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生态不断丰富。但是，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目前，我国应当加强法制化建设，夯实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基础；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发力金融数字化，打造更好的金融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截至2020年5月，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超60万亿元，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超105万亿元，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大资管行业规模约117万亿元，约占2019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17%。资本市场和资管行业的发展，一方面为政府和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为居民资产分散风险、保值增值提供了多样化的配置渠道。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成效与问题并存 在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生态不断丰富。除传统的银行外，还存在券商、基金、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银行贷款余额约160万亿元，券商、基金、信托等机构主导的大资管行业资产管理规模约117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2.2万亿元、信托资产21.6万亿元、保险资管18.5万亿元、公募基金14.8万亿元、私募基金14.1万亿元、证券公司资管10.8万亿元、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8.5万亿元等。 但是，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如股票市场发育不足、影子银行规模过大、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等问题，且违规和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因为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居民投资理财发展也较为滞后，如股票配置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权益保护不足、科学的投资理念薄弱等。为克服以上问题，需要从法制化、市场化和数字化着手，建设良好金融市场生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加强法制化建设，夯实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基础 相比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我国金融市场法治化建设明显落后。以股票市场为例，法制化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不合规、财务造假、内幕信息交易仍然存在、违法的惩罚力度不足等多个方面。信息披露不合规、财务造假使得市场难以对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做出及时准确的把握，从而难以进行准确的资产定价；内幕交易损害了除少部分人之外的广大投资者利益，严重违背了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违法收益给定的情况下，违法成本过低，其实是变相激励上市公司违法违规。 例如，证监会近期披露的獐子岛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件显示，獐子岛2014-2017年先后多次通过“扇贝跑路”等难以验证的事项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违法违规明显，且涉及的利润调整金额巨大。但按照当前的法律法规，对獐子岛公司的处罚也仅仅是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这些法治化建设方面的短板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资产定价、实体经济融资、投资者资产保值增值等功能的发挥。 需要看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在法治化建设方面也同样经历了从不足到不断完善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美国股市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但是其制度和运行方式却和1817年刚刚建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股票投机、价格操纵、内幕交易盛行，著名的“庞氏骗局”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经济和股市的繁荣掩盖了这些行为的负面影响，但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使得这些行为对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 也正是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美国开启了资本市场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变革，通过设立证券法规、统一会计准则等方式规范资本市场发展。1933年通过了《联邦证券法》，规定证券发行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禁止虚假陈述；1934年通过了《证券交易法》，限制保证金交易，防止过度投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出现，从会计层面规范之前的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乱象。1940年通过了《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针对共同基金做了规定，限制关联交易，加强信息披露。 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近年来也在持续进步中。2020年4月，针对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国务院金稳委召开专题会议强调：“最近一段时间，某些上市企业涉及财务造假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恶劣行为，监管部门要依法加强投资者保护，确保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6月，国务院领导在陆家嘴论坛表示，资本市场建设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推动证券代表人诉讼机制落地。7月11日，国务院金稳委召开会议，强调从加大资本市场违法成本、加强监管执法力度、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 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市场化程度不足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痼疾。以股票市场的上市制度为例，经比较可以发现，A股严格的上市要求并没有创造价值，很多公司上市后盈利能力单边下滑，而在上市要求更加宽松的美国股票市场上中国公司的长期表现则更佳。 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GICS行业分类方法对A股及美股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进行了梳理，重点考察了信息技术及医疗保健两个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进行跨市场间盈利能力的对比。结果显示，上市前后“变脸”现象严重。例如，绝大部分的A股上市科技企业都能实现纸面上盈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亏损企业比例不断抬升，上市7年后，科技企业已有10%出现了亏损，没有亏损的公司也出现大范围的净利润率严重下滑。 美股市场则与A股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中概科技股公司盈亏比例在上市的后几年均是基本稳定的，基本维持在盈利企业与亏损企业的比例在1：1左右的态势。此外，中概科技股公司的净利润率也大多呈现稳定态势，从上市前二年到上市第七年，盈利平均值基本维持在18%-21%，并未出现A股式的上市后即盈利下滑的现象。 由此可见，学习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先进经验，深化市场化改革是助力优质企业成长，并让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从而强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这方面的进展也在加速，如科创板在开板之初即实现了有一定核准的注册制，如上市门槛采取5套标准，未盈利科技企业满足市值/收入等一定要求后即可上市；发行价不设限制，全面采用市场化的询价方式定价，取消23倍市盈率限制等。又如创业板已经完成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转换，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7月16日，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通过审核，成为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上市企业。 发力金融数字化，打造更好的金融生态 金融业数字化是通过金融科技的使用，实现从销售、投资交易等前台业务到清算交割、风险管理等中后台业务的全流程的数字化，实现金融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以财富管理行业为例，当前我国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交易，进行投资理财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科学的投资观念，在投资过程中难以保持理性、正确分析和管控风险。具体地说，一是资产配置不合理：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不具备通过配置不同类型、低相关性的资产来分散风险的意识或是该意识不到位，导致其往往对某种资产配重过高。二是投资操作不理性：例如热衷于炒概念、追涨杀跌、规避损失等非理性行为。 不久前发生的“原油宝”事件充分反映了普通投资者在理财中的种种误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与深刻思考。首先，投资者对于期货市场交易规则的理解过于浅显，在不确定性相当高的环境下就盲目入市，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要求。其次，不少投资者抱着侥幸的投机心理将大笔钱财，甚至是全部家当购买了原油宝，也违反了“风险分散”的理财铁律。当原油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需求大跌，导致原油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价格，大量投资者最终赔得血本无归，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主要依靠金融机构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保护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我国银行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一直以来在投资者教育中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方面，针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不合理问题，金融机构不仅为其补充最基础的证券知识，讲解分散配置的理念，也帮助投资者明确了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针对投资者的投资操作不理性问题，金融机构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给予投资建议，可极大程度上纠正投资者的行为偏差。此外，金融机构也通过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为不同风险属性的投资者匹配适合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从源头避免非理性行为的产生。 然而，传统金融机构在开展投教过程中仍面临着人力、物力的高成本，想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仅靠自身是有一定困难的，此时便需要充分整合外部资源，而金融科技公司是金融机构加强投资者教育的良好伙伴。通过数字化手段，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实现对投资者教育的全流程触达、全时空覆盖，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投资者教育成本高、触达点少、教育成果不彰的诸多弱点。 我国金融科技公司在支持金融企业数字化方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经验，例如，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以不同形式嵌入投资交易的全部流程当中，实现了投入产出最优化。例如，在投资流程最初始阶段开设投资者教育直播平台，让公司内部专业人士或邀请业界专家进行讲解，既可保证内容的专业性和多样性，同时直播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也更易被接受，受众群体覆盖率高。再如，在投资决策环节，基于金融行业多年来的数据积累，数科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并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客户画像，提炼客户需求、分析客户行为；进而助力机构为广大投资者打造定制化服务，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客户的不同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迭代更新，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将会更加密切，并帮助我国金融市场生态不断优化。 （本文首发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20年第8期，原题为《“三化”并举，打造良好金融市场生态业务网》。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孙志鹏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策略总监）
01 从金融的基本模型 解析全球四次金融危机 金融是什么？本质上就是“中介”，将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连接在一起。 从历史来看，金融可追溯到七千多年前。《千年金融史》这本书对全世界的金融史做了详细描述。几千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非常之大，但是本质从未变过，就是通过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把储蓄变成投资的过程。 回顾中国金融发展，从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各种金融业态陆续呈现，蓬勃发展。而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未来的金融，必然是一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或者与此相吻合的业态。 那么这种业态究竟该怎么描述？无外乎看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中介过程如何操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流程；组织形式是直接金融比如交易所的形式，还是间接金融比如金融机构的形式等等。 如果认为金融只是把储蓄变成投资而与实体经济、国际资金流动、宏观经济政策等等无关，则对金融的理解是狭隘的。金融，其实不仅仅是金融。 在现代经济体系下，金融是五个模块交互形成的一个复杂生态系统。这五个模块分别是：实体经济、金融系统、政府宏观政策、国际资金流动、资产定价等。 五个模块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在金融体系汇聚风险，严重时便出现金融危机。 全球公认的从1980年至今的四次金融危机，都可以通过这个框架来分析，判断当时情景有无可能导致这一后果。第一代是1980年代拉美危机，生态系统中第三模块政府宏观政策和第四模块国际资金流动出现问题。拉美国家借了大量主权债，无力偿还，引发外资银行抽出资金逃离拉美国家，最终形成资金恶性循环，酿成金融危机。第二代危机是90年代初期墨西哥比索危机，第三代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一模块实体经济和第三模块国际资金流动出现问题。韩国财团大量借债，但投资收益率很低，同时东亚多个国家采用固定汇率制，如韩币、泰铢和美元挂钩。在经济基本面差叠加货币挂钩情形下，一些投机者卖空弱货币，随后出现问题。第四代金融危机则是2008、2009年第二模块金融体系流动性出现问题。短期资金流动性枯竭，又逢第一模块实体经济中美国房价不再上涨，很多贷款买房的低收入家庭无力偿还债务，形成坏账，进而影响到以住房抵押贷款作为底层金融工具的质量和价格，最终形成大面积的价格不利波动，使得危机出现。 在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增长模式下，通过这一分析框架，如何规避金融风险汇聚乃至金融危机、如何制定政策等，都将更加清晰。 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出发，我们可以构建出另一个重要视角：好金融和坏金融。 用学术语言来描述就是，好金融一定是中介成本最小化的金融；用惯常的说法就是，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随着时间不断演进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按照上述五个模块的理论，在这个动态变化中，任何一组或若干组出现不利遽变时，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注入信用这一正常过程就可能受阻，坏金融便可能出现。 从另一面来看，建设好金融，就需要加固连接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各个链条，在这五组动态变化的交互中形成稳健的均衡。 02 “金融发展之谜” 过去130年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基本未变 过去近130年间，美国每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大概需要两分钱，虽起起伏伏但平均水平基本未有变化。也就是说，多年来，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始终维持在2%左右。 这一现象的独特性在于，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越来越聪明，按照这一逻辑来看，金融发展不断演进，理应能够更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但我们稍稍展开来看，130年间，美国经历了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发展，金融业出现了ATM、信用卡，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随后大数据、各种移动支付陆续登场，我们却看到，资金从供给方转移到需求方，每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中间的成本基本未变，依然如此。 再看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欧洲经济学家的分析表明，尽管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中介模式也不一样，比如美国和英国是金融市场主导，属于直接融资驱动的金融体系，德国和法国基本上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为主导，但是，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平均成本，也都集中在2%-3%的水平。 在此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杰出的金融思想家曾做出努力。从196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illiam Sharpe等人提出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到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Fisc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提出第一个期权定价模型，金融资产定价理论不断走向深入。 再者，世界顶级高校哈佛大学几乎20%的毕业生、哈佛商学院几乎30%的毕业生都聚集于华尔街金融业，这么多聪明的人做同一件事，但都没有带来更理想的金融实体、金融服务、金融思想等等，未能把中介成本降下来，哪怕从2%降到1.9%、1.5%。这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我将这种现象称为“金融发展之谜”，即金融不断演进，却没有带来金融中介成本的下降。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之谜，也是众多金融问题之关键。 那么，如今热议的区块链、数字货币等等，这些新技术会不会打破“金融发展之迷”，让其不再成立？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金融发展之谜的长期存在，究竟揭示了一个怎样的深层问题？这表明现代金融正变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金融演进或许是一个“熵”增的过程，为了中断这个熵增过程，“干预”（不断思考什么是好金融，并采取行动去建设好金融）是必须的！ 援引热力学第二定理解释，按照“熵”增规律，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干预，现在的金融就会变成一个混乱的系统。 干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主动的，以成本高昂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最终从废墟中重新开始。人类在这方面似乎未长记性，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反复归来；另一种是主动的，一些人或机构在特定时间点，去思考究竟什么样的金融是好的或坏的，从而主动干预金融演进过程，促使其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上来。 在过去70年的中国金融体系变化中，金融资产和GDP的比例变化可以作为重要的观察点。中国金融资产在2004年不到GDP的0.5倍，到2018年已经接近3.9倍，超过350万亿元，同期GDP是90万亿元。对于1978年才正式为市场经济正名的一个经济体而言，这个金融资产的规模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一比例直逼美国目前的4.5倍比例。 中国金融行业附加值GDP占比现在是7.7%，美国只有7.5%。从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在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追赶得非常快，不少指标已超过美国及其他发达的金融大国水平。但是我们产生一块钱金融资产的平均成本是多少？ 实际上，测算有一定难度，当前的金融体系依然不够透明，不少影子银行从事金融资产的创造活动，这些金融中介的成本很难测算。按照商业银行创造一块钱贷款发生的平均成本估测，五大行平均约3%。而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产生一块钱的金融资产平均成本2014、2015年达到8%、9%，这个成本非常高。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金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中介成本却未能降下来。可以说，“金融发展之迷”的提出，在中国有更强的迫切性。如何把金融中介成本降下来，这是我们思考中国金融时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再来对比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利润，从上市金融机构来看，上市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只有30余家，但在2018年中国3600多家上市公司中，这些金融机构的利润约占48%，而最高时达到60%（2014年左右）。金融机构确实很赚钱，其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道理很简单：中介成本高！ 由此，我们不得不接受和承认一个事实：金融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效率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追求的方向不是更多的金融，而是好的金融。在中国怎么识别好金融？答案就是，把中介成本降下来就是好金融。 03 泡沫金融 “高杠杆”为什么难去掉？ 人们关心货币政策的表述方式，比如2017年“去杠杆”，2018年开始“稳杠杆”。事实上，如果不做任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杠杆在中国是难以去掉的。 原因何在？中国的金融是信贷推动的增长，信贷对一年后的GDP增长有决定性作用。通俗一点讲就是，钱多了，GDP就表现好，信贷和GDP二者高度相关。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统计数据也验证了这种增长方式。 过去四十年，为什么货币增长速度快，就在于不停投资。从2010年至今，每年广义货币M2供给增速比GDP高出6.1个百分点。当然其中有3个百分点左右是物价因素，但也超出了3.1个百分点。 问题来了，这些多发的货币却没有造成通货膨胀，它们去哪儿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是，这些年随着政府拍地，有了商品房，用土地、房地产做抵押品，这种投资极其扩大了土地和房产的货币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银行信用扩张下的货币金融为主导。多年来发行如此之多货币，却未出现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背后机理正是土地、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做抵押品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 这些形成房地产存量部分的价值，按照一些中介机构的计算，接近300万亿人民币。 但当经济主要动能发生转移，经济增速开始下降，再保持这一货币供应速度就可能出现问题。我们需要思考未来金融发展，需要对前四十年金融扩张的路径和模式做出新的探讨、新的评估。 要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杠杆率问题！ 宏观杠杆率即全部债务除以GDP，倍数越高则宏观杠杆率越高。目前中国和美国水平相当，在2.6~2.7倍，日本已达到4倍，法国3.5倍。 但中国，仅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便达到GDP的1.5~1.6倍。粗略估计，企业贷款成本利率平均在6.3%~6.4%，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支付利息达到GDP的10%。这样一种金融体系是不健康的。如此之高的企业债务怎么降，是一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为什么中国企业债务如此之高？因为投资效率太低，进一步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经济微观基础薄弱，二是金融资源错配。 从上市公司来看，投资资本平均收益率只有3%，也就是说，金融体系投给其一块钱，一年下来上市公司赚3分钱的税后利润。 大家想一下，炒股票或者买理财产品都希望6%、8%甚至是10%的回报，上市公司怎么给，只有继续借钱加杠杆。从这个角度，实体经济发展已跟不上投资者的欲望，可谓“灵魂走得太快，身体已跟不上”。在此情形下，企业家拼命借钱，雪球滚得越来越大，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就越来越高。 再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往往是那些投资回报高的不容易获得资金，投资回报低的却资金太多。上市公司中，民企投资回报不到4%，而国企只有大概2%。但从金融资源配置上看，2018年中国新增贷款只有14%配置到民营企业；存量上，2018年末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占所有人民币贷款存量比例仅25.8%。 关于民营企业的贡献，有一个富含深情的总结是“56789”，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90%的新增就业。 国有企业和民企负债率，在2008年是转折点，自此国企杠杆水平超过民营企业一骑绝尘，而民企则是“蛇形爬行”。也就是说，真正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部门处于资金饥渴状态，不得不说，这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长此以往，泡沫将越来越大。 “去杠杆”是不是要一刀切？或者换一个角度描述，杠杆是否有好坏之分？如果有，什么是好的，什么又是坏的？我的答案是，能够提升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杠杆就是好杠杆；反过来，让一个国家账务越来越大，还款意愿越来越弱的债务，就是坏的。进一步说，“去杠杆”也应该因杠杆不同而分开施策。 04 坏金融的根源 未形成风险定价之“锚” 如果我们继续追问，“高杆杆”背后根源又指向哪里？ 中国金融系统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形成给市场定价的锚；没有建立起价格发现的功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 人们交易时都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其中存在对冲机制。价格机制引导全社会各领域做创新配置，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一旦价格定得不准，比如本来该值10万块的物品却定为3万块，就会带来供需扭曲，最终引发社会资源配置失效，出现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问题恰在这里，没有给出风险定价的“锚”。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等等均如此，往往是不需要资金的领域资金充裕，需要的领域却资金饥渴。 先说股票市场。股市总体收益率减掉国债的风险收益率，通常应该是正的。它能衡量一个国家股票市场风险程度，风险溢价越高，这个国家的风险越大。美国过去是6%，同期中国是1.2%左右，最近十年是0%。按照这一数值，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一样安全！ 很多人问，科创板能不能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如果没有定价的锚，同样很难做到。一些人的心理依然是：政府是要救市的。如果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停留于这种水平，资本市场基本就没有定价功能。 我们将创业板和纳斯达克的估值进行对比。这两个市场定位非常相似，都针对的是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纳斯达克有严苛的市场淘汰机制，大进大出。2018年1月该市场存续2527家企业，其中提供完整交易数据的有2500多家，平均市盈率35.8倍；同期创业板716家企业，平均市盈率48.1倍。但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市值100亿人民币以下的小市值企业时发现，纳斯达克是2338家，市盈率是208倍；创业板605家，市盈率是51.3倍。可见从48.1倍到51.3倍，创业板基本未有大的变化，但纳斯达克变化明显。 通常来说，小市值企业成长性更好，但是创业板在市场估值上未有体现。这说明我们的市场缺乏对成长性估值的能力，或者说这个市场是扭曲的。 扭曲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直接融资，包括IPO、配股、再融资、可转债加在一起，2018年余额为12.36万亿元，而当年新增银行信贷是15.7万亿元，也就是说近20年资本市场的融资金额还不如银行信贷一年的数字。当我们讨论直接融资能力弱，拖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创新的时候，其实背后原因就在于市场缺乏风险定价的能力。 再看中国房地产市场，把土地、固定资产、房产作为抵押品形成社会信用，是我们近二十年来社会信用创造机制的一个基本模式。如此一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效率、定价都会影响金融体系的债务结构和规模。根据哈佛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的研究，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近300个地级市，人均GDP水平与人均住房面积增量呈负向关系。也就是说，人均收入低的地区，新建住房更多，人均收入高的城市，新建住房相对少。 这有问题吗？按常理来说，人均收入高，对应有更大的商品房需求，住房投资更多。但现实是，人均GDP低的地区，反而把房地产作为重要动能，投资更多，形成了大量的社会信用。如果当地没有相应的住房需求，最终便带来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或房地产公司债务，以及购房居民的债务。泡沫金融是怎么形成的？正是如此。这就是坏金融导致的后果，更直白的表述就是，对房产价值没有形成市场定价的锚。 再将中长期贷款和信托类贷款收益率做比较。为什么这么比较？中长期贷款的对象更多是国企，信托公司主要贷款对象是谁？往往是在行政监管体系下，银行在贷款方面有所约束的一些部门，比如房地产公司或者“三高”企业（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 信托公司通过银信合作发放信用产品，承诺给理财产品购买者一定回报，一般比中长期贷款利率高，平均高2.47个百分点；最终获得这些贷款的企业，利率比获得中长期贷款的企业高大约5个百分点。而从收益角度看，民营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收益率比国企要高2个点以上。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配置完全是反过来的。这种定价机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只可能是泡沫金融。贷了款投资，效率不高，不断靠借新来偿还债务，导致债务越来越重。 再看地方政府信用定价，地方政府发债利率应该定为多少合适？在有效的市场，这当然和风险挂钩。但现实是，在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之前，财政部在2014年做了试点，结果竟有地方政府债利率比国债还低0.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的信用会比财政部好吗？如果这个定价是不扭曲的话，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结论是，大家没办法给地方政府信用作出一个市场的合理定价，违背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方式。 金融系统乱象，“高杠杆”下不去，追本溯源，就是没有办法给风险定价。 05 中国金融体系十大“断裂点” 按照分析金融危机的五个模块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做一个映照，又将看到什么？我梳理了10个“断裂点”，这10个点是未来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汇聚，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对这10个“断裂点”，如果在认知上达成统一，便可采取相应举措，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管是针对金融体系还是实体经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断裂点”夯实。 这十点中，第一是实体经济投资资本收益率太低。 第二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和金融危机有什么关系？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一些答案。1929年美国进入收入分配不平等高峰期，引发了大衰退。2007、2008年是另外一个高峰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中的中高收入群体，将其大量财富投向金融市场或者房地产，资产市场便可能出现泡沫。泡沫一旦破灭，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 第三是人口老龄化。人们在讲中国故事时，常提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因此金融体系再怎么低效也会带来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如老城改造的投资等等。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已超大家想象，根据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测算，到2035年，4个人中便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这将造成严重后果。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便带来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结构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将对产业带来巨大冲击，也会影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 第四是城市人口布局不合理问题。同样根据光华思想力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目前约88%的地级城市人口规模严重不足，实际人口不到经济意义上最优人口规模的40%。这一前提下，服务业就难以发展起来，新兴产业也很难涌现；更重要的是，在此情形下大量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公共服务等投资就是盲目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不能指望200-300个地级市都有充足人口，而且不少城市人口是净流出的。没有那么多人口，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有效率，以往的经济增长逻辑将难以为继。 第五是高杠杆及隐身其后的金融“过度发展”，第六是衰退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第七是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企业身陷很重的债务负担，怎么做研发、怎么做未来的投资、怎么去偿还很高的债务，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呈现出什么样的动态变化，这是我们在经济生活中需要关注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亟需找到应对的方法。 第八是金融抑制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在资管新规之前，不少人争相用各种影子银行把金融业务链条拉长且不透明，赚了很多钱；资管新规出来后，他们着急了，又开始新一轮博弈，动辄批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是否想过，用什么方式把中介成本降下来？如果用进化的理论研究金融体系演进，不去主动降低中介成本的“物种”，最终是没法生存下去的——这就是适者生存！ 第九是缺乏给资产定价的“锚”。第十是不断弱化的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宏观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不断弱化，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现在该是到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什么是我们需要的金融？什么是我们热爱的金融？我们面临这么多问题，同时有这么多机会，怎么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更好地捕捉时代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思考该怎么搭建未来的结构？假如每个“断裂点”都找到了好的方法，合在一起，这个集成本身，就是走向2035年了不起的、我们热爱的中国金融。 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必须目标明确。未来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点是必须的：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需要提升中介效率，降低中介成本。只有这样，金融中介的模式本身才可能有生命力。 具体怎么做？有以下途径： ● 转变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塑造中国经济微观基础。 ●政府转变职能，改变行为模式，消除所有制歧视，建立真正的竞争中性原则——未来的增长将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应该减少在经济事务中的参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为金融资产找到定价的“锚”，彻底实现资金的市场化配置。 ●推动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市场化改革。 ●以REITs为抓手，为土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寻找定价的“锚”。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其他举措。 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是为了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怎么把金融演进过程中居高不下的中介成本降下来，也许我们可以在未来能找到答案。 而这些正一点点成为现实。今年资本市场振奋人心的两件事情就是，创业板注册制试点和公募REITs试点的推进。这两件一旦圆满完成，2020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便是成果非常丰硕之年，从历史进程上看，也可能是中国资本市场驶向正确道路上的关键之年。 06 中国金融未来的五大“必然” 中国金融在未来究竟能给出一个怎样的答案？金融生态系统五个模块（实体经济，金融系统，政府宏观政策，国际资金流动，资产定价）交互形成的平衡，本身将决定2035年金融业态的样貌。 未来最大的一个外部环境变化，就是未来16年，中国经济保持比较高速增长变得很难。中国正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在工业化进程几乎结束之后怎样保持全要素增长率（TFP）的持续增长。 中国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年均4%。一般来讲，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了这个国家50%以上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远超第二产业比重，农业可以忽略不计，在服务行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非常难的。比如美国在工业化时代全要素生产率是2.1%，1980年代之后进入后工业时代后降到1%左右。 我们目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美国的43%，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人、同样一台机器生产产品的效率是美国的43%。到2035年中国如果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个百分点，达到2.5%-3%。 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完成工业化之后还能保持2.5%-3%的增速。中国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出来？有可能。 对于未来，我持相对乐观态度，中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方面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力量。 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TFP的提升空间。 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设备等。 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或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我们的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的空间。未来诸如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 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如果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奇迹，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什么样的？这是讨论中国未来金融的大背景。在此探讨形成2035年中国金融的五个“必然”（inevitable）。 必然1：经济总量和金融资产的爆发式增长。到2035年中国GDP按2018年价格测算，将达到210万亿元，金融资产将达到840万亿元。 这些数字怎么得来？“十四五”经济增速降到5.5%，“十五五”降到5%，“十六五”是4.5%，照此测算下来，2035年大概210万亿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测。2018年，金融资产规模是GDP的3.9倍，2035年以4倍算，金融资产规模就达到840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工行2018年总资产规模是28万亿亿元，也就是说到2035年相当于有30个工行体量的金融机构存在于中国金融体系。这将有无穷可能性。大型、中型、小型的金融机构合在一起，将构成一个色彩非常斑斓的2035年。 必然2：产业结构巨大变迁。2017年农业占GDP7.2%，解决了27%的就业人口。到2035年，我们国家三大产业的GDP占比分别是3%的农业、32%的工业和65%的第三产业。再看日本、德国、法国的情况，农业就业人口已经降到4%，也就意味着我国就业人口将有23%左右会发生重新配置，从农业迁向第二或者是第三产业。这意味着，未来的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规模、深度是当前许多人想象不到的。 在此情形下，什么样的产业会崛起？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有关的产业都会崛起，到2035年人均GDP将趋近3.5万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与现在台湾和韩国相近。 伴随着测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数字。目前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万人民币，平均到每月只有2500元块钱；到2035年，重新分配之后收入的50%或可个人支配，大概8万甚至9万人民币，如此一来，需求将发生很大变化。 那么，怎么为这些崛起的需求提供服务？比如医疗服务、理财服务、娱乐需求、高端的享乐需求等等；又怎么为不断变化的产业、不断崛起的新兴产业提供服务？答案要靠我们每个人来书写。 必然3：来自需求端的剧烈变化。2035年，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8%增加到58%；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44.2%增到60%以上。中国还将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90后”，2.5-3亿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居民消费达到122万亿元，其中服务消费达到73万亿元；医疗大健康GDP达到21万亿元；金融行业GDP达到16.8万亿元……“为中国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高质量的劳动力将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保障。 必然4：信息技术和AI带来金融底层技术和中介模式的巨大变化。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实现去中心化，一旦去中心化完成，对现在的货币理论将是一个摧毁式的颠覆。这种情况下是否将改写我们的货币理论、商业银行理论，建立新的诠释方式，目前无法得知。但我们应该相信，必然发生的是，其中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和争论，并且出现一些新模式，尝试更好地降低中介成本，当然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一些负面行为如欺骗等。 然而，科技与金融的结合能否把金融中介的成本降下来，破解我们提到的“金融发展之谜”？如何让一系列金融创新带来的社会收益（social return）超过私人收益（private return）从而使得未来的金融发展不再是一个“熵值”增加的过程？科学技术是答案，还是问题的一部分，需要进一步思考。 必然5：金融思想的演进。每一年，大批金融学、经济学毕业的博士进入研究领域，未来16年金融思想会不会有大的变化？我认为，会有大的变化，因为金融和技术有关，和国际格局变化有关．．．．．．很多层面都可能深刻改变金融思想，金融思想也将重塑金融行业。从已有的情形来看，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对金融学科已垂青三次，三次对应的都是颠覆式、革命性的思想创造过程。 伟大的金融思想，具体体现为一系列基础理论，反映的是它们所处时代的研究者们对重要问题的最大共识。伟大的金融思想追本溯源，探究最根本的因。它们是金融研究的重要范式，推进人们对金融问题的认识不断证伪，直至更合适的范式出现……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金融思想还将发生变化。但如果现代金融的演进是一个“熵值”增加的过程，我们就需要打破这个封闭系统，而这个打破的过程将为崭新金融思想的出现提供最坚实的土壤。这是一个新金融或者是好金融寻找的过程。用什么方式可以找、什么是答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技术从来不是答案，而可能是新的问题。金融中介成本无法降低，背后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打着引号的“金融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信任问题。 至此，我们已有了答案——真正建立一个好金融，最缺的不是技术、不是炫酷的金融思想，是信任。因此，好金融的判断标准，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能够降低资金供需两端建立信任成本的金融，就是好金融。 是时候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了，是时候把它真正塑造成为 “我们热爱的金融”！正如特蕾西·查普曼歌唱的： 让我们下定决心 重新开始 一个崭新的开始 重新开始，我们要创造 新的符号，新的标志 发明新的语言 重新描绘这个世界
8月17日，滴滴金融与上海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和资源，围绕产业金融、普惠金融、生态运营、产品服务和银行线上服务专区等方面，共同探索数字金融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为滴滴出行生态的司机、乘客以及合作伙伴，进一步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普惠金融服务。 本次战略合作，标志着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未来，双方还将建立数字金融实验室，逐步拓展以金融科技为基础的数字金融领域，打造互联网企业与银行合作的新标杆。 上海银行副行长胡德斌表示，当前疫情防控背景下，“线上化”交易逐渐成为新趋势，对“零接触”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滴滴不仅为数亿用户提供了多样的移动出行服务，也在金融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上海银行希望将自身创新能力、金融科技能力与滴滴出行生态场景深入融合，加强线上线下合作，推进金融服务数字化进程。 滴滴出行财务与经营管理副总裁兼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卓越表示，滴滴金融坚持与金融生态伙伴合作，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金融产品服务。上海银行在数字银行领域成果显著，双方希望以“数字金融+产业互联网”为支撑，持续推进智慧出行生态的金融科技创新，联手为用户打造高效、便捷、有温度的金融产品服务。
8月16日，腾讯云与昆山农商银行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银行私有云平台建设、分布式架构转型、分布式数据库应用、移动端开发等金融新基建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同时依托双方优势资源，推进零售业务数字化建设以及场景金融创新，构建面向未来金融场景的数字新连接能力。 当天，昆山农商银行还正式启动了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该系统采用腾讯云国产金融级分布式数据库，支撑公共服务、客户中心、账户体系、存款业务、贷款业务、借记卡业务、支付结算、现金管理、凭证管理等业务模块，能够满足昆山农商银行未来10年客户及账户数量的发展需求。 昆山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之首。作为本地唯一的法人农村商业银行，昆山农商银行坚持以“三农”、当地居民和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群体，形成了庞大而稳定的基础客户群体。 此次战略合作，昆山农商银行与腾讯云将携手推动金融数字化技术在昆山农商银行业务场景中全面落地，为昆山农商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加速业务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基础技术领域，依托在云计算、分布式、移动开发方面的领先技术，腾讯云将助力昆山农商银行构建具备安全合规、高可用、高性能的银行基础架构和应用架构，打造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需求的敏捷开发体系。 在金融业务领域，腾讯云将基于互联网信贷业务系统建设、智能营销、智能风控、网点转型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帮助昆山农商银行打造多元化的用户数字连接方式。与此同时，借助腾讯生态系统中丰富的用户场景和产业布局，双方还将进一步拓展智慧教育、智慧政务、智慧民生、未来社区等业务中的金融场景。 昆山农商银行董事长谢铁军在签约仪式上表示：“金融科技已经成为了银行业务创新发展的必选项，昆山农商银行也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的布局。腾讯云在技术和生态中都有独特优势，昆山农商银行期待以此次战略签约为契机，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深入，帮助昆山农商银行探索全新业务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腾讯云商务副总裁陈桦表示：“在金融行业，腾讯云定位做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助手，面向金融机构输出云计算等新基建能力，以及基于腾讯生态优势的数字新连接能力。昆山农商银行拥有非常强的区位优势，在技术领域也有超前的思考和布局，腾讯云愿意为昆山农商银行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昆山农商银行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数据显示，腾讯云服务的金融领域客户已超万家，覆盖了银行、保险、券商等全部类型的金融机构，在服务大型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成为支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公私募机构激辩A股风格转换 在大金融等权重蓝筹板块再度崛起、上证50指数近期显著跑赢创业板指的背景下，市场风格是否向低估值权重方向转换，再度成为不少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话题。综合多家公募与私募机构本周的最新观点来看，目前市场对于该话题的研判尚存在较大分歧。 QFII二季度频增持 外资看好A股后市 从已披露的数据看，QFII二季度增持个股的数量占其持仓总数的比例超过七成，增持个股的平均涨幅达30.07%。展望后市，外资机构对A股仍然较为乐观，看好低估值的价值股和业绩确定性强、估值合理的成长股。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加速退场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银行网点发现，部分银行已停售保本型理财产品，继续销售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银行，其在售的产品期限也非常短，多数在3个月，且额度较小。分析人士称，资管新规过渡期将延长至2021年底，银行净值化转型的步伐在提速。投资者对净值型理财产品的接受度也在逐渐上升。 仿真测试已完成18个场景 精选层混合做市交易不远了 日前，全国股转公司下发《关于开展混合交易业务和信息发布优化仿真测试的通知》(简称《通知》)，定于8月17日至8月28日开展第一轮仿真测试。分析人士表示，精选层引入混合做市交易制度，相当于引入新的交易参与者，增加了交易机会。 上海证券报 各地稳产保供成绩亮眼 全国生猪产能恢复现拐点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4.8%，连续6个月增长，同比增长13.1%。这是自2018年4月份以来生猪存栏首次实现同比增长，也是继6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长后，生猪产能恢复的又一个重要拐点。 市场化发行定价 激发创业板投融资活力 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化询价、定价、配售机制，是全面提升创业板新股发行市场化水平的关键，也是此次创业板注册制发行承销改革的一大看点。为促进新股发行合理定价，本次创业板改革将网下初始发行比例调高10%，并提升回拨后网下投资者配售比例，提高中长期资金优先配售比例，增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有效性。 银行收紧二次房抵贷 贷款流向仍是监管严查重点 二次房抵贷，是指未结清按揭贷款的住房抵押贷款。这项业务因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房地产市场等问题，成为近年来监管部门重点整治的对象，一度被很多银行叫停，但在去年有不少银行重启这一业务。据记者了解，虽然监管部门并未叫停上述业务，但因风险考量，银行开办这项业务“时松时紧”。无论是二次房抵贷，还是房抵贷(已结清贷款的住房抵押贷)，今年其资金流向仍是监管严查重点。 金融精准扶贫覆盖面持续扩大 更多支持政策“拍马赶到” 上海证券报记者昨日获悉，银保监会近日内部通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精准扶贫覆盖面持续扩大，效果逐渐显现。下一步，监管部门还将出台更多政策支持精准扶贫。 证券时报 深圳：金融与实体经济齐头并进 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一直以来，深圳优质的营商环境、宽容的创业氛围，给众多民营企业生根、发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与此同时，深圳金融业的持续发展，也给实体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养分。目前，深圳已经成为北京、上海之外的全国第三大金融中心，2020年上半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6%。 最高法十举措护航创业板注册制改革 为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推进，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8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从增强为本次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依法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推进、依法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依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提出了十条举措。 技术与品牌成“清障”关键 新能源汽车市场化亟需提高 聚焦到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受补贴政策退坡的影响，整个市场的增速放缓，行业进入洗牌加速期，一些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渐次被淘汰出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化的进程，成为了整个行业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助力双循环贸易金融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金融体系和业务结构也将逐渐重构。市场普遍认为，随着经济新格局的构建，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将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占比逐渐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从32%提高到36%，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这个势头能继续保持下去，要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来支持企业。 证券日报 花“数字人民币” 你准备好了吗 8月14日，商务部正式发布《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其中提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文中提到，试点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后续视情扩大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28个地区。稍早还有媒体报道，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内测数字人民币电子钱包(DC/EP)。这一系列消息正好呼应了央行8月3日在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的精神，即今年下半年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试点。 券商探索财富管理转型之路 60多家券商打造专属“818理财节” 两类主推产品最高年化率达8.18% 记者在查阅逾百家券商官微后发现，目前至少已有60家券商举办了2020年券商理财节，与前两届相比，增加了不少券商新面孔。今年的“818理财节”，除了玩法更加多元化外，收益凭证、质押式报价回购更是成为本届理财节各家券商主推的“明星产品”。还有不少金融机构尝试了直播形式，让研究所所长、明星分析师等专业人士与投资者“面对面”交流。“818理财节”已成为券商探索财富管理转型之路的具体体现。 两融余额1.47万亿元创5年新高 北上资金和融资客同抢13只股票 8月17日，各路资金纷纷涌入A股市场，市场投资热情高涨，三大股指全线飘红。截至当日收盘，沪深两市融资余额达14742.9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骤增183.96亿元，一举刷新2015年7月7日以来的5年新高。 机构持科创板股票仓位曝光 信息技术板块成“香饽饽” 随着部分科创板企业2020年半年报陆续披露，机构的持股仓位也逐渐浮出水面。金融终端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日，共有53家科创板企业交出“期中答卷”，除私募基金外，机构投资者共持股53家企业中的37家，合计持股数量约3.86亿股。 人民日报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市场漫步）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新消费服务平台乐信（NASDAQ，LX），成为首家发布上半年业绩的美股上市公司。 未经审计财务业绩显示，该公司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0亿元，同比增长19%，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税前利润5.41亿元，调整后净利润4.53亿元，同比减少32.5%。 今年以来，中概股回归中国资本市场备受关注，京东、网易等多家头部中概股公司已在香港二次上市。而瑞银集团等投行此前指出，乐信是目前赴美上市金融科技中概股中，唯一可能符合香港二次上市要求的公司。 乐信CFO曾岩表示，乐信的业务主要在国内，如果有机会回归中国的资本市场，会积极考虑该可能性，并注意保护投资者利益。 乐信用户数突破1亿 二季度，乐信发力ToB服务模式初见成效，首度披露了互联网平台收入（依托互联网技术而非金融业务带来的收入）10亿元，其中平台服务收入4.19亿元，占收入比重达14.2%，同比增长109%；用户数突破1亿，乐卡等会员服务收入超过2400万元。 相比于金融业务收入，互联网平台收入稳定性更强，占比提升意味着商业模式变得更轻，也是金融科技公司业务重要转型方向之一。 乐信围绕新消费，深耕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全覆盖，在互联网平台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二季度乐信平台促成借款金额411亿元，同比增长57.8%，超过此前380亿元的目标预期；二季度末，乐信管理在贷余额619亿元，同比增长52.4%。 乐信CEO肖文杰表示：“今年以来公司全面发力新消费，金融业务转向ToB服务模式，互联网平台收入明显上涨，为公司创造出一条新增长曲线。三季度预计促成借款金额将超480亿元，同比增幅将超30%，对完成全年1700亿~1800亿元的目标充满信心。” 金融科技业绩分化 由于其他类似趣店、信也科技等相关美股金融科技公司尚未披露业绩，目前仅A股科技概念股二三四五、拉卡拉和港股汇付天下披露业绩，相关业绩呈现分化态势。 8月17日，二三四五披露，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6.5亿元，同比减少63.76%；净利润2.09亿元，同比减少67.59%，业绩下滑主要是金融科技服务业务调整和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金融科技服务业务实现营收1.05亿元，同比下降83.25%。 据汇付天下此前发布的“盈利预警”公告，预计公司上半年净亏损约0.95亿元至1.15亿元，而2019年同期净利润约1.42亿元。 汇付天下称，上述下降主要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导致期间内的传统支付业务收入降低，以及支付相关股份奖励计划费用确认。 当然，亦有金融科技公司业绩保持增长。8月17日，去年上市的拉卡拉披露，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06亿元，同比增长0.38%，净利润4.36亿元，同比增长18.99%。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做好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工作，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要求进一步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决定推进师范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改革，促进师范毕业生从教就业。 会议指出，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中央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内容。截至8月上旬，今年新增2万亿元财政资金中，3000亿元已绝大部分用于减税降费；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除按规定比例预留的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外，97.8%已分配下达市县。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减税降费措施落实，有效增强了基层财力，对帮扶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等的效应逐步显现，促进了经济恢复性增长。下一步，一要指导市县将已下达的资金加快用到市场主体和民生上，对分配迟缓、资金闲置的，要采取必要措施督促整改。二要动态跟踪资金分配、拨付、使用情况，建立直达资金专项国库对账机制，做到账目清晰、流向明确、账实相符。三要严肃财经纪律，对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的，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针对性有效性，放水养鱼，保住和培育市场主体，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坚定发展信心，砥砺实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措施，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前7个月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下一步，要继续落实好为市场主体减负等金融支持政策。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效发挥结构性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二是提高金融支持政策便利度，支持中小银行运用大数据进行有效银企对接，疏通传导机制，扩大市场主体受益面。深化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落实落细运用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发放优惠利率贷款、支持发放信用贷款等措施，确保小微企业全年融资量增、面扩、价降。三是开展银行不合理和违规收费检查。四是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可持续性。 为促进更多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增加就业，会议决定，在已对教师职业资格实行“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基础上，推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并建立教师教育院校对师范生教学能力进行考核的制度。加快推进允许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开展教师教育院校办学质量审核，审核通过院校的师范毕业生可免试认定教师资格，便利师范毕业生就业，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文章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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