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过SWIFT对香港地区、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可能性极小，中美全面脱钩的现实条件尚不具备。中国要继续坚决推进改革开放，把中美、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利益融合推向更高的水平。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本身而言，应在美国法律框架内，积极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应顺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积极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全产业链发展。在中美冲突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欧洲国家是至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一定要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中国有必要努力尝试理解欧洲的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近期美国针对香港地区的金融制裁条款引发了市场关注。近年来，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对中等主权国家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 笔者认为，从美国全面制裁伊朗的例子来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纵横几个世纪的欧洲老牌玩家，其尽管不情愿，但是也对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束手无策。因此，对于美国金融制裁的威力确实要有客观、理性的认识。美国对中国（香港地区）某个金融机构实施中等烈度的金融制裁，这种可能完全存在、而且可能性还在上升。 但是，中国已然具有突出的全球系统性重要，是一个“大而不能倒，太关联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oo connected to fail）”的存在。接下来的全面改革开放，无疑将使得中国的这一地位更加突出。 从美国推动对伊朗进行制裁的过程还可以看到，美伊博弈的天平本身就是极不平衡、极不对等的——在此背景下，美国仍然需要借助欧洲国家、SWIFT来实现整体上对伊朗的合围、封锁。在中美冲突之下，作为中美以外的最重要一极，欧洲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均势当中的关键制衡力量。当前，欧洲国家的主权意识也正在上升和崛起，中国应努力实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一、美国不能直接控制SWIFT SWIFT的全称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看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SWIFT并不是结算体系，但是SWIFT同样非常重要。 即使是在日常最普通的收付款，也要同时进行交易信息的确认，只不过我们可能用微信、电话的方式。而在跨境支付业务中，由于语言不通、安全性和时效性要求高、交易次数和交易对手数量巨大等等原因，跨境支付的信息交互成本高，存在很大的效率问题。而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支付报文系统覆盖了绝大部分跨境交易，基本掌握了全球跨境支付信息，可以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从机构设置来看，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遵守欧盟和比利时法律。为保证其中立性，SWIFT的25个董事席位按照各国SWIFT报文使用量进行分配，每个国家不超过2个席位。在25个董事机构当中，欧洲国家占据17个席位，美国仅占2席，根据2018年的数据，中国的报文量在SWIFT系统中排名第10，有1个董事席位，目前由中国银行持有。此外，英国和多个欧洲大陆国家拥有和美国相同的董事席位。因此从理论上来看，美国在SWIFT并没有直接的决定权。 二、为什么美国能把伊朗两次踢出SWIFT系统？ 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分两步走，先禁止其使用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进行美元交易结算，再禁止其使用SWIFT报文系统。这从逻辑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动用CHIPS只需要美国单方面的决定，而动用SWIFT涉及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认可。具体来说： 第一步，2008年11月，美国以核扩散问题为借口对伊朗发起金融制裁，凭借手中的CHIPS系统，直接切断了伊朗使用美元、参与美国金融交易系统的联系。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伊朗还可以使用欧元等货币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系统进行交易。于是第二步，2012年，美欧升级了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将伊朗4家重要的银行从SWIFT系统中剔除。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这一制裁方案得到了程序上的通过（中俄两国投了弃权票），因此这轮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在道义上也得到了欧洲国家和SWIFT的支持。 不过之后又有一些波折：2015年，各方在妥协之下签署了伊核条约，随后伊朗受到的金融制裁也被取消。但是2018年末，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条约，并再度要求将伊朗踢出SWIFT系统。否则，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不彻底的，伊朗仍可以使用欧元等货币进行交易，以及SWIFT报文系统来完成交易。 2018年这一次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在道义上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制裁方案、欧洲国家并不支持，在利益上也不符合在伊朗有经济利益的欧盟国家和SWIFT公司的意愿。因此，欧洲国家的董事会机构、SWIFT均不支持对伊朗进行金融制裁。 但是，美国的CHIPS系统（纽约清算所银行美元同业支付系统）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事实上SWIFT也难以脱离CHIPS而独立存在。这相当于跨境支付的信息业务本身，实际上难以脱离跨境支付业务本身。这就给了美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潜在可能性。最后在美国的强迫、威胁之下，欧盟董事会机构和SWIFT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无奈地接受了美国的过份要求。 伊朗被踢出SWIFT之后的结果确实是严重的。SWIFT的网络效应强，而且各国金融机构的使用也具有路径依赖。因此，各国几乎都依赖于SWIFT进行跨境支付的报文传送服务，一旦切断某个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的联系，则该机构的跨境业务报文成本将大幅上升、甚至难以进行。2012年、2018年经历两次被踢出SWIFT之后，伊朗经济、金融活动就受到了显著影响。仅从贸易角度来看，与金融制裁之前的2011年相比，2019年的伊朗-欧盟双边贸易规模下降了85%，降至57亿美元，2019年伊朗-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下降了68%，降至0.75亿美元（数据来源为IMF，国际贸易方向DOT数据库）。 三、从伊朗被踢出SWIFT系统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从理论上来看，美国政府将伊朗踢出SWIFT需要有以下4个层面的行动。第一步，美国政府要具有明确的意愿。第二，在此背景下，美国使用单边的CHIPS系统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具有更早的优先序、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本文聚焦于讨论SWIFT问题，CHIPS问题需要另外单独分析，但两者也有一些关联）。第三，在联合国通过制裁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要得到占有17/25董事席位欧洲国家的支持。第四，欧洲国家的态度，是美国通过SWIFT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关键第三方力量。如果欧洲国家和SWIFT不同意，美国就要使用其美元霸权和其他渠道的压力来威胁欧洲国家和SWIFT就范，这时候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利弊权衡。从现实主义来看，由于伊朗的经济、金融体量小，与欧洲国家的往来关系也远远谈不上举足轻重，最后欧洲国家选择了接受美国的制裁方案。但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做法也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欧洲也为此采取了行动。 可见，从欧洲国家以及SWIFT自身利益和独立性角度来看，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对期更为有利。尤其是考虑到英、法、德三国金融机构都受到国美国巨额罚金的痛苦历史，欧洲国家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度美元化也有着切肤之痛。在过去几年，法德等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欧盟重要领导人等均在不同场合就去美元化进行过呼吁。 而且这种口头呼吁也开始付诸行动，尽管相关做法的效果并不理想。2018年末、2019年初，英法德三国开始酝酿INSTEX系统（贸易互换支持工具），试图规避美国强加的金融制裁，继续和伊朗保持经济往来，不过实际上也收效甚微（关于INSTEX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徐奇渊、周学智《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中期的现实主义、长期的理想主义》，《财经》，2019年8月）。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纵横几个世纪的欧洲老牌玩家，也对美国的金融制裁束手无策（当然，关键还是利弊权衡的天平完全倒向了美国）。从这一点来看，对于美国金融制裁的威力确实要有客观、理性的认识。但是欧洲国家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已经表达了欧洲人对于美国使用霸权制裁伊朗的强烈不满立场。同一段时间开始，欧洲的政治人物和智库机构甚至超出金融领域范畴，从多个维度对“欧洲主权”问题进行反思。 四、为什么香港地区和中国被踢出SWIFT的可能性极小？ 香港地区和中国被踢出SWIFT的可能性极小，除非美国政府严重发疯。不过现在美国政府也差不多疯了，所以要对最糟糕的情况有所准备、要有理论研究和金融政策上的准备。但是，即便美国政府严重发疯，香港地区和中国被踢出SWIFT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从前面美国主导将伊朗踢出SWIFT系统的4步过程来看，有以下条件： 第一步，美国有没有意愿、美国这么做成本有多大？对于伊朗来说，其经济、贸易体量小，出口产品种类单一、以石油为主。而美国的石油产量在近年来持续上升，甚至有望实现能源独立。因此，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伊朗几乎没有依赖关系。2011年，在美国通过SWIFT对伊朗实施制裁之前，伊朗-美国双边贸易量仅为2.3亿美元，不及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万分之一。金融往来方面，美国和伊朗的互相依赖关系更小。因此紧接着第二步，美国使用CHIPS系统，单边切断了伊朗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美元交易的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伊朗是目前被踢出SWIFT系统的唯一经济体，虽然俄美关系曾经高度紧张，俄罗斯的部分金融机构也在美国的二级制裁名单当中，但是至今俄罗斯机构总体上仍然存在于SWIFT系统当中。。 第三步，要将香港地区和中国踢出SWIFT，还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占有17/25董事席位欧洲国家的支持。从道义的层面来看，中国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因此不可能在多边层面通过制裁方案。 当然，如果美国要逼迫欧盟国家和SWIFT就范，对香港地区和中国实施制裁呢？（前述第四步）——可能性极小。 原因是，香港地区、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都存在广泛的经贸、金融联系，甚至中国同时是全世界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中国已经是一个too big to fail、too connected to fail的存在。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因为和中国存在交易，将导致欧洲和中国全都受到美国制裁，那相当于美国自动脱钩于整个世界了。 仅从贸易领域来看，2019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5589亿美元，是2011年伊朗-美国双边贸易总额的2386倍。2019年，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总额为6271亿美元，是2011年伊朗-欧盟双边贸易总额的16.5倍（粗略比较，没有考虑通胀因素）。香港地区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也远远超过伊朗。更重要的是，香港地区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大量美国、欧洲的金融机构的中国区或亚太区总部。就中国内地而言，其在直接投资领域、金融投资领域与欧洲、美国的双向联系就更加密不可分。且不说中国在欧美持有的直接、间接投资的利益，美欧外资企业在中国同时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当前，外资金融机构已经持有中国A股流通股总市值的6%以上，同时持有中国国债市场市值的近10%，两者合计已经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至今外部资金还在持续流入香港地区市场，港元兑美元汇率正处于强方兑换保证区间。 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越来越具有全球系统性的重要性。2015年夏天的股灾和外汇市场压力，直接导致当年9月美联储罕见地考虑了外部因素、推迟加息时间。在全球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排名中，中国四大行基本占据了第一方阵。在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圈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当中，四大行全部入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由于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跨境交易活动，中国金融机构总体上仍然是美元系统当中最重要清算商之一。 可以说，只要香港地区、中国保持与美国、欧盟具有这种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美国就难以切断CHIPS系统，从而更加难以劝说欧盟国家支持其切断SWIFT系统。由于中国同时是全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与世界各国存在广泛的直接投资、金融交易联系，甚至对中国机构进行全面的、整体的长臂管辖也是不现实的（关于长臂管辖及其与金融制裁的关系，请参见：徐奇渊、周学智《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中期的现实主义、长期的理想主义》，《财经》，2019年8月）。 五、美国《香港自治法案》关于金融制裁到底说了什么？ 7月14日，特朗普签署的《香港自治法案》成为法律。对此法案的曲解甚广，一时间，误导式的解读甚嚣尘上。但实际上，这一法案到底说了什么？从原文来看： 其一，该法案全文都没有提及SWIFT，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是美国单方面法律无权涉及的内容。其二，与美国针对伊朗等国的制裁法案不同，法案似乎有意避免使用“冻结”（block）一词，也避免使用“designate”一词（具体参见任清、霍凝馨，《美国《香港自治法案》主要内容及简要分析》，环球律师事务所，2020年7月15日）。 其三，根据该《法案》的第7（b）条第5点，直接相关的制裁措施是“对于被制裁的外国金融机构，禁止其与任何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转让或支付，只要该转让或支付在美国管辖权范围内、且涉及到这一受制裁的外国金融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支付交易禁止也在“受美国管辖权”的范围内。 何为“管辖权”（jurisdiction）？一般的来说，管辖权分为属人的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属事项的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其中，前者是指一国对有其国籍的自然人、法人和船舶享有管辖权。而后者是指，需要起诉原因事项发生在美国，或者合同签订或主要履行地在美国等等情况。法院要综合情况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如果上述两点都满足，则一般情况下美国就对这个案子具有管辖权，进而符合7（b）第5点的制裁条件。近似地来说，被禁止的交易在美国的管辖权范围之内，因此其范围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其四，对于被列入制裁范围的机构，不一定马上进入受制裁状态，可以有最长1年时间的延迟。此外，该法案还有专门的豁免、终止、例外内容，为后续操作留下了诸多回旋空间。 六、五点结论 第一，美国通过SWIFT对香港地区、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可能性极小，中美全面脱钩的现实条件尚不具备。回顾美国制裁伊朗的过程，美国从2005年开始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三年后切断CHIPS，2012年切断SWIFT。从伊朗受制裁的渐进升级过程来看，冷战、热战的前提是：第一步双边经济脱钩、第二步双边金融脱钩。而目前，中国与美国、欧盟的经贸、金融联系极为紧密，我们需要保持这种联系。 第二，对中国的另一个启示，要继续坚决推进改革开放。除了改革开放本身的应有之义以外，我们还要注意：一方面做大，做到更加too big to fail，另一方面要继续融入世界经济，做到更加too connected to fail。而且，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是双向的，美国关上了一扇窗户，这并不妨碍中美经济进一步融合，中国可以向美国多开一扇窗户，把中美、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利益融合推向更高的水平，而不是相反。 第三，即使对香港地区、中国内地的全面金融制裁风险极小，但是对单个金融机构来说，局部、中等烈度的精准制裁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正在上升，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本身而言，应在美国法律框架内，积极维护自身利益。 第四，中国应顺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积极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全产业链发展。（1）美元已经开启了弱周期，要抓住这一有利时间窗口期，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向充分的弹性汇率制转变，同时完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风险对冲工具及其流动性。（2）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于中国有谈判能力和定价权的情况，应争取更多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3）完善熊猫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境外和多边金融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4）对于已经陷入美国金融制裁的中国金融机构，既来之则安之，要让这些机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5）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完整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产业链，尤其是海运金融服务体系这类卡脖子的环节。不过总体上，中国金融体系在开放的过程中，还要补很多课，需要协调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序问题，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也需要加速、加力。 第五，在中美冲突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欧洲国家是至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一定要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从推动伊朗金融制裁的过程可以看到，美伊博弈的天平本身就是不平衡、不对等的。在此背景下，美国仍然需要借助欧洲国家、SWIFT的力度来实现整体上对伊朗的合围、封锁。在中美冲突之下，作为中美以外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最重要一极，欧洲是国际均势当中的关键制衡力量。而且欧洲国家的主权意识也正在崛起和上升，中国有必要努力尝试理解欧洲的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本文发表于《财经》2020年7月21日
“今年一季度，我们新移动手机端获客大幅提升，增长了468%。”近日，华瑞银行科技部总经理叶宁在接受等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叶宁将近5倍增长的获客归因于用户体验的提升，而这背后，是银行“上云”带来的一系列改变。 通过推动核心业务系统加速向云架构转型，银行业务实现全面创新。事实上，近两年“上云”在银行业越来越流行，今年疫情的到来无疑进一步加速了银行“上云”的步伐，高效便捷的云计算服务取代了周期冗长的硬件建设，一跃成为银行创新的主要技术驱动力。 记者了解到，在“上云”之路上，部分大行和股份行会选择自建云平台，包括自建开源架构等，而一些中小行则倾向于借助外部力量，如第三方云服务厂商、金融科技公司等以搭上这班车。至于选择的标准，叶宁告诉记者，银行会更看重云计算领域的头部科技企业，这些企业还要了解银行的业务，能对银行进行赋能。 银行“尝鲜”上云红利 对于银行业而言，“上云”意味着对传统IT架构进行改造，将集中式IOE架构转为开放的分布式架构，借助云计算以适应快速迭代、交易量高峰值等要求，从而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 “相较其他机构，银行业整体开启信息化转型较早，基本是以传统的集中式IOE架构为主，但目前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传统架构更新速度受限，无法满足银行创新业务需求，银行更迫切需要敏捷开发。”华东某农商行信息科技部相关人士对记者说。 由此，“上云”成了不少银行的选择。例如，国外的Capital One（第一资本金融公司）、高盛等相继与AWS（亚马逊云服务）合作“上云”；国内的民生银行、南京银行等上百家银行也在跟阿里云等合作“上云”。 记者了解到，华瑞银行2019年基于阿里云“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蚂蚁金融分布式架构SOFAStack、mPaaS移动开发平台和大数据风控平台等金融科技技术，构建了“祥云”专属金融平台，用以支撑手机银行、营销系统、反欺诈系统、贷款核算等业务系统的良好运行。 据悉，利用上述云平台，华瑞银行的应用系统开发效率大大提高，开发周期缩短了30%以上，而且系统环境准备和资源扩容周期也大幅缩短，业务响应时间得到有效提升。目前，华瑞银行已初尝上云“红利”：今年一季度新移动银行获客大幅提升468%。 “疫情期间，用户对线上服务的需求显著提高，非接触场景数量增加，线下网点的优势削弱。”叶宁告诉记者，“这对于本就缺乏网点的民营银行而言是一大契机。” 在成本一侧，“上云”带来的优势也显而易见。比如一家资产规模在400亿元左右的银行，每年可能至少花费三四百万元在手机银行的维护上，有的时候甚至高达六七百万元，而通过采购第三方云厂商的服务，如mPaaS移动开发平台等，银行只需一次性付费四五百万元。 记者了解到，广发银行和深圳农商行就引入了第三方机构的mPaaS平台，极大提升了数字化能力。如广发银行通过引入蚂蚁金融移动开发平台mPaaS构建新一代信用卡“发现精彩”和手机银行两大APP，解决了APP用户体验差、数字化运营能力弱等问题，其中，广发银行“发现精彩”APP的启动时间减少近70%。 选择平台看重哪些维度 不同于大行，“上云”路上，对于中小行来说，受制于人才和资金的限制，IT建设能力较为欠缺，更倾向于选择与第三方云服务商合作。 在传统银行概念里，银行网点通常会开在小区门口，方便服务居民存贷汇；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银行网点需开在信息高速公路旁边，就像是金融加油站，可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能拥有流量入口、资源和综合研发能力的云服务商平台，就是新一代信息化高速公路。”叶宁称。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借助第三方云服务厂商，中小银行将减少低效重复的系统架构建设。那么，银行又是如何选择合作平台？对此，叶宁对记者表示，首先会选择有过硬技术积累，且在云计算领域内处于头部位置的企业，这些公司在IaaS基础架构的服务上更加成熟。 “其次是要有金融属性，对银行的业务应用有了解；再者综合实力完备，生态体系完整，能在流量、场景等方面对银行形成赋能。如此一来，银行就可以专注研发金融产品，打磨金融服务，不用在基础设施上和别人再去拼。”叶宁称。 伴随着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业内的共识是，中小银行“上云”力度将越来越大。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33.4亿美元，同比增49.6%，预计2020年，传统金融系统上云、智能化升级、线上获客等需求将驱动金融云市场继续快速增长。 事实上，早在2016年，原银监会就曾下发《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银行业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全部迁移至云计算构架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不过，前述华东某农商行信息科技部相关人士称，银行实现全部业务迁徙所需的周期会较长，毕竟在金融业，云计算仍处于“非核心系统上云”和“基础资源全面云化”阶段。但依托云端的能力，未来银行有望和多方建立新的基于数字技术的紧密连接、高效协同以及场景创新。
金融系统年中会释放监管信号：加快补齐风险处置制度短板 近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及外管局陆续召开年中工作会议，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并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各部委下半年工作的重点。 按照安排，今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监管部门并未打算将攻坚战的收官时点延后，而是明确推动攻坚战如期收官，后续将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从而推动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转入常态化。从具体风险看，下半年将聚焦化解银行不良反弹、房地产贷款乱象、场外配资、债券违约等市场风险。 “疫情全球蔓延冲击下，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大幅放缓，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实体经济层面，全球面临着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需求收缩冲击；在金融层面，全球金融体系更加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表示，“当前应完善和改进金融治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推动金融风险攻坚战如期收官 按照部署，2020年是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央行去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了时间表：2018年边制订攻坚战行动方案，边落实各项工作举措；2019年承上启下，全面、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今年疫情对经济社会冲击较大，但监管部门并未打算将攻坚战的收官时点延后。央行明确表示，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既定部署，以及金融委的具体要求，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并转入常态化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此外，央行还提出，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这可能意味着金融风险化解将逐步转入治本阶段。 《金融稳定报告(2019)》提出，金融风险攻坚战重点推进五项工作：一是有效稳住宏观杠杆率，控制重点领域信用风险；二是稳妥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三是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四是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五是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强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切实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站在2020年中时点看，后面四项任务取得积极进展，尤其是影子银行化解和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三年来已累计压降影子银行16万亿，其中大部分为结构复杂、存在较大监管套利和风险隐患的高风险业务。高风险机构处置方面，包商银行、“华信系”风险处置工作基本完成，P2P机构大量出清。 对于下半年具体金融风险化解，外管局表示要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银保监会表示，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要确保如期完成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实现风险出清。 提前处置风险 受疫情影响，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也备受关注。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1%，相比去年末上升0.24个百分点。“银行不良暴露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今年三四季度不良率还会进一步反弹。”华南地区某城商行副行长坦言。 对此，银保监会表示，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证监会则表示，积极推进化解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风险，力争处置效果有新的提升，风险进一步收敛。同时，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对杠杆资金的监测，防范和打击体系化、规模化场外配资，努力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表示，英文里有个词组“behind the curve”，意为落后于形势、后知后觉、反应迟缓。“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应该是“before the curve”的反义，意思就是要提前处置风险。 各类风险中，上半年宏观杠杆率快速上行引起各界关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宏观杠杆率增幅为21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6月末的266.4%。而发展资本市场股权融资被视为降杠杆的重要举措。 证监会表示，要保持IPO常态化，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和稳定运行。此外，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落地，尽快形成示范效应。“基础设施REITs既有利于去杠杆，又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同时还可能为新建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国家发改委投资所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称。 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自2018年4月监管层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宣布金融开放举措后，中国的金融开放就一直在提速。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先后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沪港通、深港通也在扩容等等。 今年2月28日，中国国债正式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吸引了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债登为境外机构托管债券面额净增量达3190.38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3倍。 央行表示，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外汇管理政策。近期债券市场在监管执法、评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逐渐实现了统一，按照央行的安排，下一步将推动债市对外开放外汇管理政策统一。 外管局表示，下半年将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外汇便利化措施，扩大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推进服务贸易付汇税务备案电子化。证监会表示，持续推进市场、行业和产品开放，研究逐步统一、简化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同步加强开放条件下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金融开放会带来国内外市场联动的问题。外资规模扩大后，其流动会受经济基本面、政策、地缘政治等多因素影响。”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利大于弊，市场关注点也不应该聚焦于国际资本超预期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多关注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债券市场深度等改革措施层面的问题。” (作者：杨志锦)
8月3日，央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等。 今年以来，数字货币应用场景逐步扩大。7月8日，滴滴出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创新和实施即将在交通领域实施的数字人民币。此后美团、B站等互联网企业也传出和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银行展开合作。 此外，7月10日，央行下发《推动区块链技术规范应用的通知》及《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评估规则》，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区块链技术应用风险防范机制，是国内首次由最高权威机构颁发的区块链相关规范文件。 业内认为，随着数字货币应用场景扩大和相关规范文件出台，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指日可待，产业链相关公司有望加速发展。 东吴证券指出，产业链上，央行数字货币落地对现有IT系统有改造和升级需求，主要包括发行、流通、管理三个环节： 1、发行环节。银行核心系统IT服务商受益弹性最大。关注长亮科技（300348）、恒生电子（600570）、宇信科技（300674）、高伟达（300465）、科蓝软件（300663）等。 2、流通环节。POS机、ATM等硬件设备改造，以及大型商户的ERP等软件系统改造。关注广电运通（002152）、新国都（300130）、新大陆（000997）、优博讯（300531）等。 3、管理环节。pki系统和加密机需求量将增加，尤其加密机需求量是和交易量正比的，未来交易量上来的话，对加密机需求会大幅增加。关注卫士通（002268）、数字认证（300579）、格尔软件（603232）、飞天诚信（300386）等。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的话题仍在热议。 事情源于7月22日最高法与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简称《意见》，共31条），其中第十三条提到： “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此前，最高法曾在今年2月份就该司法解释修改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标准为“一年期LPR的四倍”，按照最新的一年期LPR报价3.85%，新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极可能是15.4%。 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尚未发布，但“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词汇已经刺激到了广大金融机构和从业者的神经。中小金融机构、助贷机构、非持牌机构轮番上场，从各个方面论述“大幅度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怎么来的？ 如果追溯到古代，自宋朝以来，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息不过本，这可以看作是对民间借贷的一种利息约束。 而建国以来，1990年最高法在对《民通意见》的修改稿中曾提到： “对于公民间的借贷，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而生产经营性借贷不得高于四倍。” 但是在随后 1991 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一刀切”的“四倍利率”上限规制模式。即“民间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就是著名的“四倍利率红线”。 到了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重申了四倍利率的标准。而对于超出部分也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变为了“超过标准即为高利借贷行为”。 2015年，持续25年的“四倍利率红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最高法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以“两限三区”的新规取代了“四倍利率红线”。 即，以年利率24%和36%为两限制： 24%以下的利息都保护，为“司法保护区”； 超过24%不到36%的部分看作自然债务，给了的不用还，没给的不能再要，为“自然债务区”； 超过36%的部分一律不保护，给了的要返还，为“无效区”。 而对于24%和36%的两限，最高法法官杜万华作了明确解释： “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2%，最高是12%，比较多的是5%-8%，最后选了中间的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将24%确立为长期的执行标准。” 时至今日，随着对于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两限三区”的规定产生了新的要求。也因为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调整势在必行。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适用于金融机构吗？ 在司法中，民间借贷是一个有明确范围的词汇，特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不同于民间借贷，持牌金融机构的借贷业务属于金融借贷。2015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 因此，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的利率上限标准并不相同。 理论上，金融借贷并无利率上限，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简称《九民纪要》）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金融借贷年利率不设上限，可以超过24%。例如2018年借款人左某与某消费金融公司合同纠纷的一起判例中，法院并未支持借款人对24%以上利息无效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认为消费金融公司属于金融借贷行为，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当然，在更多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金融借贷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相较于民间借贷，金融借贷利率更应受限，因此应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24%年利率上限。 其实，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也要满足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如果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要求比金融机构还低，显然是不符合一般的认知，监管也难以承受持牌机构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因此，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也会给予明确的窗口指导，限制金融机构的高息贷款。 所以，综合来看，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变化，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民间借贷。这基本意味着持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的综合利率也不能超过此上限。 为什么要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 7月22日发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2019年最高法发布的《九民纪要》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因此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目的很明确，即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 如果放眼全球，世界各国普遍都对利率上限进行了规定。世界银行曾在2018年调研了96个国家的利率上限，发现其中76个国家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上限，这些国家代表了全球 GDP的80%。 在这76个国家中，制定的利率上限不尽相同。其中约1/3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剩余其他国家则主要考虑的是降低市场实际利率。 从国内的实践经验来看，兼顾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和降低实际利率。 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影响了谁？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规定利率上限是一种价格管制的手段。当该管制价格下降时，必然会一定程度影响市场的供给（贷款产品和数量下降）。如果供给下降，需求却没有变化，那对于需求方（借款人）而言，要么贷不到款，要么从非法的途径突破价格的管制，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贷款。 当然，这种前提是在供给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而在实践中，监管不会也不可能放任金融供给的下降，一定会通过下调资金成本、行政命令等手段增加低利率水平下的供给。具体的政策效果有赖于监管的政策力度。 具体情况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消费信贷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个人以及中小企业也同样遇到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日本在2006年修改了《贷款商业法》（MLBL），其中有两点：一是合法利率上限从29.2%下调至20%；二是禁止贷款超过个人年收入的1/3。 从对于信贷机构的影响来看，MLBL大幅度降低了金融信贷的供给。在2003年MLBL实施前，20%-28%利率水平上的贷款余额为8.1万亿日元，而在MLBL实施后，该利率水平下的贷款几乎为零。然而，相比于如此大幅度的信贷减少，14%-18%利率水平下的信贷却仅仅增加了不到两万亿日元（见图1）。 同时，从事信贷业务的消费金融机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信贷公司从2003年的11800家减少到2016年的1900家左右。国际消费金融巨头也纷纷撤离日本，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花旗银行也停止了日本的消费金融业务。 而对于需求端（个人、中小微企业主）而言，MLBL同样影响巨大。MLBL实施前，大量的低信用人群在20%-28%的利率水平可以贷到款项。然而，这部分高风险、低信用的人群在MLBL实施后，只有极少部分人群能够在20%利率以下贷到款项，因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部分人群业务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覆盖其风险。机构只能在其中挑选相对优质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也就导致了小微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低信用人群的信贷拒绝率显著高于固定工作人群。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在14%-18%的低利率水平上获得了信贷服务。 最后，利率上限的管制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从近年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发布来看，一般会充分参考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政策的制定本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各方主体达成共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最小，政策效果也会更好。
金融科技公司再迎国家队强势入局。8月3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方金融科技”）成立一事引业内高度关注。背靠“央妈”、 怀揣雄厚资本金，尽管低调入局，但重量级的出场不得不引发市场好奇，央行金融科技布局再落一子，采用多股东结构有何深意？主要经营哪些业务？又将如何搅动金融科技市场？ 再落一子 央行旗下金融科技公司正式面世。8月3日，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已于近日正式成立，目前经营状态已处于开业状态。 工商信息显示，成方金融科技由央行征信中心、央行清算总中心以及央行全资控股的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共五家央行系公司出资建立，注册资本金达20.078亿元。其中，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认缴额最高，达7亿元，其次为央行清算总中心、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认缴额均为5亿元，此外则是中国金币总公司出资3亿元，央行征信中心出资780万元。 从经营范围来看，成方金融科技主要经营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另从主要人员信息来看，张永福为法定代表人，担任成方金融科技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朱剑玮担任公司监事。 “成方金融科技采用了多股东结构，其中，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持股比例最高，主要承担的是央行信息化建设任务，包括央行信息系统开发、检测及认证、灾难备份、金融标准、信息化研究等职能。另外的股东包含了央行旗下的货币、清算和征信相关公司。”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评价道，多股东结构一是便于发挥技术创新优势，二是便于进行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数字货币、清算和征信相关数据，均是未来在监管科技中的重要数据基础。 针对成方金融科技公司业务情况，记者尝试向央行方面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进一步回应。 成方金融科技入局，对市场来说有何意义？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则称，成方金融科技的成立，一方面体现了央行正稳步推进规划中的金融科技工作，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近年来国家队日益重视市场化的战略部署，在前沿领域具有加大科技研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前瞻性。 动作不断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央行已在金融科技领域多次落子，除成方金融科技成立外，此前央行就已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并在深圳成立“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参与贸易金融区块链等项目的开发。此外，今年6月19日，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也公开表示，央行会自身整合在沪科技机构的科技资源，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设数据中心等实际具体措施来支持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 一年前的8月22日，央行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 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2021年，要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金融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金融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金融科技支撑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繁荣发展。 《规划》确定了六方面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要夯实金融科技基础支撑，持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优化产业治理体系，从技术攻关、法规建设、信用服务、标准规范、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支撑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 在多方业内人士看来，央行金融科技布局多地落子，与央行金融科技《规划》一脉相承。正如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指出，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一些商业结算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以及更高效、更及时的资金清算。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上也是为了适应新的商业形态而进行的一种科技性的变革。 在王红英看来，央行此前在深圳成立地方性的金融科技公司，主要是为了先行先试，且各有各的侧重，而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央行成立统一的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也是数字经济体系要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的一个重大信号。在他看来，国家队的入场将对整个金融科技市场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并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结算的效率。 “金融科技水平，不止体现在金融机构层面，也体现在监管科技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层面。” 于百程称，从此前看，央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更多是与数字货币的研发与落地相关，而此次成方金融科技业务将更加综合，更多与监管科技相关。 竞合发展 国家队的各项动作部署均代表了央行等顶层机构的意志，依照规划及设想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工作，在把握发展态势、做好统筹规划等方面具有风向标意义。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今后，国家队领头与民间机构竞合发展，将是今后金融科技市场发展一个重要方向。 苏筱芮告诉记者，从技术创新角度，国家队的带头创新将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事业的活力，吸引更多人才进军金融科技领域，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发挥国家级资源的头雁效应。另从监管科技角度，国家队实力的不断提升，实际上也能够推动监管科技的技术进步，在市场、技术、监管三方面实现协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除了国家队，包括银行系等多方金融科技公司也在竞相入场，接下来市场又将呈现怎样的竞争趋势？ 在苏筱芮看来，今后金融科技市场将是一个百花齐放、充满活力的市场，将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领域的表现作为参照，“国家队”的入场虽有部分竞争的成分在里面，但更多的是一种统筹与协作，比如说在数字货币领域，央行正加大与民营机构的联手探索，采取了相当包容的态度，最终目的是共同推动行业繁荣，加速科技应用，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的质效。 “因此，在金融科技领域，推测“国家队”将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合作、和谐包容的精神，使金融科技事业迈上新台阶。”苏筱芮称。 同时，于百程也认为，“成方金融科技与市场化的金融科技公司不同，个人认为，可能更多承担监管科技创新、监管科技系统研发、金融数据共享、监管数据对接与风险监测等任务，成为监管科技的主要平台。” 不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李全预测道，在发展初期，金融科技发展尚处于不完全规范的状态，市场应在有序监管中平稳发展，因此这就决定了国家队先行先试，银行系逐步试水，最终形成市场主导的中国金融科技领域快速稳定发展的局面。 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在刚刚改名一个月后，蚂蚁集团正式宣布，将在上交所科创板和港交所主板寻求同步启动发行上市的计划。蚂蚁集团起步于2004年成立的支付宝，蚂蚁金服旗下有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网商银行、蚂蚁花呗、芝麻信用等子业务板块。也就是说，它响亮的名字来源于如今大家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支付宝。 在蚂蚁集团上市背后，有一个女强人叫彭蕾，被誉为“支付宝女王”、“支付之母”。蚂蚁集团如果顺利上市，通过层层穿透和计算，彭蕾的最终受益股份达到9.89%，高于马云持股的8.8%。简而言之，彭蕾持有的市值约为197.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85.27亿元），高出马云约150亿元人民币。1385亿这个财富数字，将超过杨惠妍成为中国女首富。 1、两年前融资1556亿美元，估值2000亿美元阿里持股33% 根据有关媒体测算，2016-2019财年蚂蚁集团的税前利润大约为29.9亿元、55.6亿元、91.8亿元、13.8亿元；2019年二季度及三季度的合计收入约为102.3亿元。从2014年以来，蚂蚁集团共经历了9轮融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2018年6月进行的Pre-IPO轮融资，该笔融资也是蚂蚁集团最大金额的一笔，交易金额高达140亿美元。经过这次融资，蚂蚁集团的估值约为1556亿美元。到现在，市场预估蚂蚁集团的市值约为2000亿美元，阿里巴巴持有蚂蚁集团33%的股权。 支付宝如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这样全民普及度极高的APP背后，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女人，那就是彭蕾。 2、从教师跟随丈夫加入马云创业团队，历经各部门打磨坚信马云决定 从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彭蕾进入浙江财经大学当了四年大学老师。1997年，是她人生转折的开始。在这一年，她与丈夫孙彤宇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孙彤宇要跟随马云北上创业，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彭蕾从学校辞职也加入了创业的队伍之中。 1999，彭蕾与众多创始人一起创立了阿里巴巴，这些人也就是现在大家戏称的“阿里十八罗汉之一”。在市场、服务、HR等部门彭蕾都担任过大大小小的职务，她也因此总结出了一套独具阿里特色的电商组织文化体系，阿里也形成了特色的企业文化与市场吸引力。 从一名教师，到阿里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彭蕾一直坚持着一个原则：“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重要的决定”。 3、从HR接管支付宝团队，连夜开会成就如今的支付宝 2010年，马云对原先的支付宝团队失望至极，于是他立马决定由原先负责人力资源的彭蕾去接管。本来对金钱交易存在抵触的彭蕾，在经历了一番心理斗争后，决定逼自己一把。为了熟悉业务还有岗位上的员工，彭蕾上任后紧急带领着核心成员连夜开会、连夜讨论，抓紧时间部署接下来的工作。 除此之外，彭蕾还冲在最前面去收集客户的意见，倾听新入职年轻员工的使用感受，每天都点开贴吧看使用者的意见与问题，搜集了大量的看法和建议。彭蕾带着团队不断地从内部解决技术性问题，满足客户的需求，终于在2018年3月31日，支付宝全球活跃用户达8.7亿，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服务商。 4．多年摸爬滚打蚂蚁金服正式成立，担任CEO带领公司开拓新业务 在2013年的时候，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筹备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这也就是现在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雏形。2014年，彭蕾提出了“稳妥创新、欢迎监管、刺激金融、服务实体”的十六字方针，明确了蚂蚁金服的平台化发展策略，表达了她想要为业内金融机构搭建一个平台的想法。在同年的10月，蚂蚁金服正式成立，旗下包含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网商银行、蚂蚁花呗、芝麻信用、蚂蚁金融云、蚂蚁达客等多个子业务板块，既助力金融金融机构和合作伙伴加速迈向“互联网+”，还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在2015年的6月，彭蕾上任蚂蚁金融的董事长兼CEO，肩负着持续发展集团架构、推动阿里集团文化建设的重任。在蚂蚁金融里，彭蕾主要负责集团战略制定和人才管理，她也不负众望地将所有工作高质量的完成。 5、始于金融却不仅仅是金融，蚂蚁集团的未来还可以更远 在2014年蚂蚁金服正式成立后，“蚂蚁金服”这个名字伴随了它6年，今年这个名字正式被“蚂蚁集团”所代替。蚂蚁金融始于金融，却不止于金融。科技服务、跨境业务早就成为了蚂蚁集团的标签之一。根据媒体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蚂蚁金服市场份额为54%。 科技服务已经逐渐成为蚂蚁集团第三大业务板块，区块链、AI、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都是集团所覆盖的领域。在不同的金融场景中，金融和科技服务所结合的产物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便利。从2016年，甚至更早，蚂蚁集团在核心技术研发中的投入就未曾停止。到现在，依托阿里集团和成立以来公司自己所孕育的技术团队，蚂蚁集团的科技服务在金融领域和非金融领域中全方位拓展。 目前随着阿里集团的全球化数字经济扩张，蚂蚁集团的海外布局也已十分清晰。目前，56 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户可以受理线下支付业务，1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本地电子钱包。蚂蚁集团正在海外不断一次又一次地复制支付宝的奇迹。公司的潜力来源于行业规模和科技输出，蚂蚁集团在上市后还有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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