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结合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放缓的趋势来看，消费金融的发展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相反，短期贷款的高费率及其形成的高利息支出对借贷者的消费能力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消费信贷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实证数据显示，信贷并没有给穷人带来脱贫机会，利息支出是一种穷人给富人的变相财富转移，本质上可能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一、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结构 1． 消费信贷总规模 过去十年，消费贷款规模以月均2%的增速稳定上行，总量上从2010年初的6万亿增长至今年中旬的4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80%以上。随着2010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短期贷款占比不断攀升，从2010年底的12%提高至2019年底的22%。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居民的非必需品消费大幅萎缩，短期消费信贷规模也相应缩小，在消费总贷款中的占比相应降至17%左右。 2012年以来，包括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P2P和电商分期在内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每年涨幅均超过200%，其中2017年增幅高达900%。随着各项监管政策出台，消费金融行业迎来整顿期，但仍能保持相对贷款总量而言更为高速的发展趋势，成为带领个人短期贷款总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 信用卡 2014至2017年，随着国内各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规模大幅扩张，信用卡不良贷款率也略有提高，2016年曾经达1.9%。自2018年起，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控制收紧，贷款总额增幅也相应趋缓，从2017年底36%下降至2019年底12%。数据显示，目前信用卡在消费分期人群中的渗透率位列第二，占比66%，仅次于电商分期产品 [注1]。 3． 消费金融公司 2010年之后出现的消费金融公司多由各大商业银行牵头发起，与信用卡相比，消费金融公司的信贷更加突出线上申请，快速审批，脱离消费场景的纯现金贷款等特点。目前消费金融公司产品在总量上已成为第三大消费借贷的来源，在消费分期用户中使用者占比56%，且在三四线城市的渗透率高于一线城市 [注2]。短期个人贷款业务主要面向受收入与信用限制难以获得信用卡贷款资源的人群，单笔授信额度小、担保要求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对中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问题，作为一项风险较高的信贷产品，短期个人贷款在降低授信要求的同时，其费率也相应高于传统信用卡，其平均年化利率比信用卡大约高出6个基点（详见表1）。 4． 房贷 2016年以来，随着各项楼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速放缓，从35%降至2020年上半年的15%左右。但仍然是居民消费贷款的主要品种，截至2020年3月底，国内存量房贷规模为31.15万亿人民币，在居民消费信贷中占84%。 二、消费信贷利率与居民利息支出 1． 居民消费信贷的利率水平 从公示信息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月利大致在0.6%-2.8%的水平，额外收取的服务费及手续费费率因产品设计而异。 数据显示，消费金融公司公开产品服务价目表的平均综合年化贷款利率大致维持在10%-24%的区间（其中多数公司的费率上限设置为24%或36%的原因是前者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区的上限，而后者为无效利率的下限），几乎所有机构均未在费率区间之内做出更细化的定价说明。继2019年年末《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后，有关金融消费公司实际贷款利率过高的投诉量攀升，反映出消费金融领域近年在限制牌照发放、提高资质门槛的同时仍存在监管漏洞。 从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公示的已有产品利率与服务费率（表1）可以推算出短期消费贷款的真实平均年化利率为22%（实际利率很可能高于这个水平）。 不考虑信用卡年费及逾期罚款等项目，仅根据各主要大型商业银行信用卡分期费率公示信息，以IRR估算分12期（月）还款的平均费率，可测算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约为16%（见表2）。 2． 居民消费信贷产生的利息支出 2015年以来，消费支出对GDP同比贡献率一直高于50%，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居民利息支出的不断增长。从2013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4.8%攀升至8.7%，其中短期利息支出从2%左提高到4.2%。六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2%，贷款利息支出总量增长则超过300%。 三、消费贷款的利息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自2010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便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19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8%上下浮动，为十年来最低。可见，居民消费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并未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其中消费信贷的利息支出对当前消费造成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实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居民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每增长1pt均伴随消费增速下降0.95pt，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显著。 2019年，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75%，中国为56%，但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高达8.7%，远高于美国（2.2%），且差距正逐年拉大（图7）。 此外，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只有38.8%，远低于美国同期的68%。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和居民利息支出都大幅增长，但消费率仅仅从36.6%提升至38.8%，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信贷规模显著不匹配，进一步佐证我国消费贷款发展本应带来的消费刺激正被过高的利息支出所抵消。 四、消费信贷的过度投放会助长贫富差距 过去十年，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信用卡业务规模，在贷款总额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同时不良率也相应提高。造成不良贷款规模扩张的一大原因是机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抬高风险偏好，使资金流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贷款者。 与此同时，那些申请信用卡资质不够的低收入群体多半向民间消费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所支付的消费信贷利率和手续费远高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利率，由于信用资质和利率挂钩的消费金融业务特征，在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通常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穷人借贵钱”，越是财务出镜差点低收入人群，贷款利率越高，利息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信贷在低端群体中的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资源由贫向富的转移，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近十年来信用卡逾期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1]，[2] 根据58金融今年7月发布的《2020上半年消费金融接纳度报告》 [3] 根据我国居民消费信贷规模数据，结合我们对短期消费贷、信用卡年利率和房贷利率的测算而得出的估算数据。其中短期消费贷款利率为信用卡平均利率（16%）与消费金融公司平均费率（22%）的均值（19%）；中长期消费贷款利率取每年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并假设估算时间范围内短息贷款利率不变。
【新闻背景】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要求，2020年下半年，央行从5个方面定调下半年货币政策方向。 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 【连线嘉宾】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1、央行对于下半年工作的安排，您最关注哪一点？ 答：下半年，央行工作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等工作展开，这些工作相辅相成、紧密联系。我更关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就需要深化改革开放，提高金融要素和金融体系效率，更好地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2、如何理解“灵活适度、精准导向”？ 答：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必须灵活适度，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今年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另一方面，要防止大水漫灌和资金脱实向虚，更加强调精准导向。具体来说，就是在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直达实体经济政策工具的作用，鼓励和引导资金重点支持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便更好地完成“六稳”和“六保”任务。 3、目前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进度如何？还有哪些需要攻关？ 答：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金融监管部门针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领域个别机构存在的风险，及时采取有力措施，通过托管、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一家机构一个策略”，及时稳妥地化解了存在风险的问题机构，确保了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 从这些问题机构发生风险的原因看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共性是普遍存在公司治理不完善、大股东违规关联交易等现象。下阶段，工作重点是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严格对金融机构股东的监管和管理，加强党的建设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确保我们的金融机构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8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要求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同时，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无疑是一种新的提法，也是一种新的导向。那么，这种新的提法、新的导向释放了什么样的新的信号呢，今后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将形成怎样的格局、呈现怎样的变化呢，显然也是需要密切关注和重视的。 众所周知，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大搞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竭力破坏已经形成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和多元化发展格局以及多边主义合作框架，不仅让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尤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影响方面，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大门被人为关闭，导致全球经济只能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在困难中运行，而且加剧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使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且这种衰退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是全方位的。 而面对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状态，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不积极与其他国家配合与协作，共同应对疫情影响，力争使全球经济早日走出衰退、早日走出困境，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贸易保护，完全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破坏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扰乱全球金融体系，想以此进一步强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垄断地位。显然，是与全球化思维、多元化战略、多边主义体系完全相背的，是赤裸裸的“美国利益至上论”。 也正因为如此，提高非美元货币、特别是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实现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改革目前美元一币独大、一币称霸的货币旧体系，实现多币种货币共同作用的新体系，就显得极其重要。毕竟，世界是多元的，不是哪一国的，世界是缤纷多彩的，不是色调单一的，世界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 实际上，无论是欧元、日元、英镑还是人民币，都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为世界企业和居民所接受，只要有一个相对平等、公正的游戏规则，就完全可以实行货币多元化。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已经不能再维持美元作为独家交易货币的状态，而应当多种货币共同作为交易货币，由经营者选择交易币种，由经营者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采用何种货币进行交易。只要规则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大宗商品交易的币种选择一定也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只是，作为全球老大的美国，已经习惯了美元霸权，习惯了用美元绑架世界经济，尤其是垄断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货币地位。因此，会极力反对货币市场多元化，反对货币体系多元化，并有可能采用极其恶劣的手段，遏制其他货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等。即便是“一揽子”货币，也会按照美国的规则，要求其他货币必须听从美元的指挥与调遣。显然，这是与全球化、多元化背道而驰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央行提出“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正是出于对全球化、多元化现实格局的思考，也是站在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实践证明，全球化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进步与繁荣，是共同的发展与提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解决全球贫困与生存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如果忽视全球共同解决发展与进步、贫穷与生存问题，而只考虑自身利益，那这个世界就会陷入到完全无序与纷乱的状态。显然，这是绝大多数国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世界发展到今天，贸易保护与全球化、单边主义与多元化到底哪个更好、哪个更有利于世界共同发展、哪个更有利于解决贫困问题和均衡发展问题、哪个更有利于提高全球供应体系的效率、哪个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和降低成本等，已经非常明确，也已经得到了无数事实的证明。特别是货币体系，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若干年内，由于货币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全球供应体系和货币体系的运行效率都出现了大幅提升的现象。尤其是欧元的横空出世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更让沉闷的国际货币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活力。所以，从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活力和多元化发展新格局考虑，人民币也要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要更多地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市场多元化发展，推动全球化深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决不是想拥有美元那样的货币霸权，而是要打破一币独大、一币独霸的格局，建立更加科学、更加有序、更加稳定、更加公平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真正实现货币体系多元化，从而有序推动多边主义、促进多边合作、维护全球化新体系、新格局。
近日，银保监会表示，深入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依法严厉打击资金空转和违规套利行为。当前特别要强化资金流向监管，规范跨市场资金往来和业务合作，严禁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参与场外配资，严查乱加杠杆和投机炒作行为，防止催生资产泡沫，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中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 根据银保监会网站公布资料显示，截止到2020年6月9日，年内银保监会系统累计开出罚单2258张。从上半年开出的罚单金额和罚单的数量来看，相比2019年都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能说明对银行保险业的监管放松，其很大程度是受疫情的影响，导致金融资本活动减少，尤其是此次开展市场乱想整治“回头看”，恰恰说明银保监会将对金融市场乱象仍保持高压态势。 从今年开出的罚单看，同业业务违规、贷款业务违规、机构内部管理、业务违规收费、中介违规等仍是今年处罚的重点，其中影子银行、涉房贷款、违规搭建的金融集团将仍是重点监管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还明确提出“严禁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参与场外配资”，原因在于，第一，受经济环境的影响，银行保险机构不良资产压力增大，债务违约风险增大。第二，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融资问题，政策利好未能到达实体经济。第三，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正在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导致企业、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不但影响实体经济融资，对资本市场也产生漏出效应，影响资本效率，增大了资本市场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之所以开展市场乱象回头看工作，说明即使过去几年对银行保险机构乱象进行了整治，但是有一些老的问题仍旧存在，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如今债券违约事件频发，新旧问题交叠事实上反映了金融监管仍然薄弱，市场乱象整治，市场风险仍不容马虎。 《通知》明确，对连续三年市场乱象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一看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二看实体经济是否真正受益，三看整改措施是否严实有效，四看违法违规是否明显遏制，五看合规机制是否健全管用。 这也就意味着，相关部门将对银行业和保险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其相关资本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未来，相关部门可能会对资金流向进行更加严格的追踪，落实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收益，整改市场行为并进行责任追踪，以遏制违法行为，防止金融风险。 可以看到之所以采取整治“回头看”，不仅仅是因为旧的问题依旧存在，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说明产生市场乱象的根本并没有解决，也就意味着金融风险仍具有很大的潜伏性，不容小觑，在十三五计划的收官之年，做好“六稳”工作，仍是非常重要且有必要的。 因此，窃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乱象问题，根本还是在于建立健全相关机制，硬起手腕纠错改错。一方面建立健全保险银行的内部管理机制，形成自查、自省、问责、整改一条龙式市场乱象纠察机制。其次，健全并落实资金追踪机制，保证资金源头可溯，去向可追。针对同业资金违规挪用、信贷资金违规入市等问题尤为重要，这是保证信贷红利落实到小微民营企业的根本。最后，建立并完善追责、问责机制，对侵犯消费者投资者行为，对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损坏市场规则的单位或者个体加大查处力度，精细化问责机制，对相关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六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风水轮流转。 这不，一河之隔，昨天A股喜气洋洋地看港股吃面，今天就换成了港股喜气洋洋看A股吃面。 今天下午1点45的时候，港股开始直线拉升，推动力主要来自香港本土股票。发生了啥，老实讲，我没看到，倒是负面消息看到不少，比如TIKTOK。另外一种说法是，香港的新增确诊大大下降了，今天只有80例，是7月21日来首次重回两位数。但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扯，毕竟这个数字一大早就看到了，犯不着等到下午才动。 倒是今天的金融地产板块，不管是港股，还是A股，都比较强。 也许就是一个逻辑，天下苦港股久矣，同样，天下苦金融地产久矣。 说天下苦港股久矣，或许有失偏颇，因为香港的互联网等一些公司其实是表现非常好的，比如美团，今天再涨8个点，创历史新高，恒生科技指数是非常强的，今年以来涨幅在50%+，可以媲美A股的创业板，吊打纳斯达克，与恒生指数简直不像一个市场的。 但香港其它股票，真的一言难尽，这也让恒生指数成了这几年主流市场里最悲催的指数。我自己是2016年开始投资港股的，风平浪静大概只有2017年，之后年年都有鬼故事，2018年的贸易冲突，2019年的上街散步，然后2020年的新冠疫情。港股是个小三市场，地球上哪个角落风吹草动，它都会参与一下。连番折腾下来，全球各个市场都在争攀新高，只有恒生指数还在地上趴着。 所以之前有个段子，就是A股大跌的时候，港股一位投资者的神评论：那边牛市都快要结束了，这边熊市还没有结束。 关于港股表现这么悲催，答案莫衷一是，有说是香港的经济问题，有说是香港的政治问题，还有说是这个城市必然走向没落。或许是这些原因，但不管香港有哪些问题，港股里多数公司的业务并不在香港，而在大陆，并且前景并非一片暗淡。 香港的问题也许会影响资金的流入，有限的资金也许不会去追这些公司，但只要跌得足够，吸引力自然而来。而从港币来看，当前香港的资金是非常充裕的，香港政府已经持续抛出港币，以抵挡港币升值趋势。 这个位置上的港股，我觉得是已经跌残了，什么时候涨并不知道，但确实下跌空间有限。当然香港的本土股票异动，我并不关心，本土股票异动已经很多次了，但没多久又创出了新低，这或许多少是跟香港这座城市的未来相关，所以看好港股目前的低残位价值，可以搞盈富基金（2800.HK），省心。 今天港A有个共同点是金融板块的表现。 风水轮流转，平日都是科技看金融地产吃土，而今天轮到了金融地产看科技吃面。 天下苦金融地产同样久矣。 我有两位朋友重仓在金融地产上，6月30日的时候，两位有这样一段对话。 没想到，他们睡一觉，就实现了。招波平万不是涨5个点，而是在接下来的5个交易日，涨幅都在25%以上。 金融地产的情绪在6月底基本上接近崩溃的状态，从一位地产首席的遭遇可见一斑。7月这波涨幅，我想多数坚守金融地产久的投资者都是心花怒放。 但有几个人能想到，兴奋就是这5天，之后金融地产用7月余下的交易日把这5天的涨幅基本跌完。7月最终，金融地产三傻中，招行涨了6.4%，平安涨了6.3%，万科更加悲剧，只涨了2.68%，只有波行差强人意，涨了12.04%。 从情绪上来说，这波阴跌，伴随最近的科技医疗大涨，恐怕让部分非常坚定的人都动摇了，对金融地产的情绪，绝望之情恐怕更在6月底之上。 但是呢，股市经久不变的是，绝望往往孕育着机会，绝望之冬，即是希望之春。之前某位大佬说到以怜悯之心去配置金融地产，金融地产的长期价值，市场是认可的。 其实金融地产也真的没那么惨，有个段子是，如果你觉得惨，拉一下招行波行的月线，它们在7月都历史新高了。 7月阴跌，洗掉了不少金融地产的铁粉，给了怜悯之机，要不要捡，各位随便。 当前市场的情绪仍然在科技医疗，今天这一出，我不觉得风格就可能切换了，但对8月份，我个人更偏防风险守利润。 一年前大家对注册制各种担忧，但创业板注册制真来了，已经无人担忧了。今天首批创业板注册制股票已经开始申购，时间点上看，可能是下下周左右上市。上下20%的刺激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个没发生前无从得知，但这个时间点还是留意一下比较好。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古人在《礼记·中庸》中强调了事前规划的重要性。很多看起来遥远的事情，在没有预先规划的情况下，结果往往不会很好。 养老，便是如此。 当“人口问题”、“老龄化”等词汇不断登上热搜时，“养老规划”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当人们想要进行“养老规划”时，却发现养老这样一个涉及“余生”的事情，可选的余地却很少。除了被过度营销的商业类养老保险外，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养老规划”看起来既遥远又困难。 失衡的“养老三支柱” 一般来看，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进程缓慢平稳。例如，法国经过了115年，瑞典经过了85年，但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仅仅30年左右便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如果以国内60岁退休年龄作为统计标准，则我国2018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9%。一般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左右。 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的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养老需求和市场。 然而，在国内巨大的养老需求的另一面，却是“养老三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障、企业养老保障、个人储蓄养老保障）的失衡状态。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存量资产约5.8万亿元，占比超过70%；第二支柱存量资产约2万亿，占比约为30%；第三支柱刚刚起步，占比微乎其微。发展至今，我国第一支柱的替代率不足50%（即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政府面临着收入放缓、支出加快、部分地区的基金耗尽的挑战。 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和技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养老金融也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正因为此，作为养老市场的基石，养老金融正在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争夺市场的“新蓝海”。 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针对本国国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养老产业发展，形成了个性化的养老金融产业发展体系。 目前，中国已启动基本养老金入市，职业年金逐渐发展，第三支柱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试点即将扩大至全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 虽然中外国情不同，但建设完善的养老体系的目标一致。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能够为当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美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养老金融相辅相成 麦肯锡基于“养老金结构占比”和“金融市场成熟度”两大维度，对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评估，将全球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市场分为三个形态：国家福利型、自由市场型和巨头主导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和养老金制度的成熟，也将逐步走向其中某一形态。 以美国养老金融体系为例，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保障计划，由政府强制执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 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划，如著名的401K计划（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的规定，关于企业年金的有关规定），由企业出资建立； 三是个人储蓄及商业养老保险等，由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出资加入，例如个人自行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IRA）。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形成了自由市场型养老金体系。即以第二、第三支柱为绝对主导的商业化模式。这种养老体系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具体来看： 首先，第二支柱中著名的401K计划，成为养老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在该计划下，企业为每一名员工开立独立个人账户，员工每月缴费不得超过个人工资的25%，同时企业按一定的配比为员工缴入相应资金。401K主要投资于股票基金，范围由企业选定，个人选择具体投资产品并自担风险。401K计划具有投资主动权、投资灵活性、转移方便、可进行贷款申请等特点。 其次，成熟的资本市场造就了基金系资管公司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企业养老的401K还是个人养老的IRA，个人都对养老产品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成熟资本市场下，基金系资管公司凭借更为丰富的产品组合、更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和美国长期牛市带来的高投资回报，成功超越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美国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市场的主导者。以IRA计划为例，从投资产品市场份额来看，资管类产品的占比在过去40年显著增加，截至2017年，在IRA计划总资产规模中的占比已高达63%。 在前两者的基调下，税收激励计划也极大促进了第二、三支柱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持续完善政策法规，出台递延税收激励政策，不断提高减免限额；同时引入“自动加入”条款、提高账户的“可携带性”，允许多账户（第一、二、三支柱账户）之间资金自由转移。至今，美国第二支柱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资产已合计达到养老金资产总规模的90%。得益于养老金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待遇，养老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最后，典型的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除了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框架，美国还形成了多样化的养老金融的服务和产品。 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满足被保险人的护理、经济补偿的保险。在政府财政税收优惠的支持下，目前约占美国人身保险市场份额的30%。 二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个是世界范围内最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以房养老”模式，老年人将其房屋产权抵押，由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旧等综合评估，按月或按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一直延续到借款人去世。 三是TDF，也称生命周期基金。其典型特点是基金的风险资产配置比例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自动递减，目标日期通常设置为投资者的预计退休日期。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只需通过选择一只与其退休日期最为接近的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就可以达到“投资养老”的目的。 巨额的养老金成为华尔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也是全球最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全美养老金总资产、私人养老金总资产均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 可以说，养老金融的发展，成为打通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成为打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通道。 日本：巨头主导，全民养老 日本养老金融市场属于“巨头主导型”，一二三支柱相对均衡。与美国的自由市场型养老体系不同，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欠发达，个人消费者对于不同养老和投资产品的理解水平也较低，追求品牌信任度，于是形成了以保险和银行巨头为主的相对集中的市场格局。 日本养老保障体系也由三个支柱组成，即政府公共养老金、企业补充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全民养老”为原则。 例如，日本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独具特色的“双层”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第一层是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即“基础年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建立了覆盖整个国民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法律规定年龄范围内的日本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第二层是针对所有企业在职人员包括短时间劳动者的厚生年金，和针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工、农林渔业团体职员的共济年金。第三层是基于前两者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个人养老保险。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安排。 在“全民养老”基础上，日本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推陈出新，实现了多支柱立体化。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学习了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与美国不同，该制度下，美国为商业保险产品性质，日本则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以强制保险的方式，对40岁以上的公民，按年龄差别费率缴纳保费。这种制度采取“税收+保险金”的形式，在财源稳定的同时，也把保险作为国民看护支出的费用来源，分散和转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 此外，通过全民的普及教育，遗嘱信托、反按揭等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也为老年人积累养老资金提供了多种渠道。例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通过政府主导下自治、厚生劳动省与国土交通省实施、私营机构主导的三种模式，互为补充，保障养老金融产品的供应。 总的来看，日本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三个支柱的平衡化、立体化，制度之间相互补充，达到有限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类养老金作为弥补公共年金的重要支撑。以信托类产品为例，对企业产品方面，有确定给付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确定缴费年金等；对个人产品方面，有国民年金基金、个人年金信托、财产形成年金信托等产品。 中国：养老金融，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业 欧美的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较早，日韩等国家在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多数都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金融的发展模式。 目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政府基础退休养老计划占比较高，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覆盖率总计不超过30%，产业趋近于“国家福利型”，零售资管行业尚未成熟，保险公司是商业养老金市场核心玩家。 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养老”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几年来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推动第二、三支柱的发展。 特别是2018年5月，个人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拉开了第三支柱登台的帷幕。随后推进的个税改革则将税基由薪酬扩充至综合收入，并明确了教育、养老等定向税收优惠的扶持方向，这为过去分散于理财和房产投资的资金转向养老金投资提供了政策助力。 针对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存在的全民养老制度不完善、三大支柱失衡、养老金产品匮乏、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等问题，我国可以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的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顶层设计为养老制度之根本。“人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必经之路，但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完善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打造开放、动态、分阶段的长期规划势在必行。例如，借鉴日本综合性、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充分满足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完善落地税收优惠和补贴支持等方面相应的政策，如借鉴美国的IRA制度，通过税收递延缴制度鼓励个人购买个人养老保险。 第二，创新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虽然创新发展了类似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代表的“以房养老”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产品的风评并不好。其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多种类生命周期基金等投资组合产品等也受限于国情、市场基础投资品限制等原因，难以发展扩大。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应结合当下的国情、资本市场、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等特点，充分考虑客户不同的需求和体验，发挥机构在风险保障和投资管理方面的优势，满足客户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拓宽养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养老体系，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并提供资金支持。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除了政府的市场化引导，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适应养老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承贷主体。如对建设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的养老服务项目，试行特别延长期限和还款方式。当然，除了依靠银行信贷，还应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熟，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利用主板、中小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上市融资。 显然，快速发展“二、三支柱”商业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潜力所在。同时，除了借助制度和管理促进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开展全民的养老金融教育更加具有必要性。 在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趋势叠加下，老年抚养系数已经由2000年的9.9（平均9.9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下跌至2020年的5.8，夹心一代准备好了吗？
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对于下半年所要开展的重点工作，会议主要提出五大方面目标，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 专家指出，货币政策除延续此前“更加灵活适度”的表述外，还强调要“精准导向”，这表明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或力度可能有所降低，央行依然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来支持实体经济。 央行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据央行官网，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部署，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要求，2020年下半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总量适度、合理增长，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加快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重点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两项直达工具，应延尽延，尽可能多地将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支持政策不附加硬性要求，消除小微企业顾虑和担忧。抓好阶段性督查和评估验收，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切实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既定部署，以及金融委的具体要求，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并转入常态化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国务院金融委问责要求，实行重大金融风险形成和处置问责，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密切关注金融风险的边际变化。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外汇管理政策。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改革中，要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完整性。推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重点加大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支持力度。深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继续牵头推动金融业重点立法，深化“放管服”改革。 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收官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精心组织起草“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创新试点。完善地方金融组织统计制度。推进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会计财务制度。稳步审慎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试点。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提高国库会计核算质量。推进征信互联互通。依法有效开展反洗钱监管、调查与监测分析。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加快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制度和总交易报告库。 专家解读央行缘何强调“精准导向” 据证券时报，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货币政策除延续此前“更加灵活适度”的表述外，还强调要“精准导向”，这表明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或力度可能有所降低，央行依然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来支持实体经济。 至于如何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为实现制造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增长，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预计监管将设定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增长、小微企业信贷考核等指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显著高于去年是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延续，但同样也表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随着疫情好转和经济复苏，长期来看还是要给货币政策留有余地，但短期内依旧要显著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融资的支持力度，稳企业保就业。 据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预测，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宽信用政策有所微调，预计下半年新增贷款将由上半年的同比大幅多增转为略微多增，全年新增贷款20万亿左右。此外，预计政府债券净融资下半年将多增2.27万亿左右，政府债券发行量大，支撑社融增速进一步走高。后疫情时代，考虑到货币政策之微调，综合政府债券发行节奏等因素，预计10月份社融增速将见顶于13.5%左右，11月和12月份将略微回落。 北京地区某券商国际金融分析师表示，不管是国常会还是央行会议，都强调称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这也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会灵活根据经济复苏状况和宏观经济形势来做出变化，六月、七月经济复苏形势较好，央行货币政策则在逐步退出疫情以来的超宽松状态，恢复常态化，但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明，中美摩擦可能加剧，这些都会影响到央行货币政策导向，今年社融增速没有设立具体目标，也是希望政策调整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 据每日经济新闻，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央行通过一系列再贷款、再贴现等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那么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意在通过该激励措施，使商业银行将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但同时，商业银行要本着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避免一些潜在的市场风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把握动态平衡 货币调控精准出招 中国证券报发表评论称，央行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明确，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可以看到，监管部门愈发注重货币政策调控的度和质效，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把握好稳增长、防风险等多种目标的动态平衡。 首先，强调货币政策精准导向，意味着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更多使用结构性和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今年以来，金融政策的直达性和精准性显著提升，尤其是央行新创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这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具体从“精”和“准”上看，“精”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重心从重总量转向重结构，力争“少花钱多办事”；“准”则是要确保新增信贷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或薄弱环节，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 其次，强调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表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货币政策也将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按照央行有关人士的说法，当前更加强调“适度”这两个字。“适度”有两个含义，其中之一是总量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从过去几个月的信贷投放规模和节奏上看，今年完成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30万亿元的目标问题不大。下半年信贷投放或趋于平稳。 再次，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方面，更加强调综合融资成本的概念，注重运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通过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值得指出的是，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并不等同于贷款利率。前述央行人士指出，适度的第二个含义即价格要适度，利率不是越低越好。 此外，金融防风险工作不可松懈。在信贷投放相较此前较多的情况下，资金流向监管更加严格，以防止出现资金空转等现象发生，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信贷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要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前瞻性地防控风险，让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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