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上海总部公布了上海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即上海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而上海也成为扩大试点的6市（区）中率先公示创新应用项目的城市。 除了上海，近期深圳也公布了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再加上成都、广州加入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城市名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加速推进。此前，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正初步形成。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这一框架将逐步完善。8月3日，央行召开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强调，将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 促进多维数据融合共享 从公示情况来看，上海首批试点应用共有8个项目“入围”，其中金融服务创新项目4个，科技产品创新项目4个，申报主体涵盖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民营银行、银行卡清算机构等持牌金融机构及相关科技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批创新应用项目中，有5个项目是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联合申报，体现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多元生态融合。 在技术应用上，试点项目则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多方安全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智慧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致力于提高金融便民服务水平、提升数据风险防控能力、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这也将有利于上海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生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具体而言，上海入围的8个试点项目分别是基于多方安全图计算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交通银行/中移（上海）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区块链的小微企业在线融资服务（浦发银行）；“上行普惠”非接触金融服务（上海银行）；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供应链融资服务（上海华瑞银行）；基于区块链的金融与政务数据融合产品（中国银联/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信盟链”风险信息协同共享产品（建信金科/建设银行）；“融通保”中小微企业票据流转支持产品（兴业数金/兴业银行）；“易融星空”产业金融数字风控产品（上海聚均科技有限公司/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上述项目均是借助创新技术解决金融行业在开展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时面临的各种难题，如风险数据获取成本高、银行融资服务覆盖面小等，特别是对于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的“数据孤岛”问题，试点项目提出了创新方案。此前如何打破银企之间的信息孤岛，一度成为不少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苦恼。 比如，中国银联、浦发银行、上海银行联合申报的“基于区块链的金融与政务数据融合产品”，就通过利用政务等领域的数据，综合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等技术搭建数据共享平台，为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信贷融资、身份认证、风险控制等场景提供支撑，打破“数据孤岛”，提升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及相关产品的用户体验。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利用金融数据服务政务及交通、医疗、教育等前端场景是目前金融科技的主要发力方向，借助该产品，可实现将金融机构的数据和能力嵌入前端场景当中，大幅提升前端场景在精准营销、个性化服务、身份认证、风控、信用评级等方面的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产品粘性，降低获客成本。 “一方面，在政务领域解决资金发放环节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金融机构也可通过本产品获取政务及其他行业端的数据，形成跨场景解决方案，增加数据的增值收入。”李峰说道。 另外，“基于多方安全图计算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项目则是从惠民服务和中小微企业融资两大类场景切入，通过多方安全图计算技术，融合银行内部数据源与政府、电信等外部数据源，打破数据壁垒，准确识别企业集群背后的复杂关系链条及欺诈风险，可提升银行整体的风控水平。 李峰对记者表示，目前多方安全计算、图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尚无成熟经验可循，在项目顺利实施后，将利于优化银行中小微贷款审批时对于欺诈风险的分析流程，精准支持实体经济，提升客户贷款体验。 支持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不止是打破“数据孤岛”，在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供应链金融也承担着重任。供应链金融在传统信息模式的基础上，于风控环节纳入借款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贸易往来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信息，将有效提升风控效果。上海首批创新试点项目中，同样提出了供应链金融的相关方案。 如浦发银行申报的“基于区块链的小微企业在线融资服务”，通过与供应链相关企业合作，打造“可信物流链”。货主可通过网络货运平台向司机下单，将托运人信息、付款信息、托运单号、承运单号等全量数据上链并存证；浦发银行则基于区块链获取不可篡改的完整数据，通过多维度的交叉验证，根据应收账款对网络货运平台融资并确保资金不被挪用。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该项目以物流场景为切入点，通过多方数据的链上存证，提高融资场景数据的完整性，提升了对订单全流程风险的监测能力，同时利用电子证照、数字证书等认证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客户融资意愿的多因素核验，从而可有效提升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的评估、审批效率等。 再如华瑞银行申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供应链融资服务”，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取代原有的人工审核，运用区块链降低数据被篡改的风险，综合构建智慧供应链。 除此，另外几个项目主要涉及“零接触”式金融服务、票据融资等。其中，对于“融通保”中小微企业票据流转支持产品这一项目，李峰表示，“预计该项目系统上线后，将年服务企业1000家，年流转票据2万笔，年流转规模200亿元，将为我国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做出非常有益的探索。” 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初步建立 对于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试点的开展，李伟曾明确指出，上海要在试点过程中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加强推进金融市场交易报告库、数据交换管理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对数据的管控，提升风险防控的能力和水平。从首批试点项目来看，这已有所体现。 除上海之外，目前，多地也在积极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李伟在参加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时曾表示，在推进金融科技应用发展的同时，央行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支持在上海等地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的试点，在金融科技监管框架下将创新监管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 此前，北京已于6月初公示了第二批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入选项目；杭州则于6月23日开始公开征集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创新应用项目；深圳于7月31日公布了首批金融科技试点创新项目。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称，当前入围项目主体多为持牌机构或者持牌机构与科技公司合作项目，今后随着各地政府监管经验的积累，也可考虑扩大“监管沙盒”的主体范围，不仅为持牌金融机构，也为各类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孵化试验的空间。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监管沙盒”的推进，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已初步建立。一方面，在监管规则方面，李伟曾发文称，央行正加强监管顶层设计，确定涵盖基础通用、技术应用、安全防控等方面的监管规则目录，加快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等；另一方面，探索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同时，持续提升金融风险技防能力，运用神经网络、知识图谱、区块链等科技成果，加强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 李伟还强调，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的创设，将有助于纾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等痛点难点，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标志着我国在构建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8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会议要求，2020年下半年，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1.1%和12.8%，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1万亿元，同比多增2.4万亿元。6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08%，比去年底下降80个基点。 会议要求，重点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两项直达工具，应延尽延，尽可能多地将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支持政策不附加硬性要求，消除小微企业顾虑和担忧。抓好阶段性督查和评估验收，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切实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在防范风险方面，会议指出，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并转入常态化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国务院金融委问责要求，实行重大金融风险形成和处置问责，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密切关注金融风险的边际变化。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金融业改革开放一直在路上。会议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外汇管理政策。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同时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会议要求，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改革中，要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完整性。推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重点加大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支持力度。深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继续牵头推动金融业重点立法，深化“放管服”改革。 会议还要求，统筹做好收官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精心组织起草“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创新试点。完善地方金融组织统计制度。推进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会计财务制度。稳步审慎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试点。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提高国库会计核算质量。推进征信互联互通。依法有效开展反洗钱监管、调查与监测分析。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加快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制度和总交易报告库。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的话题仍在热议。事情源于7月22日最高法与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简称《意见》，共31条），其中第十三条提到：“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此前，最高法曾在今年2月份就该司法解释修改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标准为“一年期LPR的四倍”，按照最新的一年期LPR报价3.85%，新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极可能是15.4%。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尚未发布，但“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词汇已经刺激到了广大金融机构和从业者的神经。中小金融机构、助贷机构、非持牌机构轮番上场，从各个方面论述“大幅度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怎么来的？如果追溯到古代，自宋朝以来，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息不过本，这可以看作是对民间借贷的一种利息约束。而建国以来，1990年最高法在对《民通意见》的修改稿中曾提到：“对于公民间的借贷，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而生产经营性借贷不得高于四倍。”但是在随后 1991 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一刀切”的“四倍利率”上限规制模式。即“民间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就是著名的“四倍利率红线”。到了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重申了四倍利率的标准。而对于超出部分也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变为了“超过标准即为高利借贷行为”。2015年，持续25年的“四倍利率红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最高法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以“两限三区”的新规取代了“四倍利率红线”。即，以年利率24%和36%为两限制：24%以下的利息都保护，为“司法保护区”；超过24%不到36%的部分看作自然债务，给了的不用还，没给的不能再要，为“自然债务区”；超过36%的部分一律不保护，给了的要返还，为“无效区”。而对于24%和36%的两限，最高法法官杜万华作了明确解释：“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2%，最高是12%，比较多的是5%-8%，最后选了中间的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将24%确立为长期的执行标准。”时至今日，随着对于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两限三区”的规定产生了新的要求。也因为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调整势在必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适用于金融机构吗？在司法中，民间借贷是一个有明确范围的词汇，特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不同于民间借贷，持牌金融机构的借贷业务属于金融借贷。2015年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因此，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的利率上限标准并不相同。理论上，金融借贷并无利率上限，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简称《九民纪要》）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金融借贷年利率不设上限，可以超过24%。例如2018年借款人左某与某消费金融公司合同纠纷的一起判例中，法院并未支持借款人对24%以上利息无效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认为消费金融公司属于金融借贷行为，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当然，在更多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金融借贷并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相较于民间借贷，金融借贷利率更应受限，因此应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24%年利率上限。其实，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也要满足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如果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要求比金融机构还低，显然是不符合一般的认知，监管也难以承受持牌机构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因此，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也会给予明确的窗口指导，限制金融机构的高息贷款。所以，综合来看，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变化，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民间借贷。这基本意味着持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的综合利率也不能超过此上限。为什么要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7月22日发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2019年最高法发布的《九民纪要》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因此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目的很明确，即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如果放眼全球，世界各国普遍都对利率上限进行了规定。世界银行曾在2018年调研了96个国家的利率上限，发现其中76个国家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上限，这些国家代表了全球 GDP的80%。在这76个国家中，制定的利率上限不尽相同。其中约1/3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些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剩余其他国家则主要考虑的是降低市场实际利率。从国内的实践经验来看，兼顾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和降低实际利率。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影响了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规定利率上限是一种价格管制的手段。当该管制价格下降时，必然会一定程度影响市场的供给（贷款产品和数量下降）。如果供给下降，需求却没有变化，那对于需求方（借款人）而言，要么贷不到款，要么从非法的途径突破价格的管制，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贷款。当然，这种前提是在供给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而在实践中，监管不会也不可能放任金融供给的下降，一定会通过下调资金成本、行政命令等手段增加低利率水平下的供给。具体的政策效果有赖于监管的政策力度。具体情况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消费信贷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个人以及中小企业也同样遇到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日本在2006年修改了《贷款商业法》（MLBL），其中有两点：一是合法利率上限从29.2%下调至20%；二是禁止贷款超过个人年收入的1/3。从对于信贷机构的影响来看，MLBL大幅度降低了金融信贷的供给。在2003年MLBL实施前，20%-28%利率水平上的贷款余额为8.1万亿日元，而在MLBL实施后，该利率水平下的贷款几乎为零。然而，相比于如此大幅度的信贷减少，14%-18%利率水平下的信贷却仅仅增加了不到两万亿日元（见图1）。同时，从事信贷业务的消费金融机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信贷公司从2003年的11800家减少到2016年的1900家左右。国际消费金融巨头也纷纷撤离日本，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花旗银行也停止了日本的消费金融业务。而对于需求端（个人、中小微企业主）而言，MLBL同样影响巨大。MLBL实施前，大量的低信用人群在20%-28%的利率水平可以贷到款项。然而，这部分高风险、低信用的人群在MLBL实施后，只有极少部分人群能够在20%利率以下贷到款项，因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部分人群业务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覆盖其风险。机构只能在其中挑选相对优质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也就导致了小微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低信用人群的信贷拒绝率显著高于固定工作人群。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在14%-18%的低利率水平上获得了信贷服务。最后，利率上限的管制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从近年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发布来看，一般会充分参考各类市场主体的意见，政策的制定本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各方主体达成共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最小，政策效果也会更好。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二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2020互金二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一直以来，央行定期召开的例行工作电视会都被市场视作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风向标。8月3日，央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其中，货币政策、风险攻坚、金融开放、中小行资本补充等被重点提及。 具体来看，央行下半年重点工作部署围绕五大主要任务展开：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 对于市场关注的货币政策方向，央行明确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的基调。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央行会更多使用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更好地进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 对于货币政策强调“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的表述，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正逐渐回归常态。 央行会议指出，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 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意味着下半年M2、社融增速会较为温和，将分别处于12%和14%以内的“合理增长”区间，从而显著低于2009年和2015年的两个货币扩张周期；“精准导向”表明下半年信贷、社融将主要流向以制造业、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城投、房地产融资会受到一定控制，这也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内在要求。 央行会议强调，重点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两项直达工具，应延尽延，尽可能多地将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支持政策不附加硬性要求，消除小微企业顾虑和担忧。抓好阶段性督查和评估验收，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切实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从上半年来看，央行及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扩总量、保供应、促增长，降利率、调结构、保主体，千方百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效显著。6月末，广义货币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1.1%和12.8%，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1万亿元，同比多增2.4万亿元。 上半年央行累计3次降低准备金率，分阶段、有梯度地提供3000亿元、5000亿元、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扩大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信贷投放，保持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而自5月以来，随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逐步向常态化回归，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成为央行调节短期流动性的主要工具。下半年降准降息是否还有可能？ 王青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转向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这体现在政治局会议强调“宏观政策加强协调配合”方面；下半年动用降息降准两项政策工具的概率在下降，即使实施，降息降准幅度也会明显低于上半年，“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将主要由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体系让利1.5万亿元完成。 王青预计，下一步监管层会重点挖掘“直达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潜力，其中围绕央行再贷款，还可能推出新的政策工具，精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进一步降低“大水漫灌”的必要性。 兴业研究报告分析，展望后续，随着货币政策逐步向常态化回归，前期延后的国债、地方债陆续发行，逆回购操作或回归往年季节性常态。 加大中小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支持力度 中小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三农”、民营和小微企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受资本短缺、管理薄弱和风险处置渠道狭窄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机构积累了一些风险和问题，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迫在眉睫。 央行会议提出，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改革中，要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完整性。推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重点加大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支持力度。深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继续牵头推动金融业重点立法，深化“放管服”改革。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总限额为2000亿元，支持18个地区的中小银行，允许省级政府按照规定发行专项债券用于认购中小银行的可转换债的合格资本工具。 与此同时，银行业也面临着不良贷款持续攀升的压力。截至6月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004亿元，不良贷款率2.10%，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78.1%，比年初下降4个百分点。 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也对信贷投放形成制约。从今年银行业资本水平看，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城商行资本净额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为3.4万亿元、2.5万亿元，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5%、9.35%，比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低1.9个、1.3个百分点；而从农村商业银行来看，虽然农村中小银行的主要监管指标总体良好，资本充足率在13%左右，但个别地区、个别机构也确实面临资本补充的缺口。 面对种种困境，近年来央行和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出台政策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比如，近期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支持鼓励中小银行用足一些市场化手段和工具补充资本，同时鼓励银行更多地夯实资本，通过提高拨备、留存盈余来增加内源性的资本积累。 记者了解到，为了推进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拟于近期正式出台，就中小银行结合当前形势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作出安排。 内容包括重点推动中小银行持续深化改革，建立依法透明高效、真正相互制衡、适合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机制。督促中小银行坚守初始定位，强化股权管理，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逐步建立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持续深化改革，压实地方责任，督促中小银行坚守初始定位，强化股权管理，健全公司治理，严肃市场纪律。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用好用足现有市场化渠道，有效提升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
由于前期货币的相对宽松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上扬，进一步引发大家对一系列金融参数变异的担忧。这种担忧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宽信用的货币政策定位在下半年是不是应该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政治局所做出的关于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等系列政策承诺是否会打折扣等问题之上。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杠杆谈杠杆意义并不大。 第一，信用宽松下，资产价格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在疫情冲击下，中国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偏离在世界各国是最小的。 因此，在资产价格变异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出现一些战略性的调整，必须做出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深入的研判。 如果我们把一些参数放在更开阔的视角里进行分析，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完全像从指标到指标所得出的结论那样。 1、我们把目前资产价格的变化，即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宏观杠杆率的变化放到过去几轮宽松条件下来进行比较，会发现这一轮的货币宽松和信用宽松是相对审慎的。这与我们稳健性的货币政策以及配合型的货币政策定位是匹配的。 2、如果放到全球视角来看，由于中国的疫情对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股票市场没有像欧美出现史诗性的变化，流动性没有出现像欧美一样超级的紧缩。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信用宽松，央行资产负债调整与欧美实际上不属于同样的范畴。 3、如果下一步货币政策定位要进一步配合财政政策，配合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那么延续当前的货币政策总体定位依然是适宜的。在一些价格空间上依然是有一定的调整空间的。而不是像大家所考虑的由于我们资金价格下调和信用持续宽松扩大会酿成颠覆性的一种错误，出现像以往“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1997年、1998年财政货币刺激计划所带来的资本市场虚高，房地产过度泡沫。 我们看到过去的年份里，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整顿，对房地产市场的整顿，以及宏观决策者对于房地产市场这种战略定位，实际上已经使一些政策的缺陷得到了根本性的弥补。大的经济系统就像一个牛皮袋一样，充满了水之后一定会有漏水的地方，那么是否因为这个皮袋漏水就不向里面注入流动性？ 当然，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 1、目前我们经济复苏刚刚开始，也就是说行政性复工复产刚刚完成它的使命。而经济良性循环刚刚起步，如果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进行政策的过大调整，对于我们快速启动有效需求，快速推进经济大循环的常态化和稳固基本盘是非常不利的。 2、目前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实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良好基础。 从国内来讲，过去五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获得很多成效。我们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新战略方面，必须进一步往前推动。如果不往前推动，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改革因为半途而废反而成为结构调整和经济循环的绊脚石。这就把很多社会经济发泄的渠道堵死之后却没有开辟新的渠道，这样带来的问题会更大。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美之间这种冲突，无论是从技术战，贸易战还是金融战几个层面来看，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本市场。这种需求不是简单地进行一般融资，一般承接流动性，而是要有更明确的需求——金融不仅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产业升级，不仅仅要服务于我们的创新战略，更重要的是服务于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因此，目前我们就会看到几大问题。 （1）中概股的回归。 （2）美国对于香港金融市场的全面打压。 （3）最近美元指数急剧下降，以及美国对于香港联席汇率挑战和质疑。 （4）更为重要的是，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的调整，可能会给我们形成进一步改革资本市场的良好外部氛围和战略性资源支撑。 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和进博会上所谈到的“金融开放”战略如果进一步落实，进一步将我们的科创板、注册制和统一债券市场一系列制度加快地往前做，对于加大我们内部循环的战略性主体是个最好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我们对于目前金融指标的一些变化进行过激的反应、并采取非常态的监管可能不利于我们化疫为机，变乱局为新局。所以，我感觉： 一是目前脱实向虚的问题应该交给常规化的监管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实施；二是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常态化复苏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不能进行转向，虽然可以在一些着力点上、工具上做一些调整，但总体面不应该做出调整；三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目前国际国内重大化疫为机的战略机遇期，对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应当进一步全力推进。 那么如何在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来进行权衡？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个新格局下，稳增长和稳杠杆是过去这些年里一直面临的两难冲突之一，当然，实际上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两难冲突之一。但这个两难冲突实际上并没有像以往那么强烈，原因很简单，恢复国内经济大循环基本盘，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任务依然是压倒性的、首要性的。因此，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目前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保民生，这“六保”实际核心的落脚点汇聚到一点就是“保增长”。 可以看到美联储所出的很多公告，欧洲中央银行对于持续量宽的解释，对宏观杠杆率和债务率传统约束性的指标进行了全面放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生”与“死”的这种决策上一定是要选择“生”。目前，对于欧美来讲，“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保持量宽，保证零利率超常规政策的持续实施。这对于他们来讲已经很明显，但对于中国来讲，由于疫情冲击的风险性质不一样，疫情复苏的阶段也不一样，目前我们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随着疫情常态化，疫情冲击的中期化，我们对于持续宽松所带来的杠杆率一定要高度重视，也就是说未来的核心就在于控风险。如果我们对于下一步风险没有很好的控制，相信在中期稳增长是不可能的。 第二，大量的金融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杠杆率持续上扬所带来的循环和结构性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性和隐蔽性。目前，大量的宽信用直接可能会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导致银行稳健性出现恶化。我们就会看到，欧美对于未来银行业面临的呆坏账的变化，已经在积极地提高它的拨备率，坏账冲销率，加大资本支持的力度。当然，这也属于巴塞尔III新协议里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收缩，但这就有一个权衡，到底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目前短期状况下，稳健程度会不会因为过度稳健而保守，会不会因为过度激进而导致崩溃。 在中国当下，由于我们拨备率已经很高，现在更重要的是补充我们的资本金。目前不是大型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农商行、城商行，这样的银行在过去成为救助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核心主力军。我们在最近发现，很多中小银行自身出了很多的问题，用中小银行去救助支持中小企业，带来的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因此，当前重要的是对中小银行本身的救助，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救助中小企业本身同等重要。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性的调整。 虽然目前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强劲的两难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金融的特性，考虑到这场疫情的规律。我们要高度关注目前放大杠杆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这是实现我们内部大循环高效、顺畅、稳健很重要的把手。目前我们思考一些问题，主要不是来源于近忧，而是来源于远虑，把这些问题权衡好，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一些次要矛盾和未来可能演化成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我们就能够把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定位好、把握好。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期）上的发言
天眼查显示，7月30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地为北京市西城区，注册资本为20.078亿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等。「成方金融科技」公司五位股东中，征信中心和清算总中心两家是央行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这三家公司则是由央行100%控股。百度地图显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成方金融科技」的公司名称则使用了央行驻地地址“成方”二字。近年来，央行在金融科技领域落子多处。2017年1月，央行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2018年6月，央行下属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深圳成立“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3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旗下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苏州市有关单位设立金融科技公司“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此外，2020年7月28日，农业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农银金科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6亿元，这标志着五大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已全部成立。其中，建行是第一家成立金融科技公司的国有大行，注册资本16亿元人民币；工行设立的工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亿元；中行旗下的中银金融科技公司注册资本6亿元；交通银行出资人民币6亿元成立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而股份行对于金融科技的布局则更为提前，2015年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便相继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图片来源：移动支付网】雷锋网
一． 如果谈及平安，有两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一位是一手奠定了号称“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蛇口模式、被誉为“中国改革之星”的袁庚。另一位是执掌平安30年，与马化腾马云一起，被坊间誉为“三马同槽”的马明哲。 在马明哲执掌平安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堪称锐意大胆却又步履稳健。特别是在近10年，从2010年的超越中国人寿(行情601628,诊股)和人保财险的计划、2011年的一站式服务计划、2012年的专业生活计划、2013年的科技赋能金融计划、2015年实现了内部协同、直至2019年的转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以至于金融圈一直敬佩的称马明哲是属于未来的。 然而在外界对马明哲的剖析中，评价最高的恰恰是与其“伯乐”袁庚一脉相承的慧眼识人，但凡你能在行业里冒尖，那就一定会被马明哲盯上，然后动不动就找你“聊天”、继而就扔出天价薪酬，从来不怕被拒绝。 2011年，在一位麦肯锡高管的牵头下，马明哲见到了原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台湾台新金融控股公司运营长的计葵生，双方闭门聊了一个半小时。外界无从知道二人究竟谈了什么，只知道求才若渴的马明哲与一心想到大陆工作的计葵生一拍即合。同年5月，计葵生正式成为平安集团的首席创新官。 虽然计葵生是个中国通，但是面对平安这个庞然大物、面对首席创新官这个职务仍然懵了很久，以至于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计葵生还笑着说，当时一天天的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只知道看着办公室的墙发呆。 但是马明哲哪舍得让高价挖来的人才就这样“赋闲”？他随即就和计葵生说，我们要策划一个交易所，做一个开放的平台，自己设计产品，自己建渠道卖产品。不仅平安的产品在这个平台卖，也让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的产品进来，就像淘宝、ebay那样，只不过这个平台买卖的是金融产品。 二． 当年9月，这个平台，也就是陆金所，正式在上海注册成立。 在马明哲和计葵生的设想中，互联网金融等非传统业务就像是集团的前锋，传统的银行、保险业务是中锋，要通过前锋带动中锋向前跑。这个比喻足以看出两人对互联网金融的信心和野望。 但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是“互联网”在前，“金融”在后，而在计葵生十几个人的团队中，竟然连一个IT背景的人都没有。焦头烂额的计葵生不得已之下，找到了当当网前CTO、技术大佬戴修宪，请他整体把关陆金所的搭建。 彼时的当当网已经成功在纽交所上市，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戴修宪正茫然下一步该怎么走，计葵生的邀请就像雪中送炭一样，让他兴致勃勃的来到了平安。结果到了平安、看到陆金所现状之后戴修宪直接傻了，团队对互联网的理解甚至不能说“太差”，简直称得上“一无所知”，平台本身竟然还是一家外包公司做的。 这让戴修宪很是生气，觉得被计葵生“骗了”，非得要走不可。计葵生和他的团队也彻底认识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再三讨论之下决定放弃外包、将一切交给戴修宪从头来做。 计葵生在后来曾公开表示，他在陆金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成功将金融和IT整合到了一起。“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也开始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发芽。 三． 2013年，一个新名词“P2P”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互联网网贷平台仅为148家，2013年激增523家，到了2014年，市场规模已达到1200家。 而彼时，计葵生及其团队已经将陆金所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其核心业务正是P2P网贷。2015年3月，陆金所拿到了平安创投的4.85亿美元的A轮融资，估值高达近百亿美金。9月，陆金所首次超过美国的Lengding Club，成为全球第一大p2p平台。 计葵生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大报道中，陆续获得了“2012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2013中国互联网金融十大领军人物”、2014年“互联网金融年度风云人物”、2014年度“友谊奖”等殊荣。 一片大好的形式也让计葵生对外放出豪言：陆金所正考虑在上海或香港进行IPO，时间最早会在2016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在2017年。 也难怪，那个时候的陆金所就像一杆高高矗立的旗帜，鼓舞着眼红的造富人群疯了一样涌向互联网金融。甚至在面对外界质疑时也不忘拉出陆金所“背锅”：p2p模式一点问题都没有，看看陆金所就知道了。 但市场随后就给了陆金所一记闷棍——2015年，陆金所旗下平安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借款出现问题，金额累计4亿。其与陕西金紫阳集团的2.5亿借款到期，平安只能启用资金池偿还投资人的本息。 这起案例，与当时掩盖在狂热氛围下的小微p2p平台不断跑路的现象，给计葵生当头浇了盆冷水。 四． 2015年4月，在接受新浪财经访问时计葵生直言不讳的说，目前中国P2P行业只有包括陆金所在内的两家公司风控已通过考验，但也首次对外承认，哪怕风控做的再好，坏账率也一直是陆金所绕不开的坎。 这段采访一语成谶，在艰难挺过2016年急遽的关停潮后，2017至2018年间，陆金所被爆出多个“逾期”、“暴雷”项目。其代销产品踩雷多家陷入债务危机的公司，引发客户维权投诉。陆金所不得不对代销产品进行清理整顿。 2017年7月6日，互金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一则通知——《关于对互联网平台与各类交易场所合作从事违法违规业务开展清理整顿的通知》，要求违规互联网平台必须在2017年7月15日前，停止与各类交易场所合作开展涉嫌突破政策红线的违法违规业务的增量，同时，必须妥善化解存量违法违规业务。 7月20日下午，一条大意为“监管部门要整治陆金所，在平台投资尽快全部退出”的信息，在网络上疯传。虽然陆金所随后就发布声明，但寡淡无味的官方话术并没能说服投资人，平台上债权标的转让短时间内飙升了1.5万笔，引发市场剧烈恐慌。 虽然后来投资人冷静下来后，陆金所得以安然度过这场风波。但当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监管信号，令p2p市场的神经变得愈发脆弱。 核心业务前路难料，如何转型，成了摆在这个曾经的“天之骄子”面前最大的问题。 五． 2018年底，计葵生向陆金所员工发表了一篇名为《新期待，新未来》的内部公开信。在信中，他以《汉书》里的“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以及《圣经》中的“上帝用七天创造世界”为例，将“7”称之为一个玄妙的数字，蕴含着“创造”的力量。 对于成立刚好七年的陆金所来说，这封信堪称意味深长。 因为刚好在过去的七年中，不管是“互联网金融”还是“p2p”，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初创、狂热、理性、没落”的周期。 同样在这封信中，计葵生将陆金所称为“一家中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综合性线上财富管理公司”，算是给陆金所的未来发展方向定了调子。 仿佛是认可这个发展方向一样，2019年3月，平安集团在2018年度业绩报告中披露，旗下陆金所控股已完成C轮融资，金额为13.3亿美元，投资方包括SBI Holdings、高盛、摩根大通、麦格理集团、卡塔尔投资局、大华银行等多家国际知名机构，估值达394亿美元。 当年7月，陆金所对外宣布，为了积极响应和配合监管“三降”要求，将彻底退出p2p业务。原有业务剥离，交由旗下子公司陆金服运营，现有产品和客户权益不受影响。 至于新方向，陆金所方面同样明牌了：未来将通过科技系统谋求在B端的转型，明确“金融科技公司”的战略定位，打开对微小企业或个人的C端借贷市场，并分别帮助企业融资和个人理财。 简而言之，转型之后的陆金所，将变成一个小号的蚂蚁金服。 六． “洗干净”了的陆金所有了新的目标。 2020年7月20日，“巨无霸”蚂蚁金服官方宣布，将启动在上交所科创板和港交所主板寻求同步发行上市的计划。 然而就隔了一天，根据路透社消息，陆金所寻求最早在今年赴美上市，聘请了美国银行、高盛、汇丰、摩根大通等投行负责上市工作，且目前正在为IPO准备保密文件，但尚未决定在IPO中的筹资规模或估值。 实事求是的说，虽然陆金所表示“对上市传闻暂无评论”，但吃瓜群众们都高度认可传言的真实性——毕竟陆金所的上市计划已经难产太久，而剥离了p2p之后、加码国际化财富管理业务看起来又前路辉煌，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只不过，绕了九年“弯路”才重回正规的陆金所，已经从一名“开拓者”变成了“追赶者”，再难回当年“理财界一哥”的辉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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