的神话。本来，价格是触发反垄断的重要信号，然而在可以长期亏损的平台经济面前，这一信号却失灵了。并且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大量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被排除在这个资本游戏之外，成为砧板上待价而沽的鱼肉，这无疑对市场创新生态有着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最后，平台经济垄断优势的“坐大”也离不开技术因素的影响。一则，平台经济的驱动因素是技术，社会规范的进步源泉是经验，相对于经验，技术的推动作用无疑更强，在很大程度上，平台经济垄断就是技术等因素推动下自我演化的网络化趋势得不到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规范有效治理所产生的后果。 再者，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一直面临着促进创新的压力，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各国有是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不同，但在需要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当今世界，执法者普遍对大型平台尤其是本国平台“投鼠忌器”。毕竟，未来技术发展主要呈现为融合创新，大型平台无疑最有实力和动力来推进。这也意味着反垄断立法执法未来可以考虑“去道德化”，不一定以企业状态或行为在道德评价上是否负面为前提条件，而是以发展后果是否侵害反垄断保护法益为主，“对事不对人”。 具体到各个国家，反垄断所面临的平台经济挑战还是有强有弱，笼统说来，美欧等西方国家挑战要大于我国。一方面，其司法区域内的平台经济生长于私有制的土壤之中，缺少公有制经济和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大型平台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组织和运用能力甚至优于政府，这对兴起仅一两百年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重大冲击。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国平台经济仅投资端依赖全球市场，国外大型平台如脸书、推特、亚马逊等投资和消费都在全球开展，对其反垄断规制不仅涉及多国协调，其中甚至还存在大型平台向相关国家寻租乃至勒索的情况。这样，在维护竞争、促进创新和保障安全等多重价值的纠结中，在本领恐慌和地位替代的忧思中，欧美国家平台经济反垄断将不断“进两步、退一步”，其影响不仅直接涉及我国企业海外业务，也会以法律继受的方式间接作用于我国其他相关市场和企业。 金融反垄断：外部挑战内部化 无论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枢纽地位，还是因为在跨时空、跨主体调配社会资源对国计民生的服务作用，亦或是因为收益获取与风险暴露时间错配产生的财富幻影，金融都是平台经济志在必得的“流奶与蜜之地”，由此也意味着平台经济反垄断风险也将顺势传入金融领域，对从业企业合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行业此前并非反垄断的传统领域。在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之初，反垄断规制领域仅包括贸易及商业领域，生产制造甚至都不在其中。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公有制在传统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金融行业长期没有经受反垄断的压力（仅有零星的反不正当竞争案件），金融领域与反垄断的正面遭遇正是起于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的“野蛮人”叩门。 因为反垄断压力主要是从外部而来，其影响大小轻重也就主要沿着传导的作用链条而展开，这样，在相关业务领域中，支付自然首当其冲。首先，由于与电商、社交、文娱等交易的密切结合，支付最易从互联网领域向金融领域渗透，其次，进入金融领域后，支付也最容易向信贷、理财等业务延伸，其持牌也最具有性价比，第三，支付作为金融领域少见的高频交易，能够留存大量且有价值的数据，这点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中尤为关键，最后，也由于支付的上述作用，其也可被看作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竞争手段而成为平台企业的“标配”。 从平台企业优势投放的路径来看，渠道将成为反垄断关注重点。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和产品研发的专业能力和品牌信誉，大型平台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平台及其产品生态，并且由于金融并非高频交易且此次商业模式革命（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方法论主要由大型平台定义，这种优势鸿沟甚至难以跨越。 结合前期情况，大型平台的发售渠道对于线上渠道薄弱、地理上偏居一隅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意义尤其重大。在大型平台借此扩展生态、补充资金的同时，中小金融机构同样摆脱了监管基于物理条件的控制，看似两全其美的同时却也滋生了相应风险，其与大型平台的联姻在过去是资产，在未来则可能是负担。 总之，由风险产生路径决定，反垄断在金融领域的压力首先会由大型平台承担，但其他科技企业、金融机构或者是因为模式相似、或者是因为业务合作、甚至是因为整个监管环境的进一步趋严而同样承受压力。但从结果来看，反垄断结合行业监管将进一步强化“科技的归科技、金融的归金融”这一趋势，科技企业需要回归理性，金融机构则需要抢抓先机。 展望未来：与时俱进的反垄断及其影响 诚如著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斯纳法官所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反垄断既面临有效规范外部对象的压力，也存在从理论建构到执法手段全面革新的需求，其处理的案例虽然立足当下却也影响长远。放眼未来，在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历史进程中，相关行业领域可能存在如下趋势： 首先，从制度执行情况看，反垄断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只针对若干企业，但所有相关企业乃至行业都将承压。然而反垄断毕竟还面临与保护创新等的协同，并且作为将来创新主要模式的融合创新也还需要大型平台的参与支持。事实上，针对作为网络现象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措施自身也需要网络化，需要与其他政策执法结合而常态化，考虑到成本及确定性，其近期可能的方向是行为监管（包括行业反不正当竞争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另外，对大型平台监管的经验也会沉淀，行业在经历疾风骤雨之后，可能迎来连绵不断的梅雨时节。 其次，沙盒监管可能发挥更大作用。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监管沙盒一方面固然为企业提供了业务创新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也促使制度建设和监管能力随之同步进化，这对规则执行变动不居、平台经济问题丛生的反垄断来说不啻一曲福音。另外即使是已经成熟的业务，在大型平台加载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在大而不倒及根治问题的取舍中，沙盒监管确实能提供效率最高、影响最小的解决之道。 最后，市场化监管辅助机构，特别是监管科技企业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一直存在所谓律师与经济学家之争，能将其有效结合的专门机构凤毛麟角。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反垄断执法当局资源有限，其作用发挥自然少不了类似机构的辅助。另外在平台经济领域，由于问题由科技产生，自然也主要应由科技解决，一些新的规制措施，比如前文提及的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如数据等）就需要智能合约等前沿科技的支撑。有理由相信，在解决了可用性、安全性和商业可持续等问题之后，监管科技有望搭乘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东风，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春天。
地方“两会”陆续召开。透过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在资本市场发力的“小目标”也逐一明确。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在资本市场要进行的工作包括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力争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比上年翻番、推动新三板改革、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等。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资本市场可以在支持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将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利用资本市场助力经济发展。 推动企业上市 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推动企业上市是一个着力点。比如，上海市提出，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湖北省提出，力争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比上年翻番。 随着1月25日聚石化学上市，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了221家。从企业所属地区来看，上海市表现亮眼。根据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取得新突破，科创板上市企业215家，上海上市企业融资额、总市值均居全国首位。 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浦江之光”行动。2019年7月份，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促进本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其中的一项发展目标是，培育一批代表性科创企业。实施上海科创企业“万、千、百”工程，培育数万家高新科技企业，扶持上千家上市后备企业，打造上百家科创领军企业，为科创板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上市资源。 在上海小郁资产总经理左剑明看来，科创板落地，上海“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享受到了制度红利。他进一步解释称，一方面上海培育扶持了一批符合标准的科技型企业；另一方面得益于优异的金融服务氛围。所以，无论是在政策响应速度上，还是项目具体落实上，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这一次也当仁不让处于领跑状态。 他同时表示，科技创新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鼓励科技企业上市，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比如，建立国家级实验室，以此拉动科技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创办世界级科学家论坛，让更多前沿科技能够在上海发声；尊重知识，建设上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让企业敢于在科技领域投资。 “科创板上市是一个最终成果，前面的点滴铺垫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硬实力’。”左剑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力争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比上年翻番。据记者查询，2020年，湖北新增9家境内上市公司，A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14家。 有分析认为，将上市目标任务细化到一年，这反映了当地对借助资本市场加速发展的巨大期望。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扩大直接融资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将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地方政府都会十分重视，“像湖北省将推动企业上市工作计划细化到每一年，不是唯一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进一步表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完善，随着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今年上市公司数量和融资规模有望继续扩大。同时，在强监管背景下，各种忽悠式重组也将很难再吸引资金关注。 “因此，推动优质企业上市是必然，上市后企业更加聚焦经营是必然，上市企业给当地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动力也是必然。”胡晓辉说。 推进新三板市场建设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新三板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环节。据全国股转公司统计，2013年以来有194家新三板挂牌公司通过IPO进入沪深市场并上市，500余家公司从各区域性股权市场转入新三板。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提及新三板改革问题。北京市提出，推动新三板改革；广东省表示，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业界认为，“十四五”期间新三板市场有望实现更加成熟的运行和发展。 转板上市制度是新三板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满一年，符合科创板、创业板定位，达到交易所规定上市条件的企业，可直接向交易所申请转板上市。目前，沪深交易所关于转板上市的相关办法已正式对外征求意见，该项改革措施进入实操落地阶段。 银泰证券股转业务部总经理张可亮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金融体系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资本市场除了能够解决优质企业的融资问题之外，还可以在支持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利用资本市场。 他进一步表示，新三板诞生于北京中关村，对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未来继续推进新三板市场建设，依托新三板市场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北京市增进就业、扩大税收具有重要意义。广东省是深交所所在地，发挥利用好深交所这一优势，吸引创新企业、汇聚金融资源，接收新三板转板企业，也是其不二选择。 新三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自2013年正式运营以来，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在规范企业经营、助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新三板存量挂牌公司8187家，服务了包括沪深在内资本市场中九成的中小企业，有效拓宽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挂牌公司累计融资上万次，筹资金额约5300亿元，超1500家公司在亏损阶段获得融资，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实施并购重组1633次，涉及交易金额2188.72亿元，有效促进了企业资源整合和转型升级。 那么，未来新三板还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推动改革？张可亮认为，要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既重视发挥企业股权融资功能，也要重视投资者保护，探索出服务不同阶段、不同层级中小企业的特色道路。 (责任编辑：朱赫)
22日，哈尔滨文化金融服务平台启动，旨在整合深哈两地文化金融领域发展资源和发展优势，构建党委政府、交易中心、担保机构、商业银行与行业协会互通互联、畅通便捷的常态化文化金融服务机制，全方位为文化和旅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深圳文交所哈尔滨文化金融服务专区”开通仪式、“深圳文交所哈尔滨运营中心”合作协议续签仪式、首批“哈尔滨文化银行”授牌仪式、“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服务基地”授牌仪式、“银担企”文化旅游企业贷款授信签约仪式等活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深圳文交所特邀文化金融专家为哈尔滨文化和旅游企业进行了题为《新时代的文旅产业发展与金融服务》《文旅企业股权融资与产业投资实务》的2场文化金融专题讲座。 据了解，哈尔滨文化金融服务平台是在哈尔滨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成功运行基础上，为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深入融合，通过金融手段助力哈尔滨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借助深哈文化对口合作契机，整合深哈两地文化金融领域发展资源和发展优势，构建党委政府、交易中心、担保机构、商业银行与行业协会互通互联、畅通便捷的常态化文化金融服务机制，全方位为文化和旅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此次活动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深圳市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哈尔滨市企业信用融资担保服务中心、哈尔滨市文化产业协会、在哈部分商业银行等深哈两地文化金融管理部门和机构共同搭建。
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12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定了这些大事。会上，李克强总理作出了哪些部署？中国政府网（ID：zhengfu）为你梳理──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今年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特别是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有关部门出台了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即对地方法人银行实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予以一定激励，并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提供优惠资金支持。政策实施取得显著效果，惠及小微企业310多万户，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但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政策接续和合理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会议确定，1. 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且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地方法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1%给予激励。2. 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继续按贷款本金40%给予优惠资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上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强调，要用法治的办法加强重点领域监管，防范和化解风险，保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规定省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负总责，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在市场主体登记、互联网管理、广告和资金监测等方面完善防范机制，规定了调查处置中强制措施，强化监管问责。草案对非法集资的行政、刑事责任和资金清退、非法集资参与人应承担的后果等作了严格规定。草案还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等要加强对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会议指出，医疗器械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会议通过《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强化企业、研制机构对医疗器械安全性有效性的责任，明确审批、备案程序，充实监管手段，增设产品唯一标识追溯、延伸检查等监管措施，加大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对涉及质量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大幅提高罚款数额，对严重违法单位及责任人采取吊销许可证、实行行业和市场禁入等严厉处罚，涉及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火锅食材零售市场日渐火爆。2月1日，主打火锅生鲜食材的山西查特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查特熊”）宣布完成百万元种子轮融资。类似查特熊这样盯上火锅零售食材市场的企业不在少数。有数据显示，仅一年我国火锅食材相关企业就新增超过3000家，这也让该类企业冠上了“新晋网红”的名号。事实上，火锅食材的门槛并不高，但也正是这样，供应链能力成为了行业赛道的决胜关键因素之一。 扎堆入局 2月1日，查特熊宣布完成百万元种子轮融资，由爬手食品创始人王亚军个人领投。据悉，查特熊是一家火锅生鲜食材集合店，成立于2020年11月，为消费者提供社区化火锅生鲜一站式到家服务。 查特熊主打产品包括火锅、烧烤、中餐食材和厨房用品四大类，产品SKU已超300个。其中，火锅食材包括锅底、蘸料、肉类、涮品、净菜、丸滑水产和主食菜品等；中餐食材包括半成品食材和饮料啤酒；厨房用品包括调味料和火锅器具等。 看上火锅食材零售生意的并非只有查特熊。天眼查AppPP数据显示，近六6成的火锅食材相关企业成立于一1年内（全部企业状态）。2020年，我国火锅食材相关企业年增量迅猛上涨，全年新增近3400家火锅食材相关企业，同比2019年上涨216%。 与此同时，以锅圈食汇为代表的火锅食材店获得资本市场看好。2019年8月，锅圈食汇获不惑创投4500万元人民币A轮投资；2019年10月，锅圈食汇获三全食品（002216）5000万元人民币A＋轮投资；2020年2月24日，锅圈食汇宣布完成5000万美元B轮融资，本轮融资由IDG资本领投，嘉御基金、不惑创投跟投。锅圈食汇在半年时间连续完成三轮融资，目前累计融资金额超过人民币4.5亿元。 此外，九品锅、川鼎汇、懒熊火锅、火锅物语等品牌也纷纷于2018-2019年加入该赛道。而人们熟知的三全、国美、蒙牛等企业也在2020年也跨界布局火锅食材超市赛道。 快消品新零售专家鲍跃忠告诉记者，零售的发展正逐步走向专业化，特别是围绕着新消费场景下的消费需求，形成了更有特色的专业化零售形式，而火锅食材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因此这种零售形式获得了快速发展。 各自为战 虽然入局者众多，但各企业打法不尽相同。 业内普遍认为，火锅外卖“锅便利”是火锅食材行业赛道的雏形。早在2014年，河南锅便利火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主要包括火锅体验店、火锅食材超市以及火锅外卖三部分。锅便利在餐饮行业引入了O2O模式，是一家集呼叫中心、专业配送、电商平台、实体店面于一体的立体、互动便利的火锅服务商。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站、微信、电话等方式订餐，人均消费50元左右，比一般在火锅店堂食便宜约20%。但业内人士称，锅便利的模式更像是“新瓶装旧酒”。 同样成立于河南的锅圈食汇，是一家火锅烧烤食材供应商，通过全品类一站式火锅食材，然后延展至家庭半成品食材供给，目前已拥有超过5000家门店。其产品超过400种，涵盖蘸料类、小吃类、川渝特色类、烧烤系列、酒水类、粉面类、用品用具类等。锅圈食汇主要通过以“互联网+食材”的B2B、B2C运行模式，将线下门店与于线上商城同时运行。 与上述企业不同的是，蒙牛入局则与原有的冰激凌等业务相结合。近日，蒙牛“火锅食材超市+冰激凌店”――冷冰器正式开业，该店是蒙牛冰品事业部首家社区生态店，由南昌分公司设立。 “查特熊核心竞争力专注门店运营模式，门店生存是品牌运营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做好一个品牌就必须做好门店盈利的基础，品牌才会长久稳定。”查特熊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查特熊旗下有300多个SKU，核心火锅底料产品为自己生产，其余为合作生产及市场通用商品，这样做降低了物流环节费用，给门店带来了更多利润空间。 王亚军分析称：“火锅食材超市在目前的门店来看，都不具备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都还在疯狂地的赛跑和打磨。” 供应链成关键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说，供应链的完整程度将决定火锅食材零售企业的成败。如今，整个竞争赛道已经发生变化，从包装，到价格、品牌以及推广团队，已经到达了同质化发展阶段，而供应链方面是竞争对手很难短时间复制的一个环节。 业内人士称，一般而言，火锅食材企业自建工厂需要消耗大量资金，一个普通工厂大概需要1亿元左右，而要建立综合性工厂，则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这对于火锅食材这个新兴行业来说，成本有些高。因此，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建立更具有协调性的供应链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查特熊也将“完善供应链”作为获得融资后重点发展的方向。查特熊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查特熊融资后主要以“门店快速扩张”、“数字化门店管理建立”、“供应链完善”为三大重心，2021年查特熊全年规划“全国招商700家，落地运营达到500家”的布局体量。 锅圈食汇也正在发力供应链反面。据了解，锅圈食汇已与三全、太太乐、安井、双汇集团等500+家工厂合作，建立全国十10大仓库和四4大研发中心。 “火锅食材赛道上有三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是招商加盟的扩张能力，第二个是时供应链的整合和物流配送的能力，第三个是门店精细化运营的能力。目前这个赛道都还处于快速的扩张期，然而头部效应已经出现了负面增长，就是开业率小于闭店率，但是这个市场的背后和前端的载体是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的。”王亚军表示。 朱丹蓬称，从行业来看，火锅食材行业还大有可为，目前整个行业还处于群雄乱战阶段，除了建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产品品质、品牌宣传、服务体系、客户黏粘性等问题，也是需要该赛道中的企业去深入思考的。记者 钱瑜 白杨（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日前，工信部确定了第二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格精机”）成功入选。该公司董事长邱国良表示，东莞市对获得国家、省、市“小巨人”称号的企业制定了认定奖励、技改扶持、市场开拓支持、子女教育保障等一系列奖励措施，这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注入活力。 “‘小巨人’企业的认定是对公司长期深耕于精密自动化装备行业市场地位的认可，将为企业带来更大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邱国良介绍，凯格精机自2005年成立之初就开始自主研发SMT（表面贴装技术）全自动锡膏印刷机，目前，产品精度仅为头发丝的五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成为中国SMT领域最大的设备制造服务商之一，全球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列，自主品牌“GKG”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商标注册。凯格精机凭借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的核心技术，成为在细分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隐形冠军”，客户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富士康、华为、比亚迪（002594）等企业。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凯格精机，看到邱国良一大早便在生产车间忙着接待客户，订单排着队在等。邱国良告诉记者，自去年9月以来，公司每个月的产能都在创新高，去年公司利润大幅提升。凯格精机的成绩也反映出当前我国电子行业的好势头，尤其是在消费电子领域，拥有核心技术才是抵御市场风险的最大法宝。 “大家日常使用的苹果、华为手机，大多数都是使用我们的锡膏印刷机印刷了线路板。”邱国良介绍，随着消费类电子产品朝着小型化、轻薄化发展，电子元器件集成度越来越高，超小元器件应用越来越普及，对电子接装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SMT被称为现代电子制造的核心技术，其利用自动组装设备将元件直接贴、焊到电路板表面，计算机、手机、相机等高精电子产品都是依靠SMT设备生产出来的。因此，SMT与电子信息技术保持着同步发展态势，在电子信息产业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为什么手里一定要有核心技术？很多企业都在为关税头疼，而我们的产品出口美国至今保持了零关税的待遇。”邱国良表示，近年来，凯格精机逐年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坚持自主创新为主，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高校共同研发为辅，两种不同的技术研发路径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凯格精机快速复工复产，邱国良介绍，一年来，凯格精机全力投入新产品研发，高速点胶机、柔性制造系统等创新产品陆续推向市场，订单增长甚至超过了锡膏印刷机，形成了一支“拳头产品”梯队。如新研发的柔性制造系统，可依托公共设备平台，实现点胶、打螺丝、激光打标等多种生产工艺的快速切换，帮客户大幅降低成本，并更为方便地对接工业4.0及智能制造要求。 “从名不见经传到民族高端装备品牌，我坚信凯格精机将实现从单项冠军到多项冠军的跨越。”谈到高端装备产业未来的发展，邱国良说，“国家提出要打造一大批细分领域的‘小巨人’，这是我们制造企业奋斗的动力。2021年，凯格精机将持续在技术创新、产品品质和客户体验上发力，与精密装备行业的其他‘小巨人’一起，为实现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腾飞再出发、再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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