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2020年第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加强数字监管能力建设。 此前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指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推动我国数字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数字科技应用先进可控、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数字科技支撑不断完善、数字科技产业繁荣发展。 作为一家数字科技公司，信用飞用创新技术为中国2.5亿飞群提供便捷可得的数字科技服务。助力旅游企业信息化升级，助力获客留客能力，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和决策等效率。 信用飞坚持以科技为驱动，不断探索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场景应用，赋能实体产业数字化创新和转型。 大数据可以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学习训练、算法优化等方面提供丰富的养料，云计算为大数据提供超强的运算和存储能力，显著降低运营成本。区块链解决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存在的信息被泄露、篡改的安全性问题，使得产品交易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科技行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其他相关技术一道共同促进实体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信用飞已经深耕航旅场景5年之久，在行业内树立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信用飞坚持科技创新，不断加码技术投入，充分发挥出互联网和科技优势，积极探索用户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特征，持续迭代系统，让用户享受到更加智能、便捷与安全的数字科技服务。 作为航旅行业领先者，信用飞通过新技术与自身流程和环节的融合来优化航旅行业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升航旅行业的运行效率，助力航旅产业转型升级。 信用飞合理运用数字科技手段，积极完善服务供给，降低服务成本，优化客户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使数字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航旅群体。 未来，信用飞将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打造一个开放、多元、共享的数字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平台，致力成为数字科技行业发展的基石。
金融科技子公司再迎新生，这次是券商头部机构与互联网巨头的联姻“结晶”。6月29日，券商业首家合资技术公司金腾科技信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腾科技”）落地一事引发多方讨论。从股东结构、注册资本、人事任免、业务方向等方面来看，金腾科技可谓来势凶猛，但因背靠中金、腾讯两大金融、科技巨头，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金腾科技未来将怎么玩，在展业方面又将面临哪些难点与挑战也成了值得考究的问题。 6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天眼查发现，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联手腾讯数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数码”）成立的金腾科技于近期正式落地。从股权架构来看，中金公司持股51%，为金腾科技最大股东；腾讯数码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49%，而腾讯数码系腾讯控股间接持有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腾讯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目前金腾科技已完成工商注册，正在进行展业筹备。 “金腾科技是非常典型的以券商与互联网公司合作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股东背景、经营范围与注册规模均体现了中金公司进军金融科技的决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李全如此说道。 金腾科技的成立，正意味着券商业金融科技子公司开始发力。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称，此前，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子公司大多集中在银行领域。目前，科技赋能金融业务的趋势已从银行、消费金融，全面拓展到保险、财富管理等领域。对中金公司来说，金融科技子公司首先将以科技手段支持财富管理业务，在成熟之后，也可以将科技能力输出给其他机构。 从此前中金公司公布的内容来看，金腾科技主要瞄准财富管理领域的金融科技业务。6月29日，腾讯方面也告诉记者，金腾科技将结合腾讯在互联网系统底层开发、用户服务中前台建设等方面的技术和产品能力，以及中金公司在金融领域的专业及合规能力，共同进行金融服务科技能力创新，助力双方在财富管理业务方面的发展。 在于百程看来，相较腾讯金融科技业务线，金腾科技将更加聚焦在财富管理领域。李全则称，金腾科技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股东背景以及股东的重视度，从目前的人事安排来看，中金、腾讯对金腾科技的期望值还是很高的。不过，关键问题还在于金腾科技是否能最大限度分享来自于腾讯的数据，如果不能，由一家新设的金融科技公司去开拓市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针对腾讯后期是否将向金腾科技开放数据，以及腾讯金融科技业务线是否会与金腾科技业务发生重合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腾讯方面进行采访，但对方表示暂无法透露更多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内部助力中金公司财富管理科技转型外，金腾科技业务还将进一步向外部机构推广，这也意味着金腾科技未来将在金融科技toB赛道中分一杯羹。正如中金公司所称，未来在可行情况下，该合资技术公司可向其他金融机构开放服务。 当前金融科技toB赛道竞争激烈。除了互金公司、科技公司、互联网巨头外，各大银行也均在近两年开启竞速模式。在一位资深分析人士看来，除了金融科技toB大赛场挑战外，金腾科技作为券商业首家金融科技子公司，在财富管理领域要面临的劲敌，还包括恒生电子（600570）等已有先发优势的机构竞争。 李全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市场上多家金融科技子公司均助力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在toB业务方面有所斩获，可为主业赋能，但是获取的数据维度有限，仅有技术手段没有获客能力，或者无法与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深度融合，外部技术的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当前，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的思维模式、业务处理方式等均有较大差异，需要一段时间的深度磨合方有可能实现金融科技类业务赋能。金腾科技要在相关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必须实现科技在金融微观业务上的落地，数据基础是关键，当然也可以考虑先从财富管理业务入手，循序渐进实现金融科技在中金各业务板块的赋能。”李全称。 北京商报记者孟凡霞刘四红
近日，平安普惠党委书记、副总经理邹宣戈做客人民日报客户端《问道》栏目，围绕“疫情之下 如何助推小微企业迎来春天”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近日，平安普惠党委书记、副总经理邹宣戈做客人民日报客户端《问道》栏目，围绕“疫情之下 如何助推小微企业迎来春天”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邹宣戈认为，小微企业面临短期困难，金融的帮助尤为重要，金融机构在输出金融服务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赋能者的角色，关注小微客户的成长性，通过服务最终提升他们的经营能力、金融素养，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片来源于：人民日报《问道》采访 一、疫情下扶持小微企业关系国计民生 《问道》：您入职平安已经30年了，是非常资深的小微信贷专家，以您专业的角度来看，疫情下小微的生存现状如何？ 邹宣戈：新冠疫情对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冲击极大。根据全国工商联最新的数据，超七成小微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运营或被迫停工。已经开工的小微中有一半处于亏损状态。分行业来看，文教娱乐业、建筑装修业、民生服务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小微经营者中，受影响最大。 3月份以来，各行各业逐步复工复产，但各地区各行业恢复情况不一，一些行业又面临海外疫情及外贸摩擦这样新的情况，小微经济的恢复之路注定不平坦。 《问道》：小微企业受冲击这么大，我们是不是要帮一把呢？ 邹宣戈：小微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并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因此，当下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活下来。 “保就业”是中央提出的“六保”中的首保，而小微创造大量就业，就业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千家万户。 小微虽然单个经营主体规模小，但总量特别巨大。我国小微群体的数量达到1.5亿，其中个体户和自雇人士的数量达8000万到1 亿，他们带来的就业数量更多。 疫情发生后，平安普惠对全国小微客户做了全面调研回访，发现绝大部分小微虽然面临短期困难，但经济发展的基本盘没有变，在需求全面复苏的大趋势下，他们仍然充满信心，帮一把就能活下去。 《问道》：什么样的小微企业最需要帮？ 邹宣戈：目前国内尚未有小微群体细分的权威定义，而迄今为止，平安普惠基于累计服务了全国1300万小微客户的样本数据，我们尝试对小微群体进行细分，据我们统计，年营业额1000万以下、雇员50人以下的小微占90%，我们称为“1050”人群。 我们发现，“1050”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不足，很多人金融知识匮乏，不懂得合理使用金融工具（比如贷款）辅助经营，最需要金融行业的帮助。 《问道》：现在这些小微企业遇到的具体困难是什么？ 邹宣戈：根据我们对小微客户的调研，当前小微主要困难是：市场需求疲软，而企业面临租金人工等固定成本压力；两相叠加，小微企业入不敷出，导致现金流断裂。其中现金流断裂导致的资金缺口最突出。数据显示，78%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存在融资缺口。 二、小微融资难的根本原因 《问道》：您刚提到小微遇到的最急迫的困难是现金流中断、面临融资难题，那么小微融资难的原因有哪些？ 邹宣戈：小微信贷存在“三无”“三高”问题。所谓“三无”，就是小微企业自身，无报表、无信评，无抵押；所谓“三高”，就是金融机构服务小微存在高成本、高风险和高价格。 “三无”和“三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否则将导致小微融资的恶性循环。 造成小微融资供需缺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小微的动力不足；数据显示，普惠型小微贷款不良率 5.9%，而贷款平均定价仅 7%，收益难以覆盖风险。 第二，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小微的手段不足；一是服务的网络不够下沉，二是科技能力不足，线上化程度不高，无法有效地提升服务效率，三是风控手段相对单一，比较依赖抵押物。数据显示，超过50%银行小微贷款需要抵押物，而这是小微人群普遍缺乏的。 《问道》：小微融资缺口这么大，平安普惠有没有出台一些政策帮助小微解决融资难呢? 邹宣戈：平安普惠推出了五大举措： 第一，平安普惠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通过无接触方式为客户办理贷款，提供了不间断的线上化服务。 第二，由于部分小微人群互联网应用能力不足，纯线上的信贷服务无法有效覆盖，因此线下的小微信贷咨询服务尤为重要。所以平安普惠快速复工复产，第一时间重启线下小微信贷咨询服务。 第三，推出前线补血计划：为医疗、物流、卫生、电商等抗疫一线行业的小微客户提升额度，支持其扩大经营，积极投身战疫。 第四，缓释还款压力，为小微企业减负。针对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客户，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疫情防控工作指示精神，协同银行、保险公司等合作方，向还款确有困难的客户提供了息费减免、延期还款、征信保护等支持，与客户共渡难关，截至2020年4月30日，已累计协助客户为8100余笔贷款申请减免；协助客户为5500余笔贷款申请延期。针对有抵押贷款客户，在原有3年分摊/5年分摊的基础上，新增10年分摊还款方式，大幅减轻小微企业资金压力。 第五，针对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出现的经营困难等问题，平安普惠提供了法律咨询工具、商业咨询服务、信息速递服务等经营管理工具，从商业意识到经营管理能力，全方位武装小微。 三、金融业需要全方位赋能小微 《问道》：目前状态下小微要实现可持续经营，还需要解决哪些短板？在这方面，咱们平安普惠有哪些判断、或者说策略？ 邹宣戈：目前小微的短板主要在于自身经营能力、金融素养不足。我认为解决这些短板，关键在于金融企业要对小微进行赋能，而不是简单的“给钱”。赋能就是通过服务，最终提升他们的经营能力、金融素养。 《问道》：金融素养不足会带来什么风险？ 邹宣戈：小微企业主如果金融素养不足，就很难判别金融产品背后的风险，容易产生很多非理性的金融行为。 更令人担忧的是，金融诈骗案件时有发生。疫情发生以来，诈骗团伙特别针对小微借款人的弱点推出了很多新型诈骗方式（如“退息退保”）。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疫情发生以来，金融诈骗案件数量增长了38%。面对这样的情况，不但需要金融机构配合执法部门进行打击，小微企业主还迫切需要提升金融素养，提高自身防御能力。 《问道》：在政府及金融领域全力扶持小微的这种政策大环境，在您看来是中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政策？ 邹宣戈：金融扶持小微的政策肯定是长期的，短期内这项工作重要性更为突出，更重要。 《问道》：金融行业对于小微企业，在贷款倾斜、大力扶持的同时，如何保证自身的经营和收益良性运转？ 邹宣戈：小微信贷一直存在一个难题，即同时实现风险可控、成本可控、规模发展三个目标。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技术突围被首先提出。多年来，商业银行借助科技创新弥补了传统模式技术短板，提升了业务运营效率，填补了互联网人群的信贷缺口。但我认为，只靠科技无法化解线下小微群体的融资难题，科技存在边界，因此需要考虑小微信贷业务模式创新。 业务模式创新方面，银行与包括外部渠道、金融科技公司等非银主体合作，突破既有模式在获客、风控方面的局限，是解决小微信贷“最后一百米”的探索方向，也是国外的发展经验。 《问道》：在贷款之外，如何赋能小微？ 邹宣戈：我们认为，普惠金融应有两个内涵，除了提高小微人群金融服务获得感，更要通过服务来建设、提高小微人群的金融素养、经营能力，全面改善融资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小微信贷未来展望 《问道》：小微企业是否是普惠金融需要和值得深耕的一片沃土？平安在这方面有哪些探索、心得或思考？ 邹宣戈：一旦小微信贷的可持续商业模式走通，可能会产生专门服务小微的金融细分行业，平安普惠就立志成为这样的机构。 在解决小微信贷问题上，平安普惠专注的领域就是“1050”人群。平安普惠从行业痛点切入，提出了小微信贷解决方案，即：科技助力+模式创新。科技助力方面，平安普惠从场景无感接入、大数据建模、AI智能科技、人脸识别技术、微表情、智能客服等方面入手，通过信贷科技辅助人工，驱动金融服务效率提升。模式创新方面，普惠倡导与银行及其他非银机构充分合作，构建普惠信贷聚合模式，将环节打开，能力聚合，共同为小微提供服务。 《问道》：作为目前小微信贷服务平台的领先平台，平安普惠未来有哪些愿景和规划？ 邹宣戈：平安普惠全面聚焦小微信贷服务，要做“小微身边的普惠信贷”。尤其关注“1050”人群的首贷难问题，当前通过平安普惠申请借款的小微客户，70%未获得过银行经营性贷款。我们在输出金融服务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赋能者的角色，关注小微客户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以资管新规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旧版资产管理正在转型升级为新版资产管理，而升级版的资产管理，一定要借助数字金融的力量，从而保证转型之路更加顺利、更加有效。一言以蔽之：新版资产管理也要新而赢在数字金融上。 在2019-2020年度资产管理高峰论坛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广西大学中国-东盟金融研究院院长、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原秘书长杨再平分享了《新版资管也要新而赢在数字金融上》的话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以资管新规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旧版资产管理正在转型升级为新版资产管理，而升级版的资产管理，一定要借助数字金融的力量，从而保证转型之路更加顺利、更加有效。一言以蔽之：新版资产管理也要新而赢在数字金融上。 当前，我国资管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资产管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利率市场化之先导，突破了极端银行主导间接融资格局或极端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但需要注意的是，旧版资产管理还未摆脱路径依赖，导致我国金融体系依旧存在痛点。 一是资金多而资本少。我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据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住户部门存款余额大约为82.14万亿元，按照14亿人去计算，人均存款大约是5.8万元，预计2019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将突破200万亿人民币。另一方面，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资本不足。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2月末我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仍为63.9%。 二是短期资金多而长期资金少。从银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的角度来看，2016年，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占比达90%。从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的期限来看，2016年，超过六成理财产品期限在6个月以内；6-12个月（含）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占比超过26%；1年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占比接近10%。基金行业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缺乏长期的资金。我国股市缺的也是长期资金。 三是刚兑多而险资少。旧版理财名为代客理财，实为承担兑付责任，理财产品多为类存款产品，这是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的产物。利率市场化后，类存款资管产品也失去存在理由，但是刚兑惯性或路径依赖仍然存在。由于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局限国有与财政资金，致使风险投资资金的规模小，无法承担较大风险的资金支持和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从而影响了风险投资机构的良性运作。 四是同业融资多而实体融资少。旧版资管产品募集资金投资其他资管产品，多层嵌套，为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提供扩大投资范围、规避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2014年5 月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出台之前，同业业务无序扩张，很大程度是旧版资管的痛点发作，其后果就是脱实向虚，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相对偏少。 五是房地产业资产多而先进制造业资产少。我国居民财富过于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约为59.1%，金融资产只占30%，股票和基金、保险和养老金比例偏低，这几类资产合计仅占居民总资产的8%，而韩、日、美这一比例分别为20%、30%和56% 六是民间集资“庞氏骗局”多而真实投资少。正规金融体系风险投资供不应求的另一面是高风险民间非法集资屡禁不止。2018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非法集资案件1万余起，同比上升22%；涉案金额约3千亿元，同比上升115%，波及全国各个省区市，重大案件多发。这也表明，不少投资者甘冒高风险追逐高收益，只是往往被骗。 为了解决上述痛点，资管新规实施推进资产管理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而升级版的资产管理，一定要纳入数字金融。 其一，正如威廉•戈兹曼《千年金融史》所言，“金融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技术的故事。……像其他技术一样，金融通过不断提高效率的创新得以发展。”从发展历史看，金融业总是率先采用人类科技进步，尤其信息科技的最新成果，这也决定了金融业始终为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因此，新版资产管理也必须新在技术，赢在技术。 其二，数字金融技术赋能场内场外资本市场，可在相当程度上解决“资金多而资本少”的问题。例如，聚合发起人、跟投人的众筹平台，具有低门槛、多样性、依靠大众力量、注重创意的特征，可被用来支持各种活动，包含灾害重建、民间集资、竞选活动、创业募资、艺术创作、自由软件、设计发明、科学研究以及公共专案等。小米众筹、苏宁众筹、淘宝众筹、京东众筹、摩点网等5家权益型平台在2019年12月共成功404个项目，成功项目总融资额约1.58亿元，总支持人次约69.52万人次。 其三，数字金融技术可研发更长期、更广泛的跨时空金融投资工具，让长期主义投资有利可图，从而成为“短期资金多而长期资金少”的解决方案。 其四，数字金融技术更有利风险的识别与管控，以及风险的细分与定价，让有意愿、有能力承担风险者恰到好处获利，从而解决“刚兑多而险资少”的痛点。 其五，数字金融技术让资管业务行为更透明，压缩监管套利空间，让资管业者更了解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成为“同业融资多而实体融资少”的解决方案。 其六，数字金融技术可针对先进制造业的特殊融资需求，研发系列金融投资工具，吸引撮合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从而解决“房地产业资产多而先进制造业资产少”问题。例如，大健康产业的重大意义及发展空间在这次疫情后凸显出来，该行业也是科技含量较高、周期较长、风险较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金融投资工具往往吸引不了足够有效的投资，而依托数字金融技术，有些金融难题或可迎刃而解。 其七，数字金融技术可更有效侦测金融活动主体的行为，区分虚假投资与真实投资，排除“庞氏骗局”等金融欺诈，成为“民间集资‘庞氏骗局’多而真实投资少”的解决方案。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意味着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一般的规律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带来了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反哺实体经济，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和结构升级。 这是理想中的经济-金融良性双向循环格局。但在现实中，由于金融是经营杠杆和风险的，具有不同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往往会放大经济波动，出现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同时，金融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脱离实体经济“自生长”、“自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给实体经济带来伤害。这是全球经济一百年以来一直发生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矛盾，已经成为决定当前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造成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政策监管层的多重考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大幅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属于国有，金融监管类似计划经济）。 这导致了，在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只能服务于具有抵押品和政府信用的“高评级”传统产业，缺乏与实体经济发展节奏相适应的，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的风险甄别和资产定价技术。 于是一个悖论式现象出现：一面是规模不断膨胀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产能的商业银行体系（300万亿元），另一面则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新兴技术企业和死气沉沉近乎停滞的资本市场。换个说法，这个矛盾的表述则是： 新兴产业企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综合化金融服务需求，与传统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和不足之间的矛盾。 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矛盾。这个矛盾导致的进一步的现象就是：资产荒。但资产荒本身又是个伪命题，资产荒的本质并不是核心资产的贫乏，而是银行核心能力的贫乏，缺乏相应的风控和定价技术来创造资产。 这一切问题，都在指向同一个解决方案：拓宽商业银行的能力边界、推动商业银行自身的迭代升级——所谓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金融体系的进化。如果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创新和技术驱动的轻资产模式，金融生态也应该从商业银行进化到投资银行。但这种进化何其难？商行和投行，模式和文化上的差异，不亚于从水生动物到陆生动物。 商行与客户之间是债权关系，需要抵押物和随时的回款，银行家与企业之间往往只能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碳，因为债务契约关系决定了信贷的固定利息，无法承担过多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了经济下滑期或风险暴露期，银企关系的这种脆弱性。 而投行与客户之间则是一起成长的合伙人关系（跟投），即使不跟投仅仅是包装上市（IPO），那也需要长时间的尽调和深入了解。投行家需要真正的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分享成长的收获和不确定的风险。投行家是具有金融家精神的，同时也是最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只有真正的投行发展起来，才会创造更多的“核心资产”，才能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输送给更有价值的投资标的。 那么具体到中国的实践，如何推动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进化？其实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努力，在2013年左右形成了“大资管+泛投行”的整体格局。但是正如我旧文《凛冬已至，还有多少人假装干银行》中所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过去做的，究竟是投行还是通道？ 在没有券商牌照，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和科学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做出真正的投行业务。那么如何在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结构的金融生态系统内，生出投资银行的果实，可以借鉴同样是制造业大国的德国的经验——大力发展全能银行。 但是要记住一点，全牌照并不一定代表“全能”，全能银行需要经过长期的能力建设。 最近热议的证监会给商业银行发券商牌照的新闻，可能就是政策层在向全能银行的方向上做打算。发放牌照只是第一步，通过牌照扩展商业银行的功能边界，为其向投行模式的进化打开空间。在当前的局势下，这样做的目的和逻辑是什么呢？ 一是前面一直强调的，通过全能银行的模式，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下，通过扩大商业银行的服务范畴，更好的给中小民企尤其是新兴技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助推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二是更好的完善金融产业链、价值链，并将风险内化在微观金融机构层面。商业银行取得券商牌照后，加上原来已经获批的理财子公司，就可以在其系统内部构成“投行+资管”的双轮驱动格局。投行负责制造和形成底层资产，资管负责组装和包装成产品进行出售，这样就形成了内在的闭环，拓展了大型银行集团内部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由于产业链分割造成的风险。要知道，金融产业就是经营风险并具有外部性的行业。 三是符合当前全球放松金融监管的大趋势。此次疫情发生后，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但是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仍然处于2010年7月奥巴马政府签署的有史以来最严的金融监管法案之下，货币宽松释放的货币无法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入企业和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后，特朗普政府开始放松监管，并且全球开始进入新一轮金融监管宽松和混业化经营趋势之下。通过发放券商牌照给商业银行，形成全能银行的经营格局，可以更好顺应全球监管趋势。 四是提高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尽管中国的金融业规模庞大，但是缺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更多的是依靠牌照垄断和国家隐形保护寄生发展的商业银行。这显然不利于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众所周知，过去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但是对外投资收益却一直逆差，原因就是中国缺少懂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具有跨国投资能力的大型投资银行。全能银行的塑造，或许可以改变这个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决心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或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国家金融能力。疫情常态化和危机常态化的动荡时期，各国开始强调国家能力。尤其是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强调美国至上，强调国家主义，逐渐将过去普通的金融市场竞争，通过国家力量（美联储和大型金融集团）的介入，染上了金融战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如何维护，我觉得国家金融能力的建设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借鉴迈克尔曼和福山等政治学者的思想，可以将国家金融能力从三个纬度进行界定： 一是国家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能力，这既包括货币政策等常规政策执行和传导能力，又包括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等对微观金融机构的直接管理能力，当前尤为重要的是金融体系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缓释能力。 二是金融体系的法治建设和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能否在一个法治的体系下进行日常的监管和金融交易，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法律是否健全，能否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对正在推进注册制改革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三是有一批卓越的既有国际专业水平，又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具有金融职业素养的金融家。这些金融家首先具有现代金融伦理和职业操守，不是短视的投机主义分子，他们致力于这个行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因为没有行业和国家的大环境，个体也难以容身。其次要有国际法务、会计、交易等实操经验。金融是一项实践活动，经验或许比理论更加重要，也更加稀缺。第三，这一批金融家虽然有国家意识，但是更多的是开放的思维，具有充分的文化兼容能力和开阔的视野和心胸。 可以说，国家金融能力，实质上是金融市场化、自律性和开放性的内在统一。国家金融能力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对抗（所谓金融战），而是合作。 总之，给银行发券商牌照，虽然还没活得官方的正式认定，但是走全能银行这条道路的方向或许已经看清楚了。当然，两种文化兼容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短期内绝非能够完全解决。不过，只要坚定的走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模式，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内生进化也不是不可能。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让金融力量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才会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国家金融能力。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弥漫悲观情绪，为应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央行充分发挥了货币政策“实施快、见效快”的特点，施策精准，及时投放流动性并引导利率下行，安排股票市场如期开市，设立债券市场 “绿色通道”，整体效果来看，金融血脉畅通，市场预期稳定，可以说，为“六稳六保”创造了积极的金融环境。 4月份以来，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同时，个别金融领域出现杠杆率回升和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风险苗头隐现。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也灵活调整了政策操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其目的是为经济金融长期持续稳定健康运行夯实基础。 平心而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达到了政策预期效果，对于这一点，市场有目共睹。站在市场观察者的角度看，市场机构还是需要正确认识特殊政策的阶段性特征，秉承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不能靠短期投机一条路走到黑。人民银行也应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稳定市场预期。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货币政策出手早见效快，稳定了市场信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在保主体、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供应链中断、经营性现金流萎缩，各类市场主体压力巨大、恐慌情绪有所蔓延。受此影响，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13.5%，2月PMI大幅回落至35.7%，均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创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跌幅，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若不采取措施及时恢复金融市场运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和经营主体现金流压力，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应对积极。其中，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总量上向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专项优惠再贷款和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合计1.8万亿元，确保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融资。针对小微企业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工具。以上措施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前5个月新增贷款10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即便如此，刺激政策仍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范围内，没有搞外国央行的大水漫灌，为未来操作预留了空间。 第二，经济数据回暖、金融风险苗头隐现，对预防刺激政策“后遗症”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新要求。随着复产复工有序进行，4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呈现回暖迹象，工业增加值同比降幅持续收窄。5月份，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5.87%，统计局PMI连续3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汽车消费同比增长3.5%，较前期明显好转；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1.13个百分点至8.09%，已恢复至疫情发生前。随着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否需要提前做好调整，避免相关后遗症影响今后经济稳定运行成为重要考虑。 观察金融领域，随着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货币市场利率逐步进入历史低位，隔夜和七天回购在4月底均出现近十年最低值，而3月银行间市场杠杆水平回升至110%的近年来高位。除了金融机构通过杠杆操作盈利，也出现部分企业套利现象。今年以来结构化存款规模大幅上涨超2万亿元，M2增速与M1增速的剪刀差从2月的4%持续上升至4月的5.6%。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苗头已经出现，对人民银行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踩刹车”收紧货币，目的是为了“退空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近期的调整看，DR007回归至接近2.2%的政策利率水平，利率债中短端品种在接近年初的水平停止上行趋势，作为市场“压舱石”的长期品种在全过程未发生大波动。一级市场发行回暖，券商短融本月发行规模同比上升1.7倍，同业存单发行连续两周环比回升。银行间市场信用债收益率在经历前期波动后稳定在较年初低约20个基点的水平。伴随信用债供给回升，近一周发行成功率反弹至95%，中长端发行占比回升至四成，前期一度发行困难的永续债重新启动，占比回升6个百分点至10%。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并未发生逆转，结构上还有优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近期的金融市场调整，针对的是刺激政策实施后难以完全避免的套利甚至资金空转行为，政策目的是为了及时遏制泡沫膨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避免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为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第四，市场各方应当做好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正确看待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专业应对市场波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是在全面汇总相关信息基础上统筹考量的结果。针对突发事件推出的特殊政策有其阶段性，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必然存在适时退出的一刻。投资者应当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专业判断，既要避免投机心理，又要对“退空转”政策的影响提前应对。市场利率自4月底开始回升后，前期盈利颇丰的机构纷纷获利了结，对于部分不舍得“下车”的，以及以抄底为目的“后上车”者，更应该秉持盈亏自负的良好心态。（作者系资深学者）
总的来看，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格局和边界已日渐清晰。随着中国由中高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和居民财富持续大幅增长，该行业的长期发展空间值得期待。作为“朝阳行业”的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即将迈入第二个“黄金十年”。 财富管理是指通过对客户的资产、负债和流动性进行管理，向客户提供现金及储蓄管理、债务管理、个人风险管理、投资组合管理、保险计划、退休计划及遗产安排等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满足客户不同时期的财务需求，达到降低风险、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和代际传承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9年末，按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北京、上海、深圳等14个城市人均GDP更是跨越了公认的发达经济门槛。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和财富持续增长，加上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配套制度的不断健全，社会财富管理需求将持续增长，财富管理行业也将因此进入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期。 一、国民财富增长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居民财富的形成及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到较高水平的表现。16世纪，文艺复兴和大航海宣告了欧洲时代的到来，全世界大量财富开始流向欧洲，瑞士日内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一批从事财富管理的私人银行家。19世纪后期，美国赶超欧洲列强跃升为新兴工业大国，在铁路、石油、钢铁、金融等行业涌现出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著名企业家，私人银行和家族办公室等财富管理机构随之大量出现。20世纪6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相继崛起，亚太地区的私人财富需求急剧膨胀，形成了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区域性财富管理中心。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财富管理行业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居民财富的增长并不十分明显。2000年后，以加入世贸组织为起点，中国不但在对外开放方面驶入了快车道，居民收入也伴随着贸易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得到了明显改善。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评价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从中国恩格尔系数的演变趋势来看，呈逐步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恩格尔系数高达60%以上，属于贫穷级别；2019年，这一指标已降至28.2%，达到国际上一般认为的“富足”级别。老百姓在解决温饱以后，还有更多剩余财产可以用于积累和投资，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可投资资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裕人群在不断扩大，其财富创造的形式越来越多元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富群体主要是通过制造业起家，如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一部分人率先踏足资本市场，收获了“第一桶金”；另一部分人则走出国门，在跨国经贸交流中发掘财富机遇。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多轮价格上涨，一线城市房价累计涨幅甚至高达20倍，房地产开发和投资领域 “孵化”出大量高资产群体。2019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在大中华区十亿美金富豪中，房地产行业造就的富豪人数最多，占比超过20%。最近十年以来，国内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年轻高学历群体掌握了新技术和新的线上盈利模式，同时引入先进的股权激励机制，最终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 2020年，尽管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强调，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中国居民财富增长的过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过程，这也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保持旺盛活力的关键所在。 二、正确评价财富管理行业的地位和作用 据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可投资资产约200万亿元，同时高净值人群也接近200万人。这两个“200万”必然会产生潜力巨大的管理财富需求。如何有效服务好客户需求，使其财富实现保值增值，并进一步进行代际传承，成为财富管理行业的重要使命。 在评价财富管理行业时，不能简单地认为，财富管理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替社会一部分富人管理财富。财富管理机构固然要为客户管理好财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财富管理机构的基本使命和市场定位。但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将让财富以资本形式，通过股市、债市等多种渠道为实体经济输送血液，就发挥了支持国计民生的作用。与国外一些国外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中国是一个“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直接融资长期发展滞后。按国际通行的增量法计算，“十五”时期，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即股票和债券融资）占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年平均为5.03%；“十一五”时期年平均占比为11.08%。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推进，股票和债券融资的规模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到2019年其占比已提升至14.03%。与此同时，自2008年以来以银行理财、信托为首的新型融资类投资产品快速增长，迅速成为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数据显示，2018年银行理财占社融存量比已超过10%，证券和基金子公司、私募基金存量占社融存量比也已接近20%。财富管理机构作为新型融资类投资产品的主要发行渠道，活跃于私募股权、私募债权、证券市场等不同领域，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券商资管产品、基金类资管产品、信托计划以及保险资管产品等形式，一头连接客户资产的供给方，一头面向资金的需求方，成为非间接融资的重要来源。可以说，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得越好，管理的资产越庞大，对实体企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就越大。 2010年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史上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 “十二五”规划中，中国首次提出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将“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写入报告，给了财富管理一个名正言顺的定位。这一大政方针确定后，从2010年开始，中国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都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国财富管理也由此进入了第一个“黄金十年”。 三、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走向规范有序 近年来，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步伐较快，机构生态渐趋多元，创新产品日益丰富，正朝着规范、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一是行业生态丰富多样。近年来，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共同构建起了财富管理市场的机构主体，各具竞争优势。其中，银行通过银行业务接触大量客户，有渠道优势和风控优势，在被动投资、固收等方面经验丰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公募基金在细分市场积累了较强的专业形象，客户门槛较低、覆盖面广，业务种类多样、互动性强，发行的产品灵活性和多样性都有优势；保险公司受益于行业属性有利于吸引长期资金，收益预期低，业务人员佣金比率高、有利于吸引人才。相比之下，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优势首先是灵活性，产品设计更加灵活、更“接地气”；其次是服务上的优势，从业人员考核和规模直接挂钩，有利于培育长期客户关系；再次则是综合专业优势，在组合投资以及特殊领域投资方面更加专业。 面对差异化的财富管理需求，尤其是高端财富管理需求，财富管理机构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相互合作。有些机构可能更多的是发挥市场整合的功能。比如一些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定位上更偏向获客平台、投资顾问、财富管家等角色，根据客户的目标需求和风险偏好量身定制，为其在市场上优选金融产品和资产组合，这些产品和资产本身或许并非由其来提供。除此之外，财富管理市场上还包括一批重要参与者，即各种非金融类的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等，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和顾问咨询服务，在财富管理市场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是产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从产品选择来看，不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特色化财富产品数量多，种类纷繁复杂，越来越贴近居民投资的实际需要。不同行业针对不同细分市场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从资产配置来看，资产组合的框架、工具、策略也越来越先进，与国际先进投资理念接轨，能够为各类客户提供较为合理的、稳健的资产配置方案，可包含不同的收益、风险、期限、国别、币种等组合。从增值服务来看，传统的财富管理业务正在向高端医疗、子女教育、税务咨询、保险规划、退休规划、遗产规划，乃至于向客户提供宏观形势、国家政策、产业趋势等研究服务扩展。 三是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和健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在经历最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也慢慢遇到了瓶颈，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这反过来要求监管部门在行业监督管理方面发挥更多的关键性。如何让整个财富市场长期保持平稳运行和风险可控，如何让中国庞大的财富资产以更为平滑、安全的方式进入到实体经济中间去，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给客户带来很好的投资回报。这都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进一步健全完善起来。 从整个行业管理体制来看，近年来已出现了不少好的发展态势。例如，财富管理行业涉及到的金融子行业较多，包括银、证、保等，过去都是由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行分业监管，现在有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一管理，就可以站在更高的视角对整个市场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使得这个行业未来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 资管新规出台，将重塑整个财富管理行业的金融生态和竞争格局，激励财富管理机构加快转型升级。具体而言，一是有助于促进财富管理行业统一标准、打破刚兑、加快产品净值化转型，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二是有助于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回归本源，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三是有助于财富管理机构加强投研能力建设，改变以往创新能力偏弱，大类资产配置种类相对单一的格局；同时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新兴金融科技，不断增强自身获取客户、产品研发、产品营销、风险防控、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等方面的能力。 在新的监管环境下，财富管理机构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展现新作为。一方面要端正态度，坚持任何业务都必须合规，在合规前提下开展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检视自身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是否稳健，并果断做出必要的战略调整。部分财富管理机构原有的产品体系和业务运营体系亟待调整，风控体系、投研能力、人才队伍和销售体系也需要重新适应资管新规的要求。对于投资者而言，也应调整投资理念和行为，以确保个人财富资产未来保持平稳增长。一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做投资不能急于求成。二是投资行为要理性谨慎，把风险偏好调整到一个适宜水平。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环境下，加之股市、大宗商品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应当更加理性。三是提倡“专业人做专业事”。由于理财和投资的专业性较强，多数个人投资者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了解相对有限，参照一般国际经验，建议投资者将这方面的问题交给专业机构，选择一家业内口碑不错、管理较为严谨、注重合规的财富管理机构进行合作。 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对财富管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不可忽视财富管理行业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相对较少的优质资产的矛盾；二是财富管理的专业性、个性化、综合性和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单一的矛盾；三是服务相对单一和投资人风险匹配复杂性的矛盾；四是财富管理公司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问题是每一个快速发展行业都普遍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和改善也将转化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四、“金融资产时代”发展趋势逐渐明朗 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79.6%，其中住房资产比重高达59.1%。与美国居民家庭相比，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28.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金融资产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比重仅为20.4%。与美国居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低22.1个百分点。较高的房产配置比例过多地吸收了中国家庭的流动性，挤压了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空间。 对住房资产情有独钟，是过去20年中国居民财富增长最突出的特点。一方面，房地产在中国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带来了局部房地产市场的突出变化。当土地供给与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需求不匹配时，往往会导致房价出现较快上涨。众所周知，中国房价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多次较大幅度的单边上涨，一些投资者买房后，资产就快速地增长；其他人发现投资房产能够获得很好的收益，也加大力度来投资房产，带来了更多家庭房产资产的扩张。其结果是，整个房产在居民资产中占的比重持续加大。根据央行2019年调研统计，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而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63.7%，低于中国32.3个百分点。从低收入家庭的资产情况看，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仅为32.9%；中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也为89.1%。 另一方面，过去金融领域所能提供的可代替房地产的投资产品较为有限。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真正快速发展起来是2010年以后的事，整个市场体系、产品体系尚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在此之前，在国外发展较好的一些金融领域，如股市、期货市场等，在中国长期处在一个较不理想的状态，尤其是许多股民投资股市都有不小的损失。因此，个人投资者对于涉足相关领域较为谨慎。 近年来，这一行业运行惯性正在逐渐改变。2016年以来，中央多次明确提出“房住不炒”。从政策实施层面看，通过各种手段，确实使得原来价格上涨较快的一些地区房价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运行较为平稳。虽然不排除一定时期内个别地区仍有所上涨，但总体上控制在一个比较平稳、合理的水平上。未来较长时间内，这一政策应该都不会改变，未来再要出现局部市场房价快速、大幅的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许多投资者正因为认识到这一趋势，开始从房地产市场慢慢退出。近两年来，一些开发商已经在其他领域进行了多元化布局。与此同时，市场上有越来越多金融产品可以给投资者带来不错的收益和稳定的回报。这就意味着，尽管整个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是中国家庭财财富的主要配置领域，但未来其地位将会不断下降，而金融的比重肯定会相应提高。 在金融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仍是未来发展的当务之急。资本市场如果长期不被看好，从房地产退出来的这部分财产性资源就有可能涌入其他灰色地带，包括一些不规范的地下金融、影子银行等，这样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最好的结果是资本市场，包括股市、债市，再加上政策允许的其他财富管理领域的发展能够齐头并进，将来金融投资比重才会稳步地提升。 五、金融科技赋能财富管理行业 金融科技异军突起，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关键技术持续创新和广泛应用，给整个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变化。近年来，智能投顾、理财规划软件、投资组合管理软件、数字化平台、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金融科技创新成果在一些国际先进同业已得到充分展示。金融科技对财富管理行业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财富管理手段更加丰富。5G、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的运用，提升了财富管理机构内部组织运作效率，加强前中、后、台及管理层的高效协同，为客户提供强大的线上服务；加大了金融科技赋能财富管理价值链的力度，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识别、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技术为驱动，对客户精准画像、洞察客户需求、创新金融产品、智能化配置资产，持续不懈地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财富管理服务。另一方面，个性化服务进一步成为可能。运用这些先进技术，即便是针对普惠型的、长尾的客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过去由于缺乏相应科技手段，要满足大量长尾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有了这些技术条件之后，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 可以预见，今后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将会插上金融科技的翅膀。一是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自上而下推动金融科技加速发展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到 2021 年，要建立健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也都提出了打造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标愿景。二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具备后发赶超优势，我们走的路可能更短一些，会比较快地达到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差不多的水平，在一些财富管理细分领域，甚至有可能率先应用某些金融科技，成为相关领域的引领者。从近年来中国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领域的实践来看，中国的确已经走在相关科技应用的世界前沿了。 当然，财富管理有其行业特性，如需要较为深厚的投资文化积淀、理性风险偏好的培育和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深刻认识，需要有大量专业的财富顾问、研究和策略分析师等。从趋势来看，“人才+科技”服务模式将是中国财富管理领域发展的方向。 六、新一轮金融开放加快财富管理行业发展 近年来，金融开放再度成为热点话题。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越来越倾向于鼓励国际先进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机构等进入国内参与市场体系建设。一些业内外人士或担忧，新一轮的开放会不会冲击到本土的财富管理行业。 这种担忧其实大可不必。从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来看，“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在上一轮的中国金融开放中，不少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外资证券公司等都进入了中国市场。但经过20年的发展，人们发现，“狼”并没有来。以银行业的经验为例，对外开放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比重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与此同时，内资银行业机构通过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内外资银行人才相互流动等方式，学到了很多经营管理经验，尤其是在风险控制、普惠金融创新、资本充足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日渐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2019年，英国《银行家》全球千家银行按一级资本排名，中国大陆共有18家银行进入前100强，其中前四名被中国商业银行包揽。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人民币交易的中心，金融市场的规模巨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进博会上强调指出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就像这些年来市场观察到的，QFII、RQFII等政策出台后，给外资机构的额度基本是没有用完，用的比例比较低，即使是用完了，占中国股市或债市的比重大概也就是2%到3%。再加上现在中国监管各方面都比较规范，国际收支、外汇储备、资本流动等总体比较平稳，少数别有用心的机构要想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翻起大浪并非易事。 未来，中国财富管理行业要想真正发展成为国际一流，还需要通过加快金融开放不断砥砺奋进，不但要引资、引智，同时也要引进更多相关的制度和理念，包括商业运营新模式、客户服务新理念、监管机制新趋势等。一些国内领先的财富管理机构要对标国际先进管理技术和经验，紧紧围绕客户需求的趋势特征，打造以“产品遴选+资产配置+增值服务”为核心的综合服务能力，大力构建“全集团协作、全市场遴选、全产品配置、全球化服务”的财富管理服务体系。 总的来看，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格局和边界已日渐清晰。随着中国由中高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和居民财富持续大幅增长，该行业的长期发展空间值得期待。作为“朝阳行业”的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即将迈入第二个“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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