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在新旧工业化浪潮的交汇处，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轮回中，中国的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清楚自己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在金融和财政、信用和货币之间寻找平衡。 经济向好周期用金融的逻辑，赚信用扩张的钱；经济下滑周期用财政的逻辑，赚货币宽松的钱。银行的这种旱涝保收的“全天候”经营能力，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发挥的最极致。所以世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大型银行。 债务型经济模式下，银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营者。近300万亿的生息资产，只要利差在边际上不塌缩为负，银行的钱就继续“躺赚”（地主式的生息资本家）。 而疫情发生后，商业银行成为反危机政策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被动服务民企小微，还是让利1.5万亿，都是作为国家金融重器的商业银行所应该承担起的角色。 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新旧航道的转换处，处于下坡道或飞机着陆的险要处，商业银行就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政治正确”，知天命、不逾矩——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的第一哲学。 任何打破这一哲学的银行家，轻则降职，重则入狱，有个罪名叫“信贷投放不支持实体经济”。逻辑需要从历史中寻找： 从远处说，政府管理银行的经验最初应该来自苏维埃根据地，带有浓厚的“红色金融”基因。 建国后，从大一统的央行和财政体系（计划经济），到专业化（四大行独立经营）和公司化（成立法人商业银行），到与西方的现代银行接轨（巴塞尔协议，引进战投），再到为了反危机承担起广义财政的使命（“四万亿”），最后到大资管-泛投行的表外大跃进，影子银行的宿命与反抗（严监管），支持民企和小微的“政治正确”与计划命令，一切似乎是一场向历史本原的回归。 期间，是无数自诩为银行家的改革、转型和创新。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优化、资产负债表重塑、按国际监管标准改造，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开放银行、智慧金融，还是业务层面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零售之王，都是无穷尽的追问和求索，似乎永远抵达不了彼岸。 转眼之间，一代银行家已经退隐，新的银行家还远没有出现。因为又回到了核心问题：公司治理（谁来任命，为谁负责）。就如同现在的经济问题，总要追溯到政治问题。疫情的出现，以及未来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终考验的是客户群体和广义资产的质量，以及自身的线上化经营能力、组织的敏捷度。在监管约束成为第一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家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力大衰退。所以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培养银行家精神。 至于最近流传的给银行发券商牌照，目的可能是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宽松的趋势，在信用越来越难创造的债务周期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银行理财子公司支撑“资产管理”行业的同时，再通过券商牌照发展投行，最终形成以银行为主导的“资管+投行”的双支柱格局。 理想当然很丰满。然而，商行文化和投行文化的兼容，仍是最根本的问题。基本的历史问题不解决，一切不过都是用未来的一地鸡毛，延迟今天的一地鸡毛。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如果银行是通过杠杆（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那么一季度银行利润同比增长5.6%，与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5%（上市公司），这两个数据中间一定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按照顺周期杠杆原理，银行的利润下降幅度应该更大。但事实并不是。 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下滑-25%，还没有算上无法进入统计局视野的一大批中小微和个体户，那些花落无声、不在幸存者偏差之列的破产和倒闭企业和商户。算上这些卑微的存在，一季度的利润下降50%应该不为过。2020年一季度，甚至是上半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说是“消失的时间”。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时间并未消失，300万亿的全球第一银行金融资产，除了少数一部分在疫情期间得到豁免外，大部分仍然在按时间计息（付息资产）。这也说明了一个答案意料之中的问题： 银行并不是依靠那些对疫情冲击非常敏感的客户生存的，银行依靠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而后者，受到疫情冲击的创伤并不大。 另外，这种极端背离的数据背后，是已经严重极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更为严重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是收入下滑、失业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继续上涨的一线房产价格。这与2009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深圳等地出现大量房贷断供、房产抛售的打工阶层明显不同。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演绎，疫情冲击后反而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有能力买房的阶层和没能力买房的阶层之间已经固化。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小，他们可以继续用隔离时期不能消费的积累资金，或者央行货币宽松流入囊中的信贷资金（优先靠近货币链）继续买卖炒作房产。而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在经济好的时候都买不起房，当疫情发生后也就不会有断供或抛售的行为。 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一线城市的房子问题只是“富人的烦恼”，低收入者都没有资格担忧房子问题，而是比房子更重要的生存问题。某种程度上，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数据背离，反应的也是这种结构的固化，留下的则仍然是银行的经营哲学问题：银行到底是在服务谁，依靠谁？ 所以，这次大疫情就像是“试金石”，哪些行业、哪个阶层对疫情冲击相对免疫，哪些深陷困境之中。线上化、远程化、非接触型的经济模式逆势成为赢家，有垄断保护，靠近货币政策“水龙头”的行业也经营的不错。最脆弱的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经营性现金流而非金融资产收益为主要来源的单位。 对于银行来说，一季度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利润增长，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 一是银行的信贷投放大都数在疫情前（春节前）已经投的差不多，开门红，早投放，早受益。 二是银行业是线上化经营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很多业务在线上就可以操作。最近几年，大多数银行的网上银行替代率基本都超过了90%。 三是疫情发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宽松，利率在一季度快速下行，导致负债敏感型的银行能快速扩大净息差。数据也表明一季度乃至上半年，银行净息差对利润的贡献大增。 四是利率下行给银行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金融资产带来了不菲的账面浮盈。然而最近一个月利率开始反弹，债券价格波动较大，风险敞口较大的组合可能损失惨重。 五是疫情冲击导致的不良风险还没有暴露，一些风险较大的资产，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可以采取延期展期的方式，潜在损失暂不计入成本（风险成本），等等。 然而数据已经表明，银行卡和消费贷等处于风险边际上的个贷逾期和不良率，最近半年来大幅攀升。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可能是疫情冲击在银行经营数据的显现期。 所以银行在后疫情时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难。但是压力在银行内部的传导路径也不同，就像中国经济的压力首先在低收入阶层上积压，银行的压力也是首先在一线员工身上积压，而科层结构里的中高层，会依然过着“锦衣玉食”、高薪无忧、权力感十足的日子。 所以，如同中国经济收入和财产结构的分化越来越严重，银行系统内的收入结构分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不过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缩影： 它膨胀着、僵持着，在一次次“过苦日子”或“崩溃论”的预言中倔强的存在着，看上去险象环生，但大多时候是没完没了的有惊无险。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原因，通过消耗攫取隐忍的底层大多数，来为这个极化的耗散结构补充能量。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多一些历史分析。轻视历史，轻视路径依赖，就难以洞见本质。要对未来做出规划，首先要理解过去——它的基因是什么，曾经有哪些“少年创伤”和“历史记忆”，这直接决定了它现在的组织气质和行为偏好。 绝大多数的特色都是历史形成，只要是历史形成的就很难复制。比如作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很多银行都去它那里学习，但是基本上没法复制，什么原因？ 原因是招商银行的历史起源就是零售的，它在蛇口成立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一开始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渔民。这是它的基因，它一开始并不是像国有行那样，深圳也没什么国企，它的红色金融记忆基本上没有。 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基因，最早可追溯到苏维埃或根据地的工农红军银行，属于军管，具有浓厚的“红色记忆”。建国后内嵌于大一统的计划财政体系，只有财政没有金融，更遑论什么“中央银行独立性”、“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了。 所以首先要清楚中国银行体系的基因是财政。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节奏，因为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是需要强大的财政手段为改革成本融资。上一轮国企改革（下岗和分拆）的大多数成本，转化成了银行坏账（三角债）。继而央行注资，剥离坏账，重组上市，其实穿透到底，不过是一场“坏账货币化”。 政策层的潜意识，最深处的思维，还残存着很多战争记忆。三大攻坚战，防风险攻坚战，这样的战争和革命叙事话语，很可能来自根据地反围剿、反围困的战争记忆。改革是从战争思维的极度不安全感，向和平合作思维转换的过程。改革是一系列思想解放的活动和行动。 与实体经济早在1978年就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不同，真正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元年，应该是1994年前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承认“市场经济”）。那几年刚开始有了公司法（1993年底通过），继而有了《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也是在那几年，上交所、深交所等股市交易所开始建立。因此整个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总体的改革开放相比，晚了整整十五年。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是一系列法律活动和合同文本。法律是金融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有了商业银行法，才有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有了物权法，才有了真正的抵押贷款和按揭贷款。所以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是那些支付结算交易电子系统，而是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赋予了金融产品构成的基本要件。 说到这，补充一个题外话，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本质上应该是金融法制体系的建设，而不是注册不注册、审批不审批的问题。注册制的本质是金融法律体系这个最核心的基础设施。这是我在以前的文章《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中所强调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后，中国的银行业首先做的是商业化，与普遍的国企“政企分开”的大基调保持一致。也就是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逻辑经营，按照独立法人的形式，摆脱财政的行政命令保持“独立性”。与此同时，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央银行也开始摆脱财政束缚走向独立（相对）。 然而就在银行摆脱财政的羁绊后，伴随着90年代末的投资过热和收缩，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信用周期，2003年左右银行业的不良率达到了30%左右，“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这次危机是良性的，它直接倒逼了中国银行体系坚定不移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伴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大国运周期，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了红红火火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引入战略投资者，资本市场上市等。那个年代，对巴塞尔协议的研究成为中国货币银行学的“显学”，主要的有志于现代化的银行大部分也成立了“新资办”，巴塞尔协议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商业银行“洋务运动”的范本。 但正如同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外来冲击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改良进程，2009年的次贷危机也作为一个严重的外生冲击阻断了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四万亿元救助计划，替代了银行自身的商业化行为。从此，以广义资产负债表大跃进为直观表现的地方政府信用和土地财政扩张运动，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具有“洋务运动”性质的商业银行转型变革。熟悉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那种财政味道，又扑面而来： 在危机面前，改良启蒙变成了财政救亡。在发展是硬道理之前，生存是更硬的道理。 在监管政策的逻辑上，不过是常见的“放-乱，收-死”之间的钟摆，也是冒进、反冒进之间的自我校准。但也总是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与一刀切的政策超调。对银行来说，在严监管后的后转型时代，典型的体现则是借鉴“两次大危机教训”和西方影子银行监管的《资管新规》。现实来看，资管新规作为中国金融深化后金融市场的基本法，如何不犯教条主义的失误，则是对监管层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除了1980s专营化，1990s商业化，2000s资本市场化，2010s影子银行化所组成的制度变迁这一条主线外，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从会计电算化、pos机银行卡、自助银行，到网上银行、开放银行、智能银行，这条银行的生产力变革实际上走的很靠前，甚至超过了发达金融市场国家。从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银行线上化经营能力对新冠病毒的“免疫”。 然而下一步，银行如何从重科技向轻科技转型，真正务实的通过金融科技向客户靠近一小步，从而形成价值创造和银行经营现代化的一大步。这不仅仅是让客户感触到科技的便捷，还要让客户感受到科技的温度和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才是智慧银行的本意。金融科技只是让银行的肢体更有力量，但智慧银行是银行心智的成熟，是更理解自己和客户。 当制度沿着历史的钟摆回摆的时候，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中国的商业银行现代化继续前行的唯一力量。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今年或未来几年的时间，疫情叠加宏观大风险，银行尽量少一些浪漫主义的战略、谈转型，多一些现实主义的风险和生存策略。未来几年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九字诀： 知天命，不逾矩，活下去。 知天命，就是要理解新的时期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对于大环境，有三个新常态可以概括：疫情新常态，危机新常态，宽松新常态。 疫情如果成为新常态，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持续提升线上化经营能力，如何根据疫情新常态下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重配资产，开发新模式和新产品，其中蕴含着不少业务机会。 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成为新常态在所难免，习惯了增量经济的银行如何适应“经济停滞模式”。经济停滞之下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增长只能继续依靠负债端驱动（货币宽松）。那么银行在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通过负债端保证流动性，通过强化风控消除极端风险保障安全性，则是后疫情不确定性时代首先需要考虑的。 在安全性上，银行需要学会对两种病毒“免疫”：一种是新冠病毒，另一种是债务病毒。 或者是有毒资产，第一策略就是“增量不要踩雷，存量不要爆雷”。现在银行的资产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那只是时间未到。随着经济下滑持续下去，银行的风险资产也会按照从外围到核心这样的传导结构，逐一爆发。 最外围最市场化的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在疫情冲击下个人收入下降和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快速恶化。 最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发现，如果今年的GDP增速破4%（大概率），大多数银行没有办法通过压力测试。在较为严重的情景假设下，银行不良率最大将可能突破15%。 在危机新常态下，要从总量危机思维转换为结构危机思维。我一直强调，每一次总量危机的刚兑和救助，消耗和损伤的都是结构。全球金融重商主义和货币大宽松，正在将总量危机异化或转换为结构极化的危机。在这种极化的结构下，银行如何重新定义核心客户和核心业务？ 对应着危机新常态的是政策面的“宽松新常态”。在这种反危机的货币金融大宽松下，受益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在美国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大投行，金融资本家。在中国则是大财政，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体系。当危机逼近，政府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三板斧：降息、宽松、扩表。 这三板斧的任意一个，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都是相对正向的（注意不是绝对）。当危机发生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就退化到了最初的状态——为财政服务，承担起政策性银行需要承担的职能。权威话语体系下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回头看四十年来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它真正的本原是什么？是“回归服务政府财政的本原”。 十年前的四万亿，今年的救助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财政的责任，政策性银行干的活，现在要让体量巨大、网点遍布的商业银行承担起来。计划命令下的服务小微和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去商业化和去市场化的过程。 这就要银行在“知天命”后，还要“不逾矩”，这是后疫情时期银行生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法则。 何为“不逾矩”，狭义上是指合规，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只是这里的股东是国家，是监管层。广义上则是指遵从商业银行和金融的一般规律，敬畏市场和客户。这是个讲了上千遍的老道理，但是仍然有很多银行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核。 总的来说，不逾矩，也有“三不”，不逾监管之矩，不逾市场之矩，不逾风险之矩。这三个“不逾”同时达到，其实很难。好的银行家就是在这三者之间不断的平衡，找到最佳的“重心”。这实际上与银行家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重心”是一样的道理。 监管、市场、风险三者之间，各有自身意志和内在规律。监管要的是稳定，市场（股东）要的是利润，风险要的是按规律办事。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日，按时种收，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这三者之间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某一个诉求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其他两者难以兼顾，最后异化为“不可能三角”。 而到最后，既是策略也是目标，那就是“活下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依靠什么活下去，道理很简单，客户群。客户永远是一个企业的压舱石，所以首先需要全面对存量客户进行深度数据分析，详尽一切办法拓展新的获客渠道。后疫情时期，拥有扎实客户群的银行才能活下去，活不下去的银行，就是那些被客户用脚投票抛弃的银行。 在这个越来越深的凛冬，在全球经济即将穿越“百慕大”，中国经济即将开启“新长征”的关键历史时段，活下去，或者活着，将是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命题。
图片来源：微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总第89次）例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可控，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当前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会议指出，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新创设的直达实体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发放信用贷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有效对冲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易纲主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连维良、邹加怡、刘国强、宁吉喆、郭树清、易会满、潘功胜、田国立、刘世锦、马骏出席会议。丁学东、陈雨露、刘伟因公务请假。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完）
近期，民生电商旗下唯一上市平台---民商创科（1632.HK）公布其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财年业绩。据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财年，民商创科实现了总收益10.10亿港元，同比大增近五倍。 2019年，全球政经环境波诡云谲，2020年开局至今，更是黑天鹅“漫天飞舞”。今年春节疫情突袭，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压力。在这样极具挑战的形势下，民商创科依然实现了营收的逆势大增，这主要源于公司经营业务的扩充与业务体量的质变。 贸易业务收入达8.77亿港元，推动营收扩大487%、亏损大幅缩窄51.2% 财报显示，报告期内，民商创科的贸易业务收入达8.77亿港元，占总收益的86.8%。民商创科旗下全资子公司民商创科（宁波）为贸易业务的独立运营主体，该公司定位于B2B业务模式，主要销售3C电子产品、冷冻食品以及粮油产品三大类。报告期内，该三大类产品销售额分别为人民币7.37亿元、0.35亿元及0.12亿元，占销售总额比例分别为94%、5%及2%。 据财报介绍，民商创科（宁波）会根据市场趋势和需求来进行采购与销售，分销商通常为地方实体，缺乏广泛的供应商网络，通过民商创科（宁波）来采购，在价格上会有一定优势，形成规模流通。报告期内，民商创科建立合作的供应商已超过40家。 经营业务扩充带动民商创科在营收扩大的同时，使得股东应占亏损同比大幅缩窄51.2%至2093.7万港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风险攀升下所带来的盈利压力，增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民商创科的经营质变，在于其背后民生电商的加持与推动。 业务脱胎换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或提速 民商创科自2018年11月获民生电商收购以来，并伴随核心资产之一民商智惠的注入，业务已脱胎换骨。经营范围从2C连锁餐饮扩大至2B贸易、面向金融机构的供应链服务，营收规模及业务体量站上新台阶，总资产规模较上一财年实现翻番。民商创科经营发生质变的背后，可以看出公司务实的经营风格，而并非纯粹的概念炒作。 在民商创科的业务及资产快速扩充背后，是民生电商自身资源禀赋与长期深入布局的结果。去年下半年以来，从“民生助粒贷”到“民农云仓”，民生电商频频联手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领域落地产品和解决方案，展开深入布局。 据目前业内主流机构测算，“普惠金融”与“供应链金融”领域保守估计都是万亿级别的市场，大有可为。而今年疫情更是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一方面，疫情期间线下活动受阻，金融机构线下展业、风控等经营无法正常开展，迫使加快业务向线上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疫情持续发酵，造成实体企业正常经营困难，尤其是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更是徘徊在“生死线”上，促使国家加大并加快推进对中小微企业在金融、财税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此外，5G、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在资本与政策加快推动下，将形成有利的“技术土壤”。 所以，疫情大概率会扩大民生电商在“供应链金融”等原有业务的布局优势，而随着核心资产在后续的不断注入，民商创科的业务格局及规模也将实现更大的突破。值得密切关注和期待。
记者28日自央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总第89次）例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其中，坚持总量政策适度，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可控，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果显现，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会议提醒，当前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但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 会议指出，要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具体而言，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新创设的直达实体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发放信用贷款。 会议还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有效对冲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本周末，关于有传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在金融圈内讨论得非常火热。 虽然该消息尚未得到有效证实，但从此前多种迹象推断看，这可能性并不算小。 而如果确实为真，那么这将意味着我国的金融行业将由此前的分业经营再度回归到混业经营状态。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获得了信托、保险、期货、基金等核心牌照，如果再获得券商牌，那无疑是补齐了金融拼图的最后一块，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来如此。只是这一次由分到合的背后，却是我国金融开发大趋势下的又一次大变局，重要性及影响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混业经营或是大势所趋 对比海外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也即证券、基金、期货、银行、保险等金融子行业都分别由不同的公司经营，需要取得相应的金融许可证牌照并且受到不同监管部门监管。 但这种方式有利有弊，有利的是金融监管可以非常方便，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把控能力也相对更强，可以有效避免当资本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时其他业务板块造成冲击，弊的是随着金融的创新发展，各类业务的沟通越来越深入，分业监管已经难以界定，同时这实际来说也是对金融业整体效率的一个限制。 因此，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混业经营应该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在近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突破银行资源进入证券业的制度障碍》中就建议：可考虑先行试点以大型银行为主，通过事业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或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投资设立或参股证券公司。 这或者早已是行业高层内的共识了。 不过目前直接给银行发券商牌照还面临着不少实操上的障碍。 首先，当前的分业经营下，证监会管证券，银保监会管银行保险，如果现在银行搞混业，那么就会打破现有的监管模式和结构，证监会、银保监会、金融委几家就得重新划分职责，这不是短期内能走得顺的。 同时，在法律上，目前的《证券法》第六条明确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也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过，《商业银行法》中提到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倒是给开了个很好的口子。这意味着如果经由国务院特批，分业经营的限制是可以突破的。 实际上，目前看来，银行获得证券、基金牌照其实也不算真正的混业经营，因为这些业务大多数还是要通过控股子公司来开展。 但作为规模庞大、天然的吸收存款优势，以及各种实（kao）力（shan）都超高的大银行来说，起码现在各条脉络打通来了，未来怎么发挥，还不算他们说了算。 为打造航母级券商对抗金融开放变局？ 众所周知，迫于内在需求和外部压力，我国的金融开放进程是在不断提速的。自2020年4月1日起，我国金融市场也正式全面开放，这意味着国外的保险、券商、期货公司都可以参与进来。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金融市场无疑是一块非常诱人的大蛋糕，但对比国外顶级的投行机构，我们的券商行业无论个体体量还是整体实力都难以匹敌。 有分析认为，面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顶尖券商，未来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尽快打造出“航母级头部券商”，才能承载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从而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这观点不无道理。作为联络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金融这块虽然是开放了，但这个基本盘话语权绝不容外人动摇。 因为各种限制，国内的券商一直未能有可以与海外巨头相匹敌的龙头跑出来，现在就算完全松绑也没那么多时间给他们进化了，因此最快速的还是从银行这边突破。 毕竟我国的商业银行早就拥有了信托、保险、期货、基金等核心牌照，并且在操作层面已经积累相当的经验，如果银行能获得牌照那么在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届时跟海外投行巨头比如高盛的功能模块上已经差不远。 当然，国家对于国内商业银行的期望，不仅仅是守住国内的基本盘，如果能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竞争去，打造出高盛这样的国际顶级投行，那当然更好了。 对银行的利好有多大 首先，商业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对其来说绝对是利好的。 不过，就目前而言，在当前的券商业务模式下，能够为商业银行带来的业务收入增长其实非常有限。 尤其是对于大银行的营收规模来说，券商那点业务收入基本算得上是个鸡肋，起码目前是这样。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2019年度经营数据，国内133家证券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604.83亿元，包括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1221.60亿元，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1230.95亿元。这意味着刨掉投资收益的话，这133券商的净利润基本所剩无几了。 但对比同期商业银行净利润19932亿元的规模，这全部券商的净利润都仅有银行的6%，业务规模对比太悬殊。 不过，有了这个券商牌照，银行的想象力就可以多不少，银行可以更好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自己做投行业务的话，参考高盛花旗这种国际投行玩法，增量的业务肯定不会少。 同时银行的高净值优质的客户资源不缺，如果能提高这些客户投资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以及发挥更多层次的金融业务，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另外，对于先商业银行发牌照，目前按照目前的猜测，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证监会直接向银行直接发牌照，就像银行成立理财子公司一样。但这种方式相当于从零开始，不大符合现在时间紧迫的要求。 二是以收购兼并重组的方式获取，银行直接下场收购券商来获得牌照，如中信证券跟中信银行合并，光大银行跟光大证券合并等。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高效直接，同时能快速补起短板，在短时间内整合力量应对金融开放下的外资入场竞争，这也符合大家预期。 目前在证券公司中，银行系的券商不在少数，如中行、工商、交通、招商、光大等，因此感觉上银行通过重组的方式获得券商牌照会是轻车熟路。 有分析认为，运用排除法，可以大致猜想到会选出哪两家银行： 首先是平安、中信、光大、招商局这几大集团旗下分别都有相应的券商，所以再给它们发放券商牌照的可能性不大。其次中国银行旗下已有中银证券，三是农业银行、邮储银行上市不久，内部治理梳理还需要时间，试点任务落在它们身上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排除下来最大的可能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三家。 但最后真是情况如何，谁也难说。 对券商影响有多大 事实上，早在2015年，市场上就已经爆出证监会研究商业银行申请券商牌照的制度和配套安排，只是因为遇到小股灾而不见下文了。 而在近期4月份市场传闻称中信证券将与中信建投合并，打造“航母级”券商的消息再起，虽然该消息被官方否认，但起码这也可以看出关于券商业的改革实际也早已暗流涌动了。 有分析认为，一旦商业银行获得券商牌照，依托资本、网点、客户资源等优势，银行系券商将有望迅速崛起成为证券行业的领头羊，改变当前的证券行业的竞争格局。相对于有背景实力的大券商来说，中小券商的日子可能就难过了。 虽说券商的投研能力是银行无法比拼的优势，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核心优势，只要银行愿意花重金培养或招聘高水平投研人员，以及完善内部体制，培养起强势的产品团队并不是难事。只是目前银行资产管理规模过大，术业有专攻，选择借助术业有专攻的外部机构是较优选择而已。 当然，如果证监会的计划是银行通过重组的方式获得券商牌照，那么对小券商来说未必不是个好事，假若能绑上银行的大腿，那可以算得上是个改命的大利好。 结语 且不管给商业银行证券牌照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对于银行来说，起码算是个不错的利好，但对券商来说，虽然单个券商来说利好利空都可能各有不同，但整体可能短期看属于利空吧。 毕竟在目前市场环境下，不单单是外资要进来，连国内银行也要参与进来，A股韭菜田就那么大，僧多了，粥自然也少了。 不要忘了，国内放假的这两天，美股可是累积大跌了4%，并且疫情及全球经济数据继续不好看，对整个市场都是个大利空。 接下来周一A股会怎样开局，一起拭目以待了。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弥漫悲观情绪，为应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央行充分发挥了货币政策“实施快、见效快”的特点，施策精准，及时投放流动性并引导利率下行，安排股票市场如期开市，设立债券市场 “绿色通道”，整体效果来看，金融血脉畅通，市场预期稳定，可以说，为“六稳六保”创造了积极的金融环境。 4月份以来，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同时，个别金融领域出现杠杆率回升和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风险苗头隐现。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也灵活调整了政策操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其目的是为经济金融长期持续稳定健康运行夯实基础。 平心而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达到了政策预期效果，对于这一点，市场有目共睹。站在市场观察者的角度看，市场机构还是需要正确认识特殊政策的阶段性特征，秉承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不能靠短期投机一条路走到黑。人民银行也应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稳定市场预期。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货币政策出手早见效快，稳定了市场信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在保主体、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供应链中断、经营性现金流萎缩，各类市场主体压力巨大、恐慌情绪有所蔓延。受此影响，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13.5%，2月PMI大幅回落至35.7%，均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创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跌幅，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若不采取措施及时恢复金融市场运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和经营主体现金流压力，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应对积极。其中，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总量上向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专项优惠再贷款和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合计1.8万亿元，确保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融资。针对小微企业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工具。以上措施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前5个月新增贷款10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即便如此，刺激政策仍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范围内，没有搞外国央行的大水漫灌，为未来操作预留了空间。 第二，经济数据回暖、金融风险苗头隐现，对预防刺激政策“后遗症”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新要求。随着复产复工有序进行，4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呈现回暖迹象，工业增加值同比降幅持续收窄。5月份，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5.87%，统计局PMI连续3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汽车消费同比增长3.5%，较前期明显好转；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1.13个百分点至8.09%，已恢复至疫情发生前。随着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否需要提前做好调整，避免相关后遗症影响今后经济稳定运行成为重要考虑。 观察金融领域，随着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货币市场利率逐步进入历史低位，隔夜和七天回购在4月底均出现近十年最低值，而3月银行间市场杠杆水平回升至110%的近年来高位。除了金融机构通过杠杆操作盈利，也出现部分企业套利现象。今年以来结构化存款规模大幅上涨超2万亿元，M2增速与M1增速的剪刀差从2月的4%持续上升至4月的5.6%。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苗头已经出现，对人民银行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踩刹车”收紧货币，目的是为了“退空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近期的调整看，DR007回归至接近2.2%的政策利率水平，利率债中短端品种在接近年初的水平停止上行趋势，作为市场“压舱石”的长期品种在全过程未发生大波动。一级市场发行回暖，券商短融本月发行规模同比上升1.7倍，同业存单发行连续两周环比回升。银行间市场信用债收益率在经历前期波动后稳定在较年初低约20个基点的水平。伴随信用债供给回升，近一周发行成功率反弹至95%，中长端发行占比回升至四成，前期一度发行困难的永续债重新启动，占比回升6个百分点至10%。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并未发生逆转，结构上还有优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近期的金融市场调整，针对的是刺激政策实施后难以完全避免的套利甚至资金空转行为，政策目的是为了及时遏制泡沫膨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避免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为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第四，市场各方应当做好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正确看待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专业应对市场波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是在全面汇总相关信息基础上统筹考量的结果。针对突发事件推出的特殊政策有其阶段性，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必然存在适时退出的一刻。投资者应当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专业判断，既要避免投机心理，又要对“退空转”政策的影响提前应对。市场利率自4月底开始回升后，前期盈利颇丰的机构纷纷获利了结，对于部分不舍得“下车”的，以及以抄底为目的“后上车”者，更应该秉持盈亏自负的良好心态。
行业动态 分布式数字身份产业联盟（DIDA）成立 6月24日，由央行旗下中钞区块链技术研究院与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15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分布式数字身份产业联盟正式成立。目前分布式数字身份在国际上的研究和发展日趋成熟，但在中国，互联网数字身份的发展尚停留在联盟身份阶段，DIDA希望通过四方面的工作，推动国内分布式数字身份建设，加快生态融合，助力中国可信网络的建设。（每日经济新闻） 税务部门发布新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部门发布新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从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涉农产业发展、激发贫困地区创业就业活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扶贫捐赠六个方面，实施了110项推动脱贫攻坚的优惠政策。指引明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农村电网维护费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将优化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新华社） 中国已经启动修订《反洗钱法》 2020年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以视频形式召开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第31届第3次全会并致辞。易纲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已经启动修订《反洗钱法》，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纳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议事日程，持续加大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力度，为国际合作进一步夯实法律基础。（证券日报） 公司动态 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 在使用“蚂蚁金服”这个简称6年之后，支付宝的母公司不久前已经启用新名称“蚂蚁集团”，全称则是“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强化科技公司定位，这更符合蚂蚁目前的实际状况。根据蚂蚁预测，到2021年，蚂蚁的技术服务收入将上升至总收入的65%，成为第一大收入项。而在员工构成上，蚂蚁集团技术人员目前占比逾63%。（36氪） 平安壹账通虚拟银行开启试营业 6月24日，香港– 平安壹账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宣布，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下启动试营业。这次试营业期间，平安壹账通银行邀请香港约200间特选贸易中小企业客户及2,000位个人客户参与，分别率先体验该行中小企银行与个人银行服务。此外，平安壹账通银行还为个人客户推出”优易赏”优惠计划。（新浪财经） 滴滴升级金融事业部架构 近日，滴滴内部宣布，已经升级金融事业部架构，集团财务和经营管理副总裁卓越将同时担任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向高级副总裁朱景士汇报。同时，成立金融生态管理部，专注持牌业务的经营管理，并持续深化外部合作。 2016年，滴滴设立金融事业部，2017年底，滴滴斥资3亿元买下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曲线获得支付牌照，从而为其进入金融领域奠定基础。2018年2月，随着滴滴金融部门升级为金融事业部，目前滴滴已取得财险、小贷、支付等核心金融牌照，疫情期间，滴滴又金融推出肺炎险、医疗急救卡等项目。（36氪） 360金融正式推出信用分360分 近日，360金融正式推出个人信用分360分，此功能已在360借条APP上线，这是继蚂蚁芝麻信用分和腾讯微信支付分之后，国内互联网巨头+银行综合体建立的第三个信用分体系。（上游新闻） 工行登录支付宝直播 6月22日，工行首次登上支付宝做直播，面向中老年朋友科普理财防骗知识。直播当天，工行支付宝直播首秀1小时吸引超60万粉丝观看。5月28日，支付宝宣布打通淘宝直播，正式开放平台直播能力。越来越多金融机构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开通直播间。截至6月，支付宝直播能力已经开放给40家金融机构。（电商报） 德国支付巨头Wirecard申请启动破产程序 据国外媒体报道，身陷巨额会计丑闻的德国支付巨头Wirecard今日表示，公司将申请启动破产程序。Wirecard上周四曾宣布，外部审计机构安永无法核实该公司本应存放在亚洲银行中的19亿欧元（21亿美元）现金。本周一，Wirecard又发布声明称，下落不明的这19亿欧元现金余额可能根本不存在。（新浪科技） 中国银行考虑终止对德国支付巨头Wirecard授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正讨论终止对德国支付巨头Wirecard的信贷安排，此举将严重影响正陷入数十亿美元会计丑闻的Wirecard公司的生存能力。知情人士称，作为中国第四大银行，中国银行可能会冲销Wirecard所欠的8000万欧元（约合9000万美元）的大部分，不再延长其授信额度。（cnBeta） 京东将收购京东数科36.8%股权 北京时间6月25日晚间，京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文件，宣布将收购京东数科36.8%的股权，并向京东数科追加投资17.8亿元人民币。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当前京东数科的种种变化，意味着京东数科上市节奏加快。（新京报） 先锋支付备付金被挪用14.95亿元 先锋支付母公司中新控股发布新公告，确认先锋支付备付金账户被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经讯公司”）挪用，并且提取的金额超过其存款额，挪用资金合计约为14.95亿元。据悉，2019年7月政府机构开展现场检查以来，先锋支付已暂时停止运营。先锋支付的支付牌照面临被吊销的风险。（每日经济新闻） 苹果推出“小程序”，无需下载应用可直接支付 6月23日凌晨，苹果公司通过线上形式召开年度开发者大会。其中，iOS 14新增的一项名为App Clips的功能引发了不少关注。这个功能有点类似于“小程序”，用户无需从App Store中下载整个应用程序，只要通过扫码或者轻触NFC磁片就可轻松开启所需服务（如通过Apple Pay支付停车费），便利程度大幅增加。（新浪科技） PayPal将推出加密货币直接买卖服务 知情人士透露，PayPal计划向其3.25亿用户推出加密货币的直接销售服务。目前尚不清楚PayPal将提供合哪些加密货币的直接销售服务，以及加密货币的数量。业内人士表示，预计PayPal“将与多家交易所合作，以获取流动性。” 此外，据Cointelegraph报道，PayPal正在招聘加密货币及区块链专家，在该公司公开的招聘列表里可以找到加密技术工程师以及区块链研究员两个职位。（品玩） 其他资讯 阿里张勇：物流是走向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 6月23日，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在2020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表示，经历疫情，大家对“基础设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物流就是走向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张勇表示，数字化已经全面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企业的经营，可以说，数字化是面向未来最大的确定性，菜鸟将继续数字化、智能化，准备下一代快递网络升级。（新京报） 汇丰银行等多家国际银行重启裁员计划 近日，汇丰银行重启了3.5万人的裁员计划，以削减45亿美元的成本，并冻结几乎所有外部招聘。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包括德意志银行、意大利裕信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众多国际银行累积披露裁员计划超过7.7万人，若加上此次汇丰银行的3.5万人裁员计划，全球银行业计划裁员规模已超过10万人，外资银行降成本的态势尤为明显。（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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